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认为，在动物的繁殖与生成过程中自然给予了周密的安排和照顾。而经过驯养或者野生的动物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其皮毛可以提供给人类制作成“服履”，其骨角为人类的工具提供来源。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就为动物生长着丰美的植物，为众人繁育许多动物，以分别供应他们的生计。”换句话说，自然界生长的植物是为了喂养动物，动物的存在是为了向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因而，自然在人们的眼里仅仅是人类生活必需品的仓库。可以说，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观念在人们的意识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人们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和评判万物的尺度。
基督教则从宗教的角度支撑着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即把人类描绘成上帝最钟爱的生命状态，甚至把他的形象赋予了人类，并告诫人类：“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使你们的后代遍满全世界，控制当地。我要你们管理鱼类、鸟类和所有的动物。”因此，基督教宣布说，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并赋予人类管理和控制大地的权力。所以，怀特认为西方的“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并长期“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我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因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于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如果说目的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提供的仅仅是一种观念和意识——一种靠理性的思考就能获得的观念和依靠信仰支撑的对宗教教义的解释；那么，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使得人类中心主义改造和控制自然的目标有了现实的技术保证。特别是哥白尼的天文观察结果为人们打开了崭新的视野：地球与其他天体的物质是相同的，并且受同样规律的支配。于是，自然界在人们眼中又有了新的意义——观察和实验的对象。
伽利略则进一步把自然送进了实验室，分解成简单的形式和可度量的对象，并使它们服从数学的规律。于是，自然在人们的眼中便被看作是没有活力的物质。在此基础上，英国的培根通过他的《新工具》向人们宣布，了解自然不应是目的本身，实践才是目的。也就是说，利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来干预自然，支配自然，征服自然，这才是人类最终的目的。“知识就是力量”便是培根这一观点的集中体现。在培根看来，正是因为人的理性具有对自然、对事物的本质进行调查研究的能力，因而人类是能够支配自然的。这种思想构成了近现代西方思维方式的主导特征。
应当承认，对“自然”的新认识，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纺织机、蒸汽机的出现，加快了西方文明的步伐。但同时，在人类企图通过技术革命调整和控制自然的过程中，人们对于人类以外的生命物种和自然环境的漠视和践踏，导致了生态环境严重失衡，由此也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这也迫使人们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反思，并将这种反思扩展到社会伦理的领域。
传统伦理的作用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以善与恶、正义与邪恶来评判与规范个人、社会团体和政府的行为。生态伦理则是主张把传统伦理的道德标准、行为规范进一步扩展到人之外的生命物种身上。或者说，人类必须尊重各种非人类生命物种的“生存权利”，并以对待人类行为的善恶标准和评判方式处理人类与自然（包括各种生命物种）的关系。在关注人类的生存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存，并与之和谐共存。因此，生态伦理学导致的不仅是伦理学，而且是整个人类自古希腊开始的价值体系和基本观念的改变。正因为如此，从传统伦理到生态伦理的转变对于人类来说是痛苦而且艰难的过程。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为了生存，一直在与自然抗争。中国神话中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大禹治水等都表达了先民对自然的抗争精神和欲望，这种抗争无可厚非。然而，人类想要控制自然则是另一回事。当人类以征服者的心态藐视自然，借助技术的手段控制自然时，尤其是当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拥有了“上天揽月”的能力时，如果没有自觉的约束力，现代技术运用的结果造成的将是毁灭性的生态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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