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商朝商人问答[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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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商朝商人问答[第5页]

作者:祖法天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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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严文明的论文说：＂东北地区陶器以筒形平底罐为基本形制，常饰压划纹和篦点纹。由于东北纬度较高，气候较寒冷，铁岭以北生产仍以采集、狩猎为主，多细石器；铁岭以南虽有农业，也远不如黄河流域发达。＂

123，严文明的论文说：＂山东同东北史前文化的联系主要表现在相互邻近的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尤以二者之间的长山群岛和庙岛列岛最为明显。虽然两地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但其主导方向是由南向北，影响范围不超过辽东半岛。所以东北自始至终仍然是一个独立文化区，那里的史前文化同山东的差别远大于山东同中原的差别。其居民当然不可能属于东夷族系。＂

124，严文明的论文说：＂山东史前文化的居民有一些特殊的风俗习惯，如被发文身、黑齿墨脸、拔侧门牙、口含小珠、身佩玄龟、手执獐牙、枕骨变形、衣服左祍、杀人祭社等。其中有些是考古发现，有些只见于文献记载，有些既见于文献记载而又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实。＂

125，张锟的《东夷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一文则认为，东夷的考古学文化只能从对应夏王朝的岳石文化算起，即岳石文化----芝水二期遗存----珍珠门文化----南黄庄文化。该论文说：＂夏商周王朝作为中原核心区的主导力量，在处理与四方人群的关系时，主要是从自身的政治、军事利益出发，经营四方的策略的制定和推行，着眼于确立自身的政囗治权威，消除安全威胁，保证稳定的资源汲取。东夷作为相对于权力中心的边缘人群，其自身的发展被日益纳入这一渠道。＂

126，张锟的论文说：＂本文对东夷文化发展历程的分析，按照岳石文化、芝水二期遗存、珍珠门文化和南黄庄文化的顺序对东夷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特点进行分析，结合各类遗存所包含的特定内涵，利用相关的人类学理论阐释不同遗存所反映出来的具体历史内容。＂

127，张锟的论文说：＂从山东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转化开始，东方地区社会的发展出现停滞现象，从较为复杂的社会回复到相对简单的状态，＂分裂式结构＂成为东方地区长期持续的社会现象，＂九夷分立＂即是这种社会状态的反映。东夷各分支人群的政治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在整体上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抗衡，逐渐陷入衰退状态。＂

高中经济史上说，最早的商人出现在商朝

128，张锟的论文说：＂夏王朝初年，从后羿、寒浞代夏到少康中兴的政囗治变动，导致夏王朝对东方地区的长期重点经营，在文献中留下了较多的记录，使夷夏关系史的记录构成夏王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九夷分立局面的形成，即为夏王朝长期经略东方地区文化与人群的结果，影响了东夷社会的发展进程，造成了东夷社会不同于华夏王朝的特点，真正意义上的＂东夷＂出现在华夏的东方。＂

129，张锟的论文说：＂夏商之际至商代早期，基于商与夷之间长期的文化联系，东夷在以商人为主导的政治、军事休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东夷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部分人群开始摆脱发展上的滞后性，东夷文化对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进入了一个明显的上升期。＂

130，张锟的论文说：＂早商文化三期前后，随着商王朝力量的强大，商夷关系主流转化为新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商王朝的政治、军事力量及商文化日益向东方地区扩展，引起了东夷文化的演变，岳石文化演化为芝水二期遗存，东夷文化退缩至胶东地区。＂

131，张锟的论文说：＂殷墟一期阶段，商王朝进一步向鲁北东部地区扩张，围绕沿莱州湾的海盐资源，商与夷再次发生联系，商王朝向东扩张造成芝水二期遗存向珍珠门文化的转化。商周之际至西周中期，中原地区的政囗治变动为珍珠门文化提供了加强对外影响的机会，在鲁北地区广泛出现东夷土著文化的因素，并与商、周文化日益融合。＂

132，张锟的论文说：＂西周中期，西周王朝将政治、军事影响扩展至胶东地区，使珍珠门文化向南黄庄文化演变，并被压缩至胶东半岛东南一隅，东夷文化日益融入周文化，东夷文化与人群最终完成了华夏化过程。大约到春秋中期以后，东夷文化消失，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133，真正的＂东夷＂二字明确出现在文献典籍中是在周代，这在传世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有确切记载。如《史记·周本纪》：＂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而明确以华夏居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配合的记述最早见于战国的《管子·小匡》：＂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安服。＂

134，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明确提到＂东夷＂的是西周早期凤鸟纹方鼎：周公东征方鼎。铭文说：＂唯周公于征伐东夷、丰伯、薄古、咸囗。公归荐于周庙，戊辰饮秦饮，公赏贝百朋，用乍尊彝。＂铭文记述了周公东征获胜回归后在周庙进行的祭祀活动。

135，周公东征方鼎又叫＂丰白鼎＂等，名称实多。此鼎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1927年地方军阀党玉锟在陕西宝鸡县戴家湾盗掘出土。有学者认为＂周公东征方鼎＂的器主是冉季载，即周文王的小儿子，周公的小弟弟。也有人认为器主是＂毛叔郑＂，均可作备说。需要说明的是此鼎铭文上的＂东夷＂的＂夷＂字清晰显示是个＂侧面人形＂。

怎么回事？又是发出的不显示？

136，严文明在《东夷文化的探索》一文中已经指出，范晔的《后汉书·东夷列传》实际分为两部分：先秦时期的＂东夷＂和秦汉之际的＂东夷＂，后者实指东北地区、朝鲜和日本等。

137，先秦时期的＂东夷＂不论是在地域、血源和考古学文化上都与秦汉之际的＂东夷＂毫无关系，这也正好证明＂东夷＂就不是族称概念。秦汉之际的＂东夷包含有日本，范晔的《东夷列传》中关于日本的相关记载在考古学上有现实反映吗？当然有，这就是东亚三大金印之一的＂汉委奴国王＂印。

138，侯养民的《＂汉委奴国王＂金印》，该文发表于2002年第2期《文博》。该文说：＂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冈县筑前粨屋郡志贺岛上，农夫甚卫兵下于该岛西南海岸一块大石下发现一枚蛇纽金印，遂上缴官府。金印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汉字，它的出土，轰动了当时日本朝野。1922年，日本政府在金印出土地刻石立碑：＂汉倭（同委）奴国王金印发现之处＂，此印现藏福冈市美术馆。1954年，日本政府文化部门将其定为＂国宝＂。＂

139，侯养民的文章说：＂在中国的出土文物中，可与＂汉倭奴国王＂金印相互比较印证者，有东汉＂广陵王玺＂和西汉＂滇王之印＂。＂广陵王玺＂的受封者是东汉初期的同姓王刘荆，此玺1981年出土于江苏省邗江县甘泉2号墓，龟纽金质。＂滇王之印＂是西汉武帝时西南夷滇王佩印，1953年出土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6号汉墓。＂

140，侯养民的文章说：＂上述三方金印颇相类似，盱衡史乘，乃是两汉王朝的典章制度具有因承关系。西汉与东汉分封制度的规定可见＂广陵王玺＂实物与史载相符。如此，则＂汉委奴国王＂金印实物与东汉典章亦相符合。＂

141，侯养民的文章说：＂《后汉书》就载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使者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帝赐其印绶＂。印即＂汉委奴国王＂金印。当时光武帝视倭奴国为四夷藩属之一，颁赐印绶在＂委奴国王＂前加一＂汉＂字，即表明所属关系。＂

142，日本人塩屋胜利的《关于＂汉委奴囯王＂金印的二、三个问题》，该论文发表于1993年第2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该论文说：＂与＂汉委奴国王＂金印有关的中国史书记载是《后汉书·东夷传》：＂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者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同书光武帝纪建武中元二年条，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的记载吻合。＂

143，日本人井上清的《日本历史—国史批判》，该书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井上清说：＂当中国孔子和老子生活的时代，日本列岛还处在拾果实于自然，捞鱼贝于海河，猎鹿猪兔于山野的石器渔猎经济中。到公元前2—1世纪时，在大陆的强烈影响下，列岛才进入农业和金属器时代。＂

144，井上清说：＂在大和地方，国家最早是在3世纪形成的。在此前的1世纪时，北九州也有了许多国家，他们向中国朝贡奴隶而得到铁制农具、高级绸缎、剑和玉等，同时被赏赐了国王称号，有的就曾由后汉光武帝那里得到了＂汉委奴国王＂金印。＂

145，＂汉委奴国王＂金印、＂滇王之印＂和＂广陵王玺＂被称为东亚的三颗金印。其实，学者们还在期待第四颗金印的出现，就是那颗＂亲魏倭王＂印。《魏志》上记载有，魏明帝（即曹操的孙子）曾诏封倭女王＂卑弥呼＂为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绶。印的拓样收在《宣和集古印史》中。这是三国时代初期对日本人的相关记载，说明三国时代的魏王朝已认识到＂卑弥呼＂是总括＂倭＂人的王。

146，关于＂汉委奴国王＂金印，曾有人以为是仿制或赝品。但张振新的《＂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的论证》，该论文发表于1993年第2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张振新的论文从多方面详细论证了东亚三大金印，说明这三方发现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而同为刀刻的王印，决不可能为伪制或仿制。

147，另外，日本人石川日出志的《＂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再探讨》，该论文发表于2015年第5期《大众考古》。该论文说：＂1784年，二位佃农在九州岛北部的志贺岛偶然发现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学者们认为它就是《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的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委奴国奉贡朝贺时光武帝赐给的印绶。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此印应该是江户时代（1603—1867）仿制的，也有人认为此印为赝品。经过多角度的研究，我认为这些质疑是不能成立的。＂----有兴趣者可观张振新和石川日出志的两篇论文。

148，《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有叔向和韩宣子的对话，叔向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可见在文献学上，古人的历史记忆里，商王朝的覆灭是缘于商纣王对东夷的征伐。商末的甲骨刻辞中也屡见商王朝和夷方、盂方、羌方等周边方国频繁作战，显现殷末商王朝边域的紧张情势。经过数代学者的努力，目前，对殷墟甲骨文黄组＂帝辛十祀征夷方＂的过程、情况已具备较为详尽而坚实的排谱，对基本问题的认识学术界已大致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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