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 原作‘鹤帮问鹿帮’[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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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原作‘鹤帮问鹿帮’[第3页]

作者:晋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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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披鲁斯的名字包括本节内与之相关的地名，均采用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里的译名，如果你习惯称他为皮洛士也无妨。
②
这种人格化的城邦形象在17世纪人文主义者们的政治学研究中屡见不鲜。
③
霍布斯《法的原理》P104
④
贺拉斯《奥特歌》第三卷，P45-48

“哥罗赛奥”竞技场

帝国时期在西班牙兴建的供水渠道

万神殿

古罗马大道

二、是杂种还是嫡传——拜占庭与罗马帝国的传承关系的辨析
中兴之主度过安宁和昌盛的统治时期，把帝国交给他的继承者，再加上新的都城、政策和宗教……君士坦丁堡在最后沦亡的时刻，比起雅典最繁荣的年代还有富裕和兴旺。——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当一个叫戴克里先的罗马皇帝在公元285年做出了将帝国一分为二的决定之际，东罗马帝国的名字就出现在历史之上，而当灾难于476年降临在西部帝国的时候，东部扛着罗马帝国的大旗一直存续到1453年。在此之后，一些学者认为有必要为这个并不包括罗马城在内的帝国取一个不含“罗马”字样的新名字。虽然帝国的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君士坦丁堡，但“君士坦丁堡帝国”的名字未免显得冗长而欠缺雅致，于是，做为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前身——希腊时代的小镇拜占庭的名字从历史的灰尘中被再度挖掘出来，成为对帝国的新命名。无论恰当与否，“拜占庭帝国”的名字已是深入人心，但对于开始使用该名字的确切时间，依然争议不绝。如果说始于公元285年，当时的拜占庭充其量不过是帝国版图内众多小城之中的一员，只有在324年被君士坦丁大帝看中后，才得以脱颖而出，但即使如此，它的地位还不是那么突出。所以，在我的叙述中——尤其是公元5世纪之前——绝不会出现拜占庭帝国的称谓，因为只有在那个时期，君士坦丁堡才真正成为帝国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并且西罗马帝国已不复存在。

正如罗马人的征服改变了希腊人的生活一样，从东部战争中归来的士兵和作为人质、使节、被羁留者、贸易者、专业人员或战俘来到罗马的希腊人使罗马人熟悉了希腊的语言和风俗。工匠、医生和哲学家带来的希腊技艺和希腊式教育模式让加图这样的老派罗马人心生忧虑，却又无力抵抗。来着叙拉古和柯林斯战利品刺激了贵族们的奢侈欲望，私宅变得更加富丽堂皇，罗马变得更加适宜居住。这种影响的最大成果提现在公元前3世纪罗马文学的兴起。李维·安德罗尼库斯——最早的罗马诗人，本身就是来自塔林敦的希腊人，他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并以将荷马史诗介绍给罗马人。卡拉布里亚的埃尼乌斯是将希腊哲学引入罗马世界的第一人，他的《编年史》将罗马人的历史介绍到希腊（其中也包含了罗马人对希腊的政治宣传）。然而，他还不是走的更远的人，皮克托、阿利门图斯以及艾宾努斯等罗马政治家，写作使用的都是希腊语而非拉丁语。只有老加图在坚持他的母语，他的《源流》是第一部用拉丁散文写成的著作，其结构却是希腊模式的，即使他本人对希腊的一切都流露出高度的不屑。
希腊化的另一面是让罗马人更加喜爱戏剧的创作、表演和欣赏。多才多艺的埃尼乌斯根据欧里庇德斯编写戏剧，追溯特洛伊的谱系。涅维乌斯开始创作罗马背景的悲剧和喜剧，他的历史剧则直接取材于布匿战争。罗马最伟大的戏剧家非普劳图斯和泰伦斯莫属。在他们留下的手稿中，处处可以看到雅典的米南德的影子。但那不是简单的模仿，否则他们就称不上伟大，因为罗马人的天才之一就是改造，所以在大约3个世纪里，识文断字的罗马人通常都是双语使用者。

除了内忧，外患是一个更加严重的威胁。虽然帝国在撤出达吉亚地区后收复了西部大部分国土，但在东部地区，比蛮族更有组织，战争技术更加先进的波斯人依然是帝国的劲敌。在北方，一个强大的蛮族联盟已经形成，他们针对帝国的军事行动变得更加声势浩大。在这两条边境线上，缺乏天然的屏障，除了河流之外就是一些海拔不高，易于翻越的山脉，完全起不到阻挡的效果。为了有效的抗击敌人，戍边部队必须强大到足以在必要的时候敢于违抗皇命，因此造成的帝国内部空心化的情况又难免不令戍边将领们产生谋反的念头。
在财政上，帝国也陷入了困境。公元165年和251年的两次大规模传染病的爆发使得帝国丧失了大量人口。虽然找不到十分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此一时期内帝国人口的锐减的事实是无可质疑的。人口意味着税收，人死的越多，帝国就越难维持税赋收入，便没有钱来扩充足够的军队。减少货币成色和过度发放货币所引发的通货膨胀，既破坏了贸易，又使得税收贬值，这既使士兵不满，也令军队供应不足和装备低劣。钱币已经几乎从银质蜕变为铜质，再想搞什么掺杂都变得很难。

除了这些具体的国计民生之外，罗马人的信仰也出现了危机。当时的大部分人都将一切天灾人祸归结于神的不满，以至于有几位皇帝将基督教当作获罪于天的根源，加以大肆迫害，以期挽回奥林匹斯众神的心。但是，这些迫害并无助于改变局势，对希腊－罗马诸神的信仰已经因为教义题材上的众多不光彩的道德问题和互相矛盾的神话故事而受到动摇，古老的信仰既不能为社会树立道德规范，也无法给予个人以来世幸福生活的憧憬，因此很难打动人心。而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又失之深奥，无法在大众之中得到传播。因此，作为高级神职人员之一的皇帝因无法统一宗教而进一步丧失人望。
在此时的罗马人眼中，滥交无度的宙斯、鸡鸣狗盗的赫耳墨斯以及酗酒昏聩的狄俄尼索斯怎么看都看不出半点值得敬重的样子，大多数罗马人都不赞成离婚、滥交和同性恋行为。在一片谴责声中，诸如埃及的兄妹通婚等古代陋俗都渐渐销声匿迹。在性行为方面，整个社会趋势正在朝着严肃的方向发展，新柏拉图主义者甚至认为贞洁比结婚更重要。而基督教的道德伦理观念显然更符合这个时期的大众价值观。

三、拉丁文明的古典与现代意义
只有那种可怜的气量偏狭者，才会不赞成那些不知道如何像法比乌斯家族和瓦列里乌斯家族①一样铸造国家的希腊人，不赞成那些没有学会像菲迪亚斯一样画图，像阿里斯托芬一样写作的罗马人。——蒙森《罗马史》
说到传统意义上的古典学者，我们通常都会联想到希腊文明的研究者，而非罗马的拉丁文明。因为这种文化看上去远不像希腊文化得到牢固的构建，使得其热爱者的数量既少且缺乏自信。回想起来，除了共和国晚期到帝国早期的诗歌之外，几乎没有哪种拉丁文学可以和希腊文学相提并论，有哪个人敢说自己在学生时代曾经研读过卢坎、西塞罗和斯塔提乌斯的著作？但是，曾经有这样一个世纪，维吉尔的声望超过了荷马，卢坎和塞内加的句子频繁出现在议会辩论之中，拉丁语成为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阶层的通用语，除了法国人之外，外交官们鲜少用母语和外国人交流，虽然发音不标准的拉丁语不会让他们的话更加通俗易懂却几近怪癖的坚持着，原因无非是生怕“粗俗的英语”使自己颜面扫地，正如诗人、剧作家奥利弗·哥德史密斯在他的遗嘱中告诉家人，千万不要用英语来写他的墓志铭，因为那样将会“污染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墙壁”。是的，这就是18世纪，一个拉丁语是世纪，直到在下一个世纪被法语取而代之。
造成这种衰微的原因当然不是由于“塔列朗春天讲的笑话叫可怜科隆人冬天才明白”，而是学校教育和语言学家对拉丁语的滥用。罗马人是天生的语法学家，受过修辞教育后就会变成演说家。因此，它从本质上说更适合在教室里使用，也适合于立志从事语言研究的人，而非日常交际之中那些言不由衷的寒暄客套。过分使用拉丁语会让人不自觉的陷入旁若无人的滔滔雄辩，忘记自己是在站在自家客厅里还是在下议院的地毯上。可以说，拉丁语是最好的词汇训练，它有严密的语法规则，规则支配着语言的曲折变化和人称、数、格的前后呼应。只有一丝不苟的遵从规则，整句话才会符合逻辑并呈现出优美的结构。对所有语言学家和翻译家来说，拉丁文都说一种艰巨的挑战，但胜者也将获得最大的回报。
从精神层面而言，18世纪是逻辑的，其思想为精确的语言所包裹，然而即使如此，维吉尔和西塞罗的水平依然不是蒲柏和安迪森所能企及的，他们充其量只能在一部分上做到相对的精致，而放任另一部分为保持平易而流于粗俗。但没有任何人会愚钝到不为罗马的历史所震撼，所感动：公民军团前仆后继殊死抵抗汉尼拔时所洋溢的爱国主义精神；帝国时代辉煌壮丽的纪念碑、拱门、大桥、道路和高架引水渠；西塞罗的无碍辩才和维吉尔的六步诗韵中的音律之美。希腊固然可以占据文明之春天的所有魅力，但罗马在其所有事业中拥有的是雄伟的气魄。每一个公正的人，即使无需去热爱，但至少也会为之折服、感叹和肃然起敬。

然而，真正使得拉丁文明实现对希腊的超越的还是他们在数世纪内创建并完善的法律。希腊人创建了通过法律管理的城邦共同体，讲求人人平等的法律乃是由人创造，再于公共场地内理性地对之加以讨论，这使得个体自由成为可能。可是，尽管他们发掘出了法律的形式，但却并未更进一步的对其内涵进行详细阐述。这一未竟事业是由罗马人通过最终深化了法律的内涵，赋予了包含在法律观念中的潜在的个体自由得以实现的方式来完成的。法律的功用为杜绝社会关系中的暴力和专断行为提供了指导，指出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因为法律的作用就是能为每个人的正当行为提供明确的领域，可靠的边界。这个边界简而言之就是由“我的财产”和“你的财产”所共同构成的“每个人自己的财产”，是罗马的法学家们清晰勾画出来的。
作为一个世界性帝国，罗马不得不为了使不同种族和睦共处，将各种本位主义的司法概念以及愈来愈抽象和普遍的司法工具融为一炉，创制出涉及个人权利的未成年、丧失能力、监护、财产管理、家庭、婚姻、遗产、收养、过继、法人等概念；还有涉及财产权的所有权、占有、地役权、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动产、时效、虚有权、共同所有权、共有权、租赁；还有债务权利方面的契约、寄托、担保、抵押权、保证契约、委托、财产共享、买卖、双务契约、诈欺、诈骗、遗嘱、遗赠、委托馈赠……
虽然西塞罗告诉我们，罗马法中“物归其主”的正义定义来自希腊人②，但是在“我的财产”的大概念下还是会发生具体事务，比如“我”结婚、生子、与他人合伙经商、合伙人会承担债权或债务、“我”会抵押财产，而“我”的孩子会继承遗产、然后离婚、会承认或否认私生子、财产被骗走后经过司法裁决又会失而复得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罗马人首创了司法工具，才使得确切的信息得到了保存。交换和转移③的行为决定了每一个人所有权的未来发展状况，而正是罗马法保证了它们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正是由于拉丁文明的出现，历史上第一次，由于法律，我们所说的“私人生活”才有了保障，法律为个体自由划分了范围并规定其他人不得进入其中。从这个方面说，罗马人创造了西方意义上的人本身，使个体、自由的人格拥有内在的生命和独特的命运。现代社会的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在构建和设想之际，都会以如此设想的人的存在为准绳，否则便不可能得到长久的认同。正如内莫所言，“我们相信，正是因为在伟大的罗马哲学家和文学家生活其中的社会里，由于法的作用，个体人格已经拥有了得到承认的社会空间，自我能够安全的得到充分发展，这些作家的著作所具有的人文主义色彩才会与希腊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截然不同。我们只要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柏拉图《法律篇》中的社会体系同卢克莱修、西塞罗、塞涅卡的哲学，同维吉尔或贺拉斯的诗歌，同塔西佗的历史中的社会体系之间的差别。他们身处的文明与现代人的文明要近得多。”④
①罗马史上最为悠久的两大政治家族，他们的先辈可以追溯到共和国早期的各种立法和政治制度的确立者身上，他们的事迹在后文会经常出现。
②参阅柏拉图《理想国》，33节。
③这是民法意义上论及所有权或财产的术语。
④内莫《古典与中世纪政治思想史》，P329

第一篇
从王政到共和
根据通常的看法，罗马的历史始于公元前754—753年之间①，而将公元476年罗慕路斯被废黜作为帝国的终结则不尽合理，应以565年查士丁尼大帝驾崩为下限②。他于在位期间恢复了帝国在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西部地区的治权，重新统一了帝国，他在法律上的成就——《查士丁尼汇纂》——从许多方面看来既是对先前文明成果的整体总结，又是对后世文明发展的指南③。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巅峰。此后的历史则属于拜占庭，在延续了13个世纪的罗马历史之后又延续了一千年。从罗马本身的意义来讲，这是一段同一个文化，同一个共和国，同一个帝国的不同阶段的独特历史，甚至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同一个民族的历史。
关于这段历史的叙述，其实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混乱——即使它的跨度足有2000年以上，反而清晰地呈现出五个阶段，对应五个不同的政治体制：君主制或暴君制（公元前8世纪中期——6世纪末期）、共和国（公元前509年——29年），帝国前期（公元前29年——公元285年）、帝国后期（或称晚近古典时期，公元285年－565年），拜占庭时期（公元565年——1453年）。不过，在进入对这样一段历史的叙述之前，还是要将时间上溯到史前时代，去追寻罗马人出现在意大利半岛上的来龙去脉。

第一章
史前的意大利
他们曾经来自不同的民族，但如今他们却是一家人。——帕诺提诺①
众所周知的是，罗马起源于意大利，但这里我并不打算效仿布罗代尔的风格②对意大利舒适的陆地进行一番描述，那些阳光灿烂的山坡和阴翳的浓绿，那些葡萄园和橄榄林的生动情态，它们都与罗马的历史没有必然关系。因为很快你就会发现，真正对罗马历史的塑造发挥作用的其实不过是一两个地理特征而已。
亚平宁半岛地理上的整体性是由山脉的弯曲形状划分而为四个部分：其一，北部肥沃的波河谷地，在共和国的大部分时期，这里都不被视为意大利的一部分，因为它长期被高卢人所盘踞；其二，沿亚得里亚海展开的狭长海滨地区，这里缺乏港口，由于干旱更是人烟稀少，在古代史的大部分时期几乎没有多少值得一提的事件；其三，意大利的南部，也就是这只“高跟靴”的“后跟”和“脚面”部分，很早就被希腊水手们纳入了视野范围，早在罗马人取得对此地的主权之前，已出现了不少人烟稠密，市井繁荣的城市；最后一部分就是以台伯河和罗马为中心的西临地中海的中部平原地区。受半岛狭长地形（平均宽度不过128千米）的限制，不可能形成很大的河流，在超过480千米的海岸线范围内，重要的河流仅有4条而已。至于所谓的平原，也仅仅是与亚平宁山地相对而言的，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并不低矮的小山丘，像一座座天然的堡垒，众多早期的村庄出于安全考虑就建立于其上，其中的七座山丘最终发展起来的城市就叫做罗马，在同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平原取得主宰权后而崛起。平原因此成为人口稠密的农业地区，从共和国晚期到帝国崩溃的前夜一直延续着富庶。台伯河为内陆与海洋提供了连接的可能，但其河口常年受到淤塞的困扰。不过，在其出海口部分还是有着一些人工良港，比如奥斯蒂亚。这块平原与意大利的其他部分的陆地交通是通过一些可以穿越的山谷来实现的。由此可见，在河流渡口不远处建立罗马城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与海滨恰到好处的距离既不影响交通运输，又可避免直接受到海盗的袭击，因为很少会有海盗敢于冒险深入陆地一天的路程进行掠夺袭扰，即使有，城市也会提前发现并做好防御准备。这一优点在早期尚显脆弱的城市而言，是对安全的最好保障。当罗马强大起来之后，这种地理条件又确保了它对意大利内陆和地中海的控制，堪称进可攻、退可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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