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 原作‘鹤帮问鹿帮’[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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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原作‘鹤帮问鹿帮’[第7页]

作者:晋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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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团司令官是军团的最高指挥者，其数目根据军团编制的大小来确定的，通常3－8人不等。以前这些人是由行政长官从贵族中选拔任命的。现在，根据《卡努列乌斯法》的规定，这个职务将在人民大会上不分等级地从贵族和平民中选举出来，同时此职务将被授予带有协议性质的行政长官的最高权力。当第一次选出军团司令的同一年，罗马没有选举新的执政官。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军团司令官出现之前，十人委员会已经拥有了这种协议权力，而军团司令官的设置显然是继承了十人委员会的协议权力而发展出来的。同时，也应看到当时罗马外部的战事频仍使得两执政官的配置不堪应付，必须增加更多的军事指挥官，而平民阶层做为罗马军队的中坚力量，也势必会籍此得到这些新的权力。面对这一现实，贵族们的折衷方案是顺水推舟式的。此后，元老院就必须面对这样的甄别，根据战争与和平时间的交替来决定每一年的选举是选行政长官还是军团司令官。
根据李维的记录，从公元前444年到400年这45年间，共有23次行政长官被军团司令官取代的情况发生，可见当时战事之频繁。第一任三名军团司令官的名单里，我们看到了一位叫做阿提里乌斯的平民。不过，真正的平民还是很少有机会担任此职的，除了因为他们在百人团民政会议里不占优势之外，当时的罗马贵族在军事指挥方面无论是经验还是能力，依然远远高于平民阶层。而且罗马的贵族们也并非后世所见的那种养尊处优的寄生虫，而是每当国家危难之际都会义不容辞地披坚执锐，挺立在战斗第一线的英雄豪杰。他们之中有的是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甚至不惜举家赴死，不计家门断绝的爱国主义楷模，所以无论平民们多么怨恨他们占据了过多的土地，也不会认为他们是必须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反而在战争中会与贵族精诚合作，共赴国难。而且由于这个时期（尤其是连绵不绝的维爱战争）通过战争粮饷的发放，普通平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此外，征服战争获得的大量土地也缓解了土地矛盾。李维告诉我们，仅分配维爱的土地这一项，就使得每个公民获得了7尤盖路姆（约合1.75公顷）③。狄奥多洛斯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给出的数据则偏低，为4尤盖路姆④。总而言之，对外战争的实际利益对缓和罗马内部矛盾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平民也因此乐意接受贵族的领导，不计前嫌，团结一致的投入到保家卫国和开疆拓土的战争中去。
①李维《建城以来史》Ⅱ，8；马克西姆斯《历史》Ⅳ，1
②李维《建城以来史》Ⅲ，11
③李维《建城以来史》Ⅴ，30
④狄奥多洛斯《历史》ⅩⅥ，102

做为距离罗马最近的伊特鲁利亚城邦，维爱在共和之前就与罗马人征战不绝（双方相距仅18公里），这一点在我们介绍王政时代的内容之中已经已经述及。双方的战争不仅有政治原因，也有无法调和的利益冲突背景。即使是在伊特鲁利亚人统治罗马期间，围绕着台伯河口的盐场争夺也始终没有停歇。另外，台伯河右岸的费伊纳和距离罗马9公里的雅尼库路姆也是双方均志在必得的两个战略要地，谁控制了它们，谁就会在斗争中取得主动权。罗马人要使这两地成为巩固自身安全的屏障，而维爱人则视之为入侵拉丁姆的桥头堡，因此双方除了在战场上一决雌雄之外，已无他途可循了。
这场被罗马史家称为“维爱战争”的斗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3次，持续时间达80年之久，即从公元前477年的第一次维爱战争到公元前397年维爱陷落为止这一漫长的时间段。起初我们看到的是罗马人和拉丁同盟在伊特鲁利亚人一次次进攻面前的疲于招架，进攻维爱则被视为反攻的序曲，因为这一时期，同盟者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失败和全面退缩导致了伊特鲁利亚人的海上霸权的衰落。公元前482年，来自雷吉翁和臧克尔的希腊舰队封锁了西西里海峡，使得伊特鲁利亚人海盗船无法再像过去那样自如出入亚得里亚海。此后希腊人在库麦海战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使得叙拉古成为西西里的霸主，他们联合马赛里亚人取代迦太基－伊特鲁利亚，成为第勒尼安海上的新霸主，使得伊特鲁利亚人的商业骤然萎缩下去。而另一方面，塔兰托人兴起于亚得里亚海，北方高卢人的不断南侵，这些都迫使伊特鲁利亚人不得不收缩回意大利北部去保卫他们的故土，使得类似维爱这类南部边缘城市处于孤立状态，不再对拉丁姆构成压力。然而，即使在战略态势趋于有利的情况下，罗马人的第一次反攻效果却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失败。

前面已经说过，罗马人在赶走伊特鲁利亚人的同时，也丧失了塞尔维乌斯改革为他们带来的先进战术，没有一个罗马人会像伊特鲁利亚人那样熟练的使用甲兵方阵，而不得不退化回古老的混战方式，既无组织，更无纪律。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次维爱战争是贵族世系的费比乌斯家族单枪匹马的向敌人发起有勇无谋的进攻，没有其他罗马军队参与，也没有拉丁同盟的协助。这个家族据说是主动请缨上前线的①，全族除了一名未成年男孩留下看家之外，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男丁共306人连同其门下4000食客②悉数出征。他们在台伯河的支流克雷美拉小溪边陷入维爱人的重围，全军覆没。对这场悲剧，阿庇安留下这样的评语，“（费比乌斯家族）所遭遇的不幸令人惋惜，正和他们的勇敢值得赞扬一样，他们所遭遇的，对罗马人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家族高贵，他们全部毁灭了。他们遭遇不幸的那个日子，后来永远被认为是一个不幸的日子。”③话虽如此，但这场失败对罗马人来说，算不上伤筋动骨，罗马人开放的政治智慧为他们带来的是丰富的人力资源，多达11.7万的公民数量④使得维爱人意识到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他们来说并非有利，尤其是这次贵族们为保卫罗马的奋不顾身之举显然在平民中树立了爱国主义榜样，所以当沃尔西人和维爱人先后发动进攻的时候，都被一一击退了。不过，罗马人也同样付出了农田荒芜，物资匮乏的代价，双方都打不下去了，于是在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⑤——即公元前474年——订立了为期400个月的停战和约。蒙森告诉我们，这个和约对罗马人是有利的，伊特鲁利亚人放弃了以费伊纳为中心的整个台伯河右岸土地。也就是说，罗马人终于恢复王政时期的领土状态⑥。这显然与同年发生的库麦海战有关，是伊特鲁利亚人意识到来自希腊人的更为严重的威胁而被迫收缩。
第二次维爱战争发生在5世纪的30－20年代。起因是费伊纳人的叛变行为。他们逐走罗马守军，杀害罗马使者，向维爱王拉尔斯·托卢尼乌斯投诚，引起了新一轮大战。这时，由于坎帕尼亚已被萨宾人所征服以及制海权的丧失，伊特鲁利亚人显然失去了大举南下动力。维爱不得不单枪匹马的和罗马作战。结果，在经历了436年－428年的反复拉锯之后，罗马人取得了空前大胜，执政官奥卢斯·科尔涅利乌斯·科苏斯在战场上杀死了托卢尼乌斯王并夺得了他的盔甲献给朱庇特神庙。这副盔甲在帝国初期还保存着，屋大维在他的日记里对献祭铭文进行了评注。这是有史可依的英雄决斗。这样，在公元前426年，双方再度握手言和，签订了为期20年的停战协定。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公元前406年，停战期满，双方再启战端。这次战争的细节过程描述之所以被视为传说，皆因李维描述了一场类似于特洛伊战争的对维爱城的10年围困。包括最后用挖掘地道的办法攻陷城市的描述也是当时的技术条件所不允许的。不过，有些事情是需要注意到的——首先，罗马人在这次战争中首次启用了军饷制度。在此之前，罗马的民兵是没有任何报酬的，而这次主动出击并对敌城实施长期围困，便不能不启用这种前所未有的制度，以确保军队可以在战场上无冬历夏，年复一年，直至达到一劳永逸地解决维爱的目的。罗马的国库经历了考验，获得了重大的意义，迈出了从城邦的临时民兵转向国家常备军的第一步，使得罗马人找到了开疆拓土成为拥有广大领土的强国之路；其次，拉丁同盟做为辅助力量也首次参与了罗马领导的军事行动，因为罗马人答应他们将平分维爱的土地。这无疑是彰显了罗马在拉丁同盟之中的领袖地位；最后要注意到的一点是，在整个围城期间，其他的伊特鲁利亚城邦没能向维爱派出过一支像样的援军，仅有附近的卡本纳、法勒里以及塔克文尼这几个城市派出了小股援军。
关于此事，有两种原因：其一是伊特鲁利亚人此时正在北方遭到高卢人的压迫，其二是那些也已完成贵族共和体制的伊特鲁利亚城邦对依然采取王政制度的维爱人的漠视。总而言之，维爱人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凭借其建城于高山之上，三面为深谷保护，唯有正面一路可通的险要形式依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直至在公元前396年陷入的绝境。

432楼
攻陷维爱的巨大荣誉归于马库斯·弗里乌斯·卡米鲁斯。在他上任之前，罗马军队因为长期围困这样一座面积不小于罗马而防御能力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大城市而师疲将老，士气低迷，很多士兵都假装受伤不肯出战，甚至准备开小差，结果外围遭到伊特鲁利亚援军的突破，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⑦。卡米鲁斯临危受命，出任独龘裁官，他亲赴前线，任命普布里乌斯·高耐略·西庇阿为军政官，整肃军纪，严惩逃兵，同时在罗马组织了新的生力军做为增援。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向元老院提出了两项前所未有的动议：一是允许参战士兵参与战利品的分配；二是允许参战士兵将个人掳获的战利品做为私产带回家。也就是说，要通过许诺士兵在破城后进行劫掠来提高士气。这两条动议被元老院所接受并在此后成为罗马军事制度的一部分⑧。

第九章高卢入侵
罗马妄自尊大，眼光短浅，时事的转变竟与政治的自然趋势相反，实为罗马人所自招。——蒙森《罗马史》
对伊特鲁利亚人来说，在意大利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因为他们所遭到的攻击是来自多方面的。否则，即使他们的内讧与党争再严重些，单凭罗马人的力量是无法撼动他们的。长期以来，伊特鲁利亚人的最大威胁总是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诸民族的侵袭，这次也不例外，高卢人像高地的寒风般南下了。
高卢民族又名加拉提或凯尔特，他们在公元前4世纪初期对意大利大部的蹂躏和对罗马的破坏是整个古代史中较为重要的事件，以至于在与之同时期或较晚的古典史学作品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但是，必须注意到的是，这些来自希腊或是罗马的文字记载所反映的往往并非事实的原貌，出于爱国主义因素和“赋予后人荣誉感”的心态，使得整个记载更流于英雄事迹的传说而非严谨不苟的史料，严重稀释了发生在这一年（公元前390年）的失败之惨痛与不幸，而代之以大量自相矛盾的不实之说和讳败为胜的虚词矫饰。所以，直到今天还有许多细节是拿不准的，而且恐怕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依然会叫历史学家们头疼——幸好这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从某种角度来说，高卢人和意大利人、日耳曼人以及希腊人的关系可谓“本是同根生”，然而看看他们各自继承的遗产状况，就毋需因其彼此征战而发出“相煎何太急”的感慨了。高卢人不乏聪颖灵敏的资质，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但他们显然缺乏政治、哲学和道德上的深厚基础，因而无法取得伟大的成就。西塞罗说，一个自由的高卢人以亲手耕作为耻①，喜欢过放牧游荡的生活，哪怕是在进入肥沃的波河谷地以后，依然积习难除，宁可在夜晚与牲畜并卧在橡树林内，也不愿过定居的生活。因此，他们并不像他们的近亲——意大利人和日耳曼人——那样安土重迁。而然，他们并不排斥城市生活，甚至表现出乐于群居在城镇村落的特征，所以有学者考证认为，高卢人比意大利人更早拥有了城镇和村落的概念②。可是，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末进入意大利的时候，还停留在散兵游勇的状态下，欠缺最起码的政治组织，各个部落之间的关系既原始有脆弱，没有固定的制度来加以维系，互相之间缺乏信任与真诚，唯力是视，唯利是图，更谈不上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付出不懈努力的品质，只有当他们身处于军事组织之中的时候，才会适应纪律的约束。正如老加图一针见血所指出的那样，“高卢人只重视两件事：刀剑格斗和智慧较量”③，是天生的军人，也是天生的凶徒，所以他们是所有国家最为头疼的侵略者，却一直无法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的游荡生涯进军、战争和劫掠，土地在他们的眼中一文不值，他们看重的唯有黄灿灿的金子，于是他们既乐意充当劫掠者，又乐意受雇于人成为佣兵来获得报酬，而他们在战斗中所表现的服务又确乎物有所值。

在希腊罗马的作家笔下，他们身材魁梧，头发蓬乱，留着同样蓬乱的大胡子，不修边幅，和希腊罗马人的整洁仪表大异其趣。他们的衣着也是毫无章法的，通常是抢到什么就穿什么，但又毫不吝惜，哪怕再名贵也会在作战的时候随手丢弃到一旁。黄金是他们唯一的装饰品，其脖子上的金项圈的粗细程度是社会地位的主要标识，此外，他们的武器上也会用黄金做装饰装饰，超长的大剑以及匕首和长枪是他们最擅长的武器。他们不喜欢戴包括头盔在内的任何防具，巨大的盾牌是他们唯一的护身之物。他们以在战争中留下的伤疤为荣誉的象征，有时候为了使得“勋章”更大一些，不惜主动采取扩大伤口的手段，只是为了在夸耀的时候更有资本。他们的作战方式也很繁杂，既有徒步作战，也会使用骑兵和战车，而他们使用战车的历史甚至与希腊人同样悠久。交战伊始，部落中最勇猛的人会首先走到阵前要求和敌方的勇士单挑决胜，并做出各种挑衅的手势。太平时节，他们也会互相搏斗角力，完后则大摆酒宴，开怀畅饮。总之，他们的生活是在不安定的，从爱尔兰到西班牙，甚至足迹远达小亚细亚，浪迹天涯，征战不休，完成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英雄功业。可是，在今天看来，他们所谓的事业却不过是空中楼阁，既未留下一个不朽的帝国，也未开创出伟大的文明，留下的只是一些语焉不详的传说，甚至无法为后世提供他们的确切起源。
现在我们对他们所能了解的只是他们和早期的日耳曼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同出一个发祥地，又都同时随着史前民族大迁徙的潮流，从东方来到欧洲。高卢人比其他亲戚走得更远，直达西面的海边，在今天的法国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然后一支向北渡过海峡进入不列颠，另一支南越比利牛斯山，加入到伊比利亚半岛各原住民族之间的混战之中。其他的几支或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北部，或渡过莱茵河进入黑森林，更甚至远渡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几乎和古代所以的文明民族发生过战争，为患数百年而不止。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即使克鲁西乌姆城还未攻下，没事还要找事的高卢人自然不会放过敢于主动发起挑战的罗马。于是在“军王”布伦努斯的号召下，高卢人放弃了对克鲁西乌姆的围攻，组织起一支7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南下了，罗马人终于“成功的”解了伊特鲁利亚人之困，把祸水引向自己。他们显然没有料到高卢人的报复会来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当这支没有采取任何隐蔽方式的高卢大军开到台伯河对岸的时候才仓促地组织抵抗。双方的部队在距离罗马不到19个里程碑（约28公里）的阿利亚小溪汇入台伯河口处④相遇，于公元前390年⑤的7月18日⑥发生战斗。无论是寡不敌众还是技不如人，这些原因都不重要，结果是罗马的军队被击溃了，残兵四散奔逃，只有一小部分逃回了罗马，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城防空虚的罗马顿时陷入了空前的恐慌之中，元老院只得出面组织疏散工作。效率还算不错，在高卢人到达之前将大部分居民带着重要的宗教神器疏散到临近的各个拉丁城市里去了，剩下的一小部分部队和元老院里比较年轻的成员隐蔽到卡皮利托山丘上去了，而年老的元老院成员则选择了尊严的留在家里。
战后第三天，高卢人的大军开入罗马，毫不留情的进行了大肆洗劫和焚烧活动，留下的罗马人全部被斩尽杀绝，城市也被烧毁大半。根据罗马作家编造的爱国主义传说里，留下的元老院成员们无不大义凛然的接受了死亡的命运。高卢人闯入一户最看上去最豪华的宅院里，发现这里的主人是位高级元老，因为他身穿绣金边的紫袍，坐在象牙圈椅里一动不动。起初，高卢人以为他是座雕像，于是派一个人上去探察。那个人冒失的伸手去摸老人的胡须，老人立刻用权杖痛打了这个胆大妄为的蛮族，结果老人自然是被砍杀了。李维告诉我们，这是全城大屠杀的开端⑦。

攻陷城市后，高卢人开始攻打卡皮利托山丘上的罗马人，但他们没有攻坚器械，也根本不懂得如何攻坚作战，如果用大军长期围困又因为罗马人的坚壁清野政策而粮秣不济，补给线又受到其他拉丁城市的威胁，经常被切断。但即使是这样，高卢人还是坚持到了转年的2月份，并瞅准了守军人困马乏的机会，在一个黑夜里发起了突袭。这个故事的知名度显然比以前的任何一个都家喻户晓。当高卢人即将爬上山崖的时候，神庙里的鹅被惊动了，发出叫声，惊醒了前执政官马库斯·曼利乌斯，他急忙冲上悬崖，把第一个爬上来还未站住脚的高卢人推下山去。这时其他守军也醒了过来，成功的防止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显然也不是完全凭空的杜撰出来的，因为它的前因后果是合理的。不可预料的是，这位拯救罗马人的英雄在10年后却死于自己人的手里，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又过了几个月，罗马人的存粮也所剩无几，战士们在神殿里忍饥挨饿；高卢人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拉丁同盟成功的骚扰战术让他们脆弱的粮道不堪7万大军的重负，日益炎热的天气引发了传染病的流行，那些捞足油水的战士们也在枯燥的围城中失去了耐心，鼓噪着相继离去。也正在此时，后方传来维提内人已经突入高卢根据地的消息，于是精疲力竭的双方不可避免地走到了谈判桌前。
这次城下之盟对罗马人来说无疑是无比屈辱的，是罗马作者们的爱国主义感情所完全不可接受的，所以又编造说，罗马答应付出1000斤⑧黄金作为赎金，但是贪得无厌的高卢人要求更多——罗马人必须付出与高卢人的武器重量等同的黄金。此时，救国英雄卡米鲁斯戏剧性地登场了，恰如当年战胜维爱一样力挽狂澜，率领原本逃散，现在又被重新组织起来的罗马军队突袭了高卢人，将他们击退，夺回了黄金。

无论怎样，罗马的劫难终究是结束了，难民们重返家园，逃跑主义色彩的“迁往维爱”的呼声也在卡米鲁斯立意高远的演讲中被打消下去。人们在这位救国英雄的带领下重修家园，众多简陋的茅庐在废墟上迅速出现，据说后世罗马狭窄曲折的街道正是这次乱建乱搭行为所造成的。这诚然是罗马自建城以来所经历的最大灾难，恰如一个人大病初愈后的缓慢疗养。不过，并非一切情况都在恶化，至少拉丁同盟经受了考验，证明他们并未因罗马遭劫而袖手旁观，在高卢人包围卡皮利托山丘之际，他们没有抛弃罗马，而是勇敢的组织起来，在外围袭扰敌人，破坏粮道，坚决支持罗马的抗战。同时，因为维爱之战和伊特鲁利亚人的紧张关系也有所缓解，仇恨被减轻了。对高卢人来说，他们对黄金的贪婪使他们看不到占领罗马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葬送了他们成为意大利的征服者的可能，因为他们此后虽然又有数次南下拉丁姆，但再也不曾攻占罗马。而统一意大利并由此走向世界帝国的伟业，终究还是要由更具远见卓识的罗马人来完成。
①西塞罗《国家篇》Ⅰ，13
②蒙森《罗马史》第二卷，P75
③老加图《史源》，Ⅲ，24
④李维《建城以来史》Ⅴ，37。但狄奥多洛斯则认为战争是在台伯河右岸发生的（《历史》ⅩⅣ，114）
⑤在波比乌斯、狄奥多洛斯等希腊作家的记述中，高卢入侵事件发生在奥林匹克年98，Ⅰ年，即公元前388年。和李维等罗马作家的记载有出入。
⑥在日期方面，希腊和罗马的作家没有出入，因为这一天是罗马法定的丧日。
⑦李维《建城以来史》Ⅴ，39
⑧1罗马斤约合0.6公斤。

473楼
第十章卡米鲁斯的军事改革
我们只要凭着我们自己堂皇正大的理由，便可以激励我们改造这当前的局面，何必还要什么其他的鞭策呢？——莎士比亚《裘里斯·凯撒》
经历了这次劫难后，罗马人痛定思痛，充分认识这一次之所以还能劫后余生，并非因为高卢人缺乏征服的能力，而是其天性中的散漫和政治上的短视。如果敌手换做迦太基人或者叙拉古人亦或其他什么民族，罗马人的名字很可能将不复存在于世间。同时，在今后的岁月中，也将时刻会面对这种强敌甚至更强于高卢人者。为避免重蹈覆辙，罗马人在公元前4世纪实施了被李维、普鲁塔克等人冠上“卡米鲁斯”之名的一系列军事改革，使得共和国的军事机器完善起来，不仅在此后屡屡挫败高卢人的侵袭，更为日后的大规模扩张奠定了基础。
这是罗马在继王政时代的塞尔维乌斯改革之后的第二次军事改革。也正如第一次改革并非完全是由塞尔维乌斯一人进行的，这一绵延近一个世纪的改革也不可能完全出自卡米鲁斯一人之力。二者同样都是改革的发起者，其改革成就也是由后人所继承并不断完善的结果。现在大致可以认定的是，在卡米鲁斯有生之年所能做到的无非以下两点：
其一，加固城防。王政时代的城墙在经历了将近200年的风风雨雨后，此时显然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防御功能，以至于在阿利亚大败后，根本无法凭借它来守城。所以罗马人在王政时代的旧城墙遗址上修建了周长约9.6公里、厚3.6米、高7.2米的新城墙。城墙的材料为砌石，取自维爱附近的山上。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罗马城墙遗址大多数是公元前4世纪的产物，而只有小部分是属于6世纪的。
其二，确立军饷制。战争的胜败是对军事体制的最好检验，卡米鲁斯总结了维爱战争中业已实施过的军饷制的经验，将其做为长期的军事政策而固定下来，其意义不亚于民团制度的出现。早期共和国的军队完全是兵民合一形态，就其实质而言并非正规的军队，而只是武装农民而已。战时从军战后务农的特点使之完全没有正常的训练和组织可言，更无法适应愈来愈趋于旷日持久的战争需要，士兵们会因为长期离家没有收入而导致士气迅速衰败。如今确立了薪饷，士兵们不再为个人的经济情况而忧心，军心得以稳定。而战后可以参与战利品的分配的政策使得他们可以弥补战事期间因为田园荒废而受到的损失，并且向往胜利的心情也有助于长期保持旺盛的士气。罗马军队因此获得了可以长期在外作战的物质条件保障了。同时，这一制度意味着任何一名公民都将有能力武装自己，而不必像过去那样依赖少数穿得起重甲的富人站在前几列的大方阵模式，为后来的中队制军团的出现提供了必要前提。因为中队制军团与方阵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不再以财产的多寡来分配兵种和战列，而代之以年龄和训练程度，无疑更加适应战争的要求。罗马军队由此向正规化、职业化迈出了第一步。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由于塔克文家族的王政被推翻，导致大量熟知方阵战法的伊特鲁利亚贵族流失，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罗马人的战术退化回早期的混战方式。甲兵方阵与混战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按照财产区分出轻重装兵，以重装兵为主、轻装兵为辅所构成的密集战列进行战斗；而后者则没有任何区分，更谈不到战列，完全是凭借个人的勇气和战技，毫无组织，缺乏章法。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法比乌斯家族出征时的那样，依附该家族的食客们也随同出战，然而在塞尔维乌斯制订的军事制度里，食客是被排除在征兵范围之外的。这一点在王政时期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当时的战争规模还不大，只凭穿得起重装的贵族和平民中的富人在数量上还足够应付。但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随着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贵族与富人所能提供足够的重装兵源已经无力支撑罗马的战争，于是便有了克雷美拉之战的情况。柯里诺指出，大致是在此役之后，罗马人才重新启用了方阵战法①，可是当高卢人的七万大军涌来之际，这一战法的弱点也充分地暴露出来。390年的战役表明，虽然罗马的指挥官们当时犯下了一些技术错误，比如既未安营扎寨，也未修筑任何掩护工事。然则最关键的一点却是当时任何人都无法解决的，即在以寡敌众的情况下，为了防止遭到包围，罗马人只得延长两翼的阵线，使得中军与后军以及两翼之军间的失去了彼此呼应，使得方阵无法发挥密集战列的特点，导致被敌军轻易冲破了战列，击溃罗马人的后军之后完全切断了退路。结果是罗马人的阵型崩溃，完全变成了乌合之众。由此可见，正是因为重装兵源的匮乏导致了方阵战术已经无法再适应4世纪的战争格局。另外，对提供重装兵的贵族和富人而言，频繁的战争不仅使得他们承担了沉重的经济压力，也造成了其家族人口的日益凋敝，法比乌斯家族几乎绝嗣的悲剧正是这一事实的写照。所以，必要的军事改革也是挽救其家族没落的唯一途径。因此，随着军饷制度的确立，抛弃陈旧的军事制度，建立一种新的、真正具有罗马特色的军制已是呼之欲出。
新军制被称为“中队军团”。此前的罗马已经有了由30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构成的军团单位，但还是显得组织过于笨重和松散。现在由于军饷制的实施，在前三个等级的公民中，不再以财产做为征兵的唯一标准，而开始重视按年龄和军事训练水平进行划分，即以将重装兵分三列布阵：第一列是年轻人，称“枪兵”；第二列是成年战士，称“主力兵”；位于第三列的后备队是经验丰富的老战士，称“殿兵”。此外，最后一个等级的公民依然是轻装兵，他们分成2个战列，位于第三列之后。这样，重装兵数量的增多使得以更小战术单位进行作战的成为可能。军团被析分为30个中队，使得内部组织结构更加紧密，战术方面更加灵活机动，无论是集中还是分散都可以有效的进行战斗，而不会再出现如阿利亚之战中那样一旦战列被冲散就会指挥失灵，乱成一团的悲剧，各中队可在军团整体被击破后依然组织起有效的协同作战，并为军团最终的重新组织提供了可能。

关于中队军团出现的具体时间，各种主流说法也莫衷一是，但基本上都倾向于公元前340年之前。普鲁塔克说卡米鲁斯就是用这种战术打败了另外一次高卢人的入侵，这显然不可能。因为如此严密的战术从研究到普及和成熟的运用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塞琉斯特则认为是在第二次萨莫奈战争（公元前327-304年）中的柯迪昂之战（即著名的“轭门之辱”）中被应用，但如果一种新战术在初次使用时就获得一场大败，那么它很可能就不会被继续使用而夭折掉了。那么，阿庇安的说法就显得有说服力了，他描述了公元前358年，罗马独裁官盖约·萨尔彼喜阿斯与高卢人的一支波伊人交战时所使用的战术，“他命令第一列的士兵投射他们的标枪后就马上蹲下去；于是，第二、第三和第四行列的士兵依次投射他们的标枪，然后蹲下去……当最后一列投掷了他们的标枪后，所有士兵一起跳起来，大声呼喊着迅速地跟敌人进行肉搏战”②。这里描述的战术显然与方阵不同，但和李维笔下的中队军团也不尽相似，完全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某种过渡性质的战术。可见，关于中队军团的战术研究应该始于公元前390年的灾难之后，到358年初步成型，并最终于公元前340年的拉丁战争之前得以完善③。
富勒指出，中队军团的出现标志着具有罗马特色的军事艺术的出现，也意味着罗马共和国军队的成熟期的到来④。从战术角度来看，它保留了方阵的步骑混合特点，又弥补了其在应对来自侧翼及后方的打击方面的缺欠，也修正了方阵仅依靠第一次打击的震荡的威力而缺乏后劲的不足，形成了不同层次的连续多次打击战术，以不断的远程和近程攻击相结合，攻防并举，从而达到进可攻、退可守的目的。做为方阵中唯一的战术单位，60个百人队要**力量才能发挥战术效果，而在中队军团中；每个中队都可以成为独立的战术单位，指挥起来则灵活自如，其机动能力和独立作战能力都是方阵所无法比拟的。杜普伊对此的评论道，“在人类军事史上，单兵作战的士兵第一次从密集队形中解放出来，而且他的侧面和背部还得到了必要的支援，这一切都伴随着短剑和重投枪这两种兵器的采用和完善而实现的，也正是由于这两种兵器的采用和完善，古罗马军团才有可能完成”⑤。
中队军团沿用了根据年龄和训练度来配置兵力的原则，包含45个重装兵中队，每个中队为60人，由2个百人队组成。设有2个百夫长和一名中队旗手。旗手的作用是通过旗语来联络其他中队和军团指挥官。轻装兵编为15个中队，每队同样为60人。另外，每支第一战列的重装兵中队都配备一个轻装兵小队，每队20人。这样，再加上300名骑兵，整个军团的人数约在500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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