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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赵国史稿[第9页] |
| 作者:左清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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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龙的学术成就主要在逻辑学方面，它集中体现在《公孙龙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载："《公孙龙子》十四篇。"到唐代仅存六篇，这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公孙龙子》。这六篇是《迹府》、《白马论》、《指物论》、《变通论》、《坚白论》、《名实论》。《迹府》是公孙龙的传略。实际上公孙龙的著作只存五篇。过去曾有学者怀疑这五篇的真实性，但经杜国庠、庞朴几位先生的考证，这五篇应是公孙龙亲手所作。《公孙龙子》所遗失的八篇是什么内容?我们可以通过有关记载窥测一点消息。唐代释法琳《坚邪论》说："昔公孙龙著《坚白论》，罪三王，非五常，至今读之，人犹切齿。"那八篇看来是有关政治思想方面的。现存五篇讲的是逻辑，因"苛察缴绕"(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则得以保存下来。 (2)公孙龙子思想概述。公孙龙思想属于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论述的名家学派。但他与多数名家学者不同，他不局限于传统的"礼乐刑政"的政治与伦理的名学之中，而是以"正名"为起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逻辑思想体系。 公孙龙的"正名"理论是关于"名"与"实"、概念与物质关系的理论，是公孙龙逻辑思想的基础。"正名"理论主要存在于《公孙龙子》中的《名实论》和《指物论》之中。 《名实论》开门见山地对几个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解说和界定。"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即天与地及其阴阳大化、风雨博施所产生的一切实在叫作物。"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即名物的概念必须与所命之物相符合而不超过它，这就是实。物的名(或称概念)与它所包含的物的实际和范畴(逻辑学上叫外延)相同一，才是实。"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这个位不是指空间位置，它是由"名位"之位引申而来。位原指封建等级之位，它要求各等级都应有特定的权限作为严格的规范而不可逾越，因而公孙龙在此以"位"来表示概念质的规定性(内涵)。所谓过与旷是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反比例关系。"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即内涵不旷，外延不过，保持两者的统一，就叫"正"。公孙龙以物、实、位、正的概念和不过与不旷的范畴所要表明的就是人们应遵守思维的基本规律--同一律。 《指物论》主要论述了指(物的属性)与物；指(一般、抽象概念)与物指(个别、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它涉及到了哲学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本问题。 指，在先秦时代有三个意思：一作名词，手指；二作动词，以手指指示；三是由"指示"引申出来的物的属性和抽象概念。公孙龙所用之"指"，主要是取指的引申义。 指与物的关系如何?《指物论》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后一句话与《名实论》中的"天与地及其所产者，物也"的意思相同，强调物是第一性的，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的意识而转移的客观实在。指之"所无"，是指"指"不能离开"物"独立存在而言的，就世界本源上说是第二性的。明了于此，我们就可以准确地理解"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了。"物莫非指"是说物无不以其属性(指)来表现，"而指非指"是说由指表现的物(能指)并不完全等于被表现的物本身(所指)。所以物有其指，物由指见，人能由指而知物，但不能穷尽物的一切所有之"指"而无遗。 公孙龙从物指关系进而论述名指关系，阐明"名不为指"、名指之别。《指物论》云："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就是说物有了"名"以后，以名称物，则只能抽象地知物之大概(形)，而见不到物的诸多具体属性，因"名"是物之"形"的抽象概括反映，而"形"则是物之诸"指"在总体上的外在形式，由"形"是不能直接表现物的各种具体属性(指)的，故物以"名"见而"指"隐(隐藏在物中)，故知其名尚须进而究其实、明其指。名指有别，故称名"不为指也"。公孙龙的一些论题如"火不热"、"冰不寒"等都是由此引发的，表达的是名"不为指"的逻辑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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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龙以自己对名与实、物与指的独到见解为基础，对当时流行的论题"白马非马"、"离坚白"等进行了精辟的论述，确立了自己在先秦逻辑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 "白马非马"是公孙龙的成名论题。这句话的关键词是"非"字。过去有些学者由于将"非"字理解为"不是"，因而得出公孙龙是诡辩家的结论，这对公孙龙是欠公允的。其实"非"字在此应作"别于"、"异于"解，在《公孙龙子》中也是以此意来应用的。《迹府》云："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异白马于所谓马"就是"白马非马"之意。公孙龙辨别、确立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却没有割裂二者的联系。 如果我们再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进行思考，就会对"白马非马"有更准确的理解。在公孙龙之前约半个世纪的苏秦说过："夫形名之家，皆日*白马非马*也。已如白马实(是)马，乃使有白马之为也。此臣之所患也。"(《战国策·赵策》)苏秦所患的"白马之为"就是以白马作马。白马只是马之一种，并不是马的全部，如果把白马当作马就排除了黄马、黑马等，苏秦以此喻君主要多方面地延揽人才。当时社会中仍比较流行重血缘轻才德的用人风气，以至亲戚无功而弄权受禄，异姓有勋而无尺寸之封。公孙龙正是针对这一现实，继承了"白马非马"这个传统命题来实现自己"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公孙龙子·迹府》)的抱负的。《公孙龙子·迹府》中讽刺齐王以"勇士"当作士，将个别与一般混淆起来，从而遗漏了"忠信孝悌"(四行)之士，正是"白马非马"之论的具体运用。 公孙龙对"白马非马"的论述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首先，要求白马与马必须各自以其内涵与外延统一的概念来命名，即"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称白马只能以白马应之，称马只能以马应之，而不能说白马是马或马是白马。其次，依其"二无一"(《变通论》)的原则来论证。所谓"二无一"就是"一"(概念)与" 一"相与而为"二"，那么"二"则不可再以"一"(概念)来称之。如"白"与"马"相与而为"白马"(二)，那么"白马"就不可再以"自"或"马"称之，即白马不是白，白马不是马。这是就概念类属之间关系的变化上，即上位概念(类、一般)与下位概念(属、个别)之间的相互推移关系上规定的原则，强调的是个别与一般的差别。 "离坚白"是公孙龙的成家论题。《坚白论》云："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即是说：一块石头，目视只见其石与白，手拊只得其石与坚，人的同一感官不能同时感觉到坚与白，这叫作"坚石二"、"白石二"，这个坚与白两相分离的主张就叫"离坚白"。那么当目视得白时，坚到哪里去了呢?当手拊得坚时，白到哪里去了呢?公孙龙认为是"自藏"起来了。他说："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自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躲藏，对此公孙龙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离坚白，若县(悬)寓(宇)。"(《庄子·天地》)即坚与白如同日月高悬于天空，起落隐现，相互迭代。目视得白，坚便自然转移而隐藏于白之后与石为一体；手拊得坚，白便自然转移而隐藏于坚之后而与石为一体。 坚白相离藏、知与不知、见与不见深刻地反映了公孙龙的认识论主张，而有所见必有所不见，不见惟因有所见，则是其有无相生、相反相成的辩证思想在认识论中的应用，从而使他的逻辑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于公孙龙的学术成就，胡曲园等先生说：《公孙龙子》是我国"古代史上第一部具有纯理论纯逻辑倾向的著作......不愧为先秦诸子名篇，中国古代逻辑学之津梁。" 虞卿及其他 虞卿，赵孝成王时曾为赵国上卿，《史记集解》引谯周语："(虞卿)食邑于虞(今山西平陆北)。"因此号称虞卿。虞卿做赵国上卿正是在长平之战前后。长平之战中秦将白起杀赵将赵括，坑杀赵降卒四十万，结束了赵国"尝抑强齐四十年，而秦不能得所欲"(《战国策·赵策三》)的局面。在这历史紧要关头，赵孝成王及其群臣举棋不定，意欲求和，导致赵国走向衰败。相形之下，虞卿力主抗秦，立场坚定，对于挽救赵国颓败局势发挥了重大作用，表现出了政治家所具有的卓见和胆略。《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述了虞卿这方面的两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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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书 赵国盟书于1965年至1966年夏发现于山西省侯马市，集中出土于盟誓遗址的西北部，东西12米，南北11米，面积约132平方米的地方。盟书总量达五千余片，字迹尚可辨认的有六百五十余片，每片字数在72-220之间，都是用红色颜料写在玉石器物上面，所以又称丹书或朱书。盟书也叫载书，《周礼·春官·诅祝》云"作盟诅之载辞"，《周礼·秋官·司盟》郑玄注："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春秋时代会盟立誓之事不绝于书，载辞因所盟之事不同而有所差异。 山西侯马盟誓遗址在春秋时代称新田，是晋公室宗庙所在，盟誓即在晋君宗庙里举行。立盟双方是赵毋恤(襄子)、赵嘉(桓子)与他们的家臣。盟书具体内容与春秋晚期赵筒子和邯郸氏、中行氏、范氏的斗争有关。盟誓大约有两次，早一点儿的盟誓大约在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十一月中行氏、范氏败走朝歌，十简子入新田后举行。稍后一点儿的盟誓大约在前490年范氏、中行氏奔齐，至前454年赵襄子因受知、韩、魏合攻而奔保晋阳这一段时间内举行。 下面就以坑156出土盟书为例，说明此时期赵氏集团在文字方面的特点(见图一)。 盟书释文如下： 虚章自质于君所，所敢俞出入于赵尼之所及子孙，比疣及其子乙，及其伯父叔父兄弟子孙，比德及其子孙，比镇、比桴之子孙，比谚、比痹之子孙，中都比强之子孙，比木之子孙，口(碑)及新君弟子孙，瞪及新君弟子孙，赵米及其子孙，赵乔其子孙，邾设(谣?)之子孙，邯郸董政之子孙，蔺舍之子孙，趣默(?)之子孙，史靓及其子孙，董雍及子孙，邵城及其子孙，司寇著之子孙，司寇结之子孙，及群呼盟者。章颚(?)嘉之身及子孙，或复入之于晋邦之地者，[吾君其明]，则永殛观之，麻壅非是。既质之后，而敢不巫觋祝史，驭敕(缆?)绎(睾)之皇君之所，则永亟观之，麻重非是。阀发(伐)之子孙，窝之行道[而]弗敉， [吾]君其观之。 综观这篇誓辞，其文字有如下特点：(1)通假字应用较普遍。如"麻夷非是"，据坑200第46篇辞书，"是"应为"氏"，古音"是"与"氏"相通。句意为：绝子绝孙、断命亡氏。再如"阀发之子孙"，"发"通"伐"，"之"他辞作"及"，全句应为：阁伐及子孙。(2)有些字形体尚未确定。如"敢"后一字，在坑156出土的九件盟书中没有固定的形式，有从言从余作"涂"者，有从糸从余作"综"者，在本盟辞中作"翻"，可隶定为"俞"。再如"窝之行道而弗敉" 中的第一个字似是"寓"，而在其他各篇中均作"自"、"唤"等形，应是"见"字，释作视。(3)某些字采用合文的形式。如"斑"就是"之所"的合文。(4)多数盟书依据器物的形状而有一定的布局。字距行距均匀，字体书写工整严谨，笔画圆润与勾折兼用，遒劲有力中略显疏朗与柔和，富有美感。 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盟书文字已是高度成熟的文字。多数字结构完整，以形声、象形等方法形成的文字，字形之偏旁、部首齐备，如"邯郸"是形声字，声旁与形旁俱全。多数字与其前或同时代之甲骨文、金文的字形相同或相近，并在战国时代的铭刻中得以保持。文字的质的稳定性已十分明显，如"中都"二字便是典型字例。玺印赵国玺印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官印，一类是私印。私印依据印主地位不同又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赵王及其后妃之印，一种是功臣贵戚之印，一种是个体手工业者之印。 赵国官印，目前发现的多是中下级官职之印，如"夏屋都司徒"印(见图二)。 该印阴文深刻，刀法圆熟，布局随意，无意求工，除因印面限制而不得不作的字势调整外，基本上没有改易任何字形，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了那种错落参差的书写美。 另外还有"代强弩后将"、"上谷疆丞"、"文籴西疆司寇"、"平阴都司工"、"安阳司寇"等，不一一赘 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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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见。如"上艾"之"艾"，币铭作"芥"，"屑次"之"屑"，币铭作"齑"等。 综观盟书、玺印、铭刻上的赵国文字，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赵国文字自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的发展与演变。在字体结构方面，虽然保持了商周文字正体的质的稳定性，但由于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展，致使俗体字、异体字、通假字大量出现。在书写方面，笔画由圆润为主，向方折、平直发展，表现了由典雅向通俗、由艺术化向实用化发展的倾向。总之，赵国文字作为"六国古文"之一，与"最忠实地继承了西周王朝所使用的文字的传统"的秦国文字有较大差别。展现了赵国地方文化的独特风貌。 三 赵国的文学、史学与艺术 在战国时代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中，赵国文化以雄浑豪放、务实进取的特点著称，它与绮丽柔媚的荆楚文化、典雅严谨的齐鲁文化，共同促进了战国文化的繁荣。 散文、韵文 赵国的散文在列国中是瑰丽多彩的，慎到、苟况等都是散文高手，其文章的绝大部分都在广义的散文之列。在此，我们以文学性较强的苟况的散文为代表来加以论述。 荀子散文的艺术成就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苟子散文以政论见长。苟子是一位思想家，他充分地运用了散文这一艺术形式来表达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王制》、《王霸》对于理想社会蓝图的生动描绘；《劝学》、《修身》对于人应通过文学以化性起伪道理的详尽论说；《天论》、《性恶》对于天地自然、人生社会的精辟分析，以及对于军事学说 (《议兵》)、学术见解(《非十二子》)、为君为臣之道(《君道》、《臣道》)等的批判与论述，无不体现了文道合一的风格特征。这些散文，分则是结构严谨、论说周详、独立成篇的文章，合则是阐发重礼行法政治思想的煌煌巨制。之所以如此，是与苟子的文学主张分不开的，《大略》云："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而苟子的散文正是为达此教化人心的目的而写作的。 第二个方面，苟子散文有严密的组织结构。比如《劝学》，这是一篇阐述教育思想的散文，全文围绕着"劝学"这个中，依次从为学的重要性、为学的正确态度、为学的方法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中心突出，条理清晰，各部分之问有极强的逻辑联系。在每个章节或部分中又以论述某个方面的问题为中，再以事物内在的逻辑展开论述。这样层层推进，环环相扣，使《劝学》整篇结构谨严，层次清楚，论说周密。《劝学》如此，其他文章也有同样的特征。 第三个方面，苟子散文语言优美，气势雄伟。苟子散文在语言运用上善于取譬设喻，如《劝学》全文使用各种比喻有五十多个，这样不仅使所论述的道理得到形象说明，而且增强了语言的生动性，使得以说理为主的论文显得文采斐然。除比喻手法外，苟子还善于运用排比与夸张的修辞手法以增强文章的语势和气魄，同时文句也显得工稳而雅丽。 苟子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学者一样，虽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晚年客寓兰陵，著书立说，阐明自己的政治思想，所以言辞之间难免要流露出愤懑抑郁之气，加之他思想家兼政治家的风范，使得他的理论文章，思想上有高度，语言上有气度，在思维的缜密中洋溢着恢宏磅礴的气势。如《非十二子》、《性恶》诸篇。郭沫若先生用" 浑厚"一词来加以概括苟子散文的特点，可以说是很中肯的。赵国韵文包括诗与赋。诗可分为民歌和四言诗两类。这里我们所说的"民歌"是就其形式而言的，《苟子·成相》是苟子用民歌的形式来阐述、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的通俗文学作品。"成相"是战国时代民歌常用形式。其结构"大约是以*请成相"请布基*之类的套语开头，中间用*请布基*换调展开，每章虽只五句二十六字，但一整套当由若干章所构成，章数或多或少可以伸缩，全观所要歌唱的题材而宜"。可能因与劳动紧密相连的缘故，"成相"流传很广，南到楚，北到燕都有类似的民歌。 《苟子·成相》共有三篇五十六章，上篇自"请成相，世之殃"至"宗其贤良辨其殃孽"共二十二章，写天下治乱兴衰的原因和治理办法。中篇自"请成相，道圣王"至"托于成相以喻意"，共二十二章，以历史上的圣王与暗主的故事为例，证明上篇观点。下篇自"请成相，言治方"至"后世法之成律贯"，共十二章，议论治理方法：礼、法、术等。 今以《成相》前二章为例，对其形式与风格作一分析。"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请布基，慎圣人，愚而自专事不治。主忌苟胜，群臣莫谏必逢灾。"每一章的句式一律是"三三七四七"，所以有的学者指出它很像"凤阳花鼓词"。"凤阳花鼓词"的开头："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成相篇》与"凤阳花鼓词"的相似，主要在前半部分。有的学者将这部分径称之为"三三七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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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七言"在形式上要比四字一句的诗歌显得自由活泼，在先秦时代，它是在《诗经》、《楚辞》之外的又一种文学形式。这种形式经西汉的发展，到魏晋之后逐渐地变成诗歌创作的常用形式之一。比如自居易的《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三三七言"之所以深得人们的喜爱，是与其在节奏与押韵方面的特点分不开的。 节奏方面，"三三七言"共十三个字，字数上虽不规整，但在节奏上却可以分为两组四个节拍，即"三三"是四个节拍，"七"也是四个节拍，写成简谱的形式即是："三三"的节奏与"七"的节奏基本相同，但它避免了两句七言在节奏上的前后雷同，而又不像其他杂言形式在节奏上的松散，整齐之中稍加变化，读起来有一种音节跳动流转之妙。其次在押韵方面，"三三"七字数虽比两句七言诗少一字，但却将前一句分为两句，自然地就多了一次用韵的机会，就是说在"三三七"言中第六字和第十三字上必须押两次韵，这样就使得它在声韵上显得比较响亮明快。 《成相》在政治思想方面基本上与荀子的其他文章相同，清人郝懿行说：苟子"迨春申亡而兰陵归，知道不行，发愤著书，--其指归意趣尽在《成相》一篇。" 《成相》宣扬的虽是政治思想，但读来让人感到兴味盎然，这是与其采用生动活泼的民歌形式相关的。对《成相》的艺术形式，杜国庠先生说："单就这一点来说，《成相篇》也有资格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相当的地位。何况它本身就是二千多年前的通俗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俗文学的祖宗呢。" 赵国的四言诗创作，苟况是主要代表，作品是《苟子·赋篇》之后的"饱诗"和"小歌"。两篇诗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四字"的创作形式，但在用韵上则较为灵活而富于变化，整齐中有起伏之感。关于两首诗的创作意图，苟子说得很明白，他说："天下不治，请陈饱诗。"(《赋篇》)饱诗就是愤激之诗。作者在诗中表达了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忠臣落魄、奸臣得志等丑恶现象的不满情绪，表达了作者忧身伤时的悲愤心境。 在此须提及的是赵王迁的诗歌创作，题目是《山水之讴》。赵王迁是赵国的亡国之君，他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在文学或音律方面却有些修养。据《淮南子·泰族训》载：赵王迁做了秦的俘虏后被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在房陵他作了《山水之讴》这首诗，以抒发自己思念亲人故乡，留恋富贵荣华，悲伤流徒生活的情感。词语情真意切，乐调凄楚哀婉，听到的人都为之热泪满襟。可惜，《山水之讴》的形式与内容没有流传下来，我们无从知晓。但就现有材料可知，赵王迁是中国古代史上亡国之君作诗咏怀的较早的一位，他的《山水之讴》理应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赵国的赋，我们仍然主要用苟子的作品来论述之。 苟子的赋，据《汉书·艺文志》载有十篇，然在《苟子·赋篇》中仅有《礼》、《知》、《云》、《蚕》、《箴》五篇。唐人杨惊云："苟卿所赋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 "赋"起源于先秦时代的"隐语"。隐语的基本形式是："先疑其言以相问，而对者经过一番思虑，将猜到的内容同样再以谜语的形式说出，然后再点出谜底，喻指一个事物，或说明一个道理。"苟子的"赋"采用了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手法，这是与"隐语"的特点相通的。另外，苟子的"赋"基本押韵，很符合赋不歌而诵的艺术特点。 苟子"赋"的思想内容与苟子其他文章一样，也以宣传政治思想与主张为主，强调礼是治国理民的大法，但由于形式较灵活，语言较含蓄，其艺术效果是很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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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的"歌"，即声乐，以男子的"悲歌慷慨"著称。《史记·货殖列传》云："(赵地)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0""悲歌慷慨"是指歌声雄浑而沉郁，凝重而悲凉，富有北方天高地阔、风雪苍茫的情调。 赵国的器乐是与其声乐相协调的，如箫，《楚辞·大招》云："讴和《扬阿》，赵箫倡只。"箫之前冠以"赵"字，既可说明箫是赵国的典型乐器，又可说明赵人以吹箫见长。箫是管乐器，善于表现婉约、哀怨、凄清、悲怆的情绪，这与"悲歌慷慨"是相映成趣的。瑟也是赵地富有特色的乐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秦渑池之会"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史记·货殖列传》说赵地女子擅长"鼓鸣瑟"，看来瑟这种乐器在赵国非常流行，受到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共同喜爱。瑟是弦乐器，善于表现广阔而宏大的场面和行云流水般的意境，是悲凉哀怨之外的坦荡与平静。箫、瑟之外，赵国还有琴、缶、筝等。 与上面的管弦吹奏乐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赵国贵族在宴饮、祭祀等庄重场合演奏的打击乐器：钟与磬。它们展示了赵国贵族居庙堂之高的华贵与典雅。如太原市金胜村251号大墓出土的编钟和石磬。这座大墓是1987年7月配合太原第一热电厂五期扩建工程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的。研究者依据此墓形制、出土器物的造型与纹饰、规模与组合等情况判断，此墓年代属于春秋晚期，墓主身份至少应为卿大夫或上大夫。在这座大墓的东南约3公里便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晋阳故城(今古城营村即在故城中心)。晋阳在赵迁都中牟之前，作为赵氏势力中心约一百五十余年。因此有学者指出这座墓墓主应是赵氏宗子。 墓中所出编钟以其纹饰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夔龙夔凤纹钟，共五件。这五件编钟皆为钮钟，钟体呈合瓦状。形状较大，形制相同，尺寸相次(见表一)。钟钮是两条夔龙曲身昂首作对峙状，龙身饰以鳞纹、云雷纹和重环纹。龙口中各衔一虺，虺身饰几何纹、重环纹。舞部饰蟠螭纹。钲部正背分四区，每区饰两条篆带，在篆带上中下有九个乳突状枚，四区共有三十六个。篆带上饰单体交织夔龙纹，枚上饰蟠螭纹，但螭首方向有所区别：以纵向为序，里排向内，中排向下，边排向外。篆带及突的边缘饰以陶索纹。鼓部饰夔龙夔凤纹，夔龙夔凤纹两两相对，尾身相织，共四对。铣部与于部呈一平线，钟口呈平面状。 第二种是散虺纹钟，共十四件，也是钮钟。形体与上组相同，只是略小，形制纹饰相同，尺寸相次(见表二)。舞部、篆部、鼓部都饰散虺纹。其他与上组相同。 与编钟同出的还有石磬一套，共十三件。色白质脆，除个别完好外，大部已破损，音律难以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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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251号大墓出土的编钟的音律尚未确定，但由同时代其他诸侯或卿大夫所用编钟测音资料判断，这套编钟的音节可能已构成完整的徵、羽、宫、商、角五音节，同时在中鼓音为徵为商时，将侧鼓音调成大三度音程的"变宫"、"变徵"，从而形成以"徵"为首的七声音节结构。 诸侯卿大夫编钟的数量在春秋末期一般为九件一套，战国早期一般为十四件一套。251号墓出土的这两套编钟从数量上看似乎二者兼而有之，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礼制的变化。悬挂方面，《周礼．春官宗伯下》云："小胥......正乐县(悬)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宫县即四面悬挂，轩：其南面乐器作三面悬挂，也叫曲县。判县则于两面悬挂，特县仅于东面或阶间悬挂。将当时礼制的变化情况与所出编钟的数量结合起来看，这两套编钟可能是轩县，即是说墓主人生前享用的是诸侯之礼。与太原金胜村所出编钟磬在形制、纹饰等方面类似，而规模稍小的是1982年在河北涉县北关发掘出土的钟与磬等乐器。据邯郸市文研所乔登云先生介绍，此次出土乐器共有甬钟十六件、铸钟四件、纽钟九件、磬十件。年代大约在战国早期，由同墓所出鼎(七件)、壶(二件)等器物组合形式看，墓主人可能是大夫一级贵族。惟这些乐器的大小、纹饰、形制乃至音律等，只有待报告刊出后，才太原金胜村、涉县北关所出钟、磬、铸等乐器只是目前所知已出土的两例，其他有待考古发掘的当不在少数。但仅此已足使我们对赵国社会上层对音乐的喜好情况有所了解，并进而想见当詈年他们钟鸣鼎食、轻歌曼舞的奢华场景。 赵国舞蹈与音乐齐名，其舞蹈中有一种独特的舞姿，叫"踏踊"。《史记·货殖列传》云："(赵国)女子则鼓鸣瑟，踏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踮屣"，《汉书·地理志》作"踣蹁"，臣瓒认为：脚跟着地为踣，脚尖着地为蹰。踮蹰是指舞蹈时脚部立、行、摆、跳的各种姿势。千变万化的姿势，加之苗条婀娜的腰身，伴以幽扬而舒缓的乐曲，粉黛之美尽现眼前，无怪乎李斯叹称"佳冶窈窕赵女"了(《史记·李斯列传》)。 赵国的音乐舞蹈理论，主要体现于《苟子·乐论》中。《乐论》对于音乐舞蹈的内容、形式、规律等均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关于音乐，苟子说："声乐之象，鼓大丽，钟统实，磬廉制，竽笙箫和，筅筲发猛，埙篪翁博，瑟易良，琴妇好，歌清尽，舞意天道兼。鼓其乐之君邪，故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和筅筲似星辰日月，鞠8祝拊军控褐似万物。"前句说明的是各种乐器的发音规律，及其善于表达的各种情调和意境。后句说明的是这些乐器各自的作用与彼此的协调配合，是关于音乐规律的问题。 关于舞蹈，苟子说："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视，耳不自闻也。然而治俯仰之诎信，进退迟速，莫不廉制，尽筋骨之力，以要钟鼓俯会之节，而靡有悖逆者，众积意诨诨乎。"论述的是舞蹈时动作伴随音节之俯仰诎信进退等要领，以及如何与音乐节奏协调一致的问题。 苟子关于音乐与舞蹈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在先秦诸子中应者寥寥，而且更在于它的深刻与精当既是赵国音乐舞蹈理论的最高水平，又是战国时代音乐舞蹈理论的最高水平，是赵国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贡献。 造型工艺 赵国在其历史进程中，在器物造型与纹饰等方面创造了许多瑰丽的艺术珍品。太原金胜村251号大墓出土的青铜鸟尊(M251：600)、铜戈 (M251：287)，邯郸百家村赵国贵族墓葬出土陶器上的纹饰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鸟尊(见图十)，长33、高25．3厘米，器身是一昂首挺立的鸟。尊鸟头小而有冠，圆眼、勾喙。喙下部固定，上部可开合，前倾可张开，立正则闭合。鸟背有抓手，呈虎形，虎后足直立。前足前扑，尾卷，背拱，首伏。虎身下面鸟的背部有一个椭圆形开，口上有盖，盖上有钮，钮中绞链与虎后肢相连。鸟足直立，矮粗，足问有蹼。尾后有一虎形支脚，虎张口露齿，前足着地，与鸟足呈三点式。 尊鸟通体饰羽纹，喙下、足跟及翅位饰鳞状细绒羽纹。虎身饰卷云纹，脚饰鳞纹，尾饰回曲纹。尊鸟造型逼真而传神。附件虎形抓手与支脚因势设型，美观而实用。尊鸟纹饰勾画细腻线条流畅，羽状纹饰展示了鸟的柔顺性格，特殊部位的鳞状纹又使得尊鸟于鲜亮之中透露着刚劲之美。鸟尊是一件实用器，又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瑰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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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的青铜铸造加工工艺同样居于先进水平。铸造工艺如太原金胜村251号大墓出土的夔龙夔凤纹编钟(形制纹饰已见前节)；钟之钮、舞、钲、鼓、枚等各部位皆显对称接范缝，纹饰也有接痕。据推测，钟体仅外范至少由七十二块小范拼接。这种铸造方法称铸合法，其工艺是：将部分铸件预先铸成，然后镶入待铸的铸件范中，当向这后铸的铸件范中浇铸铜液时，预先铸成之铸件即与后铸因预先的结构设计而实现机械的锁合，从而相互结为一体。N251中发现的铜器多数应用了这一工艺，这种工艺在商周既已产生，但由鼎(M251：54)口径104、腹深67、通耳高100厘米为春秋时期最大铜鼎看，赵国的青铜铸造工艺与技术是代表当时较高水平的。 镶嵌技术。太原金胜村N251发现的高杯小方壶(N251：561)，口径4．4、腹径8．9、柄高12．8、通高27．8厘米。柄细长，自上往下饰龙、鸟、凤纹。这些纹饰的制作，应是先在器身铸凸起的线格和鸟兽纹，然后在凹下部位填空或镶嵌一层深褐色矿物质(绿松石)，再打磨光滑。在器物上镶嵌绿松石的工艺在二里头文化中既已发现，但多是应用于小型器物，而在容器上应用此项技术则是春秋末年才开始的。 此外，同墓出土的其他器物所应用技术，诸如车马器上的包金技术、带钩上的错金技术及壶体的焊接技术等，都是春秋末年、战国初年的新发明和新应用。可惜《简报》对这些技术工艺未作更为详细的说明介绍。但据此我们说赵国的青铜铸造和加工工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当不是蹈虚之言。 建筑 赵国的建筑以规模的宏伟高大与施工的精细缜密著称于世。集中体现于关塞、长城、宫苑三个方面。 关塞。战国时代赵国修建了许多关塞，边境上的有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北南)、先俞塞(今山西代县西北)、挺关或称遗遗之门(今陕西榆林地区西北)，内地的有鸿上塞又叫邸之塞(今河北唐县西北)、井陉塞(今河北井陉西)，以及飞狐、羊肠、雁门等。关塞设有陈望台和城堡，多修筑于高山峻岭之中，依形就势，体现了巧妙奇险的建筑构思和风格。 长城。赵国在南部边境与北部边境都有长城。南境长城修筑于公元前333年，《史记·赵世家》云："我(武灵王)先王(肃侯)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这条长城约西起于今武安与涉县之间，向东沿漳水，经今磁县，折向东北，到今肥乡南近于古黄河处止。北境长城修筑于武灵王破林胡、楼烦之后，《史记·匈奴列传》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目前发现的赵北境长城东起张家口市区，经怀安进入内蒙古卓资县，再经今呼和浩特北，沿大青山向西达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 赵南境长城可能是在漳水、滏水的堤防基础上扩建而成，北境长城则完全是土石结构。虽然这两处长城多数段落在今天已难觅踪迹，但由现存的几处遗址"二、三尺以至六尺"的规模，可以想见当年应是很宏大的。如此巨大的工程，并未见引起民怨，可能与赵国在人力调动、土石方计算、粮草供应、工期预计等方面筹划得精当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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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赵国的社会生活 一 上层社会的礼仪 朝觐、会盟之礼 朝觐之礼，是诸侯觐见天子的一种礼仪，其作用原为明君臣之义(《礼记·经解》)，天子在户牖之间站立，诸侯北面觐见天子称为觐；天子站立在门屏之问，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日朝(《礼记·曲礼下》)。西周时期的制度为五年一朝，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随着西周礼制遭到破坏，诸侯朝觐天子之礼也遭到破坏。在诸侯争霸战争中，取得霸主地位的诸侯率领其他小国诸侯朝见天子，朝觐之礼变成为诸侯争霸过程中所提出的"尊王攘夷"口号的表现形式。 春秋时期的赵氏，是依附于晋国的一支重要族氏，它的地位只是诸侯之卿，按周礼是没有朝见周天子的资格的。春秋时期，周天子地位下降，诸侯王势力大增。到春秋末年，政治权力的重心进一步下移，在各诸侯国也出现了政在私门的状况。周天子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开始拉拢一些诸侯之卿。鲁昭公二十二年*(前 520年)，周王室发生王子朝之乱，周天子被赶出京城。鲁昭公二十五年，为了平定周王室之乱，晋国派赵简子与诸侯会于黄父(今山西沁水西北)，赵筒子命令诸侯国的大夫"输王粟，具戍人"。在参加这次谋平王室的行动中，赵筒子以此次行动指挥者的身份朝觐了周天子，周天子封赵简子为命卿。 晋国正卿赵简子应用何种礼节朝觐周天子，这对赵简子来说确实是一件不太明白的事，于是赵简子向参加盟会的子大叔询问揖让周旋之礼。当子大叔告诉他这只是仪，而非礼的时候，这位晋国正卿就更加感到茫然不解。子大叔给赵简子讲述了一套"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的理论，这使赵筒子眼界大开，表示要终身守此言。 周天子为了表示对赵简子的感激之情，用隆重的礼仪招待了赵简子。1988年在太原金胜村发现的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大墓，据学者研究，此墓即为赵筒子大墓，此墓的头箱所置青铜礼器，与《仪礼·聘礼》中"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东，鼎七；堂上之馔八，西夹六"即诸侯聘礼之仪的记载完全一致，这可能就是赵简子朝见周天子时周天子享简子所用礼器规格。 赵国建国之后，"赵肃侯四年，朝天子"(《史记·赵世家》)。这时候的周天子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赵肃侯朝见周天子，可能即是《史记·六国年表》所说"周显王二十五年诸侯会"之事，也就是魏惠王逢泽之会。《赵世家》之所以将此事记载为赵肃侯朝周天子，可能属于史书中的为尊者讳吧。 除朝觐之礼外，赵国国君经常参加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礼仪，便是与各国诸侯会盟的会盟礼。早在春秋时期，诸卿为了在激烈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便采取盟会方式来加强本族或本集团之间的联合，晋卿赵氏也是如此。赵简子年间，为了联合众卿族对抗驱逐在外的邯郸赵氏、范氏、中行氏及其外国支持者，同时加强赵氏内部以及赵氏联盟集团的团结，赵鞅同其他卿族、赵氏各支族间举行了盟誓活动。《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赵鞅返回绛都以后，即与诸大夫"盟于公宫"；第二年，在与知氏达成妥协后，又与知跞单独举行了盟誓。 1965--1966年，在山西侯马秦村发现盟誓遗址，遗址内出土盟书。遗址东西长约70米，南北宽约55米，面积约3800平方米。在遗址内发掘竖坑 400多个，坑的底部一般埋有兽骨。绝大部分埋的是牛和马，一些较小的坑埋的主要是羊，偶尔还发现有鸡骨。多数坑的北壁，在靠近底约5一10厘米的地方，有一个小壁坎。壁坎的大小、高低、深浅，随所存放器物的体积而定。壁坎中一般放有一件璧或璋等玉器，多的有3-8件。就出土迹象看，掩埋时是先在壁坎中放入玉璧，然后再埋牺牲和盟书。这种埋盟书和牺牲的竖坑，就是古代所谓的坎。据《礼记·曲礼》记载："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杀牲于坎上。"赵氏的盟誓过程与《曲礼》记载的正相吻合。 盟誓遗址内出土的盟书，记载了当时会盟的基本内容。盟书埋藏在有牲畜的40多个"坎"内，辞文用毛笔书写，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用墨笔书写。其中出土于 105号坑、用墨书的一类被称为"诅咒类"的盟书上，两次提到对"俞(偷)出入于中行寅及掷口之所"的行为进行谴责。其他朱书的盟书内容都是号召赵氏族人或赵氏联盟集团的成员加强团结，共同诛讨敌对势力的内容。 赵国国君所参加的第一个与诸侯国君的会盟，是赵襄子在夏屋会盟代王。从文献记载的情况看，在这次盟会上，赵襄子给代王准备了歌舞酒宴。赵惠文王二十年(前 279年)，赵王与秦王在渑池相会，会盟之时也曾设有酒宴。由此可见，在会盟仪式上，歌舞酒宴是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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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饮食、服饰与住行 饮食、服饰与住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它们既是整个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反映，同时也是各个地域文化中特色最为突出的内容。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作为战国七雄的赵国，其饮食、服饰与住行，自然也有着自己的内涵与特点。 饮食 饮食是维持人类生存、延续和发展所必须的人类活动。作为一种维持人类生存的文化现象，其内容主要包括食品结构、饮食器具、饮食风俗等。饮食文化的内容首先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其次还要受特定地域内地理环境的影响。 战国时期，赵国地域辽阔，方圆两千里，境域内有高原、平原、高山、盆地，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土地资源丰富多样。赵国领土南北跨度较大，气温差比较明显。受复杂多样的土地资源和气候条件的共同影响，赵国经济发展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农业、畜牧业、渔业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赵国经济的多样性，使赵国饮食文化具有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从赵国食品结构上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赵国位于《禹贡》九州中的冀州、并州之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内日冀州......畜宜牛羊，谷宜黍稷。"而并州"畜宜五扰，谷宜五种"。五扰之畜按照颜师古的注释，就是马、牛、羊、犬、豕。冀州、并州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战国时期赵国的饮食主粮以谷类为主，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粟(又称为稷)与黍，黍是一种带黏性的黄米，而粟就是小米。在有关赵国的文献中，赵国号称"粟支十年"(《战国策．赵策二》)，在太原金胜村赵简子大墓中，殉葬的豆内陈有谷稷。由此足可想见粟在赵国饮食结构中所占地位。 除谷类主食外，肉类食品在赵国饮食结构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赵国畜牧业的发展，五畜的丰饶，为赵人食用肉制品提供了丰富的食品来源。《左传·宣公二年》记载，赵盾在首阳山打猎，遇到一位三天没有吃饭的饥饿之人，赵盾送给他饭吃，他舍其半留给自己的母亲，赵盾便又送给了他一箪饭与肉，《吕氏春秋·报更》说赵盾先送给饿人脯二朐，后来又送给饿人脯二束，脯就是经过加工的肉干。总之赵盾送给饿人的有肉食是毫无问题的。另据《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在邯郸被秦军包周很长一段时间后，平原君家百数后宫婢妾仍然"余粱肉"，可见平原君家肉食之丰足。太原金胜村赵筒子大墓，在殉葬的升鼎内也发现了牺牲遗骨。这些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都可说明肉食品在赵人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时期，赵国境内有巨鹿泽、昭余祁、扬纡等著名湖泊，南部有黄河，境内有滹沱河、漳河、汾水等著名河流。这些河湖内丰富的水产资源为赵国渔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与此相对应，水产品也成为赵人食品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公羊传·宣公六年》记载，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勇士见赵盾正在吃鱼，心中佩服其俭约，不忍杀死他，自己刎颈而死。《盐铁论·贫富》评价此事："文学曰：*......赵宣孟之鱼食，甘于知伯之刍豢。"从此文献记载可以看出，鱼食是一种极普通的食品。另据《太平寰宇记》卷五九引《十三州志》云："淮南九薮，赵有巨鹿，今其地即广阿泽也。其泽东西二十九里，南北三十里，葭芦菱莲鱼蟹充初其中，泽畔又有咸泉，煮而成盐，百姓资之。"丰富的水产品，成为赵人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赵人的食品加工，除了前面提到的肉脯外，还有为饮用而制作的热饮，也就是羹汤。赵襄子招待代王时，就曾在酒酣之后，进献热汤。 战国时期的赵国社会是一个充满等级的社会，在饮食结构上，等级的表现也非常明显，粱肉多为统治者所享用，而粟则成为普通百姓的主要粮食。在邯郸保卫战中，百姓粮食吃完了，以糟糠为食(《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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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赵孝成王后面的历史就没简介了 赵惠文都是匆匆带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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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宗教信仰与占卜祭祀 被后人尊为实录的《史记》，其《赵世家》一卷中却夹杂了许多神奇的传说故事。为此后世史家多有讥评，《法言·重黎》称"赵氏多神，圣人曼云"，朱骏声《经史答问》说"世家莫如赵之诬谬庞怪，谓非纬候之先驱不可矣"。其实这些被后人视为诬谬庞怪的记载，正是先秦赵氏日常生活中宗教崇拜的实录。 赵氏多神的产生与发展 有关赵氏神话起源很早，自赵始祖女修时，便有了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的神话。自此开始，有关赵氏的神话几乎贯穿了整个赵国历史。以往学者曾据《赵世家》，对赵国历史上的怪异故事做了如下总结：屠岸贾诛赵氏一，宣孟梦叔带二，简子游钧天三，有人当道四，天神遗无恤竹书五，武灵王梦处女六，孝成王梦乘龙七。至于《史记·秦本纪》所载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男性祖先大业玄孙孟戏、仲衍鸟身人言，《赵世家》所载赵夙复霍泰山之祭而赵国复穰、晋景公疾因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等故事，或因历史久远，或因有占卜为其预言，均未被后人列入怪异故事之内。除《史记》外，其它有关赵史的史料也有许多怪异，《水经注》所载武灵王见群鹄游于云中而筑云中城，《左传·成公五年》所载赵婴祭天而速亡等等，不一而足。赵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有神话相随。 赵国历史记载中所夹杂的众多神话，其形成的途径主要是靠梦与巫占。梦与巫占，是古代神人交往的主要途径。在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左传》一书中，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均有占卜为预测，或有梦为先兆。身为颛顼苗裔，与崇尚占卜的商人有着共同祖先，在商周历史上即已成为著名氏族的赵氏，其历史上充满通过巫占与梦而形成的神话，本无可怪。后世学者所怪者，多为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赵国史上的神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的赵国神话，也有其历史的根源。 赵氏的宗教崇拜 文献所载赵氏神话传说所反映的赵氏日常生活中的宗教崇拜，主要有图腾崇拜、高山崇拜与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原始氏族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它随着氏族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而增加新的内涵。赵氏的图腾崇拜，即起源于赵氏氏族产生之时。据《史记·赵世家》记载，秦、赵共祖。《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日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日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生子二人：一日大廉，实鸟俗氏，大廉玄孙日孟戏、中衍，鸟身人言。"玄鸟生秦赵之祖，孟戏、仲衍鸟身人言，均反映出赵之先祖以玄鸟为其图腾。 关于赵氏以玄鸟为其图腾，前辈学者已多有论述，现将前贤所未论及之处做一些论述。玄鸟，乃古人所称风鸟之一种。《左传·昭公七年》："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嗥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风，古人所说吉祥鸟之总名，后逐渐神化，成为后世之凤凰。本为凤鸟之一种的玄鸟，战国时期被称为凤凰。《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女何喜?"《离骚》之凤凰即指《天问》之玄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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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对霍泰山的崇拜，起源很早。在商周之交，赵氏先祖飞廉为坛霍泰山而报纣王，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史记·秦本纪》)飞廉去世后，葬于霍泰山。此神话虽屡遭后世治史者批判，但它真实地反映了赵氏先祖对霍泰山的崇拜之情。赵先祖造父因功被周穆王封在赵城，赵氏由此为赵氏。《史记·秦本纪》《集解》引徐广说"赵城在河东永安县"，其地望即在今山西洪洞北古霍泰山脚下。造父封于赵城，也当与赵氏崇拜霍泰山有关。另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大旱，b之，曰：*霍泰山为祟。*使赵夙召霍君于齐，复之，以奉霍泰山之祀。晋复穰。"赵夙因复霍泰山之祀而被封于耿，反映了赵氏与霍泰山之祀的密切关系。霍泰山之神，成为赵氏的重要保护神。在赵族早期历史上，霍泰山成为具有神奇力量的神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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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崇拜：祖先之神是赵氏崇拜的重要神灵，赵氏族人相信祖先的神灵能保佑他们渡过难关。在有关赵氏的历史神话传说中，也有反映赵氏祖先崇拜的内容。《史记·赵世家》记载："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初，赵盾在时，梦兄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经赵盾卜，史援占，占出此梦甚恶，赵盾之子将受其咎。赵盾去世后，下宫之难发生。"居十五年，晋景公疾，b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赢姓也。中衍人面鸟喝，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现龟策。唯君图之。*"在下宫之难发生前，叔带托梦赵盾，预示了赵氏的灾难。灾难发生后，赵氏又在先祖的神灵与众祖先阴功的庇护下，得复田邑如故。韩厥所述表明，赵氏对祖先的祭祀未曾中断。祖先崇拜在赵氏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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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人的日常生活中，经常通过占卜来解释日食一类的奇异自然现象，或通过占卜来解梦，以预测未来之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记载："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赵简子梦童子裸而转以歌。旦，占诸史墨，曰：*吾梦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对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赵世家》中记载的赵盾梦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梦，都是通过占卜来解释的。 春秋时期赵氏统治集团的重大政治决策，往往要通过占卜来决定。在晋国内乱之时，赵衰就是通过占卜来决定自己政治前途的。"赵衰卜事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公子。"(《左传·哀公九年》，《史记·赵世家》)正是赵衰的这个抉择，为赵氏在晋国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争愈演愈烈，占卜在战争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赵人在战争中的重大决策，往往都要进行占卜。《左传．哀公二年》：赵鞅与范、中行氏、齐、郑联军在戚交战，赵盾卜战，龟焦。《左传·哀公九年》：宋公伐郑，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左传·哀公十年》："夏，赵鞅帅师伐齐，大夫请卜之。赵孟曰：*吾卜于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袭吉，行也!《左传·哀公十七年》："夏六月，赵鞅伐卫。齐国观、陈瑾救卫，得晋人之致师者。简子曰：*我卜伐卫，未卜与齐战。*乃还。"占卜，成为赵人军事决策必不可少的手段。 由于占卜活动在赵国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赵国设有专门主管占卜事宜的太卜和史。太卜之职见于《周礼·春官·宗伯》，他的主要职责是掌三兆之法、三易之法、三梦之法，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以八命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一言以蔽之，太卜是掌管占卜的最高官员，他通过占卜来参与最高政治决策。赵国的太卜一职见于《战国策·东周策》，据记载，赵国攻取了周的祭地，郑朝将三十金"献之赵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谴之曰：*周之祭地为祟。*赵乃还之"。太卜借助占卜王病谴责赵王，正是太卜通过占卜以参政的实证。赵国的史，就是《周礼·春官》所记载的占之史，由他具体负责占卜事宜，《周礼·春官》记载，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占墨也就是占看灼龟骨所显的裂痕的大枝，以此解释占卜的结果。见于文献记载的赵氏史官，有史赵、史墨、史龟、史援、筮史敢等。 赵氏最高统治集团的占卜活动，分卜和占两步进行，卜者一般为赵氏之主，而占者则多由史官进行。赵盾梦叔带持要而哭时，赵盾卜，兆绝而后好，史援占梦，对梦进行了解释。哀公九年宋伐郑，赵盾卜问是否救郑，然后请史赵、史墨、史龟三位史官同时进行占释。赵氏同时有三位史官占释，应该就是从商朝开始延续下来的三占从二之法。 除占卜外，筮法在赵人中也比较流行，战国时期的赵国还存在有筮史之官，以掌管筮占。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孝成王四年，赵孝成王梦见自己穿着左右异色，中间有一条衣缝的衣服，乘龙飞上天，不至而坠，"王召筮史敢占之"。如果遇到占卜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赵人还时常借助筮法来进行决策，鲁哀公九年，在是否派兵救郑这个问题上，三位史占辞各自不同，阳虎以《周易》筮之，才决定不派兵救郑。 占卜与筮法并用的现象，从商朝以来已经出现，赵人占卜与筮法并用，应当就是古代卜筮并用之法的延续。 祭祀 与赵的多神崇拜相对应，赵人的祭祀范围也比较广。见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赵国祭祀，主要有祖先祭祀、高山祭祀、河神祭祀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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