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吴玉贵：唐文化史对外文化交流编[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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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吴玉贵：唐文化史对外文化交流编[第4页]

作者:dy692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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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备真备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在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起的重要的中介作用。返国之后，吉备真备曾在大学寮授课，将他在唐朝学习到的各种知识传授给生员。或认为，大学寮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中国传统史籍作为教科书，就是始于真备。孝谦天皇继位前，也曾以真备为师，学习《礼记》和《汉书》。日本朝廷还专门派人向他学习诸葛亮八阵图和孙武的九地结营法。762年，在大宰大贲任内，他依照唐朝新式样，对日本的军事装备进行了革新。在制度文化领域，他参与了删除和修改日本律令的工作，并参稽礼典，重新制定和完备了祭孔礼式。总之，吉备真备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这些贡献与他长期在唐朝的留学经历又是密不可分的。
与留学生一样，来唐朝学习的僧人，也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空海，俗名真鱼，出生于日本赞岐国一个地方豪族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了汉语文和《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18岁时，入大学明经科，学习《书经》、《诗经》、《左传》等中国儒家经典著作。20岁时剃度出家，22岁受具足戒，法名空海。在入唐之前，他就已撰著了《聋瞽指归》、《三教指归》等著作，显露出了较为深厚的汉文化修养。为了更透彻地索解艰深的佛教密宗教义，空海决定往唐朝求法。桓武天皇延历廿三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空海作为学问僧，随第17次遣唐使来到唐朝，几经屈折，于次年到达长安。
在长安期间，空海居住在西明寺，历访名僧大德，切磋请益，同时主要师从不空弟子青龙寺惠果和尚修习密教。由于空海在入唐之前就已具备了相当的儒学和佛学根基，所以学习进境迅速。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5年）二月，空海始入居西明寺，六月，从惠果修习，被授予胎藏界学法灌顶；七月，受金刚界学法灌顶；八月，受传法阿阇梨灌顶礼，并得到“遍照金刚”名号，获得了密教正宗嫡传的名位和向后代传法的身份。传法后不久，惠果大师在顺宗永贞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公元806年1月15日)圆寂。元和元年正月十七日（806年2月10日）下葬时，会葬者弟子道俗千余人，推举空海为惠果撰著碑文。空海于一年之内在长安得到了如此崇隆的声望，固然是与他较高深的佛学修为有直接关系，但是更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作为一个日本僧人，他的汉文化修养受到了时人的敬重。

空海和尚本来准备在唐朝学习20年，但是惠果大师临终嘱托空海，希望他早返日本，传播密教。于是空海在元和元年（806年）八月启程回国。在唐朝期间，诗人马总、胡伯崇等都曾与空海诗歌唱和，以文字定交。马总诗称“何乃万里来，可非炫其才。增学助元(玄)机，士人如子稀。”[159]表示了对空海才学的敬佩之情。在空海离唐之际，诗人朱千乘、朱少端、郑壬、昙清、鸿渐诸人都作诗送别，对大师赞羡有加[160]。朱千乘赞扬空海“解梵书、工八体、缮俱舍、精三乘”，“威仪易旧体，文字冠儒宗”，郑壬则认为空海将青史留名，“他年续僧史，更载一贤人”。对空海来年的功业寄予了厚望。空海留学唐朝的经历表明，这时日本国内对唐文化的吸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请益僧（或请益生）入唐前就已具备了很深厚的唐文化修养，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取最大的学习成效。
回国之后，空海开始了传播密教的工作，经过他的长期艰苦努力，日本上自皇室，下至百姓，接受灌顶礼者达数万人之众，建立了区别于中国密教的日本密教真言宗，并使真言宗与最澄创立的天台宗并列，成为平安佛教的两个主要派别，从而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空海来唐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研究佛学，但他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并不限于佛教。除了将大批佛典带往日本外，空海带回的典籍还包括《刘希夷集》、《王昌龄集》、《朱千乘诗》、《贞元英杰六言诗》、《杂诗集》、《杂文》、《王智章诗》、《诏敕》等大批诗文作品和唐代书法作品。由他编纂的《篆隶万像名义》，则是日本第一部汉文辞典，对唐朝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文镜秘府论》，不仅促进了日本对唐朝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而且是了解汉唐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资料，“是研究汉魏到隋唐这一历史断限中文学作品的修辞指南。”[161]
空海还是一位造诣很深的汉字书法家，入唐之前，他在书法上就有了一定的根基，留唐期间，从韩方明学习书法，又搜集了大批唐朝书法真迹，通过潜心临摹、钻研，成为一代书法宗师，对篆、隶、楷、草、飞白等各种字体都很擅长，尤其精于草书，唐代诗人胡伯崇曾以“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的溢美之辞[162]，称赞空海的书法艺术造诣。此外，空海在制笔、制墨、佛教艺术，甚至日本上流社会饮茶风尚等社会生活方面，都有过重大的影响。显然他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佛教的范围，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突出代表人物。

天宝七载（748年），不屈不挠的鉴真和尚又从扬州踏上了第五次东渡的征途，但是不幸的是，出海之后又被飓风吹到了海南岛，东渡再次失败。鉴真一行经由海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回到扬州，在长途跋涉过程中，多年随鉴真一起努力东渡的日本僧人荣睿，鉴真最器重的弟子祥彦先后赍志而没，鉴真本人也因为“频经炎热”而失明。接踵而来的变故并没有动摇鉴真东渡传法的决心，前后历时11年之后，最终在天宝十二载(753年)第六次泛海东渡，搭乘第11次遣唐使的船队来到了日本。这时鉴真已是一位双目失明的66岁的老人。10年之后，为了传教弘法的大业，鉴真大师长眠在了东瀛的土地上。
鉴真大师得到后世的高度赞扬与崇敬，并不仅仅是因为在他身上表现出了人类最可宝贵的百折不回的坚毅精神，作为传播唐朝文化的使者，他将唐朝先进的文化带到了日本，从而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鉴真将唐朝的戒律制度传到了日本。到达日本之后不久，鉴真就被尊崇为传灯大法师，为天皇、皇后、皇太子等授菩萨戒，并设立戒坛院，为包括众多高僧在内的日本僧人重新授戒，建立了完备的授戒制度，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此外，对日本天台宗和真言密宗的开创，鉴真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他还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对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佛教经典进行了校订工作。
弘扬佛教的工作，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准备第二次东渡时，鉴真选定同行者有“玉作人、画师、雕佛、刻缕、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都有八十五人”[165]，可知鉴真大师非常注意配置传播佛教所需要的各种工匠。由于在出国之前就着意延揽了各方面的专门人材，鉴真和他的弟子们对日本天平文化在汉文学、医药、雕塑、绘画、建筑等各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鉴真与他的弟子法进都是书法家，由鉴真携往日本的文籍中，有王羲之、王献之的真迹法帖，对日本后来流行二王书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鉴真不仅将干漆夹紵像的造像技法传到了日本，而且对日本木雕技艺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在14世纪之前，甚至日本医药界也将鉴真奉为始祖。因为据说鉴真曾用鼻嗅的方法将正仓院收藏的的药物一一加以鉴定，并说明了它们不同的用途。而九世纪末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也著录了《鉴上人秘方》一卷。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鉴真大师和他的弟子在建筑领域对中日本文化交流的贡献，由鉴真与他的弟子们在759年(日天平宝字三年)营建的唐招提寺，提供了唐朝建筑影响日本的一个典型例证。留存至今的唐招提寺金堂，在布局安排、建筑风格、技术处理等各方面，都与现存于我国的唐代佛殿十分相似，不仅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而且为研究唐代建筑本身提供了绝好的借鉴[166]。

第四节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
自两汉以后，朝鲜半岛进入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割据时期，到唐朝初年，新罗分别在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和总章元年（668年）消灭了百济和高句丽，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地区和部分高丽地区，实现了对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的统治。直到10世纪上半叶，新罗政权衰微，形成了后三国鼎立的局面，最终被王氏高丽政权取代。新罗国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大体上与唐朝相始终。与日本一样，新罗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刻意向唐朝学习，并受到唐朝文化的强烈影响。此外，新罗人还在唐朝与日本及唐朝近海南北贸易活动中承担了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而且新罗僧人在唐朝与西域交往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问题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1．新罗留学生与唐朝“宾贡”
与日本一样，朝鲜半岛在社会制度、典章文物、文化生活、风俗习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积极向唐朝学习，并受到了唐朝文化的强烈影响。与日本不同的是，朝鲜半岛与唐朝接壤，这一方面使双方文化交流更多地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双方文化往来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使朝鲜半岛在接受唐文化方面热情更高，程度也更彻底，甚至唐玄宗也称新罗为“君子之国”，认为新罗“颇知书记，有类中华”[167]。在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中，新罗遣唐留学生起了重要的作用[168]。
新罗文士前往中国留学并非始自唐朝。最晚在南朝陈时，新罗文人朴某“神器恢廓，爱染篇章，校猎玄儒，讨雠子史，文华腾翥于韩服，博赡犹愧于中原，遂割略亲朋，发愤溟渤，年二十五，乘舶造于金陵。有陈之世，号称文国，故得谘考先疑，询猷了义”。朴某后来在南朝陈出家为僧，法号圆光。陈灭入隋，游学长安，成为一代名僧。返国之后，备受新罗王器重，“笺表启书，往还国命，并出自胸襟”，“年齿既高，乘舆入内，衣服药食，并王手自营，不许佐助。”[169]圆光在本国时，已经对儒家典籍及子史篇章具有了一定的修养，只是因为“博赡犹愧于中原”，才毅然西渡求学。他的经历，可以作为唐朝以前新罗文士入唐留学的典型。
入唐以后，随着唐朝对外交往的开展，新罗子弟大批来到唐朝，在国学学习唐朝文化的各种专门知识。开元年间“登笈之子，分在两京，憧憧往来，多多益办。”在唐国子监内，甚至特辟了“新罗马道”[170]。据有关资料分析，新罗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学生可达一二百人之多[171]。大体而言，新罗留学生留学期限一般为10年，在华期间，购书款项由新罗支付，而四时衣服及食物等日用所需则由唐朝政府负责供应[172]。

由于当时亚洲各国派往唐朝的留学生人数众多，而且有些人对唐朝文化的学习也具备了相当高深的水平，为了表示对他们留学资格的确认并优奖学业突出的留学生，唐朝将科举制度套用在了留学生身上，专门为留学生设立“宾贡科”。[173]在科举考试时，留学生与唐朝举子一起应试，但是“每自别试，附名榜尾”，与正规的考试相区别。上文中提及波斯人李珣、大食人李彦升曾经宾贡及第。但是西域人宾贡及第实在是非常个别的现象，由于新罗深受唐朝文化濡染，而且留学人数众多，宾贡登第者，绝大多数都是新罗国留学生。据统计，自唐文宗长庆初至后梁、后唐之际一百年间，新罗宾贡及第者90人，其中姓名可考者26人，此列简表于下：[174]
新罗人宾贡登第简表：

表中金夷鱼、金可记二人见于唐人诗歌。此外，唐诗中还有一些送别新罗进士及第和罢举东归的作品，如张乔“送人及第归海东”、杜荀鹤“送宾贡登第后归海东”、张蠙“送友人及第归新罗”、裴说“赠宾贡”、贯休“送新罗人及第归”以及许浑“送友人罢举归东海”等等[177]，都属于这类作品。张乔诗称“自笑中华路，年年送友人”，反映了“海东”（即新罗）留学生入唐求学考取宾贡者人数众多；张蠙诗“乡俗稀攀桂，争来问月宫”，是说新罗本土乡俗对留唐及第的器重和留学生及第归乡后的荣耀；许浑诗“此去知投笔，须求利剑磨”，则表明了落第者的无奈。从这些诗歌中可知，赴唐留学“攀桂”，在新罗一时蔚为风气。
由于对唐文化的钦羡，留唐学生返国后大多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赴唐留学甚至是新罗文士出人头地的重要途径。新罗是族制的骨品社会，如果不是出身骨品，在仕途上的发展就很困难。7世纪初，新罗衣冠子弟薛罽头以出身非骨品，决心赴唐游学以改变现状，称：“新罗用人论骨品，苟非其族，虽有鸿才杰功，不能逾越。我愿西游中华国，奋不世之略，立非常之功，自致荣路，备簪绅佩剑，出入天子之侧足矣。”[178]留学唐朝已成为一般的衣冠子弟仕进求取功名的必要手段之一。
与此相近的另一个例证是，新罗元圣王五年（788年）九月，准备擢升一个叫子玉的人为杨根县小守，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子玉不以文籍出身，不可委分忧之职。”但是侍中称“虽不以文籍出身，曾入大唐为学生，不亦可用耶？”，新罗王最后听从了侍中的意见[179]。可知不论登第与否，入唐留学本身就能构成仕进的有利条件。正因为如此，当崔致远入唐朝留学时，他的父亲叮嘱他说：“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儿。往矣，勤哉，勿隳乃力。”[180]语重心长，期望殷切。
在入唐留学高潮的促进之下，唐朝的科举制度对新罗的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记载，新罗国学“教授之法，以《周易》、《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博士若助教一人，或以《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或以《春秋左氏传》、《毛诗》、《论语》、《孝经》；或以《尚书》、《论语》、《孝经》、《文选》授之。诸生读书以三品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能兼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181]在课程设置、教材选择和教授方法等各个方面，唐朝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

2．沿黄海地区的新罗侨民及其在唐朝对外交往中的作用
新罗不仅广泛开展与唐朝间的文化交流，吸取唐文化的营养，而且在唐朝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往中扮演了重要的媒介角色，这种角色表明，唐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在当时是非常密切的。从日本僧人圆仁撰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反映出来的，居住在唐朝沿海地区的新罗侨民在东海海域及唐朝与日本海上往来中起的作用，最足以说明朝鲜半岛在唐朝与日本文化交流中的中介角色。
圆仁（794-864年），俗姓壬生氏，日本下野都贺郡人，自幼落发，拜鉴真再传弟子广智为师，15岁时，又投入日本天台宗开山祖师最澄门下[182]，并以遮那业得度。文宗开成三年（838年），以请益僧的身份随第18次遣唐使入唐，在唐朝各地游历10年之后，在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返回日本。圆仁根据自己在旅途中的日记整理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与晋释法显《佛国记》、唐僧玄奘《大唐西域记》、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并称，而且后几种或是事后追记，或是由他人整理，唯独圆仁的游记是根据当时见闻写作的日记，读起来倍感亲切，记事也更为精确可靠[183]。
除了在五台山和长安游学巡礼之外，圆仁往返途中，曾在北至山东半岛，南至扬州的沿海地区，即扬州、楚州、泗州、海州、密州、莱州、登州、青州、淄州等地长期游历，在《巡礼行记》中，他多次提到以上地区的新罗侨民。据圆仁所见，以上各地都有新罗侨民的聚居地，而且设置了相应的管理机构。登州城有“新罗馆”，青州及淄州长山县（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有“新罗院”，楚州及泗州涟水县等通衢要地都有新罗坊[184]。新罗侨民的分布并不局限于都市及大的集镇，在沿海的一些交通要地，也有不少新罗侨民村落，如登州牟平县唐阳乡之陶村、邵村浦，文登县之长淮浦、乳山浦等地都是新罗侨民的聚居之所[185]。
文登县青宁乡是新罗侨民聚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圆仁记载文登县东界专门设有“勾当新罗所”，“勾当新罗所去县东南七十里，管文登县青宁乡。”[186]而青宁乡就是一处较为集中的新罗侨民聚居点。圆仁曾在开成四年六月八日至开成五年二月十九日（839年7月22日-840年3月26日）在青宁乡新罗侨民村赤山村留居了8个月，他对赤山村的记载，可为了解新罗侨民在唐朝沿海地区的移民点提供一个非常典型的个案。赤山村位于文登县境内的赤山，东面临海，有赤山泊（又称赤山浦），经常有海上船只往来，尤其是有许多新罗船只停泊。村里人口约400人左右[187]，村中有“新罗寺”，寺内讲经、礼忏等宗教仪轨都依新罗风俗，只是在黄昏、寅朝二时遵从唐朝风俗，宗教活动使用新罗语言。“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总是新罗人，但三僧及行者一人日本国人耳”。在讲经仪式上，当讲师升座时，听众同声称叹佛名，并有音乐相伴，“音曲一依新罗，不似唐音。”[188]在新罗移民点里，保留了浓厚的本民族的风俗习惯。

这些居住在黄海沿岸地区的新罗侨民主要从事与海上贸易有关的职业。开成四年（839年），最初将圆仁等人带到唐朝的第18次遣唐使团准备返回日本，从楚州雇佣了9艘新罗船和60名熟悉航路的新罗船工。这次遣唐使团就是乘坐这些新罗船返回了日本。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圆仁返日，也是搭载新罗舶商金子白、钦良晖、金珍的商船返回日本。仅大中元年一年之内，这只新罗商船就分别在五月和九月两次前往日本[189]。据木宫泰彦统计，搭乘新罗船的留学生（僧）还有齐明四年（高宗显庆三年，658年）智达、智通乘新罗船入唐；天武十三年（武后垂拱元年，685年）土师宿祢甥、白猪史宝然等乘新罗船返日；持统四年（武后长寿元年，692年），义德、智宗乘新罗船返日；承和十年（武宗会昌元年，843年）仁好、顺昌等人搭新罗人张公靖舶返日；新罗商船在唐朝与日本交往中起的作用可知[190]。
新罗商船不仅频繁往来于日本与唐朝，从事国际间的商业贸易活动；而且北上南下，在唐朝沿海地区进行海上兴贩贸易。开成四年（839年），圆仁一行在海州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市南）遇到由海上从密州往楚州贩运炭的新罗船，并经介绍到当地宿城村新罗人家中借宿。大中元年（847年），又在密州诸城县界驳马浦以五匹绢的船脚价，搭载新罗船商陈忠的运炭商船，由海路经海州抵达楚州新罗坊[191]。
“新罗译语”在唐朝与日本交往中起的独特作用，也应该引起特别重视。在圆仁来往于日本与唐朝的过程中及在唐朝各地的游历途中，新罗译语人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新罗侨民长期充当日本与唐朝交往的中介，他们中很多人除了本民族的语言外，还兼通日语和汉语，在第18次遣唐使团中，至少在第一舶和第二舶上都安排了新罗译语人[192]，从圆仁的记载可知，新罗译语不仅担任语言翻译，而且熟知海路航线，在航海中承担了咨询或顾问的角色。登陆之后，负责与唐朝当地政府接洽及安排行程等具体事务。在沿海新罗侨民聚居地，也有新罗译语人，如楚州新罗译语刘慎言、道玄，登州文登县新罗通事张咏等[193]，都专门负责接洽唐朝与沿海贸易有关的事宜。

3．旅唐新罗僧与唐朝西域交通
最晚自4世纪中叶以后，佛教就经中土传到了朝鲜半岛，并很快得到了广泛流布。在中国僧徒东游传教的同时，朝鲜半岛的佛教信徒纷纷西来中土修行学习，形成了一个入唐求法的高潮。早在隋代，就已在鸿胪寺设立专门机构，延聘高僧为朝鲜半岛来华留学的僧人讲授佛学。如大业九年（613年），僧静藏曾被召入鸿胪寺，“教授东蕃三国僧义”[194]。大业十年（614年），高僧神迥“应诏入鸿胪，为敷大论，训开三韩诸方士”[195]。同年，弘福寺法师灵润也“被诏入鸿胪，教授三韩”[196]。从这些零星记载看，隋代就已经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接待或教授朝鲜半岛的僧人，来华留学僧人之众，由此可见。
入唐以后，有更多的新罗僧人蜂拥而至。上文提到山东半岛登州文登县赤山之“新罗寺”，就是一所典型的来华新罗僧人聚居地。除了沿海地区外，唐朝其他地区也有许多以“新罗”为名的地名，如“新罗院”、“新罗岩”、“新罗泉”、“新罗寺”等等，这些地方的得名，大都与新罗僧人曾经居住或修行有关。此外，唐朝流行的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律宗、净土宗等主要佛教派别，都有新罗僧人专门来唐修习，表明了朝鲜半岛佛教与唐朝佛教的传承关系[197]。
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新罗僧人修习佛教并不限于中土，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在唐朝留学之后，又经由中土前往佛教的起源地天竺求法取经[198]。《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的7世纪后半叶经由海、陆两道前往天竺求法的56名僧人中，新罗僧人竟占了7位，以下试约略予以介绍：[199]
1.阿离耶跋摩贞观年间（627-649年），自长安西至王舍城，住那烂陀寺，“多闲经论，抄写众经”，后卒于那烂陀寺，年七十余。
2.慧业贞观年间自唐朝前往天竺，在那烂陀寺学习。义净在那烂陀翻检“唐本”，见《梁论》（即《梁摄论》）下有题记称：“在佛齿木树下新罗僧慧业写记”。访问寺僧，称慧业卒于那烂陀寺。所写梵本并存于寺。
3.玄太永徽年间（650-655年），自唐朝境内由吐蕃泥婆罗道至中天竺，“礼菩提树，详检经论”。后经吐谷浑返唐，不知所终。
4.玄恪贞观年间与汉僧玄照法师一起至天竺，“既伸礼敬，遇疾而亡”，年四十余。
5.佚名自长安至南海，泛舶至室利佛逝国西婆鲁师国，遇疾而亡。
6.佚名同上。

除了饮食之外，对外国使节日常起居所用什物、患病、死亡等也都有具体的规定。来唐的使节有许多带有贸易的性质，有些干脆就是由商人组成。如果携带物品为“药物、滋味之属”，由少府监或市令选择“识物人”确定价值高下；如果是驼马等物，则由殿中省及太仆寺验阅，良者入殿中供御用，驽病者入太仆充群牧；如果是鹰、鹘、狗、豹之类无从估价的物品，则由鸿胪寺决定价值多少，当使节返国时，由朝廷以“赏赐”的形式付给相当于“贡物”价值的物品。
外国使臣（包括君主）至唐，最重要的仪式就是接受皇帝召见。唐朝对迎劳(遣专人慰劳)、戒见(遣专人通知召见日期)、奉见(正式召见)、受表(接受国书)、受币(接受礼物)、赐宴等都有非常明确而繁缛的规定[7]。与食料供应一样，接待礼节也视国家的大小或强弱而规定了不同的等级，如在接受国书或礼物的仪式中，“大蕃大使为设乐，次蕃大使及大蕃中使以下皆不设乐悬及黄麾杖。”[8]除了例行的召见之外，外国还要参加唐朝廷组织的一些重大庆典活动，如在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和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举行的两次泰山封禅活动中，都有大批外国使节参加，前一次随高宗前往东岳的有波斯、天竺、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9]。参加玄宗东封活动的则有大食、谢、五天竺、昆仑、日本、新罗之侍子及使节，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乌浒之酋长等[10]。
使节来唐，大多都在名义上接受唐朝官职，最常授予的官职为果毅都尉、折冲都尉、中郎将、太仆卿以及诸卫将军等职。出于对唐朝文化的钦仰和其它原因，外国使节中有些自愿留在了唐朝境内定居。如康国大首领康某，“因使入朝”，留在唐境内任检校折冲都尉，并娶翟氏为妻，于天宝八载（749年）终于东都福善坊，留有嗣子康从远[11]。有些人后来甚至代表唐朝出使本国。如波斯人阿罗憾(Abraham)，在高宗显庆年间(656-661年)充使入唐，仕唐为右屯卫将军，并曾代表唐朝为“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出使西域诸国，在拂林西界立碑。后于景云元年(710年)卒于东都私宅。其子俱罗(Korah)仍然保留了胡语的名字[12]。又，新罗“行人”金思兰出使唐朝，“恭而有礼，因留宿卫”，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被唐朝“委以出疆之任”，以太仆卿赐同正员的身分出使新罗[13]。
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河陇，西域道路阻绝，安西、北庭前来朝廷奏事的官员以及西域朝贡使节滞留长安，日用所需供给，使朝廷不堪重负，贞元三年(787年)检括，得4,000人，准备停止供给，但遭到西域国使臣的强烈反对。李泌献策，建议由唐朝组织使臣，或假道回纥，或经由海道遣返本国；有不愿归者，“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这时诸国客使在唐朝境内已滞留了三十余年，最多者达四十余年，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返回本国，于是朝廷将诸国使臣分隶左右神策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每年节省经费达五十万缗[14]。除了真正的客使之外，这些检括出来胡人有许多都应该是打着“朝贡使”名义的商胡。本世纪50年代在西安发现的波斯人苏谅妻马氏墓志称，苏谅官职为“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其人很可能就是波斯流亡政权派遣出使唐朝的使节的后代[15]。《东城父老传》称，玄宗时“都中无留外国宾”，而到元和五年(810年)时，情形为之大变，“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16]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贞元三年(787年)之后大批西域诸国使节留居长安当然不无关系。

入朝质子在唐朝授官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质子所在国的“蕃望大小”，一是质子本人在本国的官职高下。积累年资，质子官职还可以迁转。在开元六年（718年）吐火罗国质子阿史那仆罗抱怨授官太低的诉状中，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仆罗本人是吐火罗国王阿史那般都泥利的弟弟，在本国任特勤，被遣入唐为质。仆罗在诉状中称：“仆罗兄前后屡蒙圣泽，愧荷国恩，遂发遣仆罗入朝，侍卫玉阶。至愿献忠殉命，以为臣妾。仆罗至此，为不解汉法，鸿胪寺不委蕃望大小，有不比类流例，高下相悬，即奏拟授官。窃见石国、龟兹并余小国王子、首领等入朝，元无功效，并缘蕃望授三品将军，况仆罗身恃（特）勤，本蕃位望与亲王一种比类，大小与诸国王子悬殊，却授仆罗四品中郎。”并提到后来天竺质子瞿昙金刚等“数改转，位至诸卫将军”，而他本人自神龙元年（705年）授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以来，经14年没有迁转。玄宗敕鸿胪寺“准例定品秩，勿令称屈”[24]。可知质子官职的授受和迁转都有成例可援。
此外，质子在唐还可由试官迁授正官，如当时任“试光禄卿、紫金鱼袋”的新罗质子金允夫在开成二年（837年）的诉状中称：“本国王命臣入朝充质二十六年矣。三蒙改授试官，再当本国宣慰及册立等副使。准往例，皆蒙特授正官。”于是被授以武成王庙令[25]。细味文意，金允夫要求“特授”正官，是因为根据以往成例，凡担任唐朝使节出使本国者，都可授正官。
金允夫两次充当唐朝使节出使新罗，表明不仅留居唐朝的外国使节可以反过来代表唐朝出使其本国，外国质子也可以唐朝使节的身分出使本国。元和七年（812年），新罗质子试卫尉卿、赐紫金鱼袋金沔为试光禄少卿、充吊祭、册立副使，随正使崔棱出使新罗[26]。元和十五年（820年），新罗质子金士信也作为副使出使新罗，他在上疏中称：“臣本国朝天二百余载，尝差质子宿卫阙庭，每有天使临蕃，即充副使，转通圣旨，下告国中，今在城宿卫质子，臣次当行之。”[27]表明至少对新罗而言，以入唐质子充任唐朝副使，几乎已经成为定制。

3.“贡人”
所谓“贡人”，是将人作为 “方物”，即地方土产的一种献给唐朝廷，供皇室或贵族官僚玩赏。一般而言，这些人大都具有迥异于常人的特点。如武德、贞观间(618-649年)，扶南国向唐朝贡献两位白头人，“素首，肤理如脂”[28]。元和十年(815年)，诃陵国贡献的僧祗童，则以肤色黝黑为世人所称道[29]。除了体质或生理上异于常人外，贡人常常还具有特殊的技艺。唐代最常见的贡人是一些从事歌舞或音乐职业的伎人，段成式称，宝历二年(826年)，东国贡舞女飞鸾、轻凤，以荔枝、金屑、龙脑为食，“兰气融冶、冬不纩衣，夏不汗体”。歌声一发，如鸾凤之音，百鸟翔集；舞态艳逸，非人间所有[30]。此事固然未必尽实，但这类传说是在大批才能优异的音乐、歌舞艺人被贡献给唐朝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产生的，从更深的层面上反映了唐朝普遍存在着精通歌舞艺术的贡人。
在贡人中还包括一些骇人耳目的杂技艺人和魔术师。如睿宗时(710-712年)，婆罗门国献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铦刀，俯身就锋，历脸下，复植于背，觱篥者立腹上，终曲而不伤。又伏伸其手，二人蹑之，周旋百转。”[31]技艺高超，使人瞠目。贞观年间（627-649年)，西域献胡僧，能以咒术使人生死，太宗挑选飞骑中身体强健的战士试验，结果“如言而死，如言而苏”[32]。
为了便于直观地了解唐代贡人的情况，这里将仅将《册府元龟》有关贡人的记载列表如下：[33]
《册府元龟》所见贡人表：

从上表可知，除了歌舞艺人外，贡人还有解天文大慕阇、侏儒、僧耆女、金抵僮等，大慕阇与摩尼教在唐朝传教有关，姑置不论[36]。以侏儒为贡物，在古代中国有久远的历史，甚至在唐代，还仍然以道州侏儒作为土贡[37]，白居易在诗歌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抨击，写道“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送，号为道州任土贡。”[38]康国、尸利佛誓以侏儒作为贡物献给唐朝，毫不足怪。“僧耆”、“僧祗”或“金抵”，应该都是现代桑给巴尔(Zanzibal)在唐时的译音，泛指东非沿海地区[39]。这些来自非洲的僮、女，并不是诃陵或尸利佛誓的土产，他们是被这些地区的政权转手贡献给唐朝的礼物。
这种转手贡人的方式并不限于非洲奴隶，唐朝周边政权及地方政府也转手向朝廷贡献艺人。如大历十二年(777年)，渤海遣使来朝，并献日本国舞女11人及方物[40]。又，设在西域的唐朝安西都护府也向朝廷贡献舞狮伎人，白居易在“西凉伎”诗中说：“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41]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贡人大都是与马、狗、鹦鹉、豹、狮子、玳瑁、生犀以及异香名宝等珍奇之物一起，作为“方物”，即地方特产进献的，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都很低下。

昆仑奴在唐代比较常见，甚至民间还流行以昆仑奴形象为冥器的风气。朱泚入据长安后，段秀实遣阎敬立为告秘使，潜出凤翔山，夜至太平馆，知馆官刘俶为备饮馔，且使家人昆仑奴道奴、知远二人侍奉。后来，阎敬立始察知刘俶早已去世，所宿之处是其殡宫，“殡宫前有冥器数人”，就是夜中所见的昆仑奴[51]。可知以昆仑奴为冥器的习俗，已经反映在了唐人小说中。据称，开元中(713-741年)，王昌龄自吴地至长安，船行至马当山，舟人称须备物祷神。王昌龄使舟人赍酒脯纸马，代为上岸祭献。并作诗：“青骢一匹昆仑牵，奉上大王不取钱。直为猛风波滚骤，莫怪昌龄不下船。”[52]与刘俶殡宫前的冥器昆仑奴类似，此青骢、昆仑也是纸人、纸马类的冥器。这些在陪葬品中作为死者佣仆的昆仑奴，正是现实生活中大量昆仑奴充当唐朝贵族官僚或富室家奴的反映。
唐人载籍中有关昆仑奴的记载，多与东南沿海地区有关，据真人元开记载，海盗冯若芳劫取波斯舶，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奴婢住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53]表明唐代外来奴婢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南海交通。
此外，流入唐朝的新罗奴婢，也值得引起特别关注。长庆元年（821年），平卢节度使专门向朝廷报告海盗掠卖新罗“良口”到平卢管界登、莱等州事，称此前朝廷已有制敕禁断买卖新罗人口，但是收效不著，请求“自今已后，缘海诸道应有上件贼炫卖新罗良人等，一切禁断。请所在观察使严加捉搦，如有违犯，便准法断。”两年之后，新罗使金柱弼又进状，称禁卖令生效之后，新罗奴婢老弱者“栖栖无家，多寄傍海村乡，愿归无路”，请求沿海州县，利用便船送归新罗[54]。掠卖到唐朝境内的新罗奴婢数量是相当大的，新罗人张保皋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55]，虽然不无夸张，但是也并非空穴来风。

第二节唐朝境内的外来佛教僧人与伎艺人
佛教僧人与伎艺人是唐朝境内外来人中相当重要的两种。来唐佛教僧人以天竺僧为主。如果说玄宗时代是作为外交使节来唐的高潮期的话，则佛教僧人来唐主要在高宗、武后统治时期。佛教僧人在唐朝主要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他们的活动不仅促进了佛教文化在唐朝的传播，而且促进了中国与西域，尤其是与古代印度的文化交流。
来唐的伎艺人大体可分为音乐歌舞艺人和百戏艺人两种。音乐歌舞和百戏是标志盛唐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艺术门类，也是唐朝受外来文化影响最强烈的部门。从宫廷庙堂到市井闾里，从国家节日庆典到官僚、文人的寻常家宴小聚，随处都可以欣赏到外来音乐舞蹈的表演，大历诗人王建称“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56]形象地道出了外来音乐舞蹈在唐朝社会各个阶层广泛流行的情形。
1.外来佛僧及其译经活动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境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由于唐代前期实行开放政策，佛教僧人大批进入唐朝境内传教，为在中国境内流行已久的佛教不断输入新鲜血液。此仅将资料较为集中的《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记载的唐代来华的佛教僧人具列如下：[57]
《高僧传》所见来华僧人表：

天竺僧人在唐朝的生活以传译佛经为主，这种情况在唐人诗歌中也有反映，耿湋“赠海明上人”诗称：“来自西天竺，持经奉紫微，年深梵语变，行苦俗流归。”[62]刘言史也至少写过三首反映天竺僧人生活的诗歌，其中两首主要描述僧人译述传经的艰辛，“送婆罗门归本国”：“刹利王孙字迦摄，竹锥横写叱萝叶。遥知汉地未有经，手牵白马绕天行。龟兹碛西胡雪黑，大师冻死来不得。地尽年深始到船，海里更行三十国。行多耳断金环落，冉冉悠悠不停脚。马死经留却去时，往来应尽一生期。出漠独行人绝处，碛西天漏雨丝丝。”为了前往汉地传经，天竺僧人在碛天荒漠中孑然独行，往返一次，几乎就已耗尽了一生的年华。“病僧二首”称“竺国乡程算不回，病中衣锡遍浮埃。如今汉地诸经本，自过流沙远背来。”“空林衰病卧多时，白发从成数寸丝。西行却过流沙日，枕上寥寥心独知。”反映了传经僧人异乡染疾的幽苦情状和思念乡土的孤寂心怀[63]。
在唐朝传译佛经者还有出生在唐朝的外国人后裔和居住在唐朝境内的外国居士。如活动在隋唐两朝的高僧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祖因避仇移居南海，家于交广之间。吉藏生于中国，并在中国出家为僧。僧传中称他“貌象西梵，言实东华”。武德六年(623年)去世之后，“东宫以下王公等，并致书慰问”，僧传中还保留了唐太宗慰问书的内容[64]。在唐朝出生的天竺人大多都兼通梵、汉两种语文，具备从事翻译的有利条件。慧智和尚，父为印度人，婆罗门种，因出使唐朝而留在了中国。慧智本人出生在唐朝，高宗时从天竺僧人出家，“本既梵人，善闲天竺书语；生于唐国，复练此土言音。三藏地婆诃罗、提云若那、宝思惟等所有翻译，皆召智为证，兼令度语。”[65]其他如智藏和尚及著名的神会和尚，也都是生于唐朝的外国人的后裔[66]。
留居唐朝的外国居士也有不少人参加了政府组织的译经。神龙二年(706年)，中宗在西京大荐福寺设置翻经院翻译佛经，参加译经的除了僧人外，居士东印度首领伊舍罗担任证梵本的工作，居士中印度李释迦度颇多读梵本，居士东印度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证译[67]。伊舍罗其人曾长期从事译经。先天二年(713年)的译场中译梵文者仍然有天竺大首领伊舍罗。开元十一年(723年)，金刚智奉敕在资圣寺译经，“东印度婆罗门大首领直中书伊舍罗译语，嵩岳沙门温古笔受。”[68]可知伊舍罗是以中书省直官的身份参与佛经翻译的。在唐代，直官是不同于职、散、勋、爵的一套独特的职官系统，充直者多为当时科技、文化、艺术等专业领域内的第一流人材，中书省有明法、能书、装制敕、翻书译语、乘驿等五种直官。以中书省直官而兼预译场者至少还有度颇其人，度颇的衔名是“翻经婆罗门东天竺国左领军左执戟直中书省”[69]。伊舍罗以译语充直中书省，显然他是当时最高水平的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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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吴玉贵：唐文化史 对外文化交流编[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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