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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吴玉贵：唐文化史 对外文化交流编[第5页] |
| 作者:dy6923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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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来人与唐代音乐舞蹈 音乐、舞蹈是盛唐文化最重要的成分之一，也是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一个艺术门类。唐朝音乐主要分为雅乐和燕乐两大门类。雅乐主要用于祭祀和朝会等隆重场合，是一种相当程式化的庙堂音乐，燕乐主要是在宴饮的场合表演的音乐和歌舞。外来文化对唐朝音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燕乐。 唐朝的燕乐是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隋朝初年，文帝定七部乐为正式的燕乐，分别是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和文康伎。炀帝即位之后，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革，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与礼毕等为九部乐。唐朝初年一仍隋旧。太宗时去礼毕，增燕乐；平定高昌后，又在贞观十六年(642年)增加高昌乐，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形成了唐朝的十部乐。 十部乐中，天竺、康国、安国等乐都是前代自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传入内地的音乐。以国名来命名乐部，表明这些音乐仍然保留着较强烈的异域色彩，未与中国内地固有的音乐文化融为一体。此后，随着唐朝对外文化交流进程的加深，以国别分类的方式渐泯，出现了立坐二部分类，堂下立奏者为立部伎，堂上坐奏者为坐部伎。立部伎八部，坐部伎六部。天宝十三载(754年)，唐朝对太乐署供奉的乐曲名称进行了大规模改动，进一步将保留胡名或听来不雅驯的乐曲改为典雅的汉名。乐曲改名，不仅表现了唐朝对域外音乐文化的吸收过程，而且反映了外来音乐文化对唐朝音乐的重大影响。此据《唐会要》列简表如下： 天宝十三载改名乐曲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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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见于记载舞胡旋者多为青年女子的话，胡腾舞则多由少年男子表演。从舞蹈名称即可知，胡旋舞以“旋转”为特点，而胡腾舞的特色则是“腾跃”。8世纪诗人李端在诗中描述了一位“肌肤如玉鼻如锥”的胡人少年舞者表演胡腾舞的情形。舞者身穿桐布轻衫，头戴珠帽，披葡萄纹长带，在舞蹈之前跪在帐前以“胡语”(本音语)向观众致词，然后开始轻健敏捷的舞蹈，“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85]除了俯仰腾跃，环行急蹴等刚猛雄健的形体动作外，还伴有扬眉动目、顾眄流盼等丰富的面部表情。同时代诗人刘言史的描述，可以更加深对胡腾舞的了解。“石国胡儿人见少，蹈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蒲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86]更鲜明地突出了这种舞蹈腾跃刚劲的特点。 刘言史在诗中明谓舞胡腾者为“石国小儿”，表明石国至少是唐朝胡腾舞的输入国之一。唐代由石国传入的舞蹈还有“柘枝舞”，较之胡旋、胡腾，唐人对柘枝舞的记载更多，今天对它的了解也就更详细一些。舞柘枝者多为青年女子，舞者头戴绣花卷边虚帽，帽上施以珍珠，缀以金铃。身穿薄透紫罗衫，纤腰窄袖，身垂银蔓花钿，脚穿锦靴，踩着鼓声的节奏翩翩起舞。婉转绰约，轻盈飘逸，金铃丁丁，锦靴沙沙，“来复来兮飞燕，去复去兮惊鸿”，当曲尽舞停时，舞者罗衫半袒，犹自秋波送盼，眉目注人。柘枝舞艺术境界高超，且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引起了唐朝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兴趣和爱好，除了史传外，唐朝诗人刘禹锡、薛能、张祜、白居易、沈亚之、卢肇等都写过有关柘枝舞的诗歌[87]。流行地区遍布今陕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等地[88]。 最可值得注意的是，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献乐时，《唐会要》称骠国乐“一低一昂，未尝不相对，有类中国柘枝舞。”[89]可知柘枝舞在9世纪初年已被目为“中国柘枝舞”。上引白居易“胡旋女”诗中称“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同一时期胡旋舞在中原也已经相当常见，而且与新传入者有了一定的区别，所以诗人以“中原自有”的“胡旋舞”与“胡旋女”所舞新传入的“胡旋舞”相区别。9世纪时，“柘枝舞”和“胡旋舞”分别被冠以“中国”或“中原”，表明经过一个世纪之后，早先传入的外来舞蹈在唐朝人心目中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唐朝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至少与新近传入的外来舞蹈有了显著的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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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唐朝载籍的外来音乐、舞蹈家，多为中亚昭武九姓胡人。此仅举数例，以概其余。 曹国胡人曹保保祖孙三代，均为琵琶名手，在唐朝声名最著。段安节载，贞元中（785-805年）有曹保保，子善才，孙曹纲，世代传承琵琶技艺。曹纲善拨，“若风雨而不事扣弦”，时人裴兴奴长于拢，“时人谓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90]。曹善才与曹纲，又见于唐人诗歌吟咏。白居易“琵琶引”序中称，元和十一年（816年），在九江任司马时，夜闻舟中弹琵琶者，“有京都声”，经询访，知其人原为长安娼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此曹善才，应即曹保保之子[91]。李绅曾作“悲善才”诗，序中称穆宗时(821-824年)赐宴曲江，曹善才等20人备乐。诗中追叙曹善才弹奏时的情形称：[92] 穆王夜幸蓬池曲，金銮殿开高秉烛。东头弟子曹善才，琵琶请进新翻曲。 翠蛾列坐层城女，笙笛参差齐笑语。天颜静听朱丝弹，众乐寂然无敢举。 衔花金凤当承拨，转腕拢弦促挥抹。花翻凤啸天上来，裴回满殿飞春雪。 抽弦度曲新声发，金铃玉佩相磋切。流莺子母飞上林，仙鹤雌雄唳明月。 此时奉诏侍金銮，别殿承恩许召弹。三月曲江春草绿，九霄天乐下云端。 紫髯供奉前屈膝，尽弹妙曲当春日。寒泉注射陇水开，胡雁翻飞向天没。 日曛尘暗车马散，为惜新声有余叹。 “紫髯”、“胡雁”，暗示了供奉曹善才的胡人背景。善才之子曹纲（或作曹刚）也是非常有名的琵琶艺人。大和二年(828)，白居易在长安观赏曹刚演奏，作“听曹刚弹琵琶兼示重莲”诗，称“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93]“胡啼番语”云云，更是明确地指出了曹氏祖孙的种族。薛逢将曹刚琵琶誉为神仙才能听到的天上“玉都殊音”[94]，而刘禹锡则将聆听曹刚琵琶作为人生的最高享受，声称“一听曹刚弹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95]唐代曹姓以琵琶著称者还有女琵琶师曹供奉、曹触新、曹者素等人[96]，康昆仑也是著名的琵琶艺人。段安节称康昆仑为贞元中琵琶第一手，并记载了长安祈雨，康昆仑与僧人在天门街“斗声乐”的故事[97]。除了弹奏外，康昆仑还兼善作曲，他曾将凉州曲改编为琵琶演奏曲[98]。 来唐外国人中，也有以歌唱著称于世者。《卢氏杂说》称元和年间（806-820年）从事歌唱的乐人有米国胡人米嘉荣，歌曲之妙，当时无出其右[99]。刘禹锡在“与歌者米嘉荣”诗中称“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100]米嘉荣之子米和，咸通年间（860-874年）以弹琵琶称，“申旋尤妙”[101]。与曹保保家族一样，也是世代以音乐技能供奉朝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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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来人与唐朝的百戏 唐代外来文化中与音乐、歌舞有关者还有所谓的“散乐”。散乐隋称百戏，是以幻术、杂技为主的一种群众性较强的艺术形式，百戏的主要内容是在汉代由西域传入内地的。隋炀帝将百戏划归太常寺，令艺人在太常寺教习。每年正月大朝会，各国使者来朝时，从夏历正月十五至月末，在皇城端门以南渡天津桥，至外郭城建国门(唐称定鼎门)以北八里御道作为戏场。百官在道路两侧搭起看棚，士民百姓一起观赏。“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大会百戏时，仅参加器乐伴奏的乐工就达18,000人，吹拉弹唱，声闻数十里之外。场面宏大，亘古未有[102]。 唐代散乐主要有橦木伎、杯盘伎、长跷伎、跳跉伎、踯倒伎、跳剑伎、吞剑伎、舞轮伎、透飞梯伎、高絙伎、缘竿伎、猕猴缘竿伎、弄碗珠伎、丹珠伎等等，属于歌舞戏而又归于散乐的有拨头、踏摇娘、窟儡子等，百戏散乐中既有中国传统的娱乐项目，也有汉晋南北朝或唐代从外国传入的内容[103]。 唐朝初年，鉴于亡隋教训，统治者对百戏散乐采取了限制的态度，武德元年(618年)，太常寺准备于五月五日在玄武门举行百戏表演，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书，指出“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有隋之末，大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可不改。”得到唐高祖的赞赏[104]。但是朝廷的消极态度，并没有阻止百戏散乐的流行。太宗长子李承乾好声色冶游，“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翦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105]寻橦即指橦木伎，跳剑即跳剑伎，高祖颁发诏令未几，百戏就已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宫廷内苑。 显庆元年(656年)，高宗登临安福门楼观看大酺，有天竺艺人表演以刀自刺的幻戏，被高宗制止，并下诏称：“如闻在外有婆罗门胡等，每于戏处，乃将剑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极非道理，宜并发遣还蕃，勿令久住，仍约束边州，若更有此色，并不须遣入朝。”[106]天竺艺人的幻术表演成为民间大型娱乐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以后的事实看，高宗的禁令也只是一纸具文，没有起到多大实际效用。上文提到睿宗时(710-712年)，婆罗门贡献的能在刀锋上起舞，并以刀历脸植背的杂伎乐人就是显例。玄宗每在洛阳宴设酺会，“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107]敬宗(851-822年)曾在自己的生日召集民间百戏艺人到宫廷演出[108]。每隔三二岁，朝廷必于春天，设宴款侍宰辅及百官，“备太常诸乐，设鱼龙曼衍之戏，连三日，抵暮方罢。”相沿成习，这种做法到宣宗（847-859年）时已成为定制[109]。宣宗大中七年（853年），日本国遣使献宝器、音乐，宣宗“因赐百僚宴，陈百戏以礼之。”[110]百戏还是招待外国来宾的重要表演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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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戏不但没有在宫廷禁绝，反而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天宝五载（746年），杨贵妃因妒悍而被遣送出宫，唐玄宗因思念而不思茶饭，接回宫后，玄宗大喜，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111]。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刘瞻从贬地返回京城，长安“东、西市豪侠共率泉帛，募集百戏”，在城外隆重迎接[112]。以上两条例证表明，长安东市和西市有专门受佣进行百戏表演的专业团体。又，开元二年(714年)，玄宗曾颁布敕令，禁止散乐在村落中巡回表演，称“散乐巡村，特宜禁断。如有犯者，并容止主人及村正，决三十。所由官附考奏，其散乐人仍递送本贯入重役。”[113]清楚表明散乐这时甚至已从城市漫延到了广大的乡村。 杂技、幻术惊险刺激，观赏性强，不仅受到民间的欢迎，而且得到统治者的欣赏，甚至杂伎或幻术艺人，就是外国向唐朝进献的贡物。如上文所叙贞观年间（627-649）西域贡献的能以咒术令人生死的胡僧，和睿宗时婆罗门(即天竺)贡献的天竺杂伎艺人等，都是其证。在朝廷百戏表演中，也不乏外来伎艺人或他们的后裔。敬宗生日时在宫廷表演的百戏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幽州伎女石火胡的竿技。石火胡“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火胡立于十重朱画床子上，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执五彩小帜床子，大者始一尺余。俄而手足齐举，为之踏浑脱，歌呼抑扬，若履平地上。”文宗即位之后(827年)，“以其太险伤神”，方才停止了竿戏在宫廷里的表演[114]。石火胡就是来自中亚石国的竿伎艺人或他们的后裔。 石火胡引进竿伎中的“踏浑脱”，是在唐代盛行一时的泼胡乞寒戏的别称。泼胡乞寒又作泼寒胡或乞寒胡，原本出于西域康国。据记载，每当十一月时，康国举国上下“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115]早在北周时，这种游戏形式就已传入中国，但是直到唐代，仍然盛行不衰。唐中宗曾在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亲至洛阳城南门楼观看泼寒胡戏[116]。次年，并州清源县尉吕元泰上书言时政得失，专门对两京民间流行泼胡乞寒戏的时尚提出异议，称：“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督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欢，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中略)?何必裸形体，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117] 泼胡乞寒戏在名称、内容、服装等各方面依旧保留着浓郁的胡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仍然属于“胡俗”。吕元泰上书中称唐朝诸王“亦有此好”，表明这种民间游戏形式得到了唐朝皇室贵族的普遍爱好。其实不仅诸王，中宗本人就乐此不疲。吕元泰上疏后，中宗仍然在景龙三年(709年)十二月命“诸司长官”到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118]。由各坊邑居民组成的浑脱队擂鼓挥旗，裸形喧噪、洒水腾跃，相互竞逐夸示，这种由大众参加的游戏气氛非常热烈，具有强烈的娱乐性和观赏性，得到了皇帝、贵族及百官的青睐。但是另一方面，此类带有浓郁异国情调的狂欢，又与朝廷提倡的传统礼仪互不相容，所以不断出现禁止的呼声，但又屡禁不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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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说明这种矛盾的是张说和唐玄宗对待这种民间游艺的态度。睿宗景云三年（712年，本年八月，玄宗改元先天）下诏作乞寒胡戏，右拾遗韩朝宗上书力谏，请求禁止。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张说继韩朝宗上疏之后，针对朝廷组织外国朝贺使观看泼胡乞寒戏，并迎合玄宗在即位初期希望示天下以俭的心态，再次提出禁止的要求。称：“韩宣子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大国乎!今外国请贺，选使朝谒，所望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狄，不可轻易。焉知无驹支之辨，由余之贤哉!且乞寒泼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义，樽俎折冲之道。愿择刍言，特罢此戏。”[119]同年十二月十日，玄宗听从张说的建议，发布敕令，宣布自今已后，无问蕃汉，并加禁断[120]。 但同样是张说，也曾创作过五首名为“苏摩遮”(即苏莫遮)的描述泼胡乞寒戏的诗歌，这几首诗歌是人们了解泼胡乞寒戏的重要资料，此具引如下：[121]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闻道皇恩遍宇宙，来时歌舞助欢娱。 绣装帕额宝花冠，夷歌骑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阴气，不虑今年寒不寒。 腊月凝阴积帝台，豪歌击鼓送寒来。油囊取得天河水，将添上寿万年杯。 寒气宜人最可怜，故将寒水散庭前。惟愿圣君无限寿，长取新年续旧年。 昭成皇后帝家亲，荣乐诸人不比伦。往日霜前花委地，今年雪后树逢春。 据解题，苏摩遮诗是张说为泼寒胡戏作的歌辞，每首后和声为“亿岁乐”。诗中“昭成皇后”，是睿宗在景云二年(711年)正月为武则天时遇害的德妃窦氏追赠的谥号，诗称“将添上寿万年杯”、“惟愿圣君无限寿”，可知是为睿宗祝寿的应制之作。此诗只能作于景云二年(711年)或三年(712年)的六月[122]，诗中对泼寒胡戏极尽夸饰之能事。也就是说，最多相距不过两年，张说对泼胡乞寒戏的态度，就由热情赞扬变成了恶意诋毁。这种转变一方面表明了张说性格中附和政治形势翻云覆雨的特点，但同时也表明了外来文化在唐朝境内的艰难处境。 无独有偶，玄宗对泼胡乞寒戏的态度也经历了大致相似的转变过程。上文韩朝宗上疏中，曾特别提到“道路藉藉，咸言皇太子微服观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发，大忧不测，白龙鱼服，深可畏也。”[123]“皇太子”就是指玄宗。表明玄宗在即位前与乃父一样，对泼胡乞寒戏情有独钟，并曾不顾危险，微服观赏。但是在次年即位之后，为了表示整饬风俗的决心，在宣布禁止婚礼使用障车，禁止屠杀鸡犬，禁止杀牛马骡，禁止寒食节食鸡子，禁止在宴会上使用山车、旱船、结彩楼阁、宝车，禁服锦绣珠玉等多种措施之外，还听从张说的建议，发布了严厉禁止泼胡乞寒戏的诏令。 *************************************************************************************************** 李三、张说，我说你们什么好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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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唐朝境内的商胡 与“胡”或“胡人”一样，“商胡”这个词的指称有时也比较含糊。但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多是指在唐朝境内从事商业活动的外来商贾，尤其是指以粟特胡人为主体的西域商人。他们有些已经入籍，属于唐朝的编户齐民，有些则属于并未入籍的“客胡”或“兴胡”，但是在传统文献中，这种区分并不明显，所以本节讨论的商胡，实际上应该包括了以上两种商胡[144]。 在唐代载籍中，与“商胡”这个称谓类似的还有胡贾、蕃商、兴胡、客胡、海商、海胡、舶胡、西域贾等不同的名称[145]。商胡是唐朝外来人中最活跃的一个集团，也是在唐朝经济，甚至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集团。商胡中较著名者如康谦，家赀以亿万计，天宝年间（742-756年），以钱财贿赂杨国忠，得到安南都护的官职。至德元载（756年），康谦随永王璘作乱。永王兵败以后，他又“出家赀佐山南驿禀”，专门掌管山南东道驿路，并任试鸿胪卿一职[146]。安南都护、鸿胪卿等官职以及掌管驿路的职责都是与对外贸易或经商关系密切的职务，区区商贾，竟然能够屡次以雄厚的财力得到方面之任，商胡在唐朝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可见。 1.东、西两京的商胡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欧亚大陆各地的商人纷纷以各种方式前来贸易，唐朝各地都留下了商胡的行迹。安禄山举兵之前，大量进行物力和财力的准备工作，“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147]可知唐朝商胡的分布及活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上文已经论及在沿海重要港口城市外来人及商胡的分布情形，其实唐朝内陆地区丝绸之路沿线如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播仙镇(今新疆且末)、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伊州(今新疆哈密)、敦煌(今甘肃敦煌)、肃州(今甘肃酒泉)、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灵州(今宁夏灵武)、夏州(今内蒙古白城子)、朔州(今山西朔县)、幽州(今北京)、营州(今辽宁朝阳)等地，也都是商胡活动的重要地区[148]。唐朝商胡活动最集中的地区，当属人口最盛，经济、文化最发达，商业最繁荣的唐朝东、西两京。 长安是唐朝的政治中心所在，也是外来人及商胡杂凑云集之地。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各项制度崩坏，来唐外国人多滞留不返，代宗在右银台门置客省，安置“四方奏计未遣者”、“上书言事忤旨者”及“蕃客未报者”，仅供应饮食一项，每年就需要粮食12,000斛，成为朝廷的沉重负担。德宗继位之后，在大历十四年(779年)七月发布诏令，对这三类人加以疏遣，取消客省。同月，又诏鸿胪寺，规定“蕃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149]据上文，贞元三年(787年)再次检括滞留在唐朝境内的胡人，仅由唐朝官方供给衣食的各国使臣就有4,000人。长安外来人之众可以想见，而这些人中许多都是商胡，或打着使节旗号的商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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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粟特胡人为主的商胡，是唐朝对外贸易的主要经营者。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势力从西域及河西走廊东撤，丝绸之路陆路交通受到很大影响，滞留在唐朝境内的商胡生计无着，于是凭借雄厚的财力，在唐朝经营借贷业务，以质举为生。上文《资治通鉴》贞元三年(787年)检括胡客事下载：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176] “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表明入唐商胡与西方的联系断绝之后，在唐朝境内地著化的迹象，尤其是“举质取利”，显示了东西方兴贩贸易衰落之后，商胡职业特点的新动向。在此之前，较少见到有胡商从事“举质”的记载，但是此后的近百年期间，胡商举贷及其诱发的社会问题，竟屡屡引起了朝廷的强烈关注。 大和五年(831年)，右龙武大将军李甚之子举贷回纥商人钱11,400贯不偿，回纥申诉，文宗贬李甚为宣州别驾，并特别就此类事颁布诏令，称：“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滞市易，不获及时。方务抚安，须除旧弊，免令受屈，要与改更。自今已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辄与蕃客钱物交关。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即作条件闻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负，委府、县速与征理处分。”[177]此事的起因是举贷“回纥”商人钱不还，但是如所周知，德宗以后，来往于唐朝的粟特商胡大都打着回纥的旗号，“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甚厚。”[178]这里所说的回纥，很可能就是这一类粟特商胡。而且诏书中强调“举诸蕃客本钱”，正如上文《秦京杂记》将“波斯客”别称“蕃商”，《大唐新语》“蕃客胡商”连称一样，所谓“蕃客”多是指外来商胡。则事虽因所谓“回纥”而起，但是以质举为业者却是“诸蕃客”。向商胡举贷而恃势不还者涉及到衣冠子弟、军使、商人、百姓等等，可知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是文宗的诏令并没有起到实际的效用。开成元年(836年)六月，京兆尹又奏称“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179]前称民间“并不得与蕃客钱物交关”，此又请禁止在举蕃客钱时“以产业、奴婢为质”，限制反而较前为松。乾符二年(875年)发布的南郊赦文中，提出禁止举债入钱买官，纳银求职，如有犯者“其钱物等并令没官，送御史台，以赃罚收管”。并特别强调“如是波斯番人钱，亦准此处分”[180]。可知商胡从事举质业，不仅一直没有根绝，而且日渐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同年，田令孜怂恿内园小儿劝僖宗“籍京师两市蕃旅、华商宝货举送内库”[181]，“两市蕃旅”者，当然只能是指寄居在东、西两市的商胡。则商胡此时的经济实力仍然相当可观。但是随着东西交往的衰落，商胡在唐朝与西方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已经逐渐被削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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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胡与珠宝 唐代载籍中所见商胡，许多都与经营珠宝贸易有关。唐人说部中，有商胡割裂腿部肌肉，将拇指大小的青泥珠“纳腿肉中”的记载[182]，有波斯老胡“剖股藏珠”的传说[183]，有鬻饼胡将宝珠藏于臂中的故事[184]，还有波斯商胡以刀破臂掖藏径寸珠[185]等情节十分相近的记载。唐太宗曾问左右侍臣说：“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答：“有之。”太宗于是感慨说：人皆笑商胡“爱珠而不爱身”的行为，但是孰不知，官吏受贿亡身与帝王奢侈亡国，也是性质相同的愚蠢行为[186]。太宗君臣的问对表明，在唐朝流传甚广的剖身藏珠的传说，应该是有其事实根据的。 与贱身贵珠故事类似的，是商胡身亡珠存的故事。崔枢客居汴时，与一“海贾”同处，海贾感念崔枢“不以外夷见忽”，临终时奉价值万缗的宝珠一枚，请崔枢将他土殡。崔枢置珠于柩，痤于阡陌。一年后，有“番妇”自南来寻故夫，遂剖棺得珠[187]。上文波斯老胡“剖股藏珠”的故事中称，李勉沿汴游广陵，在睢阳遇一重病老胡，搭李勉船归扬州。中途老胡病殁，临终以珠相赠。李勉掩埋了波斯胡，并将宝珠含在了他的口中。后来，李勉在扬州见到老胡之子，遂命发墓取珠而去。“鬻饼胡”的故事中也称，鬻饼胡临死，以左臂中所藏宝珠赠邻居举人，乞死后代为殡瘗。又，李灌泊舟洪州建昌县，在蓬室中见“病波斯”危殆，遂供以粥饭。波斯人临死，以珍藏在毡中的宝珠相赠，李灌买棺葬胡，密以珠纳于胡人口中，10年后，发棺取珠，还于外蕃[188]。与此基本相同的，还有兵部员外郎李约葬胡还珠的故事。据称，李约江行，与商胡舟船相次，商胡病，以二女相托，又遗夜光珠一枚，“及商胡死，财富约数万，悉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约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后死，商胡有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验之，夜光果在。”[189]在这类故事中，商胡大都是重珠轻身，视珠宝为生命，直到临死才以珠托人；而唐朝人则重义轻宝，以珠宝为余物。 种种胡商与珠宝的传说，不仅反映了商胡经营珠宝贸易的事实，而且也折射出了唐朝人对珠宝及从事珠宝业的胡商的矛盾态度。在唐朝人看来，珍宝价值昂贵，是财富的象征；但同时它又属于奢侈无用之物。高宗曾明令禁止少府监制作诸物“并不须饰以珠玉”，并停止诸州进贡珠宝。玄宗也曾在殿庭焚烧“珠玉锦绣”，称“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只能助长浮竞奢糜之风。代宗、德宗两朝也曾禁断“珠玉器玩”，并诏令天下不得进献“锦绣珠玉”。[190]但是另一方面，唐朝人又赋予了珠宝许多神奇的特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有名的肃宗朝十三宝的故事。肃宗末年，楚州刺史献如意宝珠等“定国宝”十三枚，这些宝物各有妙用，或“能令外国归附”，或能使“五谷丰稔”，或可“辟人间兵疫邪疠”等等，代宗因此改元“宝应”，并将发现地安宜县改名为“宝应县”[191]。唐朝初年，隋代入降的突厥处罗可汗献大珠于唐高祖，高祖称：“珠信为宝，朕所重者赤心，珠无所用。”[192]典型地表明了唐朝人对待珠宝的这种矛盾心态。作为无用之物，他们对商胡“爱珠而不爱其身”，重宝轻身的做法表示蔑视；但是作为具有种种神奇特性的财富的象征，他们又对追逐并富有珠宝的商胡表示羡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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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胡从事珠宝贸易相适应，在外国与唐朝的官方交往中，珠宝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物”。外国使臣带来的宝物，主要为金银、象牙、犀角、玛瑙、琥珀、珍珠、金精、石绿以及各种玻璃器皿和玉器，大多都是非常珍贵的器物，如吐火罗国所献各高三尺余的两棵“玛瑙灯树”、安国所献“宝床子”、波斯所献“玛瑙床”、大食所献“宝装玉酒池瓶”等，而安国贡献的用鸵鸟蛋雕刻成的杯子，对唐朝人而言，就更属罕见之物了。试将外国贡献的珠宝及有关器物列表如下：[201] 外国进献珠宝及矿物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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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胡与胡食 与“胡乐”一样，“胡食”的流行也是唐朝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唐人慧琳称“饆饠”（油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并指出：“胡食者，、烧饼、胡饼、搭纳等是。”[202]在唐代所谓胡食中，最常见者当推胡饼和饆饠。 所谓“胡饼”是面点的一种，早在汉代以后，就已进入中国，在唐代尤其盛行于社会各个阶层。《齐民要术》在“髓饼法”中，曾提到“胡饼炉”[203]，可能胡饼多为烤制，所以有特制的饼炉，而且有人甚至径称胡饼为“炉饼”[204]。但是也有蒸制的胡饼，据记载，刘晏五鼓入朝，天寒，途中见卖“蒸胡”处热气腾腾，“使人买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且谓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205]胡三省甚至认为胡饼就是“今之蒸饼”[206]。将胡饼等同于蒸饼。唐人食用的胡饼主要有素饼、油饼、肉饼、芝麻饼等不同的种类[207]。日本圆仁和尚在开成六年（841年）正月六日立春时，曾在长安佛寺中食用胡饼，称“时行胡饼，俗家皆然。”[208]当时僧俗人等都喜欢食用胡饼。 唐代有一则故事称，饶州（治鄱阳，今江西波阳）龙兴寺奴阿六，宝应中（762-763年）卒，以命不该绝放还。途中遇到原来相熟的胡人，此胡人在生时以鬻胡饼为业，死后在阴间仍以卖饼为业，胡人求阿六为家中捎“胡书”一封，请家中为造功德[209]。这个故事表明，唐代鬻胡饼者多为胡人，故而胡人生时以制作胡饼为生，死后仍以胡饼为业。在唐人传奇故事中，鬻胡饼者往往都是胡人。上文“鬻饼胡”的故事中，鬻饼胡在本国时原本是富豪之家，至长安访珠，因等候同侣，遂以售饼为业。唐人传奇名篇《任氏》中，也提到郑六夜遇狐仙，天未明而归，“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所，方张灯炽炉，郑子憩于其帘下，坐以候鼓。”[210]在另一则故事中，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东）尉李黁在由东都前往东平赴任途中，在一故城客店中，也有胡人以卖胡饼为业[211]。 唐代以长安辅兴坊胡饼店制作的芝麻胡饼最为有名，元和十四年（819年），白居易在忠州（治临江，今四川忠县）刺史任上时，曾将忠州所出胡饼寄与万州（治南浦，今四川万县市）刺史杨归厚，称“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212]可知除了东西两京外，至少今山东、江西、四川等地都是胡饼流行的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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饆饠是一种带馅的面食。饆饠入唐朝的时间，比胡饼要晚得多。唐人李匡乂认为“饆饠”这两个字当初应作“毕罗”，称：“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213]据今人研究，饆饠应是来自西域毕国（Bikand）的食品[214]。段成式曾记载过两则与饆饠有关的故事，一称东市恶少李和子被鬼卒拘絷，固请鬼卒饮酒，“将入饆饠肆，鬼掩鼻不肯前。”一称有明经昼梦邀邻居在经常光顾的长安长兴里饆饠店饮食，梦醒之后，果然有店中伙计前来，诘问为何与客食饆饠二斤，“不计值而去”。明经解释原委之后，店主吃惊地说：“初怪客前饆饠悉完，疑其嫌置蒜也。”[215]从这则故事中除了知道饆饠论斤出售之外，还了解到饆饠中有些是以蒜作为调味品的。鬼卒掩鼻，可能就是暗示放蒜的饆饠味道过于辛烈。 但是饆饠的做法并不限于一种，段成式具列的“衣冠家名食”中，就有韩约作的“樱桃饆饠”，据称这种饆饠甚至能使樱桃颜色保持不变[216]。可知是一种相当精细的食品。此外，还有一种叫做“天花饆饠”的食品[217]。唐代军队中宴饮时，“饆饠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八十个，面一十五石六斗二升五合。”[218]可知饆饠与胡饼一样，是唐朝非常流行的食品。 在胡食流行的同时，外来调味品在唐朝也很时兴，其中最有名的是胡椒。苏恭《唐本草》称：“胡椒生西戎，形如鼠李子，调食用之，味甚辛辣。”[219]段成式更明确地称胡椒生于摩揭陀国，当地人呼为昧履支(merica)。并谓“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220]。《唐本草》在谈到“西戎”以阿魏能去臭气，经常食用阿魏时，也说“戎人重此（即阿魏——引者），犹俗中贵胡椒”[221]，可知唐朝人对胡椒是非常重视的。 除了制作或出售胡食外，胡人在饮食业中经营的项目还有酒店业。以至所谓“酒胡”或“酒家胡”竟成了唐人诗歌中的习用语[222]。以下试举数例。唐初王绩诗称：“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王维诗中也有“画楼吹笛妓，金碗酒家胡。”的描写。元稹“野诗良辅偏怜假，长借金鞍迓酒胡。”“最爱轻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等等，都以“酒家胡”作为酒肆的代称[223]。 与此相关的是唐诗中对胡人酒肆中当垆胡姬的描述，杨巨源“胡姬词”称：“妍艳照江头，春风好客留；当垆知妾惯，送酒为郎羞。香渡传蕉扇，妆成上竹楼；数钱怜皓腕，非是不能留。”[224]描写了春日江边竹楼酒肆中，胡姬待客饮酒的情形。其它如李白“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饮。”“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贺朝“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李白“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岑参“胡姬酒楼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施肩吾“胡姬若拟邀他宿，挂却金鞭系紫骝。”温庭筠“金钗醉就胡姬画，玉管闲留洛客吹”等等[225]，都是将胡姬作为描述的对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酒家胡与胡姬已成为唐朝饮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 最后一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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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关于这个“饆饠”，我问度娘要来了几张图： 你们流口水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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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勤劳的楼主鼓个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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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银桃不同，枣椰树确实是成功地移植到了唐朝的土地上。枣椰树又称“波斯枣”或“千年枣”，唐朝人还知道它的波斯名“窟莽”或“鹘莽”以及可能是古埃及语译音的“无漏”，段成式曾详细描述枣椰树及其果实的各种性状，称：“波斯枣，出波斯国，呼为窟莽。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则紫黑，状类干枣，味甘如饴，可食。”[9]天宝五载（746年），陀拔思单国（Tabaristan）曾向唐朝献“千年枣”[10]。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这次贡献的千年枣是果实还是植株，但是昭宗时（889-904年）人刘恂亲眼见到广州城内种植的枣椰树，他将广州枣椰树的果实与“番酋”带入唐朝的原产地的产品及北方的青枣进行了比较，并携回枣核，尝试在北方种植，但没有成功。据刘恂记载：“波斯枣，广州郭内见其树，树身无闲枝，直耸三四十尺，及树顶，四向共生十余枝，叶如海棕。广州所种者，或三五年一番结子，亦似北中青枣，但小耳。自青及黄叶已尽，朵朵着子，每朵约三二十棵。刘恂曾于番酋家食本国将来者，色类沙糖，皮肉软烂，饵之，乃火烁水蒸之味也。其核与北中枣殊异，两头不尖，双卷而圆，如小块紫矿，恂亦收而种之，久无萌牙。”[11]唐代药物学家对枣椰子补中益气、止咳去痰的性能也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12]。 此外，唐朝还引进了菩提树和娑罗树。菩提树即荜钵罗树（Pippala），根据佛教传说，佛祖释迦牟尼是在一棵荜钵罗树下得道觉悟的，所以又将荜钵罗树称作“菩提（Bodhi，意译“觉”）树”或“觉树”。早在南朝时，菩提树就已引进了中国，但是在唐代，菩提树还继续保持着强烈外来色彩和浓郁的宗教意义，贞观十五年（641年）和二十一年（647年），天竺国和摩揭陀国分别遣使向唐朝献菩提树，可知菩提树这时还在被引进之例。 与菩提树十分相近的是娑罗树。据信，释迦牟尼当年是在一片娑罗林中涅盘，并因此得到了“娑罗树王”的称号，天宝初年，唐朝安西四镇至少两度从拔汗那采进娑罗枝条，向朝廷进奉。在张谓“进娑罗树枝状”中，称娑罗树“特称奇绝，不庇凡草，不栖恶禽”， “但以生非得地，誉绝因人，荣枯长在于异方，委弃不闻于中土”，故有必要在唐朝移植。虽然前一年安西已采进娑罗树枝，但“伏以凡遵播殖，贵以滋多。今属阳和之时，愿助生成之德。近差官于拔汗那又采前件树枝二百茎，并堪进奉”，所以遣军将李滔押领赴京[13]。这是一条非常罕见的唐朝官员有目的地引进外来树木的记载。“不庇凡草，不栖恶禽”云云，同样着重强调了娑罗树的宗教意义。 此外，唐代博物学家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了许多外国的树木，并准确记录了它们的外国名称，但是这些树木是他在唐朝所见，抑或是得自传闻，现在已经很难弄清楚了。这些树包括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无石子树（出波斯国）、紫矿树（出真腊国）、婆那娑树（出波斯、拂林）、偏桃树（出波斯国）、盘砮穑树（出波斯国、拂林国）、齐暾树（出波斯国、拂林国）、没树（出波斯国）、胡榛子树（生西国）以及大食勿斯离国生长的果实重达五六斤的石榴树等等[14]。段成式记载的这些树木主要是果木和能够提取香脂的树木，这与唐朝盛行“胡食”和对香料的巨大需求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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