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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吴玉贵:唐文化史 对外文化交流编[第7页] |
作者:dy6923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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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祆教 祆教又称拜火教或火祆教,是中国古代对起源于波斯的琐罗亚士德教(Zoroastrianism)的称呼。 琐罗亚士德教是由先知琐罗亚士德(Zoroaster)的名字得名的。琐罗亚士德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意见分歧很大。有些人认为他出生在公元前六千年,有些则认为在公元六百年左右,前后相差竟达五千多年。根据对“琐罗亚士德之歌”《伽萨》(Gqthq)颂诗的语言学特点和琐罗亚德教在伊朗东部的传播演变过程的研究,应以公元前十一世纪说较有理据。琐罗亚士德的出生地,主要有“西部说”和“东部说”两种观点,鉴于《伽萨》颂歌和《阿维斯塔》(Avestq)中的后出部分提到的山川、战争以及宗教活动等,大都集中在伊朗东部的锡斯坦地区,所以现代学者大多倾向于“东部说”[182]。 据称,琐罗亚士德出自伊朗一个古老的氏族,其祖先可以一直上溯到传说中的国君曼努什切赫尔(Manushch]hr)。琐罗亚士德兄弟五人,排行第三,一生中结婚三次,波斯古经《阿维斯塔》中最古老的部分《萨伽》,相传就是由他吟诵的颂歌构成的。在《萨伽》中,琐罗亚德第一次提出了善恶二元论的宇宙观,并由此构成了琐罗亚士德教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石。这位伊朗先知认为,世界存在着善与恶两大本原的对立,善本原代表着智慧、善良和创造,是光明和生命的体现;恶本原是代表着愚昧、邪恶、和破坏,是黑暗和死亡的体现。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初,这种对立就已存在。善端的最高神是玛兹达-阿胡拉(Mazdq-Ahurq,意为“伟大而永恒的智慧天神”),恶端的最高神是阿赫里曼(Ahr]man,意为“居心险恶者”),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人世乃至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概莫能外。这种斗争总共要持续12,000年,直到善神即光明势力取得最后的胜利为止。但是,善与光明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恶与黑暗的被消灭,而是光明世界的净化,即恢复其本原的面目。也就是说,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对立是永恒的,它们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起源于“二”,最终又复归于“二”。 琐罗亚士德教创立不久,就在波斯全境广泛流传,并在阿契美尼朝(公元前539-前331年)被立为国教。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琐罗亚士德教受到重创,《阿维斯塔》古经也被亚历山大付之一炬。萨珊波斯王朝的创始人阿尔达希尔(224-240年在位)统治时期,大力扶持琐罗亚士德教的势力,搜集并重新编定了《阿维斯塔》。到沙布尔二世时(309-379年),对《阿维斯塔》再次进行修订,并将琐罗亚斯德教正式奉为萨珊波斯的国教。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阿拉伯势力的兴起并东进,琐罗亚士德教的地位最终被伊斯兰教取代。 |
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流传过程中,琐罗亚士德教一直是古代波斯诸王朝宗信的主要宗教信仰,并且两度被立为国教,对伊朗传统文化的形成和民族性格的铸造,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琐罗亚士德教还广泛传播于西亚和中亚各地,并随着粟特商人的足迹,传到了东方的中国,在古代中外关系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许多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影响。 与摩尼教与景教不同,祆教在唐朝以前就已传入了中国。祆教传入的时间虽然很早,但它主要是由粟特商胡及移民尊奉的宗教信仰,具有比较强烈的排他性。与景教、摩尼教相比,祆教的显著特点是既不传教,也不译经,所以近代以来在敦煌发现了景教和摩尼教的经典,但是唯独没有发现祆教的经典[183]。对中国境内祆教的了解,主要依靠传统文献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即所谓的“外典”的记载得知的。 陈垣先生最早系统研究了祆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并根据《魏书》、《梁书》的记载,认为火祆教入中国在公元516-519年之间。据载,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年)灵太后胡氏幸嵩山,宣布“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而且胡太后曾吟诵过“化光造物含气贞”的诗句[184]。陈垣先生认为,此“胡天神”,就是祆教尊奉的祆神,并认为胡太后的诗句“与火祆教光明清静之旨有合”,并进而指出:“中国之祀胡天神,自北魏始,灵太后时(516-527年)胡天神初列祀典,故废诸淫祀,而胡天神独不废,其崇重可知也。”[185]将火祆教初传中国的时间定为6世纪上半叶。 此后,随着对汉文传统文献的进一步发掘和吐鲁番文书新史料的发现,人们不仅在正史中发现了早在公元4世纪时的“胡天”的记载,而且发现并区分开了十六国至北朝高昌所见“胡天”一指祆教,一指祆祠的双重含义,为进一步确定祆教传入中国的年代提供了新的证据。与此同时,对敦煌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这批信札是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现在已基本确定写于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前后,是十余件粟特商人从敦煌发往家乡撒马尔罕(Samarkand)的信件残片,这些信件是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粟特文资料。经过学术界多年努力,不仅在信件中找到了与后出的汉文史料中记载的“萨宝”和“祆祝”(意为“祠主”,专门掌管祆教教团内部事务)相应的粟特词,而且发现了若干与伊朗万神殿中的数名古代神祇有关的粟特文词语。如2号信札的发信人Nanai-Vandak和Artixw-vandak以及Druvqspa 及 Tax]sˇc等等,或者与伊朗古代神祇有关,或者就是伊朗古代神祇。尤其是后者,被恰当地比定为汉文载籍中提到的曹国供祠的“得悉神”[186]。通过对这些新发现资料的研究,基本可以断定最晚在西晋末年,即公元4世纪初,祆教就已通过粟特商人的途径传入了中国[187]。 |
到唐代,祆教传入中国至少已经有了二百多年的历史。最晚在北朝后期,祆教就已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史籍中曾指斥北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的现象,称后主“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与此同时,北周统治者为了发展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制定了“拜胡天制”,由皇帝亲自参与祭拜活动。“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188]所谓“事胡天”或“拜胡天”,都是指供祀祆教言。唐朝初年,祆教与朝廷发生了联系。据《通典》记载:“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商胡奉事,取火咒诅。”[189]这里说的祆祠,就是建在东、西两京及诸州粟特人聚居地的祆教寺院。韦述《两京新记》也称西京布政坊的“胡祆祠”立于武德四年(621年)[190],可知最晚在这时,祆教就已得到唐朝官方的正式承认。唐政府规定东、西两京及碛西诸州火祆祠,由祠部遣人一岁两祀,但是“禁民祈祭”[191],即禁止唐朝汉人信仰祆教。 在上文中,曾讨论了在东、西两京及凉州等地祆教祭祀活动时举行的幻术表演[192]。在表演幻术之前,照例要在祆祠内举行祈福活动。据称:“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193]这种祈福活动,带有强烈的娱乐成分。在敦煌也发现了一些与“赛祆”有关的文书,这些文书属于9世纪中叶敦煌归义军建立之后,在文书中保存了敦煌地区在赛祆活动中,由官府供给“赛祆画纸”、“赛祆神酒”以及赛祆用的神食(包括粮食、油、灌肠)等物品的记录。从这些记载可知,当时敦煌多在正月、四月、七月、十月举行赛祆活动。更可注意的是,在敦煌这时的驱傩活动中,“安城大祆”作为队仗中的部领之神,与“三危圣者”、“蓬莱七贤”并列,表明随着粟特后裔的本地化,祆教风习也在向敦煌地方民俗中渗透[194]。 祆教赛神所唱歌曲,就是世传所谓“穆护歌”,主要流行于今四川、贵州、湖北一带。黄庭坚记叙了其中两句,称:“听唱商人穆护,四海五湖曾去”[195],从这些诗句中依然可以看出祆教的流传与胡商的密切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穆护歌后来或转化为地理风水家的口诀,或与民歌结合,或入教坊曲,或为禅师胡歌,或演变为词曲等等,最终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196]。 祆教是维系粟特队商及其聚落的内部凝聚力的重要纽带,它是与粟特人独具的宗教形式和聚居形式合一的“萨宝”管理体制一起传到中国的[197],萨宝管理体制是了解唐代祆教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萨宝,又译“萨甫”、“萨薄”或“萨保”等,原意为“队商首领”,是管理西域蕃胡聚居点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198]。“萨宝”一职在中国的出现可以上溯至北魏。到北齐时,中央政府就已在鸿胪寺的典客署下设置了“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199]隋代也设有雍州萨保(视从七品),并明确规定,地方诸州有胡人200户以上者,也设有萨保(视正九品)。 |
楼主你辛苦了 |
大量的文化知识已无法吐槽。。。我这种小白属于被科普。。 ——来自 爱贴吧 Windows Phone 客户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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