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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吴玉贵：唐文化史 对外文化交流编[第6页] |
| 作者:dy6923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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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引进的观赏性植物主要有伽毕失国的泥楼婆罗花（青睡莲），罽宾国俱物头花（白睡莲）和“生西国，胡人将来”的红莲花和白莲花[15]。段成式也记载了唐代以前就早已传入的红、白莲花、那伽花以及水仙和茉莉花等。段成式将水仙称作“捺祗”（中古波斯语nargi） ，并谓“捺祗出拂林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鸭卵，叶似蒜叶，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如此详细的描述，不是亲眼所见，是无法想象的。值得注意的是，他还特别指出：“取其花，压以为油，涂身，除风气，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皆用之。”在野悉蜜（茉莉的中古波斯语名yāsmīr的译音）下也说，“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其香滑。”[16]同样对这些植物制作芳香制剂的用途非常感兴趣。 蔬菜对人民的日常生活最为重要，但是这方面的记载却相对较少。最集中的记载见于贞观廿一年（647年）通过泥婆罗国引进的波稜菜、酢菜、胡芹和浑提葱[17]。 波稜菜就是今天特别常见的菠菜。据研究，菠菜在印度斯坦语的名称叫palak，汉语“波稜”应该是来源于与这个字类似的某种印度方言的译音。菠菜最初可能起源于波斯，所以方士又称它为“波斯草”，孟诜《食疗本草》指出菠菜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的特点，认为“北人食肉、面，食之即平；南人食鱼鳖、水米，食之即冷，故多食，冷大小肠也。”并指出服食丹食的人特别适宜食用波稜菜[18]。与胡芹是芹菜的西方品种一样，酢菜也应该是莴苣属植物的一种西方品种。浑提葱“状如葱而白”，这种葱属植物的名称可能是中古波斯语gandena的译音。又，杜环《经行记》称末禄国（Merv）蔬菜有“军达”[19]。军达又作“莙达”，是波斯语甜（菾）菜（gundar或gundur）的译音。一般认为这种植物原产于地中海和亚洲西部，可能属于阿拉伯人传到唐朝的保留了波斯语名称的物产[20]。苏恭《唐本草》称菾菜“叶似升麻苗，南人蒸鱼食之，大香美。”[21]可知唐朝对这种蔬菜的性状已有了很透彻的了解，而且形成了特殊的食用方法。 以下试将各国在与唐朝交往中作为“贡物”进献的植物列简表，供参考：[22] 外国进献植物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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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官私记载，唐朝进口或使用的香料主要有沉香、紫藤香、榄香、樟脑、苏合香、安息香与哇爪香、乳香、没药、丁香、青木香、广藿香、茉莉油、玫瑰香水、阿末香、甲香等许多品种[34]。香料或香材也是外国政府向唐朝进贡的重要物品，据官修史书不完全统计，天竺、乌苌、耨陀洹、伽毗、林邑、诃陵等国都曾向唐朝“贡献”香料，涉及的种类主要有郁金香、龙脑香、婆律膏、沉香、黑沉香等等。有时将外国贡献的香料径称作“异香”，即在唐朝境内稀见的香料，而外来的香料也被赋予了种种神密的特性，如上文所称“吉罗香”就是如此。此外还有许多关于外来香料的神奇传说，此仅举两例。 据称，杨贵妃所佩交趾国贡献的蝉蚕形瑞龙脑香，“香气彻十余步”，玄宗曾在暇时与亲王奕棋，贵妃立于局前观，乐工贺怀智在侧弹琵琶。风吹贵妃领巾落于怀智幞头上，怀智归家，觉满身香气异常，遂将幞头收藏在了锦囊中，多年之后，仍然香气蓬勃[35]。另一则故事称，咸通年间（860-874年），崔安潜至宰相杨收家中，见客厅台盘前置一香炉，烟出成台阁之状，但是别有一种香气，“非烟炉及珠翠所有者”，崔安潜四下顾望，不明所以。原来气味是由厅东间阁子金案上“漆毬子”内罽宾国香发出的。香气之郁烈可知[36]。 此仅将史传记中外国向唐朝贡献香料的主要记载列表如下： 外国进献香料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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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来动物 唐朝输入的动物可分为兽类与禽类两种。兽类动物包括野兽与家畜。 在野兽中，有许多属于大型驯兽，最主要的就是驯象与驯犀。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幸洛阳城南门，观看斗象表演[37]。豢养在宫廷兽苑中的驯兽都有固定的食料供应，如一头驯象有两人专门负责，每天供应稾4围，稻、菽各3斗，盐1升。因为大象不耐北方的严寒，冬季还供应羊皮和旧毡为驯象制作御寒的冬衣[38]。玄宗时宫廷每有宴乐，多以百戏杂乐助兴，此外有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又有五坊使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动容鼓旅，中于音律。”[39]这些驯化的犀、象，大多都是由南海诸国贡献的。安禄山破长安后，将宫廷的犀、象尽数驱往洛阳，谬称天命所归，犀、象自南海而至，会自动拜舞。令幽燕戎王、蕃胡酋长观看，但是这些犀、象“瞪目愤怒，略无舞者”，禄山大怒，于是“命置阱井中，以烈火烧，使力惫，俾壮士乘高而投之，洞达胸腋，流血数石。”[40] 作为外来之物，大象与犀牛多少带有一些神密的成分，如唐人认为象胆位置在腿部， “春在前左，夏在前右”，随四季的迁转而游移不定。犀牛通天者必厌恶自己的影子，所以常饮浊水等等[41]，但是在唐人心目中最具有神奇色彩的是作为兽中之王的狮子。狮子的读音大约相当于ˊsiˊsak，很可能是来自吐火罗语的译音。贞观九年（635年）康国向唐朝献狮子，虞世南奉旨作“狮子赋”，称狮子“瞋目电曜，发声雷响。拉虎吞貔，裂犀分象”[42]，表现了时人对雄狮的敬畏之情。又据称，玄宗朝以画兽类著称的韦无忝，曾画过一幅外国献狮子的画像，展开他画的狮子图，“百兽见之皆惧”[43]。不仅如此，在唐人看来，一切与狮子有关的物事，都具有神秘的力量。以狮子筋作琴弦，“鼓之，众弦皆绝”；以狮子尾作拂尘，“夏月，蚊蚋不敢集其上”[44]。甚至狮子的粪便也可以杀百虫，点燃之后可以“去鬼气”[45]。最有意思的是，据称在开元末年，“西国”献狮子，途中系于井侧树干上，“狮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果有龙出井而去。”[46]显然是有意将西来的王兽与东方神兽相提并论。 此外，唐朝引进的野兽还有豹、鼠、羚羊、蛇，以及不能确知的天铁熊、天狗等。 唐朝引进的家畜以狗、马居多。马不仅是非常重要的役畜，而且是衡量武力强弱的重要指标。永隆二年（681年）唐朝监牧的马死了18万匹，后来的史臣在评价这件事时说：“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殆。”[47]可知马在当时对于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意义。引进外来马，不仅意味着唐朝国家控制马匹数量的增多，而且对唐朝马匹品种的改良也具有关键的意义，所以唐朝对于马的引进非常重视。唐朝外来马主要是从中亚昭武九姓诸国和大食国引进的，前者是自汉代以来盛传的所谓“天马”即大宛马的产地，而后者则是优良的阿拉伯马的故乡。《唐会要》明确记载康国马“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618-626年），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48]如所周知，今本《唐会要》是宋人王溥在德宗时（780-805年）苏冕撰著的《唐会要》和武宗时（841-846年）崔铉续修《唐会要》的基础上，杂采宣宗以后的史事纂辑而成的。“今时官马”云云，当是苏冕或崔铉的原话。可知唐朝人非常重视官马品种的改良，而外来马也在唐朝官马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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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试将各国在与唐朝交往中作为“贡物”进献的野兽、家畜和飞禽分别列简表，供参考： 外国进献野兽与驯兽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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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进献家畜表： 外国进献飞禽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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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虔，天宝时人，曾任协律郎，并著书八十余篇。以私撰国史罪，坐谪10年。后为广文馆博士，诗歌、书法、绘画俱有高深造诣，被玄宗誉为“郑虔三绝”。郑虔还长于地理之学，撰写过《天宝军防录》。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博学者[80]。杜甫曾作长诗哀悼郑虔，其中“神龙极阙漏，黄石愧师长。药纂西极名，兵流指诸掌”，就是指编纂《胡本草》和《天宝军防录》说的[81]。“药纂西极名”云云，表明《胡本草》很可能主要是收录从陆路传入的药物，而李珣《海药本草》则主要以收录海路传入的药物。 《海药本草》6卷[82]，原书久佚，但许多内容屡被后世的本草著作引用，今人从《证类本草》等书中辑出131条，从辑录的内容来看，《海药本草》分别记载了药物的名义、出处、产地、形态、优劣、鉴别、采收、炮制、性味、主治、附方、用法、禁忌、畏恶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已知记录产地的药物中，产于南海者32种，岭南者10种，广南10种，波斯15种，大秦5种，西海5种，产地多集中在岭南、南海和海外，与所称《海药本草》正相符契[83]。与李玹晚年修炼长生药一样，李珣撰著《海药本草》，与他的家族世代从事香药业贸易也不无关系。 与此同时，一些外来的本草著作和验方也经译介大批传入了中国。在唐朝初年，中国所知外来医学著作至少有《龙树菩萨药方》4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卷、《香山仙人药方》10卷、《西域波罗仙人方》3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卷、《婆罗门药方》5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2卷、《乾陀利治鬼方》10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4卷、《龙树菩萨养性方》1卷[84]。此外，在唐代明确见于记载的还有罽宾献“胡药方”和东天竺献“梵本诸方”等（见下表），《通志》也著录了“[唐]波驰波利奉诏译《吞字贴肿方》一卷”和“《龙树眼论》一卷”，尤可证明唐代外来医学著作的传播始终没有中断[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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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唐一代，大批胡人医师活跃在唐朝城乡各地，将不同的验方和医术带入了唐朝境内，丰富了中国古代医学宝库的内容。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日本第10次遣唐使第二舶归国时，同时从唐朝前往日本的不但有林邑和婆罗门僧人，还有“波斯人李密医”[86]。又据记载，有“波斯穆昭嗣”，幼好药术，后因医药有效，得到高从诲宠信[87]。在有关载籍中，时见有关胡药验方的记载，以下试举数例。 底也迦（thēriaca）是出产于拂林的一种解毒药，含有多种成分，拂林国曾将这种药物作为贡品向唐朝进献（见下表）。苏恭在《唐本草》中称，底野迦（即底也迦）“出西戎，彼人云，用猪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甚珍重之。试用有效。”[88]在传入药物的同时，胡人也将这种药物的验方传到了唐朝。 又如，长胡椒（荜茇，pippalī）是波斯国的出产，据《唐太宗实录》记载，贞观中，太宗患“气痢”，久治不愈，“因诏访求其方，有卫士进黄牛乳煎荜茇方，御用有效。”[89]胡药的验方已经流传到了唐朝民间。孙思邈称此验方为“服牛乳补虚破气方”。并记载其内容称“牛乳（三升）、毕拨（半两，末之，绵裹），上二味，铜器中取三升水和乳合，煎取三升，空肚顿服之，日一。二七日除一切气，慎面、猪、鱼、鸡、蒜、生冷。张澹云：波斯国及大秦甚重此法，谓之悖散汤。”[90]“毕拨”即“荜茇”的异译。两相比较，可知是指同一种从波斯或大秦传来的验方。在深入民间的同时，这种验方还被收入了唐朝的药物学著作。 孙思邈又记载了“耆婆汤”。这种汤又称“酥蜜汤”，是以酥、生姜、薤白、酒、白蜜、糖、胡麻等11味药煎煮而成，主治“大虚冷风，羸弱无颜色”[91]。除了耆婆汤外，唐代还有“耆婆万病丸”[92]。耆婆为印度名医[93]，虽然不能排除有关以“耆婆”为名的方剂托名耆婆以自重的可能，但这些方剂大多都应该与印度古代医学有关。 据五代时王颜著《续传信方》记载，从西域传来的“仙茅方”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剂，唐时称“十斤乳石，不及一斤仙茅”。此方最初是由西域婆罗门僧在开元元年（713年），献给玄宗，服用有效，禁止传出宫外。安史之乱以后，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不空、李勉、路嗣恭、齐杭、张建封等人都曾长期服用，甚有效验[94]。 补骨脂（vākucī）是一种生长在印度各地的草本植物[95]，“自外蕃随海舶而来，非中华所有”，《续传信方》记载了郑絪任岭南节度使时（810-813年）服用胡桃合补骨脂验方的故事。据郑絪自称，在岭南任上，因老弱，不服水土，“伤于内外，众疾并作”，服用各种药物都不见效，“有诃陵舶主李摩诃，知予病状，遂传此方并药，予初疑而未服，摩诃稽首固请，遂服之。经七八日而觉应验，自尔常服，其功神效。”并详细记录了调制方剂的方法[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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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外来医术中，最令人称道的是眼科医术。杜环在游历中亚时，曾特别注意到大秦的眼医，称：“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97]此所谓“大秦”，就是指“拂林”言，《新唐书》也指出，拂林国“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98]唐高宗晚年长期患头痛，“目不能视”，久治不愈。侍医秦鸣鹤称，以针刺头出血，即可痊愈。于是“刺百会及朏户出血”，高宗当时复明[99]。据认为，秦鸣鹤所施医术，与大秦之术相类，按照唐代以国为姓的通例，他可能就是大秦国人[100]。太和四年（830年），李德裕任成都尹，求南诏所俘工匠，得成都“医眼大秦僧一人”[101]，此人应即兼职医事的大秦景教徒。此外，中亚粟特康国曾向唐朝献“眼药瓶子”（见下表），而粟特胡人米遂也曾撰写了“明堂经脉”类著作《明堂论》[102]，但是就眼科而言，记载最多，最重要的则要属印度眼科医术[103]。 上文提到的《龙树眼论》，是隋唐间译介至中国的一部印度眼科学著作，据记载，在这部著作中介绍了722种治疗眼科疾病的方法[104]。唐王焘《外台秘要》收录齐州“陇上道人”谢某所作“天竺经论眼序一首”、“叙眼生起一首”、“出眼疾候一首”、“眼疾品类不同候一首”和“眼将节谨慎法一首”，同时还收录了谢道人所传“疗眼暴肿毒，痛不可忍，欲生眚方”、“疗眼翳欲尽，微微犹有者方”和“疗眼风热生赤肉方”等三种验方。王焘称谢道人的医术是由“西国胡僧处授”[105]。此“西国胡僧”就是指天竺医师。“叙眼生起”称，人身由“地水火风”四大所成，“夫眼根寻无他物，直是水耳”，完全是以古代印度的哲学理论来解释眼科疾病。印度眼科医学理论和医术，都在唐朝得到了广泛流传。 鉴真东渡之前，屡历暑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遂加疗治，眼遂失明。”这位能治目的胡人，就是游历唐朝的印度医师[106]。印度眼科医术中治疗白内障的“金篦术”，在唐代尤其著名。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称：“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107]杜甫诗中也有“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的描写，对印度眼科医术备极称许[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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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将史传中外国与唐朝交往中贡献药物的主要记载列表如下，供参考。 外国进献药物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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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文历算 “四时寒暑无形而运于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见于上”，天文律算，“其要在于候天地之气，以知四时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运，以相参合。”[109]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言，天文历算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唐代的天文历算受到了印度和波斯的影响，而中亚的粟特胡人则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唐代外来历法，首推“七曜历”。七曜者即蜜（mīr，日曜日）、莫（ Māq，月曜日）、云汉（ Wnqān，火曜日）、 咥（Tīr，水曜日）、温没司（Wrmzt，木曜日）、那颉（Māqit，金曜日）、鸡缓（Kēwān，土曜日），七曜历可能是在8世纪时随着摩尼教徒传入中国的[110]。北天竺僧人在乾元二年（759年）将《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译为汉文，他的弟子杨景风在广德二年（764年）为此书作注，他在“七曜”下注称：“夫七曜者，所谓日月五星下直人间，一日一易，七日周而复始。其所用，各各于事有宜者，不宜者，请细详用之。忽不记得，但当问胡及波斯并五天竺人总知。尼乾子、末摩尼常以蜜日持斋，亦事此日为大日，此等事持不忘，故今列诸国人呼七曜如后。”[111]此所谓“胡”应是粟特胡人的代称，尼乾子（Nigranthaputra）即一切外道，末摩尼（M＾a M＾ani）此处作摩尼教徒的泛称[112]。从杨景风的这段话可知，七曜历术广泛流行于波斯、天竺及粟特人中，而且已经传入了唐朝。 唐人曹士蒍曾撰著《七曜符天历》一卷[113]，据载“唐建中时（780-783年），曹士蒍始变古法，以显庆五年（660年）为上元，雨水为岁首，世谓之小历。”[114]这种历术“本天竺历”，又称“曹公小历”[115]。所谓“变古法”者，可能就是指采用天竺历术而言。这种历书在唐代“只行于民间”，到五代后晋时，司天监马重绩曾采用此法创新历，晋高祖赐号《符天历》，但只实施了5年，就因差误太多而罢[116]。也就是说，来自天竺的七曜历术，在唐五代期间主要是在民间流行的。正因为七曜术在民间传播，《唐律》甚至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117]将七曜历与民间的图谶相提并论，可见对唐朝基层社会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 在敦煌卷子中也发现了一批汉文七曜星占文书（如伯3081、伯3403等等）[118]，其中有“云汉日，火，从南方向北，用辰时，著绯衣赤马赤旗，祀五道将军”“ 嘀（即“咥”），水，从北向南，用子时，著黑衣黑旗，祀河伯将军”等类似的记载，如所周知，“五道将军”和“河伯将军”都是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信仰的内容，可知七曜历术不仅在民间广泛流传，而且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结合在了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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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由西域传入的还有李弥乾《都利聿斯经》二卷、陈辅《聿斯四门经》一卷，与以上两种著作属于同一系统的至少还有徐氏《续聿斯歌诀》一卷，安修睦撰、关子明注《都利聿斯歌诀》一卷，《聿斯钞略旨》一卷、《聿斯隐经》一卷等。据记载，《都利聿斯经》“本梵书，五卷。唐贞元初，有都利术士李弥乾将至京师，推十一星行历，知人命贵贱。”[135]所谓“十一星”即“十一曜”，是在九曜之外加月孛、紫气。这类历书是根据十一曜推算人的本命，批流年。敦煌文书伯4071就是一件宋朝初开宝七年（974年）灵州大都督府白衣术士康遵的星命课文，文书中多次引用《聿斯经》来推算流年本命[136]。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件星命文书中以黄道十二宫课命的方法，与早出的中古波斯文《班达希申》（Bundahishn）中以黄道十二宫与表示命运的十二位相配合推算命运的方法非常近似，而且敦煌课文中的“财帛宫”与波斯文书中的“财库位”，“福德宫”与“福德位”，都是可以对应的[137]。 薮内清研究认为，所谓《四门经》可能与托勒密的Tetrabiblos一书有关，因为两个书名的意思都是“由四部书组成的著作”，而矢野道雄则进一步指出“都利聿斯”实即“托勒密”（巴列维文PTLMYWS，叙利亚文P-T-L-M-W-S，阿拉伯文B-T-L-M-Y-W-S）的译音，而《四门经》可能就是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Tetrabiblos。也就是说唐代传来的《都利聿斯经》和《四门经》源出希腊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经过波斯人的转译和改编，向东传播，其中有传到西印度的文本，经过改造，最后在贞元初年由李弥乾带入了中国，而根据波斯人在唐朝多以李为姓的规律，所谓“都利术士李弥乾”很可能就是波斯人[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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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仅将史传记中外国向唐朝进献纺织品的主要记载列表如下，供参考： 外国进献纺织品表： 除了动植物、医药、天文历算、纺织品外，在唐朝对外交往过程中瑜入中国的物品还有许多，上文中已经对钱币、金银器皿、玻璃器、瓷器等在考古中发现的器物进行了讨论，此以《册府元龟》为主，对见于史传的其他外来物品列表如下，供参考。 外国进献杂物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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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纥衰亡之后，摩尼教的传播受到严重影响。在李德裕起草的答复回鹘请求唐朝提供粮食和牛羊的书信中，谈到了摩尼教的传播及其式微的过程：“摩尼教天宝以前，中国禁断。自累朝缘回鹘敬信，始许兴行。江淮数镇，皆令阐教。近各得本道申奏，缘自闻回鹘破亡，奉法者因兹懈怠，蕃僧在彼，稍似无依。吴楚水乡，人性嚣薄，信心既去，翕习至难。且佛是大师，尚随缘行教，与苍生缘尽，终不力为。朕深念异国远僧，欲其安堵，且令于两都及太原信向处行教。其江淮诸寺权停，待回鹘本土安宁，即却令如旧。”[168]正如摩尼教的兴盛借助了回鹘势力一样，回鹘的破灭是江淮流域的摩尼教衰微的直接原因。 会昌三年（843），唐武宗更进一步禁断摩尼教，废除寺院，焚毁经像，没收财产，摩尼师或殉教而死，或配流诸道，一时作鸟兽散[169]。此后，传入中国的摩尼教与中亚地区的摩尼教团失去了联系。内地的摩尼教分为两途，一种转向地下，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秘密结社和佛教异端合流，在下层普通民众中广为流布，与其它民间秘密结社和异端一起，被统治者总称为“吃菜事魔”[170]。另一种则继承了保持了摩尼教的寺院制度，采取了“道化”或“佛化”的形式，远离尘世，在寺院中修行摩尼之法。魔尼教寺院主要存在于宋元时代的东南沿海地区[171]。而在我国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在回鹘西迁之后，摩尼教也继续得到回鹘统治者的信奉，与佛教并行不悖，直到数百年后方才绝迹。 在唐代，有关摩尼教的知识也传到了中国西南的吐蕃。当吐蕃赞普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stan，755-797年在位）统治时期，吐蕃国力强大，佛法兴盛。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收录了赤松德赞在公元775-797年撰写的《真正言量略集》，其中提到摩尼教的教祖Mar Mane（末摩尼），并站在佛教的立场，对摩尼教大加诋毁，称末摩尼为“波斯的大谎言家、贪婪无厌的异端”。在此前不久，即大约在765年唐蕃会盟之后，曾有吐蕃使者来汉地求取佛法，并在返回吐蕃途中，从成都净众寺禅僧无相（又称金和尚，648-762年）、保唐寺禅僧无住（714-774年）修习禅法，敦煌藏文写本中保留了这两位禅僧的语录。而在记载无相、无住禅法的汉文原著，即净众保唐派禅僧撰写的灯史著作《历代法宝记》（大约成书于大历九年至十四年，774-779年）中编造的师子比丘复兴佛法的传说中，也提到“外道末曼尼及迷师诃等”，此“末曼尼”，就是“末摩尼”的异音，而在敦煌藏文写本中，有关禅法的记载，许多都是抄译自《历代法宝记》。从这些线索可以推测，吐蕃有关摩尼教的知识，应该是随着《历代法宝记》传入的[172]。 《历代法宝记》中的“迷诗诃”，就是敦煌景教文献《序听迷诗所（诃）经》中出现的“移鼠弥诗诃”，也就是唐朝景教徒对耶稣名字（Jesus Messiah）的汉文译音。无独有偶，在敦煌藏文《占卜书》中，也出现了“I shi Myi shi ha”，此名显然是耶稣的藏文译音。看来与摩尼教一样，有关景教的知识也从唐朝传到了吐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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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景教 唐人所称景教，就是指基督教聂斯托利派（Nestoraianism），这一教派的名称是根据其创始人聂斯托利的名字命名的。景教在唐代又称波斯教或波斯经教，后来还有弥施诃教或迷诗诃教的称呼[173]。在汉文中，“景”有光明和宏大的含义，所以聂斯托利派的信徒以为教名。在唐代景教文献中，教称景教，教会称景门，教堂称景寺，教主称景尊或景日，教规称景法，教徒称景众，教士称景士，此外还有景风、景力、景福、景命等专门的语词，甚至教徒的名字也多以“景”字，如景净、景福、景通等。可知景教是最常见的名称。 聂斯托利出生于叙利亚的泽曼尼西亚（Cermanicia）地方，生年不详。起初在安条克城（Antioch）的一所修道院修习，由于博学多闻且能言善辩，声名上达于东罗马宫廷，在428年出任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pole）大主教。聂斯托利赞成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人母”而不是“神母”的主张，并进而在承认耶稣神人一体的前提下，提倡将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分而为二，即着重强调耶稣人性的一面。较之于主张耶稣人神合一同体的观点，聂斯托利的主张在当时应该是较为开明的。聂斯托利的学说遭到了政敌的强烈反对，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主教圣西利尔（Saint Cyril）屡次上书罗马教皇及皇帝，并利用贿赂手段勾结宫廷内侍，对聂斯托利进行攻讦，聂斯托利最终在430年被教皇褫夺了主教职位，并遭开除出教，后在埃及西部的沙漠中流放而死，他主张的学说也被冠上了“异端”的恶名。 聂斯托利死后，其教义和信徒随着丝绸之路次第向东方传播，流行于叙利亚、波斯、印度、阿拉伯和中国等地。498年，聂斯托利派在波斯首都塞琉西亚（Seleucia）集会，宣布与罗马教会断绝一切关系，成立了迦尔底教会（Chaldean Church）的东方教会，自己推举主教，并积极开展传教活动。最初，聂斯托利派的总部设在塞琉西亚-泰西封城（Seleaucia-Ctesiphon），在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之后，又在762年移到了大食首都巴格达。6世纪以后，聂斯托利派传教士的足迹遍布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中国海”的广大地区，积极传播教义，被誉为“火热的教会”。 今人对唐代景教的了解，主要是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敦煌遗书中残存的景教经典中得知的。《景教碑》立于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在西安西郊发现[174]。此碑是一通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的双体合璧碑，系统叙述了景教自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后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据称：“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直，特令传授。”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又下诏，令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21人，并将太宗本人的形像绘制在了寺院的墙壁上。 ******************************************************************************************* 李二你又淘气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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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摩尼教一样，景教在传入唐朝的过程中也大量借助了佛教等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并极力协调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及道教的关系，尽可能适应唐朝本土原有的文化。如在《景教碑》中，将景教经典称作“贝叶梵音”，而且在汉译经典中大量使用了“妙有”、“慈航”、“世尊”、“僧”、“大德”、“法王”、“普救度”等中国内地人民耳熟能详的佛教名词，甚至径直将“佛”作为“天主”的代称，这对加速景教的传播，无疑是很有效的。 为了在唐朝立足，景教还大力颂扬忠君思想，提倡孝道。《序听迷诗所（诃）经》称：“众生怕天尊，亦合怕惧圣上，圣上前身福私[利]天尊补任，亦无自乃天尊耶。属自作圣上，一切众生，皆取圣上进止，如有不取圣上[进止]，驱使不伏，其人在于众生即是返（叛）逆。”又称：“第二愿者若孝父母并恭给，所有众生，孝养父母恭承不阙，临命终之时，乃得天道为舍宅。[第三愿者，所有众生]为事父母，如众生无父母，何人处生？” 除了标榜儒家忠孝思想之外，景教还充分利了道家的思想要素。如《景教碑》开宗明义即称：“粤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并强调“浑元之性，虚而不盈。素荡之心，本无希嗜”，都与道家思想契合。他们甚至声称“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将景教入唐与老子骑青牛西入流沙的传说相比附。唐太宗在建寺诏书中形容景教称“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显然也是因为景教的说教与道教相合，所以特别加以提倡，而这也正是景教徒要达到的目的。 此外，景教在东传的过程中还吸收了许多波斯文化的因素。仅以《景教碑》为例，在碑末署名中，不乏波斯教师，如Mahdad Gusnasp或Msihadad明显就是波斯人名[181]。更有趣的是，立碑时间署为“大唐建中二年岁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前半部分“岁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取中国传统的岁名纪年法，即建中二年正月七日（781年2月4日），而“大耀森文”，则是古波斯文“Ev-ˇsambat”（日曜日）的译音，形象地表明了入唐景教受到的中国和波斯的影响。 *************************************************************************************** 景教怎么看着那么……没节操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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