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杂谈咸亨、上元年间唐与新罗的战争[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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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杂谈咸亨、上元年间唐与新罗的战争[第18页]

作者:wu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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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定方攻取百济，对于唐朝最终灭亡高句丽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是，从最后李绩灭高句丽的过程来看，唐军主力还是集中在北线，从辽东渡过鸭绿江，进而攻取平壤的。从百济出发的南线唐军以及南线的新罗军队，起到了配合作用，但不是主力。南线的唐军主将刘仁愿还因为在667年冬南北会攻平壤的作战中延误军期而被流放。

薛仁贵在673年5月即被解除鸡林道总管职务，并已经返回洛阳，上元年间徙象州，而676年11月初8上元三年改元仪凤元年，如果薛仁贵在676年11月参与伎伐浦之战，则旧唐书不可能用“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来描述。如果《三国史记》关于伎伐浦唐军主将和时间的记载有冲突，那如何评价和使用这条史料，就比较费心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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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些天没来了。。。
《唐书》里只是说薛仁贵“上元中徙象州”，但从《三国史记》的记载来看，薛仁贵应该是在上元元年（674）年初被流放，但在上元二年七、八月之前被赦免重新起用。
《三国史记》卷7里有这么一段记载“十五年春正月。。。。二月， <刘仁轨>破我兵於<七重城>. <仁轨>引兵还。。。秋九月， <薛仁贵>以宿卫学生<风训>之父<金眞珠>, 伏诛於本国，引<风训>为鄕导，来攻<&泉城{白水城}>. 我将军<文训>等，逆战胜之，斩首一千四百级，取兵船四十　. <仁贵>解围退走，得战马一千匹。”
新罗文武王十五年就是大唐的上元二年（675），这里不是薛仁贵在上元中出现于新罗前线的明确记载吗？你说文武王十六年，薛仁贵和新罗打仗的记载是搞错时间了，那十五年难道也搞错了？你不能把只要不符合你观点或结论的史料，都是说成是搞错了吧。所以你的“则旧唐书不可能用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来描述”这句话，说得很不得当，与史料记载大不相符。
关于《三国史记》记载的伎伐浦之战，目前我感觉，韩国学者力挺这段史料，而其他学者，有很多人或多或少对此有疑问，有些学者则部分推翻这段史料。所以不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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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感觉韩国学者力挺这段史料。请问你是否参阅了韩国学者对此史料的全部论文？你到现在也只是列举两个学者对此史料有质疑，却非要使用“很多人”这个词，我真不太明白你的用意。
还有，不是所有的韩国学者都是大放阙词的YY者，他们里面还是有实事求是搞历史研究的学者的，只要他们是在史料基础之上，实事求是地作研究，我们就不能因为他们是“棒子”就以爱憎之情，否定甚至嘲笑他们的观点，而是应该把他们的观点进行必要的参考和吸收，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学者，也是应当秉承这种态度。

这里我对上一楼即269楼的观点，还要作一个补充。
我认为薛仁贵被流放的时间，可能还有另一个情况，就是上元三年的年末，朝廷得知他在百济作战又失利后，对还没有来得及回国的薛仁贵立即下达了流放象州的命令，即朝廷要他不用回长安或洛阳了，直接去象州那里呆着。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推断。

关于675年泉城之战，你猜的是对的，池内宏、古田彻、以及黄约瑟的观点，也是认为是应发生在咸亨二年（671年），《三国史记》误入675年。也就是说，这些学者对675年泉城之战和676年伎伐浦之战是放在一起分析的。
你说“你不能把只要不符合你观点或结论的史料，都是说成是搞错了吧”，对此，我是要击鼓鸣圌冤的，苍天大地，这个观点真不是我自己的，是上述三位学者说的，我只是转述而已。另外强调一下，日本的两位学者是分别提出自己观点的，不是一起研究的，因此，我列举的是三位学者，不是二位。
对于这个观点，中国方面研究这段历史比较著名的拜根兴，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
至于我自己的观点，并没有成型，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韩国学者方面，目前我尚未找到对伎伐浦之战这段史料有特别独到观点的学者，也未找到对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进行正面反驳的学者。不过目前我的查阅工作并未结束，尚在进行。

你说“你不能把只要不符合你观点或结论的史料，都是说成是搞错了吧”，对此，我是要击鼓鸣圌冤的，苍天大地，这个观点真不是我自己的，是上述三位学者说的，我只是转述而已。另外强调一下，日本的两位学者是分别提出自己观点的，不是一起研究的，因此，我列举的是三位学者，不是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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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是这么认为的。不然你也就不会在正文里强调高宗在那段时间里是主动放弃百济，承认新罗兼并之事实的观点了；不然你也不会将这两则史料放置一边，不予交代。
薛仁贵是否在上元年间去了百济打仗，史学界并没有就此形成一个共识，你在正文中阐述的高宗主动放弃百济之说，是在一个并没有形成共识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说实在的，这是一个很不成熟完善的观点。
还有你那里如果有日本学者关于这个观点的论文，谢谢你能够给个网址，或将关键的内容粘贴出来。我对唐朝历史很感兴趣，也致力于去研究隋唐史，当然我只是还处于起步入门阶段。纵观整个历史类贴吧，相对而言，你算是一个比较冷静严谨，且对唐朝对外战争历史熟悉的人，在这里真可谓稀有不常见。

关于这一点，我也考虑过，我四年前写的“唐与新罗的战争”一文也提出过这种说法。但是存在以下问题：
根据《三国史记》记载，伎伐浦之战发生在676年11月，而676年11月初八日，唐朝就将上元三年改元仪凤元年。而《三国史记》对同一事情记载的时间与唐朝史料是有较大差异的，例如唐军攻灭百济的时间，两唐书均记载为8月12日，而《三国史记》记载为7月18日，而这其中的差异，《最后的百济》一文进行过详细分析，很可能是奏报从百济送达在洛阳的高宗花费的时间。二者相差20多天。
如果我们假设676年伎伐浦之战确实发生在当年11月，则即便发生在11月1日，唐朝方面将战况从百济报送在长安的高宗花费的时间至少在20多天以上（因为从洛阳到长安也需要时间），那么，战报送到高宗手上的时候，至少应该在676年11月下旬，当时已经改元为仪凤元年。

你说“不然你也不会将这两则史料放置一边，不予交代”，这一点我上面说过了，我准备单独写一篇文章，专门写这个问题，但是资料还没有准备好。而且676年伎伐浦之战，本来就是《三国史记》记载的唐与新罗的最后一战，我根本就没开始写，也就没法在我已经写了的文章里交代。
至于日本学者和黄约瑟的文章，今晚没时间敲进来了，你如果愿意等，下周有时间我可以援引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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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08 12:09:08 更:2021-09-12 03: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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