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杂谈咸亨、上元年间唐与新罗的战争[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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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杂谈咸亨、上元年间唐与新罗的战争[第19页]

作者:wu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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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战报送到高宗手上的时候，至少应该在676年11月下旬，当时已经改元为仪凤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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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当时是改元了。但是后来的史家不是流放文书的编写者，他们对676年既可以称之上元，也可以称之仪凤，这是年号的混乱造成的结果。
比如《旧唐书·高宗纪》就将676年书写成上元三年，而《新唐书·高宗纪》则将676年写成仪凤元年。

如果把676年宽泛的作为上元三年，则旧唐书的“上元中”的记载倒是不冲突。但是，如果676年伎伐浦之战是由薛仁贵指挥，那么，还是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按照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方面领兵的仅仅是个沙湌，是新罗17等官位中的第8等，纵观三国史记记载，其领兵人数约为几千人，至多 1万人。也就是说，新罗出动的是一支偏师。则与新罗对阵的如果是唐军，那么，唐军的人数自然也不会很多，也就是几千人的规模，唐军在676年派一支偏师到百济故地，不知用意是什么。
第二，按照旧唐书魏元忠传的记载，魏元忠在仪凤年间，上书抨击薛仁贵，说他“自宣力海东，功无尺寸，坐玩金帛，渎货无厌”，按照上面的分析，唐军不过几千人，而此战的战果，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斩首四千级，也就是说唐军差不多全军覆没了。既然如此，魏元忠为什么用“ 功无尺寸”等轻描淡写的词语呢？这个抨击太轻了。魏元忠对薛仁贵毫无好感，他抨击薛仁贵大非川之战，用了“弃甲丧师，脱身而走”等严厉的言语，为什么到了海东，语气就轻了呢？
第三，唐朝在676年2月，将安东都护府进一步羁縻化，“先是有华人任安东官者，悉罢之”，唐朝在东线的政策，是重安东而轻熊津，在安东投入2位总管，4万兵力，而在熊津，只有1位总管，大约2万兵力，673年前后还给撤掉了。那么，在676年，安东都已经不再有汉官了，安东的统治中心也向西移动了，为什么唐朝会在这个时候派汉官率领唐军去加强熊津呢？
如果676年确实发生了伎伐浦之战，从上面的分析看，也只是一次小规模交战，我初步分析，是否有可能与同年7月的道临城之战性质类似呢？属于安东留守的唐军蕃兵们搞的局部作战？675年，刘仁轨就曾派出靺鞨兵浮海进攻新罗南境，则676年，留守安东的靺鞨兵，会不会是在有样学样呢？
以上是我根据目前查到的一些史料作的分析，随着继续查阅史料，会有进一步的补充。

顶贴

如果把676年宽泛的作为上元三年，则旧唐书的“上元中”的记载倒是不冲突。但是，如果676年伎伐浦之战是由薛仁贵指挥，那么，还是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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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再强调一次，我与你讨论的重心在于高宗是否在那段时间里主动放弃了百济，承认了新罗的占领事实。其他的内容其实都是围绕这个重心展开的分支讨论。我认为你的这个观点是不能完全成立的，很值得商榷。
薛仁贵的伎伐浦之战是诸多分支讨论中之一点，日本学者或黄约瑟的原文我没有看到（很郁闷），你说的比较含糊，只是转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个我就不好和你深入讨论，有的放矢。我很想知道，这些学者认为伎伐浦之战是发生在咸亨年间的理由以及给出的相关史料。在我看到这些之前，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一边。下面几楼我仅对你的主观推理作一些回复。

首先，按照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方面领兵的仅仅是个沙湌，是新罗17等官位中的第8等，纵观三国史记记载，其领兵人数约为几千人，至多 1万人。也就是说，新罗出动的是一支偏师。则与新罗对阵的如果是唐军，那么，唐军的人数自然也不会很多，也就是几千人的规模，唐军在676年派一支偏师到百济故地，不知用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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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觉得你的思维方式不太正确，你这是把676年给孤立起来了，认为唐朝是突发奇想，突然在676年派一支偏师去了百济。其实在675年唐朝的大军就已经去了百济，按新罗人说法是“二十万”。你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唐朝在675年完全撤走了这二十万人马，它要是留有几万人呢？况且偌大一个安东都护府也有自己该拥有的兵力吧。所以说，唐军676年在百济活动的用意，其实就是675年用意的延伸：遏制新罗的兼并，努力维持唐朝在百济的存在，能维持多少是多少，总之，不是什么主动放弃，承认占领之类。

当然是留下了部队的，刘仁轨撤走以后，李谨行担任安东镇抚大使，此前，李谨行和高侃平定高句丽叛军的总兵力，按照三国史记的说法，是4万，从唐朝方面看，2位行军总管，带兵4万，也是比较合理的。此后，高侃西调，后来刘仁轨回国，则我假设李谨行接管了原高侃的部队，总兵力4万（以李谨行当时的官位、职务和资历，他不太可能接管刘仁轨的部队）。
但是，这些部队，我认为驻扎在北线，主要应该在买肖城一带，而不是在百济故地。从伎伐浦之战的发生地点来看，伎伐浦是熊津江入海口一带的河流狭窄险要的地方，也就是说，唐军是从大海进入熊津江入海口（抑或是从百济故地撤退到入海口？不太确定）。
至于675年，唐军确实曾在南线动过手，但不是主力，刘仁轨当时派出了一部分靺鞨人到过新罗南境，但主力是在新罗北境的七重城。但是，双方议和后，唐朝采取了收缩的政策，将熊津都督府迁往辽东地区的建安就是明证。而实际上，早在673年，唐朝在事实上就已经撤出了熊津都督府，南线的唐军总管薛仁贵673年5月带在洛阳可作为佐证，新罗在673年对百济开展善后工作也可以作为佐证。
至于“努力维持唐朝在百济的存在，能维持多少是多少”，我不排除唐朝有恢复百济的想法，但是，唐朝的整体战略是在东线收缩的，安东统治中心都已经大幅度西迁了，熊津也正式迁出了百济故地，至于唐军在百济采取的局部行动，反映不出唐朝的整体战略。

第二，按照旧唐书魏元忠传的记载，魏元忠在仪凤年间，上书抨击薛仁贵，说他“自宣力海东，功无尺寸，坐玩金帛，渎货无厌”，按照上面的分析，唐军不过几千人，而此战的战果，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斩首四千级，也就是说唐军差不多全军覆没了。既然如此，魏元忠为什么用“ 功无尺寸”等轻描淡写的词语呢？这个抨击太轻了。魏元忠对薛仁贵毫无好感，他抨击薛仁贵大非川之战，用了“弃甲丧师，脱身而走”等严厉的言语，为什么到了海东，语气就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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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军被斩首四千级，本身也说明唐军的人数至少是在2万左右。《三国史记》只是记载斩首敌方四千，并没有说全歼对方，甚至连“大破之”都没有使用。薛仁贵见军事行动遭到挫折（指被斩首四千），将部队主动撤离战场回大本营，这是战争中司空见惯的事实。你不能武断的想象唐军被斩首四千就是差不多全军覆没了。
在上楼用新罗带兵者的官职来推断新罗的兵力，继而推断唐朝的兵力，恐怕有点不严谨。打个比方，如果前秦的兵力史料丢失了，而我们决不能以东晋只有几万人，来推断前秦方面的兵力也只有几万人。
还有那个新罗的“沙”，你认为以他的职务顶多就带1万人，但他带领的是“船兵”，你能肯定当时新罗在“所夫里州”就只有这些船兵？我想新罗在所夫里州极其附近还是有其他的驻守军队的，他们不会袖手傍观，肯定也会加入战斗，那新罗的人数，就不止顶多1万了。
最后，薛仁贵的“大非川”之败，按当时唐朝人来说是“圣朝开国以来，从未有之大败”，死伤以数万计，几乎全军覆没，且薛仁贵对大非川是要负首要责任的，因为他是统帅嘛。魏元忠的语气当然不会轻。至于海东，薛仁贵既不是最高统帅，也没有让唐军死伤达数万计，他的过失只在于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已，至于被斩首四千，那是战争中常有的事情，何况这个“四千”，难保是新罗在夸大战果；何况这个“四千”中只怕还有靺鞨人，唐朝那边不会太痛惜，你说魏元忠要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说事，对薛仁贵在海东所为能用多大的严厉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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