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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杂谈咸亨、上元年间唐与新罗的战争[第2页]

作者:wu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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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城之战实际情况推断
有破就要有立,既然《三国史记》关于石城之战的战果记载是不实的,那么,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我就做一下推断。
《三国史记》记载的石城之战的战果时提到,“获<百济>将军二人?<唐>果毅六人”。这条记录实际上已经反映出了当时与新罗军队交战的部队究竟是什么成分。被俘的2位高级将领全是百济人,被俘的6位唐人仅仅是五六品的果毅都尉,是中级军官。如果与新罗军队交战的是唐军,则唐军不可能由百济将军指挥。
那么,是否可能是唐军与百济军队的联合军队呢?我认为也不是,因为被俘的6位唐军果毅,虽然是中级军官,但是,按照正常情况,他们率领的唐军也不在少数。根据《新唐书》志40的记载,唐朝每个折冲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唐朝征发府兵的时候,“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也就是说,如果整府的府兵全部调发,那么折冲都尉以下的全部军官都要一并出行;如果没有全部调发,那么果毅都尉带队出行;如果折冲府调发的人比较少,那么,别将带队出行即可。我们假设这6位果毅隶属于3个折冲府,3府全为1000人的中府,《三国史记》未记载有折冲都尉被俘,因此,我们假设这3个折冲府并未全部调发,假设调发了一半人吧,即每府调发500人,则3个折冲府合计调发1500人。这6位果毅在石城战场被俘,说明他们率领的1500人的唐军基本上被歼灭了。但是,我在上面已经分析过,石城战场上不可能有这么多唐军。
因此,我认为,在石城与新罗军队交战的部队绝大部分应该是百济人。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会有6位唐军果毅被俘呢?
 
我提出下面几种推测。
第一,被俘的6位果毅也是百济人,但他们是已被编为唐人的百济人。
唐军灭亡百济后,一方面,在百济设置都督府,任命当地的百济人担任各种官职,据《旧唐书》东夷传记载,“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另一方面,又从百济迁走了一部分人口,安置到唐朝,例如,据《三国史记》记载,显庆五年(公元660年)9月唐军灭亡百济后,“<定方>以<百济>王及王族臣寮九十三人, 百姓一万二千人, 自<泗沘>乘船回<唐>”,《资治通鉴》仪凤元年也提到,唐朝曾把部分百济人迁到徐州和兖州等地。
迁入唐朝的部分百济人即被授予一些折冲府的官职。例如,据百济人黑齿常之的墓志铭记载,黑齿常之“与其主扶余隆俱入朝,隶为万年县人也。麟德初,以人望授折冲都尉,镇熊津城”。又如,据百济人祢军的墓志铭记载,祢军入唐后,“圣上嘉叹,擢以荣班,授右武卫浐川府折冲都尉”。
据此推测,很可能有一些百济人被编为唐人,并被授予果毅都尉的官职,后又返回百济。这些人,与留在百济故地的百济人是有区别的,可以被认为是唐人。当这些人,身着唐军制服被俘的时候,新罗人完全可以认为他们是唐人。
 
第二,被俘的6位果毅是唐人,是先于薛仁贵主力部队被派到熊津都督府的唐人。
《日本书纪》关于这段时间唐朝、百济对日本的外交活动有这样几段记载:
公元671年正月,“辛亥,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李守真等上表”;
“二月,戊辰朔庚寅,百济遣台久用善等进调”;
“六月,丙寅朔己巳,宣百济三部使人所请军事”;
“(六月)庚辰,百济遣羿真子等进调”;
“秋七月,丙申朔丙午,唐人李守真等,百济使人等,并罢归”。
从这几段记载大致可以看出以下信息:
自公元671年初开始,汉官再次出现在熊津都督府。我在上面分析过,公元670年7月新罗大举进攻熊津都督府的时候,都督府既没有高级汉官,也没有留镇唐军。而在公元671年正月,“刘仁愿”重新出现在熊津都督府,并派出汉官李守真出使日本。可能的情况是,唐朝鉴于公元670年7月熊津都督府的百济军队的拙劣表现,重新启用了一批熟悉海东情况的将领,刘仁愿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此推论成立,则刘仁愿有点类似于薛仁贵的情况。
当然这种推断还有待商榷,因为《日本书纪》向来以纪年混乱著称。但是,关于公元671年上半年的外交活动,特别是唐人李守真的外交活动,我认为还是可信的。李守真出使日本的时间为公元671年1月至7月,而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671年正月,新罗“发兵侵<百济>, 战<熊津>南”,大约至7月底,薛仁贵所部唐军赶来增援熊津都督府,则李守真出使日本的1月至7月这段时间,正好是熊津都督府局势比较紧张的时候。两本史书互相印证,可见唐人李守真出使日本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至于是不是刘仁愿派出的,亦即当时刘仁愿是否被重新起用,我还不能确定,因为除了《日本书纪》,没有其他史书提到过刘仁愿在公元668年以后的情况。
但是,不论刘仁愿是否被重新起用,当时能派出唐人李守真出使日本的,应该是熊津都督府的唐人官员,而且,既然是正式外交活动,可见派遣李守真的唐人官员地位不会很低。
据此判断,我认为,自公元671年初开始,一批唐人官员重新回到熊津都督府,其目的应该是整顿都督府以抵抗新罗,因此他们有可能带来了一批唐军军官。但是这批唐军数量应该很有限,可能是作为教官或者军事顾问使用的,其本身不足以抗击新罗,因此,熊津都督府才频繁派出使者到日本请求支援。
在此情况下,这批唐军军官的一部分人随同大队的百济军队被新罗俘获是很有可能的。
上述情况是我根据相关史料作出的推测,当然,仅仅是推测。究竟对不对,欢迎大家讨论。
 
石城之战到此分析完毕。下面计划写写石城之战后南线唐军的活动以及熊津都督府的结局。争取清明前后更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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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把wuanguo的贴跟青史的贴对比来看更有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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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不顶非国人
 
有道理
 
楼主精彩!唐罗战争支持新罗一方的SB们有本事就条条是道的来辩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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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个注释:本文所指的唐军,特指非百济和高句丽人的唐军。当地原住民的军队,本文将明确指为百济军队和高句丽军队,特此说明。以后不再另外说明。
 
三、石城之战后南线唐军与熊津都督府的动向
公元671年6月石城之战后,直到大约公元672年5月,唐朝对熊津都督府采取了维持和恢复的政策,但是态度并不是很积极。
唐朝在这段时间实施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措施,就是派出2000人使团出使日本,寻求日本增援。
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671年11月,日本对马国司向筑紫大宰府报告了以下情况:
唐国使人郭务淙等六百人,送使沙宅孙登等一千四百人,总合二千人,乘船四十七只,俱泊于比知岛。相谓之曰:“今吾辈人船数众,忽然到彼,恐彼防人惊骇射战。”乃遣道久等,预稍披陈来朝之意。
此次郭务悰二千人使团出使日本,其目的应该与此前李守真出使日本的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争取日本支援熊津都督府。至于为什么要派出2000人,我认为很好理解,当时海路并不安全,据《三国史记》记载,就在公元671年10月,新罗水军袭圌击了唐军的后勤船队。据此看,唐朝方面派出2000人,其目的应该是确保使团的安全。
郭务悰出使日本,我认为可以说明2个问题:
首先,唐朝是希望恢复和维持熊津都督府的,因此才会去寻求日本支援。这个不必多说。
第二,唐朝态度并不积极。我们来看当时唐军的配置,北线是高侃和李谨行2位行军总管,而南线呢,只有薛仁贵1位总管,而且就连这一位总管,也不是专门来支援熊津都督府的。两唐书薛仁贵传都说薛仁贵是因为高句丽复叛才被重新起用的,《三国史记》671年7月薛仁贵致金法敏书中也说,“又<高丽{高句丽} ><安胜>, 年尙幼冲, 遗壑残郛, 生人减半, 自怀去就之疑, 匪堪襟带之重。<仁贵>楼船, 竟翼风帆, 连旗巡于北岸, 矜其旧日伤弓之羽, 未忍加兵”。这说明薛仁贵当时可能负担有从南线配合进攻高句丽叛军的任务,“<仁贵>楼船, 竟翼风帆, 连旗巡于北岸”,很明显是来对付高句丽叛军的,所谓“未忍加兵”,只是个说辞,可能薛仁贵本身兵力有限,不便单独进攻,而当时北线唐军尚未到达平壤(北线唐军是671年9月抵达平壤的),因此未对高句丽叛军发起进攻。
 
此后,大约从672年5月左右开始,唐朝对熊津都督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唐朝主动将熊津都督府撤出百济故地。
公元671年底至672年5月,发生了2件大事,影响了唐朝对熊津都督府的政策。
第一,日本天智天皇去世。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671年12月,天智天皇去世,672年3月,日本将此事告知当时还留在日本筑紫的郭务悰使团,直到此时,郭务悰才有机会将书函和信物交给日本,5月,日本方面赐给郭务悰物品,但未提到出兵之事,当月,郭务悰离开日本。此后不久,壬申之乱爆发,日本陷入内乱。郭务悰离开日本,说明唐朝争取日本支援熊津都督府的努力未获成功。
第二,百济高级官员祢寔进去世。据祢寔进墓志记载,祢寔进是百济人,入唐后被封为左威卫大将军,“咸亨三年(公元672年)五月廿五日因行薨于来州黄县”。来州,应为莱州,位于山东半岛,是唐朝从水路前往百济的起点,祢寔进在莱州去世,说明他当时正在进行与熊津都督府有关的活动。
祢寔进在熊津都督府的地位如何呢?我们来对比一下祢寔进的弟弟祢军,上面说过,祢军当时担任熊津都督府的司马,从地位上讲是熊津都督府里数一数二的人物,但是,据祢军墓志记载,祢军当时只是右领军卫中郎将,官品为四品,在祢寔进去世后的公元672年11月,祢军才被授予从三品的右威卫将军,而祢寔进是正三品的左威卫大将军,即便此为祢寔进死后追封,其生前很可能也已经是某卫的将军了,品级当在其弟祢军之上,则祢寔进在熊津都督府的地位亦当在祢军之上,很可能是都督府中百济人的领袖人物。祢寔进于公元672年5月去世,这对熊津都督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据此判断,我认为,大约从672年5月开始,唐朝改变了对熊津都督府的态度,开始将熊津都督府撤出百济故地。
 
熊津都督府的这一撤退行动大约在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基本完成。
关于南线唐军及熊津都督府的撤退,我找到了以下史料作为证明:
第一,据清末民初陆增祥编撰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卷31记载,咸亨四年(公元673年)5月,薛仁贵曾在洛阳捐造佛像,全文如下:
薛仁贵奉为皇帝皇后敬造阿弥陀像一躯并二菩萨,普共法界仓生同得此福。咸亨四年五月造。
薛仁贵作为鸡林道行军总管,却在公元673年5月在洛阳造像,而且题记中“薛仁贵”前面没有加任何官职,这说明,薛仁贵很可能在公元673年5月前被解除行军总管职务,返回洛阳。相应的,南线唐军及熊津都督府也应一并撤出,否则,在熊津都督府随时面临新罗进攻的情况下,薛仁贵作为总管呆在洛阳就显得很不合理。
第二,据《三国史记》杂志第九“九誓幢”记载,公元672年,新罗“以<百济>民为幢”,是为新罗九誓幢之一;此外,在公元673年,新罗“以<百济>来人授内外官, 其位次视在本国官衔”。将百济人编成新罗军队,授予百济人新罗官职,这些都很像是新罗占领百济故地后的善后措施。这也可以说明新罗大约在672年至673年基本占领百济,则南线唐军和熊津都督府应该相应撤出了百济故地。
第三,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673年9月,新罗王金法敏“遣大阿湌<彻川>等, 领兵船一百艘, 镇西海”。当时,新罗与唐朝再次交恶,新罗为防备唐军进攻,采取了以上措施。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新罗将防御唐军的前线确定为西海,试想,如果当时南线唐军和熊津都督府尚未撤离百济故地,则新罗应在百济故地设置对唐军的防线,而不是在西海。
 
在这里,我还想再说明一个问题,即南线唐军和熊津都督府是主动撤退,还是被新罗军队击退。
我认为,南线唐军和熊津都督府是主动撤退(当然是在不利形势下主动撤退的),理由如下:
第一,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公元672年2月新罗进攻百济加林城失利后,即再无进攻百济故地的其他记载,如果新罗军队是击败南线唐军,迫使熊津都督府撤出,那么,《三国史记》应当大书特书,但是没有,这说明,新罗在公元672年2月加林城之战失利后,在熊津都督府境内即无太大战事,也从侧面说明,熊津都督府是主动撤退的。
第二,熊津都督府撤出百济故地后,参战的百济官员未受处分,相反还有部分褒奖。
据黑齿常之墓志记载,“咸亨三年(公元672年),以功加忠武将军,行带方州长史,寻迁使持节沙泮州诸军事,沙泮州刺史,授上柱国。以至公为己任,以忘私为大端。天子嘉之,转左领军将军,兼熊津都督府司马,加封浮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可见,自公元672年开始,黑齿常之从原来的折冲都尉,先升为带方州长史,再升为沙泮州刺史,进而升为熊津都督府司马,可谓一路高升。
另据难元庆墓志记载,“父(难)武,中大夫、使持节、支浔州诸军事、守支浔州刺史,迁忠武将军,行右卫翊府中郎将”,可见,难武也有升迁。
再据祢寔进墓志记载,祢寔进被授予左威卫大将军。
又据祢军墓志记载,祢军“去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十一月廿一日诏授右威卫将军”。
从上述百济人的升迁可以看出,熊津都督府是奉命主动撤退,因此,唐朝才对都督府的部分上层百济人予以褒奖,以安抚百济人。
 
南线唐军和熊津都督府的动向,已经写完了。下面计划写写672年石门之战。争取下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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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国使人郭务淙等六百人,送使沙宅孙登等一千四百人,总合二千人,乘船四十七只,俱泊于比知岛。相谓之曰:“今吾辈人船数众,忽然到彼,恐彼防人惊骇射战。”乃遣道久等,预稍披陈来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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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向日本派出的使团达2000人之规模,其本身就值得让人怀疑。
第一,派出这么一个大规模的使团去求借兵,没有朝廷皇帝的同意,地方官员绝不敢,也绝无能力财力作到这一点。可中国相关史料没有记载唐高宗或任何一个宰相有此种想法,并组织实施了这件事。
第二,向外国求助,地方大臣是不能擅自做主的,比如郭子仪建议向回鹘借兵,必须肃宗点头。而且这是属于关系国体颜面的大事,官卑人轻的一般大臣是不敢轻易建议的,即使由重要大臣向皇帝建议了,也必须会被史官记载,不记载于《日本列传》,也会记载于该大臣的列传,可惜没有。
第三,你引用的《日本书纪》也没有唐人明确请求出兵的记载,有的只是你的猜想。其实就是一种牵强附会,这是一种不严谨的治学态度。如果作为当时最富强发达的大唐帝国向一个相对卑微落后的“倭国”请求借兵,日本方面一定会大加记述,不惜笔墨,因为从《旧唐书》里我们看到日本是很喜欢和大唐争虚荣面子的。
第四,如果《日本书纪》记载的人数是事实,那依照上面的分析,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国家间的外交活动,而是一般的民间之经济文化交往,犹如鉴真和尚东渡一样。即使有官方参与领导,也绝不会是什么关系国家颜面的借兵之大事。派20人的使团去借兵就已经没面子了,2000人的庞大阵容跑来苦巴巴地借兵,日本人只怕还以为是新罗攻陷了长安呢,大唐就真不怕丢脸吗?
所以,请你写文章时还是谨慎为好,不要灌注太多的主观想象。
 
我写文章,谈我的观点,仅此而已。我的判断,根据史料得出,你可以不同意,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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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08 12:09:08  更:2021-07-08 12: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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