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杂谈咸亨、上元年间唐与新罗的战争[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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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杂谈咸亨、上元年间唐与新罗的战争[第4页]

作者:wu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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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之战写完后，下一个准备写673年发泸河之战，争取尽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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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元673年瓠泸河、王逢河之战
公元672年石门大战唐军大获全胜之后，领教了唐军威力的新罗采取了2个策略：
第一，向唐朝遣使求和。《三国史记》记载了金法敏的乞和上表，我在这里全文引用，大家可以看看金法敏当时的惊慌失措的心情：
臣某死罪谨言, 昔臣危急, 事若倒悬, 远蒙拯救, 得免屠灭. 粉身糜骨, 未足上报鸿恩, 碎首灰尘, 何能仰酬慈造? 然深雠<百济>, 逼近臣蕃, 告引天兵, 灭臣雪耻. 臣忙{惧} 破灭, 自欲求存, 枉被凶逆之名, 遂入难赦之罪. 臣恐事意未申, 先从刑戮, 生为逆命之臣, 死为背恩之鬼, 谨录事状, 冒死奏闻, 伏愿少垂神听, 照审元由. 臣前代已来, 朝贡不绝, 近为<百济>, 再亏职贡, 遂使圣朝出言命将, 讨臣之罪, 死有余刑. <南山>之竹, 不足书臣之罪, <褒斜>之林, 未足作臣之械. 潴池宗社, 屠裂臣身, 事听勅裁, 甘心受戮. 臣榇轝在侧, 泥首未干, 泣血待朝, 伏听刑命. 伏惟: 皇帝陛下, 明同日月, 容光并蒙曲照, 德合乾坤, 动植咸被亭毒, 好生之德, 远被昆虫, 恶杀之仁, 爰流翔泳. 傥降服舍之宥, 赐全腰领之恩, 虽死之年, 犹生之日. 非所希冀, 敢陈所怀, 不胜伏剑之志. 谨遣<原川>等, 拜表谢罪, 伏听勅旨. 某顿首顿首, 死罪死罪。
这段大家自己欣赏，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第二，根据金庾信的建议，“使将卒各守要害”（《三国史记》金庾信传），亦即坚守不出，不再与唐军进行野战。
而唐朝方面，由于北线尚需要与高句丽叛军交战，而南线唐军和熊津都督府已经撤离百济故地，因此，唐军失去了与新罗军队直接接触的机会，自公元672年8月石门之战，一直到公元673年9月，唐军与新罗军队未再发生大规模交战。

这段时间，失去新罗直接军事支援的高句丽叛军，则继续被唐军绞杀。公元673年闰五月，唐军与高句丽叛军在瓠泸河西发生大规模交战，唐军获胜，基本摧毁了高句丽叛军的机动兵力。中方史料对此战的记载如下：
《资治通鉴》：咸亨四年（公元673年），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大破高丽叛者于瓠芦河之西，俘获数千人，馀众皆奔新罗。
《新唐书》东夷传：李谨行破之于发庐河，再战，俘馘万计。于是平壤痍残不能军，相率奔新罗。
根据上面的史料来看，瓠泸河西会战，是一次决定性会战，这一战摧毁了高句丽叛军主力，高句丽残部逃往新罗。当然，还有少量高句丽叛军死守一些据点，作最后的顽抗。
在这种背景下，公元673年9月，瓠泸河、王逢河之战爆发。

先更新一小段，铺垫一下。其他的尽快更新。

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七记载，公元673年9月，“<唐>兵与<靺鞨><契丹>兵来侵北边，凡九战，我兵克之，斩首二千{百}余级。<唐>兵溺<瓠泸>、<王逢>二河，死者不可胜计”。
这是《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的北线唐军少有的战败记录。此记载关于唐军的损失情况是否属实呢？
我认为，这段斩首2,000级的记载，是不可信的。
第一，《三国史记》自己就含糊其辞，是2,000级还是200级，自己都没搞清楚。
第二，当时，唐军在北线有东州道行军总管高侃和燕山道行军总管李谨行两部，总兵力约为4万人。被斩首2,000级，虽然对于北线的4万唐军来说不能说完全丧失战斗力，但是也算是比较大的损失，我在分析公元672年石门之战的时候，就提到过，拥有至少4万之众的新罗军队和高句丽叛军，在遭到斩首三千级的损失之后，就出现了总崩溃的局面。那么，遭到瓠泸河、王逢河之败的唐军是什么表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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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还想澄清一个问题，那就是唐军发起瓠泸河、王逢河之战的目的是什么。某位网友在“为人作嫁”一文中有以下观点：
“李谨行挥军南下，试图攻入新罗北部本土，却在强攻瓠泸河和王逢河（汉江下游段）时连败九仗，狼狈退回”，“经此大败之后，唐军发觉自己并无南下新罗本土的能力，唯有退而求其次，着力于肃清势力范围内并未撤入新罗，还在坚持战斗的复兴军余部”。
这一观点，可能并不是个别观点，半岛上的某个国家的很多人，可能持有这一观点。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呢？
我认为并不正确。公元673年的时候，唐军并没有进攻新罗本土的整体计划。唐军真正开始大规模进攻新罗，发生在公元674年，我们看一段《资治通鉴》记载：
（公元674年）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发兵讨新罗。时新罗王法敏既纳高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诏削法敏官爵。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对新罗开战有2个明显特点：
第一，向新罗前线集中兵力。新罗作为与高句丽和百济鼎足而立的国家，唐朝很明显知道新罗的实力，唐朝在进攻高句丽和百济时，投入的兵力均在10万以上。而公元673年，唐军对付新罗的兵力仅为4万左右。以4万兵力贸然进攻新罗，不论是高宗还是李谨行，都不会出此昏招。而公元674年，刘仁轨出任行军大总管，唐朝向新罗前线加强兵力，才对新罗展开大规模进攻。
第二，削除新罗王金法敏的官爵。在公元673年时，金法敏仍然接受唐朝的官职，唐军不会在没有削除金法敏官职的情况下，名不正言不顺就对新罗展开进攻。至公元674年，高宗削除了金法敏官职，唐军才展开大规模进攻。
因此，公元673年9月的瓠泸河和王逢河之战，根本不是某些人所说的“试图攻入新罗北部本土”。那么，唐军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从唐军在公元673年瓠泸河、王逢河之战的地点就可以看出，唐军当时只是在追击高句丽叛军。当时的高句丽叛军在瓠芦河以西被李谨行击败后，“馀众皆奔新罗”（资治通鉴）。因此，唐军强渡瓠泸河追击高句丽叛军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渡河的意图是为了追击高句丽叛军，而不是进攻新罗。
而且，由于高句丽叛军主力已经在瓠泸河以西被唐军消灭，逃跑的只是高句丽叛军的残部，因此，唐军不太可能派出主力部队进行追击，很可能就是派出一支偏师，去执行追剿任务。由于瓠泸河西之战唐军大获全胜，此时的唐军可能出现了大胜之后，上下轻敌的情况，结果追剿部队遭到新罗军队阻击，遭受了一些损失，可能就是《三国史记》记载的被斩首二百级。
瓠泸河、王逢河之战对唐军造成的损失，可以说完全是无足轻重的，此战后，唐军继续顺利剿杀高句丽叛军，唐军主将李谨行也继续顺利晋升。但是，此战对于唐朝与新罗的关系却有重大影响，它意味着，在公元672年8月石门之战1年后，新罗再次与唐军发生了直接军事冲突。而这时的情况与公元672年已大不相同，高句丽叛军已基本被剿灭，唐军具备了直接进攻新罗本土的条件，因此，自公元674年开始，唐朝向新罗前线调兵遣将，筹备对新罗本土的大规模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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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元674年唐朝举棋不定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初，唐朝开始筹划对新罗的直接进攻。
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674年，“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发兵讨新罗。”
但是，此后约1年的时间里，唐军并未对新罗发动进攻，新罗前线异常平静。原因何在呢？
我认为，这时的唐朝，也面临着对战和问题的艰难决策。而这一决策又可以分为2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继续战争还是恢复和平。
当时，唐朝内部关于是否继续进行战争，是存在着激烈争论的，主和派的势力很大，他们并不同意向新罗发动进攻。
例如，武则天在公元674年公开建言，反对战争。据《新唐书》列传第一记载，武则天于公元674年12月建言十二事，第三条就是“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又如，张文瓘也曾反对高宗用兵，其说辞与武则天如出一辙，据《旧唐书》列传35记载，“新罗外叛，高宗将发兵讨除。时文瓘疾病在家，乃舆疾请见，奏曰：“比为吐蕃犯边，兵屯寇境，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若东西俱事征讨，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请息兵修德以安百姓。”高宗从之”。
资治通鉴将此事放在了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其原因是张文瓘是那一年去世的，资治通鉴编者就将此事放在了那一年。但是，当时唐军正在以18万主力对抗吐蕃，高宗不可能在这时出兵进攻新罗。而在674年左右，唐朝已经出现了东西两线作战的情况，这一点下面详细分析。因此，张文瓘很可能于此时劝说高宗，致使高宗暂时停止对新罗的进攻。
正是这些主和派的存在，干扰了高宗的部署，使得唐朝在任命刘仁轨为行军大总管后1年的时间里对新罗毫无动作。

第二个层面，是两线开战还是一线开战。
从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开始，唐军在安西地区发起反击，以图重新恢复对安西地区的控制，而这就意味着与吐蕃进行对抗。
关于公元673年至674年这段时间唐与吐蕃的对抗，正史是有记载的，但是比较零散。大致整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条：
公元673年12月，唐军发兵征讨亲吐蕃的弓月部，使得弓月和疏勒二王入朝归降，“弓月南结吐蕃，北招咽面，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之。嗣业兵未至，弓月惧，与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归国。”（资治通鉴）
约公元674年至675年初，安西地区再次发生交战，于阗在唐朝的支持下，与吐蕃发生交战，并取得胜利。公元675年正月，“丙寅，以于阗为毗沙都督府，以尉迟伏阇雄为毗沙都督，分其境内为十州，以伏阇雄有击吐蕃功故也”（旧唐书高宗本纪）。于阗是小国，按照两唐书的说法，仅仅胜兵四千人，如果没有唐朝的军事支持，于阗是断不敢与吐蕃交战的。
唐朝在安西地区的军事活动，使得安西态势有利于唐朝，但是，也引起了吐蕃的重视，在公元673年至674年，吐蕃国内明显在加强军备，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
公元673年冬，“（赞普）于董之虎苑集会议盟，以征调后备军事征集青壮户丁”。
公元674年，“（赞普）于拉克之布穷集会议盟。点验红册（军丁名册）”。
而吐蕃加强军备，又导致西线局势的进一步紧张。
西线的紧张局面，影响了唐朝的决策，使得唐朝在公元674年就是否对新罗展开进攻的问题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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