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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人命哲学[第2页]

作者:柳艺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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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应当研究的是人……而人的本质和最强大的力量是理性，这是深藏在人们心中的时代感情和信念。万事万物有形式的差别和多样性，但是，这只是同一力量的表现，“当18世纪想用一个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的一切成就。……18世纪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理性在一切思维主体、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中都是同样的”。因此，理性就是公共理性。

近代的显著标志是公共理性，它是启蒙运动最骄人的战绩。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近代历史的中心过程，就是人类生活组织不断理性化的过程。“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包含着由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世界。” 哈耶克在谈到黑格尔和孔德思想相似性时指出，虽然他们都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把他们称作历史学家却成为一种时尚，原因是“他们的目的在于发现规律”。规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人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在孔德看来，甚至杰出的个人也仅仅是‘工具’，或‘一种既定运动中的有机体’。黑格尔则认为，他们是世界精神的掌管者，‘理性’只是在狡猾地利用他们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体系中没有自由的容身之地：在孔德看来，自由就是理性地服从自然规律。对黑格尔来说，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哈耶克最后谈道，导致孔德和黑格尔立场相似之处的“核心观念，即通过从外部研究人类的‘理性’，把它视为一个超级头脑般的客观且可观察的整体，我们就能够改变早期个人主义方法的结论。后者只是谦虚地致力于理解个人的头脑如何想到作用。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实现了‘提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拽上天’这个古老的抱负，他们已经站在一个能够预见理性的未来成长过程的位置上，这离更为臆断的想法只有一步之遥了：理性现在能够提自己的鞋带而上升到其明确的或绝对的状态。说到底，这种由笛卡尔甚至早就由柏拉图播种下了种子的知识的傲慢态度，是黑格尔和孔德的共同特征”。

国家以理性为基础。卢梭在讨论国家时指出，国家的基础，国家权力运作的基础是自由意志。按照卢梭的看法，人的天赋权利只有一项，这就是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放弃自己的义务。……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德行。”卢梭所说的自由，是指人的天然自由，即所谓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是，人又必须生活在社会中，而社会又是靠契约关系维系的。契约意味着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要转让自己的自由，服从公共意志。于是由于社会契约，所以产生了主权者，他们有权利对任何争端做出最后裁决。“卢梭认为，没有主权，没有某个权威有权利对任何争端做最后裁决，便不可能有完善的政治秩序。……主权者的权威必然产生于契约。”政治社会就是对人的束缚。于是人们处于一个两难境地：自我保存的需要，为天然自由提供理论基础。同样出于自我保存，人放弃天然自由，社会契约维系人类的生存。问题确实是，倘若人让渡自己的一切权利，他如何可能是自由的。

黑格尔对卢梭的看法持显著的异议。他认为，卢梭是拿个人的自由意志作为权利的基础，这样做恰恰是对普遍意志误解的开始。黑格尔“自由的概念不可在每个人的偶然任性的意义下去理解，而必须在理性的意志、自在自为的意志这个意义下去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的意志是“普遍意志”，普遍意志不是由个别意志组成，“普遍意志必须是理性的意志”。毫无疑问，国家的基础、国家权利的基础是普遍意志之下的理性意志。自由的前提是理性。鲍桑葵指出：“近代关于‘自由’的抽象概念，对于黑格尔来说，已融合了希腊城邦传统的具体生活概念，即一方面喜欢自治，另一方面喜爱美好的事物。尽管如此，在哲学史中，却很少有其他联系能超过卢梭宣告自由是人的特性和由康德至黑格尔所发展的权利哲学之间的联系。”

反馈反馈

宗教与道德是人类历史上两种最古老的社会文化现象。而且它们之间发生着必然的交互关系和或然的范式区别，即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深刻的相互影响。宗教既影响道德，道德亦影响宗教；宗教既有与道德相协调、相一致的一面，也有与道德相对立、相斗争的一面；宗教在很多情况下具有道德劝善的功能，而许多道德规范又经常成为宗教的戒律清规；由此，人们把宗教和道德看成了“彼此之间”需要交集的路途，而“人命”哲学就是“彼此之间”的共通桥梁。
自康德以后，人们开始从道德角度来看宗教，而不是相反。‘我应该做什么’不是由自我的宗教信仰或者上帝的命令来决定的，而是由作为理性存在的自我给予自己的命令来决定的。实际上，宗教的理性果核，对上帝和永生的信念，是确立在对道德要求的基础之上的。

黑格尔说：“宗教不仅只是历史性的或者理性化的知识，而是一种令我们的心灵感兴趣并深深地影响我们的情感，决定我们意志的东西。一方面因为我们的道德义务和规律从宗教那里获得强有力的敬畏之情，从而被我们看作神圣的义务和规律；另一方面上帝的崇高性和至善的观念，使我们内心充满仰慕之意以及谦卑和感恩的情感。因此，宗教提供给道德和道德动因以一种新的崇高的振奋。”

信仰的意义首先不是追求来世和天堂的实惠，而是追求个人道德的完善。宗教信仰的基础是理性。“它的教义必须建立在普遍理性的基础上。……真正为人的普遍理性所批准，以至于每个人只要注意到它们，就会洞见并感觉到有义务予以遵守。”

我能知道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我希望什么？
人是什么？
这是康德哲学的四大设问？！
从他对理性和经验“对冲”（这里的“对冲”是指反身关系而形成了命运行为的同一性）批判中，做出了“类别哲学”的合理论证，康德认为：
第一个问题是形而上学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道德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宗教问题，第四个问题是人类学问题。对于这四个问题的回答，最终指向是“世俗”。即前三个问题都要归结到了第四个问题，即“人是什么”，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无疑是“人是理性动物”。

不过当人们的“理性”过度了，意味着克制而形成了心理交集。如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想当然的绵延了“权力”和“意志”，所以世人总会“刻奇”——这是情感主义的需求。
现代人在陷入实际的焦虑时，无限、惘然若失以及缺乏具体感受的无趣感，便一齐向他袭来。

理性带来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伴随着技术的进步。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人们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容易得到满足。所有这一切，都使时代更加外在化了。在这个外在化的时代，人在哪里，人是什么？康德的问题再度出现，经历了启蒙之后的现代人是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呢？

由崇尚人的理性、呼唤人的尊严开始的时代，最终的结果是人用自己的努力迎来一个技术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是：“技术成功本身为这个时期造就了一整套纯粹依靠外在事物的生活方式。至于那隐藏在这外在事物背后的东西，即独特的和整体的人格本身，则衰退成了一片阴影或一具幽灵。”

人在自己创造的技术化的世界中失去了人本身。在技术面前，人显得何等弱小！当柏拉图借用苏格拉底对话录来设问“人是什么？”时，总是绝对把人放在自然序列中：人与其他动物相比，具有什么特征，答案是人是理性动物。“人是……动物”的前提是“人是动物”，是人被抛的结果。因而我们可以说，柏拉图的生命观通过苏格拉底的诘问“人是什么”和希腊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把人放在自然序列中来看人的。

当奥古斯丁创作出《忏悔录》的时候，“mean（意义）”发生了。人把自己从自然界中放逐了。人把自己从自然秩序中拔出来，自己把自己抛在上帝面前，用自己的信仰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即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个关系的纽带是爱，即信。人由信仰而获得了一切生物所不具有的东西——不朽。这一次不是人被抛，而是人自抛。如果说生活在自然系列中是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事，那么生活在人与上帝爱的关系中，则是人自觉的行为。近代和启蒙，重新提出了人是什么的问题，答案依旧是“人是理性动物”，所不同的是，理性由“意向（mtion）”变成了“理由（reason）”。

“意向”是个人的、合理的、可以说出来的“道（logos）”，“理由”则明确了公共理性尤其指工具理性，以科学实验为基础。

当理性成为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最终成为工具理性时，世界如何？人的境遇又如何呢？按照巴雷特的看法，世界如同“无人居住的水晶宫”，结构清晰、色彩鲜亮，一切尽在抽象之中。可是它原本是人建造的，现在，这漂亮的水晶宫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人的位置。而且这个漂亮的水晶宫以公共理性为支柱，它有公共政治制度、公共法律、人民宗教、集体道德。在理性创造的世界中，一切的一切，都被冠以公共的、人民的标签。人被理性世界挤扁了。

精品了，加油。

这是人学转向么

继续支持

理性如果不是纯粹的，那就是夹杂着个人思想的险隘的理性，理性使人进步，而险隘的理性使人处于矛盾的境地，常常为了我而不惜毁掉他人及其世界。

老柳继续更新吧

上帝造了人上帝看来人就是傻缺一堆苍蝇做无规则的运动而且人与人之间毫无任何价值的连接和分离渐渐的就出现了文明战争没有用你停不了时间不可能创造出永恒继续做一个傻缺的自己反正时间过去你脑袋里的一切自认为**的东西和光辉都会埋到土里

小柳继续、

第三部分：价值性的激情，人命之伦的意义

若没有爱过，生活还剩下什么？ ——维克多·雨果
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临终遗言）
人命丰富而肥美，充满着可能性和激情。可是哲学，哪怕是生命的哲学，常常都过于干瘪，被简化成骷髅般的原理、还原论的概念和单一化的理论。在这方面，本应为生活的意义所用的伦理学可谓臭名昭著。

古往今来，关于“思想学”的历史脉络，那种我们称之为“偶像式的言论所摹状的经典语录”都在致力于把“生活的意义”简化为一种单一的视角；那种和“人性”息息相关的论述，所谓的“伦理”被无端的成了一种单一的原则，即“功利原则”或“尊重原则”。或者可以说，伦理学（与政治学和社会哲学、美学和宗教一道）被极端轻蔑又不幸地推到了哲学的边缘，“不再是真正的哲学”。它被认为太“软弱”，“完全是主观的”，“严格来说，还毫无意义”，由此而遭抛弃。人类生命和激情丰美复杂的丰富性，被简化为一个备受推举的属性，即所谓的理性，即所谓的“毫无特色的主体”。“人是理性的动物。”亚里士多德在两千五百年前如是说道。现代哲学家们像是带着报复心一样接过他的这一命题后，把“动物”简化为纯粹的生物，把“理性”局限在逻辑和语言之内。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若是地下有知，肯定会被吓坏。

人的生命每时每刻都在被情感所界定，那种由热情参与和信念所界定的生命，那种由一次或多次追寻、宏伟计划和无所不包的感情所界定的生命。有时，它也会被描绘成用狂乱、过度的野心、“致死的疾病”、根本无法达成的目标、绝无可能的感情，如是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式悲情。
很显然，人的生命概念与日常道德和“做个好人”进行对比，就是所谓“真正的价值”。比如，尼采常常因其“非道德者”的姿态和好战者的隐喻而遭误解，当熟读哲学的人都会基于坚实的原则——深信他的意图绝非如此。
如今，对于人的观念，那种“第一哲学”初衷都在坚守固有的伦理之本——保障社会的利益，维护集体的尊严，遵纪守法、且功利性地权衡“理性选择”，尊重他人的权利，保证契约的成效、坚守信用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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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07 21:49:49 更:2021-07-08 12: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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