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杂谈咸亨、上元年间唐与新罗的战争[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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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杂谈咸亨、上元年间唐与新罗的战争[第16页]

作者:wu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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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先生的原文，我手里的是pdf格式的，就没有一个字一个字的敲上来。
关于张的那段劝谏，到底发生在674年还是678年，我觉得，可能是通鉴将相关事件合在一起列示，可能是通鉴编者把时间搞错了，当然，也可能是我的判断有误，通鉴是正确的。
我正文中提出674年这种可能性，是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推断，因此，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我只是认为其可能性较大。

关于张的那段劝谏，到底发生在674年还是678年，我觉得，可能是通鉴将相关事件合在一起列示，可能是通鉴编者把时间搞错了，当然，也可能是我的判断有误，通鉴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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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开始认为是678年上书的依据，其实很简单，就是“侍中”两字。《通鉴》对历史人物的官职是很认真的。其在《考异》里经常用官职来判断某事是否接近事实，或处于哪个时间段。没有哪个史料记载张文瓘上书时的职务不是“侍中”，那么在史料的基础上，我认为张文瓘只能于678年上书，除非有新的史料来反驳这一点。
还有一点，不知道岑仲勉考虑过了没有。就是无论《旧唐书·吐蕃》，还是《通典》，都记载吐蕃于676年寇犯凉州，并杀害都督许钦明。但《旧唐书·许钦明传》（《新书本传》《通鉴》亦同）记载许钦明是696年突厥寇凉州时，被突厥俘虏。且根据《通鉴》记载，许钦明是697年4月才被突厥默啜以祭天方式杀害。
那么问题来了，696年寇凉州的到底是吐蕃，还是突厥？到底是谁俘虏杀死了许都督？
从史料来看，吐蕃寇犯唐边之后，很快就有遣使请和的举动，可见吐蕃是想以打来促和的，那他就不会作出杀害唐朝地方大员的事情来。吐蕃也好像很少杀害被俘的唐朝高级官员的，哪怕是不想请和的时候。
第二，许钦明697年1月还被劫持到灵州城下，逼其劝灵州城投降。吐蕃这个时候是要请和的，如果是他们俘虏了许都督，怎么可能还会兵临大唐灵州城下，逼许都督去劝降？所以许钦明不是被吐蕃俘虏杀害是可以肯定的，那么696年吐蕃也就没有去寇犯凉州。
所以我认为，吐蕃没有在696年进犯唐朝的边地，其进犯是发生在695年秋七月，《通典》里的“去秋有甘凉之抄”，应该是675年秋七月吐蕃寇临洮之误述。

这个，其实岑仲勉先生在《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突厥入凉州”一条也有分析。不过岑先生在这一条没有把话说死，他的说法是“若以吐蕃、突厥两攻不并容为疑”。岑先生的分析太长了，我就不都敲出来了。

按照岑先生的分析，696年，是突厥和吐蕃联兵寇凉州，只不过突厥抓住了许钦明。

顶贴

上接160楼，不好意思，中间夹了太多的其他内容。
一、公元676年道临城之战
根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676年，“秋七月，<唐>兵来攻<道臨城>拔之，县令<居尸知>死之”。
该战役发生在唐朝与新罗基本实现和平以后，当时，唐朝已于公元676年二月开始将安东都护府迁往辽东故城，亦即已经开始从东线抽身。而且，长期在东线作战的李谨行也已经被调往吐蕃前线。新罗前线的唐军兵力是非常空虚的。
关于李谨行调往西线的时间，我认为，至少在仪凤元年（公元676年）闰三月以前。分析如下：
据《旧唐书》列传149记载：
累拜右领军大将军，为积石道经略大使。吐蕃论钦陵等率众十万人入寇湟中，谨行兵士樵采，素不设备，忽闻贼至，遂建旗伐鼓，开门以待之。吐蕃疑有伏兵，竟不敢进。上元三年，又破吐蕃数万众于青海，降玺书劳勉之。
上文中的“上元三年”恐有误，根据岑仲勉先生《金石论丛.李秀碑》的分析，“上元三年”（公元676年），乃是“仪凤三年”（公元678年）之误。
根据《旧唐书》的上述记载，李谨行在仪凤三年（公元678年）以前，曾以空城计诈退吐蕃大军。
按照《李谨行墓志》的记载，李谨行调到吐蕃前线后，担任检校廓州刺史、积石道经略大使的职务，其防区大致就在廓州。吐蕃军队入寇湟中，遇到李谨行，说明吐蕃的这次入寇，进犯了廓州。而查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以后、仪凤三年（公元678年）以前，吐蕃对廓州的入寇只有一次，那就是在仪凤元年（公元676年）闰三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
据此看，至迟在仪凤元年（公元676年）闰三月，李谨行已经达到吐蕃前线的廓州，并着手对抗吐蕃军队。
因此，公元676年秋七月，东线道临城之战的时候，李谨行并不在东线唐军军中。

在唐朝已经将安东都护府迁往辽东，李谨行也已经调到吐蕃前线的情况，我们可以认为，新罗前线的唐军兵力已经非常空虚。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唐军仍能对新罗发动局部进攻，并攻克新罗的道临县城。试想，如果唐军在买肖城之战中惨遭失败，则唐军已经丧胆，为什么还敢在兵力空虚的情况下发起局部进攻？如果新罗在买肖城之战中大获全胜，则其在气势上必然压过唐军，为什么面对唐军的局部进攻，新罗竟然异常消极，不敢采取什么反击措施？
综合上面分析，从公元676年道临城之战的情况来看，新罗在买肖城之战中并未占到多大便宜。

二、战后新罗对高句丽故地的态度
我从高句丽故地中的比列忽郡和泉井郡的情况来分析。
比列忽郡和泉井郡是高句丽南部的郡，在浿江以南。
这两个郡，新罗在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协助唐军灭亡高句丽的战争中就已经占领了。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公元668年，“三月，置<比列忽州>，仍命波珍湌<龙文>为总管”；公元669年，“夏五月，<泉共{泉井}>、<比□□{比列忽}>、<□連{各连}> 等三郡民饥，发仓赈恤”。新罗设置比列忽州，对泉井郡和比列忽郡的饥民进行赈济，说明，至迟到公元669年5月，这两个郡已经被新罗控制。
但是，《三国史记》还有以下两条记载：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二十一年（公元681年）春正月朔，沙湌<武仙>率精兵三千，以戍<比列忽>。
《三国史记》杂志第四：<井泉郡>，本<高句丽><泉井郡>，<文武王>二十一年（公元681年）取之。
也就是说，新罗在协助唐军攻灭高句丽的战争中，获得了高句丽南部的比列忽郡和泉井郡，但是，在此后的唐军平定高句丽叛军和进攻新罗的战争中，这两个郡又被唐军占领，直到公元681年，即唐军主力撤离5年以后，新罗才再次占领这两个郡。
试想，如果新罗在公元675年买肖城之战中重创唐军，则新罗为何不挟胜利之余威，占领比列忽和泉井两郡，非要等到6年之后，在唐朝西线和北线出现巨变的时候，才趁机占领这两个郡呢？
从上述情况看，新罗在买肖城之战中并未取得多大的胜利，此战对于唐朝与新罗的态势也无重大影响。

既然《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对于买肖城之战记载严重失实，那么，真正的买肖城之战情况如何？
查《三国史记》金庾信传的记载，“至乙亥年（675年），<唐>兵来，攻<买苏川城>，<元述>（金庾信之子）闻之，欲死之，以雪前耻，遂力战有功赏”。这里的买苏川城可能就是买肖城，这一记载说明新罗方面认为新罗军在买肖城之战中获得了一些胜利。
但是据《资治通鉴》记载，“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三战皆捷”。这一记载说明唐朝方面认为唐军在买肖城之战中获得胜利。
综合我上面的分析，我认为，唐军在买肖城之战中的胜负尚不能完全确定，但是唐军本身损失不大是基本可以确定的，此战对于整个唐罗战争并无重大影响。
此战后，新罗求和得到唐朝方面认可，双方基本结束战争，“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法敏官爵”（《资治通鉴》）。

根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676年，“秋七月，<唐>兵来攻<道臨城>拔之，县令<居尸知>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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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你需要交代一个重要的问题，道临城在什么地方？是在高丽南部境内还是在百济境内，还是新罗本土境内。
还有，李谨行被调理辽东，不代表安东都护府的兵力就很空虚了，因为都护府毕竟是很高级别的军政区域，不管有没有李谨行，它都应该有自己应该具备的一定之军事力量。换言之，如果一个都护府（比都督府还要大）自己本身拥有的兵力都很空虚，就不会称之为都护府了。
如果道临城在高丽南部或百济之北部，那么就比较接近安东都护的实际控制区域了，则唐朝方面仅靠安东都护自己应该有的兵力（即不需要朝廷另派兵），是可以攻拔一座小县城的。

综合上面分析，从公元676年道临城之战的情况来看，新罗在买肖城之战中并未占到多大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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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接上楼说，如果道临城离安东都护府辖区比较近，那么就算新罗在肖买城之战大胜，唐朝依然可以就近攻拔一座新罗的小县城。至于新罗为什么不采取反攻或收复措施，也可能因为这个县城的战略地位并不太重要，暂时不去管他，或因太接近安东都护府了，那里唐朝有一定的地利优势和以逸待劳的优势。
所以你想将临道城河肖买城之战联系起来，就应该交待清楚临道在什么地方，如果是靠近新罗本土或就是新罗本土之内，那你就的分析就倒可以成立，且很有道理。

道临城的具体位置，目前几乎不可考了。我推测，这里的道临城，可能是道萨城，位于三国交界的地方，属新罗北境。但是我没有什么依据，只是根据形近猜的，所以正文里也没写。
其实道临城之战，规模应该很小，我提及该战役，主要想说明唐军在买肖城之战中损失并不大，战后新罗仍不占优势。安东地区机动兵力，在唐罗战争中，一般也就是4万多人（刘仁轨任大总管的时候，兵力会多一些，但时间很短），后来李谨行西调，其麾下的汉兵应该也大部撤走了，因为676年2月高宗有道命令，“先是有华人任安东官者，悉罢之”，既然安东已无汉人官员，则也就不太可能有太多汉兵。按照三国史记的记载，安东的4万唐军，原高侃的部队1万人可能是汉兵，原李谨行的部队3万人可能主要是靺鞨人。则战后的安东，戍守兵力应该以靺鞨人和高句丽人之类的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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