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杂谈咸亨、上元年间唐与新罗的战争[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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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杂谈咸亨、上元年间唐与新罗的战争[第7页]

作者:wu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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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我找不到678年新罗外叛的史料，新罗在675年得到唐朝原谅以后，新罗王金法敏的官职全部恢复，至于新罗占领的百济故地和高句丽的一部分土地，既然唐朝已经于675年原谅新罗，那也就是承认了现状。
高宗即便心里不满意，也不可能随便再出兵。何况，678年是个什么状况？18万唐军主力进攻吐蕃，唐朝既然在675年西线吃紧的时候，都不能在东线大规模作战，何况在主力集中于西线大规模开战的678年。
如果唐军在678年的时候出兵东线，说明东线出了大事，一般的事情是不会让高宗出兵的。675年一般性的两线作战，唐朝都不愿面对，何况是678年需要出动主力的时候。

这就是新罗外叛？好嘛，我怎么觉得你有点语无伦次了。
我再强调一遍，能让高宗678年一度计划出兵新罗，说明新罗一定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678年的新罗，与675年相比，并无异常。既然675年的时候，在西线局势吃紧、但是并未爆发主力会战的情况下，唐朝都能原谅新罗，承认既成事实。那么，在678年，在西线已经爆发主力会战的时候，唐朝会有同时出兵新罗的想法？678年可是主力会战，18万唐军集中于西线，李谨行等熟悉新罗的将领可都在吐蕃前线呢。

不好意思，我找不到678年新罗外叛的史料，新罗在675年得到唐朝原谅以后，新罗王金法敏的官职全部恢复，至于新罗占领的百济故地和高句丽的一部分土地，既然唐朝已经于675年原谅新罗，那也就是承认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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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唐朝于675年原谅了新罗，承认了新罗统治高丽之一部分以及百济的现状？你还是看看这段史料吧。
《通鉴》高宗仪凤二年（677年）二月丁丑条的记载“二月，丁巳，以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馀众；高丽先在诸州者，皆遣与藏俱归。又以司农卿扶馀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亦遣归安辑百济馀众，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时百济荒残，命隆寓居高丽之境。”
唐朝要是675年承认了现状，怎么可能还会在677年派夫余隆为熊津都督，去统治管理百济人民，还依然将百济作为国土纳入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所以，你的那个承认了现状又是一个主观瞎猜想与史料记载根本不相符合，相矛盾的典型！
夫余隆为什么后来不敢去百济，还不是因为新罗不让他进百济来实行统治，等于就是依然在对唐朝将百济纳入安东都护的行为进行抗拒所致！？你新罗一面跑来假恭顺，哄高宗把自己的官职全部恢复，然后等高宗要派夫余隆来治理安东都护之下属熊津即百济时，又用各种手段搞破坏，这不是不顺是什么，不是外叛是什么？可以说新罗的外叛状态在678年依然一直存在，675年的恭顺只是假恭顺，唐朝也没有承认什么现状！

高丽旧城没于新罗，馀众散入靺鞨及突厥，隆亦竟不敢还故地，高氏、扶馀氏遂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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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677年以后的事情见我上楼引用的通鉴。
高宗既然派夫余隆等人去高丽百济，对当地进行羁縻管理，可是因为新罗的阻扰，也只有他能阻扰，敢阻扰，677年新上任的熊津都督夫余隆却一直不敢进入百济，高宗见用温和的方式重返百济的行动无效，那么想派兵用武力帮助夫余隆进入百济，试图重新在百济建立羁縻统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此时正是处于677,678年间，加之有《通鉴》等史料的明确时间记载作佐证，那么张文瓘于678年上书的事不会是虚无，《通鉴》的记载不合理。

史料呢？高宗想用武力解决的史料。之前说吐蕃的时候，你不就是这么问我的吗？怎么一到了新罗，就改成你在分析了？
高宗确实命令扶余隆返回百济故地，但是，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变通，“时百济荒残，命隆寓居高丽之境”，也就是说，给扶余隆一个安身之所，至于扶余隆回不回得去百济故地，看他自己了。
此外，最关键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唐朝为什么会在678年计划出兵新罗，那时候，唐朝18万主力集结于吐蕃前线，这时怎么可能再有出兵新罗的打算？678年的新罗到底有什么异动？别给我说百济故地，百济故地的问题，670年就已经存在了。

顶贴

“时百济荒残，命隆寓居高丽之境”，这是你自己引用的，自己不先看清楚。
另据《资治通鉴》记载，676年，“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於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也就是说，后来扶余隆管理的百济余众，是在辽东地区的建安。
这说明什么，唐朝已经放弃百济故地了，将熊津都督府迁往辽东地区的建安，对百济故地已经不做什么打算了。至于扶余隆自己能不能回去，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结果他一辈子也没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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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才是真没看清楚。请问什么叫寓居？夫于隆寓居的原因又是什么？其实原因已经说了，就是前面的因为“百济荒残”所以才让扶于隆暂时寓居于高丽之境，建安不就是高丽之境吗？中国历史上经常有因为战乱因素将治所暂时设在它境的事例，这不代表就放弃了那片土地。一个暂时性的举措，被你歪曲成是放弃了百济。我真是开始怀疑你的智商了。
扶余隆确实只是对建安的百济余众进行了管理，但朝廷要他管理的百济余众，绝不是仅限于高丽地区，还包括生活于百济本土的人，他们同样也是百济的余众。你将实际被管理的百济余众，等同于所有的百济余众，这是无耻地偷换概念。
扶余隆能不能回百济，不是简单的个人造化问题，而是受朝廷之命，要他回去。没有朝廷的指令，他敢擅自回去吗？朝廷放弃了百济，你就继续自欺欺人吧。

唉，你现在知道找不到史料的痛苦了吧？
我的最关键的问题，你怎么就是不回答。即678年新罗到底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使得唐朝在18万主力西线会战的同时，还计划出兵新罗？
查遍所有史料，没有找到新罗在678年有什么异动。请你解释“新罗外叛”。你说的百济问题根本构不成解释。
百济问题从670年就开始严重了，唐朝当时采取的措施是什么？是撤退熊津都督府，这一举动已于673年基本完成，并于676年正式确认。唐朝既然在675年、676年都承认既成事实了，唐军主力部队纷纷撤离，怎么又在678年会想到要派兵再回东线？如果唐朝678年计划再次对新罗用兵，那675年至676年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唐朝已经将熊津都督府撤往建安，并命令扶余隆呆在建安。怎么可能再想派军队护送他回去。在咸亨年间，熊津都督府的一部分土地还掌握在百济人手中的时候，唐朝都没有出动太多的兵力，怎么，到了678年，熊津都督府已经完成撤退的情况下，又想攻入百济故地了？如果是这样，当时还撤退熊津都督府做什么？
而且，一个关键问题，就算唐朝真的想夺回百济故地，它会在678年西线主力会战的时候，计划出兵新罗？高宗还没有昏头吧？

此外，我强调一下先后顺序：
大约673年，唐朝实际上已经将熊津都督府撤出百济故地。
675年，唐朝接受新罗谢罪，恢复金法敏官职，唐与新罗实现和平。
676年，唐朝正式将熊津都督府迁往建安。
从这一顺序上看，百济故地对唐朝而言是无足轻重的，唐朝先是在实际上放弃了百济故地，然后与新罗实现和平，实现和平后，正式将熊津都督府迁出百济故地。在实现和平后正式迁出都督府，这本身就说了唐朝的态度，即唐朝本身已经放弃百济故地了。
至于677年，唐朝虽然命令扶余隆返回本蕃，但是又命令扶余隆寓居高句丽境内，估计就是建安。这也足以说明问题了，唐朝命令他返回本蕃，不过是安慰一下，表示唐朝没有忘记百济故地，但是又命他寓居高句丽境内，这是给他一个安身之所。
此外，唐朝对于扶余隆能不能返回本蕃，难道没有自己的判断？在唐军还多少派出一些部队到百济的时候（671年至673年），新罗都没有放弃百济故地，在唐军撤走以后，扶余隆自己能回得去？
就这一点小事，竟然会让高宗在18万唐军主力西线会战的时候，还想着出兵新罗？如果高宗真的看重百济故地，当年加林城等要塞还掌握在百济人手中的时候，唐朝为什么要撤走熊津都督府呢？

此外，最关键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唐朝为什么会在678年计划出兵新罗，那时候，唐朝18万主力集结于吐蕃前线，这时怎么可能再有出兵新罗的打算？678年的新罗到底有什么异动？别给我说百济故地，百济故地的问题，670年就已经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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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别给你说百济故地，真是霸道十足，百济故地的问题在670年确实是就存在了，但到678年它被解决了吗？没有，因为唐朝又派扶余隆来了，且有让夫余隆重返百济故地的打算，尽管他有可能返回不了故地，但你绝不能说是唐朝放弃了百济故地，承认了现状。要是真承认了现状，就不会有这样的打算！
我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张文瓘是在674年上书，还是678年上书。
《通鉴》明确记载是678年，这是一个史料依据，可惜你不愿认可。
《旧唐书·张文瓘》虽没有明确记载时间，但里面的“比来吐蕃犯边，兵屯寇境”却可以为我们利用，因为符合其描述的一些史事有具体的时间记载，我们一样可以推出其上书时间来。
你列举的那些什么吐蕃在国内搞军备，当时已经不是唐国境内的于阗击吐蕃以及疏勒，王方翼在国内加强肃州城防之史事都不符合“比来吐蕃犯边，兵屯寇境”的描述，这就足以证明张文瓘不会在674年上书。
而我列举的吐蕃寇鄯、河等数州，李敬玄深入吐蕃境内的史事，却十分符合“比来吐蕃犯边，兵屯寇境”的描述，又有《通鉴》的时间记载为佐证，且当时张文瓘的职务是侍中也可以作为佐证，这些都足以说明张文瓘的上书应该是678年，而非674年。如果不是678年上书，那“比来吐蕃犯边，兵屯寇境”这个铁的事实就怎么也说不通，张文瓘是不会作虚无的信口开河。你后来越扯越远，扯到678年唐朝又放弃了百济，可惜唐朝要是真放弃了百济，就不会派扶余隆回去了。（他能不能回去是一个问题，想让他回去改变百济现状又是一个问题）
你现在就只剩下唯一一个似乎可以利用的稻草了，那就是高宗为何会在西线陈兵18万的同时，又动起东伐新罗的念头。可惜前面已经论证了张文瓘是在678年上书，那么高宗为何此时要对新罗用兵，就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讨论。这又属于另一个话题了。你要想驳倒张不是678年上书，就先找到674年有符合“比来吐蕃犯边，兵屯寇境”这个不会以主观而改变的事实的史料来，不然你就是再有看似合理的推理，也无济于事，因为那只是你的主观想象。

看来你已经不愿再作深入的讨论了。
此外，你看来也不得不承认我有“看似合理的推理”。
现在的状态是，如果我把张文瓘劝谏放在674年，则西线吐蕃的情况，基本符合张文瓘的说法，当然有一部分缺乏史料支持，但是可以根据现有史料作合理推测，这一点，我正文中已经详细论述了。其合理性，我也反复解释了。你反驳的重点，是我尚缺少充足的史料，但是，目前的史料并不直接冲突。而东线新罗的情况，则完全符合张文瓘的说法，这也是我的观点的优势的地方。
如果把张文瓘劝谏放在678年，则西线吐蕃的情况，符合张文瓘的说法，这一点没有问题，我也从未提出异议。但是，东线新罗则完全不符合张文瓘的说法，我上面反复说过了，675年唐与新罗实现和平，676年唐朝将熊津都督府撤出百济故地，这一前一后说明了唐朝的态度，即承认既成事实，放弃百济故地。677年给扶余隆下达的2道命令，即命其返回本蕃，又命其寓居高句丽故地，也反映出唐朝对百济故地的两可态度。因此，百济问题，无法构成高宗想在678年18万主力西线会战时，还计划出兵新罗的足够依据，这也是资治通鉴记载的不足之处，以及你的观点的劣势的地方。

再加一句，两唐书均未记载张文瓘是在678年劝谏，也未记载张文瓘的侍中头衔。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因为张文瓘是在678年去世的，而这段劝谏发生在他人生的后期，所以合并到678年来写而已。

百济问题从670年就开始严重了，唐朝当时采取的措施是什么？是撤退熊津都督府，这一举动已于673年基本完成，并于676年正式确认。唐朝既然在675年、676年都承认既成事实了，唐军主力部队纷纷撤离，怎么又在678年会想到要派兵再回东线？如果唐朝678年计划再次对新罗用兵，那675年至676年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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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唐朝真是打算放弃百济，真地承认即成事实，就不会在678年派出扶余隆。诚然扶余隆实际上只是停留寓居在高丽，但唐朝是打算让其进入百济故地的，是有这个想法的，这你能否定吗？既然有这个打算，你怎么能说唐朝对百济放弃了呢。怎么能说是承认了事实呢？唐朝对百济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但不是放弃。（当然以后就真是彻底放弃了，不再有任何试图弄回来的想法了）这个问题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
如果唐朝678年计划再次对新罗用兵，那675年至676年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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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你这是完全否定了唐朝对百济不死心的主观思想，以为唐朝撤军于百济，是真心实意的，没有被迫不得不为之的情况，才会这么说。可从唐朝派扶余隆这件事来看，唐朝在677年前后对百济并没有死心。那么第一次不成功，就试图第二次，第三次。。不管用什么方式，只到彻底死心为止。
隋炀帝第一次伐高丽，难道没撤军吗？那他为何还要第二次，第三次伐高丽？那第一次的撤军努力岂不是白费了？你自己好好琢磨吧。

看来你已经不愿再作深入的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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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不愿作深入讨论，而是不愿抛开核心问题，作越扯越远的讨论。

这种类比有意思吗？
隋军的撤军，是被击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唐朝不存在这一问题。672年初，加林城等要塞仍掌握在百济人手中，此后，也没有任何关于加林城被攻破的记载（包括极力吹嘘的新罗史料），也没有新罗继续对百济故地大举用兵的记载。接着，我们发现，新罗就占领百济故地了。可见，唐朝是不愿继续将精力耗在百济，因此，在至迟673年的时候，就撤出百济故地了，可以说是在不利情况下的自主撤退，并不是被击退。
至于你说的唐朝对百济故地不死心，我不能说它不存在，但是，还是那句话，百济故地在高宗心目中的地位到底如何？上面分析过了，可有可无，有当然更好，没有也无所谓，在百济局势不利、但远没有到绝望的时候，撤出熊津都督府就是明证。这绝对不能构成678年18万唐军主力西线会战的同时，还计划出兵新罗的原因。

讨论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吐蕃和新罗两方面。吐蕃方面，678年有更多的史料支撑，674年也有史料，但是相对而言不太充分。但新罗方面，678年就没有足够史料了，而674年则有充足的史料作支撑。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止需要讨论吐蕃，还要讨论新罗。

但是，还是那句话，百济故地在高宗心目中的地位到底如何？上面分析过了，可有可无，有当然更好，没有也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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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高宗对百济无所谓！这是你主观瞎猜想河史料记载不相符合的又一个典型。
“时新罗王法敏既纳高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诏削法敏官爵”如果高宗对百济的态度是可有可无，那他为何要大怒？自己派大军，花了不知多少钱财，流了多少血，受了多少苦，才打下来的百济，在高宗眼里居然是可有可无，这符合人之常情吗？你通过花钱，流血，受困得来的东西，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你连正常人最基本的常态心里都搞不清，劝你不要再东分析，西分析了，这样分析来分析去，是得不到正确结论的。

第一点，百济的问题，通过我的分析，可以看出，唐朝对百济是不重视的，就如我前面说的，672年百济形势并未绝望，加林城等要塞仍掌握在百济人手中，唐朝如果想维持百济局面，加派军队就可以了，但是唐朝没有，而是撤走了熊津都督府，这足以说明唐朝并不想在百济耗费自己的精力。你说到，“因为他知道仅凭一个孤弱的扶余隆是难以达到返回百济故土的目标，基于这种考虑高宗会想到派兵去那里，就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既然如此，高宗为什么要在672年至673年放弃百济的加林城等要塞呢？672年至673年，百济的形势只是不利，但是百济人还占有一些阵地，唐军真想出兵，那时候就应该加派军队，但是唐朝没有，反而撤走了熊津都督府。至678年，百济已经完全被新罗占领，百济的形势已经绝望，唐朝竟然在这个时候迫切希望回到百济，这是说不通的。
第二点，674年新罗是否内侵？你说到，“而674年左右，唐朝和新罗正是处于紧张的战争状态中，双方都会有进攻行为。那么张要是在674年上书的话，就不会使用“师不内侵”这个词了”。关于这一点，我讲讲当时的形势吧，672年石门之战新罗战败后，新罗军队基本退出了高句丽故地，同时上表谢罪求和，此后，直到673年发庐河之战，唐军没有再与新罗军队交战，673年，唐军在发庐河西会战中，基本消灭高句丽叛军，高句丽叛军残部逃往新罗，唐军乘胜追击，强渡发庐河，而发庐河以南，就是新罗的土地了，结果新罗军队在发庐河阻击唐军，还小胜了一场。因此再次得罪了唐朝，唐朝于674年选派将领，准备大规模进攻新罗。我查阅了唐罗双方的史料，673年和674年，新罗军队确实没有主动进攻唐军，也没有在高句丽故地上作战，一直呆在自己国家，完全符合“师不内侵”。这一点，如果你信不过我说的，可以查《三国史记》。
第三点，资治通鉴的记述方法。你说到，“《通鉴》在追述以前的事情时，是会在开头写个“初”字的，读过《通鉴》的人都知道这点，这里并没有写，所以就不是追述以前的事了”。我只能说，通鉴有时候确实会这么做，但是也有时候不会。例如，资治通鉴记载玄武门之变的时候，资治通鉴先说“六月，丁巳，太白经天”，下面开始将双方斗争的很多事情一一列举，并没有加“初”字，以至于有些人误认为毒酒事件也发生在6月，并据此抨击过秦王。因此，你说的这一点不具有普遍性。
因此，我还是认为，张文瓘劝谏很可能发生在674年，或者说674年有较大的可能性。但是，由于674年吐蕃方面的史料不能算充分，所以我说“很可能”。

百济的形势已经绝望，唐朝竟然在这个时候迫切希望回到百济，这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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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了这么一大堆，能否定高宗派出余扶隆，希望他能返回百济故地的历史事实吗？不管你主观想不想的通，这是历史事实！

这一点我上面也已经分析了。那是674年的情况，而且出兵有2个原因，一是占领百济故地，二是援助高句丽叛军，哪个是主要原因？唐朝史料看不大出来，但是新罗史料能看出来。673年，唐朝自主撤出熊津都督府，这是唐朝对百济故地的态度；673年，唐军继续大规模剿杀高句丽叛军，并为此进入新罗土地，并与新罗军队交战，这是唐朝对高句丽故地的态度。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新罗勾结高句丽叛军，这是唐朝出兵的主要原因。至于百济故地，属于附带原因。
到了675年，唐朝就与新罗和平了。
到了676年，唐朝就将熊津都督府撤出百济故地了。
而且，唐朝攻取百济的目的，是为了进攻高句丽，唐朝对百济本身并没有什么兴趣。攻灭高句丽之后，百济很快开始严重羁糜化，唐朝驻军撤走了，都督府高层基本上都是百济人了。

我从来没否定高宗想让扶余隆返回百济故地，这是史书明载的，只是这种“想”，是一般性的，并不迫切。犯不上让高宗急火攻心，在18万唐军主力西线会战的同时，还计划出兵新罗。仅此而已。

再举三例：
第一，639年，傅弈去世，“太史令傅奕精究术数之书”那一段，因为傅弈那一年去世，所以将傅弈的几个小事情全部列在639年。
第二，663年，高宗处罚李义府，“右相河间郡公李义府典选”那一段，663年4月李义府出事，所以将李义府的一些劣行并入663年。
第三，696年，吐蕃论钦陵请和，“吐蕃复遣使请和亲，太后遣右武卫胄曹参军贵乡郭元振往察其宜”那一段，因为吐蕃与唐朝的素罗汗山之战发生在696年，所以通鉴将吐蕃请和一并列在了696年，而实际上论钦陵请和发生在697年（通典对此有确切记载）。
如果说上面的第一条和第二条，根据常识倒还能判断出这些事情不全发生在一年。那么第三条呢？如果没有通典的证据，我们很难看出论钦陵请和到底是696年还是697年。

我从来没否定高宗想让扶余隆返回百济故地，这是史书明载的，只是这种“想”，是一般性的，并不迫切。犯不上让高宗急火攻心，在18万唐军主力西线会战的同时，还计划出兵新罗。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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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要不是气得急火攻心了，作出要伐新罗的冲动决定，至于让一个即将病死的宰相，卧于病榻上，叫人抬着进宫去劝谏吗？
《新唐书·百济》传记载“仪凤时，进带方王，遣归藩。是时，新罗强，隆不敢入旧国”
《旧唐书·百济传》记载“时百济本地荒残，渐为新罗所据，隆竟不敢还旧国”
可见于夫隆是否能进入故土，不是你之前说的看造化不造化，因为造化是天给的。这里明明说的是他进不了故土，是因为新罗在强占百济的土地，他力量太弱不敢进。这是人为造成的，和上天造化无关。高宗对新罗的行为能不生气吗，能不一时冲动吗？
你就是因为在主观上不合常情的错误以为高宗对百济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所以才会认为这种“想”是一般性的，所以才会怎么也想不通高宗为何要冲动去伐新罗？
你先前说什么高宗已经放弃了百济，已经承认了即成事实，这就意味着高宗不会再打百济的注意了。这会又说高宗是希望他任命派出的熊津都督夫于隆，能够返回百济故地，改变百济被新罗吞并的事实。还说这是史书明载的，你真是矛盾啊。

这有什么矛盾的？我觉得你真应该认真看看我的分析。
高宗真要是觉得百济故地那么重要，为什么在672年至673年加林城等要塞还掌握在百济手中的时候，就在实际上撤走了熊津都督府？为什么在676年，即与新罗和平的第二年，正式将熊津都督府撤往建安？高宗这已经是承认既成事实的表现了。命令扶余隆返回本蕃，是口头上的，把熊津都督府撤出百济故地，可是行动上的，而且是在百济人还控制一部分百济故地的时候进行的。
672年至673年，如果高宗真想保住百济故地，完全可以增派唐军到百济故地，但是，高宗不但没有增派部队，反而把原有的部队撤走了，那时候西线吐蕃局势也不是那么紧张，高宗真要是在意百济故地，为什么把部队都撤了？

把通典读完吧，论钦陵说，“故去秋有甘凉之抄，斯实陵罪，今欲和好，能无惧乎”，去秋，就是696年秋天，那论钦陵请和就是697年。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均没有记载这句话，因此通典是准确的。
对此，岑仲勉先生在《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郭元振使吐蕃”一条有专门分析。

多说一句，不好意思让你写了这么多，我本应将《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在221楼一并列出，但是，疏忽了。

把通典读完吧，论钦陵说，“故去秋有甘凉之抄，斯实陵罪，今欲和好，能无惧乎”，去秋，就是696年秋天，那论钦陵请和就是697年。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均没有记载这句话，因此通典是准确的。
对此，岑仲勉先生在《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郭元振使吐蕃”一条有专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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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点，实在惭愧，也很感谢你的提醒。于大师相比，我的学识自然是浅薄的。
不过我也想提醒你，司马光会有搞错时间问题的情况，任何史学家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他的出错，绝不是你说的那样，即将某个事同与之有关联的事情随意附会到同一个时间上。
从《考异》“万岁通天元年一月为肃边道行军总管，与王孝节同击吐蕃，败于素罗汗山，寻贬原州司马。是岁吐蕃复求和，钦陵请割四镇之地”这段话里，就可以看出并没有主观附会的意思，因为司马光明言请和是发生在万岁通天元年，他之所以这么写，必定是由于他看到的某些原始史料是这么记载的，不是因为有素罗汗山败了之事，所以就将请和事随意附会到这里来。不然你怎么解释《旧唐书》？
不过真感谢你提供了《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虽然你没有提供具体原文。我现在就去网购一本，还是亲读为好。这个问题先暂时放一边吧，对于大师的观点，我还不敢轻易反驳，学识有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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