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杂谈咸亨、上元年间唐与新罗的战争[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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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杂谈咸亨、上元年间唐与新罗的战争[第9页]

作者:wu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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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定方攻取百济，对于唐朝最终灭亡高句丽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是，从最后李绩灭高句丽的过程来看，唐军主力还是集中在北线，从辽东渡过鸭绿江，进而攻取平壤的。从百济出发的南线唐军以及南线的新罗军队，起到了配合作用，但不是主力。南线的唐军主将刘仁愿还因为在667年冬南北会攻平壤的作战中延误军期而被流放。

薛仁贵在673年5月即被解除鸡林道总管职务，并已经返回洛阳，上元年间徙象州，而676年11月初8上元三年改元仪凤元年，如果薛仁贵在676年11月参与伎伐浦之战，则旧唐书不可能用“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来描述。如果《三国史记》关于伎伐浦唐军主将和时间的记载有冲突，那如何评价和使用这条史料，就比较费心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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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些天没来了。。。
《唐书》里只是说薛仁贵“上元中徙象州”，但从《三国史记》的记载来看，薛仁贵应该是在上元元年（674）年初被流放，但在上元二年七、八月之前被赦免重新起用。
《三国史记》卷7里有这么一段记载“十五年春正月。。。。二月， <刘仁轨>破我兵於<七重城>. <仁轨>引兵还。。。秋九月， <薛仁贵>以宿卫学生<风训>之父<金眞珠>, 伏诛於本国，引<风训>为鄕导，来攻<&泉城{白水城}>. 我将军<文训>等，逆战胜之，斩首一千四百级，取兵船四十　. <仁贵>解围退走，得战马一千匹。”
新罗文武王十五年就是大唐的上元二年（675），这里不是薛仁贵在上元中出现于新罗前线的明确记载吗？你说文武王十六年，薛仁贵和新罗打仗的记载是搞错时间了，那十五年难道也搞错了？你不能把只要不符合你观点或结论的史料，都是说成是搞错了吧。所以你的“则旧唐书不可能用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来描述”这句话，说得很不得当，与史料记载大不相符。
关于《三国史记》记载的伎伐浦之战，目前我感觉，韩国学者力挺这段史料，而其他学者，有很多人或多或少对此有疑问，有些学者则部分推翻这段史料。所以不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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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感觉韩国学者力挺这段史料。请问你是否参阅了韩国学者对此史料的全部论文？你到现在也只是列举两个学者对此史料有质疑，却非要使用“很多人”这个词，我真不太明白你的用意。
还有，不是所有的韩国学者都是大放阙词的YY者，他们里面还是有实事求是搞历史研究的学者的，只要他们是在史料基础之上，实事求是地作研究，我们就不能因为他们是“棒子”就以爱憎之情，否定甚至嘲笑他们的观点，而是应该把他们的观点进行必要的参考和吸收，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学者，也是应当秉承这种态度。

这里我对上一楼即269楼的观点，还要作一个补充。
我认为薛仁贵被流放的时间，可能还有另一个情况，就是上元三年的年末，朝廷得知他在百济作战又失利后，对还没有来得及回国的薛仁贵立即下达了流放象州的命令，即朝廷要他不用回长安或洛阳了，直接去象州那里呆着。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推断。

关于675年泉城之战，你猜的是对的，池内宏、古田彻、以及黄约瑟的观点，也是认为是应发生在咸亨二年（671年），《三国史记》误入675年。也就是说，这些学者对675年泉城之战和676年伎伐浦之战是放在一起分析的。
你说“你不能把只要不符合你观点或结论的史料，都是说成是搞错了吧”，对此，我是要击鼓鸣圌冤的，苍天大地，这个观点真不是我自己的，是上述三位学者说的，我只是转述而已。另外强调一下，日本的两位学者是分别提出自己观点的，不是一起研究的，因此，我列举的是三位学者，不是二位。
对于这个观点，中国方面研究这段历史比较著名的拜根兴，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
至于我自己的观点，并没有成型，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韩国学者方面，目前我尚未找到对伎伐浦之战这段史料有特别独到观点的学者，也未找到对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进行正面反驳的学者。不过目前我的查阅工作并未结束，尚在进行。

你说“你不能把只要不符合你观点或结论的史料，都是说成是搞错了吧”，对此，我是要击鼓鸣圌冤的，苍天大地，这个观点真不是我自己的，是上述三位学者说的，我只是转述而已。另外强调一下，日本的两位学者是分别提出自己观点的，不是一起研究的，因此，我列举的是三位学者，不是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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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是这么认为的。不然你也就不会在正文里强调高宗在那段时间里是主动放弃百济，承认新罗兼并之事实的观点了；不然你也不会将这两则史料放置一边，不予交代。
薛仁贵是否在上元年间去了百济打仗，史学界并没有就此形成一个共识，你在正文中阐述的高宗主动放弃百济之说，是在一个并没有形成共识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说实在的，这是一个很不成熟完善的观点。
还有你那里如果有日本学者关于这个观点的论文，谢谢你能够给个网址，或将关键的内容粘贴出来。我对唐朝历史很感兴趣，也致力于去研究隋唐史，当然我只是还处于起步入门阶段。纵观整个历史类贴吧，相对而言，你算是一个比较冷静严谨，且对唐朝对外战争历史熟悉的人，在这里真可谓稀有不常见。

关于这一点，我也考虑过，我四年前写的“唐与新罗的战争”一文也提出过这种说法。但是存在以下问题：
根据《三国史记》记载，伎伐浦之战发生在676年11月，而676年11月初八日，唐朝就将上元三年改元仪凤元年。而《三国史记》对同一事情记载的时间与唐朝史料是有较大差异的，例如唐军攻灭百济的时间，两唐书均记载为8月12日，而《三国史记》记载为7月18日，而这其中的差异，《最后的百济》一文进行过详细分析，很可能是奏报从百济送达在洛阳的高宗花费的时间。二者相差20多天。
如果我们假设676年伎伐浦之战确实发生在当年11月，则即便发生在11月1日，唐朝方面将战况从百济报送在长安的高宗花费的时间至少在20多天以上（因为从洛阳到长安也需要时间），那么，战报送到高宗手上的时候，至少应该在676年11月下旬，当时已经改元为仪凤元年。

你说“不然你也不会将这两则史料放置一边，不予交代”，这一点我上面说过了，我准备单独写一篇文章，专门写这个问题，但是资料还没有准备好。而且676年伎伐浦之战，本来就是《三国史记》记载的唐与新罗的最后一战，我根本就没开始写，也就没法在我已经写了的文章里交代。
至于日本学者和黄约瑟的文章，今晚没时间敲进来了，你如果愿意等，下周有时间我可以援引几段。

那么，战报送到高宗手上的时候，至少应该在676年11月下旬，当时已经改元为仪凤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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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当时是改元了。但是后来的史家不是流放文书的编写者，他们对676年既可以称之上元，也可以称之仪凤，这是年号的混乱造成的结果。
比如《旧唐书·高宗纪》就将676年书写成上元三年，而《新唐书·高宗纪》则将676年写成仪凤元年。

如果把676年宽泛的作为上元三年，则旧唐书的“上元中”的记载倒是不冲突。但是，如果676年伎伐浦之战是由薛仁贵指挥，那么，还是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按照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方面领兵的仅仅是个沙湌，是新罗17等官位中的第8等，纵观三国史记记载，其领兵人数约为几千人，至多 1万人。也就是说，新罗出动的是一支偏师。则与新罗对阵的如果是唐军，那么，唐军的人数自然也不会很多，也就是几千人的规模，唐军在676年派一支偏师到百济故地，不知用意是什么。
第二，按照旧唐书魏元忠传的记载，魏元忠在仪凤年间，上书抨击薛仁贵，说他“自宣力海东，功无尺寸，坐玩金帛，渎货无厌”，按照上面的分析，唐军不过几千人，而此战的战果，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斩首四千级，也就是说唐军差不多全军覆没了。既然如此，魏元忠为什么用“ 功无尺寸”等轻描淡写的词语呢？这个抨击太轻了。魏元忠对薛仁贵毫无好感，他抨击薛仁贵大非川之战，用了“弃甲丧师，脱身而走”等严厉的言语，为什么到了海东，语气就轻了呢？
第三，唐朝在676年2月，将安东都护府进一步羁縻化，“先是有华人任安东官者，悉罢之”，唐朝在东线的政策，是重安东而轻熊津，在安东投入2位总管，4万兵力，而在熊津，只有1位总管，大约2万兵力，673年前后还给撤掉了。那么，在676年，安东都已经不再有汉官了，安东的统治中心也向西移动了，为什么唐朝会在这个时候派汉官率领唐军去加强熊津呢？
如果676年确实发生了伎伐浦之战，从上面的分析看，也只是一次小规模交战，我初步分析，是否有可能与同年7月的道临城之战性质类似呢？属于安东留守的唐军蕃兵们搞的局部作战？675年，刘仁轨就曾派出靺鞨兵浮海进攻新罗南境，则676年，留守安东的靺鞨兵，会不会是在有样学样呢？
以上是我根据目前查到的一些史料作的分析，随着继续查阅史料，会有进一步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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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676年宽泛的作为上元三年，则旧唐书的“上元中”的记载倒是不冲突。但是，如果676年伎伐浦之战是由薛仁贵指挥，那么，还是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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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再强调一次，我与你讨论的重心在于高宗是否在那段时间里主动放弃了百济，承认了新罗的占领事实。其他的内容其实都是围绕这个重心展开的分支讨论。我认为你的这个观点是不能完全成立的，很值得商榷。
薛仁贵的伎伐浦之战是诸多分支讨论中之一点，日本学者或黄约瑟的原文我没有看到（很郁闷），你说的比较含糊，只是转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个我就不好和你深入讨论，有的放矢。我很想知道，这些学者认为伎伐浦之战是发生在咸亨年间的理由以及给出的相关史料。在我看到这些之前，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一边。下面几楼我仅对你的主观推理作一些回复。

首先，按照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方面领兵的仅仅是个沙湌，是新罗17等官位中的第8等，纵观三国史记记载，其领兵人数约为几千人，至多 1万人。也就是说，新罗出动的是一支偏师。则与新罗对阵的如果是唐军，那么，唐军的人数自然也不会很多，也就是几千人的规模，唐军在676年派一支偏师到百济故地，不知用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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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觉得你的思维方式不太正确，你这是把676年给孤立起来了，认为唐朝是突发奇想，突然在676年派一支偏师去了百济。其实在675年唐朝的大军就已经去了百济，按新罗人说法是“二十万”。你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唐朝在675年完全撤走了这二十万人马，它要是留有几万人呢？况且偌大一个安东都护府也有自己该拥有的兵力吧。所以说，唐军676年在百济活动的用意，其实就是675年用意的延伸：遏制新罗的兼并，努力维持唐朝在百济的存在，能维持多少是多少，总之，不是什么主动放弃，承认占领之类。

当然是留下了部队的，刘仁轨撤走以后，李谨行担任安东镇抚大使，此前，李谨行和高侃平定高句丽叛军的总兵力，按照三国史记的说法，是4万，从唐朝方面看，2位行军总管，带兵4万，也是比较合理的。此后，高侃西调，后来刘仁轨回国，则我假设李谨行接管了原高侃的部队，总兵力4万（以李谨行当时的官位、职务和资历，他不太可能接管刘仁轨的部队）。
但是，这些部队，我认为驻扎在北线，主要应该在买肖城一带，而不是在百济故地。从伎伐浦之战的发生地点来看，伎伐浦是熊津江入海口一带的河流狭窄险要的地方，也就是说，唐军是从大海进入熊津江入海口（抑或是从百济故地撤退到入海口？不太确定）。
至于675年，唐军确实曾在南线动过手，但不是主力，刘仁轨当时派出了一部分靺鞨人到过新罗南境，但主力是在新罗北境的七重城。但是，双方议和后，唐朝采取了收缩的政策，将熊津都督府迁往辽东地区的建安就是明证。而实际上，早在673年，唐朝在事实上就已经撤出了熊津都督府，南线的唐军总管薛仁贵673年5月带在洛阳可作为佐证，新罗在673年对百济开展善后工作也可以作为佐证。
至于“努力维持唐朝在百济的存在，能维持多少是多少”，我不排除唐朝有恢复百济的想法，但是，唐朝的整体战略是在东线收缩的，安东统治中心都已经大幅度西迁了，熊津也正式迁出了百济故地，至于唐军在百济采取的局部行动，反映不出唐朝的整体战略。

第二，按照旧唐书魏元忠传的记载，魏元忠在仪凤年间，上书抨击薛仁贵，说他“自宣力海东，功无尺寸，坐玩金帛，渎货无厌”，按照上面的分析，唐军不过几千人，而此战的战果，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斩首四千级，也就是说唐军差不多全军覆没了。既然如此，魏元忠为什么用“ 功无尺寸”等轻描淡写的词语呢？这个抨击太轻了。魏元忠对薛仁贵毫无好感，他抨击薛仁贵大非川之战，用了“弃甲丧师，脱身而走”等严厉的言语，为什么到了海东，语气就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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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军被斩首四千级，本身也说明唐军的人数至少是在2万左右。《三国史记》只是记载斩首敌方四千，并没有说全歼对方，甚至连“大破之”都没有使用。薛仁贵见军事行动遭到挫折（指被斩首四千），将部队主动撤离战场回大本营，这是战争中司空见惯的事实。你不能武断的想象唐军被斩首四千就是差不多全军覆没了。
在上楼用新罗带兵者的官职来推断新罗的兵力，继而推断唐朝的兵力，恐怕有点不严谨。打个比方，如果前秦的兵力史料丢失了，而我们决不能以东晋只有几万人，来推断前秦方面的兵力也只有几万人。
还有那个新罗的“沙”，你认为以他的职务顶多就带1万人，但他带领的是“船兵”，你能肯定当时新罗在“所夫里州”就只有这些船兵？我想新罗在所夫里州极其附近还是有其他的驻守军队的，他们不会袖手傍观，肯定也会加入战斗，那新罗的人数，就不止顶多1万了。
最后，薛仁贵的“大非川”之败，按当时唐朝人来说是“圣朝开国以来，从未有之大败”，死伤以数万计，几乎全军覆没，且薛仁贵对大非川是要负首要责任的，因为他是统帅嘛。魏元忠的语气当然不会轻。至于海东，薛仁贵既不是最高统帅，也没有让唐军死伤达数万计，他的过失只在于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已，至于被斩首四千，那是战争中常有的事情，何况这个“四千”，难保是新罗在夸大战果；何况这个“四千”中只怕还有靺鞨人，唐朝那边不会太痛惜，你说魏元忠要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说事，对薛仁贵在海东所为能用多大的严厉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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