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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新儒家——对中华哲学的扬弃统一和直觉转向》[第3页] |
作者:柳艺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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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对中华哲学扬弃统一和直觉转向》 “新儒学”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如荀子的学说,就曾被称之为“新儒学”。自汉代董仲舒及其以后,“新儒学”则更是被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了。“董学”即董仲舒的学说、宋代理学等等,都曾经被冠之为“新儒学”。而到近现代,“新儒学”则更是被广泛使用,出现了自命以宣扬“新儒学”为己任的所谓“新儒家”,并分为几代。然而,伴随改革开放以后的学术研究活跃气氛的形成,也渐渐出现了对”新儒学“进行质疑的声音。,当代新儒学整合西方论述方法,使“新儒学”更富有理性的思考。所以,“新儒学”与“新儒家”一样,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而且争论不休的概念应该通过学术上的争鸣、讨论来解决。 |
第一章:中华哲学史的考察路径(选自冯友兰)。 |
中国之文化,至周而具规模。但至春秋之时,原来之周制,在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皆有根本的改变。此种种大改变发动于春秋,而完成于汉之中叶。此数百年为中国社会进化之一大过渡时期。此时期中人所遇环境之新,所受解放之大,除吾人现在所遇所受者外,在中国已往历史中,殆无可以比之者。 |
关注和研读中。儒家的精髓可能得到孟子和王阳明那里去寻找灵感与智慧。 |
这里,冯友兰说:“在中国已往历史中,殆无可以比之者。” 这里就是所谓的“中华思想”,中国之上古时期的“华夏族文化所传承的意识谱系,即中国人独具的‘宗族信仰’之守恒观念”。中国人讲究“天理守诚”即是“天道”的本质,按一种民族学的说法: 中华思想讲究的是——“天行健,存道心;地势坤,诚物德。形于表,归祖训;形于质,融中和。” |
《礼记·中庸》言及: 中和乃天人合一,为人者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也就是说: “中和”乃人本之中道,意谓之“务业之规律而喻人中”(这里说的意思是:“义务”的根本条件来自对自然法则的天理化的守恒和恪守,并体现着“义务”拟人化的中心)。 |
在旧制度未摇动之时,只其为旧之一点,便足以起人尊敬之心。若其既已动摇,则拥护之者,欲得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之信从,则必说出其所以拥护之之理由。 |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 所谓“在旧制度未摇动之时,只其为旧之一点,便足以起人尊敬之心”这如是“礼”的哲学。“礼”是什么?它是传承前辈的“中和”之恒常,说大一点就是“和平之心”,也即“礼”的思想。人与人之间会有偏差的,事与事之间彼此有矛盾;“中和”具有扬弃之目的,辩证之统一的作用,人具有内在自发的调整作风,而这个作风靠的就是“礼”。人心本善也来源这个“礼”的作用,法律的践行还是这个礼的作用,所以,人的自由首当于自律,一切理性的实践必然是原则之下的理由,理由乃至事态的细则才会体现出逻辑,这其实都是“礼”的作用。假如没有礼,社会就没有秩序,这怎么行?所以人与人之间要有“礼”,事与事之间要礼;而礼的作用——“和为贵”就是入世的融统、世界观下的和谐、相对的辩证统一了。 |
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 孔子曰:“民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
《论语》中对“仁”的论证何其多?!那什么叫做“仁”呢? “仁”——从人亦从二,人本之群也,简单说,就是“人众之心性而动起,就如西方哲学所言的‘理念’。” 然而,中华哲学所言之“仁”乃从天、从道、从祖之“和合”(和合,指的是中华文化的首要价值,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最完美最完善的体现形式,和,乃和谐、和平、祥和;合,乃结合、合作、融合)。所以,“仁”者的追求境界是至高的。这里,用“仁”和西方哲学的“理念”相比,中国古人更注重有机整体的宇宙观。比如《易经》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阴阳是宇宙创生的两种基本力量;而乾天坤地,正是宇宙间阴阳之最大者,它们具有“生生”之大“而仁而德”,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从仁”,“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有女(所谓的从人从二之对立统一于仁)”,其辩证法的逻辑由此而出。在中国的北宋,张载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得仁者而生”,意思是说,“人间百姓都是我同胞,世间万物皆与我为同类,这就是由我观照了‘人众’而开始的”(这句话的注释,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哲理——真理其实就是由如常的言说而体现)。 《礼记》言及: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这种将天地人贯通为一体的宇宙观,为中华文化所独有。再加上儒家把“人初之性等同为本为善”(‘人’开始的、发生的先天意识具有良知的作用和行动);所以仁具有了“全德”(元德)的意指。 《论语》中谈及:“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答以“爱人”,这讲的是作为“全德”的仁,它是包括仁义礼智信等人的一切美好品德在内的。” 在《周易》的《文言传》中:解释“乾元”既以言及仁的这种“元德”的作用——“元者,善之长也。”朱熹也说:“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意思是说,“仁”的性质就像春天一样有着生发之功能,可以说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善良性情。这正如程颢所言:“观万物皆有春意”。从唯物的观念来说“仁”,即言道:“观鸡雏,此可观仁”;也就是说,一个人如能体会到万物盎然之生意就是仁,那他自然就“浑然与事物同体”了,“识得此真在,就即以真诚敬重了存在而已……,故程颢补充说:“仁存久而自明,安待穷索”,这意思的说,从大自然的最终因而开始的天道规则“进化”了“最终果的仁”,而这正所谓的“仁的目的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后来王阳明讲:“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说的就是这个理。 |
“存天理”是中华哲学的第一本体。早在中国殷周时期,人们把“天”视为人格化的“天帝”或“上帝”,为支配自然和人事社会的最高主宰,以“天”的意志为“天命”。 然而,人们又把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的金、木、火、水、土五种物质作为宇宙间的根本元素。当时还有阴阳观念。认为宇宙中流通着阴阳两种气,并以此解释自然界中的现象,如伯阳父论地震,把阴阳和气结合起来。古《易经》将早期八卦观念系统化,以为宇宙主要由天(乾)、地(坤)、风(巽)、雷(震)、水(坎)、火(离)、山(艮)、泽(兑)八种物质元素构成。认为人类和物质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它们交互配合而演化出万事万物,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 |
在这里“天理说”并不明确,应当有个具体的释译: 把“自然守恒拟人化”(以天作为人格意志的象征)是中国人的意识“谱系学”(‘谱系学’这个词性有点复杂,因为柳艺城借鉴了西方哲学结构式分析作用下的一个术语,‘谱系学’准确并简化的解释是:——身体现象学的视角,也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在场性,知性范畴下认识权力的实践驱动,具有目的性指代。如果具体去论证‘谱系学’很繁琐,在这里按下不表,柳艺城以后会以专题的论著进行发表)所传承的一般性演绎。 |
《庄子·天运》曰:“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 这段话实际上是郭象注释所言及,而实际上解释的是:“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 这到底什么原理呢?因为“咸池之乐”是轩辕黄帝制作和演奏的,是“至乐”,这里的“轩辕黄帝”是华夏族的精神象征,史料如何“神话”黄帝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把“至乐”形象的表达为辉煌、高深、精邃。“音乐”是人类最天然的能够直面灵魂的意志形式,而这里恰恰把“黄帝的至乐天理化了”:具体说法是:“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那么什么是“人事”呢?男女老幼、君臣父子夫妇、上下尊卑。什么是“天理”?盈虚盛衰、喜怒哀乐。对人事要“应”,离开了人,岂不是对牛弹琴?对天理要“顺”,没有喜怒哀乐,哪里谈得上音乐?人事和天理都是在金木水火土这“五德”中演绎出来的,应在仁义礼智信中展开,而且应在“自然”中展开。还应“调理四时”,春夏秋冬各有特点,所谓喜怒通四时。 |
“以这样的方式行动:不管你代表你自己,还是代表任何其他自然人,你总是把自然看做目的,从未仅仅看做手段。”——这段话由康德的“绝对命令”外延而来。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思想”在世界观上传承了中华哲学这个“人格意志的天”,把“天”所反映到人的“知性”(理)看成是自然之道的客观实在,规律守恒,这在认识论范畴标准下最接近“客观”了。所以,才有了天理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法门;这个“法门”反映出不可变化、不可被转移的“本然之性”。所以,柳艺城更喜欢把“天理”看成是宪法,因为宪法是公意的法则、是绝对的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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