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认知语言学导论——考察西方语言学史》[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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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认知语言学导论——考察西方语言学史》[第3页]

作者:柳艺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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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柳艺城什么也没想”，那也是我想到了“柳艺城什么也没想”这个事实。而当我们说话时，我们的话语一定有所表达，有所意指。

显然，哪怕是疯子的胡言乱语，也不能轻易就说它无所表达和指谓，因为这种胡言乱语很可能是有些意思的，只不过我们弄不明白它的意思罢了。

即使真的没有任何意思，一通胡言乱语至少也表示了某种无序的状态。这就好像我们从词典中任意地抽取一些词，然后随意地排列开来，我们会说这样形成的结果没有意义，但它确实有所表示：

那是一种随机行为所导致的无序。而且，这类本无意义的结果会因刻意的解读而被赋予意义，例如随机抽取的一组数字，可能代表了彩票的中奖号码。这类现代的玩意儿，古希腊人当然是没有的，但那时候他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占卜、巫术之类，其实是类似的随机行为和任意解读。

当巫师口中念念有词的时候，人们即使听不懂意思，也不怀疑这样的咒语是有意义的，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语言、思维和存在是一个统一体，或者说思想与客体、语言与事物始终捆绑在一起：说出一个事物的名称，表达一种意愿，想象并希望它会怎样，事情似乎就真的会发生。

世界上首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巴门尼德说：——
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可以言说，可以思议者存在，因为它存在是可能的，而不存在者之存在是不可能的。……
……存在者不存在，这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
……必定是，要么永远存在，要么根本不存在。
可以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存在者之外，绝没有、也绝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因为命运已经用锁链把它捆在那不可分割的、不动的整体上。

“truth”这个英文单词做为事实、真相、实情的释译被看做是公认的真实性——真理， “truth（真理）”在现实（实在）与西方哲学中的涵义与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论中的涵义是并非完全相同的：
第一，作为现实（实在）与西方哲学所研究的真理，指的是“命题自洽”、“语言真值”、“效用概念”，因此，任何一个命题或语言，只要其值为真，它就是此种意义下的真理。所以，例如：
（柳艺诚是个人，所有人会死，柳艺诚会死。）——这个“命题自洽”的三段论表达的是：“柳艺诚是个人”是一个实体，“所有人会死”是一个由归纳并演绎出来的自洽过程，“柳艺诚会死”这个结论显然就是所谓的——实体真理。
（1+1=2）——这是一个“语言真值”的公设（公理），其根据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显然是不能被“证伪”的，其表达是：就如一个刚刚学会说话的三岁幼儿用一个手指头和另一个手指头的累加而得出的两个手指头这个结论——说明了这种抽象自洽是“知性先验”的，人类先天就有“范畴”这种形式，“判断”这种本能；所以，人类通过“认知”而形成的表达为真，就是所谓的——“语言真值”；而这个所谓的“语言”就是一个“实证过程”，得到的“真值”结论就是所谓的——实证真理。
（有的花是红的）——这是一个“效用概念”的表达：这里“有的花”就是所谓的“效用”，即体现主词项的（相对）真实性，也即无法证明并证否的自洽性，这种所谓的自洽性就是逻辑效用；“红”就是一个纯粹的概念，即由（相对）社会“公认”出来的定义，“公认”就是（相对）社会的常识、规则、法理；显然“有的花是红的”这个“效用概念”表达就是“相对性”，至于这种“相对性”为什么变成真理？那是因为，人类证明自身的行为在这个“相对性”中，即“其”涵盖了“心理自洽”的内涵，并外延了“效用”和“概念”，显然，所谓的“效用概念”就是一种实用性，即“效用”证明“概念”的目的，得到的结论就是所谓的——实用真理。

所以，思想就是存在所能赋予的“真理”：人们既不可能思想不存在的东西，也不可能思想他没有经验到的东西；全部经验都是真实的。每个人的意见都是真实的。

我预设着你们必定会质疑……
可是我要说的是，我们尽可以就一个三头六臂的妖怪展开思维，专门造一个词来命名它，并且编一段关于它的故事，但总不能说，这怪物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吧？

但这样的质疑并不能难倒巴门尼德，他会“思辩”并表达：
“我所说的存在者或存在物，也包括我们头脑、思维中的存在。像妖精鬼魅这类东西，即便不见于现实世界，至少也是我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也一样是思维和言说的对象。况且，再离奇的想象也脱不开真实存在的影子，如妖怪不是人状就是兽形；三头六臂的头和臂，不正是人身上的东西吗？”
所以，柳艺城认为想象不过是扩大或复合的记忆而已。

有谁真正对“思辨”这个译释做过正确的解答呢？
“思辨”从语义上说是个纯粹的“哲学术词”，我们说任何“哲学术词”都来源于西方，这个显然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思辨”的英文是“speculative”——是由“speculate（推测）”的后缀形成的单词，即“speculative（思辨）”是个纯粹的抽象（思维）概念，“它”的另一层意思是“揣摩、忖度”，也就是说，“speculative（思辨）”是理性的“in theory（理论上）”的辨析。这种“theory（理论）辨析”的产生是人类的一种“语言本能”，即所谓的，用“speculative（思辨）”来理解实在结构的线索，因此，“speculative（思辨）”是“哲学术语”，“speculative（思辨）”是一种“普遍语法”产生的理性对“纯粹理论”和“纯粹概念”的思考。“speculative（思辨）”是纯粹抽象的，如果在“理论无果、概念不清”情况下——即“无逻辑”的时候，“speculative（思辨）”会形成“猜测、猜想、投机”。

很明显，如果我们接受巴门尼德的看法，承认思维、语言与存在绝对来源于“思辨”同一，就势必导致一个有悖常理的结论：一切可想象、可言说的，都是真在的。其实，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思维和语言是否与世界保持着同一关系，而是这种同一关系究竟有多深，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想象和描绘一头与斗牛士对峙的公牛，也可以想象和描绘《西游记》里牛魔王所现身的那头公牛，在这两个例子里，出现了同一个词“公牛”，但其意义显然不一样，所指对象的真实性也大有区别。

类似这样的疑点，直到现代仍是语言哲学家们喜好谈论的话题，而巴门尼德的有关论述，在今人眼里便是哲学史上“从思想和语言来推论整个世界”的最古的一个例子而已。

巴门尼德所讲的东西本来就艰涩难懂，更不必说涉及的是一个形上问题。即便是他的同时代人苏格拉底，也经常被他的论述困惑，需要当面向他讨教。据柏拉图记述，在某次雅典学人聚会时，巴门尼德已逾花甲，他的那位以 “飞矢不动”之说著称的门生芝诺正值壮年，而苏格拉底更是小字辈。

在《巴门尼德篇》中，巴门尼德以爱利亚学派的前辈和导师的身份出现，在语言、思维与世界是否同一的问题上并未遇到针锋相对的观点。截然相反的看法来自怀疑论者高尔吉亚（约前480～前375），他说：

“被思想的东西并不是存在物。……因为如果被思想的东西就是存在着的东西，那么，只要有人能思想它们，一切被思想的东西便都存在了；甚至一切奇想，以至于谎言，也都会是存在。但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到一个飞行的人或一辆在海上奔驰的马车，便真有一个人在飞，真有一辆马车在海上奔驰。因而，所思想的东西并不是存在物。”

这种看法基于日常经验，更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但所谓怀疑论者，不但怀疑所能思维的一切，而且怀疑存在本身，怀疑语言的作用，于是走向另一极端，认为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存在；即使有所存在，也不能为人所把握；即使有所把握，也不能用语言来述说。语言一方面异于存在，另一方面也异于主体：

“我们［把自己的所知所觉］告诉别人时所使用的是语言。语言不是主体和存在物，所以我们告诉别人的不是存在而是语言。语言是跟主体相异的东西。既然可见物不可能变成可听物，可听物也不能变成可见物，那么作为外间主体的存在物就不可能变成我们的语言。”

“因此，语言不能［把感知确切无误地］传达给别人。但是，据说语言是从刺激我们的外在事物，即从可感事物中产生的：从与我们相接触的潮湿中产生了为我们传达这种性质的语言，从与我们相接触的颜色中产生了传达颜色的语言。如果是这样，那么，便不是语言传达在我们之外存在的东西，而是外在的东西传达语言了。”

看来高尔吉亚并不否认感知作为语言源泉的作用，只是对基于听觉的语言能否确当地表达视觉、触觉等其他感知行为的结果揣有疑虑。这样的怀疑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凭听觉印象给一个事物起名字，不仅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还可以确保相当的象似性，譬如把猫儿叫做“喵呜”，把杜鹃叫做“布谷”。

可是，要让我们根据视觉给看到的事物起名字，就复杂得多。拿一棵树来说，在汉语里面我们把它称作“树”，是因为它是“竖”着往上生长的，但竖直向上只不过是我们对树木获得的视觉印象之一，而未必是一棵树或所有树木的本质特征；草本植物大都也是竖直生长的，却并不叫“树”。一个名称很难全面、确切地反映某一事物的本性。也许正是类似这样的思度，使得高尔吉亚对语言能否正确地传达认知所得产生怀疑。不过，对语言心存疑虑的大有人在，就连巴门尼德也怀疑词语是否总能真实可靠，以为语言具有欺骗性，这是除开人类所有的“物种”都无法做到的。

生成和灭亡，存在和不在，位置的转移，色彩的变化，——这些常人信以为真的东西，只不过是人类公设的命名罢了。

由于思想始终走在词语的前头，语言永远跟不上思维的步子，人们很自然地会对语言产生这样那样的不满。而在哲学家、思想家身上，这种情绪就更经常、更自觉地表露出来。所以，当代哲学研究，仍然是对“语言”的分析。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起，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有几点转变：一方面，更多地借助理性思维，运用逻辑推论，使话语减少了神秘、含混的成分，概念更为清晰，论述晓畅而明白；又一方面，开始用词语实例来支持形而上的抽象思维，为语文学的研究开拓了思路；再一方面，把语言问题提升到哲学论题中来，使之成为专门的思想话题，换言之，语言不是在谈论世界和存在的时候顺带谈及语言，而是专门就观念问题展开“对话”讨论，并且撰有相应的专题作品。

柏拉图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语言学思想家，因为他的作品全部都是以“对话录”的内容来解蔽实践问题。
而《克拉底洛篇》更是一部以语言专论“命名”问题的著作。它以论辩的方式逐步展开话题，体现了古希腊哲人重视自由讨论的学风，在西方语言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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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底洛篇》的署名作者是柏拉图，载录了其师苏格拉底的言论，当然内中也包含柏拉图自己的思想。书中说，有个名叫克拉底洛的学者，申言命名是天然自成的，与社会规约没有关系；一个命名正确与否，取决于某种普遍的真理或原则。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自然论”或“本质论”。而相反的观点，认为命名是约定俗成的，则称为“约定论”或“规约论”。另一位学者赫尔墨根很不同意克拉底洛的说法，反驳道：

“那你为什么叫‘克拉底洛'，苏格拉底为什么叫‘苏格拉底'，而不叫别的？这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叫，才有这样的名字啊！这不是社会大众约定而成的，又是什么呢？”

克拉底洛的回应却给人答非所问的印象。他既不肯详细解说，语调还颇带一些讥讽：“哪怕全世界的人都叫你赫尔墨根，你也不叫这个名字！”

赫尔墨根又生气又迷惑，就跑来向苏格拉底讨教，想知道一个名称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于是就有他跟苏格拉底之间的这场对话。而苏格拉底的答话饱含谐趣，一边轻松说理，一边指出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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