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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原创】拼接成册的“夏商周年表”——从“武王伐纣”事件谈起[第2页] |
| 作者:听伟哥讲山海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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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一系列的章节证明了如下几个地方： 商汤伐桀=武王伐纣 大禹治水=玄冥治水 夏后相迁都=商侯相土迁都 商汤=周武王 夏桀=商纣 大禹=玄冥 夏后相=商侯相土 当然，这还不是历史破译的全部，但也足够证明某些东西了。以上这些综合起来的结果就是夏朝=商朝。 在证明这两个朝代为同一朝代，这两份年表其实是指同一对象的时候，另外还证明了一些事： 契玄王=商侯玄冥=阏伯 禹、启、太康、中康的史料是后人插入鲧、相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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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分析，将史料打碎的过程证明了以下几个事实： 商汤伐桀就武王伐纣，周武王、周文王并不是周朝的建立者，而且跟周朝无关，是后世史官从别处拿来的史料将商朝和周朝进行缝合，使之成为一个连贯的历史。 夏朝就是商朝，夏朝是周人眼里的祖先，商朝是殷墟人眼里的祖先。他们述说的都是同一祖先，只不过因为"历史罗生门"的缘故，各自描述的角度不同，使用的称呼不同，让人误以为是两段不同的历史。而本人通过对比分析，正在逐步厘清历史的轮廓，找出历史的真相。 然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自上世纪殷墟考古发掘以来，我们认为殷墟遗址就是商朝。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之所以认为殷墟是商朝时期，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1、殷墟考古检测年代正好处于"夏商周年表"的商朝时期。 2、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上书写的祭祀对象也正好是商朝各位君主。 综合这两点，所以殷墟被历史界和考古界认为是商朝时期。这个看法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正确的，没人怀疑过。不过，随着本人将"夏商周年表"打成碎片之后，这个结论自然也不再成立了。这个结论不成立，是因为前提已经不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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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朝跟周朝并不是前后朝代的关系，所以，这个商朝可以是周朝以前，文明产生之后任何一个时间段的历史。 2、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祭祀的是他们的先祖，他们的先祖有可能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没有资料显示这些被祭祀的对象就是殷墟统治者的近期先祖，因为祭祀的对象有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先祖。 这里，将要破除历史界和考古界的一个双重标准了。这个双重标准就是一直以来，我们总认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的历史可信，并且承认商朝的存在。但同样考古出土的周秦青铜器记载的夏朝却不可信，甚至被恶意认为是周人虚构出一个阔气的祖先出来。大哥，都是历史记载，都是出土文物，不带这么双标的吧？ 同样都是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文物，同样都是记载的历史，怎么就甲骨文记载的可信，而金文记载的不可信？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从甲骨文中解读出"夏"字来。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按照一直以来的说法，夏朝是被商朝所灭，那么，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就应该记录这件事。但实际上，目前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商汤这个人的存在，但却没有商汤灭夏的记录，更谈不上夏朝的记录。甚至，连"夏"这个字都不存在。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夏朝的存在就变得相当可疑了。于是，有人提出一个猜想，是不是周人灭了商朝之后，为了证明自己灭商之后统治的合法性而捏造出一个夏朝来呢？在这里，伟哥告诉大家：有想象力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毫无依据的瞎猜则是一件缺德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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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甲骨文中没有记录"夏"，就怀疑夏是伪造的。那甲骨文同样还没有记录商朝诸多帝王娶妻生子呢，那么，那些帝王是不是一辈子单身呢？ 我觉得也有些事有必要再次说明，比如殷墟是一个帝王墓葬遗址，也就是古代所谓的"王陵"，并非考古界所说的都城。同样的案例比如二里头遗址也是一样。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墓葬遗址，即王陵，并不是一座都城。既然都是一座王陵，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城墙了。许宏为了圆他的夏朝帝都梦，不惜生造出一个"大都无城"的概念出来，非要把这个墓葬遗址打造成帝都遗址，就显得有点滑稽了。 而殷墟的墓葬主人目前解读出来的名号叫"妇好"，但这个妇好并不是商朝史书上记载的人物，她是一个不在史书中记载的人物。所以实际上，殷墟并不是商朝，它顶多只能是商文化的继承人而已。甲骨文中记录了商朝的诸位帝王，并不等于是殷墟的统治者，而是殷墟统治者的先人。殷墟的人祭祀的是祖先，而非父、祖辈。 那么，为什么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当中找不到"夏"呢？其实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会困扰学界这么多年。作为早期文明的政权，他们只是自然地生活在那块土地上。在刚发明文字不久的年代，很多事情都不如现在完善。那个时候，他们连给自己的姓氏都不完全，连名都还没有产生。那时候的他们，也根本没有政权、朝代的意识和概念。自然，也就还没有形成给自己的政权贴上这种恶俗标签的臭毛病。顶多，他们也就有王的称号而已。而且，据我猜测，大概也就只有王或者贵族才有少许的称号，其他人，大概就是芸芸众生罢了。所谓夏朝，所谓商朝，其实都是他们的后人给命的名称，而非他们自己提出的名号。那么，这些朝代称号又是怎么来的呢？很简单，就是在朝代称号出现很成熟的时代对他们祖先所处的时代做一个规范的划分所要标注的名称。当时的社会，既没有地球村的概念，更谈不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基本上，也都是各行其是罢了。所以，他们在描述自己的祖先所处的那个时代时，就按照自己的理解给标注自己想要的标注的名号。比如殷墟提到他的祖先时，因为他们理解的祖先定都定都商丘，所以，就以这个商为国号。而周原的人提到他们的祖先事，就用夏来命名。只是他们自己包括到现在的学界都没有想到的是，殷墟的这个"商"和周朝的那个"夏"所指的其实是同一对象。打个简单的比方吧。就好像你的侄女和外甥女写作文来描述你。你的侄女的作文中是这样的写的："我的叔叔***……"；而你的外甥女的作文是这样写的："我的舅舅***……"。一个是叔叔，一个是舅舅。看起来是两个人，实际上其实就是你一个人而已。事实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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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夏朝是周人伪造的说法属于没脑子的行为，我们古人最重视祖先祭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字是被放在第一位的。平常生活中，孝敬长辈、尊重父兄都是基本原则。忤逆、大不敬、大逆不道……等都是很严重的道理犯罪。所以，对祖先的尊敬就更加虔诚了。数典忘祖这个词在那个时代放谁身上都差不多是判了死刑。 那些恶意推测周朝虚构一个夏朝来的人可是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周朝人是有自己的祖先的。试想，在这样一个人文环境中，即便是周朝推翻商朝，他有必要抛弃自己的祖先而虚构一个祖先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吗？你以为两三千年前的人文道德意识跟现在这个沦丧的道德相提并论？什么样的人才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只有这种本身就缺乏对祖先的尊敬之心的人，才会提出这种缺德的说法来。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信仰就是祖先崇拜，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一直维持着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社会秩序。在这种精神信仰下，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才得以体现。也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得我们华夏文明与众不同，源远流长。而五四以来，这种精神却被摧毁、贬低、损害……从那以后，在精神缺失的年代，诸多的国人对祖先不再有着崇敬的心理，甚至轻贱自己的祖先，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文化的悲哀。因为这些人觉得我们的华夏文明是落后的，野蛮的。但我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们的华夏文明是最优秀的文明，他自一万多年前诞生以来，一直生生不息，发扬光大。 那些说夏是周人虚构出来的人，无异于说周人不认自己的祖先了。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你自己怎么不去叫隔壁老王一声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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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朝存在的另一依据--从"天再旦"谈起 《竹书纪年》：（周）懿王，名坚。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郑。 之前很多人对这次"天再旦"事件进行种种解读，绝大部分人解读成"日全食"。这完全就是想当然，自以为古人没见过日全食。其实古籍中记载日全食的比比皆是，随便举几例： 《诗经o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易大传》：月盈则食。 《左传》： 隐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庄公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末朔，日有食之。 庄公二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庄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僖公十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氏春秋传》疏证：日食者，月掩之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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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竹书纪年》就记载更早的时候有日食： 《竹书纪年》：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竹书纪年》：幽王：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十一年春正月，日晕 看文献记载，无论是日食，还是月食，都是一种很常见的天文现象，我仅从《左传》里随便就挑出来这么多。同一个君主的任期内都出现多次，也都见怪不怪了。而且，对这种天文现象，古人也很明白，知道是日食是因为月亮遮住了太阳光而形成的。所以，断不至于看到日食还不明白，会写出"天再旦"这种外行话。况且，日食持续时间不长，目前所知道最长的时间是7分31秒。而在视觉效果上的日食也只有完全被遮住那一刻，时间就更短了。怎么可能会用"天再旦"这种话来描述这种平常现象呢？ 之所以会出现"天再旦"的描述，其实描述的就是这次"彗星撞地球"事件，因为这次天文事件是白天发生的，当时的彗星遮蔽了太阳光芒，让地球陷入黑暗当中，使得地球像在黑夜里一样。后来撞击完成之后，遮蔽的太阳又重新出现，于是才让人有种"天再旦"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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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一条前面列出的史料： 《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胜殷，得二虏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虏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雪），此吾国之妖也。" 这一段话中，"昼见星而天雨血"非常关键。"天雨血"不用管它，但"昼见星"是非常值得琢磨的现象。"昼见星"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白天看见星星。白天是不可能看见星星的。因为晴天的话，有太阳照耀，则不可能看见星星。阴天或下雨天，天空被云遮住，也同样看不见星星。那么，只有什么情况下白天才能看见星星呢？ 有一种情况可以看见：日全食。 不过可惜的是，日全食的天空毕竟不是全黑，所以顶多只能看到几颗最亮的星星，绝大部分星星是看不见的。同时，日全食正食的时间非常短，人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好暇以整去欣赏星星。所以，看见了也等于没看见。而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推测，这个"昼见星"的现象恐怕是所有人都看到了的现象。而且文中还把这种现象跟"妖"挂钩。日全食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天文现象，既然很常见，自然也就不会跟"妖"联系。一旦跟"妖"有所联系，必定是不常见的天文现象。所以，这里所描述的"昼见星"自然不可能是日全食。 我们既要在白天，同时又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让所有人看到星星，同时，还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天文现象。那应该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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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妨来描述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满足哪些条件： 1、这个事件必须发生在有太阳的白天。 2、天上没有大面积的云遮住天空。 3、将天上的太阳光全部遮住。 4、遮住太阳光的同时，还得留一半的天空，以便看到星星。 要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除了彗星撞击地球，我还真想不出还有什么天文现象可以做到。因为只有大面积的彗星星体才能遮盖住太阳光芒。又或者彗星撞击地球之后升腾起厚厚的灰尘遮盖住太阳光。从地图上来看，这彗星撞地球的发生时间得在下午四五点钟以后。彗星的星体和浓厚的烟尘遮挡住西边来的太阳光。而彗星撞击的地方边缘处已经覆盖了青藏高原和印度次大陆。而处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边的夏都城正好处在被遮挡的地带，这张图也正好跟史料记载的内容相合。 所以，这个"天再旦"其实是彗星撞地球的另一个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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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天再旦"，其实西周史还有不少相关的记载，比如： 《竹书纪年》： （周）厉王，名胡。 二十二年，大旱。 二十三年，大旱。 二十四年，大旱。 二十五年，大旱。 二十六年，大旱。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当然，前面我就复制了商汤时的大旱记录，这里又重新贴上来： 《竹书纪年·商纪·殷商成汤》： 十九年，大旱。 二十年，大旱。 二十一年，大旱。 二十二年，大旱。 二十三年，大旱。 二十四年，大旱。 除了记录的年份稍有不同外，连续好几年的大旱情况倒是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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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这两点外，其实还有差不多的地方，比如： 《竹书纪年》： （周）穆王，名满。 三十九年，王会诸侯于涂山。 这一条在《竹书纪年》的另外一处也有同样的记载： 《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 接下来就更精彩了： 《竹书纪年》： （周）昭王，名瑕。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 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王陟。 《说文》：曀，阴而风也。诗曰：终风且曀。 《释名》：阴而风曰曀。曀，翳也，言云气掩翳日光使不明也。 又出现了彗星的记载，然后又是太阳被遮挡，又是地震，又是军队有死亡情况。更让人惊异的是，王陟，帝王在这个关键时刻死了！ 《竹书纪年》：（周）孝王，名辟方。七年冬，大雨电，江、汉水。（原注：牛马死，是年，厉王生。《御览》八十四引《史记》：'周孝王七年，厉王生，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 怎么看，怎么觉得这部《西周史》将夏灭亡时的彗星撞地球重演了一遍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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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条： 《竹书纪年》：（周）夷王，名珝。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珪。 《竹书纪年》：（夏）帝芒。元年壬申，帝即位，以玄珪宾于河。 一个是用"介珪"，一个是用"玄珪"，材料应该没什么区别，且都是用来"宾于河"。 到这里，基本上差不多了。从上面引述的文字来看，我们所看到的《西周史》也可能是夏朝史。因为记录资料来源点多的情况，所以造成了多个版本并存的情况。而另外因为各种史料交错杂乱的现象，导致了后人对原来的历史傻傻分不清。于是，同一个历史事件，在各种不同版本的史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于是，一人分饰两角色，一段历史，以多种版本的面目出现在各种不同的历史当中。 写这篇文章，原本就是来证明夏朝就是商朝的，结果一番考证下来，不但夏商给论证了。现在连带西周史也沦陷了。而仅从西周史的这些地方来看，西周史其实就是夏朝史，只不过因为材料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错漏，所以，看起来有点颠三倒四。但我们只要仔细关注其中的关键信息，就不难发现，西周史有太多的地方跟夏朝史巧合。而本人是不相信巧合这种事的。所以，只有一种可能性：西周史其实是夏朝史的另外一个版本编撰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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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什么考古上找不到夏朝的存在？ 自考古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在我们的知识体系当中后，考古以其扎实的证据而著称于世。尤其是在对历史的考证上，无数次用地下的实物证明了古人的生活情况和历史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在历史学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直到现在，甚至已经开始有取代历史地位的趋势。其中，最为风光的是，现在到了历史无考古证据则不可知的地步。总结一句话就是：唯考古论。 唯考古论的问题最能体现在对夏朝的考古挖掘上。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有大量的关于夏朝的历史记载，但在考古上，对夏朝的情况竟然一无所获。因为在考古上对夏朝毫无所获，所以，建立在唯考古论基础上的观点认为夏朝是不存在的，夏朝是是周人虚构出来的一段历史。 对于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保持一个谦虚的态度。考古固然有可信的一面，也因为其强大的实证性而使得这种可信性变得很具体。但考古终究只是考古，他本身也有其自身的不可弥补的缺陷。他虽然在证据上实证，但终究不是历史，考古是无法构建一段历史出来的。而作为证据的本身，也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字的确证。考古上之所以没找到夏朝，是因为所挖掘到的遗址没有文字上的夏朝的确证。因为没有这个文字身份的证明，所以，挖掘到无数个遗址，却没有任何一个遗址被确认为夏。从唯考古论的视角出发，所以夏朝就不存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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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观点，我觉得相当的搞笑。没有挖掘到文字证据，所以就无法确证夏朝的遗址。这正是考古的缺陷所在，也是考古的唯证据论所导致的后果。我还是坚持那个观点： 没挖到古人粪便，就说明古人不拉屎？ 没挖到文字证据，所以无法断定夏朝的遗址存在，无法断定夏朝遗址存在，也就无法断定夏朝存在。这一连串的逻辑推理下来，结果就是夏朝不存在了。考古上的证明是必须要有物证才能算数。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可供证明的物证呢？从考古角度而言，就不存在了。这就类似你丢了身份证，你就不是你了。而在自然界当中，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身份无法证明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一座墓葬，并没有放置文字相关的物件，这是很正常的事。你因为无法挖掘到身份证明的物证，就否认史料记载为伪，这是不科学的方法。而文字上的证据，也会因为某些绝密的原因而根本没有保留下来，这也同样是很正常的情况。所以，你即便挖掘到夏朝的遗址，也无法指证为夏朝遗址。但因为你无法指证，就否认夏朝的存在，这是违反客观事物规律的行为。 上面说了一大堆，实际上，我要说的只有一个观点：就目前而言，考古是无法证明夏朝存在的。任何试图想通过用考古的方式来证明夏朝的人可以熄灯睡觉了。 考古并不是唯一的证明方法，既然考古无法证明夏朝的存在，那历史的问题终究还得来由历史搞定。所以，本人就从史料出发，通过对史料的研究、分析、推理、模拟等方法对夏朝做一个全方位的考古。通过这些文字上的考证，再结合考古的成果，逐渐给大家厘清相关信息，整理出一个相对具体而全面的夏朝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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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齐风清 2020-06-06 08:36:43 对《今本竹书纪年》总体评价 王国维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对《今本竹书纪年》总体评价是：“昔元和惠定宇徵君作《古文尚書考》，始取偽古文《尚書》之事實文句，一一疏其所出，而梅書之偽益明。仁和孫頤谷御復用其法，作《家語疏證》，吾鄉陳仲魚孝廉敘之曰：「是猶捕盜者之獲得真贓。」誠\哉是言也。余治《竹書紀年》，既成《古本輯校》一卷，復怪今本《紀年》為後人蒐輯，其跡甚著，乃近三百年學者疑之者固多，信之者亦且過半。乃復用惠、孫二家法，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載殆無一不襲他書。其不見他書者，不過百分之一，又率空洞無事實，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雜陳，矛盾斯起。既有違異，乃生調停，糾紛之因，皆可剖析。夫事實既具他書，則此書為無用；年月又多杜撰，則其說為無徵。無用無徵，則廢此書可，又此《疏證》亦不作可也。然余懼後世復有陳逢衡輩為是紛紛也，故寫而刊之。” 择其要为：《今本竹书记年》所載無一不襲他書； 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雜陳，矛盾斯起。既有違異，乃生調停，糾紛之因，皆可剖析。年月又多杜撰； 此書為無用，則廢此書可。 ----------------------------- 晚清民国时期，学者对中国历史和古籍多有非难，王国维虽为华夏文明维护者，但在《今本竹书纪年》一事上，也难免落入后来疑古派的套路了。据我来看，《今本竹书纪年》确实有抄的地方，这应该是当时的整理者为了求全的缘故，不想让这本书成为一本残缺的书，影响阅读效果，所以，在残缺地方添加一些其他史籍里的资料，使得这本书看起来像一个完本。但也正因为如此，很明显的添加史料使得这本书的信誉度大打折扣。而王国维就因此而否定整本书为伪书实在是太过独断。这就类似一个人撒了一个谎，你就因为这个谎言而否定他全部的言论，这就过份了。我这里举两个条目来说明《今本竹书纪年》并不伪： 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鲁语》及《祭法》：“冥勤其官。”郑氏《祭法》注：“冥，契六世之孙也，其官玄冥，水官也。”） 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鲁语》及《祭法》：“冥勤其官而水死。”） 这两条前面是《今本竹书纪年》的内容，括号内是王国维疏证的内容。王国维引用其他书籍的内容来证明《今本竹书》内容是从这些书上抄来并稍作修改而成的。就说这两条，《今本竹书》上说的是商侯冥治理河，后来在治理过程中死了。王国维引用《鲁语》及《祭法》的内容做证据，想告诉大家，《今本竹书》上这两条的内容就是从《鲁语》及《祭法》上抄来的。我先不说别人是否如王国维一样博览群书，就说这条目内容本身，《今本竹书》上说的是“治河”，而《鲁语》及《祭法》上并没有提到这个，不但没有提到“治河”，甚至连“治水”也没有。前一条只是说玄冥是水官；后一条只说玄冥是被水淹死而已。这两条跟《今本竹书》上有着极大的差别。因为《今本竹书》上说得很明确，商侯冥是“治河”，然后“死于河”。就算我们从《鲁语》及《祭法》上读到的信息分析玄冥“治水”，但“治水”也跟“治河”有着极大的差别。治水可以随便是哪里，但“治河”只有一个所指。相比之下，《今本竹书》所指更为明确、精准。而《鲁语》及《祭法》所指反而比较广泛。这世上断无精准内容抄袭广泛所指内容的道理。而且，其中这个商侯冥死的时间为帝少康13年，这个13年是个极为敏感的数字，跟我考证商侯冥为大禹，而大禹治水时间为13年。暂且先不管其他方面的问题。光这个“13年”的数字就足以引起我的注意了。《今本竹书》真要是伪造的，他能就那么巧能伪造出商侯冥死于帝少康13年的时间来？光这个地方就有这么多“巧合”出来，而且这些“巧合”还正好印证了我其他地方的考证结果。你要让我认为《今本竹书》是伪造的，我是办不到。 实际上，这两条仅仅只是我从《今本竹书》中得到印证的资料之一，另外还有不少考证也在《今本竹书》的其他地方得到印证。甚至，有的印证还是《今本竹书》独一无二的资料，就像上面这个一样。 另外，还有些地方其实是《今本竹书》独一无二的资料，王国维竟然也颠倒黑白说成抄袭，比如这一条： 术器作乱，辛侯灭之。（《海内经》：“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周语》注：“贾侍中云：‘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颛顼氏衰，共工氏侵陵诸侯，与高辛氏争而王也。’或云：‘共工，尧时诸侯，为高辛所灭。’昭谓言为高辛所灭，安得为尧诸侯，又尧时共工，与此异也。”维案：此条实据《海内经》与《周语》注为之。） 《今本竹书年纪》说：术器作乱，辛侯灭之。 王国维在后面列了一大堆的废料，就是没有一句说到“术器作乱”的。《今本竹书》说得如此明确，王国维不但没有资料佐证这一条，弄了一大堆的废料之后，竟然洋洋自得地说自己将这条证伪了。我怀疑这一刻他脑子进水了。他为了“证实”《今本竹书》系伪造而成，竟然疯狂到指鹿为马的地步了，我看着都是无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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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夏在湖南的史料证据 （一）、错误的上古地名信息 自先秦以来，我们的历史界一直认为华夏文明的中心在以关中、中原为主的黄河流域。尤其是自汉朝以来，古人也把史料记载的上古地名安置在黄河中下游各个地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固的“华夏文明黄河中心论”，简称“黄河中心论”。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自先秦时代以来，有着两千多年的丰富历史记载。这两千多年来，华夏文明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基本上都在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已经牢牢掌控了政治、文化话语权。所以，“黄河中心论”也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黄河中心论”的基本观点是，华夏文明诞生于中原地区。从六七千年前的伏羲女娲时代，到五六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再到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再经历了商、周两朝，黄河流域一直是华夏文明的中心。这里，不但有大量的史料记载，还有诸多的神话故事在民间流传。这些信息和资料无一不是在宣示着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正统地位。 那么，这个“黄河中心论”是如何论证来的呢，我们不妨来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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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到华夏文明起源，首先得说到伏羲女娲。女娲的出生地，目前没有留下什么资料，但伏羲的出生地，还是有不少文献记载，比如： 司马贞《三皇本纪》说：“太昊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 皇甫谧《帝王世纪》载：“伏牺母曰华胥，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 《遁甲开山图》曰：“仇夷山四面绝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 罗泌《路史》：“伏羲生于仇夷，长于成起（纪）。” 这些文献的记载都比较散乱，但通过多方面梳理，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伏羲在仇夷山出生，在成纪这地方长大。成纪大概是个行政地名，管辖一定的范围，仇夷山大概也就在成纪境内，所以，也有说伏羲在成纪出生。 那么，这个成纪在什么地方呢？据汉代以来的文人考证，这里所记载的“成纪”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秦安县、静宁县、庄浪县附近，古称成纪。比如： 《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郡有成纪县。” 郦道元《水经注：渭水》云：“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城东，帝太皋庖牺所生之处也，汉以属天水郡。” 《帝王世纪》云：“伏羲生于成纪，汉置县。” 那么，文献中记载的“仇夷山”在哪里呢？据考证，这个“仇夷山”就是现在仇池山，地在甘肃西和县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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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伏羲女娲的故事流传时间过于久远，难以确定年代，所以，司马迁在编写《史记》纪年的时候，并没有把伏羲女娲放进去。真正作为纪年开始的还是炎黄二帝。 在上古历史中，黄帝的出生地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两千多年来，黄帝的出生地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目前流行的观点大致有五个说法： 一是陕西宝鸡。根据是《国语·晋语》载“黄帝以姬水成”，而姬水，不少学者考证在宝鸡，姬水即岐山县的岐水。 二是甘肃天水。根据是《水经·渭水注》载“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其清水县有“轩辕谷”、“轩辕窑”等遗迹。 三是陕西黄陵。根据是《列仙传》载黄帝卒，“还葬桥山”，“还葬”有叶落归根之意。而桥山，在今陕西黄陵县。 四是河南新郑。根据是《拾遗记》载“轩辕出自有熊之国”，《帝王世纪》言“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五是山东济宁的曲阜。根据是《帝王世纪》载“黄帝生于寿丘”，《史记正义》称“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 炎黄二帝，虽然一直以来都没个确切地点，但学界考证的范围都围绕在黄河流域，基本上没考虑过别的地方。而到了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则更是不遗余力地在北方寻找。 《通典》记载：“尧旧都在蒲”。 《水经注》记载：“雷首，俗亦谓之尧山，山上有故城，又曰尧城”。 《阚骃十三州记》记载：“蒲阪，尧都。盖尧帝亦都此，后迁平阳。” 考古界认为尧都就是山西的考古遗址--陶寺。而在山西临汾市则修建了一所尧帝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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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舜帝，文献记载是这样的： 《离娄下 》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范县在东夷、冀州和中原的交界地带）。” 虽然这样说，但学界对舜帝的出生地、治都以及葬地颇有争议，我这里贴一些网上的资料上来： 出生地： 争论一：姚墟--相传为舜出生地，据唐《括地志》记载的方位故址在今万里母亲河黄河北岸的河南濮阳范县濮城镇东南。另一说法在余姚，一说在今山东菏泽鄄城县北，还有说法在浙江上虞。 争论二：诸冯--一说为山东诸城，据《炎黄氏族文化考》、《孟子·离娄》、明《职方地图》、清乾隆《诸城县志·古迹考》、《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中国史稿》（郭沫若著）、《中国历代帝王录》（杨剑宇著）皆言诸城诸冯乃舜生地。二说为山西临汾，据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山西三·平阳府》：“又 诸冯山 ，在县东北四十里，《孟子》云：舜生诸冯 ，盖即此。” [12] 现存舜庙，1974年毁于洪水，后西迁至现潍河西岸。 治都 争论一：舜都蒲坂--即山西平阳 唐代李泰《括地志·蒲州·河东县》：河东县南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井及二妃坛。 《宋永初历山记》亦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说：“舜都蒲坂，今山西平阳府蒲州（今山西永济蒲州）。” 据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引皇甫谧所说；“舜所营都，或云蒲坂。”蒲坂在唐代是河东县，即今山西永济县。 争论二：舜都潘城--即河北涿鹿 《水经注》曰：“漯水经潘县故城，或云舜所都也。”《括地志》云：“舜都在怀戎县，县北三里有舜庙，外城有舜井。”《史记》也曰：“舜，冀州人，居妫汭。” 陵墓： 1、湖南省永州市舜帝陵。 2、山西运城舜帝陵 3、浙江上虞舜帝庙 帝尧的出生地和治都已经出现了好几个不同的说法，而舜帝的出生地则也出现了多个不同地点。比较有意思的是，舜帝的葬地开始出现了南方的说法。其中湖南永州九嶷山的舜帝陵是根据《山海经》上的说法来的，这个说法司马迁曾经还去实地进行考察，经考察之后才做定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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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禹的出生地，则相对比较稳定，那就是四川省北川县。之所以认为是北川县，最早西汉时的扬雄，便称大禹是汶山郡虏柔县人，生于石纽。后来，晋代的常璩在其著作《华阳国志》中更清楚的指出，大禹出生在汶山郡虏柔石纽的刳儿坪。然后，在经过历代的修饰，大禹出生于北川县的说法几乎已经成定局了。尽管还有其他若干说法，但都无法动摇大禹出生于北川县的地位。 大禹之后，就是夏朝了。关于夏朝的地理方位，目前学界的说法也都在黄河两边寻找。夏朝的都城有好几个，不过前期为斟鄩。尽管无法确定斟鄩具体在哪里，但目前考古界把斟鄩的地点锁定在洛阳盆地故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处的二里头遗址。 以上，差不多就是从伏羲到夏朝时期，华夏先人的出生、治都以及墓葬地的分布地点。实际上，还有更多的说法和更多的资料，这里只是列举一个大概用来说事罢了。看完上面这些资料，很多人对华夏文明起源可能有一个基本印象，那就是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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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原因有两个。 1、地名是可以复制和迁移的，不能作为考证唯一的依据。 很多人在考证上古史的时候，总是喜欢借助某个现在的地名中跟古文献记载的上古地名有相同或者相近的字就被认为是同一个地名，这种看法的是错误的。因为地名是可以随时命名和随时废除，同时，地名还可以随着人群的迁移而迁移。同一个地名，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命名。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全国从南到北有数不清的“凤凰山”，光是百度百科上就列举有这么多： 广东省深圳市凤凰山、广西南宁市凤凰山、云南省昆明市凤凰山、河南省孟津县凤凰山、江苏省连云港市凤凰山、安徽省萧县凤凰山、湖南省长沙市凤凰山、陕西省岐山县凤凰山、辽宁省凤城市凤凰山、南京市江宁区凤凰山、浙江省乐清市凤凰山、河北省昌黎县凤凰山、湖南省湘西州凤凰山、辽宁省朝阳市凤凰山、山东省济宁市凤凰山、福建省平潭县凤凰山、福建省建瓯市凤凰山、甘肃省天水市凤凰山、山西省定襄县凤凰山、湖北省荆州市凤凰山、上海市青浦区凤凰山、江西省宜黄县凤凰山、浙江省杭州市凤凰山、上海市松江区凤凰山、湖北省麻城市凤凰山、陕西省延安市凤凰山、陕西省安康市凤凰山、山东省烟台市凤凰山、河南省济源市凤凰山、安徽省黄山市凤凰山、贵州省遵义市凤凰山、湖北省武汉市凤凰山、香港特别行政区凤凰山、福建省闽清县凤凰山、福建省莆田市凤凰山、湖南省桃江县凤凰山、青海省西宁市凤凰山、贵州省六盘水市凤凰山、四川省达州市凤凰山、浙江省绍兴市凤凰山、安徽省铜陵市凤凰山、山东省沂源县凤凰山、广东省珠海市凤凰山、河北省宣化县凤凰山、山东省微山县凤凰山、甘肃省陇南市凤凰山、山东省肥城市凤凰山、广西河池市凤凰山、湖北省丹江口市凤凰山、山东省济南市凤凰山、山西省太谷县凤凰山、河北省唐山市凤凰山、四川省乐至县凤凰山、陕西省商洛市凤凰山、四川省广元市凤凰山、江苏省张家港市凤凰山、重庆市秀山县凤凰山、黑龙江省五常市凤凰山、四川省成都市凤凰山、河南省安阳市凤凰山、四川省蓬安县凤凰山、山东省青岛市凤凰山、山东省宁阳县凤凰山、辽宁省凤城市凤凰山、四川省西充县凤凰山、江苏省苏州市凤凰山、广东省潮州市凤凰山、云南省南涧县凤凰山、河南省新乡市凤凰山、济南市市中区凤凰山、吉林省舒兰市凤凰山、江苏省睢宁县凤凰山、广东省广州市凤凰山。 还有笔架山： 辽宁省锦州市笔架山、山东省邹城市笔架山、广东省深圳市笔架山、湖南省益阳市笔架山、湖北省罗田县笔架山、广东省高州市笔架山、广东省清远市笔架山、湖北省蕲春县笔架山、江西省金溪县笔架山、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笔架山、四川省泸州市笔架山、安徽省铜陵市笔架山、辽宁省锦州市笔架山、福建省龙岩市笔架山、湖南省岳阳县笔架山、广东省河源市笔架山、北京市门头沟区笔架山、黑龙江省海林市笔架山、四川省宣汉县笔架山、浙江省苍南县笔架山、广东省潮州市笔架山、浙江省安吉县笔架山、湖南省石门县笔架山、福建省泉州市笔架山、陕西省清涧县笔架山、青海省海东市笔架山、福建省莆田市笔架山、安徽省芜湖市笔架山、重庆市万州区笔架山、云南省玉溪市笔架山、四川省松潘县笔架山、贵州省榕江县笔架山、香港九龙笔架山、河南省巩义市笔架山、安徽泾县笔架山。 这些还只是已经搜集到的比较出名的山名，还有那些没上名单的就不说了。同样这种情况，在《山海经》中也一样有，比如《山海经》中就多个地点多次出现“赤水”，看来也是一个地名多地使用。不但这些，其他文献记载的比如“历山”、“雷泽”之类的地名也是全国多处都有。所以来说，像上面那些汉唐时期的人将当时黄河流域的跟上古文献中记载的名称相同或相近的地名作为上古地名的依据是不存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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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这种做法没有依据，但耍流氓是大有人在。举个简单例子吧。比如舜帝葬在湖南永州九嶷山，这是《山海经》上记载的事。同时，相关的还有大量的其他史料可佐证。不单是有丰富的史料可证。同时，司马迁也去实地进行了考察，在湖南地区，尤其是湘西南地区，包括珠江流域的广西、广东有大量的舜帝的传说，而且还有大量的以舜帝命名的地名，这个总应该没有问题了吧。但偏偏总有人耍流氓，其中山西运城市就这样。在山西运城市区以北10公里的地方，有个小地名叫鸣条岗。于是，山西历史界的人就翻出孟子的一则记载： 《孟子·离娄下》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根据这则记载，既然舜帝卒于鸣条，运城有个鸣条岗，那舜帝就应该葬在山西运城，然后就无中生有地修建了一座舜帝陵。实际上，真实情况是，全国叫“鸣条”的地名有多处。而运城市这个“鸣条岗”的地名也来历不明。 舜帝葬于湖南永州九嶷山，这已经是确证无疑的事了。但山西运城市却非要耍流氓，硬是无中生有说舜帝葬在他们那里。要按照这种流氓借口，改天日本的大阪市也可以考虑修建一个“阪泉之战纪念碑”，用来纪念当年黄帝蚩尤在阪泉大战这个历史事件。韩国的釜山也可以考虑参照《史记》中记载的“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把黄帝移到韩国去。光是这两个地名的契合度，也远比山西的“鸣条岗”有力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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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鲜有千年不易的地名，尤其是战争频繁的地区。 记得几年前有个网友在网上发了一个观点，他说三千多年来，邯郸是唯一没有改名的城市。这个说法当然有点偏颇。事实上，两千多年来，没有改名的城市还是有不少，比如咸阳、洛阳、成都等城市名。但屈指数来，这些两三千年从未改地名的城市其实也不是很多。因为地名是极容易改变的事，只要那个掌权者一高兴，地名就改了。即便有些地名改了，然后又改回来，这已经说明了地名的不稳固性。所以，拿这个作为证据是不可靠的。比如上面那个山西运城市所谓的“鸣条岗”的地名，是否是后来命名，就不得而知了。但很明显，这个地名跟舜帝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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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在黄河流域的“上古地名”都是汉唐以来的第二次注解。 我们看到许多典籍上有人对上古地名做注解，说上古某某地名在哪个省哪个县之类。比如： 后羿本国在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故锄城在滑州卫城县东十里。”即今滑县东十五里之锄城。 《史记正义·夏本纪》引臣瓒汉书音义：“斟寻在河南。” 《左传》（昭二十三年）：“郊、寻溃”，杜注：“巩县西南有在名鄩中。” 《史记正义·张仪列传》引《括地志》：“巩县西南五十八里故鄩城。” 代夏为王，又为其臣寒浞所灭。寒国名，本在东方。杜预《国史大纲》云：“北海平寿县东有寒亭。”今山东潍县东北五十里。 灌临河津，故亦曰“灌津”。为斟姓之墟，故曰“斟观”。在今山东曹县西故观城。即春秋卫地。其时夏都盖自斟寻东北退至斟灌。 而夏后相之子少康出奔有虞，在河南。《左传》杜注：“梁国有虞县。” 夏臣伯靡自有鬲氏。《水经注》：“大河渎西流经西平原鬲县故城西。” 《地理志》曰：“鬲津，故有穷氏后羿国。” 杀寒浞。而少康自纶。《汉书续志》：“梁国虞有纶城，少康邑。”在今归德。 帝喾居地毫。《史记·五帝本纪》集引《皇览》：“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毫野中。”与汤居之毫，《汉书·地理志》臣瓒注：“山阳郡薄县，汤所都。” 郑玄云：“契封商，在太华之阳。”即战之商于地，今陕西商县。 亶甲城在安阳县西北五里洹水南岸。《帝王世纪》。又《吕览音初篇》：“殷整甲徒宅西河。”此西河在卫地，整甲即亶甲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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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上古地名的指认无一例外都是汉唐以来的文人所做的注解。在上古历史都未得到完全证实的情况下，他们对这些地名所做的注解可信度实在是有限。实际上，经过秦火之后，到汉朝留下来的文献就相当有限了。很多文献典籍被秦始皇一把火给烧掉了，使得后来的人对上古的历史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面临这种窘境。实际上，别说汉朝，即便是先秦时期，上古的历史也早就混乱不堪了。我这篇文章就是考证“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存在了。而经过我前面的考证，这份年表其实根本就是残损的三份年表拼凑起来的。这个研究结果说明一点：在先秦时期，中国上古历史就已经乱了，当时的人根本不知道上古史的真实情况。 话说回来，既然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不知道上古历史的真实情况。那么，后来的汉唐时期的人又怎么可能知道上古的历史呢？他们当然不知道。既然不知道上古的历史，那又如何来证明他们注解的这些地名是正确的呢？ 所以，在面对汉朝以来大量的上古地名注解这个问题时，我是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些注解的地名全部都不可信，因为都是属于道听途说或者自己脑补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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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古文献记载的可确证地名几乎都在湖南 既然汉朝以来注解的地名不可信，那么究竟有没可信且可供定位的地名呢？答案当然是有的，那就是文献的原文。文献原文所传达的信息远比后人重新作出的注解要可靠得多，这也是我们应该首先考虑的地方。 那么，文献原文所透露的信息究竟是哪些呢？ 1、伏羲女娲 我们先从伏羲女娲的信息说起吧。上面所引用的相关信息中有这些： 《遁甲开山图》曰：“仇夷山四面绝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 罗泌《路史》：“伏羲生于仇夷，长于成起（纪）。” 这两条信息说了一个地名：仇夷山。关于这个地名，之前有人考证说是甘肃西和县的仇池山。 我在这里很负责地告诉大家，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这两条史料上所说的“仇夷山”根本就不在甘肃，它的真实地点就是湖南永州的九嶷山。 仇夷山--九嶷山 九嶷山--仇夷山 仇夷山，九嶷山，这根本就是同一个地名，读音都是一样一样的，只不过抄写的时候，使用了同音字代替而已，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称之为“通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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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炎黄二帝 说完“仇夷山”，我们再来说炎黄二帝吧。 先说炎帝吧，炎帝的地望是有明确记载的： 《古今通系》编帝承以下，及于帝里，凡七世。 炎帝承 帝即位于长沙，六十年，帝崩，葬于茶乡之尾。 炎帝临魁 帝即位于长沙，八十年，帝崩，葬于茶乡之尾。 炎帝明 帝即位于长沙，四十有九年，帝崩，葬于茶陵之尾。 炎帝直 帝即位于长沙，四十有五年，帝崩，葬于茶乡之尾。 炎帝来 帝即位于长沙，四十有八年，帝崩，葬于茶乡之尾。 炎帝里 帝即位于长沙，四十有三年，帝崩，葬于茶乡之尾。 --《湖南阳秋·衡湘稽古卷一》p417 《衡湘传闻》曰：炎帝都长沙，凡七世，城在湘阴之滨，盖榆罔徙都空桑，一世而亡，衡湘弗传之耳。 这里关于炎帝的地望记载，不但有地名记载，而且还有谱系，这个是没问题的。炎帝一直在长沙，长沙还有个名，叫做“星城”。为什么叫“星城”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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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人张谓《长沙风土碑记》云：“天文长沙一星，在轸四星之侧。上为辰象，下为郡县。”所谓“下为郡县”，就是指的长沙城。 《史记·天官书》云：“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 《明史·天文志》也说：“长沙小星，下应长沙。” 天上有长沙星，地上有长沙城，这就是天上对应地下，以天象地。更有一条记载中有“湘阴”这个地名。湘阴县，在长沙北。 关于炎黄二帝，最权威的记载莫过于这条记载： 《国语o晋语》：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炎黄二帝的姬水、姜水在哪里呢？两千多年来，学界一直找不到在哪里，我这里就来给大家解答疑惑。 还是上面的地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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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楚了，《国语》中记载的“姬水”就是图中标注的“伊水”。我估计很多人会瞬间懵逼：伊水怎么就一不小心变成了“姬水”了？ 说到这个，又得涉及到发音问题了。还是前面相同的方法，在文字的读音上，有很多的声母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其中声母 y 和 j 就有这种情况。我估计着大概甲乙两地，甲地某个字声母发声 y，而同一个字，乙地的声母则发音 j。比如这条河，甲地读作“伊水”，乙地的人则读作“姬水”。要说到证据，我当然还是有的，比如 Jun：军 Yun 晕、恽、郓、運、腪 Jun：均、呁、袀、蚐 Yun：匀、韵、昀、荺 Jun：君、郡、珺、莙 Yun：涒、頵、?、? 我这里也只是随便举个例子，这种情况很多，英文中也有，比如 Jesus--耶稣 Jericho--耶利哥 Mojito--莫伊托 所以，这里的“伊水”就是《国语》中所说的“姬水”。 至于“姜水”，就是湖南省内最大的河流--湘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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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同样的方法，之所以会出现声母转换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相互转换的声母发声时，口型是差不多的，只是一个出气细节的不同造成了发声的不同。这个“姜水”、“湘水”也属于这种情况。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字的读音： Jiang--姜 Xiang--湘 不同的是 ji、xi 两个两个读音。在我们读小学一年级学习拼音的时候，有好几组读音是同一口型发音的，其中这一组就是： Ji qi xi Ji 跟 qi 是浊辅音和清辅音的区别 而ji、qi跟xi则是出气的时候有阻力和无阻力。 所以，ji 也可以转换成xi，xi也可以转换成ji。加上前面的Y、J转换，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规律： 甲地读作Xiang--湘水， 乙地就读作Yang--羊水、漾水， 丙地则读作Jiang--姜水， 丁地读作Qiang--羌水。 所以，湘水=姜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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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上面这张图和那几条不同发音的水，大家想到什么吗？我倒是想起这么一条史料： 《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云：“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 史书记载，蚩尤可是姜姓。按照上面《国语》记载，既然蚩尤姜姓，那应该成长于姜水边，这里又怎么“出自羊水”呢？对照我上面的发音转换表，“姜姓”的读音应该出自丙地，而“羊水”的读音应该出自乙地了。这是两个不同方言的发音。 进一步追究的话，大家还记得黄帝蚩尤之战吗？蚩尤战败之后，有刑天跟帝战 《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 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被帝杀于“常羊之山”。嗯，这个“常羊之山”就在湘江边。而另外，还有史书记载，神农氏也出生于“常羊之山”。所以，关注湖南，关注湘江，上古真相就在眼前。 其实不但可以通过这些推理来证明黄帝出生在湖南，而且还有史料明文记载黄帝在湖南活动的证据： 《庄子·天运》：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 《抱朴子》：黄帝过洞庭从容成子受自然之经。 《徐灵期南岳记》：黄帝受戒于衡山金简峰，禹王致斋，梦苍水使者南方帝群授金简玉书因而记之。 这里可是有明文记载黄帝在洞庭湖活动，洞庭湖的地理位置，一直以来都没变。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一大淡水湖，有人即便想把这个地名搬到北方去，北方也没有相应的大湖来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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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文献还有更铁的证据证明黄帝出生在湖南： 《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河图稽命征》：“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耀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轩辕于青丘。” 这个“青丘”就是《山海经·南山经》中所载的“青丘之山”了。青丘之山，一则在“南山经”中，已经属于南方了。二则跟“长沙星”一样的情况，天上也有“青丘星”，在南方朱雀翼宿中： 长沙星在轸宿，青丘星在翼宿。轸宿，翼宿对应湖南、江西地理位置。所以长沙在湖南，那你们说青丘星对应地上哪里，青丘在哪里呢？大家回头去看图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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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尧舜禹 说完了炎黄二帝，接下来是尧舜禹，舜帝前面说了，这里就先说一下尧帝吧。 据考古界的推测，陶寺遗址应该是尧帝的地盘，所以尧帝在北方没错。但很遗憾的是，《山海经》上很清楚地记载尧帝的葬地： 又东南一百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铁 又东南一百八十里，曰暴山 又东南二百里，曰即公之山 又东南一百五十里，曰尧山 …… 凡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尧山、阳帝之山皆冢也。 --《山海经·中山经》 尧帝埋在洞庭南边几百里的地方，这个很明确了。而经我的仔细考证，尧山就在湖南省攸县境内。 至于大禹的出生地，这么多年来，学界一直认为大禹出生在四川省北川县，他们是依据西汉扬雄的记载来认定的。我这里先不说四川情况如何，光是说大禹的父亲--鲧的资料就非常搞笑了。史料记载，鲧的封地是崇山，他的妻子是在崇山怀孕的：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 目前学界又认定，这个崇山在湖南省张家界市西南处。这里，搞笑的事情就来了，鲧的妻子在张家界怀了大禹，然后跑到四川的北川县一处山洞生下了禹。在这里，我很想问一句：禹的老妈有神经病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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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实在懒得说，历史是一个系统，扭曲、伪造的历史必然会产生多重矛盾。就像这个大禹出生地在四川的北川县，而他老妈怀他的地方却在张家界的“崇山”。学界到底是表演相声还是来搞学术研究的，这么离谱的事居然也能顺理成章地存在？ 其实吧，所谓“崇山”在张家界也是胡扯，关于这个“砥山”，也就是“崇山”真正的地点在哪里，我在本文第六节已经做了详细考证，考证的结果就是这个“砥山”就是现在湖南省长沙市东边浏阳市境内的连云山： 这张图看起来才和谐，无论是伏羲女娲，还是炎黄二帝，亦或是尧舜禹，还是夏朝，都生活在这片区域，古文献也留下了不少记载。我们目前从古文献找的资料所描述的上古时代基本上都是围绕这片区域生活的。这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既然先人在这里生活，留下了文字记载的证据，那么其后代自然也跟着在这里生活。这种记载的历史才符合我们的常识，也符合我们所认知的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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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你们看目前学界所描绘出来的上古世界是个啥鸟样： 这里主要是各位上古帝王的出生地，其中尧帝的出生地还在继续争论当中，没有哪家力压群雄，所以这里就学界认定帝尧的统治地陶寺遗址代替吧。从这张图中，你不得不感叹学界的专家脑洞大开的想象力和各省纷争后的政治协调能力。敢情上古帝王是从全国各地派来的使者，每个地区轮流统治一波，然后就让给其他地区来的人。我这里还不说鲧的封地离大禹的出生地那么远的问题如何解决。我更为感叹的是，这些上古帝王还真是屌丝逆袭、勤劳致富的楷模，他们的出生地和发家致富地都完美地避开了中华大地上最为富饶肥沃，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带--华北平原、江淮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他们专挑那些行走不便，人口稀少，鸟不拉屎的山区出生，然后一不小心就莫名其妙成了帝王。然后他们带领他们的手下专挑在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的山区或丘陵地带建都，奋斗。他们拥有全国性的视野，能够面对来自全国的各地精英进行政治竞争，上位者拥有统治全国的权力，但却硬是对那些水草丰茂、水源丰富的湖区、平原地带视而不见，敬而远之。作为一个拥有着栽培种植农作物传统的民族，这些祖先硬是非要在不利于种植的山区、丘陵地带生活。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教科书上所写的这些先人都有智障，他们全都患有间接性精神分裂症，并且对有利的自然环境具有先天性选择失明症，他们具有优良的吃苦耐劳精神的同时却又属于重度偏执狂。他们拒绝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便利条件，拒绝一切有利于生活方便的便利环境，有利于交往方便的便利地形，他们更愿意在更为困苦、艰难、缺衣少食的环境中生活。综上所述，我认为他们都具有所有智障、弱智、低能的一切症状，要不然，也不会有如此显著的脑残行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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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夏朝 接下来就是夏朝的地望了。 自徐旭生先生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指认为夏朝都城以来，学术界一直把二里头遗址当作夏朝早期的都城斟鄩。尽管并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是夏朝都城，尽管这个遗址其实只是个陵墓遗址，也就是埋死人的地方，但这却也影响不了一代代的考古人将这个墓葬遗址当作夏朝都城来研究。 各位看清楚了，图中标注得很清楚，上面清清楚楚在中心地带写着“宫城”，然后在这个“宫城”的区域竟然挖到几具骨骸。看标识的说明就知道，图中那几个青色的色块就是。它们稳稳地位于划定的“宫城”的区域内。然后在“宫城”的周围也挖到了一些骨骸。 这个问题我在二里头的官方抖音号里曾经说过，我再三说明，二里头遗址是个墓葬遗址，不是个都城，更不是都城的皇宫。当然，无论我怎么说，也无法动摇二里头抖音号继续宣传二里头遗址是最早的宫殿云云。这是一件很搞笑的事，皇宫是什么地方？是一个国家最高首领办公、睡觉、吃饭的地方。你们谁见过在皇宫中心位置埋上一具具的死尸的？是上古时代大量修建商品房，导致土地占用过多，使得皇家找不到墓地安葬，所以只有把先人葬在自己办公、睡觉、吃饭的地方？这样，他们每天临幸后宫的时候，还可以喊一句口号：祖先与我同在，荣光泽被大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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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界很有意思，但凡挖到一个遗址，就非要把这个遗址说成方圆十里之内的都城，我很理解挖出一个普通遗址跟挖出一个都城的价值是不同的，考古队所获得的名声和利益也是不同的。但即便你做梦都想把遗址打扮成都城，也不要太过离谱，把一个埋死人的墓葬地说成是都城就不好了。 把墓葬地说成是都城也不止这一个，比如殷墟也是。从殷墟里不是挖出了符号的骨骸吗？这具骨骸就充分说明了殷墟是个王陵，并不是什么都城。还有所谓的西周丰镐遗址也是，遗址也是出土了重要的骨骸，也同样被说成是都城。我不知道考古界开的都是什么脑洞，想都城都想疯了。挖到一个遗址，都不管这遍地的死人骨骸，张嘴就来这是都城。当初在抖音跟人辩论的时候，我要别人举例来反驳的例子，对方就举了殷墟和丰镐遗址来反驳我。听到他们的举例，我当场就笑喷了：你拿殷墟和丰镐来证明二里头，这不是用一个腐败事件来证明另一个腐败事件合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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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死尸的地方显然不适合做宫殿，所以，二里头遗址自然也不可能是夏朝都城。那么，夏朝都城在哪里呢？我前面第六节就标识得很清楚了：目前发现的有三个地方是夏朝都城：长沙、湘阴、岳阳。那么，这又有什么史料可证呢？史料还是有的，比如： 《名义考》：三苗建国在长沙，而所治则江南，荆、扬也。 《战国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三苗之治所即是夏朝都城，这就是夏朝建都在湖南的史料证据。 看到这些，我估计所有人都会不屑一顾：三苗是三苗，夏朝是夏朝，大禹还曾经镇压过三苗呢，难道他自己对付自己不成？大禹镇压过三苗没错，不过文献上记载的赤水有多处，这凤凰山、笔架山也有多处，三苗非彼三苗，谁告诉你大禹镇压的三苗就一定这两条史料所说的三苗？ 我在这里很郑重地告诉大家，史书上记载的“三苗”就是夏朝皇族，三苗的首领就是夏朝帝王。我这里再给大家复制一点资料上来： 《汲冢纪年》曰：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通监外纪》卷一注 《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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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一段资料为例，看我逐字逐句来剖析这段话的含义都说的什么： 三苗将亡：三苗将要亡国。 天雨血：雨，下雨，动词。血，通假字，通“雪”。天上飘起了雪花。 夏有冰：夏天下冰块。夏天居然下起了冰块。 地坼及泉：坼，开坼，开裂。泉：黄泉，形容很深的地下。大地开裂，裂口深到黄泉了。 青龙生于庙：龙，蛇。庙，庙堂，这里指房梁。一条条蛇都爬到房梁上去了 日夜出：日，太阳。夜出，晚上出现。太阳晚上都出来了。 昼日不出：昼，白天。日，太阳。白天，厚厚的云层把太阳遮住了。 原文：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 翻译：三苗快要亡国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雪，夏天出现了冰块。大地开裂深及黄泉。蛇都爬到房梁上去。太阳晚上出来，白天被厚厚的云层遮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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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这里要写作“三苗”呢？这个主要是看记录者的角度。不同的角度，同一个人的身份也是不同的。像前面例举你从你侄女和外甥女的角度来看，你就有叔叔和舅舅的不同称呼。如果我们再增加角度的话，那称呼就更多了。比如： 爷爷、奶奶：孙子 父亲、母亲：儿子 子女：父亲 兄、姐：弟弟 弟、妹：哥哥 表侄：表叔 …… 这还只是列举一部分，实际上，人在社会中还有更多的称呼和标签。那么，“三苗”这个称呼是指哪方面呢？从目前所存的史料进行分析，我觉得这个“三苗”所采用的角度大概应该是从族群方面来称呼的。这个角度跟别的称呼是不同的，记录那段历史的人不止一个。你可以从甲角度来称呼，那么别人自然也可以从乙角度来记录。那种要求所有资料都只能采用统一称呼的做法无疑是犯了僵化思想的教条主义错误。他们把历史看成一个静止的世界，好像我们之前的历史都是按照他们脑海里设定的程序按部就班发生。但凡有一个地方不符合他们的设想，他们想的不是去解决资料中所出现的矛盾，首先想到的是不能去改动，哪怕是轻微触动这个系统。至于出现的矛盾，他们再另外编造一个逻辑圈，将这个逻辑圈和资料代入这个系统，让系统再生成一个自洽的逻辑说法。于是，在不影响原有系统的情况下，矛盾就这样完美地解决了。当然，这个自洽的逻辑说法是不是历史真相，他们从来不关心的。 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关心呢？很简单，一旦触动这个系统，势必会影响到整个学界其他人的学术成果。如果修改了系统，而且这种修改是正确的话，那么，将会有一大批人的论文变成废纸，其研究成果变成笑话。这是在打人脸，后果很严重。而同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坏了人家的好事，以后在这个圈子里也难以混下去了。所以，在原有系统中代入一个逻辑圈，并没有修改原来的系统。既不影响别人的学术成果，自己又可以新增加一个成果，歌照唱，舞照跳，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们听学界大佬讲掐架的事时，总会听到这么一句话：只要你的观点能自圆其说，那你就继续。大家看清楚了，他们讲究的个人的观点能够自圆其说。这简直是自欺欺人，一个背离历史真相的观点怎么可能做到自圆其说？只是大家彼此不说破罢了。看看我上面图十四那张“上古帝王出生地、活动中心图”就不难看出，如此荒诞，违背常识的现象竟然在学界大行其道。我不说别的，按照学界对鲧的封地崇山在张家界，大禹出生在北川县这两个说法进行常识上的推理。大禹的老妈，也就是鲧的老婆在张家界怀了禹。既然鲧的家在张家界，那么作为怀孕的妻子也应该就一直住在张家界等孩子出生才对。她怎么就在怀孕的情况下，如何穿越重重险阻跑到北川县一个山洞里生下了禹？她是怎么去的？是坐高铁还是顺丰包邮过去的？像这种明显的漏洞是这种荒唐观点的致命伤，但迄今为止，学界只顾着割裂两个不同的说法，从来没人尝试去解决这个明显的漏洞。各位扪心自问，他们说的能是历史真相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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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动态的，也是古人的日常生活。既然是日常生活，我们研究的历史自然要按照生活的规则来，绝对不能违背生活的基本原则。从生活的原则来看，既然张三可以记录历史，那么李四也同样可以记录历史。你张三可以写作“夏”，李四为什么不能写成“三苗”呢？你们谁又有证据证明“三苗”不是“夏”呢？ 从生活的角度研究历史。 从常识的角度研究历史。 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历史。 不能从脑残的角度研究历史！ “三苗”，也就史料中记载的三苗，就是对夏朝嫡系族群的称呼。或者也可以说是夏朝皇族的称呼，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史料中提到大禹镇压三苗的事，那是另外一桩历史事件，是夏朝皇族中的某些野心家发动叛乱，妄图夺取政权，最后让大禹给镇压下去。历史那么长的时间，发生了那么多事，仅仅因为记载的名称相同，就把这些记载的多个历史事件当作一件事来处理，可见目前的历史研究已经僵尸化到什么程度了。 关于镇压三苗这件事，我以后会著专文来披露其中的细节。不要怀疑，不是夏朝皇族血统，史书是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着笔记录。没一定的地位，史官怎么写在史书上？你以为史书是路人甲乙丙丁都可以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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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段的主题来： 《名义考》：三苗建国在长沙，而所治则江南，荆、扬也。 《战国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通过“三苗亡国”和“夏桀亡国”记录的场景对比，两种史料说的是同一件事。所以，三苗就是夏桀的族群，夏桀就是三苗的君主。通过《名义考》和《战国策》的记载，其文字很清楚地说明了三苗的地盘在湖南、江西。其都城在长沙。这个政权叫什么？ 这个政权，我们现在称之为--夏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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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段论证，我们从史料的原文中明确无误地得到一个信息：夏朝的地望在湖南。任何试图从黄河流域寻找夏朝的想法最好现在掐灭掉。将错误的想法掐灭在摇篮里，总比以后被人打脸好得多。 从上面列举的部分史料来看，上古文献中所记载的各种信息表明：包括像伏羲女娲、炎黄二帝、尧舜禹、夏朝等上古时代的信息都很清楚地显示上古文明就在湖南。这些信息都是文献的原文中所记录的，其可信度跟汉朝及以后的文人对古文献的注解根本不在同一档次。汉朝及以后的文人对古文献的地名注解就类似清朝文人给《山海经》画的插图一般，完全是另起炉灶编造出来的东西，跟原文并没有关系。他连二手货、三手货……都算不上，完全就是个赝品。而文献的原文则不同，他就是真品，货真价实的真品！ 而当今学界，对这些文献的原文上所显示上古地名在湖南的原版地理信息视而不见，却反过来虚构出一套跟文献相悖，不存在的地理系统。因为这套地理系统是虚构的，所以，为什么我前面所展示的那张上古帝王的出生地和生活地方呈现出各种奇异的现象。 说到这里，从伏羲到夏朝的地望基本上都说完了。实际上，这一节中我所列举的关于上古历史活动在湖南的史料没有全部展示出来，因为文章重点不在此，所以这里只是说个大概，详细的地方我会做专文讨论。上古历史，也就是我们所寻找的夏朝，其实就在湖南，一直在湖南。无论是各种文化痕迹，还是文献典籍记载，无一不说明了华夏文明的起源在湖南。虽然这个观点目前还不招人待见，但随着我一步步的研究，我所披露的真相会越来越多，证据也越来越过得硬，终究有一天，我的观点将会成为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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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仙女木事件"时期的夏朝 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聊过这么一件事。 我问他：我们是怎么知道历史上有个唐朝的？ 他呆呆地看着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于是，我代替他做了回答：我们之所以知道历史上有个唐朝，是因为史书上记载唐朝发生的事，我们通过史书了解历史上有个朝代叫唐朝。是不？ 他点了点头：嗯，是这样的。 然后我继续我的话题：现在我做个假设，假设我们所有的历史资料只有二十四史，没有其他任何资料来了解历史。现在我把唐朝那部分的史书烧掉。那么，唐朝是不是就从历史上"消失"了。或者这么说，历史上不存在有这么一个唐朝了。是不？ 他想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差不多是这样。 我又接着说：我们再进一步假设，假设从三国到明朝的史书都没了，只剩下汉朝和清朝的史书，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也只有这两个朝代。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有人把这两个朝代的史书编在一起，变成两个先后更替的朝代？ 他回答：确实有可能。 我：于是，中间那一千多年的历史就凭空消失了，等于从来没有过。 他：嗯咯。 接下来，我又问他：你说有没这么一种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所知道的夏商周其实是三段不同的史料拼凑起来的。而夏朝也不在四千多年前，而是在更早的几千乃至上万年前呢？ 他低头思考了一会儿：这个我不清楚，不过我差不多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比如夏朝在一万多年前，几千年后就是商朝、周朝……但中间那段时间怎么办？ 我双手一摊：中间就是一段黑暗史，没有任何史书记载，只能空在那里咯。 他静静地看着我，我继续说：就像最开始我问你的那样，我们了解的历史并不取决于它是否真实存在，而是取决于保存下来的史书。史书有记载，就有历史，没记载，就没有历史。如何记载，那历史就是如何。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全是从史书中看来的，所以，史书决定历史。 他若有所思点了点头，同意我的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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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其实事情已经很明朗了。从本文开始一直到现在，采用层层递进的方法分析，逐渐剥开历史的真相： 1、本文开篇就通过对上古历史事件"武王伐纣"和"商汤伐桀"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发现两个事件其实是同一件事。 2、再通过对这个事件的解构，发现夏商周三个政权并不是前后轮替的王朝，两两之间也不是谁推翻谁的关系。 3、再进一步分析发现，其实夏、商、西周这三个时期的记载有着惊人的雷同，通过对雷同的现象分析，其实这三部历史所记载的对象其实就是同一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夏朝。 上一节我引用了上古文献资料的原文论证了一件事，那就是上古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中心在湖南。因为原文献所展示的信息反复指向同一个地方--湖南。所以，湖南作为上古文化、政治、经济中心是没问题的。 而前面通过论证，也同样证明了史书所记载的各段历史没有必然的连接性，于是，历史出现了脱节。脱节的历史已然还是历史，但脱节的历史必然还是要给予他原来的时间定位。但这段脱节的历史应该是时间轴上的哪个点呢？这同样又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证的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将这些脱节的历史重新进行时间定位呢？这是个需要谨慎的问题，因为一个不小心，就会相差千里，与真相擦肩而过。我前面说过，在考古上，想要找到殷墟之前的文字是不可能了。所以，试图通过挖到文字来对夏朝进行定位是不可能的。破除这种幻想，坐下来寻找真正的解决方法才是正道。那么，这需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要对已知的条件进行筛选，然后利用已知条件制定方法。现在已知的条件有上古留下的文献，文献记载了相当多的信息。另外就是在考古学、地质学、气象学等各个领域当中有一些宝贵的科研数据和资料可供参考。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将现有的文献资料和科研数据进行比对，通过比对找到两种资料中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结果进行匹配。在匹配完毕之后，再用其他的资料对已匹配的结果进行校正，如果校正结果没有大问题的话，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定夺了。 首先，这篇文章一开篇就是讨论"武王伐纣"和"商汤伐桀"历史事件，通过对这个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确定在这起历史事件发生的同时，还发生了另外一起罕见的天文灾难，这个天文灾难就是"彗星撞地球"。像"彗星撞地球"这种超级天文灾难，即便是地球，其发生的次数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而在人类诞生文明这段历史一来，则更为罕见，罕见到只发生了一次。像这种重大的灾难最是让研究者喜爱，为什么呢？因为既然灾难重大，那么效果就会特别明显，既然发生的次数少，那么匹配出错的几率就大大减少。这也是我为什么逮着"彗星撞地球"来说事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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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查找的时间轴得从4000多年前开始，我们查找地质学、气象学、动植物学等领域对4000多年前的地球研究所得的资料。通过查找相关的资料，4000-6000多年前这段时间并没有相关的巨大的异常现象出现，基本上这段时间各领域的情况看起来比较平稳，所以，"彗星撞地球"不可能发生在这段时间内。再往前两三千年内，也没发现所需要的现象。而且，通过对9000-4000年前这段时间内的考古比较发现，中国的南北方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南方文化更为精细，奢靡，社会看起来较为富裕。而北方文化比较粗犷，武力更为强盛。同时，北方似乎出现了统一的政权，比如仰韶王朝。而南方则大概率呈分散的小政权状态。这种现象跟夏朝的都城在南方的条件不相匹配。所以，夏朝不可能存在这个时间段内。 既然夏朝不可能存在9000年前以内，那么，下一步就只有往万年前突进了。进入万年前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在气象学上，12000多年前，地球曾出现过一段极寒气候时期，持续时间大约1300年之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结合考古学、气象学、地质学等方面的资料，差不多可以整理出这么一个情况： 大约13000年前，北美的长毛象、剑齿虎、骆驼、树懒和美洲狮突然灭绝，此后，地球开始了一个长达约1300多年的极寒天气。知道11500多年前，气温才开始回升。在对这次事件研究过程中，一种植物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这种植物叫做"仙女木"。所以，科学界就把这次事件命名为"新仙女木事件"。之所以前面加个"新"是因为在更早的地质层也发现过两次同样的现象，分别命名为"老仙女木事件"和"中仙女木事件"。 （"新仙女木事件"的发生时间分别有13000年前、12900年前和12800年前三种说法，我这里为了方便起见，采用13000年前这个数字，述说起来比较方便。） 迄今为止，科学界对"新仙女木事件"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有的只是猜想。就目前而言，对"新仙女木事件"成因的猜想大致是一颗彗星飞向地球，在撞击前发生了爆炸，爆炸导致了北半球的气温骤降，使得地球在接下来的1300多年中处于"春寒期"，严重破坏了亚洲和欧洲的原始石器时代文明。 以上这些也都只是依据目前考古挖掘所得的信息所做的推测，并不是一种定论。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个"新仙女木事件"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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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仙女木事件"具体是个什么情况也难说，但按照目前学界所得的推论也不一定准确。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推测出来的结果，而非现场当时所记录的数据。不过，既然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自然值得关注。看看地质层之前的情况，再对比之后的情况，也就13000年前的"新仙女木事件"最为合适。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要知道，我根据夏朝文献的记载，把夏朝移到13000年前已经超出了目前历史界、考古界主流的观点。在这些学界的眼里看来，人类文明最早是5500年前的苏美尔文明，一万多年前人类是不存在文明的，更别说文字了。但本人可不理会这个，我只管进行特征匹配，匹配合适了再来进行校正，看是不是这回事。既然我都打破了现有的历史架构，那么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让我将夏朝放在13000年前。但即便是这样，也不可能太早。虽然我将人类文明提前了很多年，但也不能一味地放飞自我。研究历史，不能脱离事物发展规律。如果再往前几万年的话，那就属于开脑洞了。而时间往后的话，又找不到相应的重大地质事件可匹配。所以，看来看去，这13000年前的"新仙女木事件"是最为合适的。 1、"新仙女木事件"在时间上比较合适，它既不是太早，也没有太晚，跟人类文明起源的问题相比较，恰好处在这个关节点上。 2、"新仙女木事件"属于一次重大的天文地质灾难，属于两万年以内最严重的灾难。这种级别的灾难，也只有古文献上记载的"彗星撞地球"的灾害级别才符合。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新仙女木事件"应该就是古文献上记载的"彗星撞地球"。因为彗星撞击地球之后，它携带的大量冰雪融化，造成了文献上记载的上古大洪水。这场大洪水过后，就是大禹的治水。所以，从这个连接的情况来看，也是顺理成章的。 紧接着而言，是从考古上和人类分子学上证实了一件事，12000多年前，南方人大举北上，遍布了东亚和东北亚这块土地。就是说，现在的北方人，都是12000多年前从南方北上的。这是一次超级大迁徙。 纵观两万年以内来，科学界地质学、气象学等领域遇到的重大灾难中，没有哪场灾难的严重程度能跟"新仙女木事件"相提并论的。而史料记载的"彗星撞地球"所造成的伤害程度也同样只有唯一。所以，两两匹配是极为合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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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我：你这个匹配结果对不对暂时还无法证明，你是否用这种匹配法匹配过其他事物，有没出过错。我在这里老实回答：这种匹配法我经常用，也会有出错的时候。那么，那些质疑的人估计就会话说了：既然你有出错，那你如何证明你这次匹配的结果是正确的呢？ 我这里用很遗憾的口气回答各位：截至目前为止，我出错的几率是极小的，绝大部分都给校正过来了，因为我会代入校正系统。正因为我对匹配结果做出多方的校正，所以，这种出错的机会将无限接近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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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证据有限的情况下，匹配法是所有人在用的，不独我一个。比如目前史学界、考古界的主流就在乱用。比如上古史研究当中名声最大的“二里头遗址”、“陶寺遗址”、“殷墟遗址”、“石峁遗址”、“西水坡遗址”……直至最近突然冒出来的“双槐树遗址”。我这里先不说那个“西水坡遗址”和“双槐树遗址”两个穷逼遗址，这两个穷得叮当响的遗址，除了几个破陶罐之外，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陪葬品，整个来看，就是一穷鬼。这种穷鬼遗址竟然也被打扮成上古帝王的墓地，真是笑死人了。大家网上搜搜“凌家滩遗址”、“牛梁河遗址”，看看真正的上古帝王墓葬地是个啥样，看看那是什么气派。 我这里来聊聊“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吧。这两个遗址就是典型的匹配法跟上古史对接的。在没有任何文字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就敢说这两个遗址是尧都城夏、早期都城。考古队凭什么说这两个遗址是尧都城、夏都城呢？他们所有依据的条件仅仅只是从检测的年代来看，这两个遗址对应上古史中的尧和夏朝。而这两个遗址是黄河流域在那个时间段最为显赫，最具有都城气象的遗址。所以，这两个遗址就一定是尧都城和夏都城。你们看，这个匹配法是不是学界用得更早，也更为常用。所以，本人拒绝双标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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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人人都可以用，但用得对不对则是另外一回事。学界对这两个遗址的指认，是依据史料来指认的，但我上一个章节已经证明了史料记载的上古史发生地在湖南，根本没有发生在黄河流域。所以，首先对史料的分析上，学界就错了。 其次，《尚书》、《山海经》、《孟子》等文献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上古时代发生过大洪水，而且洪水淹了九年，然后大禹治理了十三年才平定。按照这个数据统计，上古大洪水至少淹了二十二年之久。但你们看地图，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这片区域像是大洪水能淹二十多年之久的地方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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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你们看看地图，这两个遗址中，陶寺遗址处于地势较高的太行山区，但凡有稍大一点的水量，都会顺太行山而下，流入黄河当中。你别说二十多年的水患，就算有大暴雨，也持续不了几天就全部流光了。这种地形，你如何将他跟《孟子》中记载的“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的情况联系起来？“水逆行”是什么意思？就是水往上涨。你看看太行山陶寺遗址那个地方，像是水往上涨的地区吗？ 至于二里头遗址就更有意思了。从地图上来看，二里头遗址，其所在地区包括广大东边的华北平原，是一坦平洋的平原地区。这个地方，你要说发一下水灾倒是事实，但你要说这水能淹上二十多年的话，你是打算造一个超级大玻璃缸，将大洪水装在这个地方，不让它流入东海吗？我这里还不提上面说的二里头遗址是个墓葬遗址，不是都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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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做校对系统，那就是当你研究的结果符合证据种的一项条件时，在有大量证据的面前，你还需要代入其他不同的条件来对你的研究结论做一个立体检测。只有你所有的检测条件过关，那才算正确，要不然，其结果就是错误的。 在进行系统校正方面，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无疑是摒弃了所有与之不利的证据，单独用偏见性的方式采用一个刻意错误解读的的证据进行指认。然后对外界宣布自己找到了上古史中的尧都城和夏都城。他们无视其挖掘的遗址与其他史料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更无视无确切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单方面认定为尧都城和夏都城。 从上面对陶寺、二里头两个遗址的分析当中，大家应该知道了多种资料立体校正的重要性。如果仅只选取某个史料任意发挥的话，我们华夏上古史完全可以搬到日本大阪和韩国釜山去。所以，论证一个问题，必须要对研究结论进行校正，不单是一两件证物的校正，更是系统性的全方面校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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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对我上面所说的“新仙女木事件”跟古文献记载的“彗星撞地球”事件进行系统校正呢？这就需要用到许多文献和其他领域的科学成果了。有了这些校正物件，即便想错都错不了。首先，我可以用“大禹治水”来进行校正。 具体关于大禹治水的问题，远不是这篇文章可以介绍完毕的，这个题目之宏大，需要另起一篇文章来看，前后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治水前的基础条件。大禹治水能被史册记录下来世世代代传颂，当然具有不寻常之处。治水是一项宏伟的工程，自然有一定的技术含量，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可以治水，不是随便哪个人光膀子上就行了的。所以，还得介绍大禹在治水前干过哪些跟治水有关的工作。之前的这些工作也是属于超级工程，跟治水相比毫不逊色，是值得千秋万代传颂的功德。可惜这件事基本已被掩埋，我这里重新挖掘出来是让大家见识我们祖先的荣耀。 中间部分是治水了。根据本文前面考证所得，大禹实际上也是史书上记载的商侯玄冥，史书记载玄冥“死于河”，就是说，他在治水过程中以身殉职了。当然，这无疑是令人悲痛的。大禹虽然以身殉职，但治水的工程依然要坚持下去，直至成功。作为一个录入史册让后人代代相传，顶礼膜拜的工程，是很有必要将这个工程完完整整呈现出来，使得后人一窥全貌。 第三部分就是在大禹治水当中积累的很多经验成功地被用于后来的巨大工程中，这个工程同样也是功德无量，其功德完全可以跟治水相提并论。正因为同样功德无量，所以，也同样具有书写的价值，算是一个治水后续。 文章三个部分，分别述说三个超级工程，三个超级工程的份量谁也不比谁差。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文献散落，导致先人的功绩湮灭失传，我这里将其挖掘出来，并且与历史其他疑案相互印证，也算是尽自己一份努力罢了。因为这个印证过程篇幅过大，所以这里就只略微提到，以后有时间再写出来供大家观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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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证明就是成书于夏朝的《山海经》。《山海经》就是地理上的一次大测量，测量的结果分为两部分，文字部分我们现在称之为《山海经》，另外是地图部分，我们称之为《山海图》，其中，《山海图》在战乱中散落丢失，业已失传。文字部分的《山海经》有部分流传下来，由汉朝的刘向父子整理。《山海经》中所含的信息涉及到夏朝的历史信息、地理信息，其中有部分可直接作为印证“新仙女木事件”的证据。 还有就是从残存的史料片段，结合考古成果所研究得来的一些结果也同样有印证“新仙女木事件”的证据。其中我接下来将要发表的《以为自己有过“旧石器时代”的西方》中就有相当有趣的论证。 还有在我研究“非洲起源论”这个题目里也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同样有相关的证据提供。过不久，我会挑选其中两三个问题出来单独成文，让大家先睹为快。至于其他各种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也有不少。只要有心，到处都是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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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是是一个庞大的话题，所涉及的面之广，论证过程之繁复，是相当的复杂。所以，也因此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说完。要说出来，得步步递进，层层剥开，方能达到一个和谐的效果。需要多篇文章，每篇文章论证其中一点，然后组合起来形成一个证据链。只有这个证据链完整了，整个论证过程才算结束。 目前的主流上古史是不可能做到本人系统这么完善的。这套历史由诸多人参与，由于错误的方法、错误的视角，使得历史的迷雾并没有解开，反而一步步向更错误的边缘滑去。更令人惋惜的是，还由于各方面利益的纠葛，更增添了无数的错误，让原本就解不开的历史雪上加霜。因为这个上古史是做错误的，所以，系统矛盾的地方甚多，相互抵触之处比比皆是。比如前面图十四中所展示的信息就相当搞笑。 相反，我所研究的上古史就极力避免矛盾的情况发生，一切是事实为基础，以证据为基础，以常识为基础等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其研究出来的系统就呈现异常复杂的状态。每一个证据都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基础上，再将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庞大证据链。截止目前为止，我的论证是完美的。目前史学界主流的上古史研究不少地方遭到不少质疑，有些质疑是很致命的，其致命程度完全可以摧毁命题。但凡有质疑，就说明这个论证存在问题。而这种问题在本人的研究当中没遇到过。本人发表了一些文章，有赞成，有反对，但迄今为止，即便反对者，也都保持沉默，没人就本人的研究提出过有力的质疑和挑战。在自由讨论的环境下，无人质疑是对本人研究最高的褒奖！ 此次论证就此暂告一个段落，后面还有更精彩的论证，本人将持续更新。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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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黎01 2021-06-08 23:09:51 “在刑侦破案上，有这么一句话：当所有其他可能性都被排除了，剩下的可能性不管看起来是多么不可能，都一定是事实。对各种因素进行逐一排除，最后只剩下一个地方从没有被怀疑过--这个地方就是“夏商周年表”本身！” 楼主这句话本身有问题，拿刑侦来说事，刑侦能确实开除各种可能性。但你学术研究的43个可能年份，你能都排除吗？ 你只是从概率意义上去排除。那43个年份，有一个很可能就是对的。 ----------------------------- 我前面说了，44个不同年份的结果，肯定有43个是错误的。这都不需要思考，因为正确答案只能存在一个，所以44个结果中肯定有43个是错误的。但问题是，我只是从概率上排除了43个错误答案，并没有说其中肯定会有一个正确答案。所以，即便还有一个结果，也未必正确。为什么剩下那个结果也未必正确呢？因为他们采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方法，甲错了，乙怎么可能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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