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制霸天山——百年孤独准噶尔[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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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制霸天山——百年孤独准噶尔[第82页]

作者:逍遥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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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霸天山之空城计（5）
    袁大化来到新疆的时候，情况还是有些尴尬的。
    因为新疆建省后，巡抚成了一把手，但是之前的一把手伊犁将军却并没有裁撤掉，而是缩小了管辖范围，蜕变成新疆的二把手了。
    现在伊犁将军的职权范围仅包括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可是建省还没出三年，后遗症就出来了。
    新任伊犁将军色楞额对新疆巡抚刘锦棠的指令抗拒不办，争议闹到朝廷。虽然清廷对色楞额加以训斥，但是也并未深究。所以将军和巡抚之间的关系，比一般的督抚之间更为微妙。
    更加加剧这种不平衡的是后面的人事变动。
    刘锦棠之后的巡抚，既不给力，又都是昙花一现，没有干得长的。
    而伊犁将军则不同，从1890年起直到1911年，除了马亮干了四年外，其余的十六年间是长庚和广福的二人转，两人都是两度出任伊犁将军，长庚两次任期更是高达十四年。人员的稳定是出业绩的保障，何况长庚也确实不是等闲之辈。
    就这样，在伊犁的新政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乌鲁木齐这边处处落于人后，双方的话语权也此消彼长。
    在新疆于是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平衡，伊犁这个新疆老二在JDP上超过了乌鲁木齐（如同当今的大连之于沈阳、青岛之于济南、苏州之于南京、深圳之于广州），整个新疆的政治出现了二元制结构，伊犁将军与新疆巡抚并驾齐驱，虽然表面上巡抚还是老大。
    这就是当时袁大化所接的摊子，他到乌鲁木齐就是当这个不如月亮更亮的太阳的。
    好在袁大化来乌鲁木齐的时候，临卸任的伊犁将军长庚顾全大局，拿出了一个解决新疆事权不一的办法：增设新疆总督，统一掌管军政大权，将军和巡抚均受节制。
    结果这个奏折刚上去，陕甘总督升允又不干了，因为新疆没有总督的时候是受制于陕甘总督的，现在翅膀硬了要单飞，陕甘总督怎么也不会轻易答应的。
    旧矛盾没解决，又添了新矛盾。袁大化到新疆真是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
    袁大化是1910年11月接到清廷的任命，1911年3月到岗，清廷规定的赴任新疆时限为八个月，他只用了五个月。
    在清末，被外放到新疆是个超级倒霉的事，因为新疆地处西北前线，条件艰困，油水不大，外患风险又极大。所以凡是去新疆的多数是权斗失利，形同发配，因此对于去新疆赴任都视为畏途，能拖则拖，同时加紧想办法活动，争取改派。袁大化只用了五个月就到岗，委实创造了当时的一项纪录，不过这个记录只保持了半年。
    从北京出发走到乌鲁木齐用时五个月，即使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也并不算快，但是看一下袁大化是怎么走的，你就明白这真的不慢了。
    因为人家是一路走一路巡访考察，沿途的风土民情、土地矿藏、交通地势等等，自然状况和社会条件等等软硬环境一一记录，到了乌鲁木齐时，袁大化根据一路日记完成了《抚新记程》，在这部书里他结合所见所闻，阐述了自己对新疆治理和规划开发的总体思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虽然袁大化没有高学历，但在政务处理方面的确是能吏一枚。

    制霸天山之空城计（6）
    袁大化未来的对手革命党进入新疆是从长庚调南洋陆军开始的。
    长庚在1908年的时候就向湖广总督张之洞要人，点名要的是模范新军南洋第八镇的人。这个第八镇可以说是留日学生扎堆的地方，事实上也成了后来的武昌起义革命军摇篮。
    一般的地方大员是没有胆量启用这些人的，可是当时满清政府里确实有一批维新派，比如端方、张之洞、恩铭等人偏偏就敢重用这些留日学生。一方面是他们觉得清廷体制内已经无法择优选拔出合适人才，另外有留洋背景的人回国报效，必然是精通洋务，知已知彼才能在对外竞争中发挥作用。至于这些人的忠诚度问题么，这些主政一方的革新派督抚大员，偏偏都有着迷之自信，认为仅凭自身的人格魅力就可以令到这些革命党为之倾倒、为之所用。
    当然，他们的自信也并非完全盲目的。敢于这样用人，是基于他们对自身的德和才两方面的自信。
    远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的门下海纳百川自不必说，就说张之洞。
    他的门客里既有桑治平这样曾经给肃顺捉刀起草圣谕的刀笔圣手，又有军火专家徐建寅；既有诗书双绝的一代狂士梁鼎芬，也有学贯中西的混血异才辜鸿铭。能网罗这么多牛人在身边，主人必然是个大牛。
    而清末的立宪派大佬们在塑造自己的完美人设方面也都是十分成功，德行方面注重两个词：宽厚和正直。
    而且尤其对待下属，那叫一个市恩不计成本！这方面的典范么，如果袁项城自认第二，恐怕无人敢认第一了。
    至于在才的方面，虽然不用证明什么，但是，无论是其主政一方的吏治能力还是与时俱进的学习能力都是可圈可点的。
    比如端方，创办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和省立图书馆，选派二十名女童赴日本留学，自己还亲自操刀在宫内摄影，这样的人和保守落后实在是一点搭不上关系。
    常规来讲，经过这番包装后，实现阶级调和延续原有政体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惜，清朝的最后一波精英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时的中国，是贩卖焦虑的市场。没有人愿意等你慢慢改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戊戌失败的原因复杂多样，最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的务实派都没有给康有为站台，也就意味着新人类的共识是——那些不着边际的变法措施实操性太差。
    然而，变法失败却成为国运的转折，全民怒火由此点燃。
    无人愿意再等下去。
    老太太曾经把这一怒火引向洋鬼子，庚子年，中华历史上最疯狂的全民大暴走，让这个国家险些陷入万劫不复。
    1901年开始的新政，实际上是真正的改良开场。
    这个阶段的立宪派空前活跃，在奕劻和袁世凯等从中央到地方的实力派大佬的推动下，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度不能算慢。可惜08年老太太带着大外甥一朝归西，袁世凯罢官，这位中国的斯托雷平就此在清朝历史上谢幕，而清朝末日也正式进入了倒计时。

    制霸天山之空城计（7）
    现在革命派的主张是人气最高的。
    陈天华的《猛回头》呼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声：倪若是，现政府，励精图治；保得住，俺汉种，不道凶殃。俺汉人，就吞声，隶他宇下；纳血税，做奴仆，也自无妨。怎奈他，把国事，全然不理；满朝中，除媚外，别无他长。俺汉人，再靠他，真不得了! 好像那，四万万，捆入法场。
    有理想、信仰的革命派与有实力、能实务的改良派正式分家了。
    革命派的宗旨是无论满清政府是良是莠，与中国无关，汉地十八省是一定要从清朝统治下摆脱出来的，高低不和你一块过日子了。
    革命派中的激进派光复会的意思更是简单，满清官员中的腐败昏庸者倒好办，越这样完蛋得越快，是宣统皇帝的猪队友。恰恰是那些清流，越是廉洁奉公、民间声望高的，而且还了解西方，能够接受新事务的开明官员，越是危险！因为这样的人都是清朝的“柱石之臣”，他们不犯错误，革命要想成功，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所以，当时革命党的暗杀目标几乎都锁定在这样的人身上。
    改良派实际上大多数都是清朝的死忠粉，他们还真是出于修修补补、不断加固这座已经衰朽得快要倒塌的百年老店，用他们自己的富国强兵的想法，推行新政、建立新军，亲手把自己的坟墓挖好。
    长庚向湖广伸手要人的时候，武昌的主人是洋务派的最后一个大佬——张之洞，等着事情落地的时候，张之洞已进京成为军机首辅，接茬把事情办完的是另一个改良派、湖广总督赵尔巽。
    赵尔巽派给长庚的人叫杨缵绪，这个在新疆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对于长庚来说倒不陌生，因为他在七年前（1900年）就见过并且结识了。
    杨缵绪，字述周，外号杨麻子。老家湖北鄂城，生于1873年。
    这个人绝对是个低调的大神。他早年在湖北将弁学堂念书时就是个学霸，后来考入了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就是鲁迅曾经就读过的那个学校，这个学校培养出了民国的三任海军总司令：林建章（海军总长）、杜锡圭（海军总长）、陈绍宽（海军部长）。
    而杨缵绪是这些后来的海军巨头的学长！他在1892年就从江南水师毕业了！
    而他在彪悍的人生之路上仍然继续狂奔。
    1894年杨缵绪东渡日本，考入户山帝国陆军大学！
    反清革命派以留日学生为主，留日学生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人简直就是蛋糕上的樱桃，天之娇子。可实际上士官学校只是相当于陆军大学的基础版，而陆大则是士校的升级版。真正的中国留学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寥若星辰，人们能扳着指头数得着的有后来的中华民国台湾省陈仪、河北省王树常、广东省黄黄慕松等人，却不知道比他们早了二十多年已经有个中国人从这里走出了。说来也怪，后面还会有一位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将改变新疆，也许是冥冥之中上苍的安排吧。

    制霸天山之空城计（8）
    凡是写新疆近代史的资料，全部介绍杨缵绪为留日期间已加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其实这是个以讹传讹的结果。
    杨缵绪是1894年入学，1897年从陆大毕业回国的。这个时候别说同盟会还在娘胎里了，就是第一个反清革命党兴中会也是在1895年才建立横滨支部的，老杨要参加恐怕是拎着猪头找不到庙门呢。
    这个事直到杨缵绪临终前接受采访时，他本人给出了最终答案，他在同盟会成立的八年前已经回国，不存在留学期间加入革命派会党的事。
    但是杨缵绪对于革命派的主张是表示赞赏的，与革命派的关系也是相当融洽。
    不过让他加入进来一起干造反的事，他是下不来决心的，总的来说他算是革命派的同路人吧，“死道友不死贫道”的襄助革命的事，他会被动出手，但也仅此而已。
    回国后的杨缵绪在仕途上继续一帆风顺，他先是担任两湖书院和陆军讲武堂的兵操教习。
    在此期间他曾经带过两名学生，后来在民国史上都曾牛逼得不要不要的。
    两个人名字里都有个“珍”，对中国来说属于珍品人才。一个是吴禄贞，留日归来当上了北洋第六镇统制；另一个是黄轸，留日期间参与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并成了二号人物，不过他后来改了一个震烁千古的名字：黄兴。
    1900年清廷组织了一次北通州会操，相当于全军大比武。
    在这次演习中，杨缵绪出任湖北队指挥。
    湖北队的操演成绩优异，杨缵绪因此得到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接见，而且还赏穿了黄马褂。也正是在这次考核中，杨缵绪结识了伊犁将军长庚。
    1905年湖北新军第八镇正式成军，杨缵绪担任司令部中军官兼四十一标二营管带。
    长庚在伊犁要搞新军，必须得有种子，而从湖北方面要来的南洋新军就是他的宝贝种子。
    1908年元月7日，杨缵绪带这批新军一共八百人从武汉出发，这八百人包括了步队、炮队、野战炮队和工程兵队四个军种。但实际上夹杂在其中有好几个被清廷通缉的要犯。
    前面说过，杨缵绪虽然自己不愿铤而走险，却并不阻止革命党谋划反清行动，而且与之关系保持得不错，为自己留足了后路。
    而就在杨氏北上之前，同盟会在长江一带组织了萍、浏、醴起义，失败以后华中一带的反清会党被清廷几乎一网打尽，其中武汉的革命团体日知会成了重灾区。铁汉刘静庵被捕就义，骨干党员冯特民、冯大树均遭通缉无法在武汉立足。
    所以现在革命党纷纷混入杨缵绪的新军中随军出关，借以规避清廷的追捕。与二冯同时随杨氏北上新疆的还有李辅黄、郝可权、万长风等同盟会员。
    杨缵绪带队走到西安的时候，西安的同盟会员李梦彪、邓宝珊等人也加入军中，一同出关赴伊犁，至此，长庚算是替革命党在伊犁地区起义完成了组织准备工作。

    制霸天山之空城计（9）
    杨缵绪到达伊犁后，在这八百人的基础上，将当地的锡伯、索伦、察哈尔和卫拉特蒙古的新兵纳入，编成步、骑、炮、工、辎混成协，自任协统。
    这个混成协的具体构成是这样的，下辖步队和马队各一标（团），每标下辖三个营，各有炮兵一个营，工程兵一个营，最后还有过山炮兵和辎重兵各一队（相当于连）。
    副协统是陈甲福，杨缵绪自兼步军标统，步军的三个营管带双奎、王题云、郑巨川都是从湖北南洋第八镇一起来的老拍档。马军标统姜国胜是从山西方面调到新疆工作多年的老将，下面的三个营管带同样也是来自山西的钱广汉、蔡乐善和李仁同，都是姜国胜的老部下。炮营管带许章林是从甘凉马队改编过来的，工程营管带周振魁也是从湖北新军调来的。除了步军和马军外的其他各军种营、队均归协统杨缵绪直辖。从这个阵容也看得一目了然，革命派主导了这支军队。
    伊犁新军建成不到一年，始作蛹者长庚就转任了陕甘总督，离开了伊犁。而接替他的是副都统广福。
    我们知道，长庚前后两次出任伊犁将军，第一次离职的时候他是交给了马亮接班，第二次离职则是交给了广福接班。那么马亮和广福什么关系呢？他们和长庚又是什么关系呢？
    用东北二人转的说法就是“一副架”。
    长庚在第一个伊犁将军任期内，马亮是绥定的镇台，而广福当时是威远营管带。这两人是在庚子国变那年一夜成名的。当时沙俄驻伊犁的代理领事想要调俄军开进伊犁保护俄侨，本来俄军小股部队已开进三道河子，马亮和广福提前进驻三道河子，率军严阵以待，迫使俄军罢兵和好，经长庚上报清廷，二位均得嘉奖。
    广福字介五，是蒙古镶蓝旗人，原先在北京神机营，1894年由长庚调到伊犁负责管理洋操汉队。这个人是个老兵油子，大老粗一个，目不识丁，完全的文盲。但这个行伍出身的粗人有一个优点，就是待人宽厚，据说他经常提着烟袋，独自上街溜达，遇见老百姓也是笑呵呵的，有人和他搭话他就和人家聊，遇见穷人他还经常赏衣赏钱，因此被称为“和善将军”。
    因为广福没念过书，所以不像袁大化和长庚他们是有一定信念的人，对于杨缵绪带来这些新派人物，广福也没什么恶感。至于他们做些什么，广福不懂，也懒得去干预。
    这样，在广福当上将军这两年，伊犁的革命氛围越来越浓烈。
    遇上广福这么个糊涂虫加老好人，革命党在伊犁撒开欢了。几个人分了一下工，冯特民负责宣传，他在伊犁创办了《伊犁白话报》。冯大树负责联络维吾尔人和回民；李梦彪负责运动陕甘籍士兵、李辅黄负责运动湘鄂籍军人、谭玉书负责联系哥老会势力。

    制霸天山之空城计（10）
    《伊犁白话报》的筹备时期还是长庚在的时候，当时长庚表示支持的。
    彼时的大清报律规定，各地开办报馆发行报纸均需由本省督抚咨明民政部备案，并且还要缴纳数目不小的保押费。
    还没等报馆开立，长庚就调任陕甘总督了，接任的广福在宣统二年就《伊犁白话报》的名称、报馆人员组成及满汉回体例等报备民政部，并提出：该报发行所、印刷所系附设伊犁教练处。前蒙军宪批准，确系开通民智，应请免缴保押费。
    在广福的默许下，《伊犁白话报》于1910年3月15日创刊，有汉、维、蒙、满四种文字版，冯特民任主笔，回族人韩玉书任回文主笔兼翻译，候选县丞安徽人黄立中任发行人。
    这份报纸以新闻为主，夹杂小说和一些八卦趣闻之类的。从开始刊行起，白话报主要做的就是宣传反清革命的思想，当然不能明着来，而是用借古讽今的方式，通过历史上的北宋抗辽、南宋抗金的故事来启蒙大众。
    伊犁地区以前是清廷西北布局的重点，一度驻军两万，顾盼欧亚。
    如今日子过得一年不如一年，现在惠远只有新旧满营接近四千军队，汉军就是杨缵绪的新军混成协，由南北洋新军骨干组成。满营的部队不在革命派的争取范围内，新军已经基本运作成熟。
    革命党想要在伊犁做出点事来，必须得争取两部分地方力量，一个是哥老会，另一个就是当地的维、回两族群众。
    争取哥老会方面一切顺利，冯特民搞定了两个重要人物。
    第一个是哥老会老大徐三泰，他是哥老会伊犁新民山堂山主，人称伊江龙头大爷，在他下面有两个龙头大哥，大龙头是回族人马得元，外号马大鼻子（是从内地发配到新疆的遣犯），二龙头是汉族人张世虎。
    当然，拉拢哥老会最现实的办法是使钱。
    革命党的经费曾经是个头疼的问题，毕竟他们是没法公开募捐，而且又得不到组织（同盟会）上的支援。
    这个问题还是冯特民解决的，冯特民真是伊犁革命的中坚人物，他和李辅黄最大的区别是李只懂军事，冯是政治、外交、经济无所不通。
    冯特民有意识接近驻伊犁的俄国领事馆，天助自助者，这个时候的俄国驻伊犁领事馆有个乡约会说汉语！这第二个重要人物就是俄籍回民游生春，他算是二代移民了，来自沙俄七河省的托克马克！相信大家已经猜出来了，没错，他父亲正是随同白彦虎从陕西一路杀出重围到达俄罗斯的，那拔东干人都被沙俄安置在托克马克。
    这可是与满清有着刻骨仇恨的人，因此，通过游生春的运作，冯特民与俄国领事取得了联系，沙俄方面出于趁火打劫的目的，原则上表示被动性支持伊犁革命党（与日本支持同盟会活动如出一辙）。具体的支持行动嘛，就是利用华俄道胜银行向革命党方面提供资金。

    制霸天山之空城计（11）
    然而冯大树在开始和维回两族头面人物搞统战时遇到不小的麻烦。
    当时在伊犁的维族一哥是皮革商人玉山巴依，他的皮革厂正是广福和他联手搞的官商联办企业，此时是伊犁地区首富。马凌霄是河南人，本身也是个阿訇，他目前在步军里任连长。
    冯大树通过马凌霄来召集回民在宁远的陕甘新大寺座谈，串联反清的大业。
    作为没有经历过同治大乱的内地汉人，冯大树当然不可能明白在伊犁的回、维两族与汉族的隔阂有多深。
    结果没等他开口，惠远的一个回民阿訇马二爷就直接开呛：“回民不堪压迫，不惜生命，几经起义反抗清廷，结果都被汉人官吏击破屠杀，家破人亡。就说当年杜文秀，起兵四十万众围昆明，清军溃不成军，结果却是你们汉人岑毓英带汉人组成的清军来屠杀，导致云南起义失败；再说白彦虎、马化龙、妥明这些反清义军不也是被汉人左宗棠、刘锦棠这些人带着湘军来镇压的么？前车之鉴，痛定思痛，断不能轻信你们汉人的鬼话。”
    冯大树此时比较冷静，反复向在座回民解释：当年屠杀回民的汉族官员诸如左、刘之辈，皆为清廷奴才、汉族内奸，奴才杀人，奉有主谕，罪在清廷！清廷杀死的汉人可比回民多得多，太平天国起义十多年，最后天京城被汉奸曾国藩攻破，汉族牺牲者不计其数。而且当年满清入主中原的时候，对待我汉人与后来对待你们回民没什么区别，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海深仇没齿难忘！所以回民和汉民都是一向被满族统治者所歧视和欺压，我们实在是共同患难的战友，为什么不能共襄大举呢？非得要在这窝里斗个不停，让满州人继续骑在我等头上坐威坐福吗？
    越是偏激的观点往往越有煽动力，维回两族是伊犁人数最多的中间派，他们本来在革命派和满清政府之间不做左右袒的，经过冯大树的耐心工作，终于争取到了这两族群众的支持，回族的几个头面人物马凌霄、马得元、马尕思等均表态支持革命，维族的阿奇木伯克还有富商玉山巴依也表示赞助革命，阿奇木伯克负责联络八十圩子的农民，玉山巴依捐助军装和弹药。后面冯大树又不断工作运动锡伯营和索伦营，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新旧满营的力量。
    伊犁革命党的工作卓有成效，外交、统战、宣传各方面都有声有色，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在这个当口，清廷的一个人事调整打断了伊犁革命发展的蓬勃势头。
    1911年清廷诏命杭州将军志锐与伊犁将军广福对调。清朝的末代伊犁将军即将登场。

    制霸天山之空城计（12）
    志锐出身满州正红旗，字伯愚，号公颖，塔他拉氏。他是个典型的官僚世家，他的祖父裕泰当过湖广总督、太子太傅，他父亲长敬任四川绥定知府。但是比较倒霉的是，到了他这辈家道中落了，他幼年丧父，而他的母亲可能是与丈夫伉俪情深，在他父亲病故后竟绝食殉夫！这种个性对志锐影响也是相当深的。
    年幼的志锐无依无靠，幸亏他的弟弟志钧过继给伯父长善（时任广州将军），志锐跟随他到广州寄人篱下。
    在光绪初年，志锐本来有机会“以祖荫官礼部员外郎”，直接进入体制内，但是他放弃了这次天上掉馅饼的好机会，而是选择“与弟朝夕苦攻，冀得科第以慰其先人”。
    志锐本人生于1852年，28岁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升任礼部侍郎。在当时朝廷的政治光谱中，他和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派走得很近的，也是标准的愤青一枚。
    而此时的光绪已经亲政，在他的身边开始形成自己的朋友圈，进行政治期货投资的人不少，其中既包括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也包括宠妃珍妃的老师文廷式。
    文廷式早年在广州生活，与志锐早就结识并成至交。
    志锐的叔叔礼部左侍郎长叙家的两个女儿于1888年应选入宫，当时分别是15岁和13岁，六年后，正是在甲午战前，这姐俩晋封珍妃和瑾妃。从这个角度志锐算是光绪的堂大舅哥。
    说了这么多，大家都能判断出来，志锐是属于帝党的，他跨了当时风头很大的帝党和清流党。
    1894年的甲午战争成为志锐仕途的一大分水岭，此前虽然升职不快却一直很稳的志锐遭受重大挫折。
    甲午战争与当年出兵伊犁大讨论时一样，清流派极力主战，志锐本人首当其冲，上奏参劾孙毓汶，吁请罢斥。
    紧接着又与文廷式联衔上书参劾李鸿章“因循顽物”，叶志超“瞻循畏缩”，痛言“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痛胎患，以至今日”。而且志锐还单衔上奏，对于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私通日本间谍石川伍一的事情提出质疑，断定张士珩里通外国。
    光绪皇帝看到奏折，为之动容，并当即宣召，特命志锐赴热河练兵。
    但是不出一个月，老母鸡变鸭，形势反转，就在光绪将李鸿章革职留任，摘去顶翎的第三天，慈禧太后宣示懿旨，以干预前朝政事的罪名，将珍、瑾二妃降为贵人。
    很快，在热河练兵的志锐等来了坏消息，“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释兵权。”
    乌里雅苏台掌喀尔喀四部和唐努乌梁海的军政事务，志锐在这个与俄国有漫长边境的北疆足足干了六年。期间“莫说忧时策万言”，他针对西北边防主要是对俄防务方面，前后五次上奏疏，希望引起重视。他本人也是做梦都想重回京师，东山再起。

    制霸天山之空城计（13）
    慈禧并没忘记他，可惜这次想起他又不是好事。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志锐又被列为翁同龢一党，老太太终于想起他来了，于是远在乌里雅苏台吹北风的志锐被再次降职，去天山放马吧——“左迁伊犁索伦营领队大臣”。
    这回算是彻底凉凉了。
    领队大臣按清例是不能专折奏事的，这下连自己上折的资格都被取消了。
    纵然上升通道看似被卡死，志锐也并没有消沉，虽然他“深居简默，以诗酒自娱”，但是本职工作人家可是一点没松劲，“暇或披览舆图，详考其山川扼塞，每藉执猎，周历各卡伦鄂博（敖包）。谓不久当有边事，为朝廷忧，会得当以报，犹吾志也”。也就是在业余时间，除了写竹枝词以外，全都用来考察边务了，而且他对于未来的西北边防可能出现的危机是有预见的。
    志锐在索伦领队大臣的位子上又做了六年半，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事情。
    首先是两次会办“司牙孜”，处理中俄边界民间积案。
    司牙孜会是中俄双方定期会晤，共同商办两国边民纠纷的案件的一种仲裁合议庭。最先创办是在1879年的时候，由塔城参赞大臣锡纶首倡。这个合议庭仲裁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不能引用两国各自的法律，只是两国现场官员根据实际情况商量解决。这个自由裁量的权力不小，对于现场官员的考验也很大。
    志锐第一次会办司牙孜是在1902年，他到克依根与沙俄官员潘图索夫共同办案，从5月8日到6月11日，一个月的时间，一共办结积案一千七百余件。当时的伊犁将军还是长庚，他对志锐这次表现的评价是“才识明敏，与俄官会商一切，悉协机宜，用能使彼悦服，就我范围......似此多而且速，尤为历次办理所无。洵是隐消边衅，益固邦交。”这次司牙孜使志锐赢得中外边民的交口称赞。
    因为有了这次露脸的表现，过了两年，继任伊犁将军马亮会同新疆巡抚潘效苏，奏请仿照伊犁模式在喀什噶尔再办一次，特意要求让志锐来。
    1904年8月14日志锐到喀什噶尔，沙俄方面仍然是老对手潘图索夫，双方这次处理南疆与俄边境的积案一千六百九十八起，没到半个月搞定，9月2日打道回府。
    志锐在伊犁期间干的第二个方面的实事就是前面说过的养正学堂的事。养正学堂是长庚时期筹办，在马亮的时候搞起来的，而马亮派去总理学堂事务的人就是志锐。
    志锐首先在伊犁挑选满蒙幼童10名、青年学生2名，派佐领一人管理，然后志锐亲自送他们到俄国七河省会阿拉木图安置学习。这批留学生专门培养日后回伊犁从事教育的，一拔带一拔。后来志锐去喀什噶尔会办司牙孜的时候还特意取道俄境，去阿拉木图看望了那批留学生。伊犁养正学堂于1904年春正式开学，分为满、汉、蒙、俄4种语言班授课。1906年春志锐离任时，各班学习大有起色，赴俄留学生也初显成效。
    志锐所做的第三方面的事，事关国防。
    志锐在任的时候，白彦虎的余部还没完全消停呢，他们大部分集中在俄境内的萨马尔一带，经常过境骚扰。而1903年以后，日俄两强剑拔弩张，俄军也时时窥视伊犁。因此，志锐和伊犁将军马亮从格登山到乌孙山，将伊犁西南边境跑了个遍。

    制霸天山之空城计（14）
    日俄战后，俄军伤亡甚众，财政又崩溃，国内出现革命高潮，紧临伊犁的地方也出现激变态势。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下，志锐巡阅索伦边界卡伦，并以狩猎之名亲访边地情况，“伏思邻邦多故，边防宜严”。同时，他多次疾呼外国人士到新疆“游历”弊端，希望引起新疆巡抚和伊犁将军的重视。当时在新疆“游历”的外国人，或者借传教办学为名，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或者利用各种形式的探险旅行、考察，进行文化侵略、资源掠夺，甚至间谍活动，这些行为给新疆留下诸多遗患，造成巨大损失。他应该是比较早地发现这个问题的地方官员。
    1906年志锐被调往宁夏担任副都统，仕途仍然看不到一丝光亮。一般外放的官员改任，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情况，惯例是回京陛见，顺便休个年假再赴新任的。但是，志锐从乌里雅苏台到伊犁时就是直接去的，不让回京，这次从伊犁调宁夏同样不准回京陛见。老太太慈禧算是把他记住了。
    1908年冬天，老太太带着外甥一块上路，志锐头顶这块大石头终于落地。因为志锐是光绪的铁粉，所以立志要继承光绪遗志的载沣上台后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他。第二年初，摄政王载沣特召志锐进京陛见，此时距离他被贬出京已过十五年。
    1909年志锐被任命为杭州将军，这里是他的伯父也相当于养父的长善宦海生涯的最后一站，载沣对志锐的期待可见一斑。
    1911年2月19日，载沣再次下令，志锐与广福对调，同时命志锐迅速来京陛见。
    这次进京，是志锐最后一次与载沣直接对话，他“条上弭边患，御外侮，机宜甚悉；又力陈新政多糜费，请省罢，壹意练兵救危局”。不得不说，志锐看似极端反对新政，但以他多年在基层的实践，其目光确实独具，看出新政有许多敷衍、浪费的地方，而新军非但不能强军反而会成为尾大不掉的掘墓人。
    4月16日，清廷加志锐兵部尚书衔，正一品。清朝在临灭亡的时候把无与伦比的恩宠加于志锐头上，把他死死地捆在自己的棺材板上了。
    1911年8月志锐从北京启程赴伊犁，因为他久在边关任职，知道边疆军事的要害在于饷械，因此趁着还没出发的时候，在京师活动，请兵费一百万两。
    点背不能怨社会，志锐可真是生不逢时，好不容易熬死了老妖婆，可现在载沣也真没钱，度支部经过和志锐的几番还价后，答应给二十万两，爱要要不爱要还真不愿意给。而且就是这二十万两还是承兑汇票，当时不能贴现，得等几个月才能到手。
    志锐这时候明白，此去伊犁恐怕是官场最后一站，同时也是人生最后一站了。
    因此在临出发上任前，遍访亲友，慨然谓叹：“吾家世受国恩，自吾通籍三十余年，贬谪殊荒，所如辄阻。今日之事，尚复何为，所欠一死耳。”
    志锐的预感是对的，他从杭州北上的时候正好是广州黄花岗起义震动全国之际。而他八月从北京动身之际，四川的保路运动已经风起云涌。
    清廷对于从北京到伊犁上任的官员的到岗期限定为193天，但是志锐对于时局的惴惴不安决定了他必须星夜兼程，所以他真正到达伊犁的时间是11月初，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而且这还是依次在西安、兰州和乌鲁木齐做了停留后达成的，他这个速度又刷新了不久前袁大化的五个月赴任的记录。

    制霸天山之空城计（15）
    志锐在西安等地逗留，正是武昌起义爆发之时，他主要是就时局与老熟人陕甘总督长庚、新疆巡抚袁大化、陕西巡抚升允商量，一旦革命党势大，就迎接清廷西迁，具体地点首选库伦、次选乌里雅苏台、再次伊犁，继续维持偏安朝廷。据说参与密谋的还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这个消息后来被沙俄驻伊犁的领事馆转给了冯特民等人。
    袁大化在乌鲁木齐刚刚送走志锐，自己的后院就着了一把大火。
    乌鲁木齐的革命气氛比起伊犁差得多了，因为在推行新政方面新疆巡抚一直没有太给力的人物。因此在引进新派人物方面自然也落在伊犁之后。
    最早来到乌鲁木齐的同盟会员中一起跟着杨缵绪到伊犁的万长风，万长风到伊犁后在军队里积极发展同志，结果有一次在绥定镇标士兵与新军因为赌博发生群殴，绥定镇台周德胜报长庚将肇事的两名新军程鹏鼎、周启发斩首示众。这两个人都是万长风刚刚发展的会员，因此受到牵连的万长风无法继续立足伊犁，只得转投乌鲁木齐。
    万长风到了乌鲁木齐后考入陆军将弁速成学堂，在学校里继续发展下线。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马队十八标任书记长。而他在速成学堂发展的一个同志邓麟祥毕业后就脱离了军界，在迪化做起小本生意，实际上也是一个幌子，暗地里与工商各界来往，发展革命组织。
    辛亥双十，武昌首义爆发。万长风联络的另一个湖北人来到了新疆。
    这个人叫刘先俊。
    这个刘先俊和万长风那些人不太一样，他是真正的体制内反叛出来的革命者。
    他虽然自幼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可是他却有一个好舅舅——清末多面人陶森甲。
    陶森甲现在的知名度是很低的，但是他却是清末民初参与了许多大事的一个幕后神秘人物，晒下他的朋友圈，你一定会惊掉下巴的：刘坤一、刘锦棠、荣禄、张之洞、汪康年、陈三立。他和帝党、后党、清流党、革命党甚至日本军政界大佬都有联系。这个神秘人物的政治面目究竟如何至今未有定论。
    远的不扯了，说下他和刘先俊进疆的关系吧。
    陶森甲早年追随刘锦棠收复新疆，当时他是跟着罗长祜办理营务。新疆战事结束后他又回内地到福建入左宗棠幕，之后又去过台湾与淮系刘铭传共过事，与淮系人物袁大化也搭上了线。
    袁大化这次出关任新疆巡抚前，四处招聘人手，跟他一起出关创业。其中也找到过老熟人陶森甲，而陶森甲推荐的就是自己的外甥刘先俊。
    刘先俊虽是单亲家族长大，但因为有这么个牛人舅舅，所以从小教育一点没耽误。后来在舅舅的资助下还东渡日本去陆军士官学校镀了一层金。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毕业生，除了满清的皇亲贵胄以外，十个里头得有八个是同盟会的，漏网的两个可能是光复会的。刘先俊也不例外，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
    袁大化经过简单的背景调查，得知刘先俊的留日经历，保持了很高的警惕性，随即表示委婉谢绝了。可是没想到，没过几个月，刘先俊自己不打招呼出关跑到乌鲁木齐来“投奔”自己了。

    制霸天山之空城计（16）
    碍于陶森甲的老同事情面，袁大化还是给刘先俊安排了一个督练处督练官的闲职。
    在这么兵荒马乱的关头，这样身份不清晰的人突然造访，老袁也是不得不防。
    刘先俊和万长风来之前就商量好的，就是要抓新军的，不给兵权怎么发动起义。所以他没去上任。
    袁大化一看他不去，又赠了一笔差旅费，想赶紧把这个危险分子送走。
    结果刘先俊呢，钱倒是没收，但表示愿意返回关内，希望袁叔叔帮他安排个驿站的驿马送一下。这也就相当于现在动用一下公车。
    老司机袁大化当然不会咬钩，少来这套，公车派给你相当于给你一路背书，你要是真的老老实实地进关倒无所谓，可是你要是一出乌鲁木齐就开始忽悠，我这不是让你卖了还帮你数钱呢吗？别当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海龟”，个顶个都是玩传销的行家。
    没搞到驿马的刘先俊干脆就留在乌鲁木齐耗上了，既不出去工作，也不走。
    袁大化看在陶森甲的面子上，也没有管这位少爷。
    袁大化的放任最终不但使自己和陶森甲友尽，而且也间接导致了刘先俊的送命。
    老袁既然放不下心，觉得刘先俊就是来搞事的，完全可以派人强行将他礼送出境。当断不断，必受其咎，袁大化是个能吏，却非杀伐决断的枭雄。
    袁大化的判断当然没错，可是刘先俊也是实在一点策略也不讲，一心一意消费舅舅的人脉。
    刘先俊当时就住在乌鲁木齐的观音阁，在这里与各方面联络准备发动反正起义。和伊犁一样，他这边重点的统战对象也是那三种人：哥老会、新军、维族头面人物。
    刘先俊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万长风负责联系新军；郭鹏、贾鸿钧负责联络哥老会的人；刘先俊本人则通过哥老会联系上了乌鲁木齐的维族富商肉孜阿吉，这位金主答应提供武装起义的所有开销，最初刘先俊他们计划是假借郭鹏办寿的日子起兵，而在这之前肉孜阿吉串联了乌鲁木齐的维族富商穆罕默德喀里、吐尔逊巴依等一起捐助了两万五千两经费，另外还准备了大批科冬装、粮食。
    小刘的活动几乎是半公开的，完全无所顾忌，甚至把工作做到袁大化身边的人了。
    袁巡抚的亲兵卫队长王家宾口头上同意反正的时候带兵内应，万长风也拉来了骑兵第三营教练官梁国梁入伙。另外从内地陆续又传檄出关助阵的同盟会、日知会的会员温支英、刘鼎坤、但达三、时勤敷、张嗣臣等人都聚集在刘先俊的身边听调。
    革命党计划在1911年10月20日这天发动起义。肉孜阿吉等人提前把南门外馕铺的头坑馕全部包圆，假装沿街叫卖，送到观音阁。
    小刘他们搞出这么大动静，还用袁大化的警队特意侦办么？根本不用！
    警惕性超高的朝阳群众早就举报到巡抚衙门了。
    虽说辛亥革命时期起义的保密工作不好是常态，总有告密的事发生，可是这回迪化还未发动就被举发还真不是革命队伍不纯，有内奸造成的，而是乌鲁木齐这几年事太多了，老百姓真是折腾不起了。
    也难怪老百姓觉悟低，从09年红山嘴斗殴到10年王高升放火，每次有群体事件最后倒霉的都是老百姓。
    而且这个地方乱起来与内地又不一样，由于地处偏远，民族杂处，一旦出问题，政府反应很慢，等一切回到正轨，生灵早已涂炭。所以即便你有再远大的理想，再伟光正的目标，也没有拉着普通百姓垫背的权利，无论敌对双方的哪一方。

    制霸天山之空城计（17）
    在国民党人张大军先生的《新疆七十年》里也用了春秋笔来陈述这件事：迪化的革命志士决定于十月二十日起义推翻袁大化，更立新督。不幸为民贼侦知报告袁大化，铁骑四出搜捕革党。
    这样乌鲁木齐的首次起义策划胎死腹中，刘先俊、刘鼎坤逃古城；时勤敷、张嗣臣逃奔吐鲁番。
    目前的局面对于双方来讲能够算是个僵持，原因还是袁大化没有对革命党下死手。他也知道这些人在外面没闲着，但现在他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做人留一线。
    可是刘先俊他们走上这条路是只能取胜，平和负都不在考虑范围内，所以在古城、奇台和吐鲁番他们仍然互相联络。尤其二刘，在古城又发动了三百多哥老会，准备再回迪化筹划起义。
    老袁的扫黄打非风头一过，刘鼎坤率先潜回乌鲁木齐，接着时勤敷、张嗣臣、但达三纷纷回潮，大家这回定的计划是11月10日发动。
    革命党的日子刚选好，迪化知县张华龄就得到了线报，他马上上报袁大化，袁大化一看这帮不省心的又杀回省城了，气不打一处来，真是不知好歹，马上下令闭城搜捕。
    老袁一认真，革命党才明白原来以前能跑出去不是自己有本事，而是人家没想抓。
    不到一天的时间，刘鼎坤、但达三落网，时勤敷、张嗣臣因为在迪化城外，一听到消息直接脚底抹油。
    这个刘鼎坤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曾经在袁大化手下干过一段时间，双方关系还不错。袁大化爱才，对刘很器重，时间一长刘鼎坤形成了错觉，以为私交这么好，可以直接晓以利害，争取袁大化反清。
    所以武昌起义消息传来的时候，他直接劝过老袁宣布新疆独立。
    袁大化没有回避问题，而是选择了正面硬刚：新疆地处边陲，情况复杂，而且事事靠中央救济，军火粮饷要啥没啥，独立个屁，能不能不这么幼稚。
    结果双方鸡同鸭讲了一番后不欢而散。
    这次刘鼎坤被抓住，袁大化还是想劝降，留学日本士官的人才，不能为已所用确实可惜。所以老袁亲自提审刘鼎坤。
    老袁问刘鼎坤起事的原因，刘慨然说道：当日武汉举义之日，我劝过你反正，不料你奴心太甚，今晚落到你手了，赶快杀我就完了，没什么可说的。
    袁大化又问：你的同党都有谁？
    刘鼎坤说：要杀你的人是我，要反正的人也是我，没别人的事。
    袁大化又质问他为何立而不跪。
    刘鼎坤勃然大怒：我堂堂黄帝子孙，岂跪你这个汉奸贼子、虏廷走狗。事成则我杀你，事不成则你杀我，何必支离碎屑以厌人听闻！
    当年《民立报》报道：袁抚蛙怒，令速杀之，烈士慷慨就义，至死未跪。
    真是个牛人！
    刘鼎坤牺牲后，革命党仍然谋划在乌鲁木齐举事。此时各方面资料未提到刘先俊是否从古城返回迪化。
    但是之后革命党的行动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制霸天山之空城计（18）
    12月20日，有人将匿名本檄文张贴在督练公所的大门上。内容除了痛骂袁大化之外，特别声言，还将再度起事！
    我可真是醉了，哪有要起事的事先告诉人家的？！虽然根据前面的种种操作感觉刘先俊也不怎么靠谱，但这种脑残的事他应该还是干不出来的，所以我判断这件事发生时，刘还没有返回迪化。
    可是革命党这一折腾，老袁只能把警戒度调到一级了，他安排马队营官刘雨沛四出侦探，昼夜不息。
    这样一来，乌鲁木齐的市面也开始趋于混乱，持票向津商八大家兑换现款的人拥塞街道，各种日用品价格也应声而起了，一片风声鹤唳。
    当年的报纸曾报道乌鲁木齐的情况：城中商民因频遭变乱，创痛犹新，乃首先告发刘先俊主其谋。
    显然此时的刘先俊已经回到了迪化。
    但是袁大化还是没有动他，而是先把已被刘先俊发展为同志的哥老会龙头唐小云、陈光模逮捕斩首。
    刘先俊知道再不干就没有机会了。
    1911年12月28日，刘先俊与肉孜阿吉等人开会议定，于当夜九点发动起义，临时指挥部设在城外的回族富商刘进财家的水磨房。
    当天晚上，刘先俊亲自率领一百多人，左臂缠白色布条，假扮夜巡逻的清军，摸向第一个攻击目标——巡防营。
    这个时候的乌鲁木齐，晚上九点虽然只相当于内地晚上七点，但是毕竟天寒地冻的，大部分人也早早进了被窝。
    巡防营没有防备，被起义军轻松拿下，这里存有大量枪械、弹药。
    按剧本设定的下一目标是抚署东营，这里驻扎的是巡抚的亲兵卫队，那个卫队长王家宾是早就联系好的内应，而且卫队里面的普通士兵也被发展了好几个下线。一旦拿下巡抚衙门，抓住袁大化，可以说这事就成功了80%了。
    可是千算万算没算到，等起义军攻到东营的时候，在督练公所东墙上带头指挥卫队抵抗的人居然正是王家宾！现在也搞不清这个王家宾是一开始就奉命卧底还是事到临头突然认怂了，总之这小子在东墙上连续击杀进攻的起义军数人，最后自己也被起义军一枪从墙头撂下去了。
    抚署东营关键时刻没有响应起义，打乱了刘先俊的部署，他只能退而求其次，转向炮营进攻。因为如果夺取了炮营，架起大炮一轰巡抚衙门，那袁大化也只有学瑞澂从后门逃跑的份了。
    在电光火石之间，刘先俊这个决策是非常正确的，真是不容易，不愧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
    本来时间这么晚了，如果最开始直攻炮营也许会有机会，但是也赶巧了，起义军杀过来的时候，恰好有三十名炮兵正准备整装出发去夜巡逻！两方可以说撞个满怀。
    炮营的队官邓玉山听到枪声也马上召集部下抵抗，邓玉山刚登上短墙就被革命军一枪KO。但是整个炮营已经全都上了墙，革命军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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