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制霸天山——百年孤独准噶尔[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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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制霸天山——百年孤独准噶尔[第84页]

作者:逍遥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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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山制霸之空城计（33）
    整个东进支队遭团灭的消息传到伊犁，军政府大为震惊，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上有两种声音，一派主张退守伊犁，保住革命政权。另一派则主张迅速组织援军继续东进。
    杨缵绪经过深思熟虑，拒绝大多数人退守伊犁的建议，为了扭转极度危险的战局，杨缵绪做了三项决定：
    1、请广福饬察哈尔与卫拉特蒙古各派一千骑兵前来助战，同时抽调敢死队一营、卫队骑兵一营、教导骑兵一连加上新募兵两营迅速驰援精河，限五天之内取齐；
    2、令炮队从沙泉子退回精河，布置于精河要隘黑山头，加强警戒。
    3、他本人亲自率领骑兵卫队和步兵一营急进黑山头，指挥各部。
    1912年2月20日杨缵绪到达精河，派姜国胜进驻大河沿与博罗塔拉以防塔城方向清军的进攻。
    杨缵绪本人坐镇黑山头收容从固尔图方面溃围逃出的革命军，一昼夜收容了一千多败兵，马上整编为四个大队，听候调遣。
    很快，察哈尔和卫拉特的蒙古骑兵也抵达精河。
    杨缵绪传令伊犁革命军各兵种全部在黑山头集合，他本人亲自发表训话激励士气。杨缵绪不愧是军政一把抓的通才，打鸡血这活儿干得照样666。他的训话大意是本人愿与全军共同奋斗，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总之经过他的一番打气，革命军士气为之一振。
    针对清军新胜之余，必然骄纵，杨缵绪决定打对手个出其不意。
    2月25日夜，杨缵绪命卫拉特骑兵沿南山根，绕沙泉子至固尔图敌之右后侧伏击；又命察哈尔骑兵队绕北沙漠至固尔图敌左后侧伏击，并特别交代，一定要等到清军后退时，听到炮声后向敌发起袭击，务求全歼。
    两路蒙古骑兵出发后，杨缵绪又将其余部队分成三队：以敢死队和新兵两营居中路，敢死队突前；以卫队骑兵营和教导骑兵为左路、以步队一营为右路。三路同时并进，向沙泉子急进，出敌不意，发动夜袭。
    王佩兰和钱广汉还真如杨缵绪所预料的，因为刚刚围歼了李辅黄的主力，根本没想到伊犁方面能这么快组织起人马发动反击，所以他们在刚刚占领的沙泉子疏于防范。
    杨缵绪挥军突然发起夜袭的时候，王佩兰的清军还都在睡梦之中，仓惶应战，阵脚大乱。革命军一鼓作气、奋力猛攻。
    清军支持不住，掉头往固尔图方向跑，杨缵绪令炮营放冲天大炮，声震山岳。察哈尔和卫拉特两旗骑兵听到炮响立即从左右两侧杀出，清军三面受敌，完全崩盘，只好放弃固尔图向乌苏方向逃窜，革命军一直追击到塌桥子才收兵。次日，杨缵绪率军进至乌苏西侧的四棵树，此时迪化方面从哈密征调的猎户数百人已赶到增援乌苏，而且这里距离迪化越来越近，清军的援军逐渐增多，双方在乌苏城下再度形成僵持局面。此役，革命军方面的方孝慈、高怀忠等人阵亡，损失了四百多人，而清军损失上千。
    杨缵绪一出手，真是身手不凡，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伊犁革命。
    伊、新之战，伊犁革命军如同过山车，先胜后败，然后又反败为胜。杨缵绪一战成名，在伊犁的威望达到了巅峰。
    3月2日，杨缵绪从前线返回了惠远城，安排各机关军队补过春节。
    3月4日，杨缵绪主持军事会议，布置前线的攻防问题还有后方的治安工作。虽然遏制住了袁大化的进攻势头，但是伊犁方面也有点强弩之末了，所以杨缵绪想暂时假借与乌鲁木齐军队议和的时间喘口气再干，结果这一口气就把自己喘出了新疆的历史。

    天山制霸之空城计（34）
    议和的事既非袁大化提出的，也和杨缵绪没有任何关系，这二位互相都以吃掉对方为宗旨，当然不会议和。
    可是双方互殴的时候，全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新、伊双方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
    1912年的2月12日清末帝溥仪宣布退位，三天后袁世凯宣誓就任民国大总统。
    北京宣布共和的当天，武昌革命军都督府通电要求和谈：“塔城额大臣，并转兰州长帅，迪化袁帅鉴：帝逊位孙君，共和已定，大局既可解决，新伊应暂时停战，免再涂炭生灵。”
    伊犁的革命说是湖北人主导的应该没什么人有意见。伊犁的革命组织最初只有一个伊犁日知会，革命党骨干冯特民、李辅黄、冯大树均出自湖北，军队和政府的主要领导杨缵绪、贺家栋等人也都出自湖北的南洋第八镇。所以这个政权天然与首义的武汉政府亲近，武汉方面的头面人物也一直关注着新疆的形势。
    1912年2月21日，副总统黎元洪致电总统袁世凯表示，伊犁革命已经成功，出于人道主义，革命党也没搞报复，所以前清的满人将军也被请出来当都督了，可是巡抚袁大化极力反对，还派兵与伊方交战，希望大总统命令袁大化巡抚与伊犁方面息兵，双方接洽，避免冲突。
    两天后，黎元洪亲自致电袁大化：“北京已宣布共和，南北统一，以增进民国幸福，阁下领袖西北，自不忍涂炭民生，招致外侮。且阁下亦为吾族俊杰，民国初立，尤需长才。闻伊犁已数电就商，愿及时有为，以安大局，特此忠告，希即谅察。”
    眼见满清大势已去，袁大化只好致电伊犁要求议和，这个时候正好是杨缵绪回到惠远补过春节的时候。
    1912年4月，伊犁军政府这边派出贺家栋、冯大树、李辅黄为全权和谈代表，贺家栋为首席代表，乌鲁木齐袁大化派出张绍伯、朱瑞墀和周得金为代表去塔城和谈，乌鲁木齐的首席代表是张绍伯。
    形势可以说是急转，3月8日袁大化正式通电拥护共和，但是当天他就向大总统袁世凯请辞北京政府任命的新疆都督一职。
    袁大化在新疆的舞台上前前后后表演的机会正好一年。
    袁世凯的意思是希望同样出身淮系的袁大化在新疆干下去，但是袁大化是个有底限的人，一方面不可能迅速转身与昨天还斗得你死我活的对手一起共事，另一方面他以一个秀才的学历，受清廷的破格提拔干到封疆一品，感于清廷的知遇之恩，他坚决不肯再服务于民国，也算是他个人的政治节操吧。
    在清末民初的新疆政治舞台上，最关键的三个过渡性人物是志锐、广福和袁大化。袁大化的能力和节操均胜于其他二人，他不像志锐那样操切冒进，也不像广福那样无所作为，既能识大体，顺应潮流；又能修自身，保持底限，忠于自己的信仰。
    遗憾的是，这个时代不属于袁大化，如果在和平年代，袁大化这样的实干型人才在边疆应该能有一番作为。
    新疆是袁大化仕宦生涯的最后一站，后来他回到天津隐居，废帝溥仪每年过生日他都去问候，不过后来溥仪在长春成立伪满州国的时候，日本人来请袁大化出关，袁氏以“忠臣不事二主”拒绝赴东北，保持了民族气节，不负传统文化的春秋大义。1935年袁大化病故于天津，寿85。

    天山制霸之空城计（36）
    最先推举袁鸿佑的人并非袁大化，而伊犁革命派，袁大化不过是将计就计。可怜的是袁鸿佑，他对于自己成为新伊双方博弈的棋子却浑然不知。
    北京政府的任命一下来，这位年逾古稀的前清老油条立即焕发出久违的精气神，好饭不怕晚，最美不过夕阳红，他打算好好地大干一场。此时的袁鸿佑丝毫察觉不到随着袁大化的认栽出局，危险正一步步向他靠近。
    在袁鸿佑信心爆棚准备去迪化接盘的时候，乌鲁木齐这边的情势实际上是糟糕得不能再糟了。
    前面说过，杨缵绪亲自出兵救援东进支队，在固尔图打败了王佩兰，然后伊犁军队乘胜进攻乌苏，当时杨缵绪的本意是“拟亲自攻取西湖（乌苏）”。为什么突然在四棵树停了下来了呢？
    因为他发现袁大化调动了北疆各城的巡防部队已集中在乌苏严阵以待。而对面的四棵树驻防的就是刚刚从哈密赶来的以猎户组成的志愿军。
    哈密的志愿军是由传统的忠清派、哈密维王夏买合苏提组织的，他当时向属地山区下令，凡家有多子的，必须出一人自带马匹从军。3月间各地志愿军到王府领取枪支后就由都尔嘎带到前线参与对伊作战。
    话说在库拉尔山区有一个叫铁木尔海力派的牧民就在这次被抓了壮丁。但是这个壮丁和其他人可不一样，因为他是上次图尔帕克堵王府大门事件的参与者，后来夏买合苏提在清算肇事者的时候，铁木尔幸运地成了漏网之鱼。
    铁木尔和一同被拉来的炮灰们从王府领完枪就商量好了，准备抓住这个天下大乱的时机再度造反推翻哈密王，反正现在官府泥菩萨过河，这次一定要把夏买合苏提彻底打倒。所以这些人在铁木尔的串连下，刚走到瞭墩就拒绝再往前走了，并且向王府派来带队的艾介尔巴克提出必须将出征这些人的家属徭役减少到每月两天，要不然就不去前线了。艾介尔巴克当然做不了主，但他表示可以回王府向王爷转达这个意思。
    夏买合苏提的反应是马上派杨木匠等三人到库拉尔地区探听虚实，这伙人一开始连蒙带唬还真从当地牧民手里收缴上来二百多条枪来。但到了铁木尔这里不但拒绝交枪，还把王府派来的阿訇杨木匠打死了。
    夏买合苏提只能拿了两千两银子继续找上次帮他解围的老熟人巴里坤镇台易盛富来帮忙。易盛富也真够意思，率军来援到达南山口，屯驻在盛达途客栈，这个情报被他的翻译（通事）维吾尔人阿斯拉甫和巴里坤哥老会首领胡登科密报给铁木尔。
    铁木尔带着人连夜赶到南山口，发动突然袭击，铁木尔和手下的一百三十名士兵全部在睡梦中被活捉。易盛富本人被押到库拉尔山活剐，操刀行刑的人正是四年前在图尔帕克事件中被处死的玉孜和卓之子。
    夏买合苏提听说连易盛富都被人活剐了，吓得魂都飞了，马上派人去乌鲁木齐找袁大化求救。
    袁大化这时候已是看守内阁，但他还是派了钱广汉带了五百人前往哈密平定铁木尔。结果钱广汉又陷在哈密三个月，仍然没有解决掉铁木尔。

    天山制霸之空城计（37）
    在乌鲁木齐的袁大化现在面临的既有来自伊犁方面的军事压力，后院的哈密又有铁木尔在闹，同时南疆各地的恐怖袭击此起彼伏。
    而袁大化的嫡系王佩兰还在乌苏前线，他在迪化快成光杆司令了，这时他身边的前清老同事纷纷解职入关，比如布政史陈际唐、提学史杜彤、提法使宋敬熙等人均已东下。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在危难之中向袁大化主动请缨，表示要招募军队、带兵平乱。
    这个雪中送炭的人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增新。他现在已经是新疆省府大员了，时任新疆提法使。
    板荡识忠臣呐！袁大化现在身边的人几乎跑得精光，杨增新此时挺身而出，差点没感动得袁大化热泪盈眶，他马上表示，你去干，我支持你，要钱你说一声就完了。
    杨增新说干就干，他找到的第一个人是他的老乡，从云南发配来新疆的劳改犯马福兴。马福兴是云南华坪人，比杨增新小两岁，从小练武，武艺没得说。后来从军在云南提督马福禄手下被推举到北京，八国联军进京两宫西狩时，他受云南提督马福禄举荐前往护驾。慈禧在西安关帝庙上香时，发现庙中有一把大刀，估计得有百来斤重，便自语“此刀如此沉重，何人可使？”马福兴恰侍立在侧，就自告奋勇当众操刀耍了起来，慈禧大惊，连声赞叹好力气，当场将马福兴提升为河南参将。就是在这个任上，因为当时的河南巡抚松寿的公子仗势欺人，马福兴路见不平把这个小衙内抓起来胖揍了一顿，结果因此被革职发配新疆。
    可别小看这个马福兴，他是云南的一个老教阿訇，在教派上很有些影响力。马福兴被任命为统领之后，立即向迪化的二十四个教坊征调回族坊民，很快募集了五个营，训练成军。这五个营就像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和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成为杨增新纵横天山南北的原始资本。
    这五营回队的统领为马福兴、马福明、马致和、李寿福、李福恩，是杨增新的创业元老“回队五虎”。
    杨增新的回队正式拉起来以后，他却一直徘徊在省城乌鲁木齐附近，并没有去精河前线。袁大化就很着急了，那你不去前线拉起队伍是要干嘛？
    所以袁大化就再三催促杨增新上路，可是此时的杨增新自己的小九九已经成竹在胸了，又岂能是面临交接的袁大化所能摆布得了的。
    4月哥老会在阿克苏、喀拉沙尔、库车和轮台相继把当地的前清地方官杀死，哥老会成为当地的实际政权控制人。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么多城市被哥老会轻松控制，一把手说被KO就被秒得一干二净呢？因为年初袁大化平息刘先俊起义后，对巡署东营里的哥老会士兵不打算大开杀戒，所以将他们大部分人“分拨焉耆、库车、阿克苏等处补充各营缺额”。
    现在南疆乱成一团，袁大化脸一黑，自己惹下的麻烦又让杨增新去补，既然你不去精河前线，那你去南疆搞定哥老会也行啊，你总得对得起我在你身上砸的那些银子吧。

    天山制霸之空城计（41）
    面对纷纭复杂的局面，杨增新显示了他过人的冷静。
    辛亥年的新疆，所面临的局面甚至比同治三年更为糟糕。
    同治大乱是在一年内形成五个割据政权、七八个起火点，中央朝廷的军队只控制了巴里坤，哈密反复易手。
    而现在杨增新面对的是东面哈密铁木尔起义，北面外蒙古入侵阿勒泰，西面伊犁军政府拥兵自重，一度扬言带兵进省，南面则以库车为界全部沦为哥老会称王称霸的小独立王国。
    而民国初年与清朝同治年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同乱时期新疆群魔乱舞一通后，并没有产生一枝独秀的人物，反被浩罕阿古柏乘虚而入，捡漏割了韭菜。
    民国初年新疆的几个主要力量是：伊犁的杨缵绪，他手握伊犁陆军第一师；迪化的袁大化，他手里有王佩兰的新疆陆军第一协；同样坐镇迪化的杨增新，手里有回队九营；在哈密的铁木尔手上也拉起了千把人的队伍，大都是猎户、牧民；南疆的喀什噶尔提督焦大聚也有一个团的兵力，现在被哥老会的边永福和魏得喜控制着，另外在阿克苏和库车，哥老会的谭长谷和查春华手头也算有点本钱。
    不过真正有资格对执全疆牛耳有点想法的，还是伊犁和迪化这两帮人。
    有了这个分析与测评，杨增新很快把眼前看似纷纭复杂的各种矛盾梳理出主次。
    首先是必须马上就办的事情，也就是通常被称为危机的事，事件级别为重要且紧急的，科布多和阿勒泰方面面临的国防安全问题属于此类事件，因而处理级别为优先级。
    其次是必须马上处理，但是如果处理得当，不至于产生严重后果的事，事件级别属于紧急而不重要的，喀什噶尔方面的策勒村事件就属此类。
    虽然已经发展成外交事件，但是只要控制得好，这完全可以防止其扩大化，把它限制成一个孤立的民事纠纷案件。
    这件事无论是暂时由南疆哥老会还是由伊犁方面的人过去处理，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杨增新自己目前是真没力量把管理触角伸得那么远。
    再次是重要而不紧急的，这种事情与其说是事不如说是人，伊犁的革命党和南疆的哥老会，这两种人一个是对新疆大位有超强的竞争能力，另一种则是破坏任何一个现实的坐庄人的操盘环境。
    所以与这两类目标人群，早翻脸晚翻脸，早晚得翻脸，杨增新要做的是尽量推迟摊牌的时间。
    最后一类工作对象是可以归入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情况，例如哈密的铁木尔武装，他们主要是针对哈密王府，政府军这边只要重复1907年杨增新的和稀泥政策就可以轻松化解，之所以搞得这么大动静，与前期袁大化处理不善有很大关系。
    如果有关注过杨增新的早年经历，一定会记得，当年他在甘肃提学使的任上，同时兼各堂总办，事必躬亲。处理各项政务有条不紊，一时九印环列于案。一心九用，是真正的最强大脑。
    所以现在一一摆平东西南北的乱事，并不令人意外，这个时候的杨增新出现在新疆，既是新疆省的幸运，更是中国之幸运。

    天山制霸之空城计（42）
    5月末杨增新才上位，他在与时间赛跑，6月初一边平定了蔡乐善的叛乱，一边迅速与伊犁方面敲定和谈细节。
    7月初达成协议，稳住伊犁力量。
    紧接着的如同炫技般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让人觉得欣赏这样一位大师级的政务处理专家的挥洒自如，简直是种享受。
    杨增新在和谈中就布下了闲棋，把伊犁的主力战将姜国胜调到哈密任副将，派他负责在哈密设防，把铁木尔的武装力量限制在哈密区域，当然哈密问题杨增新的思路是以和平手段解决，因为政府完全没必要替哈密王夏买合苏提火中取栗，所以杨增新另派了回队张彩庭去哈密找铁木尔谈招抚的事。
    伊犁革命党认为自己分到的另一块大蛋糕是喀什噶尔提督这个重要位置，这同样也是杨增新富有深意的一招棋。
    因为南疆哥老会势力在南疆盘根错结，自己现在鞭长莫及，而策勒村事件的解决又刻不容缓，所以让杨缵绪去处理总比哥老会那些黑帮老大靠谱。
    当然，最重要的是让伊犁政府军事上的脊梁人物杨缵绪离开他的基本盘，跑到他并不能完全施展的喀什噶尔，既限制杨缵绪本人的发挥，也令伊犁方面抱团对抗省府的能力最大限度受到削弱。
    还没有完，一旦杨缵绪去喀什噶尔，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喀什噶尔现在的实控人物，哥老会的边永福、魏得喜调出来，让他们孤身到迪化来，这样喀什噶尔的哥老会群龙无首，而杨缵绪整合他们既要高超手腕又需要时间，如此一来杨增新就给自己的下一步运作腾挪出足够的时间来。
    真可谓一石三鸟。
    伊犁政权的柱石人物在军事上是杨缵绪，在宣传上是冯大树，在外交和组织方面是冯特民和李辅黄，而在政治上其实是贺家栋。
    这几个人都是在各自领域里不可替代的，但是要保持这个政权的存续，最关键的核心人物还是军事和政治上的核心人物。
    这一点当初的袁大化看得很准，他在给清廷的报告里就说过：那个广福就是一个傀儡，他们军事上靠杨麻子，政治上以贺家栋为谋主。
    所以在和谈的时候，杨增新作为让步，给伊犁放出来的空位都是经过了设计的。在伊犁方面获利博弈成功的满足感的同时，不知不觉已中了杨都督的套路。
    后期的史料中，对杨增新与伊犁革命党的博弈简化地评价为杨氏对伊方的分化瓦解，能收买的收买，不能收买的调虎离山，逐个分化后消灭。
    实际上，双方的和谈本身是相互博弈的过程，双方均无碾压对方的优势，因此并非后来许多伊方人员后来回忆的那样，仿佛自己完全是人畜无害的小白兔，受尽老狐狸杨增新的霸凌。

    天山制霸之空城计（43）
    伊犁的军事顶梁柱杨缵绪被杨增新保举去喀什噶尔，另一个重要的人物贺家栋也是必须除去的。
    而且贺家栋也是个现实的政治人物，头脑既不简单，也从不狂热、冲动，如果他留在伊犁，未来将是杨增新一个强大的对手，他是双方塔城谈判的伊方主导人物，几次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尤其是在杨缵绪扬言带兵进省的时候，都是贺家栋冷静处置，维持了和谈大局。
    杨增新从内心也是有点欣赏这个人才的，所以和谈成功后给贺家栋的职位是新疆省民政司长，这个相当于过去的布政使，主管新疆的民政大权。
    不过最后贺家栋也没有在新疆逗留，而是入关回了家乡湖北，杨增新则是“馈赠厚金、资送回籍”。
    冯大树是个搞关系的高手，在伊犁革命中他干的活就是串连那两个与汉族隔阂极深的维、回两族，人家玩得游刃有余。
    杨增新显然做了这方面的功课，应该对伊方的每个人都有详细背调，所以他给冯大树的安排是让他去北京，做伊犁驻京办主任。
    然后在军事基层力量方面，杨增新让出的哈密副将点名要伊犁的姜国胜出任，塔城副将点名要伊犁的谭钟麟出任，这两个人也都是伊犁起义时的主力战将。
    上述所有动作几乎是密集在几个月内同时完成的，“九印环列、措置裕如”果然是名不虚传吧。
    好了，说重点吧，上面的安排应该算是老杨搂草打兔子的动作，而他自己列为重中之重的则是北面的阿勒泰边疆危机。
    外蒙古的独立是在1911年的11月30日。
    当时外蒙地区的精神领袖则是一直由清朝册封的哲布尊丹巴活佛，辛亥革命这年是哲布尊丹巴八世掌教。
    哲佛从三世起由乾隆皇帝强制性命令，必须从西藏地区寻找转世灵童，使得土谢图汗家族失去了对教权的掌控。
    哲布尊丹巴八世活佛是在1882年坐床，当时只有四岁。
    从他十二岁起，沙俄库仑领事施什玛勒夫就开始今天送几件欧式玩具，明天赠几只稀有宠物，想尽一切办法讨好年幼的小活佛。
    等到活佛长大以后，俄国人又“献一女子，事于活佛，讳之曰乳母，以为联络活佛之手段。”
    不要小看了这个大和尚，哲布尊丹巴八世在民国元年的时候手下喇嘛僧众超过10万，喇嘛庙有1700多处，因为全外蒙男性三分之一都当了喇嘛！哲布尊丹巴活佛还有自己自留地，属地的人口和牛羊比土谢图汗的还要多。
    虽然和本篇主题离得有点远，但是，外蒙独立的滥觞还是有必要交代清楚。

    天山制霸之空城计（44）
    喀尔喀蒙古从一世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活佛决定投奔满清，放弃沙俄以后，清廷仿照内蒙，在外蒙也是旗盟制管理，另外保留了哲佛的僧俗两界的尊崇地位，通过羁縻王公和活佛来间接管理。但是同时，库仑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大臣这些楔子一枚枚渐次打入，喀尔喀的当家人从土谢图汗转到赛音诺颜汗，最后终于转入多伦大臣之手。外八旗制度确立，喀尔喀蒙古各部连杯酒都没喝到嘴，军权已经化为无形。
    被拔掉了牙的喀尔喀蒙古被迫保持了两百年的温驯。
    1901年清廷开始在全国推行新政，向蒙古地区连发多道上谕。压垮喀尔喀的最后一颗稻草来了。
    满清这次对蒙古的新政主要是两道菜，对蒙古尤其是喀尔喀蒙古来说，都是致命的大招。
    一个是在外蒙编练新军，增设管理机构，整顿行政；第二个是拆除藩篱，放开汉民进入外蒙古移民开垦。
    新政一来，如同暴风骤雨，仅1910年库伦一地，办事大臣官署新增机关二十多处。而内地移民在外蒙新垦农田近7800万亩。
    这还不算，此时清廷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已经把在蒙古建省的计策提交到总理衙门了！
    这两样改革一落地，养兵行政都要钱，全从当地筹措，喀尔喀地主们当然怨声载道。
    而负担加重的同时，进项却又少了，内地农民来开荒，势必挤占这些地头蛇的空间。
    而蒙古最大的地主就是四部的王公和哲布尊丹巴活佛了，所以这些原来是清廷的重点笼络对象的人，迅速与清廷矛盾激化，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外蒙独立的三个巨魁之一的杭达多尔济就是土谢图部亲王，他在1908年就是因为抗拒清廷丈量已垦田地，而遭到清廷申饬。
    1910年哲布尊丹巴八世召集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盟长联名向库伦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联名呈报：“蒙古人民已经忧心忡忡地接到了几道要他们执行新政的命令，我们可怜的、为各种赋税弄得一贫如洗的盟和沙比的台吉和阿拉特们，已经到了他们再也无法支持的地步了。历次颁布的命令，没有一个对蒙古人是有利的。”
    这个请愿活动当然又遭到了当时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的一顿臭骂，署了名的杭达多尔济再次被交部议处，新仇旧恨加一起，杭达多尔济成了铁杆的亲俄派。
    辫子一朝在管控蒙古的问题上是历代封建王朝中执行最成功的一个，但是临死前，在错误的时间搞出了一个正确的政策，导致局势急剧恶化，真的是未享其利，反受其害。
    移民和强化内地军事存在对于抵制沙俄侵略和强化近代化国家意识都是有正面作用的，如果提前几十年，在二次鸦片战争或者左宗棠收复新疆前后与洋务运动同步推行，结局肯定会好很多，而拖到二十世纪初来搞，反而不如不搞，在自己最虚弱的时候捅了这个马蜂窝，给袁项城留的坑属实是不小啊。
    在旁边等得眼睛发蓝的沙俄终于有机会在外蒙下刀了。
    喀尔喀蒙古可是沙俄从康熙时代就一直胸怀野望的。
    1861年从外东北割去一大块肥肉的穆拉维约夫关于蒙古说过如下的话：“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我国保护。”
    眼见满清的新政在外蒙搞得民怨沸腾，沙俄见缝插针。
    1911年春，由哲布尊丹马召集喀尔喀四部在库伦秘密商讨独立的事，会上各方意见分歧很大，没达成任何协议。紧接着，十八名喀尔喀蒙古王公在博克多乌拉山继续开会密谋，这其中，沙俄的库伦领事柳巴参与了进来。
    在柳巴的策动下，博克多乌拉会议决定派出外蒙古独立运动的三巨头：杭达多尔济、海山和喇嘛车林齐密特为特使，赴圣彼得堡向沙俄请求武装援助，这时是1911年的7月。
    得到风声的清廷在9月和10月间两次照会沙俄驻华公使科索维茨，同意在外蒙暂缓推行新政，同时对于杭达多尔济私自赴俄乞援的事不加追究。这本来是沙俄最初想借外蒙来救援讹诈清朝所提出的价码，现在清朝倒是全答应了，可是时移势易，无论沙俄还是外蒙古都不甘就此罢休了。

天山制霸之空城计（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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