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罗马帝国
（一）上层与基层
西汉王朝灭亡时（公元8年），罗马帝国刚刚开始。创建罗马帝国的屋大维，和刘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天才少年。刘彻17岁即位，23岁同时开始立儒学打匈奴，49岁前两件事都完成。屋大维19岁起兵，32岁时结束分裂，47岁前完成了罗马帝国的制度建设[39]。
他们都是复杂的人。刘彻的历史评价在穷兵黩武和雄才大略之间摆动了2000年。说他是儒家，他行事却像法家；说他是法家，他又没有退回秦制；说他爱道家神仙，他又偏偏用儒家立国。
屋大维也充满矛盾。他与巨头合作，架空了元老院；又与元老残党合作，消灭了巨头。他保留共和国的形式，却变更其内在逻辑，虽称元首，实为皇帝。他身兼多个文职，从执政官到保民官到祭司长，但18万罗马军队才是他的真正力量。他没有建立明确的继承制度，但王朝最终还是在家族内传承。屋大维和刘彻之复杂，在于罗马与秦汉都是超大规模政治体。在草创之初，要整合这样广阔复杂的疆域，任何单一的理论、制度、安排都不足为凭。
屋大维和刘彻的治国思路，也是英雄所见略同。除官僚、军队、税吏制度外，屋大维也很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强调对家庭、国家和本土神灵的忠诚与责任。就像刘彻找到了董仲舒，屋大维也感召了一批文化巨匠。维吉尔仿照希腊的荷马史诗，创作了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构建了“罗马民族”的认同；李维写了《罗马自建城以来史》，批判分裂的派系主义；贺拉斯的《讽喻诗》，号召社会回归对家国的责任感。
而两人的路径与结果大不一样。
屋大维建立了文官系统。为了克服财阀对政治的破坏性，他大胆吸纳财阀进入文官体系（税务官），真正实现了西塞罗的“贵族与财阀共天下”。与之相比，汉朝的文官路线则是求取基层寒士。钱穆说，汉代是第一个“平民精神”王朝[40]。
罗马帝国的文官，都集中在行省首府，没有建立一杆子插到底的基层政权。行省之下无官僚，下面是一堆拥有自治权的王国、城市、部落，各自按照原有的制度运行。罗马派遣一个总督和若干财务官，掌管税收、军事与司法，对于行省下的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则一概不管，也不承担公共经费。地方领袖对当地事务很有发言权，总督经常按照地方实力派的愿望作决断。地方的城市建设和文化活动由本土富商志愿掏钱。在中央政权衰落之后，这些地方实力派就此转化为蛮族王国之下的封建地主，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谁收税都一样。英国学者芬纳将罗马帝国称为“由众多自治市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控股公司”[41]。
归根结底，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如西方学者所言，罗马帝国文明有着无比丰富和复杂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却是粗陋和简朴的“奴隶制大庄园”[42]。文化基础也如此。罗马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僚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拉丁文。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300年后，农民们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屋大维苦心建构的“罗马民族认同”，随着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从未抵达基层。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而秦汉则是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和文教。两汉的基层官吏不光管理社会，还要负责公共文化生活[43]。郡守设学，县官设校，配备经师，教授典籍，慢慢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道德，理解同样的文化。唯有这样的人民基础，大一统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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