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秦汉与罗马：相似的基础与挑战，为何得出不同的结果？[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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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秦汉与罗马：相似的基础与挑战，为何得出不同的结果？[第6页]

作者:中西论衡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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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罗马帝国覆亡了，覆亡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社会关系的变化，统治阶级的内乱，气候的突然变化，瘟疫的爆发，当然还有蛮族的冲击，都会发挥或大或小的作用。但根本的原因，正如英国学者汤普逊在论及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时所说，一个帝国的灭亡，是需要理由的，而这个理由，主要的当然在内部。罗马帝国前期，共和传统仍有某种程度的残存，皇帝固然需要军队，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民众的支持，为此不能不给予平民一定的关注。扩散罗马公民权、提高行省地位、强化行省治理、惩治贪污腐败，最重要的是维护帝国和平，使民众可以安居乐业，由此造成了帝国前200多年的繁荣。但权力一旦落入皇帝手中，它天然的扩张倾向，逐渐侵蚀了其他机构如元老院和民众的权力。罗马皇帝可以依靠的，只有军队了。而军队也发现，他们固然需要皇帝发工资，可以也可以左右皇帝。在68-70年的内战后，塔西陀所谓罗马的秘密暴露了的评论，正指士兵发现他们可以创造皇帝的事实。弗拉维王朝和安东尼王朝的皇帝们大体贤德，还能掌控军队，但皇权的扩张和军队重要性的增加，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加深，终至出现了3世纪危机中士兵拍卖帝国的最恶劣景象。所以，罗马帝国的灭亡，与皇帝权威的强化、官僚队伍的膨胀与军队的增加，相应地，其他阶层特别是普通劳动者地位日益沦落，公民权彻底贬值，以至于到了帝国末年，一些罗马人宁可逃到蛮族中生活，也不愿再成为帝国的臣民。因此，帝国的瓦解，其他因素当然不能忽视，但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如果忽略了统治者对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的态度，大约也难以完全令人信服。
    历史比较研究的核心，首要的是要选择合适的可供比较的对象，之后是对可比较的各项参数的具体考察。在比较研究中，条件的对等非常重要。但历史研究，无论学者们多么试图客观，总难免个人情感、经历、掌握的材料、知识和理论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所以当我们提出某个问题的时候，心里可能已经知道了自己要去追求的答案。历史研究的魅力正在这里。如果所有人都持一个看法，那犹如这个世界所有人都穿着同样颜色和款式的衣服一样，令人奇怪。我非常赞成潘先生的基本看法：在比较研究中，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不能用对方的缺点比自己的优点，也不能用自己的缺点去比对方的优点。借用刘家和先生的话说，要对历史抱着敬意。好的比较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新的思路和启迪，促使我们进一步去探讨。潘先生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去看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并且从后来西方以及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发掘出过去许多被忽视的方面，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也做出了精彩的论证，于理解秦汉王朝和罗马传统的身前身后，多有启迪。我这里只是从罗马方面做了一点补充，而且因为不了解秦汉，不免就罗马论罗马，片面和不当之处，请潘先生和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指正。

    晏绍祥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徐卫民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秦汉与罗马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有代表性的帝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西有罗马，东有长安”妇孺皆知，也展现出东西方发展过程的异同。由于东西方在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上的巨大差异，因此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也出现了不小的差别。正如恩格斯讲的：“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上的差异就有了意义。一是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近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潘岳的《秦汉与罗马》，颇有收获，以三万言比较全面的对比了世界历史上几乎处于相同时期的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异同，并分析了产生异同的原因，其中不少见解是有见地的。作者认为，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中国历史远非完美无缺，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中华文明仍需转型提升，才能真正体现与时俱进的能力。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这些观点值得读者和学界思考。
    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公元前3世纪末，西汉王朝建立。其后双方日臻强盛，罗马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成为“世界”的霸主；汉朝也奠定了西逾流沙、东濒沧海的广袤版图，君临“天下”，成为大汉帝国。这两个分处东西、遥相辉映的大国，在人种、语言、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极大，是从全然不同的背景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各自又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文明的主要表现形式体现在都城文明上。秦汉时期都城功能是为维护其中央集权服务的，以 “天人合一”为设计理念，都城中的各种设施与布局均以此为目的，宫殿是城市的核心，高大雄伟。其功能主要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手工业、商业处于次要地位，而且都城中市场的设置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都城中缺少市民活动的公共建筑和广场。罗马城的设计除了考虑统治者的政治功能之外，在都城中也有老百姓可以随意活动的地方，广场文化得到了充分体现。广场是都城的核心，成为市场和集会之地。统治者在这里修建庙宇、宫殿、政府机构，是政治、宗教、商业和公众活动的中心。大量修建的公共建筑成为罗马城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为城市建设和市民服务的。
    秦汉时期都城与古罗马城尽管都显示出“好大喜功”的特征，建筑物都富丽堂皇，但建筑物服务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尽管罗马城和汉长安城在建筑材质、风格等方面具有很多不同，但是，由于同属于帝王所在地，在各自的国家都拥有不同凡响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两座古城在一个方面却是不谋而合的，即都在想方设法地将城市建设与帝国的强盛结合起来，使建筑能最大限度地表现君王的威严和显赫。古罗马时期的著名建筑学家维特鲁威在盛赞罗马建筑的伟大时，就曾直言不讳地将“显示了伟大的权力”作为首要因素，秦汉时期宫殿建筑也有“非壮丽无以重威”的要求。古罗马城的中心从庙宇迁至城市广场，在城市功能区调整中得到完善。汉长安城在变迁中也在不断拓展其城市功能，改善城市功能划分，但其主要目的则是是为中央集权服务。
    秦汉和罗马，虽然所处地区自然环境，以及东、西方民族在各自成长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政治结构和文化体系的不同，其他如各自城市的建设功能和目的、各自的社会阶层结构等各方面均有差异，但作为同时期东西方的两个帝国，在城市的规划和建造规模都是科学缜密和气派华丽的。都城功能是影响建都和定都的重要因素，并决定了都城未来发展的方向。秦汉与罗马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都城的公共性上。出现这种差异与所处地区自然环境，与东、西方民族在各自成长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政治结构和文化体系的不同有关，也与各自都城的建设功能和目的、各自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差异有关。
    秦汉时期的都城是统治者获取或维护权力的手段或工具，是藉以宣示王朝的合法性、突显国家权力的象征符号，是国家、官府威权的象征。都城的形态和空间布局，主要是基于某些制度安排而形成的，是权力运作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在等级森严的秦汉社会，其本身要适应礼制的需要，从而也被赋予了某种“文化权力”。总而言之，是权力“制造”了都城，制度“安排”了都城的空间结构。而罗马城早期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以卫城、庙宇为中心，受民主制度的影响，以都城广场为中心。罗马广场是罗马城的核心，原为沼泽地带，大约公元前6世纪加以整修，成为市场和集会之地。历代统治者在这里修建庙宇、宫殿、政府机构。帝国时期添置尤多，而且规模宏大，十分壮观。广场上还有店铺和摊棚，是政治、宗教、商业和公众活动的中心。使罗马的公共建筑散发出奢侈、豪华的辉煌气氛。
    秦汉和罗马的重要生产区域大体都分布在北纬30-40度之间，但却是迥异的两种气候类型。季风性气候使得秦汉时期的农业得到长足发展，因为季风气候的最大特点就是雨热同季。而同纬度的罗马，由于多分布在地中海沿岸而形成的地中海气候，使得农作物生长比较困难，因为地中海气候的最大问题就是雨热不同季，对农业生产不利。在农作物最需要雨水的时候，其提供的只有热量。所以在罗马虽然重视农业，但农业的发展没有手工业与商业那样的繁荣。
    罗马城是一座占地面积20多平方公里的“大理石之城”，且不说城内的神庙、议事厅、柱廊、凯旋门、大浴室等之雄伟壮观。至今走进罗马的古建筑遗址，仍不能不为其磅礴的气势所震撼。但由于东西方建筑体系、建筑材料大不相同，因此罗马式石构建筑无法展现于秦汉都城。不仅建筑物本身，连其内部的陈设也与秦汉大相径庭。
    尽管罗马与秦汉相隔万里，但文化交流一直存在，且相互影响。无论汉代或罗马的宴会上都佐以乐舞，秦汉有说唱，罗马则有哑剧。双方都有的是杂技。罗马杂技声名远播。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安息使臣来献“犁幻人二”。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又献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跳丸即现在所称抛球，须用双手同时抛接。汉画像石中也有类似表演，他们将球和剑一同抛接，当时叫“跳丸飞剑”。这应该是受到罗马幻人的启发。罗马人的娱乐似乎并不满足于看抛球，最刺激而且带血腥味的项目是角斗，在罗马的许多城市中都修建了竞技场。罗马城中的科洛赛姆大竞技场可容观众5万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建筑之一。这在尊奉儒家学说的汉代人看来，则有点匪夷所思了。
    秦汉与罗马在历史上曾经经济繁荣、国运昌盛、交通便利、文化发达。人常说，西有罗马，东有长安，一东一西代表了东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它们都曾有过无比辉煌的过去和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并保存着无数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虽然罗马与秦汉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汉代对罗马则充分肯定。《后汉书·西域传》说：“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清薛福成《出使日记》解释道，秦为“亚洲大一统之国”，罗马为“欧洲大一统之国”，故号罗马为大秦。
    为什么罗马文明在罗马帝国灭亡后迅速衰落？为什么秦汉文明能够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影响罗马与秦汉文明的因素很多。除自然条件之处，社会环境对经济的影响更为显著。进行东西方文明的研究比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重大课题，路漫漫其修远兮，只有同心合力，才能使学术研究为现代社会服务，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徐卫民，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秦文化研究会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陕西省秦俑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古都学会副会长、西安历史地理学会副会长、西安长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秦汉历史、秦汉考古、历史地理与文化遗产的研究。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等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发表学术文章百余篇。

    从文明的高度来理解秩序
    ——读潘岳《秦汉与罗马》
    干春松

    （一）理智和情感
    晚清的中国知识界存在一种迷茫，列文森将之归结为“理智”和“情感”的矛盾，这个结论不知是否多少来自他对梁启超的研究。要说纠结和迷茫，梁启超很典型。潘岳在《秦汉与罗马》的长文中说：“中国近代以来，许多改革者都在‘自由’与‘专制’间挣扎。如梁启超。戊戍变法失败后，他先后写了《拟讨专制体檄》与《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边说‘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号召人民‘破坏而齑粉之’；一边又承认，中国的科举制和郡县制有着皇帝与平民联手从门阀世家、诸侯藩镇手里夺取治权的积极一面，与欧洲贵族封建历史完全不同。”擅长在公共媒体发表政见的梁启超一方面善于引入大量西方的政治术语来激发国内的改革热情，另一方面，他也时常发现加诸中国制度和秩序的许多西方“定义”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所以，从“理智”和“情感”冲突的角度来概括他身上的矛盾未必合适。换句话说，梁启超的矛盾并不在于他“理智”上认为中国要毫无保留地学习西方价值，“情感”上又眷恋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而是更多地体现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应该学习西方，但到底学什么呢？当时的许多人都把中国的政治和法律看成是西方政治与法律的反面，这种观念即使到今天依然有很大的市场，比如潘岳文章里举出的“东方专制主义”与马克斯?韦伯的“家产制国家”等说法。在很长时间里，这些理论概括都是我们“自我批评”的依据，全然不顾中国传统政治是否可以仅仅用“专制”来概括之。后来，钱穆和张君劢专门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钱穆看上去有为中国传统政治做辩护的倾向，但他的作品所揭示的许多史实，比如皇帝的私家财富和国家财政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由宰相制度所代表的君臣“共治天下”的权力结构等，恐怕都可以作为反驳韦伯“家产制国家”概念的证据。
    直到今天，我们用来概括中国历史传统和政治制度的主要思想“范式”都来自西方的经验。20世纪以来的许多学术争论，均源自用这些范式解释中国本土经验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匹配”。所以，当我们“理智”地学习西方经验的时候，要注意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建立适合分析本土历史经验的“范式”；而在“情感”上保持对自身历史的温情和敬意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被过于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左右，这样才可以达到对中国制度经验的客观态度。
    （二）如何看待秦汉的延续和变化？
    “汉承秦制”是一个事实性描述，描述的主要是秦汉时期郡县制替代封建制，成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过程。事实上，封建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难以维持。这说明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道德共同体国家，无力解决随着诸侯国的强大而产生的破坏政治等级和亲疏关系的问题。虽然孔子对礼乐征伐不从天子出表示了愤慨，并对发生在郑国和晋国等地的铸刑鼎所可能对礼乐制度产生的冲击表示担心，但周公创立的西周封建秩序并没有因为孔子的“不满”而停止其发展和蜕变的脚步。随着兼并战争加剧，列国需要不断集中权力，需要控制户口、掌握兵源、扩大税源，以抵御其他国家的侵凌，由此，分封制逐渐被阶层性的地方行政系统所取代。例如，商鞅变法就主张“集小乡邑聚为县”（《史记·商君列传》），将风雨飘零的封建世袭采邑纳入集权化的权力管辖范围之内。秦国的成功可以有无数个理由。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说，其打破官爵的世袭、鼓励通过耕战来获得地位和财富的新型制度，展现出强大的制度优势。因此，在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并咨询新帝国的制度架构的时候，李斯的建议就强调了血缘凝聚力的限度，而主张以权力分配为纽带来推行郡县制，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基本国家形态。
    儒家认为，秦国的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丧失了民心。汉初也有人指出，秦国不封建亲属，导致在遇到叛乱时皇帝不能获得有效的支持。但在我看来，造成秦国失败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建立统一的大帝国所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超过了其财政的支持能力，以及片面强调中央的强力统治，缺乏对于六国的多元性的足够重视。
    我们知道，为了在全国建立有效的统治，秦帝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北方修筑长城以抵御匈奴的骚扰、打通到西部的道路、统一文字和度量衡以使政令畅达，等等。这种积极的，甚至激进的政策，大大增加了人们的负担，并引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和随后楚、汉的抗争，灭亡了秦国。
    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继秦而起的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国家。汉初的国家形态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向封建制的复归，即对于军功阶层和皇族的分封，但郡县制依然是基本政治制度。分封和集权的矛盾很快显现，表现为皇帝对军事首领的不信任和诸侯王的叛乱。汉初几位皇帝逐渐平复了各种叛乱，维护了垂直集中的权力体制，同时吸取秦国灭亡的教训，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终于在文景之治后，迎来了汉武帝刘彻。
    （三）汉武帝与儒家国家的形成
    对汉武帝的评价一直有很大的争议。尽管正是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让儒家的价值获得制度性的优势地位，但后世的儒家并没有将汉武帝视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君王。因为他治理国家的许多方法，是“霸王道杂之”的。比如他对匈奴的军事进攻和对西域的开拓，耗费了巨大财力、牺牲了很多士兵的生命，这些都不符合首先在本国内部树立道德理想，然后等待周边国家归附的儒家秩序观念。而他为了维持战争开支而实施的盐铁专营、酒榷、均输等财政办法，使得行政权力过度介入经济活动，也不符合不与民争利的儒家经济理想。但我们从政治格局发生根本变化之后，如何建立起新的国家治理模式的角度，可以看到汉武帝更系统的想法。
    首先，他重视价值体系的建设。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确立儒家价值的独尊地位，并建立太学来培养经师，这些都纠正了秦国过于技术主义的治国路线。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禁止人们阅读和议论，而汉武帝则与董仲舒系统讨论了政权的合法性和如何进行理论再生产的问题，显示出他拥有“致太平”的宏愿。汉武帝处理集权与新征服土地的方法，也秉持了儒家的“多元主义”倾向，使江南一带得以保持其原先的生活方式，并免除其税收，让汉帝国保持了凝聚力和吸引力。而对于不断入侵骚扰的匈奴则采取武力回击的方式。
    其次，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与原先相对独立的封建制度不同，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这是通过原先的小农生产方式所不能达成的。桑弘羊的出现是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标志。我们从《盐铁论》中可以看到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争论的核心问题。如果说贤良文学是理想主义的儒家观念的坚守者的话，御史大夫则更加强调新型帝国所需要的管理技能。虽然我们发现，所有的经济手段并没有如其设计者所期待的那样，能够维护普通百姓的利益，但是他们对于消费、生产关系的认识，体现了那个时代对于经济活动规律、以及经济对于超大型国家管理的重要意义的认识高度。这些在潘岳先生的文章里都有十分精彩的讨论。
    任何国家的存在，都需要有价值作为基础，否则国家就成为纯粹工具性的暴力机构。但好的国家治理并非是理想的现实化过程，而是从现实出发，不断靠近理想的过程。近代以来，我们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下，过于重视制度移植，而忽视了内生性制度的设计，否定了中国数千年历史所积累的国家治理的经验，从而使得我们难以真正建立起对基于自身文明的制度的信心。所以，关注如何在文明的互鉴中，吸收其他文明的经验，发掘自身文明的生命力，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自觉”。

    理解帝国权力运行
    ——读潘岳先生《秦汉与罗马》一文的思考

    樊鹏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潘岳先生《秦汉与罗马》一文，是他继《战国与希腊》之后，又一篇关于中西历史比较的力作。这篇文章对秦汉与罗马两大帝国进行比较，探究“为何两大政治体具有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却又走出了不同的路径和不同的结果？”
    潘先生文，围绕两大帝国体系的运行及其历史“时运”，勾勒了不同的兴衰轨迹。我们常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潘先生更加关心的是，罗马也非“毁于一旦”。在他看来，罗马帝国的发展蕴含着一系列结构性的缺陷和致命性政治疾病。在区分两个帝国的根本性分野上，作者没有排除仁慈与残酷、善与恶的道德因素考量，但我更看重的是文章高度重视国家的组织目标和组织体系的形成，重视对政治制度和权力运作逻辑的比较分析。
    沃格林在他著名的《政治哲学史稿》中，曾这样谈及罗马：“为了理解接下来数百年中（指罗马的兴衰）演化出的那些概念的基调，我们必须明了权力结构彻底脱离人民这个根本性的事件。对比这样一句抽象的评论，潘先生的文章则借助于更加丰富的历史经验素材和中西对比优势，给出了有关帝国权力运行更丰富具体的分析。
    第一，关于权力运行的目标。任何政治体系都需要国内重大利益的均衡与平衡，需要国内的“治理”。潘先生注意到，汉帝国尽管没有摆脱土地兼并的现实，但是其中央权力立足于创造有助于消除“贵族”因素的权力结构（例如“推恩令”的实施），探索了以财政制度为核心的宏观调控制度，抑制豪强。相比之下，罗马的政治体系从其初建就没有调节土地兼并的意愿和能力，缺乏有效处理内部社会冲突的行政机制，而是选择了外向“殖民”的方式和路径，殖民成了消除内战最好的安全阀，也成为政治平静与稳定的关键安排。
    凭借它的殖民成就，罗马帝国获得了伟大的威望，但是也使得政治单元的内部结构——这在希腊时期曾被广泛视为政治领域的核心主题——退居次要地位，政治不再看作是一个明确的共同体内部事务。在潘先生看来，如果说中国政治体系运行的总体目标相对来说更加围绕帝国内部事务和人民需求而来，那么罗马帝国则将国家权力体系的平衡与镇静，建立在一个无止境的殖民欲望竞争基础之上，虽然暂缓了政治斗争，却加速了政治权力的离心力与恶性的政治军事竞争，使得帝国组织以及帝国的精英阶层逐渐失去了对内部事务和治理系统的关切，从而也加速失去了他们同罗马大众之间稳健的联系。
    我认同文中所描述的这样一种差异化的历史现象，但更倾向于从权力运行的历史结构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相比较于汉帝国所处的欧亚大陆东部所构成的相对统一、独立、封闭的整体地理环境，罗马地处欧陆西段，地中海世界的复杂地理族群构成和战略竞争的环境，是人类政治文明中比较早的复杂“国际体系”。外部战略环境的差异，对帝国权力运行的目标导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罗马治下和平” (Pax Romana)形成的前提条件。
    此外，罗马帝国的权力运行的特点，造成诸如核心精英阶层的腐坏等灾害，但这些政治场景及其帝国权力运行方式的变化，实际上也是西方政治领域的早期政治实验。正如沃格林所观察到的，这个由罗马所塑造的群雄扩张的地中海世界，在政治层面极大拓展了西方关于“寰宇”（orbis terrarium）的概念，即所有国家的政略都必须考虑权力主体所处的广袤地理政治空间，这里包含了大陆与海洋，中心与边缘，以及国际政治空间领域的魑魅魍魉。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帝国统治者们，可能又经历了许多个世纪才有所领会。
    在复杂的地中海世界里，围绕着军事、科技、金融交易等，还产生了一系列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的历史现象和政治物种。文章指出“罗马创造的地中海世界里，产生了大量克拉苏式的金融贩子、包税人、奴隶贩子，他们投资罗马政治。”潘先生似乎更加重视这些罗马新生事物在帝国政治腐化中所发挥的“毒瘤”作用，但是他们也可能是现代意义上复杂性金融体系雏形的创造者。
    第二，关于权力运行的机制。罗马与汉帝国的精英集团都在形式上牢固掌控着帝国权力，但似乎汉帝国更加洞悉如何长期有效地经营和维护权力。在潘先生文中，讨论最多的就是支撑罗马帝国权力系统的“铁三角”：元老、军头与财阀，但它们却成为帝国灭亡的加速器，这个貌似稳固的上层政治联盟，真正的危险不在于缺乏同人民分享权力的任何意愿，而是在内部“谁应当拥有权力”这个问题上，充斥着极大的随意性。
    相比而言，汉帝国的精英似乎更加洞悉维护大一统的奥秘，在潘先生看来，第一，汉帝国精英最清楚帝国的上层与基层如何结合，因为他们创造了郡县制的高效运作方式，第二，他们最明瞭庶民的需求。这里基层与上层的结合机制主要仰赖于秦汉时代开辟的郡县制的运作，以及仰赖郡县制所提供的制度工具在基层进行的精细化行政。
    汉帝国对从秦帝国那里继承来的官僚制体系进行了改造，设计出了简约化的官僚行政体系配合宏观调控的制度设计，以此确保中央权力对基层最小程度干预的同时，还可以换得“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汉帝国保持上层与基层结合的唯一方式并非仅止于保护小农经济的安全与自由，帝国执政精英似乎还学会了以各种方式同基层社会分享权力，两汉时期曾是乡党及士人阶层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士风的修饬在两汉成为重要政治现象。汉帝国以相对较低的财政投入和制度成本，完成了维系一个地域异常广大的帝国的治理任务。
    根据潘先生的分析，帝国后期，执政团体与军头联盟像“走马灯”一样变换，政治体系运行的随意性持续增大。从潘先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时期的政治体系充斥着严重的失重感，这种失重感几乎完全超越了权力集中表面所形成的针对统治集团的恐惧感。
    第三，关于政治秩序的构造。罗马政治上的成功常被视为其独特的“共和”基因，即它分别融合吸收了王权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势。但是潘岳先生对这一西方主流政治叙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罗马政治体系中实际参政人数极少，只有极其富裕的阶层才能参与帝国的运作，在大多数时期，罗马的政治稳定不得不依靠于少数政治家的权术加以维系，而一旦这种权力游戏玩不下去了，赤裸裸的权力游戏与武断的军事自由逻辑就登场了。
    相比较于罗马，汉王朝政治体系的特征似乎更加难以进行清晰准确的描述，但潘岳激烈批评了对中国古代政体的这种“东方专制”式的传统叙述。他提出，大规模政治体的长治久安绝不是建立在纯粹威权之上，必须是各群体各阶层对道统的内心认同，“中华道统”是对任何政治体系运行的唯一性规范选择，是确保政治稳定的价值根基。
    尽管潘先生对于什么是“道”没有给出十分清晰的概括，但他列数了支撑帝国体系平稳运行的一系列政治理念与治理机制，他提到了汉代的基层察举制、监察制等，它们成为激励各层面精英持续参与帝国基层事务的关键制度安排。我的理解，相比较于罗马体系中的上层“制衡”，汉王朝体系的稳定性似乎建立在一个更加复杂、精密的权力平衡系统之上。它的重心不在于帝国顶层横向之间“硬权力”系统的制衡或制约，而在于遍布于帝国体系中纵向和横向之间复杂交错的结构性制约与总体平衡。
    我不否认潘先生所坚持的政治稳定性仰赖于“道统”，但我们仍需注意到，观念可以产生一个群体或一个系统，但是管理一个群体和一个系统却无法完全依靠观念的力量。两汉“士风”的形成，乡党与士人的团结，这个风气的形成也难说不是一个“集团性”的政治现象，维系和激励汉帝国复杂的社会平衡系统，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与制度成本。与此同时，我还相信政治稳定更大程度上源自于可预期与有效性。对愉悦和荣誉的追求是任何政治系统稳定性的通用货币和悬赏机制，以及可以由此推导出来的一般性行为逻辑。政治系统的稳定平衡，最基本的是要对这些通用货币、深层次的稳定机制以及一般性行为逻辑的尊重，而在这方面，我们的古老帝国到底拥有何种经验，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第四，关于政治系统的主宰。罗马帝国同汉帝国都拥有一个相似的政治主体：皇帝。罗马的皇帝制度没有能力防止自由军头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汉帝国的皇帝则通过结构性地集权（即文章探讨的躬耕基层政权、建立复杂的国家体系与牢固的基础权力）较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汉帝国的皇帝制度在克服军事集团和利益集团政治方面，无疑留下了重要历史经验。
    但是潘先生的文章并没有进一步探究这种差异性的原因。如果我们借用张五常的一个概念来理解，中国的皇帝制度在减少内部利益集团带来“租值消散”效应方面似乎发挥了更显著的效用，皇帝制度成了防止公共价值被特殊利益集团侵害的一套关键制度安排。
    作为罗马政治系统紊乱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皇帝制度在大多数时期没有提供有约束的竞争，这是解释两个帝国分道扬镳的关键变量。政治秩序的核心是政治系统的稳定性，而不是政治权力是否集中或是否具有高度的效率。事实上，无论是罗马还是汉帝国，政治稳定的根源都来自各种公开或隐匿的稳定性机制。
    潘先生文讨论了两汉之初的“无为而治”，但文章并没有详细讨论它在政治上的意义。事实上，从无为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制度充分尊重历史生成的稳定性机制，或者权力受到稳定性机制一定程度的制约，皇权制度才可以获得长期运行。凭借这个尊重，至少可以获得政治体系长期运行的时间优势，如果可以运行到超过几代人的自然生命，那么这个政治系统自然有足够的冗余时间和平稳心态处理一些政策困境或风险挑战。
    换句话说，汉帝国赢在了权力的相对无为与漫长的时间优势。“无为而治”的政德，本质是反对偶然性与随意性，后者是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安全的最大敌人。但是不管是汉帝国还是罗马帝国，内外危机都助推了权力运行趋向高度集中，随之出现了任何政治组织都可能出现的自然反应，政治系统最终被随意性拖垮。对此，需要重新强化新的仪式与制度化安排，对权力集中的内在随意性进行限制，这就是我理解的两个帝国政治体系留给后世的最大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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