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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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第33页]

作者:耿家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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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2022年10月25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http://bbs.tianya.cn/post-no05-524151-1.shtml
    （下）
    73，下1869，章太炎(1869年-1936年)67岁，现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5
    章太炎：信仰现代新学，晚年重拾儒家理学和佛学。
    章太炎接受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新思想、
    家强在本章分4节：（1）章太炎的简介和生平。（2）章太炎人物思想。（3）章太炎人物轶事。（4）章太炎和鲁迅为何走“歧路”。
    （1）章太炎的简介和生平
    章太炎(1869年-1936年)，原名学乘，字枚叔，浙江余杭人。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后自认"民国遗民"。
    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小学大师，朴学大师，国学大师，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佛学、医学等等，著述甚丰。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生平经历
    朴学训练与排满情结章太炎出生于书香门第，并且家庭富有，有藏书楼，家中还有医学家传。幼年受祖父（章鉴）及外祖（朱有虔，是汉学家）的民族主义熏陶，通过阅读《东华录》、《扬州十日记》等书，不满于满清的外族统治，奠定了贯穿其一生的华夷观念，并在后来与《春秋》的夷狄观以及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形成具有其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光绪十七年（1891年）章遵从父亲章睿（古文经学家）遗命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等。早年关注经、子之学，初步确立对“今、古文”界线的认识。著有《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章太炎曾为强学会捐款，与康南海、梁启超通信。又到上海任《时务报》主笔。但终因学术意见之争发生与麦孟华等人的“拳殴”事件。此后回到浙江，与较为稳健的“中体西用”派王文俊、宋恕等人相往来。1898年春，曾应张之洞之邀赴武汉办报。戊戌政变后，章氏仍遭通缉，避地台湾，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9年夏，东渡日本，与梁启超等人修好，返回上海参与《亚东时报》编务工作。此时章太炎的排满观和古文经立场日益明确，在苏州出版了其著作《訄书》的第一版（木刻本），由梁启超题签。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后，晚清趋新的士大夫严复、汪康年、唐才常等在上海组织“中国议会”以挽救时局，章太炎应邀参加。在会上，章太炎主张驱逐满、蒙代表，并割辫明志。但章氏仍与康、梁等人保留着联络。
    革命与讲学

    1902年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寓梁启超《新民丛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极力牵合孙、康二派的关系。同时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当年夏回国后，重新改定《訄书》（即《訄书重订本》，1906年于东京出版铅印本，改用此前邹容的题签），并有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与梁启超同为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奠定者。此期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鼓吹，遂发生震惊中外之“苏报案”，乃与清廷两曹对质，入狱三年。1906年赴日本参加同盟会，继任《民报》主笔，主持《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此期间，章太炎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其《民报》上的文字，乃是，主张“革命之道德”。撰有《中华民国解》，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创始者。又参与此期兴起的国粹主义运动，自1905年起，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此前，1903年章太炎与近代古文经学另一重镇刘师培定交，此后因学术祈向相近而交往日密。后刘师培由其妻何震出面，接受端方的收买，写了自首信——《上端方书》。1906年6月29日，上海革命党人、进步人士纷纷齐集西牢门口，以迎接章炳麟出狱。[3]1908年2月，刘师培返回日本东京，充当端方暗探，并且续办更为激进的《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革命。同时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1908年5月24日，上海《神州日报》刊载刘师培夫妇伪造的《炳麟启事》，大意为章太炎声称将“不理世事，专研佛学”。6月10日，东京《民报》上刊载章太炎应对的《特别广告》，他愤怒抨击《神州日报》捏造事实，指称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后又发生有人欲谋害章太炎的"毒茶案"，经调查，投毒者是刘师培姻弟汪公权。东京留日学生界一片哗然。其间，日本政府应清廷要求，查禁了《民报》等报刊，刘师培夫妇的《天义报》也未能幸免。
    刘师培夫妇在东京不能立足，只得返回国内。刘师培因恶气难消，遂写信向黄兴揭露章太炎曾应允满清总督张之洞、端方：“只要给两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之事，此事令章太炎难以辩驳，十分狼狈，此时他又与孙文、汪精卫、黄兴等因《民报》不合，乃由提倡光复转入专心论学，著有《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其中《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1909年又编有《教育今语杂志》，撰写若干白话述学著作，以普及学术。
    讲理学与救学弊 1911年10月发生辛亥革命，11月15日回到中国上海，向黄兴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劝告。并在槟榔屿《光华日报》连载发表政论《诛政党》。1912年2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1912年冬任袁世凯政府东三省筹边使。1913年4月从长春返回上海。6月与汤国黎结婚。6月，针对孔教会提议设孔教为国教，发表《驳建立孔教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章觉察袁世凯包藏祸心，于1913年8月进京，欲与袁世凯说理。袁不见，章乃以大勋章作扇坠，至新华门大骂，遂遭袁氏囚禁，关押在龙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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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帖子，分三次发，才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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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2022年10月26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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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章太炎人物思想
    章氏的思想受到多方影响，因为变化的历程相当繁复，依其《菿汉微言》中的自述，是以“始则转俗成真，终则回真向俗”十二字予以归结。大抵而言可以1908年（光绪二十四年）著成《齐物论释》为界。在此之前，章氏先习朴学、诸子学以及西方进化论和社会学，在因苏报案入狱之后，则改习法相宗，而后思想便以唯识学为尚，认为先秦诸子之学皆不足比拟，固可谓“转俗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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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1026。星期三，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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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挣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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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2022年10月27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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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873，梁启超（1873—1929）56岁，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新法家代表人物10
    梁启超：信仰新学，维新法学，又兼儒佛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家强在本章分4节：（1）梁启超的简介和生平。（2）梁启超主要成就。（3）梁启超学术贡献新史学。（4）梁启超轶事典故.。

    （1）梁启超的简介和生平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人物生平
    早年时期。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这种带有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课外教育，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乾嘉以降，知识分子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只有通过科举，由学入仕，才被视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机会很少。这就迫使青年学子以全部精力去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时文，希冀沿着科举的阶梯步步攀登，获取功名利禄。梁启超在少年时代，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光绪八年（1882年），梁启超年仅10岁，就去广州应童子试，结果不中。两年之后，再到广州应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光宗耀祖，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而这时候的梁启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励志改良。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赏其才华，以亲妹相许。这时候，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绪年间，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道路。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1891年），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康有为一一批答。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
    宣传变法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他指出：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他还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竭力宣扬民权论，痛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并且强调，这是维新变法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他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勃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维新时期。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难与其争，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特别是在批答学生札记时，梁启超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这些激昂的言辞，对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征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去。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腐败和无能，通过这次战争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说，呼吁要使全国民众“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梁启超反复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超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1027。星期四，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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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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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2022年10月28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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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吹立宪
    光绪二十八年一月（1902年2月），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与以前不同的是，梁启超迫于形势，已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他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坚持改良立场，仇视和抵制民主革命，并且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攻击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作了坚决的斗争。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双方的论战达到了高潮。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开明专制”论。仍然强调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他攻击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是一种“复仇主义”，污蔑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是为了“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趋尖锐。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平息不断高涨的反清浪潮，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博得帝国主义欢心，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始推行清末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表示要仿行宪政，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国后，密奏实行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先宣布立宪，“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同时又强调，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操切从事”，而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实际上清廷根本没有打算实行立宪，只不过是妄图用“立宪”的招牌继续维持封建专制统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九月，梁启超也与蒋智由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写道：“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专制，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拥护清廷“仿行宪政”的立场。梁启超还明确宣称：“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民初政星。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超为法部次官。对此，梁启超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来，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转机。所谓“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梁启超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才便于控制舆论，影响国民。“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清帝退位，三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权力的法码，似乎倒向了袁世凯一边。为了博得袁世凯的信任，梁启超对这位新的当权者大加吹捧。
    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由于他声望很高，名声在外，所以回国以后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欢迎。他也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一番事业来。主张实行议会政治的宋教仁组建了国民党，以期扩大力量，控制内阁。为了与国民党对抗，梁启超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他先是组建了民主党，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初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办报撰文，鼓吹集权，竭力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后，梁启超利用他所控制的舆论工具，肆意诋毁革命党人，反对革命运动。他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中，以先觉者的口吻说道：“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涂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他把革命斗争说成是“暴民政治”，攻击革命党人是“乱暴派”，声称“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并公开表示他要以“乱暴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民国二年（1913年）七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九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密谋反袁
    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二月，熊希龄内阁倒台。尽管袁世凯改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但这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位，实在难以引起梁启超的兴趣。十二月，他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携家迁往天津。以后，袁世凯又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启超都推辞未就。在此期间，梁启超与袁世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又对他寄于希望。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和企图帝制自为的行径，梁启超是反对的。
    由“二十一条”引起的政治风潮刚刚开始消歇，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只是到这时候，梁启超才对袁世凯完全失望。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恐为“牛后”，终于发出了讨袁檄文。八月二十日，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蔡锷密谋，积极策划武力讨袁。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在云南组成讨袁“护国军”，梁启超于民国四年（1915年）底从天津来到上海。他与蔡锷等人函电往来，帮助护国军拟定计划，起草文告；又与广西都督陆荣廷秘密联络，促其独立。民国五年（1916年）三月，梁启超应陆荣廷的邀请，绕经香港、越南赶到广西，直接参加护国运动。五月六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在职期间，军务院的布告、文电大都由梁启超亲自执笔。
    护国运动以后，梁启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之中了。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六日，袁世凯病死。之后，北洋派系的另一个军阀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主持国务院事务，成为新的实力人物。梁启超很快成为段祺瑞的支持者。他在给南方各都督司令的电文中说：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否则“大局将不可问”，要他们协力予以援助。在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召集国会复会，并表示要惩办帝制祸首之后，梁启超便活动撤销军务院，以避免与北方对峙而发生冲突。在梁启超的一再催促下，军务院于七月十四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轻而易举地“统一”了中国。
    晚期生涯
    民国六年（1917年）三月，段祺瑞、黎元洪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梁启超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反对，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当参战案被国会否决后，梁启超甚至指示研究系议员辞职，以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在两派互相倾轧的斗争中，段祺瑞及梁启超运用各种手腕，先借助张勋“辫子军”赶走黎元洪，然后又反过来讨伐张勋复辟清室的罪行，最后，段祺瑞又以“再造共和”为资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梁启超和研究系，也因拥段有功而成为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梁启超还挂上了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这时候的梁启超，可以说是志满意得，雄心勃勃。然而他却再一次错估了局势，委身投靠腐败透顶的北洋军阀，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梁启超在任职期间，极力为段祺瑞扩充军备、巩固统治效劳，并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两笔以损害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借款。这些军阀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遭到舆论界的严厉谴责。七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是宪法研究会的领袖人物，他凭藉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全力为段祺瑞张目。
    民国六年（1917年）九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十一月十五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梁启超也递送了辞呈。从此以后，梁启超就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民国七年（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民国十六年（1927年）阴历五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梁启超由天津赶至北京料理丧事。民国十七年（1928年）著《辛稼轩年谱》，未竟。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十九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2）梁启超主要成就

    政治主张改良思想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复归传统民国七年（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梁启超回转身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1028。星期五，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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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闭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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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2022年10月29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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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梁启超学术贡献新史学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史学主张。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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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875，杨度（1875—1932）57岁，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18
    杨度信仰新学反礼教，继而动摇不定，终被共产主义感化
    杨度反对礼教，却又反对共和革命，继则参加袁世凯的复辟活动，终于参加共产党
    家强在本章分3节：（1）杨度的简介和生平。（2）杨度轶事典故。（3）民国奇人杨度:如果蒋介石称帝历史将改写。
    （1）杨度的简介和生平
    杨度（1875年1月10日—1932年9月17日），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人。
    戊戌变法期间，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维新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主编《中国新报》，发表《金铁主义说》，主张君主立宪。同年，杨度又写《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与梁启超的《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一起上奏。第二年，清政府将政治考察馆改为宪政编查馆，杨度任该馆提调，参与沈家本主持的修律工作。宣统二年（1910年），清资政院会议期间，杨度指出中国必须在法律上消除家族的各种特权，国家和人民之间，是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对人民要有“教之之法”和“养之之法”，国家要给人民以“营业、居住、言论等等自由”，人民“对于国家担负责任”。这一名为“国家主义”实质上仍是“金铁主义”的法律理论，遭到以劳乃宣为代表的守旧派的抨击。
    从清末到民初，杨度始则反对共和革命，继则参加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他的君主立宪救国理论在实践中处处碰壁，最后彻底破产。五四运动以后，工农革命运动使他看见了中国的未来。他长期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接触，世界观也有了根本的转变。1929年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党的批准，成为秘密党员，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1932年逝世。
    人物生平早年生活
    杨度祖先世代务农，到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杨瑞生死里逃生。杨瑞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驻归德镇、朝阳镇等地。他的父亲杨懿生为第四子(次子、三子早夭)，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是其长子。杨度十岁丧父，过继给伯父。杨钧善诗、文、书、画、印，杨庄亦工诗文。杨瑞生驻归德时招杨度和妹妹到其府中。十六岁改名为度，字皙子。伯父迁关外朝阳镇时，杨度和妹妹回到湘潭。
    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取秀才。次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亦附和，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还乡，师从衡阳东洲、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壬秋，湘绮)。1895年，杨度21岁时，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师生关系之亲密，杨度深受王喜爱，并可以随便开玩笑，王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在王门学了三年，他醉心于王氏帝王之术，这对他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杨钧、杨庄也学在王门，杨庄后嫁与王家四子。同门还有夏寿田、八指头陀、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
    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杨度对新学也开始感兴趣。光绪戊戌年(1898年)，湖南新政，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蔡锷(艮寅)、刘揆一、杨度同在一起听课、讨论国事。
    留学日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兴，即黄克强同学。受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激进，和湖南留日同乡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半年后在结业会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清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激烈辩论。不久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由此在中国留日学生得到支持和赞扬。为了筹办《游学译编》获得经费支持，杨度回国。随后奉师命谒见了张之洞，受到张的称赞。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杨的共事和政敌：梁士诒。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慈禧太后所恨，所以，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且在日期间有攻击朝廷，策论中有不满朝廷的言论，疑为唐才常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杨度避居家乡，娶妻中路铺黄氏仲瀛。
    不久，杨度再赴东京，入弘文学院学习。他的弟弟和妹妹作为湖南省第一期官费留学生早些时候(二十九年)也留学日本。秋，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10月，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梁《新民丛报》，其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句(《湖南少年歌》全文 )。此时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
    次年(1904年)，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此时在日留学生爱国热情高涨，保皇派、排满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杨度主张宪政，不介入两派论争。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具声望。蔡锷在留日期间"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三十一年(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根据他老师的对策，提出官绅筹款自办。拜见张之洞，得到张的支持。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他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他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仍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并称清国人"放纵卑劣"，留日学生群起抗议。杨度以干事长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在留日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自办学校，一派主张妥协。湘人陈天华愤然蹈海。作为总干事长杨度被一些人指责办事不力。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是年(1906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不谈革命，只言宪政"，杨、梁分道而行。他发表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中国新报》、《新民丛报》、《民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还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
    立宪活动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梁焕奎、范旭东筹备湖南宪政公会，有意拥杨度为会长。10月杨度回国，恰伯父逝世。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杨度为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次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他仅有举人功名)。袁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他是晚清朝廷"宪政专家"：
    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
    在宣统三年(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是统计局局长。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又怀有知遇之感。他认定袁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袁的幕僚。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大臣。他感到袁内部受到排挤。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因而与汪精卫一起发起"国事共济会"；他作为袁的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1912年秋，黄兴在北京极力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没有答应。后来胡瑛等又请他入党，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他才可以考虑。他还请他的老师出山，王闿运曾任国史馆馆长。
    追随复辟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任参政院参政，民国四年（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凯政府学副大臣任内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民国五年（1916年）6月，袁世凯卒，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杨度写下挽袁世凯联：“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章太炎论洪宪帝制失败之关键，有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他列第一名。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发动兵变，发生了丁巳复辟，清廷邀请杨度入京参加，被他拒绝，他通电张、康“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民国七年（1918年）被特赦返京。

    两遭掌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梁启超南下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等筹办《时务报》（旬刊）。章太炎多篇反清朝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梁启超学生先动手欲打章太炎的朋友，并非梁启超被章太炎掌掴。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为清朝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活动之处，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当然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吓得康党众人皆退。
    天涯知己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
    神奇小妾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但是，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裏，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慷慨应问梁启超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有一年他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梁启超锐意改良，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期望。张之洞拿着投刺（拜贴），见落款为“愚弟梁启超顿首”，大不高兴，于是出联刁难：“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这上联高傲无礼，且拒人于千里之外。梁启超则气度不凡，坦然对出下联，请来人回送张之洞。联文是：“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硬朗，气势慑人。张之洞一看，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一次梁启超到江夏拜访他。张之洞再次出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长江排首位，又总括四季春、夏、秋、冬，夏排第二。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梁启超才思敏捷，略加思索即对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说：“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
    推托演讲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约定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
    梁实秋在清华念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而坊间也有梁启超曾发明3人与5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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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吹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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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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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中共
    君主立宪失败后，他的政治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十一年(1922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作为中山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夏寿田此时是曹的秘书)，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孙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指东京时言)。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此后杨度在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张宗昌对杨度也言听计从。他开始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十六年(1927年)在北京设法营救李大钊、成舍我。十七年(1928年)，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加入中国互济会，捐助过一笔不菲的经费。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祠记》。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杨度于十八年(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与周单线联系。周离开上海后，由夏衍同他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他的党员身份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说，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后来王冶秋就此事发表了《难忘的记忆》(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最后时光
    杨度晚年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准备撰写的《中国通史》，做了许多准备，并写好了大纲，然岁不与人未完成。杨度晚年在上海认识了杜月笙，杜对杨很敬重。杨度在当时法租界住的小洋房就是杜月笙的。杨度对当时上海小报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不以为然，说："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的家祠落成，杨度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记》，请郑孝胥书写，作为他们两人的贺礼；此外，杨度还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颂》，勒石立碑。杜月笙十分依重杨度，请其担任落成典礼文书处主任，杨度感恩知遇，在人来客往，川流不息的办事处，他朝夕忙碌，事必躬亲，很为朋友尽责；杜月笙也很关心杨度，知他鸦片瘾奇大，特嘱人预备一副烟具，一张烟榻，好让其忙中过瘾。但终究近六十岁的年龄，又有肺病、胃病在身，杨度忙累之后，旧病复发，回家两个多月后，便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了。逝世后安葬在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周恩来、潘汉年前往吊唁。
    （2）杨度轶事典故
    "走狗"言志
    筹安会成立后，杨度与胡瑛等人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会，有段"走狗"言志的典故。
    胡瑛率先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
    杨度道：“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
    孙毓筠则说：“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
    严复说：“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
    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
    第二天，"走狗"言志的故事，传遍津、京。天津《广智报》刊登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做吹鼓手的筹安会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幅漫画讥讽杨度为袁世凯的走狗之首，所谓狗头军师杨也。实际上，此时的杨度自视甚高，要做洪宪第一功臣，实现自己的宰相梦。
    书生气浓
    杨度能文章，有辩才，精通各国宪政，是一个难得的政治人才。但与梁士诒比较，杨度书生气甚浓。杨度与梁士诒同时考取1903年经济特科，梁是第一名，杨是第二名；在清末袁世凯内阁中，梁是邮传部次官，杨度是学部次官。但进入民国以后，梁一直春风得意，手握实权，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以“财神”、“二总统”着称。他们的仕途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差异，其原因正在于：梁八面玲珑，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杨则才气纵横，雄辩滔滔，不脱书生气。
    （3）民国奇人杨度:如果蒋介石称帝历史将改写
    杨度认为蒋介石可惜得很，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
    1905年7月，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再度来到日本东京，中国上万留日学生中名气最大的当数杨度，身为中国留学生总会的干事长，风头之健一时无俩。孙中山有意拉杨度共度大事，无奈道不同不相与谋，谈了三天三夜，也没能说服他。他说自己虽也佩服中山先生高论，但对君主立宪的信仰已根深蒂固，难以骤然改变。不久，孙中山、黄兴等组织同盟会，希望他能参加，他虽谢绝了，但承诺：“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这是孙、杨一段历史的因缘。
    10年后，杨度因为组织“筹安会”支持袁世凯称帝而臭名昭著，成了人人得而诛杀的“帝制余孽”。1916年5月1日，袁氏帝制已然失败，他仍强硬地对《京津太晤士报》记者说：“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不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违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梁任公(启超)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说这番话时，他“态度安闲，辞意坚决”。
    1931年，也就是杨度去世前不久，有一次和章太炎等人在湖南军阀赵炎午上海的家里吃饭，在坐的还有历史学家、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他的儿子杨公恕，酒酣耳热之际，他又谈起了他的君主立宪论，并且高声说：“可惜得很，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或许他没有想到在坐的左舜生手里有一支史家的笔，把这一番话记了下来。
    1945年，左舜生以参政员身份有过一次延安之行，和他同行的有章伯钧、黄炎培、傅斯年等参政员。他清楚地记得那年7月4日的午后两点以前，在“延园”的一棵枣树下，毛泽东对他和章伯钧说：“蒋介石，他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把他看看!”当时站在旁边听到这番话的还有朱德和周恩来两人。
    多年之后，左舜生在写《谭嗣同评传》时，想起了同是湖南人的杨度和毛泽东，并把他亲历、亲闻的这两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记在其中，作为湖南人个性的佐证。杨度一生信奉君主立宪，所以他对蒋介石不更上一层楼耿耿于怀。而在当时还在野的毛泽东看来，蒋介石无非是没有戴上皇冠的皇帝，只是少了一个头衔而已。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1101。星期二，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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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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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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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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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意义
    毫无疑问，陈天华是在羞愤中死去的。这种羞愤不是针对挖苦轻视中国人的日本人，也不是针对丧权辱国的清朝政府，而是针对“求利禄不居责任”的中国留学生和甘当奴隶麻木的祖国同胞。天华之死不是为了抗议任何势力，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轻视生命的英雄，他用自己的生命试图换来两个目的的实现：
    一是告诉人们，特别是几千来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国民众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二是用自己的死让每一个中国人在羞愤中意识到我们族人的缺陷与陋习，督促、劝戒、警醒国人务必正视这些缺陷与陋习并加以改变。一句话，陈天华因国人之陋而死，他是死给我们自己人看的警世钟。
    牺牲影响香港举行陈天华的追悼会，千余人参加。深受陈天华事迹震动的留日学生，不光一个秋瑾，当时有一个沉默，之后弃医从文的，是鲁迅。而12年后，一位即将赴日留学的青年还不忘此事，写下一首诗表达怀念之情，“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个人，叫做周恩来。
    （3）陈天华墓
    陈天华墓陈天华，姚宏业合墓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麓山寺左后方。1906年6月公葬于此，墓地面积66平方米。立碑四通，中间两通分别刻“陈烈士天华之墓”，“姚烈士宏业之墓”，左右附碑分别刻“中华民国元年”，“六月湖南公刻”。有拜台、石凳、栏杆等设施，四周环以花岗岩石围。墓地有登山石径导入。1983年，陈天华墓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陈天华在《猛回头》中说：“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视黔贵；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还有我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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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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