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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故宫文物南迁·pdf（转载）[第2页]

作者:安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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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匡忠全家照（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展板资料）

20世纪50年代梁廷炜（左）与庄严在台北（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

从梁廷炜开始，梁家三代人均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峨眉故宫文物存放地历史渊源的见证人，也是北京—台北—峨眉血缘的纽带。梁家一路人奉命去台湾地区，一路人奉命留在南京，梁家人分离时并不知道是分离两岸，还以为和往常在四川峨眉、乐山之间分别执行任务一样，只是暂时分别。没有生离死别的凄婉，直到1972年梁廷炜在台北去世，虽然三代人再没有见面，但血脉没有停止流传。

    梁廷炜（1900—1972）（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
    2005年，81岁的梁匡忠（网络图片）

梁峨生（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

梁金生（网络图片）

改革开放后，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交流日益频繁，梁金生先后在1993年和1998年去台湾地区看望过家人。他还参观过台北故宫博物院，看过已经成为镇馆之宝的文物。文物依旧，物是人非，从峨眉结缘的梁氏家族，在北京和台北继续传承着故宫的文脉，他们是故宫文物南迁在峨眉历史的宗脉血亲。

故宫文物运往台湾地区路线图（资料片《一寸河山一寸血》截图）

1985年，梁匡忠在北京故宫文物库内鉴定文物（网络图片）

    （四）师生情谊那志良的教书生涯
    那志良的护照（网络图片）

    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主任那志良先生祖上是满族正黄旗，早年入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陈垣先生创办的一所免费的平民中学读书。他勤奋好学，每次考试总是第一名，得到了陈垣校长的器重。

    1925年，由陈垣先生推荐，那志良进故宫当职员，当时他只有17岁，直到1998年在台北去世，他在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工作了70多年。他先后参与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收、故宫博物院成立、伦敦艺术品展览、文物南迁、文物精品运台等大事。

    到台湾地区定居后，他编辑《故宫书画录》《故宫铜器图录》《故宫书法》等，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故宫。他集故宫文物南迁的负责人、参与者、学问家、文史家于一身，著作有《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抚今忆往话国宝——故宫五十年》《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等书二十余部。

    1939年6月始，那志良守护文物在峨眉生活了7年多，期间，受聘于峨眉国立中学，教授英文，开始只教一个班，后成绩突出，校长将全校的英语教学都交给了那志良。校长对那志良尊敬有加，每期都双手捧聘书诚请那老师执教。学生对那老师非常有礼貌，无论何处，遇见老师和守护士兵均敬礼，令那老师非常感动。其中一学生名谭永富，有幸随那老师进入戒备森严的武庙文物库房，亲眼看见故宫国宝在里面被妥善存放、受到精心保护的过程。受过那老师教育的谭永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参加进步组织“绿社”，创建民盟峨眉基层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绥山中学语文教师、校长，任中国民主同盟峨眉山市主任委员直到退休。

    谭永富根据在武庙对故宫文物的所见所闻，写出《国宝目睹记》一文，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故宫文物在峨眉的直接史料。在乐山办事处，庄严和尹焕章也在当地做过教书先生，由于他们的学识渊博，远高于本地教师，非常受欢迎。

谭永富（右）

庄严之子、世界华人摄影联盟副庄灵与本书作者李家俊交流故宫文物南迁历史

1947年，峨眉县中师生欢送那志良照片（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

书法家、教育家、博物院学家庄严先生（乐山电视台《讲述》截图）

著名考古学家尹焕章（右）与夫人邓文均（乐山电视台《讲述》截图）

    （五）再度牵手民建结缘北京故宫

    2015年5月28日，峨眉山市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峨眉山市主委李家俊经民建北京市东城区副主委李炎军引荐，与民建雅安市经济支部主委王仲旭一道进入北京故宫博物院，拜访民建北京故宫博物院支部，与民建北京故宫博物院支部主任郑红、副主任文金祥、会员胡国强和冯小夏等开展了热烈的沟通和交流，就促进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积极参加文化交流达成基本意见：

    1．民建北京故宫博物院支部与民建峨眉山市总支建立友好基层组织关系。

    2．以故宫文物南迁为切入点，开展故宫文物南迁研究和资料交流。

    3．民建北京故宫博物院支部和民建峨眉山市总支分别向北京故宫博物院领导和峨眉山市领导汇报，建议以故宫文物南迁为纽带，建构“北京—台北—峨眉文化交流”合作关系，共庆故宫博物院90周年华诞，促进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地方政府合作。

峨眉山市民建主委李家俊向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报告南迁的故宫文物在峨眉的存放地情况

2015年6月2日，笔者在峨眉山市政协的支持下，撰写《北京—台北—峨眉联动共庆故宫博物院90周年——2015年峨眉名人馆布展重心向故宫文物南迁倾斜的建议》一文，刊登于峨眉山市政协《社情民意》2015年第2期。

在民建北京故宫博物院支部和民建峨眉山市总支的共同推进下，北京故宫博物院指定办公室副主任李滨、峨眉山市政府指定民建主委李家俊为联系人，开始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峨眉山市人民政府的联系工作，受峨眉山市政府的委托，李家俊起草了《峨眉山市人民政府致北京故宫博物院函》《北京故宫博物院-峨眉山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协议》呈送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此同时，北京故宫博物院如约将《故宫文物南迁资料》传给李家俊主委，由此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开启了新的合作时期。

2016年9月15日，单霁翔院长与李家俊主委在武庙门前（现峨眉一中、峨眉三中）合影

2016年9月，在第三届国际四川旅游交易博览会期间，民建峨眉山市总支承办的“百年峨眉”老照片展在峨眉名人馆、故宫文物南迁馆举行。“百年峨眉”展中专门开辟了“故宫文物南迁”专题，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民建峨眉总支与故宫的结缘再出成果。

民建峨眉总支举办“百年峨眉”老照片展

2016年9月20日，民建峨眉总支举办“百年峨眉”老照片展的一角

（六）水到渠成单霁翔院长峨眉之行

2016年9月14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应邀在峨眉红珠山宾馆举办“故宫的世界、世界的故宫——走进人们社会生活的故宫博物院”专题讲座，向社会各界人士讲述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与发展，介绍故宫文物藏品、文物修复研究、数字化发展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的计划等。讲座中，单霁翔以一名故宫人的身份，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故宫博物院的“前世今生”。

单霁翔院长在红珠山作“故宫的世界，世界的故宫——走进人们社会生活的故宫博物院”讲座

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文物在硝烟中颠沛南迁，其中大量文物存放在乐山高新区安谷镇和峨眉山市区。为转运、保护这批故宫文物，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竭尽全力，故宫文物东归时，院长马衡还为安谷留下了“功侔鲁壁”的题字。提及这段艰苦的岁月，单霁翔对乐山、峨眉为战时故宫文物保存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现在我们缅怀那段历史，这也是激励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

单霁翔还与大家特别分享了故宫文创的成果。故宫猫吉祥的手机壳、彩绘陶人俑创意插笔筒、晴雨两用的天穹伞、故宫门钉行李箱……一件件具有文化内涵又有时尚创意的博物馆文创产品叫好又叫座，让故宫博物院里的文物“活”了起来。故宫里面居住过24位明清皇帝，充满了故事。1925年10月10日，故宫作为博物馆正式整体对社会开放，在三千社会名流的见证下，紫禁城的城门被打开，那天究竟进了多少观众，没有详细统计，但是当年的老员工曾经说，当天下午观众离去以后，他们从地上捡了整整一筐被踩掉的鞋。故宫从开放的第一天起，就是社会瞩目的焦点。

单霁翔介绍了故宫的180万件文物、17万平方米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每年1500万的观众资源。

单霁翔说，故宫博物院“看门人”的责任就是：看护好故宫的文物珍品，看护好故宫的古建筑群，看护好故宫世界文化遗产，传承和发扬“故宫精神”。这些目标和愿景总结起来，就是我们这一代故宫人的“故宫梦”。讲座最后，这位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表示：“我们的梦想就是能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

2017年7月，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来峨眉考察故宫文物南迁遗址时与李家俊合影留念

单霁翔表示，战时故宫文物南迁这段历史是研究故宫文物保护的重要部分，希望今后与乐山通过持续的研讨会、讲座、青少年交流以及更深层次的合作，共同推动故宫文化发扬光大。

2016年9月15日，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与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一行到峨眉山市，考察南迁的故宫文物在峨眉的存放遗址，并到峨眉名人馆参观故宫文物南迁馆。峨眉山市政协周健，政协副、统战部部长杨涛一周前往，民建主委李家俊作为地方文史工作者为单院长一行做全程解说。

2017年9月15日，单霁翔、郑欣淼与峨眉山市政协周健、副杨涛亲切交谈

2015年9月15日，笔者向单霁翔（右一）、郑欣淼（左一）介绍南迁的故宫文物在峨眉的存放地

峨眉山市人民政府致故宫博物院函

在峨眉一中的关岳庙遗址，单霁翔详细了解了当年故宫文物存放的分布和格局，询问有无保存下来的建筑。“一座城市要有它自己的文化记忆。”沿着一中左侧的老街慢步前行，单霁翔期望峨嵋山市在城市的建设过程中，能完整地保存50米左右的老街，保存好那段特殊的历史记忆。

峨眉名人馆的故宫文物南迁馆图文并茂地展现了故宫南迁文物在峨眉存放的辉煌历史。“不知道有没有欠当地老百姓的钱物，有的，我们还得还上。”在当年存放文物的房屋租住证据图片前，单霁翔要求相关部门下来仔细地查一查。

    单霁翔和郑欣淼两任院长在故宫文物南迁馆牌子前留影。单霁翔表示，峨眉山市有很好的条件，对于曾经在峨眉保存过的文物，可以分批次运回，进行展出。

    单霁翔院长对民建峨眉山市总支长期以来为推动保护故宫文物南迁遗址、助推峨眉山市人民政府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主动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展交流活动表示感谢，并与李家俊主委合影留念。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师从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教授，并获得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和国家文物局局长。在国际文物修复学会2014年香港会议上，国际文物修复学会莎拉·斯坦尼福斯向单霁翔颁授了世界文物保护专业的最高学术奖——福布斯奖。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附：2017年6月2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宣布成立钟表研究所、宫廷原状研究所、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世界文明古国研究所、影视研究所。其中，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的成立将进一步推进文物南迁研究和文物南迁文化的挖掘，促进北京故宫博物院与乐山市、峨眉山市的进一步合作。同时，政协乐山市委员会随之成立政协乐山市委员会故宫文物南迁研究院。

附录存留青史故宫文物南迁峨眉文荟

以史存留，光照千秋。数千年文化尽存故宫博物院，数十载人文在峨眉熠熠生辉。故宫先辈不仅留下了保护国宝的胆识和智慧，还留下了名垂青史的许多资料。这些资料成为我们今天考证故宫文物南迁的重要史料，也是我们发扬文物南迁精神、传承中华文化的航标灯。

    （一）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集
    第一单元：避寇定南迁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平津震惊。1931年11月，为故宫藏品安全计，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决定将文物迁往上海存储，并着手进行整理、装箱工作。同时，采取措施以应对反对“南迁”的声音和行动。

    1933年1月，日军进入山海关，华北地区形势更为紧张，南迁启运迫在眉睫。1933年2月6日，第一批古物2118箱从午门由军警护送至前门火车站，运往上海。南迁文物全部运抵上海两个月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议决定，在南京建立分院，并于朝天宫建立文物保存库。1936年8月朝天宫文物库房竣工，12月8日至21日，存沪文物分5批迁转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存储。其间，发生了所谓的“易培基盗宝案”闹剧。

    1937年北京卢沟桥事变、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南京形势日益紧张，奉行政院命令，南迁文物紧急向后方疏散，再度避敌西迁，分南、北、中三路辗转经贵州、湖南、陕西等地短暂存留后，最终迁运至四川省的巴县、安古县的安谷乡及峨眉县的大慈寺存放。中路文物由重庆向乐山转移时，故宫博物院职工朱学侃在途中察看舱位大小时，失足跌入未盖的舱口内，重伤身亡，是为保存文物献身的第一人，年仅32岁。

    抗战胜利后，故宫博物院决定将分存于四川巴县、乐山、峨眉三处的文物，先集中于重庆，存储在重庆南岸海棠溪向家坡的贸易委员会的临时仓库中，再分批迁往南京保存。文物运输始于1946年1月，至1947年3月完迄。1947年5月开始分陆路水运两路将集中于重庆的全部文物迁运至南京保存。

    史料
    15．南迁文物聚集于太和门广场的照片（照片省略）

    37．明伦堂正面（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民国二十五年，图书馆藏书，照片省略）
    38．保存库正面（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民国二十五年，图书馆藏书，照片省略）
    39．保存库人造空气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民国二十五年，图书馆藏书，照片省略）
    40．南京朝天宫保管库外景照片（照片省略）
    41．南京朝天宫保管库照片（照片省略）

    52．四川巴县独乐山仓库的照片（那志良捐献，照片省略）
    53．四川巴县石油沟飞仙岩的照片（那志良捐献，照片省略）
    54．西迁路线图（那志良捐献，图片省略）
    55．乐山渡口的照片（那志良捐献，来自《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照片省略）
    56．民生轮公司的轮船的照片（那志良捐献，来自《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照片省略）
    57．文物在川陕公路上艰难运输实况的照片（那志良捐献，照片省略）

    背板
    图版：文物南迁路线图（那志良捐献）图版：民国电报日期对应表（照片省略）
    图版：故宫文物南迁至南京后往内地疏散路线图（文物类211卷1页，那志良捐献）
    图版：故宫文物往内地疏散南方运输路线（南路）（文物类211卷2页，那志良捐献）
    图版：故宫文物往内地疏散中线运输路线（中路）（文物类211卷3页）
    图版：故宫文物往内地疏散北线运输路线（北路）（文物类211卷4页）
    图版：朱学侃简介。朱学侃（1907—1939年），字慕陶，安徽泾县人，永久性通讯地址为湖北省汉口有益街福德里，1935年任国立北平故宫文献馆第一科书记，1937年在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驻京办事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11月随中路文物西迁，辗转至重庆，1938年日军开始空袭重庆，为确保文物的安全，奉令护送文物向乐山转移，途中察看舱位大小时，失足跌入未盖的舱口内，重伤身亡，是为保存文物献身的第一人，年仅32岁。
    图版：三路迁川文物的路线、箱件、押运人员及存储地点。（自制）
    图版：抗战胜利文物复员路线（文物类211卷5页，那志良捐献）

    第三单元：播扬在徙途

    文物运到上海后，继任院长马衡决定全面点查文物，点查工作分存沪文物和留平文物两部分，对点验过的文物编印成“存沪文物点查清册”，成为南迁文物的原始清册。北平方面则继续按照原来的出组办法进行点验。

    文物西迁之后，北平故宫博物院在重庆设立总办事处，在安顺（后改巴县）、峨眉、乐山各设办事处。留守北平本院的故宫人则奉行政院训令“于可能范围之内，尽力维持”，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苦撑了八年，照常开放展出和工作。但是院内陈列的铜缸和太庙所存图书、杂志惨遭日寇的毒手。

文物南迁期间，首次举办了中国文物赴外展览，1936年参加了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伦敦中国国际展览会”;1940年又分别参加了在苏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

两次外展都取得了轰动性的影响，使国外的民众第一次全面领略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的魅力。1945年又在成都举办了百幅书画告别展。同时，负责保管文物的故宫人还通过在当地教书、讲演等形式传播故宫文物所承载的文化精髓。

    112．伦敦艺展展品清册（陈列类98卷，图片省略）
    113．记录：参加伦敦艺展开箱验点展记载（陈列类106卷，图片省略）
    114．英伦艺展会库房运至东百老汇路招商分局北汪码头（陈列类1935年95卷，图片省略）
    115．天锡、院长马衡和教育部雷司长合影（陈列类95卷，图片省略）
    116．本国展品装船照片（见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民国二十四年，图片省略）
    117．品萨福克船抵英照片（陈列类95卷，图片省略）

    第四单元：故宫分两岸（海峡遥相望）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故宫博物院的理事长翁文灏，理事王世杰、杭立武、李济等在南京开会决定把存于南京的文物全部运往台湾地区。从1948年12月22日至2月22日分三批2972箱海运至基隆，约占南迁文物的六分之一。运台后，先存放在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后又转移到台中北沟，1965年在台北市郊士林外双溪修建新库房，成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其余未来得及运走的南迁文物，则从1951年起，陆续由南京运回北京故宫，至1958年北运结束，仍有2211箱留存南京博物院。

    （二）故宫文物南迁及其历史意义

    郑欣淼

    摘要：故宫文物南迁为故宫博物院发展史上一段重要历史，其意义与影响极为深远。本文以档案资料、史实事件为基础，将其置于当时历史背景之中，深入探讨其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首先，将其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背景。故宫文物南迁是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壮举，其历时之久、迁徙地域之广、任务之艰巨均为世界罕见。

    其次，将其置于中国抗日战争之背景。故宫南迁文物得以完整保存是中国抗日战争在文化领域的一大胜利，其艰辛的播迁历程也使故宫文物与国家命运、民族精神紧密联系。

    第三，将其置于中国文化教育西迁的历程。故宫文物与其他文化机构共同开展的文物清点、典籍校抄、公开展览等工作，对西南诸省的文化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四，将其置于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背景。故宫先贤奋力守护故宫文物、积极举办文物展览、严格制定规章制度等项工作，不仅保证了故宫文物在战时的安全典藏，而且培育了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故宫文物南迁也形成一个故宫两个博物院的局面。

    两个博物院重走当年文物南迁路线，温故知新，继承和弘扬这份珍贵的精神遗产，更能体会到历史赋予的重任。

    关键词：抗日战争；故宫；文物南迁；文化遗产保护；典守

    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插图]。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珍视自己历史的传统，中华文化也因此得以穿过无垠的时空而延展与传承。以典守中华国宝、守护中华文化根脉为职责的故宫博物院，在85年的历史风云中积淀了具有恒久意义的文化与精神力量，故宫文物南迁[插图]就是其中永远值得追忆、回味的一页。

2016年9月15日，郑欣淼考察故宫文物南迁峨眉存放地武庙

    这是故宫博物院的一段峥嵘岁月。1933年至1949年，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文物精品为防日寇劫毁，自1933年2月起迁存于上海、南京， 1937年11月后又疏散于西南后方，至1947年6月全部东归南京。

    时延十年，地迤万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这批中华文明的瑰宝才得以基本完整保存。

    今年，正值紫禁城建成590周年、故宫博物院成立85周年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为铭记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组织“温故知新：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考察活动，追寻先辈足迹，传承典守精神，探索南迁的意义与价值。

第一，保护本国、本民族文化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项任务。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看，故宫文物南迁的壮举和成就，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贡献。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历程的积淀和载体，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对任何民族文化遗产的损害即是对全人类文化遗产的损害，因为每一民族对世界文化皆有其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世界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故宫文物南迁及其基本完整保存，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危急关头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伟大壮举，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书作者李家俊向郑欣淼报告文物在峨眉的存放情况

    战争不仅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也必然对文化遗产带来破坏，特别是大规模武装冲突更是如此。鉴于此， 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公约就提出：“在包围和袭击中，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尽可能保全用于宗教、艺术、科学和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纪念物，以及医院和病者、伤员的集中场所，但以当时不作军事用途为条件。”

    [插图]并且明确规定：“对这些机构、历史性建筑物、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任何没收、毁灭和有意的损害均应予以禁止并受法律追究。”[插图]1935年4月15日的华盛顿条约规定：“历史性纪念物，博物馆，科学、艺术、教育和文化机构应视为中立，依此受交战国尊重与保护。”

    [插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文化遗产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掠夺和毁坏，这催生了1954年的《海牙公约》，它系统地规定了武装冲突情况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范围、缔约国的义务、特别保护制度、标记和运输、执行措施等内容，对于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德、意、日法西斯出于其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用各种残暴的手段，屠杀无辜民众，在被占领地区施虐，而且大肆抢劫、破坏各国的文化遗产。反对法西斯的中国及欧美各国，都在保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其中普遍采取的保护办法就是把文物珍品转移到比较安全偏僻的地方存放，防止敌人的洗劫或空袭。

    当德军的侵略气焰方炽时，西班牙爆发了内战，内战中文物受毁以及抢救保护文物的行动震惊了欧洲。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使西班牙成了内战双方外部支持者所研制的最新式炸弹的试验场。在大批的轰炸机群和新型燃烧弹的威力面前，著名的普拉多博物馆决定把最重要的绘画运到瓦伦西亚。

    当内战在巴塞罗那周围激烈展开时，存放普拉多博物馆的艺术品被多次转场，一次比一次更为偏远，又再次被夹在交战战场之中的一处采石场里。藏品守护人员设法向英、法两国文博同行发出吁请，要求支援。后来佛朗哥将军同意暂停轰炸，让这些绘画安全撤出。抢救西班牙艺术珍宝委员会联合民族联盟以及法国和英国的文化机构用一笔24小时之内在欧洲筹集到的捐款，组织车队将收藏品运到法国。在法国，这些箱子又装上挂有22节、上可停放汽车的特别专列开往瑞士日内瓦，终于找到了一处安全的栖身之处[插图]。

英、法等国博物馆界从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保护文物实践中受到启发：为了防止敌人的空袭、劫掠，最可靠的办法是把文物珍品转移存藏到偏远安全的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卢浮宫藏品也曾匆忙转往图卢兹存藏。1937年，当巴黎即将遭受侵略时，法国立刻进行仔细的准备，详细罗列了巴黎和各个省份的博物馆里所有重要的收藏品清单，积极搜寻国内每一处适合隐匿藏品的古堡、修道院和教堂，周密安排抢救路线。

1939年战争爆发前后，卢浮宫等一批博物馆的艺术珍宝，包括18万平方米的巴黎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都被运至卢瓦尔河谷地区最大的城堡尚博尔，后又分藏到附近的11处古堡。英国伦敦博物馆的艺术珍品主要被转移到西北部的威尔士。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军向苏联发动进攻后，列宁格勒的艾米塔什博物馆开始抓紧文物的包装，两次把120万件文物运到了西伯利亚城，后因德军切断东运的铁路运输线并开始轰炸该城市，文物再没有运出去[插图]。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由美国总统罗斯福组建备战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在1941年3月特设了一个文化资源保护委员会，负责“为保护美国的文化资源收集情报、准备计划和采取措施”。是年12月7日，日本未经宣战，偷袭珍珠港美国海空军基地，次日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保护艺术品的任务急迫地摆在了美国面前。

    在对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实践做了研究之后，他们决定最好的保护方案是把国家艺术品收藏转移到偏远地区的防弹建筑中。国家美术馆最重要的艺术品运到了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的比尔特摩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约1.5万件藏品用了90节车皮转运到了费城没有人烟的郊外，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珍品转运到了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三座建筑物里，在其他地方，艺术品收藏搬家的工作也持续了数月。

    此外，仅华盛顿就有4万立方英尺（11万立方米）的书籍、手稿、印刷品和绘画，加上第一面星条旗，这些不可替代的反映美国历史进程的档案被送往“内陆腹地的三处教育机构”，《独立宣言》则被送往诺克斯堡保护[插图]。

当然，安全转移的只能是一些最重要的艺术瑰宝，被侵略者抢劫去的仍然相当多。希特勒和纳粹军队对占领国的文化遗产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战时每月从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送往德国的艺术珍品达40到50卡车[插图]。在法国，从1941年4月到1944年7月，德国侵略者就把至少装有22万件艺术品的4174个箱子，装满了138节车皮运往德国[插图]。为了完成希特勒的“林茨特别任务”，纳粹主要通过掠夺方式从欧洲搜罗到数千幅绘画。但是各国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动毕竟是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美等国的文物保护比较，同样是转移保存，故宫文物南迁有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在时间上，动手早，持续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纳粹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而正式爆发的。欧洲各国博物馆一般是在此期间进行文物转移的，部分博物馆或在一两年前已作文物包装的准备。美国、苏联在1941年受到德军、日军攻击后才着手文物档案等的安全转移，而随着欧洲战场的结束，保卫文物的任务也告结束。故宫文物动迁的准备，则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即着手进行，五批文物于1933年2月至5月运离北平，存储于上海、南京，故宫博物院还成立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1937年“七七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南京分院文物又分三路疏散到西南川黔诸省。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三路故宫文物先后集中于重庆，1947年返回南京；1948年底至1949年初，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地区；1950年、1953年与1958年，这批文物中的6254箱分三批运回北京紫禁城。至此，距离文物最初迁出故宫已逾20年。目前，仍有2000余箱、约10万件文物暂存当年所修的南京朝天宫库房。

其二，在空间上，文物多次转迁，涉及区域广。欧洲各国面积都较小，文物藏品一般离首都不远，且存放地比较集中。中国幅员辽阔，故宫文物穿越南北，横跨东西，播迁不断。文物迁徙期间，曾先后储存过文物的省市有上海、江苏、湖南、贵州、陕西、四川、重庆，曾迁运经过的省有当时的河北、湖北、平原、江西、西康、安徽、广西、河南等。且运输文物事宜涉及海（河）陆空交通：以火车装载，经平汉、陇海、津浦、京沪等铁路要线；以汽车装载，经湘桂、黔桂、川陕、川黔等公路要道；以轮船装载，溯长江，导崛江。此外，赴英展览，乘军舰、邮轮跨各大洋抵伦敦；赴苏展览，乘飞机越祁连山抵莫斯科。如此纵横辗转，蔚为奇观。

其三，在保护任务上，数量众多。欧洲各国的文物转移，其文物数量与保护难度，都与故宫文物南迁不可相提并论。故宫南迁文物为挑选的院藏精品，因门类众多，形体不一，包装、运输难度都很大。故宫南迁文物共13427箱又64包，此外，还附运了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文物珍品6065箱又8包8件合计达19492箱72包8件。西迁时，三路文物都是多次转迁，不断装卸，加上气候、道路及交通工具的影响和限制，更是险阻重重。凭着故宫同仁的努力与各有关方面的支援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完成了文物保护任务。

其四，在保护力量上，投入巨大。故宫南迁文物，数量众多，历时长久又多处转迁，需要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文物的运输、保卫、保管等工作以及管理人员的开支，都需要资金，政府给予了支持。现在尚无法准确统计整个南迁期间所花费用，从所存档案看，投入是不少的，如1933年2月至5月，铁道部奉行政院令“以半价计”，五批故宫文物铁路运费共计47321085元（不包括古物陈列所文物南迁的铁路运费）[插图]，租用上海库房每月支付租金524476元[插图]，南京朝天宫保存库工程款及办公用费共计490723.32元（截至1937年度）[插图]，等等。1937年11月存于南京库房文物的第二次、第三次西迁，故宫原无预算，幸有管理中央庚款董事会资助，解了燃眉之急。在人力方面，则有军民力量的大量投入。在文物的整个迁运以及存放过程中，都有一定的军警力量予以保护，各存放地政府和民众为文物提供场所，给予大力支持，有些民众还参与了文物的维护管理。这些投入都是欧洲文物迁移保存所无法比拟的。

此外，还应看到，欧洲各大博物馆，虽然藏品丰富，有些也极为珍贵，但多来自其他文明古国，与占有这些藏品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并无多大关系。当然也有一些文物，如波兰的维特斯陶斯圣坛、比利时的根特祭坛、奥地利的土冠珠宝等，它们与这些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关，有其特殊意义，但这都难以同故宫文物与中华文明的关系相比拟。故宫文物为清宫旧藏，是中国历代皇室收藏的延续与仅存硕果，它们包括宏富的古代器物、图书典籍、档案文献，与壮伟无比的紫禁城宫殿一起，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成就和代表。故宫文物的最大特点是它们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是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反映了中华文明5000年来一脉相承的辉煌历程。这就是故宫文物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也由此可见中国人民对其竭尽全力保护的特殊意义。

    第二，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完整保留这批文物是抗战胜利的成果，其播迁历程也赋予了故宫文物特殊的价值。

    1931年，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并占领我国东北三省。社会各界对于故宫博物院的前途及其文物甚为关注。为社会安定起见，易培基（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与汪申（时任北平市工务局局长）等商议以修建故宫库房为名，着手集中文物装箱，不敢对外明说南迁[插图]。

    后来，为保文物安全，江瀚、刘复、徐炳爬、马衡等三十多位北平文教界人士认为北平各文化机关所藏的许多珍贵文物是“表扬国光，寄附着国家命脉、国民精神的”，“是断断不可以牺牲的”[插图]，为此他们上书国民政府，建议从北平撤出军备，使其成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区域。

    不久，由于战局变化故宫即开始文物南迁的动议及筹办。经院理事会讨论决定，并报国民政府同意，选择院藏文物中的精品，最后决定南迁上海储存。对这一决策的形成，在

1933年初文物起运前故宫博物院的一份文稿中有明确陈述：窃据之地，满逆日忘咸所瞩目。际兹日犯热河，偷关吃紧，平津地区当然在可危之列。则以故宫物品之繁重宝贵，设非未雨绸缪，万一仓促变生，势必束手无方，非沦敌手，即遭摧毁。用是预定计划，及时妥筹安顿之策，实为必要。现在本院新库方告落成，正集中新库。择其最要数千箱，金议必要时期分别装送北平交民巷及天津、上海租界区域，暂为安顿，再策万全。惟兹事体既大，责任清攀重，自非本院所能擅专，应请行政院迅予核准备案并派大员就近会同为理[插图]。查故宫博物院，文物渊羲，甲于世界，而又为清室晨日

故宫文物南迁准备工作从1932年秋天开始，主要是选择精品及装箱。日寇于1933年1月3日攻陷山海关，26日又大举进攻热河，故宫文物遂决定于1月31日南运，但因受到阻挠，2月5日才正式起运。

在故宫文物南迁消息见诸报端后，舆论哗然，形成反对和支持两种声音，持续达半年之久。反对者有社会团体，有文化名流，反对的原因主要有三种：

其一，认为大敌当前，政府应首先保护土地和人民，现在政府却如此重视故宫古物，因为故宫古物是古董，值钱，才要搬迁。鲁迅的议论很有代表性，在1933年2月6日，故宫第一批文物运出北平的当天，鲁迅在《申报》上发表文章，载：“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

……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他嗟叹政府不顾大学生死活，却要迁移团城玉佛：“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此时，马彦祥（马衡之子）也化名在天津《益世报》发表了多篇反对南迁的文章，他说：“因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

其二，认为日寇入侵，将文物运出北平，会影响人心，引起社会不安。严智怡（时任河北第一博物院院长）上书中央政府，并致函故宫博物院，指出：“北平文化精神寄予古物，一旦迁移，则故宫建筑，躯壳仅存，不惟丧失文化中心资格，不久且将沦为芜城。”“况值此国家危难之时，敌忾同心，正宜示镇定坚决之心，励一往无前之气。已经迁洛之政府，近且回京，何以独于敌氛未及之北平，岌岌若不克保，又专措意于古物？政府统筹全局，寸土一民，不能置之度外。窃谓不宜以此寒国人之隅望，逞强敌之觊觎，危累世之蓄积，散仅存之文物。为此电达，备祈转请中央收回成命，文化前途幸甚！”

其三，认为故宫文物与其建筑以及北平市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不应单独迁出。严智怡指出：“北平为累代文化中心，一切古物与建筑、文献、图书互相辉映，息息相关，势不能划出一部分可以取携之物，谓之国宝，而其余概置不问。”周肇祥则强烈反对古物迁移，认为“古物与地方繁荣有关，而历代文化之品，一散不可复合”。北平市各自治区向故宫博物院发出公函，称“故宫古物为建设文化区域之要素，北平全市人民生命所系，学术研究所关，断难坐视运徙！”

    支持故宫文物南迁者认为，日本侵略野心不会终止，如继续南下，平津就可能成为战场，必须未雨绸缪，采取果断措施，把文物运到安全地带。多齐云的言论很有代表性，他说：

    夫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藏古物，咸为希世之珍。为本国之文化计，为世界文化计，均宜早为之所，妥为保存，纵不能一分举迁避，亦宜先后施行……深愿贵会诸公刚果毅断，因循敷衍之积弊，速行有效之处置；古物得免于难，文化不再遭劫，则中华文化幸甚，世界文化幸甚！为功
    为罪，自取之耳！

故宫文物该不该南迁，争论虽然激烈，但其实质是如何看待故宫文物，即这些文物是一般所谓值钱的“古物”“古董”，还是其有特殊的不可代替的价值？这也是从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就存在的争议。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故宫博物院后，就有国府委员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理由是故宫的文物是“逆产”，通过争论，此议案被否决，社会上对保护故宫及故宫文物的重要意义有了深刻认识。

就在此次故宫文物南迁准备中，北平政务委员会却于1932年8月3日作出决定：“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500架。”易培基“不胜骇异”，后经多方努力，劝阻拍卖行动，终于制止了这一荒唐决定。故宫文物虽然来自清宫，曾为皇帝个人所有，但“为我国数千年文化艺术之结晶，尤于学术方面关系非浅，即在世界文化上亦占重要之地位”。故宫文物不是一般的“古物”“古董”，而是国宝，是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它的价值是不可用币值衡量的，

这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故宫文物南迁是基于敌强我弱、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长期过程所作出的决策。政府方面认为，敌人入侵，失掉土地还有收复的可能，唯有文物留在原地不动，只有被损毁的危险，于是不顾一些人的反对，仍然坚持迁运。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故宫文物的西迁，人们关注的已是故宫文物的安危。

八年之中，这批文物万里闯关，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9000余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而暂寄存宜宾沿江码头时，上游乐山及下游沪县皆受到敌人狂轰滥炸，独有处于中间地带的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自文物搬出后不到4个月即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文物搬出不到1个月，空房也被炸掉；将文物从陕西南郑文库运往成都时，文物抢运出才12天，那文庙就被敌机投下的7颗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办法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文物搬迁途中发生多次翻车事件，所幸都是有惊无险，文物未有损失，以至于大家觉得“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碎”。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极大地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故宫文物是源远流长且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的载体与见证，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根脉。所谓“国家的福命”“古物有灵”，就是把故宫文物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与民族独立、民族尊严连在了一起，其中倾注了深沉的民族感情。故宫文物的保护过程，对于抗战精神的形成、民族认同感的增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样地，伟大壮烈的抗日战争也为这些珍贵的皇家收藏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1945年10月10日，日军华北方面投降受降仪式在庄严的太和殿前举行，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代表受降一方，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根本博代表投降方在投降书上签字，是日10余万人目睹了这一壮观的历史场面。这一天又恰逢故宫博物院建院20周年纪念日，古老的皇宫、新生的博物院与中华民族的伟大独立解放事业休戚与共！

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残暴，证明当年故宫文物南迁是正确的选择。虽然故宫南迁文物得以保全，但日本侵略者仍然破坏与劫掠了相当多的珍贵文物。据有关研究，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至少在1000万件以上[插图]。在沦陷区的北平故宫，就有一批铜缸、铜灯亭被日军强行劫走。

抗日战争更使中国人民认识到保护本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企图，捍卫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早在1945年4月，即日本投降前的四个月，为保存战区文物，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成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在军事情况许可的范围内，竭力减少战区内文物的损失。其所做的一项主要工作，是与军方及盟军联系，编制战区内古迹文物的目录、地图及照片，以防止轰炸时的不必要损失。该委员曾编制中英文对照的10省市重要建筑目录99页399项，照片176张，地图106幅。

虽然日本归还的文物远未达到这个要求，但从中国人民的主动追索及把追索时限定在甲午战争以来，就可见抗战胜利对中华民族解放与复兴的意义，可见文物与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的关系。

第三，故宫文物南迁是抗战时期文化、教育西迁的组成部分，故宫文物的有效保护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全民抗战的体现。

抗日战争不单纯是一场军事力量的较量，还是一场社会动员力的较量，需要全民的参与。因此伟大的抗战自然对中国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抗战初期，各行各业的人们积极投入抗战，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沿海的工厂辗转内迁，为大后方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国民经济实现了向战时经济的转轨。与此同时，高校及文化机构的内迁则使文化、教育事业得以在战火中延续和发展。对于故宫文物南迁的意义，放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教育西迁的大背景下审视，当会有新的认识。

    抗战爆发前，中国高等院校、文化机构，大多分布于东南沿海沿江地区，上海、北平、南京等大城市汇聚着当时大批重要教育、文化机构及著名文化人士。抗日战争爆发，这些地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严重摧毁与破坏。大批文化机构纷纷西迁，改变了旧的文化分布结构。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力量大致经历了两次大迁徙。

    一次是1937年到1938年期间，随着战火的蔓延，中国的大批文化名人和文化机构数度西移，先到武汉，继而又转至重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机构的文物精品长期存放于四川、贵州等地，亦是整个文化西迁的一个部分。故宫博物院还在此代管过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及安徽省立图书馆的部分文物。

    另一次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迅速占领了上海的英、法租界和香港，一度栖身于这些地方的文化人士和文化机构纷纷转移到西南地区，特别是重庆，集中了当时文化界的大批知名人士。当时的重庆不仅是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而且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云南的昆明、广西的桂林也是抗战时的文化中心之一

同样，抗战之前，中国高校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尤以北平、上海、南京、天津等大城市最为集中。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沿江的各高校西迁，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教育基地。高校内迁形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教育中心的大迁移活动。

从1937年到1939年，中国东部地区的高校除了一些教会学校保持中立未作迁移及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其余学校或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东。随着战局的变化，一些高校一迁再迁，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奉教育部令迁往长沙，于1937年10月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春，因长沙屡遭轰炸，该校又迁往昆明，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则组成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西部地区存在、恢复和发展起来，弦歌得以再续，薪火得以相传。

抗战时期文化、教育的西迁，是坚持长久抗战、培养未来人才、事关国家前途的大事，对西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抗战期间，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内迁到四川宜宾县李庄，当时这个约有3000人的小镇接纳了约1.2万文化人，成为一大盛事，至今为人乐道。

1939年至1946年，故宫9000余箱文物在乐山安谷乡存放近8年，时值国学大师马一浮在乐山乌尤寺创设复兴书院以及武汉大学西迁乐山，这三个教育文化机构之间及其与乐山地方又多有互动。故宫文物迁于乐山后，按照要求，应会同当地最高文化机关清点造册，而当时当地最高文化机关就是武汉大学，于是武汉大学就参与了此项工作。此事在欧阳道达所著的《故宫文物避寇记》中有载：“土校长（即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土星拱）以本院南迁文物品件曾由本院在上海、南京相继开箱，逐一点查，历时一年有半，并有教育部派员桂场监点，编造清册，有案可稽，西迁会点，应无庸再行开箱，只须按照迁储各库文物会点箱件数目，随加抽对箱件字号。”

复兴书院则“感于寇乱，经籍缺乏，各省官、私版本多遭焚荡，学者苦于无处求书，爱事衰集，凡四部主要诸书为学人所必读者，皆谋渐次刊行”。书院遂派人校抄存放乐山的文渊阁四库书，自1945年7月2日迄翌年1月28日，历时193日，计抄成经部易类、诗类、四书类，史部政书类、传记类、目录类，子部儒家类、术数类，集部别集等共22种，又校抄四库集部别集一种。

此外，乐山地方人士以刊刻乡贤专集，搜求善本校抄，曾派员赴故宫驻乐山办事处校抄。自1944年11月14日讫同月19日，计抄成四库子部《武编》、集部《眉庵集》、《颐山诗话》、《荆川集》、《李文公集》5种。故宫文物西迁、武汉大学西迁和复兴书院设立，成为抗战时期乐山文化、教育事业的三大盛事，其间的交流大有益于乐山的文风。

故宫文物南迁具有保护民族文化命脉的意义，对它的保护是社会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故宫文物南迁，具体的筹划、组织、协调由故宫院长马衡等领导人所承担，押运及具体管理者是故宫同仁，但是仅凭故宫上下，要完成如此旷日持久、组织缜密、复杂多变的迁徙行动，显然是不可能的；离开了应有的支持和帮助，甚至寸步难行。抗日战争是全民抗战，作为抗日战争组成部分的故宫文物南迁，同样体现了全民抗战的特点。

在整个南迁、西迁中，有三方面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一，国民政府以及有关省市政府和铁道、公路等有关部门给予了支持。1933年初文物开始南迁，分五批运输，政府都有明确指示，并在经费及运输工具上给予保证。当时有人企图用暴力阻止，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即密电北平市政府，要求果断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南运顺利进行。在文物存放地点（即迁沪或迁洛）之分歧发生后，易培基院长曾致电蒋介石，请求中枢维持原定方案。西迁时分三路，又多次转迁，每次转迁的命令都是行政院下达的。在文物途经或存放有关省市时，都得到了当地军政负责人及有关机关的支持。1938年2月，存放陕西宝鸡的文物奉命运存汉中，要翻秦岭，又值隆冬，只能车辆载运，行程885华里，且限当日到达，不得在中途停留。1938年2月22日至4月10日，7000余箱文物，装载305车次，经48天抢运，按时运抵汉中[插图]。在抗战期间，车辆缺乏且多半老旧，长途公路运输确是一个问题。当时西安行营统管所有陕甘军公商车，他们规定这些车辆以“运军火为第一，运古物为第二”，终于解决了问题。

其二，在文物迁移途中与存放地，都有军人押送和守卫，起了安全保障作用。文物开始南运时，以宪兵押送，火车上架着机枪，吓退了企图抢劫的土匪。在南京浦口火车站停留期间，南京方面加派500名军警保护。各个存藏地都有军人担任警卫看守。存放于四川乐山安谷的文物达9331箱，几乎占南迁总数的一半，护送这批文物入川以及驻守安谷库房的部队是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十九师某营，1941年春由军事委员会直属特务团二营接防，其中第五连驻安谷，第六连驻峨眉，他们在执行保卫工作的同时还修筑公路，开辟操场晒坝，打扫街道，制作墙报宣传抗日。第五连连长因久驻安谷，遂与当地一位姑娘结婚成家。

其三，文物存藏地民众给予了大力支持。故宫南迁文物曾经在多处停留，一些地点停留时间极为短暂，或为中转站，或停留数月，但也有一些地点较为长久。例如最初南迁上海，存储时间长达4年，期间还开展文物点查、伦敦艺展等重要工作；后分三路西迁，辗转多次，终于各自安存三地，南路文物密藏安顺华严洞6年，中路文物妥存安谷7年，北路文物安藏峨眉7年。漫长的时间，艰苦的条件，如果没有当地民众的配合和支持，要保护好这些文物是不可能的。以安谷乡为例，民众对于保护故宫文物做出了巨大贡献。当选中乐山安谷乡的一寺（古佛寺）六祠（朱潘刘三氏祠、宋祠、赵祠、易祠、陈祠、梁祠）为文物存放地后，安谷乡乡长刘钊多次召集各保长、执事宗族族长商议妥善安置文物事宜，并积极宣传文物迁移安谷的意义。被选作文物库房的各宗庙祠堂，将各自宗牌收藏，腾出庙堂以备文物存放。安谷人杨宗友将自家田地5亩无偿供给守卫驻军。

据统计，当时驻各库房的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馆筹备处职员共计30名，此外还临时雇用安谷乡民众21名。这些安谷雇员在家食宿，按时到各库房工作，从事木工、泥水工、搬运工、勤杂工，有些还协助文物登记工作。其中有位名为易泰安的安谷人曾随文物东归重庆，服务时间长达8年。1946年，为奖励乐山县安谷乡协助故宫存放文物一事，故宫博物院呈请国民政府题颁“功侔鲁壁”[插图]匾额七份分赠安谷乡储存文物各寺庙[插图]。事实上，不仅是安谷民众，在各个文物存放地，广大民众在故宫文物保护工作中都做出了极大贡献，都“功侔鲁壁”。

    第四，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发展的特殊时期，特殊的任务，艰苦的环境，培育了故宫人“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

    文物南迁打破了故宫博物院正常发展秩序，从1937年底西迁后，故宫博物院职员的主要工作是迁运及保护文物的完整安全，工作性质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的李济，受中英庚款董事会委托，曾调查抗战时期故宫文物搬运存放情况。他在报告书中说：

    谨案自抗战以来，敌人对于我国文化品之加倍摧残或尽量劫夺，为极显著之事实，政府对于故宫文物必须尽力保管，亦为朝野所公认。在此大前提之下，所最成为问题者，为故宫博物院之原有组织是否能负此时期之非常责任。查原有之故宫组织，为纯粹的学术性质，其行政机构亦偏重于此类功能。自战事发生以来，其原有之功能已无运用之机会，所需要者远超乎原有工作之范围。济自视察以来，深感此问题之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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