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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历史,你为何选择了曾国藩?——曾氏生平及传世家书 (连载)[第2页]

作者:心月长河
首页 上一页[1] 本页[2] 下一页[3] 尾页[9]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四月初二日,湘军水师在逼近靖港时,遭到太平军猛烈的炮火轰击,国藩见无法近岸,急令后退,太平军抄袭过来,湘军大乱,一时间草木皆兵,溃逃不止。曾国藩仗剑立在桥头,立下令旗“过旗者斩”!湘勇纷纷绕旗而过,望着太平军军旗招展,席卷而来,回首自己苦心建立起来的军队,尽是贪生怕死之徒,有人甚至喊“大帅快逃!”曾国藩大怒,杀掉数人,血染令旗,而兵勇们更是狂奔不己,与自己一惯所痛恨的绿营兵的什么两样?值此家国危急存亡之秋,而敢于忠不顾死,舍生取义的壮士为何竞是如此难以寻觅?此时太平军直逼曾国藩的座船,箭矢不时落在他的周围,曾国藩悲愤已极,支开随从,纵身跳水自杀。正当水将灭顶之时,幕僚章寿麟起初见曾国藩神情绝望,没敢走远,急忙赶来将他拉住。曾国藩怒道:“你来干什么?”章寿麟说:“刚才有人来报捷,湘潭战事已经胜利在望!”随后,他将曾国藩劝上岸来。
    靖港之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长沙。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军,敢于任事,触动了许多官员的利益,一时间这些人奔走相告,布政使徐有壬告之巡抚骆秉章,欲弹劾曾国藩,解散其军队。曾国藩头上的阴云更重了,他在家信中说:“今年(咸丰四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为通省所鄙薄”。
    曾国藩见处处布满荆棘,而此次大败势必被朝廷治罪,已深感绝望,在所拟奏折中说将要自裁殉难。众人纷纷劝慰,他痛定思痛,拿出不知看了多少遍的父亲的一封家书,其中说:
    “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我不哭尔!”
    曾国藩眼前再度浮现了出衡州出师之日,他捧着家门的热望,“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情景。他终于从失败中振作起精神。
    让曾国藩略感欣慰的是,塔齐布全胜太平军林绍璋部,取得湘潭大捷。四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说:“据曾国藩自请从重治罪,实属咎有应得。姑念湘潭全胜,水勇甚为出力,眷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职,仍赶紧督勇剿贼,带罪自效!”
    随后,清廷将株守无能的湖南提督鲍起豹革职,以塔齐布取而代之,形势对曾国藩愈加有利。
    靖港之败后,曾国藩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决心一味忍耐,徐图自强,他觉得大败的原因是功罪不明,亡羊补牢,为时不晚。鉴于此,曾国藩从军纪入手,进行了大力整顿。凡是在战斗中溃散的各营,他决定其营哨兵勇一律予以遣散,连他的弟弟国葆也在被裁之列。裁军后,水陆各营只剩下五千余人。随后,曾国藩令敢于冲锋陷阵的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大量增募新勇。长沙整军之后,将士争相用命,湘军的战斗力较从前大为提高。
    
    
    作者:三个停板暖人心  回复日期:2008-4-12  13:59:13  
            无耻满清走狗的典范,贪图荣华认贼做父屠杀本民族的刽子手.
            北京的鞑子是多啊!中国要想重振汉唐雄风,必须迁都中部地区,断绝落后愚昧野蛮的鞑靼文化借尸还魂之势,以华夏文化融合西洋文化精化引领中国走上文明富强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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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难道想将自己、诸位及我放在炉火上烤吗?泱泱中华一家亲,见了您的话,少数民族同胞会怎么想?岂非给广大藏族人民以口实?
    
    
    田家镇大战后,湘军沿黄梅,孔垅追击太平军,进占水池口,逼近九江。防守九江的是太平军名将林启荣,湘军攻城受阻后,曾国藩与罗泽南,塔齐布会商后决定分兵进攻梅字洲、湖口,而二地在罗大纲、石达开的严密防守下,屡攻不克,湘军战于枪炮弹雨之中,死伤甚众,陆师锐气为之大挫。
    十二月十二日,湘军水师的一百余只轻便战船,被太平军设计由长江口诱入鄱阳湖,太平军立即塞断湖口水卡,将实力强大的湘军水师分隔成了外江与内湖两部,外江都是一些笨重船只,曾国藩苦心经营起来的水军,此际优势顿失。
    太平军随之进行反攻,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发动大规模袭击,在小池口、九江两地抬出小船十艘放入江中,冲入湘军船队,顺风点火,湘军大乱,一路溃逃。曾国藩督阵,号令不许开船,可毫无用处,见自己花费多年心血,惨淡经营的水师抱头鼠窜,溃不成军,战船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尽,连自己的座船也被太平军俘获。面对这惨不忍睹的场面,他羞愤交集,再次投水自尽,被幕僚救起后,又欲策马赴敌而死,经罗泽南、刘蓉苦劝方止。
    此役后,太平军兵分三路,直抵武汉。咸丰五年正月七日(1855.2.23)太平军再度攻占汉阳。
    次日,曾国藩上奏折,他委婉地认为,去年攻占武汉后,咸丰帝命湘军悬师东下的战略是错误的。言:“自浔至汉数里江面,将复为贼所有,曷胜愤懑。细思臣等办理谬之处,善有二端:武汉当留重兵驻守,并当留战船数十号以为后路声援,兹因江汉无战船,致该匪乘虚上窜,其失一;九江未破,遽攻湖口,冀通江西饷道,弁勇昌险轻进,致轻舟百余号陷入内河,一军分为两截,外江无小舟,内江夫大船,顿形薄弱,其失二”。但咸丰帝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说:“至武汉收复后未留后路声援一节,则其势本有不及”,依然坚持自己的既定方案,命令曾国藩攻克九江,直捣天京。
    势己至此,曾国藩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先留驻江西,扼守于天京与武汉的中段,在客军虚悬处处被动的情况下,他与太平军相持达2年之久……
    
    
    作者:第7个ID  回复日期:2008-4-13  22:11:01  
        给老兄提个建议
        我也正在研究曾及其湘军
        你的写作方式我很喜欢
        但是写这样的文章要以史料为依据
        不明白或者弄不清楚的最好不要写,或者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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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谢您的鼓励与鞭策.您上次提出的罗、王、杨与曾国藩的关系问题,由于这几天忙于工作糊口,周末我一定去国家图书馆核实史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应该引用的是庞先生的《曾国藩传》。
    我在写作中,很注重史实。在注重史实的前提下,我只在极个别的地方有一点细节的描写,觉得这样会更精彩一些。相信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也遇到了和我们同样的问题,诸位以为然否?
    
    坐困江西
    
    湖口惨败之后,湘军水师一度衰落。外江水师移金口后,经曾国藩奏请与多方函商,得到各省的支援后扩充到十五营,由杨载福统带。被封堵在鄱阳湖的内湖水师由彭玉麟统领,经曾国藩努力,将其扩充为八营,作为江西战场配合陆师作战的辅助力量。
    咸丰五年(1855)六月二十四日,塔齐布与曾国藩约会于青山。谈起目前屯兵九江,久攻不下的局面,二人都十分愧愤。曾国藩提出让塔齐布于七月移至青山后渡鄱阳湖,会剿湖口,希图藉此一战,使全局有些转机。即使无法得手,塔齐布部也由彭泽东下,直趋建德,东流,期与下游芜湖的兵勇连成一片。可塔齐布却信誓丹丹地向曾国藩表示,自六月以来,攻城之具己增量完备,定要力破九江城,以雪积愤。如果届时还是不能成功,七月底再行移师东渡。
    七月十八日,塔齐布传令攻城,然而尚未出营,突然气脱,呕血而亡。塔齐布自曾国藩出山以来,即跟随他,忠心耿耿,屡立战功,曾国藩在此等艰难之境,突失爱将,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言:
    自其(塔齐布)为都司时,毅然有杀贼立功之志。上年蒙恩超擢提督,出师岳州,于左臂涅刺“忠心报国”四字。宅心仁厚,所得薪水银两,尽以犒赏士卒,或深夜呼兵勇以语家事,亲如父子。洪山之战,围逼众贼溺水,其中幼孩甚多,塔齐布大哭,立即传令不杀,幼孩救出数百人,资送回籍。纪律严明,不许兵勇骚扰民间,有违犯者秋毫必惩。身殁之后。军士百姓同声悲泣。
    
    
    作者:第7个ID  回复日期:2008-4-13  2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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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是易孟醇先生<曾国藩传>.不好意思,,,:)  
    
    除塔齐布外,湘军在江西的另一支主力部队,是罗泽南部,咸丰五年底,因久攻九江不下,罗泽南部经南昌开赴江西东部景德镇一带同太平军作战。六月初,太平军从鄂东南回师江西,占领义宁(今修水),南昌告急,罗泽南回援。他向曾国藩进言说,湘军在江西处武汉之中间位置,太平军上控武汉,下据南京,湘军在优势上处于被夹击的状态,若依然株守江西,如座翁中,长期转战,终无益于大局。因而,罗建议,自己率部回师武汉,得胜后,即沿江席卷 而下,攻取九江,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乘势直捣南京。
    罗泽南的这一想法,曾国藩是十分赞同的,这与他当时攻下武汉时,曾向咸丰帝建议的战略布署是基本一致的。只是,罗泽南一旦去后,环视江西,曾国藩己无大将可倚重,又别无劲旅。时刘蓉在座,插言说:“公所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君。今塔公亡,诸将可恃独罗公,又资之远行,脱有缓急,谁堪使者?”曾国藩慨然答曰:“吾知其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犹可为,吾虽困犹荣也。”
    计议己定,己是夜深时分,众人散去,曾国藩步出帐门外,但见霜风凄紧,山河冷落。罗泽南将走,而塔齐布己赴黄泉,曾国藩内心涌出一丝无法言喻的悲苦。然而,面对此景,就算悲到天明,又有何用?只有一个办法:立志自强,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罗泽南临行之前,曾国藩又从塔齐布旧部中选派普永尧、彭三元所率的宝勇一千五百人交罗泽南,使其兵力增加到近五千人。起程那天,曾国藩嘱郭焘为其饯行,席间刘蓉说:“江西三面距贼,此军去,必不能支,计将安出?”郭嵩焘感叹说:“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身视此如鸿毛,不自今日始也。”罗泽南含泪道:“天若不亡本朝,此老必不死!”
    塔齐布亡后,其部由广东罗定协副将周凤山统领。咸丰五年十月,石达开乘罗泽南回援湖北之机,率部由湖北进入江西境内,接连拿下瑞州、临江、袁州等地,进围吉安府城,省城南昌的形势也很紧张,曾国藩不得不让周凤山撤九江之围,移驻江西军事重镇樟树镇,相机进援吉安。
    曾国藩十分担心如孤军深入吉安,易陷入太平军的包围,正在周凤山迁延观望之时,石达开于咸丰六年正月攻克吉安府城,乘胜北上进击樟树镇,周凤山被打得大败,他本人被数十名太平军紧追不舍,狂奔不止,终于与溃勇一同逃进南昌。
    就在塔齐布病亡后数天,湘军内湖水师在急攻湖口水口,以图进入长江时,遭受惨败,统领萧捷三被太平军的炮火击中身亡,曾国藩又一次陷入痛失大将的悲伤,“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其艰窘之情状,催人泪下。
    
    
    曾国藩急忙写信给正在湖南衡阳省亲的水师将领彭玉麟,命他速回江西统领湖口水师。信发出后,曾国藩日夜旋望,自从罗泽南走后,他更加盼望彭玉麟的到来。
    彭玉麟接信后,即匆匆作别老母,时江西己被太平军大部占领,他化装成商人打扮,为避人耳目,完全靠步行,走了七百多里,到达南康时,鞋底早已经磨穿,脚上全是血泡。见彭玉麟如此忠诚,曾国藩喟叹不己,称其:“艰苦耐劳,有古烈士风”。
    湘军的崛起,将士们极耐劳苦,争相用命,是其主要原因。此点足以让今天欲成大事的人们深思。
    此时,太平军已经控制了江西省的绝大部分地区,曾国藩被围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狭小地带,他不断写信给湖南、湖北,苦苦求援,书信用隐语蜡丸,但送信人仍多被太平军识破。咸丰六年下半年,曾国藩的六弟曾国华、九弟曾国荃分别从湖北、湖南率军驰援江西。但军事上仍然不见起色,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最让他操心的是湘军的军饷,这是一个一直困绕着曾国藩的难题。从他在长沙与绿营决裂,移驻衡阳别树一帜时起,他称湘军为“义旅”,自筹军饷,不再仰食地方官府,因为一旦仰食地方官府,就必定有听命于省中大僚,湘军失去了主动权,也就无法取代绿营,平定天下,乱了大局。曾国藩筹饷主要靠向地方绅士“劝捐”,以及各省的接济。
    为了将太平军镇压下去,清王朝当然想到要利用湘军,但对曾国藩兵为将有这种别树一帜的做法,咸丰帝是十分疑忌的,于是他不再给曾国藩太多的权力,不让其掌握地方政权。曾国藩在江西长期处于客军虚悬的境遇,饷银、军需主要仰求于江西,于是地方官员认为他打胜战是尽义务,打了败战便是辱骂、嘲讽,稍不满意就以停饷相要挟,弄得寄人篱下的曾国藩苦不堪言。以江西巡抚为代表的地方官吏认为曾国藩设厘、任用江西士绅等举动是和自己过不去,越权侵官,于是和他明争暗斗、多处挚肘,曾国藩办厘局筹饷,江西跟着办厘局;万载县举人彭寿颐很受曾国藩赏识,曾国藩想把他带至军中效力,陈启迈唆使手下将彭投入狱,严刑拷打。曾国藩忍无可忍,将陈启迈参奏革职,但接任的文俊也比陈启迈好不了多少。
    在饷项无着,各省的接济也入不敷出 ,日益困难的情况下,上折请求在上海抽厘,以济湘军,又请调拔上海关税银,遭到两江总督怡良和署理江苏巡抚赵德辙的拒绝。曾国藩处处碰壁,陷入孤苦无依的境地,他在奏折中动情地说:“臣军万余人嗷嗷待哺,中夜焦灼”。
    
    
    担当生前事,
    何计生后评.
    长江有意化作泪,
    长江有情起歌声!
    
    毕金科是曾国藩手下的一员猛将,人称“塔齐布之亚”,屡立战功,甚为曾国藩赏识。咸丰六年底,毕金科军内缺饷,士兵们忍饥挨饿,伏在雪地中挖食草根,毕金科心中十分不忍。地方官员乘人之危,说:“毕将军如能带军攻克景德镇,救民于水火之中,那可是为国家立下了大功。至于饷项嘛,我们巡抚说了,义不容辞!”
    毕金科此时穷困己极,时候己是农历春节,有的伤病员在挖食草根时,晕倒在雪地中,其状惨不忍睹。毕金科决意一试。正月初二日,出师景德镇,初四日被太平军包围,毕金科纵横击刺,践血冲出,又被大股太平军围住,用火枪环攻,毕中弹而亡,年仅二十五岁。一千饥疲之卒,无一人生还。
    曾国藩在听到这一消息后,震惊无语,坐困江西已经两年,此时他陷入极度悲苦之中。长歌当哭,积泪涨江,群疑众谤之际,困守南昌的曾国藩受尽奚落与嘲讽!
    然而,自古成大事者,唯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任人所不能任!为忍辱图存,曾国藩立志: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在江西两年,是曾国藩精神上极为痛苦的两年。一向自视才高,对时人多所讥评的王闿运,在编写《湘军志》时,于日记中言:“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涤公言:‘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与曾国藩决裂的王錱,也言:“涤帅所处真是不易,其尤难者乃是饷项一节耳”。
    当时,江西的一部分较为正直的官员、士绅,对曾国藩的窘境实在看不下去了,十分同情、支持他。患难见真情,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为曾国藩劝捐筹饷九十万两百银,帮他解了许多燃眉之急。
    
    
    黄赞汤的诚心相助,江西大员的落井下石,饥疲之兵的惨剧,两相对照,曾国藩感触尤深,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中的一段话,激起了他内心强烈的共鸣:
    “呜乎!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以为得计!”
    咸丰七年(1857)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在瑞州城外大营,突然间接到父亲曾麟书己于二月四日去世的消息,失声痛哭。半年前,父亲收到曾国藩用蜡丸隐语寄来的家书,急命曾国华、国荃前去向湖南、湖北巡抚骆秉璋、胡林翼等人求援,分兵驰赴江西。如今曾国藩脱离了险情,而父亲却己长眠于九泉之下!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委军而去,回籍奔丧。
    置身在宁静的山村,让久经战阵的曾国藩心情觉得十分放松,但他仍然放不下军情战局,在三个月的假期里对时局作了冷静的思索。
    曾国藩的湘军在刚一出笼之时,即因为他别树一帜,其“兵为将有”的体制克服了绿营兵的种种弊端,而这种“越轨”之举受到咸丰帝和许多朝廷大员的疑忌,认为他:“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于是咸丰帝不给予曾国藩地方大吏之权,还是将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绿营身上,希图利用一下曾国藩的湘军,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
    曾国藩在移军衡阳时,即己觉得绿营不可复起,于是先行创建湘军,先行者的脚步是沉重的,客军虚悬江西的日子,忍辱负重的两年,让曾国藩深深体验到了办事之难,处处挚肋。辛苦久从之将士,忍饥挨饿,为地方大吏所诱使的惨剧,在曾国藩心中久久挥之不去。这样下去如何能杀敌报国,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
    
    
    作者:沁梅1  回复日期:2008-4-15  8:10:17  
        好文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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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一以贯之的支持...我一定努力!1
    
    经过思前想后反复权衡,曾国藩上《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折》,其中言带军有三点难以克服的困难:
    其一,虽然位居兵部大员,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湘军虽然能征敢战,然而由于不是国家经制之兵,不能象绿营那样补授实缺,成为国家官员,如此,曾国藩及其湘军饱受歧视。
    其二,处客军之位,遇事处处受阻。曾国藩说:
    督抚之喜怒,州县之荣辱进退系焉。州县之敬畏督抚,盖出于势之不得己,其奉承意旨,常探乎心之所未言。臣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防剿之事,不必尽谋之地方官矣,至如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由州县之手?或臣营抽厘之处,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
    其三,由于曾国藩只奉有出省作战之谕,并没有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前往某省办理军务的特权,随着他职务的更换,关防印信屡经更换,地方都督借机刁难、排挤。曾国藩言:
    或谓臣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或谓臣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或谓臣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臣低首茹叹,但求集事,虽被污辱而不辞!迄今岁月太久,关防之更换太多,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如李成谋战功卓著,己保至参将矣,被刑辱于芷江县,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见信;周凤山备历艰辛,己保至副将矣,被羁押于长汀县,亦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见信。甚至捐户领臣处之实收(凭条),每为州县猜疑,加之鞫讯,或以为不足据而勒令续捐。
    如何才能解决以上三点问题?曾国藩认为,惟有授予统兵大员地方实权,方能使湘军在危急存亡之中,有所转机。“兹三者其端甚微,关系甚巨,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
    最后,曾国藩表示,如果朝廷不考虑他的意见,那么军务可以由湘军将领、巡抚会办,事权较专,提挈较捷。至于自己的去留,他请求在籍终制,以尽孝思。
    本来,这份奏折句句说的都是实言,直指军政分权而导致不能统一谐调这一致命弱点,但咸丰帝对曾国藩仍存疑心,加之太平天国当时出现了一场大的内乱,一度出现衰落之象,清廷绿营主力部队,江南、江北大营又成合围天京之势,于是,此时可将曾国藩的要求暂放在一边,咸丰帝批准了曾国藩暂时在籍终制。曾国藩开始了寂寞的田园生活。
    
    
    1856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己有三年,经过大规模的西征,上控武汉、安庆等长江沿线重镇,湘军困守南昌一隅,至于清廷的绿营军队更是不堪一击,江南大营惨败于太平军之手,其统帅向荣自杀。此时,太平天国表面上处于全盛时期。
    曾国藩常常用于自警的一句话是:“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这一残酷的定律近乎于“历史的宿命”,终于不可回避地落到了太平天国身上。
    洪秀全在创立“上帝教”时,吸收了一部分西方文化,在起义之初带有浓厚的民主化色彩,杨秀清、洪秀全二人权力旗鼓相当。1851年1月杨秀清被封为东王,节制诸王。随着一系列的胜利,太平天国上下领导层骄气渐生,热衷于权势与享乐,领导层内部争斗日趋激烈,不断升温,如将沸之水。
    1856年8 月,杨秀清认为时机己到,逼使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密令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及在江苏的秦日刚回天京,韦昌辉率精锐部队回天京,于9月1日深夜进围东王府,杀掉杨秀清及其所部二万多人。石达开回天京后,责韦昌辉杀人过多,韦借机又欲杀石达开。石逃赴安庆,在天京的妻儿老母惨死于韦昌辉之手。10月底,石达开在安庆起兵四万直指天京,讨伐韦昌辉,洪秀全终于应将士之请,处死韦昌辉、秦日刚等200多人。11月,石达开回天京,洪秀全不肯信任、重用他,洪秀全封两个哥哥为王,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被逼无奈,于1857年6月率部二十万离开天京,与洪秀全决裂。
    太平天国这场内乱成为其由盛转衰的起点,至此,士气日益低落,军心涣散,军纪愈坏,腐化与享乐之风己不可逆转。
    
    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底,由湖北巡抚胡林翼节制的境内湘军乘太平天国内乱,攻下武昌、汉阳。十二月,杨载福、李续宾率领水、陆二军进抵九江。
    胡林翼之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肃清湖北,使之同湖南一起成为湘军的主要粮饷供应基地,江西湘军摆脱东、西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主要得力于罗泽南从江西回军湖北这一战略决策。
    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甚得曾国藩识拔、举荐。咸丰五年二月,太平天国西征军再度攻克武昌,咸丰帝在重臣肃顺极力劝说下,任命胡林翼为署理湖北巡抚。时胡林翼只拥有二千人的主力部队,其它如溃而复集的绿营 兵,曾国藩早己言其不可用:
    “盖鄂中两府一镇,繁华甲于天下,督、抚两标之兵习于淫侈,偷惰己久,不可用矣。自咸丰二年粤匪至鄂,迄今不满三载,而全兵覆败大溃者五次,其间小溃者不可胜数……大抵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兵,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古之谋大事者,克一二名城不以为喜,得一二良将、数千精卒则以为大喜;失一二名城不以为忧,失一二良将、损数十壮士则以为大忧!”
    胡林翼率二千人的军队,对付十倍于己的太平军显得兵单将寡,处处被动。咸丰五年九月,罗泽南率军从江西义宁出发,一路攻克湖北通城、崇阳、蒲圻、咸宁,十月底直逼武昌城下。湖北的形势于此出现转机。
    正当罗泽南向武汉太平天国守军展开攻势时,收到曾国藩用蜡丸隐语寄来的告急文书,他心中十分悬念曾国藩的处境,决心猛攻武汉,以图占领武昌后回师江西,实现其先占武汉而后席卷江西的蓝图。1856年4月初,罗部在攻城时,误入太平军的包围圈,炮石如雨,罗军陷入绝境。太平军数次冲击,被罗军击退,其间罗泽南被火枪击中头部,血染战袍,仍踞坐指挥。归营后危坐不眠,尤与诸将议攻城方略。4月10日,罗病危急,索笔奋书曰:“愿天再生几个好人,补偏救弊,何必苦限此蚩氓!”12日,胡林翼前来探视,罗气息奄奄,握胡之手曰:“武汉未克,江西复危,我死何足惜,事未了耳!你与李续宾好自为之”。言讫,泪如雨下,未几身亡。
    泽南起于贫苦书生,军兴之时,年己四十岁,授徒为生。在克岳阳、攻武昌、夺田家镇之役中,多立奇勋。湘军困江西时,泽南与曾国藩规画进止,纵谈利弊,言:“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汉而下”,决然回军湖北,有识者皆佩服泽南用兵能识时务,能取远势。只可惜无“天假之缘”,憾死于武昌城下,其未竟之志由门生李续宾完成。湘军名将,多出自罗泽南门生。其治军,朝出鏖兵,暮归讲道。近人钱基博评论曰:
    “其治军以不扰民为本。而视东南安危,民生冤苦,如饥溺之在己,与其所注《西铭》之指相符。军行所至,士民欢跃,或输敌情,或诉所欲,馈肉饷饭,如家人父子。惟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军所以为天下雄,而国人归颂焉!”
    罗泽南亡后,胡林翼遵其遗嘱,由李续宾统领所部湘军,半年后,李率军攻下武汉。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曾国藩在为人处事方面,讲求“慎独”, 在家守制一年期间,他对自己以往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年他己四十七岁。当然,他的信念是没有改变的:平定天下,使王朝出现中兴局面。只是,为了达成这一信念,他要努力“修身”,遭遇诸多失败,处处碰壁之后,他觉得有必要反躬自省,作一些调整。
    曾国藩言语迟缓,为人拙诚,不善变通。他这样反思自己:
    “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己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
    曾国藩立身处世,深信他祖父所言:“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这一信念,帮他度过了人生中一个又一个难关,他所信奉的“倔强”二字,实际上就是“坚忍”,他认为“大柔非柔,至刚非刚”——委军回籍后,他开始了痛苦的反思,冷静地挑战自我。天降大任于我,必先苦我心志,增益我所不能!
    曾国藩离开江西后,咸丰七年(1857)底,和春、张国梁率领绿营攻占江苏镇江、瓜州等地,重建江南大营,再度对天京形成包围之势。同年九月,湘军攻陷湖口、梅家州,彭玉麟内湖水师被封锁于长江口己近三年,此时冲出鄱阳湖,与杨载福外江水师会合。随后,湘军乘太平天国内乱后石达开二十万大军出走之机,接连攻下瑞州、抚州等战略要地,控制了江西绝大部分地区。水陆各军将领杨载福、李续宾积功升提督、布政使等职,胡林翼加太子少保衔。而远离军营近一年的曾国藩仍不过是一在籍侍郎,官阶低于这些昔日的部下。闲居中,曾国藩倍觉门庭冷落,怅然若有失,他在与弟国荃信中言:“兄之郁郁不自得者,以生平行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
    在清军一系列的胜利面前,曾国藩时想:难道自己当初上折请求在家终制时,对全局形势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太平天国之乱不可遽除,绿营兵不可复用,剿灭太平军之重任,非湘军莫属,然统兵大员无地方实权,处处挚肋,客军虚悬,外逼剧冠,内与地方官相牴牾,饥疲壮士,死于地方大员诱使之惨剧,其艰危窘辱,非人所堪!审时度势,只求一地方巡抚之权,有何不可?
    现在,回过头来想,曾国藩于痛苦的思索中,更加坚信:自己并没有错,时局的发展并非说明太平天国可以遽除,湘军终究需要自己去指挥,因它是自己所一手创建,这些辛苦久从之将士,只有他才能指挥如意,发挥整体作战优势。
    那么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于“坚忍”中静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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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2-11-05 01:13:35  更:2022-11-05 02: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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