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世族政治与魏晋风流【正在连载】[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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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世族政治与魏晋风流【正在连载】[第19页]

作者:tsen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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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夏侯玄与司马师(续7)

    李丰因是夏侯玄的朋友，在浮华案中同样呛了水。正始年间升任侍中、尚书仆射，最后升中书令。说他们兄弟“游光”，就是说他在曹爽与司马懿之间不选边站，自由自在地做官。起初，司马家族没拿住李丰把柄，所以司马家当政时，还同意李丰出任中书令。中书令相当于副丞相，他兄弟李冀也是俸禄两千石的封疆大臣。从这里，我们看不出李丰兄弟的“游光”立场有何不当之处。
    时人不看好肤浅的曹爽，同时又感到司马懿为人十分吊诡。所以李丰一时拿不定主意，曹爽、司马懿谁也不偏心。至于硬要说，上司马家的船才是光明大道，李丰肯定没那觉悟。李丰就因这一次错失司马父子，注定其命运的杯具结局！不过，当时李丰没有丝毫危机感。李丰是当年的美男子，不但外表长得好人缘也好，他处处讨人欢喜。更绝的是，他儿子李韬更是出类拔萃，早就被皇室瞄准上了。不久前李韬被选为驸马，夫人正就是魏明帝的女儿齐长公主，从而李韬是当今皇帝曹芳的姐夫。李丰自然是皇亲国戚。不到不得已，司马家不至于难为李丰。
    反正，尚书丁谧架空司马阁老这一招，被认为是三国中一把最毒的软刀子。他因此被认为是曹爽身边最恶毒的狗头军师，这也注定了他最终狗命不保。
    正始八年（公元247年），皇帝该十六岁了，就要到取消辅政、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年龄。由于郭太后一生没有生育，曹叡收养曹芳为太子以来，郭太后就视为骨肉宠着这孩子。母后一宠，这年轻皇帝就越来越成熟不了。都十几岁了，一天到晚不肯好好学习，不肯过问朝廷大事。而宠幸着一群小人，在后园游乐饮宴。
    再说，此时曹芳早在在正始四年立了甄氏为怀皇后。甄氏怀皇后不是别人，恰是曹丕文昭甄皇后的侄孙女。太后与皇后，婆婆与媳妇同处一宫，有许多不便之处。而且，为提高天子独立执政能力，不能再出现变相的临朝听政的局面，这是一件值得警惕的大事。这年四月，曹爽采纳尚书台何晏、丁谧等的意见，以皇帝已经成年，过分溺爱不利于成长为由，派人把郭太后劝回永宁宫安享天年。
    临分别，郭太后或许出于亲情难舍，她拉着皇帝当面痛哭，难忍难舍，长久不分手。此情此意，成了一桩轰动朝野的大事，也成了当年最令人感动与同情的话题。编成故事，流落坊间，有时会成为一把无形的刀。郭太后因此怀恨曹爽、何晏、丁谧、邓颺等人。
    同年七月，吏部尚书何晏为提高皇帝的责任心与执政意识，便上书要求约束曹芳游乐行为："从今以后皇帝到式乾殿或者到后园游乐时，应该都有大臣跟随，以便询问商量政事，讲解讨论经书大义，并为世世代代所效法。"
    十二月，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孔乂也上书，劝谏曹芳注意皇帝的身份，讲究皇家礼仪。
    臣子们的奏折，在曹芳看来就是一道道的紧窟咒！我皇上哪能任你们轻易摆布！？看来，这皇帝被妈宠的时间太长，成为长不成熟的巨婴。即使早已独立执政，即使娶了老婆，还是一个没玩够的奶狗，不知世间还有正经事需要他过问！
    但，皇帝的成年，就意味着曹爽与司马懿双辅政的年代的结束。就是皇上要收回曹爽与司马懿手中一人一票的否决权！然而，因曹爽的排位在前，又算是是曹家宗室成员，他因结束辅政程序可获得许多优先于司马懿的特权。而对于失去“辅政”身份的司马懿来说，就可能变成另一个王朗、另一个钟繇、另一个华歆。在魏文帝魏明帝时期，王朗、钟繇、华歆都只是摆设给人观赏的泥菩萨。看来，曹爽正借机排除司马懿势力。司马家族貌似好戏不再了！
    人们发现，造成司马家族不景气的全部原因，都是因为那个尚书台。正始年间，有人谤曰：“台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默作疽囊。” 又说：“三狗皆欲啮人，而谧尤甚也。”意思是说尚书台有丁谧、何晏和邓飏那三只狗，都要咬人。其中丁谧最为凶恶。丁谧、何晏屡屡出招，气势逼人，在政敌眼中如狼似犬，骂他们为狗不算过分。而邓飏却因陷入“以官易妇邓玄茂”的风波，那就是一起涉嫌以官位易美人的幕后交易。事情是这样的：臧艾父亲去世，邓飏就举荐臧艾为官以保邓家的世家地位。不料臧艾也不是好料，他突然发现自己无法继承父亲留下的一个美妾，既然不能公开享用，还不如双手敬献给邓飏，以杜绝于己不利的流言蜚语。消息传开，以“正人君子”标榜的邓飏顿时成为众人暗中讥讽的目标。舆论把伪君子邓颺与丁谧、何晏并列，更有利于佐证整个被曹爽把握尚书台简直就是狗窝！
    正始八年四月，司马懿原配夫人张春华死去。虽然这几年，司马懿因宠了爱妾而对原配张夫人不太感冒。但张春华此时死去，却让司马懿心中的郁闷增添了几分沉重感，于是卧床称病，不去上朝了。他内心真不希望曹爽独霸朝政的目的。翻盘的手段或许是有的，那就是用武装手段对付曹爽的和平演变！动刀枪放血大屠杀！
    只是，有没有那胆略？有没有那种机会？还有一点就是：儿子司马师那点小本经纪够开销吗？
    司马懿内心深知把握不大，他决定躺平。
    躺平既可以挣得舆论同情秘密积蓄力量；躺平更有利于麻醉敌手静待对方出错。

    本节续完

    ③ 正始之音，多元化时代

    貌似一场暴风雨就要降临了。但我们不必太性急，还有一些重要的事，尚待交代。所以，谈了司马懿、曹爽、夏侯玄及司马师的那些事后，我们把目光转回正始前夕的洛阳，谈谈正始之音。
    因浮华案的自动平反，帝都洛阳又恢复到太和年代舆论开放的状态。清谈活跃，玄学泛滥！再度呈现百草丛生、百花齐放的局面。以何晏、夏侯玄、王弼为代表，以清谈、论辩为形式，用老庄学说来阐释儒家经典的“玄学”新思潮再次泛起。玄学这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能在魏晋时期兴起，与那时期的政治格局有关。
    此后十年，都属于正始年号，这个时代的风流人士被冠以正始名士以示其与其它年代不同的风貌。整个正始年代给人的突出的印象是：
    一是浮华案涉案人物均得到解放，意识形态再度向多元化演进。这个多元化的年代发出了自己声音：正始之音。正始之音确实是以一场音乐艺术大辩论开始的，是一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音;
    二是社会发生了一些变革。虽然某些改革遭到朝廷元老派的阻扰，但由于朝廷少壮派掌握实权，而这些少壮派真就是由正始名士组成，所以有些失败了，但也有不少变革成功了。
    后面几个段落，就集中谈谈有关变革引出的一些话题。
    正始是魏朝第三代皇帝曹芳的年号，那拾年洛阳城的确发生了一些变革。变革恰就是正始名士纷纷参政才发生的。搞变革是冒险的差使，成功也好，不成功也罢，都是要承担后果的。前面说过，夏侯玄想策动的政治制度改革就出师不利而遭夭折了，但在其它方面，我们从保留到现今的资料，还是依稀地发现了一些当年发生变革的蛛丝蚂迹。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㈠中国在正始年间第一次实施的六十岁退休制。官府及公卿府中所有六十岁以上的仆役、奴才、婢女，一概恢复自由民身份以颐养天年；
    ㈡洛阳城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基本停止了。未完工的宫殿、楼台、亭阁这些烂尾工程，被搁置一边，不再投入人力、物力，避免了浪费，降低民众的负担；
    ㈢原本，正始名士还提出朝廷体制改革计划。但由于当时实行的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双辅政制度，这两人都拥有一票否决权。夏侯玄的改革方案，被司马懿搁置。朝廷继续采用二元领导、二元负责的过渡方案。这局面一直到曹爽被杀才结束。就是说，正始年间，即使是曹爽独控了尚书台，司马懿依然与曹爽同等的否决权，正始名士们主张的精简各级行政机构的措施无法彻底实行。虽然司马氏势力都站在改革的对立面，但一旦司马家族掌握局面之后，那些改革主张反而得到实行。这充分表明，改革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不是少数名士的意气用事。
    总的来说，体制改革不易，但正始年间㈠、㈡两项变革倒是立竿见影了。
    恢复六十岁以上仆役、奴才、婢女的自由身，虽不及林肯解放黑奴那末伟光正，但还是部分地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当时能这样做，是挺了不起的。其实，虽然我们多数人如今是以主人翁态度参加公司的工作，但公司条例规定的“东家”与“雇员”的关系还不能完全排除奴役与被奴役的不平等关系。就是说，只要你不退休，你在老板面前，只能是处于一种类似于奴仆与婢女的地位！所以，当年能规定一到六十岁就退休享受自由，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改革措施！
    停建对国家造成重负的宫廷场馆，也算是一场重要改革。由于这场改革附带引起了一场意义更深远的思想大讨论，而那大讨论促进当年的思想解放。所以，以下重点不在于政绩工程停工不停工本身，而在于当时人们如何因大辩论而脑洞大开！而让人脑洞大开的，正就是百花齐放的“正始之音”。
    待续

    ③ 正始之音(续)
    前文提到，从青龙到景初年间，曹叡开展反浮华运动并禁锢了四聪八达三豫，洛阳大兴土木的政绩工程全面展开。工程规模与开销，严重超过了当时的国力与财力所能承受。因此，政绩工程一开头就暴露出其不可持续性，不少项目逐渐呈现烂尾局面。这样，景初元年就出现大量反对意见。大臣高堂隆上书质疑大兴土木之举，更反对把西京长安的钟虡铜人搬迁到洛阳的事，因为那钟虡铜人太大太笨重了，劳师动众，把它们从长安搬到洛阳，太折腾了。高堂隆将之说成是 “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
    这位高堂隆真敢说，他全倚仗自己的特殊地位：帝师！早在曹叡还是平原王时，高堂隆就是他的王辅。所谓王辅，其实就是辅导皇子从政的见习老师。所以高堂隆才是曹叡真正的帝师。
    面对帝师激烈的言辞，曹叡不想正面回答。但他想到，最好是引导臣子们去讨论讨论：搬迁一组编钟到洛阳，无非是将来演奏乐曲时加点浑圆的BASS，怎么会严重到“求取亡国不度之器”的地步？他不希望辩论纠缠在政绩工程该不该下马的问题上。换句话说，用钟虡铜人奏乐，究竟是纯音乐问题，还是事关亡国不亡国的原则问题？高老国师您是否有点无限上纲上线？
    不能不说，曹叡这个皇帝非常聪明且思路清晰。
    灵牙利嘴的臣子卞兰反应敏捷，一下子领会了领导的意图。他立即接过话题与高大臣辩论。卞兰反驳说：“兴衰在于政治，跟音乐有什么关系，政治之退化，怎么能是钟的罪过呢？”卞然话不多，一个问句，就把对手逼得说不清道理，而只好引经据典地搬出一大堆不得要领的强辩。这里，卞兰说的是真话，不过他犯了致命的错误：违背了从周公旦直至孔夫子有关礼乐是皇朝立国之本的教诲。礼与乐，维护了君臣、官民的等级制度，禮崩乐坏就是皇朝最忌讳的，怎能说音乐是不重要呢？高老头看出卞兰身后是曹叡，所以不便说过头。总的来说，辩论双方谁也不能让谁信服。于是，招来更多的人进入论战。
    当年著名音乐爱好者刘劭为此一连发十四篇《乐论》支持高堂隆。刘劭也批评拆迁铜人大钟是“劳役费损以伤德政”,绝非所谓的“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就是说，圣人的礼乐经典中，不包含铜人大钟，劳民伤财完全不必要。至于卞兰你说的‘兴衰跟音乐无关’是错的！所以刘劭特地举例说“作乐（奏乐）可以移风易俗”。然这说法引起了深入的辩论。辩论一直延伸到曹叡驾崩，还无定论。曹叡一死，浮华才子纷纷平反解放，于是卷入讨论。其中精通音乐、爱好艺术的阮籍、夏侯玄也卷了进来。辩论在正始年间达到高潮。
    阮籍是著名学者、诗人与艺术大师，他发表《乐论》正式参加辩论。他也不赞成劳师动众从长安搬钟虡铜人，但他驳斥卞兰违背经典。阮籍说“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则万物类。天下无乐而欲阴阳和调，灾害不生，亦已难矣。”
    他的观点是：音乐和谐，则阴阳调和;音乐平和恬淡，人间万物就无灾无难。一旦没有音乐，就难以保证阴阳调和、灾害不生。
    显然，阮籍此时是正统的儒家，他的观点十分符合当年正能量规范。就是说，他十分忠实于父亲的为人准则。他父亲不是别人，正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
    阮瑀在建安十七年就死了，留下一对婴儿寡母。那正是他妻子与儿子阮籍。母子俩好不容易拉扯长大，阮籍终成了顶天立地的汉子、诗人与文学家。像父亲一样，阮籍也弹得一手好琴，是当代出名的琴师。倘若，你单从他的《乐论》来判断阮籍是古板的孔孟之道的经学家，那你就会犯错误。阮籍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参与公共讨论，只说明他是个与日俱进的开通人士，他学问越高就越喜欢与人交流，越交流，就越长进，越开明。这点，我们随后可以不断地提供证据。

    待续

    ③ 正始之音(续2)
    阮籍的诗写得非常好，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父亲阮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现存阮籍的咏怀诗就有八十二首，这就是其中之一。虽说阮籍此时已是当代名士了，但诗的气韵却依然保持父亲那年代的建安风骨。把这与前文转载过阮瑀的琴歌相比较，父子二人各有特色。
    但，刘劭与阮籍的《乐论》却引来了另一位帅哥的不同意见。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浮华年代大帅哥夏侯玄。夏侯玄与阮籍的父辈都是跟随魏武帝打天下的名臣，彼此原本熟悉，又同是体制内的人，讨论问题从来不用说客套话来掩盖分歧。于是他发表了《辩乐论》一文，文中直指《乐论》作者阮籍。
    不是说夏侯玄被当作浮华分子受双开、被禁言了吗，怎么又有他的高谈阔调？问题在于曹叡指使卞兰去驳斥帝师高堂隆之时，已离吾皇死期不远。曹丕、曹叡父子一个德性：纵欲过度！其不便公开的隐私或许是滥用春药。他们原本处于身强力壮的岁月，却因滥药而慢性中毒，最终精华凋零而躯体不支。就是说，曹叡还没有看到刘劭、卞兰、高堂隆那场混战的结局，就已经呜呼哀哉了。从而他不知道后来还有阮籍、夏侯玄、嵇康之类浮华与准浮华分子也赶来凑热闹。再说，明帝曹叡一死，夏侯玄就自然解放了。春江水暖鸭先知，夏侯玄从气候上判断：春天来了，他于是发表高论，批评阮籍：
    阮生你那“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则万物类……”不就是想说，音乐不但能教化人，还能调合阴阳，让灾难少发生吗？
    这个，我夏侯某人可不苟同。这天地之间并非却总是均衡与和谐的。有强有弱,有盈有虚，那才是真相。远古尧时代遭受大水，天天治水不停，禹的老爸还因水灾被杀。你能说，圣明的尧、舜都把音律搞错吗？灾害本来就是人左右不了的，你唱首什麽音色的颂歌,天灾就没了？我不信！
    在夏侯玄看来,音乐就是音乐,这跟皇室命运毫无关系。即使音乐等于皇家命运,那它就能调和自然灾害？那不是胡说,又是什麽？
    好你一个帅哥夏侯玄，你好唯物主义喔！……你说得太棒了！从太和到正始，你引领了一代风骚。如今重新出山，又是一鸣惊人！
    当然，夏侯玄反对的，并不是阮籍个人，而是从《礼记》规定好了的儒家礼乐之说！从玄学的角度看，“独尊儒术”所代表那套礼乐理论早已不铭一文，礼崩乐坏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刘劭、阮籍发表看法时都含有支持高堂隆反对先帝大兴土木的政绩工程，主张让工程下马！难道夏侯公子不理解？问题是，此时已经进入正始年代，被先帝以浮华打入地下的大批才子如今又已经翻身了，新政也已决定：不再对以往的政绩工程提供劳役与银两支持，从而那些烂尾宫殿工程已经陆续下马了。再说，夏侯公子既然否定了音乐与皇朝命运的关系，那就是说一切皇帝主持的庆典仪式都是不必要的，一切与礼乐等级制度都是骗人的，奏乐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娱乐消遣，当然不必要去搬运钟虡铜人那些劳什子！

    待续

    ③ 正始之音(续3)

    夏侯公子既然否定了音乐与皇朝命运的必然关系，那就是说一切皇帝主持的庆典仪式都是花架子，人的品格素养与礼乐等级毫不相关，奏乐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娱乐消遣，完全不必要为配合礼乐仪式而大搞政绩工程，更不该劳民伤财去搬运钟虡铜人那些劳什子！
    看得出，阮籍的音乐观有点唯心，而夏侯的观点相当唯物。在夏侯公子看来，声音是纯自然的产物，而音乐不过就是各种和谐的声音的合成。如果说得科学一些，前句的 “声音” 这个词汇可改成“声波”。只是当年罕见“声波”这物理教科书的用词。不过，以下为叙述得更清晰起见，我们也按如今的习惯，有些地方使用“声波”代替声音。
    夏侯玄热衷探索的玄学是抽象的、形而上的，但他涉及具体问题往往是强调客观的。这对于追求思维奥秘的人来说，这种态度还是十分妥当。
    阮籍看到夏侯玄的反驳，也没有继续坚持己见继续辩论下去。他本意不就是声援一下高堂隆，批评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反对搬迁笨重的铜人与编钟吗？既然皇上驾崩，新朝已决定让烂尾工程全部下马，目的已经达到了。
    有关音乐美学论题,那是纯学术的问题。不论从唯物还是唯心的立场，当初那场对音乐的辩论，加深了人们对音乐的认识。
    大凡这类涉及音乐与艺术的爱好问题，几乎都取决于个人的情感与主观态度，很难有统一意见。争辩所涉及的往往都是 “罗卜青菜，各取所爱”的问题，或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疑难，不是一时半会能辩得清。这如同我们当代人，你爱唱情歌我爱听红太阳，各人喜欢各人的，没有必要强求一律。既然如此，我们何必去强奸古人的智慧？
    然而，夏侯玄的观点并没有终止辩论。
    此时，在京城外，另有一位身高七尺八寸的年轻帅哥发表了《声无哀乐论》一文，令人震撼。此人不是别人，他正是后来大名赫赫的竹林阿哥嵇康，也是当年超一流的琴师。
    嵇康《声无哀乐论》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只有歌功颂德的雅乐才是正能量，而如郑音那样的靡靡之音以及所有淫乐与哀乐都是负能量。嵇康说：声音分噪声与谐音，有刺耳和不刺耳之分，对人只有“静”和“躁” 的感觉，而谐音才是音乐。谐音也是自然与客观的表现，其-本身不代表哀伤或欢乐。所以，音乐就是一个自然物，跟人怎么样，跟社会怎么样，本来是一根毛的关系也没有。这就如酒，有人因喜庆而喝酒，兴奋得手舞足蹈;有人借酒浇愁，以致悲歌当哭。是哭还是笑？取决于人的心情，而非有哭酒与笑酒之分。单从这点，我们看不出嵇康与夏侯玄之间有多大分歧。
    嵇康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音乐有无“移风易俗”的作用。这才是这场“正始音乐之辩”的核心问题。
    嵇康之前的辩手，无论是刘劭、阮籍还是夏侯玄，他们固然都是一流琴师，高级美学家或音乐评论家，但他们更是政治人物或理论大师，是儒家或玄学家。他们辩论音乐，是因为魏明帝曹叡为堵自己高帝师的口而刻意制造的一场笔墨官司，然而“音乐和治国有什么关系”的话题却把那时代超一流的音乐大师及理论家、批评家全都吸引出来了。

    ③ 正始之音(续4)

    他们辩论音乐，是因为魏明帝曹叡为堵自己高帝师的口而刻意制造的一场笔墨官司，然而“音乐和治国有什么关系”的话题却把那时代超一流的音乐大师及理论家、批评家全都吸引出来了。
    刘劭和阮籍当时是传统儒家，儒家把礼治放在治国方略的首位，而雅乐则是礼的核心之一。所以礼与乐不相离，这两位认为音乐的作用是极大的，雅乐可以移风易俗，降低愚民身上的戾气。一旦P民驯良听话，有助皇室的兴盛、国家发达。
    夏侯玄是玄学家，又是政治改革的激进派，他从自然的角度出发，认为音乐跟国政风马牛不相及，一点关系也没有。
    嵇康不完全赞同夏侯玄的观点：音乐对移风易俗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认为这作用还是有的，而且跟皇室政治的安定与平和也是有点关系的，条件是国家政治本身必须是建立在良性的基础上。只是其真实作用不像儒家说得那么“神”。音乐还是那壶酒，心情好的人原本是高兴，喝了酒，自然就兴高采烈，而不会因痛苦而制造麻烦。基础是，喝酒的本来是心情愉悦的！换成音乐，老百姓的心思原本就是平和的，那让他多听音乐，有助于他继续保持好的心态。“移风易俗”的效果自然更好。这种好风气流传开来，自然就移风易俗，和谐安定。而如果你本来就心里不高兴，再怎么喝酒也没有用，反而是“借酒浇愁愁更愁”！音乐也是这样，皇室政治要是压抑得P民个个不舒畅，不管你弄出多高雅的样板戏歌曲，也枉然。社会最终总是不和谐！所以说要让音乐起“移风易俗”作用，首先必须有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
    这例子举得不错啊！汉末礼崩乐坏，遍地发生黄巾起义，在黄巾军兵临城下，你孔融再演奏高大上的雅乐，也救不了城池。黄巾军倒会以为你那是投降仪式，他们会把你那一套演奏道具拿去换酒喝，反过来告诉你孔融如何移风易俗，接受太平道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伟大真理。
    因《声无哀乐论》，轰轰烈烈的“正始音乐之争”达到高潮！你不曾想到的是，这嵇康正是阮籍带到洛阳来的。阮籍把与己观点几乎完全对立的“论敌”引进论坛，让别人盖住自己，成为主流！这该有多开阔的胸怀啊！这点别人做不到，阮籍能做到！阮籍处世超群，嵇康也更是非凡。这就是后来竹林七贤两位精神领袖的素质！
    前面说嵇康身高七尺八寸，莫非是当年的姚明？估计当年的一尺长度不到33.3公分，而只有25公分上下。高个子的嵇康换算下来，大约是一米九几的高度。不提当年，就论如今，他也堪称是伟岸挺拔，阳光潇洒的高个帅哥了。果然，当年赞美嵇康的美言不计其数。其中以“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最有神韵!
    说起嵇康,当年在帝都远郊河内郡任主簿的山涛最早结识了他。阮籍到河内拜会山涛时，就一起到山阳与嵇康会面。三人就此相交相识，成了大半辈子的朋友。那天初识之后，山涛问阮籍：“他的品格，就象山谷里的青松那般挺拔独立，他的醉态，仿佛是玉山倾倒，无论坐卧都显得光芒四射。我没骗你吧，嗣宗？”阮籍嗣宗兴奋地说：“这次真是找到了人生知己，我从此要长居此地与他为伴。”其实，与嵇康成为人生知己的，还有热衷于老庄之学研究的向秀。向秀也是经山涛介绍与嵇康熟悉的。于是，四人互相往来相结为伴。他们经常在嵇康家抚琴喝酒、切磋学问、交流心得。他们结成聊天群，拉出朋友圈。这朋友圈喝酒畅谈的地点就选在山阳的嵇康家。嵇康家就在竹林边，于是他的朋友圈取名 “竹林之风”。不过此时的朋友圈也才只有四人。后来，朋友圈扩大，进了志同道合的刘伶、王戎、阮咸等三位，于是朋友圈就正式被命名为“竹林七贤”。七人中年龄老大的是山涛，他足足比阮籍大四岁，而他却比嵇康则大了十八岁！但这不影响他们结成忘年交！
    待续

    ③ 正始之音(续4)

    山涛清贫出身，入士很晚。司马懿丈母娘山氏就是山涛的从祖姑。凭这路子，山涛四十岁才到洛阳北邻的河内郡谋份小差史，任郡太守的主簿。
    四人在山阳初次会面之后，山涛继续留河内郡为吏，嵇康随阮籍到洛阳尝试着当了一回“洛漂”。“洛漂”这时髦名词与如今 “北漂”有得一比。
    嵇康进洛阳，遍访舆论群。然后他别出一格，设坛开讲他的《养生论》！帅哥讲养生，这真够吸引人！嵇康养生的秘方中，也有一剂秘方是五石散。雪白粉嫩的何晏吃五石散，玉人帅哥嵇康也提倡用它养生，这还有错？于是，这美容养生的药，成了洛阳城内贵族豪门的抢手货。开坛讲座的洛漂帅哥与位高权重的尚书何晏居然成了药商的活广告！
    把嵇康《养生论》戏说成药品广告，是严重误导。其实《养生论》是一部内容广泛的人生哲学大集成。嵇康论文的特色是采用正反双方辩论的方式进行，这点与希腊三哲中的苏格拉底堪称心有灵犀一点通。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采用了路人甲与路人乙的辩论方式进行。而讨论养生学时，则是与朋友向秀通过“养生之辩”进行。嵇康《养生论》为自己观点立论，朋友向秀就迫不及待地发表《难养生论》提出质疑。这迫使嵇康再发《答难养生论》以深入讲透自己的观点。这或许是相声的双方互怼，都千方百计要让对方陷入窘境，然而又是围绕着同一主题质疑求解。其实，在当时，这种辩论方式已经普遍使用。前面提到的浮华案才子中就出现过荀粲与傅嘏就“言不尽意”的议题进行的辩论。向秀与嵇康就这样一方“诘难”，一方“答辩”中把问题引向深入。
    嵇康与向秀有关人欲望的辩答，向人们提出更多更广泛的思考。人有欲望，对美色的欲望、对财富的欲望、对名位的欲望，都是客观的。也是社会变动的驱动力量，但过度的纵欲对“养生”是不利的。人在“欲”的面前总表现出自己的“智”。关键在于你的“智”是贪婪纵欲，还是有欲而不贪做到清心养神？
    有欲而不贪，“洛水三千我取一瓢饮”。这就是清心养神的体现，也是嵇康提倡的养生之道。结论是：贪婪纵欲则祸人害己，不利养生。
    问题来了：人一生既不追求富贵也不追求私欲，那到底还有没有快乐？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嵇康指出的是：顺天和以自然，以道德为师友，玩阴阳之变化，乐长生之永久，因自然以托身，天地不朽我不朽。这就进入了他所提倡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境界。
    从养生之道，讲到哲学的基本问题：人生观！这是嵇康与向秀的高度。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思想家，都是讲人生观的。象嵇康、向秀这样通过养身话题讨论人生观的，却不多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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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世族政治与魏晋风流 【正在连载】[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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