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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论文化复兴[第3页]

作者:三辰书院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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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认为,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只有一个天伦,世上只有一个道,所以天下也只能有一个天子,只能有一种人伦。如果夷狄也弄出来个天子,天哪,那就等于是天上出了两个太阳。这太荒诞了,如果真出现了这种事,我岂不是要恶心的不想活了。


    荀子说,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诗经里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什么中国文化里会有这样的思想?我们从天无二日就可以把这一切都推导出来。老子说,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亡也。万物有不出自于天地的吗,没有,所以没有例外。

    天伦下降到人伦,同理,天下有不尊中国天子为天,不守华夏之礼的人吗?有,还真有例外的人,好吧,那么我宣布,他们都是夷狄。夷狄在儒家的思想里,和禽兽是同义词。如果有例外,就把他们开除出人类,这样就不再有例外。


    道家重真伪之辨,认为不合于天伦的人,都是不善,都是伪人。儒家重华夷之辨,认为不自觉接受中国天子统治,并自觉准守华夏之礼仪的民族,都是觉悟太低不可救药的夷狄,因为他们不合人伦,都不善。

    道家天运的最终结果,是要让万物复归于自然,天地把它们造成什么样,它们就保持自己本来的天性而生活,保持自己本来的样子,这就是自然。儒家礼运的最终结果,就是统一地球,天下为公,以夏变夷,止于至善。儒家的至善是什么,就是人伦之至,人尽尧舜。


    天伦之善,通向天运玄同。人伦之善,通向礼运大同。但是实际上,人类被甩出了这两种美好的社会,吧唧掉在地上,天运和礼运,都戛然而止,这时候法家便应运而出。

    法家,新敝之辨,权变之善


    君子越来越少,小人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坏,天运之善和礼运之善,都被恶人突破,接下来怎么办?法家的回答是,通过以国家暴力机器为锚的强制性法律制度来约束人们。


    道家的至善,是天运玄同;儒家的至善,是礼运大同;法家的至善,则是权运循同。法家的核心精髓,并不是赏罚分明砍人脑袋那点事,而是通权达变,循名责实,选贤任能。法家认为,没有治不好的天下,只有不够贤能的人。

    天下之所以会乱套,就是因为旧的一套不适应当前的社会现实了,所以就要变法,针对现实的情况,进行国家制度上的革新,用新方法,来解决当前的新问题。在法家来看,善,就是通权达变,不停的用新的方法来解决新的问题。如果抱残守缺,守着陈敝旧制,不能及时去敝出新,被现实摧毁,那么就是恶。


    通权达变,这里的权,并不是我们通俗里所理解的权力之意,而是侧重于见万物之机,谋万物之宜。在法家来看,如果出现了问题,一个人找不到办法,而是乞求于超自然力量,求这个拜那个的,法家就会认为,这个人太愚蠢了。不仅蠢,而且恶;不仅恶,而且是毒虫。对待社会上的毒虫怎么办呢,法家的回答是,统统消灭掉。

    道家讲真伪之辨,儒家讲华夷之辨,法家讲的则是贤愚之辨。在法家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帝国中,它的核心就在于中央的效率上。韩非子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在韩非的构想里,最完美的帝国,就是皇帝是个圣人,大臣都是贤能。这是法家帝国系统的关键,也是它的弱点,中国自从秦朝之后,历代中央集权大一统帝国的崩溃,几乎都是从中央的低效率而导致崩溃的。没有圣人执要了,四方不效中央,各自为政,国家也就要衰败了。


    道家的天运玄同,运行到极致,就是万物复归于自然。儒家的礼运大同,运行到极致,就是要天下大同,人类极于人伦,归于华夏。那法家的权运循同,运行到极致,最终会导向什么呢?它导向的是,以武力去征服整个地球,然后实现全人类的人同伦,书同文,车同辙。

    在韩非子的构想里,如果大秦帝国,每一代皇帝都像秦始皇这样,每一个文武大臣都能像李斯韩非白起蒙恬这样贤能,在这样的理想状态下,法家的帝国就是一个无所不能,无坚不摧的超级强权。


    如果秦始皇能活两百岁的话,估计他能打到古埃及。因为在韩非的设定中,帝国的使命就是这样的。如果说韩非子设计的系统,有什么短板的话,那就是他无法控制秦始皇的寿命这个变量。所以说,再天才的设计师,也总有驾驭不了的变量。韩非和秦始皇,两个人都太可惜了。贾谊写《过秦论》,为秦感到惋惜,他还没看到这一层。

    道儒法三家之善,构成了我们中国人思维里的深层意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有意无意的遵循它们。道家的善,是让我们做一个纯真素朴明白四达之人。儒家的善,是让我们做一个极于人伦止于至善之人。法家的善,是让我们做一个通权达变无所不能之人。这才是我们中国人应该遵循的善。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些道理都体现在法家的思想里。法家所导向的通权达变的至善,就是一种永远进取,永远变革的精神。

    因为世界是永恒变化的,旧的制度,总会危殆于新的问题,只有新的方法,才能解决新的问题。这是法家的新敝之辨。要通权达变,只有远见明察的贤能智术之人,才能胜任。所以在法家的眼里,他们会把人分为贤愚两种,一种是明察远见的智术之人,一种是短视愚蠢的当涂之人。


    希望每个人都能牢记,道儒法三家,才是华夏文化柱石。一个优秀的中国人,之所以优秀,就在于他能够合于天伦,极于人伦,通于权变。道应天,儒应人,法应变,三家同源一体,缺一不可。华夏之善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夷狄文化里的善恶观。

    蛮夷,兽魔之辨,规训之善


    站在华夏文化的立场上,以华夏视角,看待其他民族的文化,看他们奉为最高经典和最高智慧的书籍,阅读这些书籍的体验,类似于去逛了一趟动物园。


    以儒家思想看来,他们作为夷狄,这种等同于禽兽的人,应该是人类类型里的最不善最邪恶最野蛮的那一类了,已经没法更野蛮了。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些在孟子看来,禽兽不如的人,居然想象出来了一种比禽兽更邪恶更野蛮的东西:魔鬼。

    因为现实中,的确找不到比夷狄禽兽更邪恶野蛮的东西,所以他们也只能在想象里把魔鬼发明出来。夷狄文化,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个是泛地中海文明的牧羊系,一个是印度文明的要饭系。


    我们华夏文化,是天道-圣人-百姓这个结构。牧羊文化,则是牧羊人-牧羊犬-羊这种结构。把牧羊文化里的GOD一词,翻译成中国文化独有的昊天上帝,是很闹笑话的。一个牧羊人,怎么可以翻译成中国文化中的上帝呢,牧羊人在中国文化中对应的词,不是上帝,而是羊倌。帮羊倌放羊的牧羊犬,对应的词,也不应该是华夏文化中的圣人一词,而是牧羊犬。羊倌-牧羊犬-羊,这就是泛地中海文化的基本结构。

    印度要饭文化的结构更有意思,上面是一个乞丐头子,乞丐头子下面,是一群要饭弟子,要饭弟子下面,则是一群供养要饭团伙的施舍奴。婆罗门,沙门和印度教,都是这种结构。这是一种动物园结构的文化,类似于大猩猩-小猩猩-饲养员结构。


    在牧羊文化中,夷狄的善,就是指羊是不是信仰了牧羊人的鞭子,遵循了牧羊犬的号令。信羊倌的人,就是善的,不信羊倌的人,就是恶的。完全不讲任何道理,这就是规训之善。在夷狄文化的规训之善里,信羊倌的是羊,不信羊倌的是魔鬼,要么是禽兽,要么是魔鬼,这就是牧羊文化的兽魔之辨。

    印度要饭文化,也是以规训之善,导向兽魔之辨,而且比牧羊文化更有趣。大猩猩躺在猩猩乐园里,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的等着饲养员每天来喂食。在印度文化里,善恶是这么规定的,施舍给大猩猩食物和钱财的人,就是善的,就是善男信女,饲养的多,就叫行善,行善的多,下辈子的福报也多,福报多了,下辈子升级会变成猩猩。不施舍食物和钱财给大猩猩的人,就是恶,就是魔鬼,下辈子就会下地狱。


    在这两大类型的蛮夷文化里,都宣扬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但是他们关于好人坏人的善恶判准,太野蛮粗暴了。信羊倌的人,就是好人,不信羊倌的人,就是坏人,请问凭什么?施舍食物给大猩猩的人,就是好人,不施舍食物给大猩猩的人,就是坏人,请问凭什么?我好端端的一个人,没偷没抢没杀人放火没伤天害理,怎么就因为不信你的胡说八道,你要饭我不给你,我就成了魔鬼了呢,死后还要下地狱,请问凭什么?

    一个人如果连道理都不讲,那他和一只猩猩有什么区别呢。


    这么不讲理的文化,还能发展的这么繁荣庞大,其中的秘密是什么呢。它的秘密就在于不讲理,就在于建立在道德恐怖基础之上的规训。


    对于不遵守礼仪的人,不讲仁义的人,不好学向道的人,孔子最多就说这个人烂泥扶不上墙,朽木不可雕。或者再难听点,就说人家,天厌之,天厌之。意思是说,你这个不好好学习的蠢货,蠢的连老天爷都烦你。话说到这样,就到头了。

    但是在夷狄文化里,对于不遵守羊倌和大猩猩训令的人,羊倌和大猩猩,则会直接恶毒的诅咒他们遭报应下地狱。对于信羊倌的人,饲养大猩猩的人,他们则有祭出死后世界说事,像做生意一样,说别人信了他们,饲养了他们,死后会有无数倍的回报。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一边是贪鄙,一边是恐惧,羊倌和牧羊犬,大猩猩和小猩猩们,就是这样的对他们的羊和施舍奴,进行精神控制和奴役。


    利用根本不存在的死后世界,杜撰出来天堂和地狱,通过让人们相信不可信的东西,以贪鄙和恐惧来控制人的精神。这就是精神毒品。

    要饭文化和牧羊文化所谓的导人向善,是让人服从这种规训之善。华夏文化的道儒法三家的善,是让人导向明白四达止于至善通于权变,但是夷狄文化则不然,他们说的再怎么天花乱坠,都是把人导向信羊倌,饲养大猩猩。你信他就是善,你不信它就不善,你饲养他就是善,你不饲养他就是不善。看吧,所谓的导人向善,是多么的不讲理,全部都是智力讹诈和精神蒙惑。


    这种规训之善的恶文化,后来入侵并污染了华夏文化。导致出现了一大批的劝善书,和教化人做奴才的文化糟粕书。这类书里的典型,以《了凡四训》和《弟子规》最为恶劣。在正统的华夏文化里,中国的圣人们,从无教化人去做奴才的思想,而都是让人去做伟大的人,做真正的人,做君子,做大丈夫。

    现在还有一个很不好的社会风气,很多人,看上去光鲜体面的,但是张口闭口谈魔鬼,这样的言行太恶劣了。中国文化讲的是真伪之辨,华夷之辨,君子小人之辨,贤愚之辨,而从不讲夷狄们才说的兽魔之辨。在夷狄文化里的兽魔之辨中,说别人是魔就意味着自己是禽兽。只有夷狄禽兽才会讲魔鬼,中国人开始讲魔,说明我们里的很多人,已经退化变成羊和猩猩了。


    中国的圣人们,从来都没说过魔这个字。魔鬼,是夷狄禽兽们,因为在现实中找不到比他们更野蛮更邪恶的人,所以才想象出来的一个比禽兽更等而下之的参照物,以更夸张的邪恶和野蛮,来衬托他们相对更烂的东西而言,好像还有点文明。

    有些夷狄化的中国人,动不动就说,我们嘲笑他们所迷信的大猩猩和羊倌,是在伤害他们的迷信感情。迷信不可信的东西,这是吸食精神毒品。而有人嘲笑这种精神疾病,就等于是在帮他们戒毒,而他们所感受到的撕心裂肺的难受,所谓的伤害信仰感情,其实就是精神毒品的脱瘾反应。


    精神毒品,和生理毒品,成瘾机制,脱瘾反应,都同出一辙。戒掉精神毒品,那种精神上的痛苦,比戒掉生理毒品,还要剧烈。人们为什么会相信不可信的东西,因为贪鄙的快感。在那个想象出来的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里,简直是想什么有什么,跟生理毒品所带来的快感是一回事。

    以中国文化来看,夷狄文化里的两种主要类型,牧羊文化和要饭文化的规训之善,其实都是禽兽不如的大妖大妄,大奸大恶,大伪大邪。它们所谓的善,其实就是让人从恶如流。有没有发现,身边凡是信了羊倌和猩猩的人,说话都有点精神不正常?那就对了,因为这些精神毒品,它的本质就是就是把人,从人降格为禽兽。


    要饭文化和牧羊文化,为什么这么恶劣,还能在中国发展的如火如荼呢,因为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很多时候,恶比善,更吸引人。真正的善,道儒法的善,那是让人如登山一般的自我升华,但是牧羊要饭两家,直接让人一失足就禽兽不如。

    很多人为要饭文化和牧羊文化辩护,说起码他们的规训之善,恐惧之锁链,可以用来拴狗。如果这些狗链子都拿掉了,狗都变成疯狗到处咬人怎么办?这样想的人,都是根本不懂,什么是教养。真正的教养,从来都是把狗变成人,而不是把人变成狗。因为脖子上栓了狗链子,才不去咬人,那不是教养,而是恶犬,只要有一天主人手一指,它比谁都疯狂。


    夷狄文化的善恶观和兽魔之辨讲完了。下面我们来讲,什么才是真正的良好的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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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辰识人物:李冰

    李冰,号称陆海,战国时期著名水利学家。秦昭襄王时,李冰出任蜀郡太守,负责治理岷江。到任后,他历时多年,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都江堰由鱼嘴分水堰、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三大主体部分组成,成功解决了江水分流、控制进水量和自动排沙的问题。此后两千多年,都江堰一直发挥着灌溉、防洪和航行的作用,保障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为蜀地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李冰也因其功绩,名垂青史。

    
    教养,高下之辨,人分三品


    华夏和夷狄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呢,谢灵运有句话总结的很精辟: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夷民易于受教,难于见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中国人喜欢讲道理,不信邪。要教化中国人,必须得在道理上说服他才行。信你就上天堂,不信你就下地狱,这就是不讲理。如果真有这样的事,为什么不是你信我你才能上堂,你不信我你才会下地狱呢?你满嘴跑火车信口开河杜撰的那些天堂地狱场景,我用脚趾头夹根小棍子都能比你编的更好,你还有脸拿来唬我?人跟人都一样,凭啥你能邪乎,我不能邪乎?这样不讲理的迷信,就根本说服不了中国人。

    对于夷狄之人来说,他们则不在乎这些。要教化夷狄之民,直接跟他们说天堂里有啥,地狱里有啥,他们一比划,天堂比地狱舒服点,觉得上天堂挺好,所以就信了。至于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天堂和地狱,它们根本不会有丝毫的关心。为什么他们不跟羊倌和猩猩讲道理呢,不质疑呢?因为质疑和讲道理对智商要求太高,夷狄之人还不具备跟人讲道理的智商。


    于是,地球上的人类,他们在教养上,存在高下之辨。如邵雍所说那样,可以分为三等: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后能善;下品之人,教而不善。


    对于上品之人来说,他们可以明白四达,随顺人伦,通于权变,他们根本不需要谁来教化他,他就知道应该怎么法则天地,怎么跟人相处,怎么爱别人,怎么为全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因为他们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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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品之人来说,他们受到教育之后,会变得通情达理,变成一个君子。这样的人,就是孔子说的孺子可教也的那种。一个人,不管起点怎么样,孔子认为只要他肯学,就可以塑造成一个君子。就怕不明理,还不学习,孔子会说这种人,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样困而不学的人,老了之后,孔子还会追着数落他,说他老而不死是为贼。这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还不去学道理,居然还好意思活这么大,唉,愁人啊,他为什么不去死呢。


    对于下品之人,他们只能见教,不能见理。他们的教养,是一种家犬类依附于主人意志的教养。一言不合就骂人是魔鬼,一言不合就咒人下地狱,一言不合就砍人,一言不合就扔炸弹,这样的人,都是下品之人。他们有教化吗?当然有,成天祷告来祷告去的,但是一到伤天害理杀人放火的时候,比谁都野蛮残忍。这就是教而不善的下品之人。他们本来未必有这么邪恶,但是被规训之善驯化出来的恶狗,则变得比森林里的野狼还要更加的邪恶。

    文章有点长,最后,我们来做下总结。


    正:只有头顶的天,脚下的大地,才是文明之锚,才是天下唯一的判准,这个判准就是正。那些夷狄文化里的羊倌语录和猩猩语录,随便是个人,都可以写出来,凭什么这个人就正,那个人就不正呢,所以他们都不正,都是邪。


    天上挂个太阳,地上踩着大地,这需要有人信,或者不信,太阳和大地才存在吗?显然不需要。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太阳都在那里,大地都在那里,这就是道之理,天之常。那种要靠人信才存在,人不信就不存在的彼岸世界,都不为理,而为妖妄和迷信。

    善:合于天伦,随顺人伦,通于权变,方为至善。中国文化里,关于善的教化,都是让人成为聪明人,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强者。


    夷狄文化里,关于善的教化,都是让人变成羊和猩猩。他们所谓的导人向善既悖逆天伦,也忤逆人伦,更不通权变。这种精神毒品,除了让人上瘾后变得疯疯癫癫,一无是处。它们不仅不会让人变聪明,变的有教养,变成强者,反而只会让人变得更愚蠢,更歹毒,更疯狂。

    教:只有通达天地之理的圣人,才可以为天下立教。所以,如果想成为一个聪明的人,有教养的人,强健有为的人,那就要学习圣人之道。中国文化里的圣人很多,这里主要推崇道儒法三家九圣。


    道家圣人,黄帝,老子,庄子。儒家圣人,孔子,孟子,荀子。法家圣人,管子,商鞅,韩非子。

    修:以圣人之道,修之于身,行于大道,这便是修和行的内涵。时下,世人们都在谈论修行二字,但是他们嘴里谈论的,身上披挂的,根本没什么圣人之道和天地之常理。多是一些鸡零狗碎的屑末邪僻之小术。


    说他们是愚者佩之,都抬举他们了,愚者佩之,起码知道佩个好东西。但是他们佩的,很多都是不入流下三滥的印度大猩猩那一套。愚昧的印度人,他们连道都没有,哪里懂什么修行这么高级的东西,就更不要说,那些丢了自家的珠玉,却去捡别人的垃圾当宝贝的国产的精神印度人了。

    养: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这里的勤而行之,就是养。


    真正的善从何而来,在于合天伦,合人伦,通权变。良好的教养从何而来,在于尊圣人之道,崇圣人之教化,以圣人之道,修之于身,勤而行之,理身,理家,理业,理国。明理养德,止于至善,把自己变成一个聪明强大的好人,这便是最极致的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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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辰识人物:白起

    白起,白氏,名起,战国时期杰出军事家。白起自幼熟读兵书,受到秦昭襄王重用。其时秦国制定统一天下大计,白起助秦昭襄王攻克韩、赵、魏几十座城池,占领楚国大片领土,又在长平之战中歼灭赵国精锐部队,为秦国统一大业扫平障碍,立下了赫赫战功。白起一生征战沙场,指挥大小战役几十场,几乎未尝败绩。他的军事才能代表了战国时期的军事发展水平,长平一战更是开创了我国军事史上最早的包围歼敌战先例,白起也因此被誉为一代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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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房地产的要跑都来不及了。。。整死这帮害人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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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复兴的新征程


    民族复兴,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当前最基本的任务。要完成这个目标,既有硬件上的任务,也有软件上的任务。硬件上,比如国防、工业、科技等等领域,完成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和超越。软件上,便是文化上的复兴。


    为什么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文化复兴至关重要呢?好比一台电脑,只有硬件它是无法运行的,必须得安装了操作系统,它才能成为一台真正的电脑,才能运行,才能按照程序的指令,去完成特定的任务和目标。对应在民族中,这个软件,便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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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对于中国人来说,持有这种普世观念的人,跟汉奸也没什么两样。因为我们骨子里厌恶这种走狗式的殖民地文化,所以它只有在美国持续不断的强力价值观输出的压力下才能维持。一旦美国无力再维持这种文化压力差,它很快地就会被中国人所抛弃。


    未来的世界,即将迎来一片黑暗。接下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令全世界人们无所适从的茫然状态。联想下我们生活中的现象,人在脆弱的时候,在茫然无措的时候,在恶梦醒来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想家,就是想爸爸妈妈。

    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当跨国资本主义所维系的普世价值灯塔熄灭后,所有的民族,都会本能地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特朗普回归基督教,埃苏丹回归伊斯兰教,欧洲回归纳粹,中国回归华夏,等等等。这是天下大势所趋,历史的进程完全无法阻挡。


    前面我们讲了,文化是一个操作系统,普世价值系统停止服务之后,很多人就顿时处在了瘫痪和死机状态,他们变成了一群文化上的丧家犬。这群丧家犬因为卸载旧系统不彻底,留下了很多垃圾残余,影响了他们安装新系统,他们会很疯狂地抗拒新系统的安装。

    这时候,就需要讲文化自信。就好比一个夜里梦魇的孩子,妈妈把他搂在怀里拍一拍,哄一哄,安抚一会,适应一阵子就好了。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昏睡了太久,在恶梦里,在谎言里,迷失了太久,所以一旦唤醒他们,他们就会无比的惊惧和恐慌。以至于会下意识地憎恨唤醒他们的人。


    一个民族的苏醒,有三重。第一重,是种族本能的苏醒,第二重,是文化本能的苏醒,第三重,是道德本能的苏醒。文化,是雄性力量的辐射物,是雄性特征的光辉。一个民族中,雄性特征强大的人,他们会先苏醒,雄性特征贫弱的人,他们会后苏醒。对于那些丧失雄性特征的人,他们自己醒不来,看见别人醒过来,反而觉得那是在冒犯和伤害他们。因为丧失雄性特征的人,他们和文化健全者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因为他们只能活在黑暗里和垃圾里,而健全者却带来了光明和纯洁,毁灭了他们的黑暗与垃圾。

    我们的文化复兴,即是种族本能、文化本能苏醒的结果。也是我们长期以来自强不息,发愤图强,水到渠成的结果。我们强大了,重新回到了我们以前的位置,那么显然,我们不可能未来还安装着别人的文化系统。如果一个民族,连自己的文化系统都没有,它是不足以领导世界的,因为领导世界,首先就得有能力对其他民族进行文化输出和价值观输出。这尤其是中国当前文化复兴大业的内在要求。


    有些没文化的人,喜欢把华夏民族当前的文化复兴,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这种言论和观念,是在亵渎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所谓的欧洲文艺复兴不过就是一群猥琐的色情美术工作者,画一些伤风败俗的光屁股女人,来取悦一些低级趣味的商人罢了。能把我们的文化复兴,和欧洲人的这种低级趣味风俗联系起来瞎比划,这种人何其粗鄙。

    这也反映出,我们对于文化复兴的认识是混乱的,是不清楚的,是有很多分歧和争议的。不同的团体,对于文化复兴,都有不同的认知和理解。这就会给未来的工作,造成困扰。如果没有一个标准,那就会陷入彻底的混乱和无序。


    文化复兴,要复兴什么,摒弃什么,它的标准是什么呢?或者换个说法,什么才是正统的传统文化?只有确立了这个基本前提,我们才可以正本清源,弘扬真正的文化,而不是弘扬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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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安康!不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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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人文教育


    我们经常说传统文化这个词,那到底传统文化是什么呢?我们这里需要把它讲清楚。传统文化,传是指传承,统是指正统,文是指人文,化是指教化。下面我们再具体地分别论述下。


    传承,我们的民族,从一开始,在文化上,就是万世一系地传承下来的,这和其他的民族,完全不一样。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圣王是天下文化的创制者,也是一代代往下传的传承者。这个传统,是从羲皇开始的。我们的民族,就像一个大家庭,圣王如同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把国之神器,传给下一代圣王,一代代地往下传。


    这种传承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一是圣王一体,如果有人非以圣而王天下,那么他就会被推翻,因为他没资格给这个大家庭做家长。比如夏桀,比如周幽王等等,下场都是如此。

    二是血统与文化一体。认为华夏是文化概念,而非血统上的民族概念,并宣称认同华夏文化就是中国人的观点,都缺乏最基本的常识。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他们都认同华夏文化,但是他们是中国人吗?显然不是。这些观念,不过都是长期民族虚无主义的宣传导致的无知谬论。


    也就是说,华夷之辨,既是血统之防,也是文化之防。两者不可分割。


    正统,正统和非正统,判别标准就是要看文化是不是以天地为依据。因为我们的文化,自始至终都是以天地为锚的文化。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我们的文化,便是这么来的。


    文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圣人起到的作用,是以真人真言,来把天地之道,抽象成人文之理,进而教化天下。所以,人文的根源,都来自天文。在其他民族的文化里,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的文化多数都是突然蹦出来一个所谓的先知,然后啊呜啊呜地满嘴跑火车一通,大家觉得它跑火车的姿势跟抽风了一样,怪好玩的,就都跟着他一起抽风去了。

    教育,先有天地,接着有圣人出,圣人以天文为依据,创造人文,进一步,创制立教王天下,以人文教化百姓,化育万物。让天下百姓,和天下万物,都自然而然地健康成长与生息,这是我们文化里的教育观。


    可见,教这个词,不是随便乱用的,必须得圣王得天道,然后才可以为天下立教,教化百姓。


    圣王一体,万世一系,这个传统,从春秋战国的时候,开始崩溃。王公无道而据有天下,圣人有德而不有天下。我们的文化,要薪火相传下去,在时代使命的召唤下,孔子应运而出。天下无道,圣人虽无天下,却不得不挺身而出代天弘道。

    汉代秦之后,问题就更大了,因为在汉朝之前,所有的天子,王朝世系都是炎黄的王室后代。刘邦虽然也是炎黄之后,但是刘邦只是一个庶民,庶民怎么可以称天子呢?合法性是成问题的,汉朝必须得给自己找合法性。这个合法性的根源,在于否定秦朝统治的正当性,把秦朝歪曲成暴秦,汉推翻了暴秦,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刘邦是天下百姓的大恩人,对天下百姓有功,所以刘家人有资格做天子。


    汉代秦,和汤武革命、周代商性质是不一样的。因为商汤、周武王是王族,在血统上不存在合法性危机。但是,汉朝存在这个合法性的问题。

    这个漏洞,直到汉武帝才补好。汉武帝独尊儒术,庶人天子,和庶人圣人,结合了起来,王非圣也可以称王,圣非王,也可以成圣。圣王一体被打破,王以圣立教而统天下,圣以王为制而布其德,这种分工,终于把中国的历史,翻到了下一个篇章。


    圣与王的分离,对中国的贡献是,结束了长期政治上的战乱,和文化上长期的混乱,所谓百家争鸣,其实就是文化混乱,并不是什么好现象,它只是文化战场上的人头翻滚。但另一方面,圣与王的分离,也给中国的历史,埋下了新的祸患之源。


    汉代秦,合法性是秦朝暴政,刘邦解救百姓有功,所以可以做天子。但是曹操篡汉,这个窟窿怎么补呢?再歪曲出来一个暴汉给自己找合法性,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家汉献帝根本一点都不残暴,更没有祸害老百姓。

    到了这个地步,就只能厚着脸皮说,我就是偷的刘家天下,我就是贼,你们有本事,也可以过来偷曹魏嘛。汉武帝和孔子的结合,庶民天子和庶民圣人的结合,这一个系统在魏晋就名存实亡了。稳定的文化系统崩溃,天下再次陷入大乱。


    谁能给这群不要脸的强盗天子发明一套新系统呢?嵇康觉得,他虽然有这种才能,但是他耻于做这种令人羞耻的事,他不愿意做新时代的孔子,哪怕是让他去死也不行。王弼,他虽然想做新时代的孔子,但是却缺乏这种才能。


    这种堕落,还没有到头。盗贼可以做天子,道德之防被突破,那华夷之防也被突破了,是不是夷狄也可以做天子呢?历史还真跟华夏民族开了个大玩笑,夷狄随后也开始走马灯一样地入主中国。

    盗贼和夷狄,非圣非王,而据天下,这在合法性上存在严重的危机。怎么才能让天下人口服心服地顺从他们的统治呢?我们刚才说了,中国的正统文化,是按照天地-圣王-立教-教化-统一这个系统来传承和演化的。


    盗贼和夷狄,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非圣非王,如何立教的问题。他们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便割断了中国文化上的正统传承,引入夷狄文化,来给中国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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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魏晋南北朝后,佛教大兴。因为按照中国正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经义来说,这些盗贼夷狄统治者,不仅没资格做中国的天子,而且还是有罪之匹夫。为了给自己制造出来合法性,他们必须要压制儒家思想,抬高夷狄文化,并以夷狄文化来教化和蒙惑百姓。他们从偷,发展到了骗。


    孔子所弘扬的大道,讲的是拨乱世,反之正。在这些盗贼和夷狄那里,变成了拨正道,附奸邪。在这种无道无圣之世,阿猫阿狗的乱七八糟的人,都出来立教。到了满清,孔子的道,已经被彻底阉割和毁坏,只剩下孔子的声名,被当做一件漂亮的文化外衣,来给这些盗贼夷狄们的蝇营狗苟做掩饰和包装。清儒的朴学,并不是儒学,而是打着儒学旗号的彻头彻尾的异端邪说。它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教化百姓,而是彻底摧毁中国文化。


    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国的文化,滑入了更低的低谷。从朴学的粪坑,噗通一声,跌入国学的粪坑里。国学这个粪坑,比朴学更深,更臭,更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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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意见认为,系统可以卸载,但是华夏文化的安装程序不可以删,如果你们实在看着碍眼,就把它先放回收站里吧,以后万一用得着的时候,再还原出来。于是,被德先生和赛先生打败的华夏文化,就被移除到了回收站里,并且还给它取了个新的文件名:国学。


    从那之后,但凡和德先生、赛先生对不上号的东西,都会被扔到这个回收站里面。这个回收站里面的零零碎碎的东西,越堆越多,并且开始发酵。正统的华夏文化之道,圣王之学,根本不容于这种文化回收站,因为天下无道,大道就会自然而然地隐匿,并不会和一堆鸡零狗碎的垃圾拥挤在一起争风头。

    国学这个回收站里面,它的主要内容,全是盗贼夷狄们污染过的华夏文化,以及民间的各种俗学、杂学,以及各种不入流的鸡零狗碎。最后,最丑最脏的糟粕——佛教统一了这堆叫做国学的糟粕。它高举着三教合一的大旗,其实是佛教通吃,贱儒和巫道跟着后面蹭吃蹭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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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6-26 18:10:13  更:2021-06-26 18: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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