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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论曹操（转载）[第2页]

作者:安昊儒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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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场向来如此：有得意者，必有失意者。在与董卓的斗争失败后，袁绍灰溜溜地逃出了洛阳，出奔冀州。而作为胜利者的董卓，这次也表现出与其性格不相符合的“宽容”，并没有对袁绍穷追猛打，派人去冀州斩草除根，反而“大度”地任命他为渤海太守。难道这是“西北狼”吃饱了，要改邪归正吗？

    董卓的“善行”远不止拜袁绍渤海太守一桩。掌握权利后，董相国还真做了不少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强大汉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大汉人民生活水平的事情。具体举措有以下几点：

    尊重知识。董卓虽然是个粗人，但却“真心”敬重有学问的人。为了展现“科教兴国”基本国策的重要性，董相国从朔方“请”回了因为被诽谤而流亡十二年的名士蔡邕，并用最“诚挚”的方式—武力威胁（“我能族人”）聘请他出任新政府的要职（侍中）。

    翻查旧案。对于导致之前那场惨烈宫变的元凶何太后、何进的弟弟何苗和她母亲，包括“处置失当”、当时的皇帝、现在的弘农王刘辩，一律格杀勿论；并为因皇帝昏庸含冤死在宦官手中的党人陈蕃、窦武等平反。
    一体公心。任用公卿子弟，填补十常侍等宦官所占据的职位，这些人包括袁绍和他的弟弟袁术、张邈、韩馥等，而吕布、李傕、郭汜等自己的亲信部将却并不晋升显要职位，大有“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贤臣之风。

    这就是董卓的枭雄本色，这一系列“利国利民”的举措施行下来，人们逐渐发现，董卓这人外表粗鲁，倒也能做一些精细的事情；外表奸诈，倒也能做一些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好事。

    拥护董卓的人日渐增多，反对者的态度也趋于缓和—这就是董卓大发“善心”想要达到的效果。

    拥立皇帝，政治正确；任用贤臣，人脉畅通；坐拥雄兵，翻云覆雨。这样董卓在此时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朝中诸臣看到了这种形势，纷纷表示了合作；袁绍看到了这一点，老老实实地当他的渤海太守；曹操也看到了这一点，董卓进京以来始终保持低调的他成为了新相国的主要拉拢对象，被留在了洛阳，任命为骁骑校尉。

    面对董卓的“亲善”姿态，曹操一方面虚与委蛇地配合，假意归附，他深知此时势单力孤的自己无力对抗权势熏天的董卓。

    另一方面，他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董卓这匹“西北狼”的尾巴是夹不长也夹不住的，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争取机会，等到董卓原形毕露之时一举将他除掉。

    正如曹操所料，大权独揽的董卓很快“撕去了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凶相毕露。在朝廷上，他独断专行，肆意妄为，夜宿禁宫，夺占珍宝，奸淫宫女；在洛阳城内，他放纵手下西北军横行无忌，奸淫掳掠，滥杀无辜。

    曹操的机会来了。在董卓已经臭名昭著的情况下，再与他“勾勾搭搭”，就会被所有人认为是助纣为虐的爪牙，将再无翻身之日。走，步袁绍后尘，离开洛阳，回家乡招募兵马，号召天下诸侯讨伐董贼的时候到了。

    而此时，董卓对于京城洛阳的监控不可谓不严密，弟弟董旻执掌禁军，控制皇宫；其他部则统领西凉军，在城内日夜巡查，监视百官。在这种情况下，决定走，也不是说走就能走的。但这对于曹操来讲，并不是一个问题，与董卓周旋多次的他此刻已经获得了董卓的信任，京城上下都认为此时的曹操已经是董相的人了，而董相的人可以在洛阳城为所欲为、无人敢拦。横行霸道的董卓这次因此被曹操占了个大便宜。

    这一年，34岁的曹操逃离洛阳，天下诸侯讨伐董卓的导火线，就此引燃。

    曹操明白，只有占得优势，才可先声夺人，所以无势者就需要造势。而造势还要搞清楚状况，要等那些促成事情成功的各种外部条件同时具备，即恰逢其时，才能借助机会乘势而行，此时就会“得来全不费功夫”。

    【成功之道】

    因势而动，顺势而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切逆势而动的作为终将是螳臂当车。曹刿论战的战例曾经生动地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道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选择最恰当的时机出手，往往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当然，在静待时机的过程中无所事事也是愚蠢的，耐心待势同时，更要能动地造势，机会才能落到有准备的人头上。

    3.创忠义品牌，保全了建功立业的本钱

    利用董卓的信任，曹操巧妙地脱身离开了京城。但是，这并不等于曹操就能够平安地回到家乡。原本蒙在鼓里的董卓很快意识到了，这回曹操的出走绝不是简简单单的辞职不干了，绝对是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决不能让他回到家乡，在半路上就要解决他。很快，海捕曹操的文书下达到了曹操回乡路上的每个郡县，一张天罗地网正在向策马东奔的曹操撒开。

    而此时的曹操，俨然已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严拒权相董卓的腐蚀拉拢、高官厚禄，一切为大汉利益、皇帝安危着想，丝毫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这是一面迎风飘展的忠义大旗，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这面大旗将使刚刚起兵的曹操获益匪浅、战无不胜。

    “忠义”给曹操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出现在他回乡的路上。曹操策马一路东行，路过司隶州（东汉十三州之一，首都洛阳周围地带）边缘地带的中牟县，被按图捉拿的一个亭长抓获，送至县衙。

    在审判中，已经被五花大绑的曹操傲然独立、兀自不拜，一身傲骨显露无疑。

    正巧，中牟当地的县令和功曹也都对董卓在朝廷中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看见这样一个曹操，更是英雄惜英雄，竟然连关押都没关押，立即无罪释放。可不是吗？董卓无道，天下共讨，已经成为朝廷内外达成的“共识”。谁反对董卓，谁就是大汉的忠义之臣，就会得到所有人的拥护与支持。

    县令宣判：曹操无罪有功。法律是严肃的，无罪就得释放，有功还得得赏。这次县令给“功臣”曹操的赏赐甚为丰厚，除了赠送盘缠、马匹等一应随身之物外，还派人送他出县境。曹操在中牟，终于有惊无险。

曹操出逃途中的故事远不止中牟一个，另一个故事则更加如雷贯耳，但该故事涉及曹操性格中值得商榷的一面，与这节对他“忠义”的赞赏截然相反、毫无相关，所以以后再表。

到了这年冬天，曹操已经马不停蹄地向东狂奔了五百多里，终于离开了董卓的势力范围，到达了离他谯县老家不远的陈留，这里的太守是他年少时的伙伴—张邈。叙旧之后，两人一拍即合，对此时的天下形势作出了明确的判断：今天的董卓，已经是人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天下公贼，讨董扶汉已成天下大势。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关东，董卓望尘莫及的这些地方，招募英雄，联络诸侯，训练军队，为攻打洛阳、一举击败董卓做充分的准备。

在张邈等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下，曹操在陈留境内高举义旗，招募军队。募兵告示中明确写道，这支军队不是给我曹操招的，而是给他董卓招募的，这支军队的每个士兵要做的就是亲手埋葬祸国殃民的董贼！

这样的告示一经贴出，很快引起了轰动。妻子送郎上前线的有，兄弟几个同时报名的也有，上阵父子兵的还有，这支新建军队很快达到五千人的规模。征兵工作的顺利进行，一方面应该归功于曹操出台的意图明确的征兵公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董卓的专横独断、肆意妄为，不但在百官之中引起普遍不满，而且在平民百姓中引起了公愤。

蛇无头不行，有了一支军队，还必须要有一名能征惯战的将领。这种人才在曹操的阵营中也是不缺的。起兵初期为曹操领兵杀敌的，主要是他族中的几个兄弟，这些将领虽然是主帅的“裙带关系”，可也是个个有真本事，他们甚至在《三国志》中单独列成一传，包括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人。这些人为曹操征战天下，居功至伟，以后还会陆续讲到。

除却曹氏、夏侯氏诸将，还有智勇双全的李典，后来名震天下、曹魏阵营“五子良将”之一的乐进等。此时曹操的手下，可以说是不多却将强，战斗力上升很快。

有了军队，有了战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讨伐董卓的大旗打出去了。但曹操深知，这杆大旗他一个人是扛不动的。此时的董卓虽然人心尽失，但仍然窃据相位，在内掌管着朝廷的中枢大权，对外占据着关西大片的土地，况且他的武装力量仍然无人可及，西凉军能征惯战，更有吕布等猛将统帅。

好吧，既然我曹操没有能力手刃董贼，为天下除害，那就把这个机会分给天下的英雄吧。曹操起草了一纸义正词严、有理有力的讨董檄文，传檄天下，关东地区顿时风起云涌。这一节在《三国演义》中被精彩地形容为“诸镇应曹公”。

这一年，讨董成了天下潮流，而曹操已俨然是这支“革命军中的马前卒”。

中国几千年来，在儒、释、道文化的演变中，伦理道德始终是条主线。人们在与他人共事、合作或交往时，总是希望共事的或合作的或交往的人都是诚信忠义之士。曹操紧紧抓住这一点，大摆忠义，获得了众人的支持，保存了实力，积累了自己建功立业的本钱。

    【成功之道】

    忠义立身，忠义成事

    在中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即便在今天，无论商品经济怎样快速发展，占据道义制高点的人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在竞争中抢占先机。小商逐利，大商逐名，义和利通常是相伴相生的，没有了义的大旗，利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个人，要立身，要成事，舍弃忠义，无异于缘木求鱼。

    4.演了一场明败实赢的好戏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各州郡的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路诸侯对“西北狼”董卓的斗争，逐渐由单纯的唇枪舌剑转向激烈的武装斗争，讨伐董卓的联军形成了。

    联军阵容庞大，虽没有《三国演义》里描述的十八镇，却也真有十一路之多，除却曹操这一路，还包括：
    第一路：渤海太守袁绍。
    第二路：冀州牧韩馥。
    第三路：豫州刺史孔伷。
    第四路：兖州刺史刘岱。
    第五路：陈留太守张邈。
    第六路：广陵太守张超。
    第七路：河内太守王匡。
    第八路：山阳太守袁遗。
    第九路：东郡太守桥瑁。
    第十路：济北相鲍信。

    这些诸侯分驻在北起河北、南至江淮的广大区域内，而主力则集中在今天河南境内的酸枣。联军的大本营也设在酸枣，十一路将领齐聚于此，各个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历数国贼董卓的罪恶，忧心大汉王朝的未来，决心歃血为盟，共诛残暴，匡扶汉室。

    联军作战，统一号令，令行禁止是头等大事，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成立了，发号施令的盟主还必须选出一位，在场的诸将纷纷把目光投向渤海太守袁绍。

    原因主要有二：第一，袁绍的态度。他是全国上下人所共知的反董派，袁绍正因反对董卓滥行废立，才被迫离开京都洛阳任职渤海太守的，推举他做盟主，能够始终保证联军“不变质”。第二，袁绍的出身。袁家四世三公，门多故吏，袁绍的叔父袁隗此时正在朝中担任太傅之职，推举他做盟主，能够更好地开展朝中百官的“统战”工作。

从这两方面看来，袁绍确实是担任盟主的不二人选，他也很快宣誓就职了。但大家似乎忽略了这两条有利条件之外的其他不利条件，最关键的就是袁绍的能力问题。袁绍虽然是有为青年，但从他为官多年的表现来看，此人在谋略上是有所欠缺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征召董卓进京的重大问题上，他的建议体现出的轻谋、草率、武断。

即便是在诸将对袁绍担任盟主的有利条件上，后来证明也是严重错误的。其中，试图用袁氏家族在朝中的人望团结更多志士仁人，除去成果有限之外，还直接造成了太傅袁隗死于非命。老谋深算的董卓是你想算计就能算计的吗？这次老贼连“避嫌”都省去了，直接以“嫌疑犯”和“罪犯家属”的罪名杀了袁隗全家。从此，朝中人人避董自保，即便原本想要与联军里应外合的，也不敢擅自行动了。

其实，袁绍的态度根本就有问题！对董卓，袁绍到底是“鹰派”，还是“鸽派”，其实是一个问题。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下，我们先不把“议温明”（当年在洛阳董卓举行的废立皇帝代表大会）上袁绍的表现—与董卓拔刀相向看作是他的政治秀；就说董卓初到京师时，济北相鲍信就曾建议讨董，却被袁绍因为惧怕董卓而断然拒绝。因此基本可以肯定，袁绍至少不是一个坚定的对董强硬的“鹰派”，某种情况下可能还会转变为对董妥协的“鸽派”。

由此可以这样判断：在“选举”盟主的过程中，袁绍虽然是众望所归，但“唱票结果”应该不是全票通过。至少有两个人投了弃权或者反对票，一个是深知袁绍其人的曹操，另一个则是对袁绍窥一斑而见全豹的鲍信。千里难寻是知音，鲍信对曹操说：“雄才大略的人是不世出的，我们大汉现在正有这样一个人，不是咱袁盟主，而是你曹孟德。跟着这袁盟主走，我看咱关东军出路不大。”

后来证明，这个鲍信真是个人物。他的判断准确无误！让我们来看看袁绍就任盟主后的表现，他自封爵尊位高的车骑将军，统帅关东军的方式与当年统帅西园军如出一辙，成立了就不动了。唯一不同的是，当年西园军是“趴”在了洛阳，现在的关东军则“窝”在了酸枣。军队无所事事，高层却忙得不可开交，盟主袁绍和他手下的各路诸侯，每天是大摆筵宴，举行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只等待着“雷震子”显灵，一个雷把董卓这奸贼劈为焦炭，“兵不血刃”地实现关东军起兵时对天下人的诺言。

但泥沙总是和金子同在的，关东军内并不是人人不思进取的。言行合一、讨伐董卓的关东军部队不多，他们是长沙太守孙坚所部、济北相鲍信所部、陈留太守张邈的一部，还有就是此时被盟主袁绍封为“奋武将军”的曹操的部队。

    面对联军诸将的怯懦，曹操一气之下孤军进击董卓。在河南荥阳，与董卓部将徐荣率领的西凉军相遇，然后交锋—激烈的交锋，双方马颈相交，反复肉搏。
    结果是没有什么正义之师创造的奇迹。曹军势单力孤，遭到惨败，曹操本人带伤撤回酸枣大营，所属兵马损失殆尽。

    回到酸枣之后，刚刚经过生死考验，头脑中浮现的仍是血肉横飞、尸骨成山的场面的曹操，面对大营中仍然歌舞升平的祥和气氛，心中的忿恨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压制了。他义愤填膺地指出：按照我的谋划，以关东军的实力，打败董卓、匡扶汉室是可以马到功成的！但你们从结盟之初到今天的表现，却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可耻！你们帐中的歌舞升平是你袁盟主、你们各路诸侯的耻辱，而阵前的惨痛失败却是我曹某人的光荣！

在酸枣营中，曹操说的是气话，却也是真心话，更是能够预判天下大势的话。如果说荥阳一战前，袁绍才是众望所归的那个中兴大汉的人；在战后，这支能够号令天下的“大旗”被袁绍的胆怯和愚蠢亲手递到他儿时的伙伴—曹操手中。

福祸相依，荥阳一战，曹操虽然战败，但对他来说却是胜利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大胜。曹操这一败仗给他带来的是荣誉，这无异于狠狠地打了袁绍一个耳光，而曹操也通过这次明败实赢的机会获得了众人的青睐。

    【成功之道】

    胜败，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评判胜负的方式也许比较单一，但在更多、更广泛的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胜利和失败之间并没有那条明确的界限。这有点与“塞翁失马”那个故事类似，但我们要从曹操身上学得更多的应该是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一时的失败并不可怕，如果能够以暂时的，特别是能够承受的失败奠定永久胜利的基石，失败就是成功。

    5.实权是说话的本钱

    由于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军按兵不动，曹操只能率领本部兵马进击董卓，最终寡不敌众，在荥阳的卞水败于董卓部将徐荣之手，伤亡惨重，连曹操本人所骑战马也被射死，只因军中族弟曹洪将战马相让，才侥幸逃回关东军酸枣大营。一战下来，曹操在陈留所招兵马已不足千人，曹操成了“光杆司令”。对关东联军心灰意冷的曹操，决定南下扬州募兵，以备来日再战。

    在讲述曹操离开关东军之前，有必要对曹操为联军制定的讨董方案进行简要的介绍。曹操认为，讨伐董卓必须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打击相配合，综合运用斗智、斗力、斗心理等各种手段，分路进攻，才能收获全功。具体部署是：袁绍率领河北的军队沿黄河西进，占领洛阳以北的孟津渡口，是为北路军；酸枣的关东军主力则西进成皋，占据敖仓，据守洛阳东面的各个险关要隘，是为中路军；袁术则率领南阳的部队进军丹、析，袭占武关，直插袁绍侧后，阻断关中董卓与他的老巢西凉的联系。

    即便有这样的周密部署，曹操对于董卓所部西凉军仍然不敢小觑，指出北、中、南三路兵马须齐头并进、步步为营，主动回避与西凉骑兵的正面野战，只作疑兵之势压迫董卓。

    一旦这种局面形成，天下的有志之士，无论在朝中的，还是地方的，都将加入讨董斗争的队伍中，腹背受敌的董卓将立时崩溃。这样，关东军无需浴血拼杀，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上兵伐谋”的威力。

    此时的曹操，大棋局的谋篇布局能力已显露无疑。他在酸枣提出的这个方案，应该说是关东军能够施行的最正确的指导方针。在政治上，他充分利用董卓人心尽失，“纸老虎”的特性，巧妙地把“造势”摆在“作战”之前；在军事上，他正视了敌强我弱的现实，并未轻率地向西凉军主力展开攻势，而是以疑兵之势分路进击；在同盟关系上，此方案也能充分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能够在击败董卓之余使联军各路诸侯都得到实惠，充分调动他们的作战积极性。

董卓这匹“西北狼”，并没有与其野心相匹配的胆量。面对声势日益壮大的关东军，即便击败了曹操等人率领的几路偏师，但仍然心惊胆战。袁绍还没打算进攻，董卓已经准备逃跑了。这次他的目标是长安，那里是高祖刘邦的故都，更重要的是靠近他的发家之地西凉。这是一次“搬家”式的逃跑，长期被骂为“国贼”的董卓这回索性真的当了一回“贼”，他和他手下的西凉军在西逃之前，“搬空”了包括皇宫、皇陵在内的整座洛阳城。而率先开进洛阳的关东军孙坚部队进城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盘整府库，不是整顿城防，更不是追歼董卓，他们要做的比这些更迫在眉睫：救火！大火烧了几天几夜，这是董卓撤离前送给洛阳这座已历二百余年的大汉古都的最后一件礼物。

可以肯定地说，董卓的西逃恰恰早已印证了曹操酸枣战略的正确。曹操布三路疑兵，深沟高垒而不战的目的，正在于以“势”恐吓本已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董卓，迫使他放弃经营已久的洛阳地区向西走，这样联军就能够以逸待劳，以“击其惰归”的方式击败善于正面冲突的西凉骑兵。我们还可以大胆地预言：如果曹操的方案被采纳，现在的董卓应该刚刚逃离关东军主力背后的追击，又遭遇从南线穿插而来、在他西逃的某必经之路上设伏、准备给董卓致命一击的袁术南阳部队。这样一来，本想以潼关之雄、渭水之险对抗联军的董卓，根本连潼关都到不了，就将兵败如山倒。

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一天，董贼人头落地，联军誉满天下，大汉王朝从此中兴。但是，这一切再也不可能出现了，董卓裹胁着皇帝和百官，在未遇到任何关东军阻挡和追击的状态下顺利到达西都长安。在这里，他将更加有恃无恐地为所欲为，祸乱大汉天下。

看到这一切，已经离开关东军的曹操悲愤不已，痛定思痛，他开始省察这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为什么自己的意见总是得不到采纳，更令他痛苦不已的是，事实证明这些不被采纳的建议还总是正确的。正确却总遭到拒绝，这是一个悖论，但曹操最后想通了。他决定离开酸枣，自己掌握实权，走上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6.出奇不意，一击必中

    出奇就是不循旧轨，超常思维，反常用兵，使对方惊骇，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心理态势。出奇不意，在对手打盹的时候给以致命一击，最易达到目的。

    汴水一战之后，打光了“本钱”的曹操离开了关东军的酸枣大营，南下扬州寻求新的发展。在这里，他得到了扬州刺史陈温和丹阳太守周昕的支持，得到了四千余名士兵的补充。但是，正当他要率领这支新的部队重新北上与董卓作战时，这四千余名士兵却接二连三地发生逃亡事件，他们根本不愿跟随曹将军北上作战，只愿留在江淮老家安享太平。

有了东郡作为根据地，曹操能够更从容地整军经武、储粮备战。次年，曹操再次进攻黑山贼，进而北上内黄击败了匈奴南下的于夫罗部队。东郡之地，境内各股势力彻底肃清，就此成为曹操坚实的大本营。

正当东郡一地并不能满足曹操日益膨胀的雄心的时候，一块更大的地盘无巧不巧地“砸”给了他。青州的黄巾军余部发展迅速，以百万之众侵入兖州，所向披靡。刺史刘岱自是经营有时，拒绝了鲍信“坚壁清野”的建议，主动迎击黄巾兵锋，最终寡不敌众，力战身亡。历史再一次证明，鲍信和曹操一样，同属于那种“一贯正确”的人，但他们的正确意见却也被一贯拒绝。

面对刘岱身死，兖州群龙无首，眼看就要失陷贼手的局面，“一贯正确”的鲍信再次做出“一贯正确”的决定—到东郡迎请“一贯正确”的曹操来兖州解围。只可惜，这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一贯正确”。鲍信在曹操大军赶到后，亲自上阵，与黄巾军浴血拼杀，又“一贯正确”地选择了那种属于英雄的死亡方式—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打死。

最终，曹鲍联军以少胜多，惨胜黄巾军，解了兖州之围，而以正确著称的鲍信却从此长眠于齐鲁大地。曹操，为这位千古知己，在事业上给予自己莫大帮助的老朋友的身死悲痛不已，以千金悬赏鲍信的尸体，但仍然不能获得，只好制作木质雕像，率领全军参与祭奠，祝祷这位忠义、睿智的鲍将军。

后来证明，曹操无论以怎样的礼仪祭拜鲍信的英灵都是不为过的。因为鲍信生前给予曹操的，远非酸枣的一言赞许和解围兖州的忠义之名，更有沃野千里的兖州地盘和足以令曹操获得更大发展的人力根基。黄巾军战败离开兖州北逃后，曹操率军穷追猛打，誓为战死沙场的鲍信报这个血海深仇。这年冬天，内无粮草军械、外无他兵救援的黄巾军放下了武器，向新任兖州牧曹操投降。
这支投降的农民军，总数在百万以上，能够作战的士兵数量也不下三十万，而且都是“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的全能战士。曹操挑选其中的精锐者，编为青州兵，由曹氏诸将分别率领，后来证明，这支军队除少数时候给曹操惹点事之外，在未来曹操征战天下的事业中成为了中坚力量。

兖州一役，曹操收获了梦寐以求的地盘和军队，实实在在当了一回“爆米花”—发大了。下一步，他将在群雄逐鹿的舞台上登场献艺，争取那至高无上的桂冠。

曹操在军事斗争中，常常以那些出人意外、以奇制胜的方法对付敌人。这并不是靠偶然和侥幸，而是因为他的智慧和见识超出了常人，能够见人所未见、发人所不能发，提出常规之外的解决办法，而这正是他高人一筹、常操胜算的原因。

    【成功之道】

    抓住机遇，助力成功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从天而降的机会总会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它到来之前的准备当然很重要，但在其到来之时能够准确判断并把握的“动作”，则更需要睿智与果断。一个人的成功之路，正是一条不断识别机会、抓住机会、利用机会的道路。擦亮你的双眼，磨尖你的牙齿，在机会到来时勇猛地撕碎它吧！

    7.目的一个，手段要多

    常言道：“条条道路通罗马。”也就是说同一个目标，许多途径都可以达到。用曹操的话讲就是：目的一个，手段要多。

    由于袁绍等几路诸侯的自相残杀，声势浩大的关东军最终分崩离析。但是，诛杀国贼董卓的事业却并未因此而停滞不前。建安三年春，身在长安新都的司徒王允等朝中反董势力，经过长久的精心部署谋划，最终一击制胜：国贼董卓，死在了他最亲信的部将吕布手中。但由于王允等人在处理董卓的西凉军时力求矫枉过正，逼得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狗急跳墙，王允被杀，吕布出走，中央政权又落入傕、汜二将手中，大汉王朝又一次失去了中兴的机会。

虽然仍旧控制着皇帝，掌握着所谓的中央政权，李傕、郭汜二人对王朝的实际控制力远比他们的前任董卓逊色得多。在洛阳以东和帝国南部的广大地域，盘踞冀州的袁绍，控制兖州的曹操，拥有两淮的袁术，初定荆州的刘表等人的势力，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以争夺土地、财富、人口的军阀混战局面已经形成。

在这种局面下，快速扩充自己的实力也已成为兖州牧曹操此时的中心任务。在储备粮草、训练军队同时，曹操更意识到，当今什么最重要—人才。兖州时期的曹操，得到了更多勇猛武将的青睐，“五子良将”中的于禁、被曹操誉为“恶来”的猛将典韦，都在这个时期投入曹操的麾下。

在关东诸侯联盟时期，曹操曾就讨伐董卓可能出现的失败局面，与盟主袁绍有过一次交谈，他的方略是“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由此可见，此时曹操并不是一个好勇斗狠、一切专恃强横的军阀，而更加注重谋略在“大争之世”的重要性。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曹操在兖州“收获”了他前期五大核心谋士中的四个，他们是荀彧、荀攸、郭嘉和程昱。有这些“智囊”的相助，曹操的征战更多了几分“巧劲”，扩充实力的行动更加游刃有余。

在曹操盘整兖州、分兵屯田的备战时期，一个不速之客却不请自来，叩开了兖州的大门。这个人，就是曹操昔日的关东军盟友—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由于荆州牧刘表对驻扎其防区东北的袁术所部施压，并断绝其粮道，袁术只好北上陈留，与黑山军余党联合，企图侵占曹操所属的兖州地盘，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此时的曹操，已不再是那个仰人鼻息的奋武将军，而是手握重兵、实力雄厚的兖州牧了。面对袁术的进犯，曹操毅然率军迎战，在匡亭、封丘、襄邑、太寿、宁陵等地连战连捷，硬生生地把袁术逼回他的老窝淮河流域，再一次稳固了兖州的局势。这一年，曹操趁着击败袁术的兵锋，又攻击据守徐州的陶谦，连打下十余座城池，打得陶谦闭门不出。

几仗下来，陶谦算是见识了曹操的厉害。自认不是曹操对手的他，想要好好拍拍这位新兴起的实力派大员的马屁，与他建立“外交关系”。正巧有个机会：曹操的父亲曹嵩全家迁往兖州，途经陶谦的徐州防区。

为了表明友好之意，陶谦派出庞大的“代表团”护送曹父一行，却不料所用非人，护送将官觊觎曹家行李中沉甸甸的黄白之物，手一痒，杀人越货。一生致力于聚敛财富的曹嵩，却因财富死于非命。

这可惹怒了阎王脾气的曹操，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陶谦啊陶谦，你的命和你手中的徐州，都将成为我父亲的祭品，而户口百万的徐州，最终也会成为我父亲“留”给我的宝贵“遗产”。政治家的父亲是悲哀的，因为即便是你的死，也会成为儿子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这个政治目的，肯定在你死之前就已经存在，即便是父亲的死，并非绝对必要、绝对有价值的！

在冷血的政治家中，曹操应该算是比较重视孝道和亲情的人，因此他宣布，我曹操此行虽然全军出动，但目的并不是夺取徐州，而是拿陶谦的狗命。也许是仁义使然，亦或是见招拆招，陶谦把曹操“复仇”的口号错当作了曹操退兵的“条件”。好吧，既然你是冲着我陶谦而来，那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我愿意引颈就戮，换取曹将军你的退兵，换取徐州的安定和平。

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陶谦这一番“诚恳”顿时把刚刚承受丧父之痛的曹操逗笑了：我曹操又不是武侠小说中的大侠，出动这么庞大的阵容，只拿你陶谦一颗人头做“军费”，那曹操就不是曹操了。

由于“世界观”存在巨大差异，曹操与陶谦在徐州仍然展开了交锋。这一次，曹操又攻占了徐州数城，并击败了前来增援徐州的刘备部队。徐州的军争基本结束，但陶谦为自己的“天真”所付出的代价却远不止这些。身肩“血海深仇”的曹操，还让徐州境内的许多百姓成为了曹嵩的祭品。

至此，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曹操“世界观”的转变。原本为国为民的“义兵”，缘何在徐州突然转变为残害无辜的“暴兵”呢？真的是曹操被复仇冲昏了头脑吗？如果用戏剧的逻辑看待、分析历史，我们就会犯和陶谦一样的错误—天真。在思考问题之前，我们需要重申一下曹操的基本“属性”：政治家，并重复三遍。

    好了，印象深刻了。现在我们从政治家的角度分析曹操在徐州大开杀戒的原因。以前，曹操的部队吊民伐罪，潜台词叫作“顺我者昌”，为的是民众的支持；现在，曹操的部队肆意杀戮，潜台词则是“逆我者亡”，同样为的是民众的支持。目的一个，两面三刀，这就是曹操新出炉的打天下的基本模式。

    今日的曹操，在继续履行“送子观音”职责（生）的同时，又兼有了另一个身份—十殿阎罗（杀）。

    曹操使用的这些手段，对他来说作用很大。他意识到做事时此路不通就要换个角度思考一下，不可一条路走到底。这些手段让他以后的战略、战术更加成熟，更加完善。

    【成功之道】

    同一条路，不同走法

    在明确目标之后，我们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选取通往目标的路。男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通往成功的路往往不是一以贯之的“单行道”，而是岔路叠生、错综复杂的“迷宫”。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不断地用探索“裁弯取直”，才能以最短途的走法走向终点。

    第3章挟持天子，以令诸侯

    ——看清局势才会有更多胜算

    在那个时代，皇帝永远决定臣子的命运。曹操在政坛的真正起飞，就是从对这个棘手问题给出一个“满分答案”开始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迎奉天子，迁都许昌，一跃成为大汉王朝“周公”式的人物，是曹操一生中最得意的手笔，从此，他有了一面令“天下归心”的最光辉的旗帜。

    1.应劫而生的“奸雄”

    占据兖州的曹操，连年征战，山东地带的袁术、陶谦、刘备、吕布等人都先后成为曹操争夺地盘的对手。这些战争虽然胜多败少，看似战绩辉煌，但归根到底还是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小施展”，这些显然并不能满足志在天下的曹操的胃口。兖州征战时期，曹操集团的长期总体战略逐渐形成。

    在兖州，曹操除了得到二荀（荀彧、荀攸）、郭嘉、程昱等人之外，还收获了一名天才的“布局”高手—毛玠。曹操通过与他们反复探讨，最终形成了一个称霸（或者是统一）天下的完整方案。这个宏大的战略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方面：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和军事战略。

其中以政治战略为主导，核心是对天子的“控制权”。曹操和毛玠对天下大势做出了一个基本判断，此时的大汉王朝已经与春秋战国无异，是名副其实的乱世了。在乱世中，各路诸侯的相互攻伐不可避免，谁能以最快的速度扩充实力，谁就能击败其他对手，完成最后的统一。虽然是诸侯割据，但皇帝仍然存在，仍然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如果能够迎奉正在蒙难的天子，就能够在海内外人心的争夺上先拔头筹；如果能够进一步控制天子，则更可以在政治上永远占据制高点。

如果说控制皇帝是漂亮的外表，那么雄厚的经济实力则是征战天下重要的内在。自从黄巾起义爆发以来，天下烽火连年，百姓的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经济已趋于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够让百姓吃上饭，谁就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百姓有了稳定的生活基础，曹操进行统一战争的一切所需，无论是兵源财源，都不成问题。

群雄逐鹿的时代，军事上的战略显然首当其冲。毛玠并不是专业的军事家，他为曹操规划的军事纲领只是宏观战略—“蓄军资”。

实质上，与政治和经济纲领是相统一的，政治上以天子大纛征战，军事行动就是正义的；经济上社会生产快速恢复，可供征调的粮草，可以打造的军械，可以驯养的战马就源源不断。有了装备优势的正义之师，在理论上是不可战胜的。

这个宏大的战略计划是正确的，同时也是具有可行性的。因为这个计划的第一步—迎奉天子的机会，已经及时地摆在了曹操面前。

董卓、王允先后被杀之后，大汉帝国的“中央政权”落入了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手中。事实证明，包括董卓在内的这些“野蛮人”个个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为这些人无论什么时候，总要闹出点动静来，没有一刻是消停的。早在董卓大权独揽的时候，吕布就分裂出去了，还亲手杀了董卓；现在是权分两家，政出多门，内乱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先是郭汜的某位醋坛子夫人担心郭汜看上李傕的侍妾，给丈夫吹枕边风挑拨离间；后是李傕请郭汜喝酒，大醉后的郭汜喝完后莫名其妙地闹肚子，于是怀疑李傕的酒里有毒；这点破事，来来回回地说不清，天子、百官谁劝都没用，最后李、郭二人竟然带兵相互厮杀。这还不算完，俩人的终极PK还是各有人质的，一方是朝廷中的文武百官，另一方则是至尊的天子！

先是郭汜的某位醋坛子夫人担心郭汜看上李傕的侍妾，给丈夫吹枕边风挑拨离间；后是李傕请郭汜喝酒，大醉后的郭汜喝完后莫名其妙地闹肚子，于是怀疑李傕的酒里有毒；这点破事，来来回回地说不清，天子、百官谁劝都没用，最后李、郭二人竟然带兵相互厮杀。这还不算完，俩人的终极PK还是各有人质的，一方是朝廷中的文武百官，另一方则是至尊的天子！

这段乌烟瘴气的故事讲起来是很费事的，估计也没有人愿意听，直接说结

果：狗咬狗，两嘴毛。经过数月的缠斗，两人的实力日渐衰落，长安城大乱，汉献帝再次出逃，一些实力有限的二流诸侯争先恐后地发“国难财”，谁都想趁乱捞上一把。

大乱，又是大乱。这种状态在数十年内已经出现好多次了，但国家的这种状态却在客观上给有志伸展的人提供了一次次机会。黄巾之乱，给了何进剿灭宦官集团的机会；阉宦之乱，给了董卓把持朝政的机会；而这一次长安城的傕、汜之乱，则把机会送给了已经具备相当实力、并已有较明确发展纲领的曹操。

    在这个时代里，曹操能够运用不平凡的智慧，战胜平凡的出身（宦官之后），也战胜平凡的相貌（身材矮小），更战胜自己平凡的“道德”（与孝廉身份不符），做个最不平凡的人，创造最不平凡的事业。

    大乱中的曹操，走上了为之奋斗终身的“奸雄”之路。
    曹操善审时势，所以总能找到良机，乘势而取。“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用这个判词形容曹操真是太精辟了。对于最广大的大汉百姓来讲，这是最坏的时代，但对于志在天下的曹操，这却是最有利的时代。

    【成功之道】

    时势造英雄

    《红楼梦》里的贾雨村说，有人应运而生，有人应劫而生。这里所说的“运”和“劫”，最“科学”的解释还是天下大势。男人无论从事各行各业，都应该对“大势”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个“势”可能不至于“大”到天下，但一定是宏观的思考。然后，顺势而行，尽力而为，治世作能臣，乱世当奸雄。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逆潮流而动，就只能被归为“反动”了，结果就是毛泽东说的“纸老虎”。

2.把皇帝当作挡箭牌

长安李傕、郭汜之乱后，代表大汉王朝中央政权的天子就像一只热门的股票一样，一年之间几易其手，最后落到了韩暹、董承、杨奉等几人手中。一直在密切关注着皇帝“行程”的曹操，判断此时正是出手“抢购”的最佳时机。为什么偏要选在此时动手呢？因为如果是早些时候，控制皇帝的李傕、郭汜等人兵强，要从他们手中抢夺皇帝无异于再发动一场讨董战争，而这次不会再有十一路诸侯的联军了；再晚一些也不行，因为盯着皇帝的人太多了，若是几路迎驾人马发生撞车，那就有可能出现恶性竞争。

道理已经很明显了，秦失其鹿，天下逐之，一人得之，群雄乃止，迎奉天子正在此时。但是这个决议一经提出，曹操集团内部却形成了意见截然相左的两派，反对迎奉天子的人还不在少数。他们指出，兖州地面刚刚安定，我们应该留在这里继续积攒实力；现在洛阳方面的情势还不甚明朗，如果贸然西进，势必成为韩暹、杨奉、董承等人的众矢之的。董卓进京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

持反对意见的人显然对曹操集团的整体战略还不了解，现在有必要把奉天子以令天下的整体战略进行一下广泛的宣讲了。

面对反对派，曹操的首席谋士荀彧挺身而出，他强调曹将军的势力之所以能够不断壮大，归根到底是因为高举一面正义的旗帜，而现在天子蒙难了，迎奉天子就是最正义的事，此举一旦成功，咱们曹将军就会成为人心向往的中兴名臣。董卓的身死是他自己乱政造成的。要举例子，就举晋文公、汉高祖，他们都是从迎奉天子之行中得利巨大的。现在，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要被其他人抢了先，后悔就晚了。

荀彧不愧为曹操口中的“子房”（汉初三杰之一张良），这一席话有理、有力、有节，打消了反对派们的顾虑，说服了他们。曹军内部了解了整体的发展战略，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西进洛阳、迎奉天子成为了所有人的共识。

可是，当迎奉天子一事的反对派们纷纷消除顾虑、转变态度支持此事的时候，他们的顾虑却成为了现实。曹操派出的西进先锋曹洪，遭遇了董承等人的拦阻，且对方占据险关要隘，以逸待劳，曹洪所部进退维谷。

正当曹操为此研究对策的时候，这个棘手的难题竟然迎刃而解了。这个利好消息，正来自于曹洪当年的对手之一—杨奉。作为当时皇帝的“所有人”之一杨奉因为要对抗其他几路人马，主动置书兵强马壮的兖州牧曹操，邀请他率领所部西进洛阳（天子因李傕、郭汜之乱离开了长安），共同迎奉天子。

    刚刚回书杨奉，另一个对手董承因为忌惮韩暹势大，也暗自来结交曹操以为外援。此时，曹操通往洛阳的大门已完全敞开。

    事情到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曹操选取时机的能力—这确实已经是曹操能够迎奉天子的最好时机了。正是因为韩、董、杨几人互相攻杀的混乱局面，曹操的西进才达到了兵不血刃的最佳效果，这就是兵法中“乱而取之”的真谛。

    这一天，是个光辉的日子。遍身戎装的曹操骑着高头大马，身后簇拥着千军万马和初升的朝阳，再一次回到了故都洛阳—这里是他的“梦”开始的地方。

年狼狈不堪的出逃和今日万众欢腾的迎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上的曹操意气风发，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曹孟德，将从今日起登上权力的巅峰，施展深藏心中的一切抱负。

初见皇帝，曹操摆出了一副勤王忠臣的架势，要求天子下诏追究抢夺皇帝的韩暹、张扬等人的责任，但却被皇帝婉言拒绝了。皇帝天真地认为，比起当年在董卓、李傕、郭汜的手中，韩、张等几人对朕也算是不错了，还是对他们既往不咎吧。今后，朕和大汉江山，一切就要仰仗曹爱卿你了。

    为表彰曹操的迎驾之功，曹操被加封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成为了大汉王朝中央政府实际的“当家人”。但这司隶校尉之职，却令曹操哭笑不得，因为此时王畿周围的司隶州仍然掌控在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西凉军余党手中，并不是皇帝封给曹操，曹操就能够接管的。
    名实不能相符，其实这也并不是一件十分值得“纠结”的事，但此事却触动了曹操一根敏感的神经。

    李、郭等人仍旧控制着洛阳以西的广阔地域，而率兵西进洛阳的曹操，已经远离了自己的大本营兖州、豫州等地，虽然表面上控制了皇帝和帝国中枢，但实际上仍然是如履薄冰。形象地说，曹操人虽然到了天子身边，可是脚却落不到地下—他一直悬空待着了。

这个问题迫在眉睫，必须马上解决。曹操不可能到司隶州去“上任”，那么就让司隶州搬搬家吧。

由此，可以看出曹操比别人高明多了，他最终成就霸业的关键一步棋就是没有换掉皇帝，反而是利用这个现成的皇帝，还把这个皇帝客客气气地供奉起来，利用皇帝这张牌来号令天下，把皇帝当作自己做事的挡箭牌，以此达成目的。

    【成功之道】

    虚实要结合

    戒虚务实，这是很多人总结的成功法则，但在成功之路上，务实的同时，也同样要务虚。因为虚和实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通常会统一在一起。“虚”并不是单纯等同于大言欺人，它的范围其实很广，包括道德、诚信、信仰、占据道义制高点的正义等一切与主观能动性相关联的东西，这些“虚”的东西随时可能发生质变，创造未来宝贵的“实物”。男人立世，虚实结合，才能把握正途。

3.换上自己一班人

建安元年（公元190年），曹操率部西进洛阳，迎奉天子，因功被封为司隶校尉。这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官，该官职有监察百官的职责，与御史中丞、尚书令并称“三独坐”，都是要害的实权部门。在朝外，司隶校尉除却监察权，还有行政权，管辖区包括长安、洛阳周围的七个郡，控制大汉版图中最核心的地盘。在何进掌权后期，袁绍就被任命为司隶校尉，他才因此能够在何进横死后迅速聚集力量，一举铲除整个宦官集团。

司隶校尉是曹操从政以来获得的最有价值的官职，可实际上，曹操却并不能真正履行他的职权。因为当时司隶州所属的七个郡，除了残破不堪的洛阳以东等少数地区外，绝大部分腹心地带都在西凉军与当地小军阀手中，曹操的政令是不可能向这些地方颁布的。

这个问题只是曹操当前所面临困难的冰山一角，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把刚刚“抢夺”到手的皇帝“抓”紧。这时，洛阳本地的一个人给曹操想到了个万全的解决办法，此人名叫董昭，官拜议郎，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除毛玠外另一位曹操政治蓝图的“总设计师”。早在曹操刚刚离开兖州西进时，毛玠就建议杨奉联合他，曹操的迎奉天子之路由此打开了大门。

如果说第一次董昭的建议是把曹操请“过来”的话，这一次他的意见就是让曹操还“回去”。董昭说，现在洛阳地区的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大家都盯着皇帝—这块曹将军你刚抢到嘴的“肥肉”，所以你在洛阳辅佐皇帝是不明智，也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还是把天子迁到许县吧，你的司隶校尉也到那里去做，现在形势紧迫，曹将军你得当机立断啊。

英雄所见略同，这也正是曹操所想，只是具体把天子迁到哪儿还拿不准主意，毕竟此事非同小可：从迎奉天子之日起，我曹操就要在中央“混”了，中央在哪儿，我曹操的统治中心就在哪儿，那里也就是我曹操集团的大本营。曹操正在犹豫，董昭却已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地点—许县。许县距离洛阳东南百里开外，属于豫州境内，离曹操原本所在的兖州很近。曹操曾经在这里征讨当地的黄巾军，也有一定的人心基础。

把汉帝国的首都迁到山东海边（兖州），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就算强行迁过去了，大本营偏居一隅对未来曹操集团的发展也是不利的。那就许县吧，这里是中原大地，是我曹操生长的地方，曹操最终拍板。从此，大汉王朝的国运与曹操个人的命运绑在了一起，曹操真正成为了朝廷的大脑。

天子此时自是无可无不可，听任曹操把他的司隶州，也是大汉王朝的国都搬到了许县，成为了今后历史中如雷贯耳的许都。曹操担任王朝新任“大脑”后，帝国中枢的权力巨变开始了。因为曹操知道，只有大脑发号施令，是不足以支配整个大汉躯体的。肢体应该是我的，血液应该是我的，神经还应该是我的。只有这样，我才能运用自如，真正把大汉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于是，换血开始了。首先是自己被封为大将军、武平侯，成为名实相符的大汉王朝CEO。然后是封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给这些潜在的政治对手高官厚禄，把他们控制在许都之内，高高地“挂”起来。接着，就是把自己的一班人安插在各个权力要害部门：首席谋士荀彧为侍中、尚书令，为曹操处理一切民治、政事；谋士荀攸为军师，郭嘉为司马祭酒、参赞军机要务；毛玠等人担任典农中郎将，谋划屯田事宜；另外，程昱为东平相，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任许都令，掌控京畿。武将方面，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人为将军，于禁、李典、乐进、徐晃等为校尉，许褚、典韦为都尉，分掌军队。自此，大汉王朝从内到外、自上而下都留下了曹家的烙印，直至它走向灭亡。

    这一天，在新都许都的皇宫内，钟鼓大乐，百官上朝。15岁的献帝刘协面南而坐，接受文武朝拜后，他从宝座上站起，走向了武将班中的第一人—41岁的大将军曹操，牵住他的手重新走回龙座。从此之后，皇帝的宝座边站立着这个人。这个位置，原来属于董卓，今后将属于曹操。

    这一天，曹操是距离皇帝宝座最近的一个人。

    曹操知道，要想成就霸业为后世铺平帝王之路，就必须架空汉朝天下，换上自己的一班人，从而造就一个自己说话算数的实体政权。因此，曹操从“复出”的体制转换中，用他的一套人马取代了汉献帝所在的中央政府，从此“政自曹出”。

    【成功之道】

    “护食” 也是人的本能

    一朝天子，一朝臣。当一个人新登权力巅峰的时候，势必会对手下的人员构成重新洗牌。这种近乎残忍的非常手段似乎太不近乎人情，但如果你不幸成为其中一员，与其发出鸟尽弓藏的叹息，不如去想想这种反常而又惯常的举动背后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人“护食”的本能，和动物一样，谁要抢我口中的食物，我就和谁玩命。只有身边都是自己人的时候，他们才会有安全感。所以，男人想成功就必须明白，站队问题永远是相当重要的，屁股（坐哪边）决定前程。

    4.看清局势才有胜算

    迁都许都后，曹操控制大汉帝国的中央政权，但帝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并未发生任何改变。动辄能够以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曹操，仍然只是这群雄割据时期的一方势力，且并不是实力最强的一方。此时身处中原要冲之地的曹操周围，可谓是群狼环伺、险象环生。

    在北面，袁绍正在加紧攻打公孙瓒的战争，眼见公孙瓒的幽州地盘日益缩小，袁军随时有可能竟成全功，拿下他的大本营北平。一旦公孙瓒失败，袁绍就将完成他在关东联军讨董卓时期的战略构想：势力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燕

    在东面，曾经被曹操击败的吕布，借着曹操西进迎奉天子的空当，又卷土重来，占据曹操朝思暮想的徐州，联络袁术、刘备，窥伺曹操所属的兖州地盘。

    在东南，野心最大的袁术久据富庶的江淮流域，并且得到了天下至宝—秦始皇的传国玉玺，称帝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在南方，在刺史刘表的精心治理下，受战火波及较小的荆州地带也有了较大发展，汉室名臣、山林隐士纷纷前往归附。

除去与曹操势力直接接壤、势力较大的四人之外，孙策借袁术兵前往江东，几年之间就打下六郡八十一州县；西北方的豪强马腾、韩遂重新整合凉州之地，势力崛起迅速；当然还有虽然颠沛流离但却有英雄之志的大汉皇叔刘备。他们都是曹操必须要面对的你死我活斗争中的强大对手。

现在曹操生活在夹缝中，必须不断“做文章”，有片刻喘息都会被夹死。可是这篇文章却也着实难做，许都新定，曹操在朝廷内部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而攻打以上这些实力派军阀也是他现在力所不及的。

    因此，曹操听从了谋士郭嘉等人的建议，在内部坚持屯田、积蓄军资的同时，在外部攻伐作战中采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的战略—先弱后强，各个击破。

    这个战略俗话叫作吃柿子捡软的捏。曹操看中的第一个软柿子，是南阳的张绣。

    张绣的势力原本属于董卓的西凉军。他的叔父张济跟随董卓一同进京，后又参与了李傕、郭汜“犯长安”的叛乱活动。傕、汜二人失败后，张济率兵流窜到洛阳南方的南阳一带。

在这里，张济率兵进犯刘表的荆州地盘，在战场上被杀。而由于刘表并未对张济败兵赶尽杀绝，而是施行怀柔政策，继任统帅张绣却与“杀叔仇人”刘表结为盟友，还驻扎南阳的宛城地区。由此看来，张绣虽然是曹操选中的软柿子，但他的身后却站着一位强有力的撑腰者：刘表。

从局面上看，曹操南征宛城的军事行动是同时对张绣、刘表两方力量的作战，他真有这个实力吗？答案是有，但这个实力并不来源于军旅战阵，而是来自曹操刚刚“抓”到的那张好牌—皇帝，还有就是对对手的深入剖析。

曹操此战的两个对手，张绣的力量有限，需要担心的是荆州的刘表。但刘表其人是值得推敲，与袁术、袁绍等人相比，身为汉室宗亲的他应该算是大汉王朝为数不多的忠臣，翻开史书中刘表的部分，很少见到他参与你争我夺的诸侯混战，即便是对入侵的张济，他也是坚持“自卫反击战”原则，且在战胜后马上进行了安抚工作。他只想为王朝守住荆州这块仅存不多的王道乐土，发展生产，保境安民。这种性格的刘表，在当时就被郭嘉等人极度看不起，说他是“自守之贼”、“坐谈之客”，更被后世的《三国演义》讽刺得体无完肤。

    分析完刘表其人，曹操就下定了南征的决心。洞悉人性的他清楚地看到刘表不会成为阻力的三个原因：

    首先，这次是打着皇帝名义的奉旨出征。

    其次，我曹操刚刚迎奉天子，控制朝政，并没有任何可以成为他人口实的“不良记录”。

    最后，此次出征并没有直接进攻刘表的荆州之地。

    事实证明，曹操出征前的判断准确无误。“天子之师”的首次出征，旗开得胜。大军刚刚出发，自知不敌的张绣便遣使投降；而刘表，则没有任何动作地“默认”了。

到此时，所有人都不得不佩服曹操的深谋远虑、料事如神，也包括兵不血刃进入宛城的曹操自己。这一次，曹操被巨大的胜利瞬间冲昏了头脑，方式是动了两个不该动的人。一个叫胡车儿，是张绣的贴身侍卫，曹操的爱才之心令投降了的张绣惶恐不安，总觉得曹操想要对自己斩草除根；另一个则是张济的妻子，张绣的寡婶，大美女，曹操在接管宛城后也顺便接管了一下，把自己奉献出来与张绣“和亲”，当了一把张绣的继任叔父。

降将也是有尊严的，受辱的张绣用反叛把这个道理讲给了尾巴已经翘到天上的曹操。

    在谋士贾诩的策划下，张绣率领的军队出其不意地趁夜发动突袭。曹军猝不及防，被打得落花流水，曹操侥幸死里逃生，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贴身爱将典韦全部战死。历史证明，得意真不能忘形，冲动真是魔鬼。

    这些仍然不够，失败的混乱一直延续到曹操北撤途中。由于失败，夏侯惇统领的部分青州兵黄巾贼本性复发，一路劫掠，准备另行出路，只因大将于禁的果断镇压才勉强制住。

    事后，狼狈不堪的夏侯惇跪在了同样狼狈不堪的曹操面前，自请处分。可此时曹操想的却不是处置统带不力的部将，而是因为自己的得意忘形致使本次出征功败垂成的紧迫局面。

曹操经此一役，明白了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时，要冷静沉着、理智思考、戒骄戒躁，分清局势的利弊得失，高瞻远瞩，果断决策，抓住机遇。机会是转瞬即逝的，看清局势才能抓住机会，才能分析清楚客观情况的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迅速地调整自己，千万不可让骄傲蒙蔽了双眼，一定要使自己的一举一动都符合这一变化，从而取得成功。

    【成功之道】

    得意不可忘形

    在古罗马出征将军的凯旋礼上，上至执政官，下至平民百姓，都会站立城门两旁，用鲜花和掌声庆祝英雄的得胜归来。将军则可以安坐车中，欣然享受这一切尊荣，但在他的身后，总会有一个“讨厌”的“耳语者”，只在将军耳边重复一句话：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耳语者”看似不胜其烦，实际上却不可或缺。无论对谁，胜利总是令人得意的，但得意的时候一定不能忘形。男人，在取得一定成功而又想争取下一次成功的时候，先当好自己的“耳语者”。

    5.通过疏导创造有利的态势

    面对群狼环伺的局面，曹操确立了先弱后强的争霸战略，首先发兵进攻实力较弱的张绣等人，而对一时还无法撼动的袁绍等人，则采取示弱安抚的方式，在不损伤自己核心利益的前提下，“请”皇帝对他们有求必应。基于此种麻痹对手的考虑，曹操让出了仅仅就职一个月的大将军头衔，而取代他的就是儿时的好友—袁绍。

    曹操和袁绍，是一起“偷新娘”的儿时伙伴，青年时期又是一起剿除宦官的同僚，还在关东共同参加了讨伐董卓的战争。他们又是在什么时候分道扬镳的呢？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也有线索可寻，因为曹操在他的一首诗中曾经写道“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前一句说的是之后发生的袁术称号事件，而后一句讲述的故事应该就是袁曹分裂的开始。

这个故事发生在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时期。董卓挟持皇帝迁往长安后，盟主袁绍仍然担心西北军势大，不敢率联军西进。鉴于双方东西对峙的局面即将形成，袁绍认为，天子掌握在董卓手中将成为关东军极大的威胁，因此与冀州牧韩馥商议，要立幽州牧、宗亲刘虞为新皇帝，在关东地区另立中央，与董卓的长安政权分庭抗礼。

立皇帝就必须有玉玺，袁绍也私自造刻了一个，拿着这个玉玺去找曹操，表明有玉玺就是天命所归，咱哥俩一起当后汉的开国功臣得了。但敏锐的曹操迅速察觉了袁绍此举的野心，果断拒绝了这位发小“宗派主义”的拉拢，史书上由此留下了一句殊堪玩味的话：“太祖由是笑而恶焉。”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曹操当时的表情，估计这个“笑”也是硬挤出来的，而这个“恶”则是发自内心的鄙夷。这个另立事件最终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候选皇帝”刘虞本人的拒绝。但曹操却从中看到了袁绍的真面目：此人虽然是关东盟军的统帅，讨伐国贼董卓的旗手，但骨子里却也和董卓一样，有一颗篡汉的心。

从此，袁绍和董卓一样，被拉入了“黑名单”，而且是你死我活的对手，这在多年之后曹操始终对此事“念念不忘”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们不能揣测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的曹操到底是因为什么“恶”袁绍，但可能的两种原因却是殊途同归：如果曹操仍然立誓终身做“治世之能臣”、光复大汉河山的话，有篡汉野心的袁绍必须铲除；而如果当时曹操自己也有篡汉之心的话，袁绍更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总之从那时起，袁绍在他自己并未知觉的情况下成为了曹操心中的敌人。而表面上，二人却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可是这种友好在豪情仗义的袁绍一边，更多的表现为“哥们义气”，而在城府更深的曹操方面则全部都是“虚与委蛇”。也就是说，曹操对袁绍的“忽悠”一直在进行，建安元年这次的“药”是大汉政府的大将军。

曹操迎接天子建都许昌后，因功被封为大将军，而为了拉拢实力强大的袁绍，曹操“表奏”天子，让袁绍担任了太尉。本来想拍拍这哥儿们的马屁，却不料拍在马脚上，袁绍对册封坚辞不授。

明白了，小时候玩打仗袁绍每次必须当老大，这就是老大脾气又犯了，太尉不太尉的袁绍可能根本就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太尉的官阶比大将军低。这次的新“游戏”我曹操成了老大，所以袁绍不干了。

曹操这个心里，不是难受，而是舒服，无比的舒服啊。这一次虽然拍马屁拍砸了，却无心插柳地完成了一次巧妙的“火力侦察”，真佩服袁绍仍然能够保持孩童一样的天真，还是这么“可爱”啊。原本以为的“庞然大物”袁绍，这次的表现就好像是“蹄之”—踢了我一脚，原来自己的头号对手竟是一头黔之“驴”啊。

既然你袁大哥这么爱面子，兄弟我也不能不仗义是吧，多大点事啊，大将军让给你了，都是朋友嘛。当上了大将军的袁绍丝毫没有觉得自己被“忽悠”了，美得无可无不可，欣然上表谢恩，曹阿瞒这小子，够兄弟。“忽悠”了人的曹操，看来还不准备卷包会，为了准备下次再把“担架”成功卖给袁绍，他这次索性连“自行车”都没要。辞去了大将军的曹操，连太尉也没当，只担任了一个徒有虚名的司空，还代理车骑将军，直接成为了袁大将军的部下。

袁绍这人活得太“统一”了。前一次，他以为刻一个玉玺就能另立皇帝了；这一次，他又以为当了大将军就能指挥曹操。

他不知道，这一番“折腾”除了让他得个嫉贤妒能、贪慕虚荣的恶名之外，得不到任何好处；而得到谦让美名的曹操，更能在袁绍的“默许”下毫无后顾之忧地征讨淮南袁术、徐州吕布，实实在在地拓展实力—毕竟这回袁绍吃了人家的，也拿了人家的，哪儿都短了。

北方的袁绍被稳住了，曹操大军的铁蹄迈向了南方。

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说，曹操重权谋、重权术，他能在狠招用绝的情况下依然维持自己势力不衰，全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因势利导。

时势是不断变化的，要摸清规律。当看到形势对自己不利时，就要想法设法扭转局势，而曹操改变局势的好方法就是疏导，创造对自己有利的态势。而事实也证明，这个方法对他称霸一方也起了重要作用。

    【成功之道】

    造势有时比作战更重要

    同样面对滔滔洪水，鲧用强硬的堵的方式，最终一事无成；而禹却能用更柔和的导的方式收获全功。这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经典杰作—柔弱胜刚强。一个人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势必遭遇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阻碍。如果每次都乘风破浪地冲锋，则再强的人也会力有不支。而如果适时施展“化骨绵掌”，巧妙布局，创造有利态势，就能事半功倍：既扩大战果，又减少“伤亡”。

    6.巧用霸道和王道

    曹操通过“忽悠”袁绍，暂时解除了许都北部的威胁。这段忽悠来的“空当”，为期长达三年，即由建安初年曹操迁都许昌开始，直至建安五年官渡大战爆发。东汉帝国势力最为强悍的两股力量—曹操集团和袁绍集团，始终相安无事。

    后来证明，这个时期对曹操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曹操在这三年始终处于向南征战的状态，如果袁绍趁此机会挥师南下，进攻空虚的许昌，曹操将失去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一切。

但是，袁绍并没有这么做，完成攻灭公孙瓒的战争后，新任大将军袁绍始终没有再动刀兵：即便是曹操正在攻打他的胞弟袁术。

稳住袁绍之后，曹操南征的兵戈首先指向的就是袁术。表面上看，这不符合逻辑，因为太像有意刺激袁绍了，而袁绍是此时的曹操惹不起供起来的；也不符合曹操制定的“先弱后强”的战略原则，因此久居富庶的淮南地区的袁术，实力虽然不及其兄袁绍，却也远在吕布、张绣、刘表之上，与曹操在伯仲之间。

    但事实上，这既符合逻辑，又符合战略，且还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原因有二：

    其一，袁绍与袁术虽然是同胞兄弟，但关系并不好。袁绍虽说是兄长，却是庶出；袁术是弟弟，反倒是嫡出。袁术对于这个小老婆生的哥哥是一贯地看不起，处处与他作对。在袁绍和公孙瓒的战争中，袁术甚至直接站在了公孙瓒的一边，一副六亲不认的嘴脸。因此，曹操征讨袁术，不但没有惹怒袁绍，反而有为他清理门户的“讨好”之嫌。

    比起第一个，第二点原因则更为关键，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当年从孙策处强夺传国玉玺的袁术，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野心，从阴暗的角落里跳了出来，由玉玺假托天命，自立为皇帝。

这事大了，我们不好说此时的群雄中有多少人是有“皇帝梦”的，可是晚上做完白天还明目张胆地做这个梦，袁术是第一个，也基本是后来曹丕篡汉之前唯一的一个（地方小土匪的“过家家”就不算在内了）。这一下，惹怒了天下诸侯，本可成为儿女亲家的吕布，毅然把这位新皇帝派去“宣旨”的使者连同使书送到了许都；原本借袁术兵马打下江东的孙策，立刻表示与这个伪政权终止外交关系；连实力弱小、四处漂泊的刘备，也用军事进攻的方式表示了抗议。曹操的征讨大军还没到，袁术已经是众叛亲离了。

那么曹操会来吗？当然会，此时的曹操可是大汉朝廷的股肱重臣，担负有代天子征伐贰臣的责任。正当全国各地声讨声日渐高涨之时，许都的曹操府里却是一片祥和气氛，曹操与他的谋臣武将正在频频举杯相庆：袁术太够朋友了，他这次是直接把功劳和实惠都送到“胃”了。

坐在南下的马车上，曹操意气风发，因为此次出征并不是争人口、争地盘的不义战争，而是以顺诛逆的行动。今天曹操所做的，正是昔日太公望、管夷吾所做的，经此一战后，曹操的名字也将和他们一样光辉！

到达淮北战场的曹操，第一次感受到了“王道”之师正义的力量。在这里，割据一方，久不听“朝廷”调遣的吕布、孙策，包括以汉室宗亲相标榜的刘备，都早已齐聚至此，只等天子派的“钦差大臣”曹操一声令下，就全军出击，千刀万剐了袁术这个“跳梁的小丑”。

还是那句老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见到曹操的征讨大军漫山遍野地杀过来，袁术倒也算有自知之明，一箭不发就收拾了金银细软，渡淮河南逃了。当然，由于相处时间比较长，这位新皇帝也深知曹操这家伙“贼不走空”的性格，还留下了一部分将领和兵马坚守淮北，算是新皇登基的“赏赐”。

面对如此美意，曹操自然不会客气，照单全收。接着……没有接着了，“宜将剩勇追穷寇”这场戏没发生在建安二年（公元197年）的历史舞台上，而是推后了整整两年，也就是说，袁术这个仲氏皇帝当了将近三年，远比一千多年后他的另一位本家洪宪皇帝（袁世凯）要长得多。

这又是为什么呢？曹操奉天子诏命而来，连战连捷后却退兵到了许昌，这其中到底有何玄机呢？有史家认为曹操当时缺粮，这一点部分史料有相关记载，但逻辑根本不通，曹操干什么来了？征讨叛军来的，不带足粮草，那不是擎等着被叛军“征讨”吗？难不成曹操能未卜先知，早就知道袁术会不战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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