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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论曹操（转载）[第3页]

作者:安昊儒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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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曹操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一点我们要从袁术逃到淮南做皇帝这两年，也就是建安二年到建安四年期间，曹操所做的事开始分析。对袁术“网开一面”后，曹操频繁祭出“大手笔”：

    建安二年，第二次征讨宛城张绣，一雪前耻，张绣逃到南面的穰城；

    建安三年，再围穰城，三攻张绣；

    建安三年，趁刘备、吕布反目之机，进击吕布，在白门楼缢死了这位名将，占领徐州全境，顺道把兵不多却志大的刘备带回了许都；

    建安四年，平定兖州叛乱，稳固大后方；

建安四年，已历三载的屯田之法初见成效，曹操所属的地盘，“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也就是说，吕布、张绣、刘备，都在袁术灭亡前被曹操“收拾”了。至此，建安二年曹操的纵敌行为得到了准确的解释：面对袁术的称帝叛国，单纯的行王道义兵，一举剿除不难，但战果却很难落到曹操手里。这也是孙策、吕布、刘备积极“配合”的原因，这里离他们的势力更近，而远在许都的曹操根本鞭长莫及。两淮地区这块“肥肉”，一旦从袁术嘴里吐出来，马上会落入上述几人的口中。

    “邻之厚，君之薄”，曹操自然是深谙此道。因此，他只有在“搞定”了吕布和刘备等竞争对手之后，才给“苟延残喘”的袁术以最后一击，两淮之地方才尽落其手。事实证明，曹操这招是非常高明的，因为他没有“搞定”的江东孙策，就一直在觊觎着淮北之地，这可以从孙策死后孙权多次进攻合肥中得到明确的判断。

    建安四年，曹操再次出征袁术，袁术兵败病死。曹操在势力范围上完成了与袁绍决战前的最后一块拼图。

    戎马一生，手握重权，又处乱世，王霸之道对曹操来说太重要了。

纵观曹操的一生，其实就是王霸两道共用的一生。王道只是从理论上战胜对手，而要真正地令对手心服口服，还必须施展霸道。

曹操说过“宁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句话，当时他以天下为己任，我就是天下，天下即我，人负了我就是负天下，所以宁可我为天下而负人。这逻辑自然有些强盗味，然而却不俗，隐隐也透出王者之霸气。正因为曹操利用王道服人、霸道慑人，才做了人上之人。

    成功之道

    名利兼收的才是聪明人

    在生活中，有人图名，有人为利，就像孔子说的，求仁得仁。可是，图名的就一定要一箪食、一瓢饮地过清苦生活吗？为利的就一定要成为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小人吗？若如此，恐怕这两种人都不会太甘心。

    做人，还是要走一种“调和路线”，辩证地看待名与利的关系，“君子”也可以“取之有道”地去爱一点财，“小人”也可以学习一点义利之辨，适当地用财富邀买一些积善之名。这样一来，名利兼收，生活更多彩。

    7.政治婚姻是一张王牌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算是完成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大局落定之后，他就把家眷都接到了许都。据史料记载，曹操妻妾众多，有丁氏、刘氏、卞氏三位正妻，还有不少婢女小妾，因而曹家算得上是人丁兴旺。

    《易经》有云：有天地，后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既有夫妇，而后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按照古人的信条来讲，婚姻是一个人生命中的大事，无论男女，结婚最大的功能无非就是繁衍后嗣。

然而作为关系国家政治格局的政要人物，婚姻就绝不是传宗接代这么简单了，而是影响着个人的政治前途，也会影响到个人的政治行为。往大了讲，这事关社稷；往小了说，也事关百姓。比如周幽王为博宠姬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失去了诸侯的信任后被犬戎杀死，结束了西周王朝。

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要人物，曹操的婚姻就更跟政治、外交紧密相关了。所谓政治婚姻，一开始就具有政治目的的色彩，维系婚姻的不是情爱而是利益。在战乱年代，这样的婚姻更比比皆是，强者与强者组成姻亲的关系，在三国这个特殊年代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曹操本就有好几位妻妾，因此儿女自然多如牛毛。统计显示，曹操一生共有二十五个儿子，女儿的数目不详，但据史料可知的就有长女清河公主以及安阳公主、金乡公主、高城公主、曹宪、曹节、曹华等。这么多儿女自然就成为了曹操拉拢下属的重要工具。建安四年张绣向曹操投降，曹操设宴款待了他，并将张绣封为扬武将军。为了进一步拉拢张绣，曹操让自己的儿子曹均迎娶了张绣的女儿，有了女儿的身家性命做保障，张绣就更加卖命地为曹操打仗了，而且屡立奇功。

在政治领域，婚姻最大的作用无外乎彼此笼络、加强联盟，这种联盟可能是实力相当的，也可能是上级对下属的拉拢和恩赐。当时，刘备、孙权等人都与手下的重要臣子结成了姻亲关系。曹操也不例外，在他看来，政治婚姻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权宜之计。比如，他将自己的侄女儿嫁给孙策的外甥，又让自己的儿子曹彰娶了孙策兄长家的千金，这都在于当时的孙策占据了江东地区，而此时曹操正处理地方政务无暇分身，只好主动与孙策联姻来争取时间和机会，不让孙策与其他势力联盟夹攻自己。

既然是权宜之计，必定不会有永久的和谐，因为这种联盟的基础是利益，一旦有更好的利益，或是哪一方先反悔，那么之前的任何一桩婚姻都不能再起到黏合剂的作用。因此，亲家反目、翁婿翻脸的情况再正常不过了。
此前，汉献帝迁都许县，后宫还是有人做主的，那就是伏皇后。然而，伏皇后嫁给刘协的时候，对方才十岁，而今汉献帝长大了，伏皇后却老了。曹操的儿子多，女儿更多，因此将自己的三个女儿全都送到了皇帝的身边。原本汉献帝早就在曹操的控制之下了，早就是曹操手中的一张政治王牌，现在又有了姻亲关系，这无疑又提升了曹氏政治集团的话语权。

    俗话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曹操现在有三个女儿都嫁给了皇帝，皇帝自然就是曹操的半个儿子了。

    但是，还是有人不愿意曹操的女儿嫁给皇帝的。首先就是伏皇后，曹操送女儿进后宫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做一个贵人罢了，而是瞄准了宫中的位置。伏皇后正是看破了这一点，因此写信给自己的父亲伏完，信中假传皇帝的旨意，说皇帝怨恨曹操枉杀曹贵人以及国丈董承，要伏完找机会除掉国贼曹操。

    当时，皇帝说白了就是曹操养的一只小鸟，什么样的密信都无法飞出皇宫。因此，这封密信很快落到了曹操手里，结果可想而知，伏皇后不仅没有杀掉曹操，反而连累了父亲、兄弟，一族百余口人连同自己的两个皇子全部被砍了头。

    伏皇后向皇帝求情：“我真的只能活到这儿了吗？”皇帝却说：“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天呢！”可见，伏皇后写什么诛杀曹操是多么愚蠢的事情。

    事实上，即使没有伏皇后的密信，曹操的女儿做皇后也是必须的，是政治上的需要。后来，女儿曹节做了皇后，这样一来曹操就控制了汉献帝的前朝后宫，牢牢地把汉献帝捏在手心里。

    女儿对于曹操来说更像是一件礼品，婚姻就更像是做生意，曹操想的是能得多少利，而对于儿女的幸福完全不顾，这也许有古代大男子主义的原因。

婚姻就是曹操手里的牌，在大牌王牌打下来之前婚姻这张牌就先去探探路，自然生死都不论，更别谈什么幸福了。女儿曹节虽然嫁给了皇帝，成了皇后，但是因为和曹操的关系得不到汉献帝的信任，又要受到来自父亲的压力，真是生不如死。曹节曾经向母亲抱怨自己的生活痛苦，曹操知道后对她大加斥责，还吩咐再不许向家里抱怨自己的境遇。有这样一位父亲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后来曹操死了，曹丕即位，他杀到皇宫中，向曹节要传国的玉玺，但是曹节大喊道：“上天不会原谅你们的！”然后撞柱而死。

曹操重视外交婚姻，当然更注重外交的对象，他的原则向来就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因此，翁婿反目的事情曹操做了不少，根本不考虑儿女的感受。袁绍死后，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为争夺父亲留下的兵权打得不可开交。为了对付袁尚，袁谭就和曹操合作。而为了笼络对方，曹操立即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袁谭，但是好景不长，袁谭对付完袁尚之后就要曹操的肉了。袁谭根本不是曹操的对手，最后死于非命。那时候，女儿才嫁给袁谭不到半年，很快就成了寡妇。然而政治婚姻哪里顾得上这么多，在曹操眼中，霸业、政治绝对比儿女的幸福重要得多，这也是乱世中女人的命运，尤其是作为一个霸主的儿女，看似含着金钥匙出生，但实际上远不如普通人家的孩童幸福。

    【成功之道】

    利用婚姻，套牢政治

    所谓政治，玩儿的就是手段，读三国就可以发现无数建立在婚姻基础上的联盟。对政治家而言，政治婚姻能带来巨大的好处，因此总有人乐此不疲地这样做。对男人而言，婚姻的确不失为一个向上爬的梯子，一条人生成功的捷径，但是要知道婚姻绝不是儿戏，绝不是谁都能像曹操那样游刃有余，因此需思之再三。

    8.内部团结，成功的秘诀

    从建安元年曹操迁都许昌之后，到建安五年大战爆发之前，可以称作是曹操对官渡之战的“备战期”。在这段时间内，曹操通过战争的方式，先后击败张绣、袁术、吕布、刘备等割据诸侯，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仅靠单纯的军事斗争，是无法将积蓄力量的速度推进到极限的。

    在军事征伐的同时，曹操还大展纵横捭阖之术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壮大己方力量的同时孤立了袁绍。

团结的对象就包括刘备。建安三年，雄踞徐州的吕布攻击此时兵微将寡的、驻守在小沛的刘备。刘备寡不敌众，没等到前来救援的曹操抵达增援，就骑城西逃，投到了曹操帐下。随即，曹操东征大军兵临徐州境界，吕布连战不利，最终退往下邳，凭借这座孤城的泗水天险抵御曹军。鏖战数月后，曹操采用郭嘉、荀攸的建议，掘开绕城而过的泗水、沂水灌城，吕布最终被部将所擒献给曹操，死在了白门楼。

不过曹刘两人的前后境遇确实天差地别：因为曹操的司隶校尉，是凭借二荀、郭嘉、程昱、夏侯诸将等一班文武和二十万铁军雄狮担当的；而刘备这个豫州牧，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正当刘备在京中无所事事时，发生了著名的“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一日，曹操看到树上梅子青青，邀请刘备过府饮宴。为什么偏偏挑中这个在家种菜的刘备？个中原因是值得玩味的。肯定不会是因为苏轼在《记承天寺夜游》中单寻张怀民的原因“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刘备是闲人没错，但曹操可是日理万机，不可能平白无故地邀请刘备喝酒，还“闲聊”“论英雄”这样敏感的话题。

原因应该只有一个，试探刘备的同时恐吓一下。宴席开始，曹操直入“主题”，和刘备谈论方今天下谁是英雄的话题。而当刘备数尽各路诸侯之后，曹操却一个也没有认同，反而说出了“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面对故弄玄虚的人，直言揭穿真相总是最具杀伤力的。曹操这句话，使用的就是这种心理战手段：咱俩都是老中医了，谁也别给谁下这狗皮膏药了；你刘备还不知道吧，你怎么“忽悠”我，我就是怎么“忽悠”袁绍的，对这一套，我太了解了。

曹操的话虽然只说到了这里，可心机丝毫不在他之下的刘备却隐隐读出了这一席话的潜台词：我知道你刘备早晚是我最强劲的对手，现在你是“大汉皇叔”，名气很大，我曹操是不能杀你，但这并不代表我曹操不想杀你！

刘备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原本以为只要“老老实实”，就能在曹操这阎王手中逃出，可谁知道曹操在善于“忽悠”人的同时，在“防忽悠”方面也是高手。老实不了了，那就直接动手吧。怎么动手？刺杀曹操？这“荆轲”刘备是自己来，还是让给关羽、张飞呢？显然不可能。那就只有一条路了，跑吧。正好这时赶上曹操要征讨在淮南骄奢淫逸、民心尽失的“仲氏皇帝”袁术，刘备于是慨然请缨：袁术背叛的是我姓刘的天下，那就由我这个姓刘的去打这个先锋吧。

“冲破铁笼逃虎豹，顿开金锁走蛟龙”，刘备这一去，再也没有回到许昌。刘备的逃走，容易理解；曹操的“不留”，却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明知刘备是个英雄，却怎么不杀掉他，至少控制住他，而让他轻而易举地逃出呢？难道是曹操的脑子短路了？但郭嘉、程昱等人对刘备出征的反对却说明曹操的支持并不太可能是失误，而更可能是有意为之。

曹操的这次纵敌，与这一年许都发生的“衣带诏”事件有关。这是一件发生在许都朝廷内部的反曹事件，车骑将军、国舅董承受汉献帝藏于衣带中的密诏，与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暗杀一手遮天的曹操。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初，密谋被曹操发现，董承等人全部被杀。

这个时间节点，正在许昌的刘备可能也在此次密谋之列。无论刘备是否参与，“衣带诏”事件反映出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连年对外征战，获得无数胜利的曹操集团内部并不是无懈可击的。随着曹操功劳、权势日渐增大，许都内部上至皇帝，下至皇室宗亲、文武百官，有不少人对曹操都是“貌恭而心不服”的。这时的曹操，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内部开展“整风”，清除一切反对者，确立自己绝对的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既有皇叔身份，又有海内名望，同时兼具野心的刘备，就成了许都内部一个极度危险的因素，他可能没有参与“衣带诏”密谋，但随时有可能参与密谋。

这是个麻烦，曹操动了杀机。可是转念一想，却又不能杀。翻开刘备的履历，出身就是“根红苗正”，素有贤德之名，人人仰望，实在抓不到任何把柄。暗杀？那就更天真了，青梅煮酒的故事已经在许都成为“佳话”，这时候刘备如果死了，即便不是你曹操杀的，也是你曹操杀的。况且，曹操一手遮天的“臭名”已经招致了普遍反对，这次要是再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刘备杀掉，曹操也就真成“董卓第二”了。况且大敌袁绍还在，这回“讨曹联军”他还能当盟主。

面对如此棘手的“死局”，曹操最终选择的应对方式叫作“勇气”：给他兵，给他权，让刘备走，纵然他是孙悟空能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也逃不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

刘备走后，曹操轻而易举地清除了以董承为核心的反曹集团。董承连同他的女儿，汉献帝的董贵妃，全部身首异处。当然，曹操对大汉天子还是绝对“够意思”的，他很快找了另一个人填补了董妃的空缺，这个人就是曹操自己的女儿—曹节。这样一来，曹操当上了皇帝的“老丈人”，从人物关系上看，刘氏的朝廷有一半改姓曹了。

搭好台，才能唱大戏。曹操团结刘备就是在搭这个大戏台，而放走刘备只是在唱大戏之前的茶点。曹操要孤立袁绍，发展“统一战线”，刘备这个德高望重的人必不可少，因而曹操选择了“纵虎归山”。他深知：只有整个“统一战线”的团结协作，把每个人的智慧都凝聚起来，互相协作，才能打倒袁绍。

    【成功之道】

    团结就是力量

    人心齐，泰山移。在战场上，一支整肃的队伍是战胜对手的终极武器。而这支队伍，并不是临阵重赏就能刺激出来的，而要靠平时的不懈经营才能打造出来。男人，面对激烈的竞争，总想着到对手身上搞破坏、挖墙脚，这既失之下作，也很难收到关键性的成效。只有不断做大做强自己，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4章官渡风云，英雄立业
    ——从此有了跟天下叫板的资本

    普通人晋升为英雄的道路，就是一路过关斩将的历程。在宦官、黄巾、董卓、吕布、袁术这些势力相继销声匿迹之后，曹操攀爬政治高峰的路上，又跳出了一只更加凶猛的“拦路虎”——袁绍。袁、曹二人是发小，彼此间的熟悉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对手。此时到了一决雌雄的时候了。

    1.揣透对方的心路

    《孙子兵法·谋论》中记载：“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较量，实际上就是心智与心智的较量。高明的军事家运筹于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全在于摸清了对手的心路，找到了对手的软肋，从而达到逢战必胜的目标。

    自建安元年（公元195年）到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袁绍在彼此相安无事的前提下，展开了各自集团的征战。曹操攻灭了吕布、袁术，打败了刘备，降服了张绣，与江东孙策、荆州刘表、西凉马腾结交，占据了司隶、豫州、兖州、徐州等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而袁绍则完成了攻灭北平公孙瓒的作战，占据黄河以北冀、青、幽、并四州，北连乌桓等少数民族部落，势力直抵黄河。是时，中国两个最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曹操和袁绍，在华夏民族的母亲河地域迎头相遇，展开了又一场决定命运的较量。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大战一触即发，曹操开始在黄河以南的要隘官渡修筑壁垒，准备对抗南渡黄河的袁军。就在这一年，张绣听从谋士贾诩的建议，率部归降了曹操；荆州的刘表、江东的孙策，则不约而同地在两大巨头的对决中作壁上观。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初，空气中已经弥漫决战的味道，曹操却忙里偷闲地出征徐州，打败了刚刚叛变的刘备。

此时战争虽然还未正式打响，局势却已经很微妙了。一旦袁绍借此机会，出奇兵渡过黄河，趁许昌空虚一举拿下，那么失去根本的曹操也就再也无力与袁绍进行决战了。但是，曹操、郭嘉等人征讨刘备虽然是兵行险招，却也是看准了才走的。他们已经对袁绍的脾气秉性了如指掌，这家伙是个“长颈鹿”似的统帅，面对许都的空虚，他是不会有足够快的反应的。

说袁绍是“长颈鹿”，这是有足够事实依据的。早在长安李傕、郭汜内乱，汉献帝仓皇东逃的时候，袁绍手下的谋士沮授、田丰等人也曾建议袁绍“抢夺”迎奉天子，号令天下。但袁绍对此竟然犹豫了三年，直到建安三年才提出把天子迁到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城，遭到了早已“得手”的曹操的断然拒绝。

前文提到，袁绍是一个勇于“坚持做自己”的人，这一次他仍旧是一只三思而后行的“长颈鹿”。在曹操进攻徐州刘备时田丰就向他建议乘虚而入，进攻许昌，抄曹操的老窝，却被袁绍以一个奇异的小儿子病了的借口拒绝了，当时就把田丰气了个半死。

如果因此就说袁绍“愚蠢”，倒也是有失公允的。因为面对田丰这么好的建议，袁绍并不是“拒绝”，而是选择“拖延”—他不笨，只是反应有些慢。那么这个绝佳的战机到底什么时候才完全通过了袁绍那“修长的脖子”，到达他的大脑呢？倒也不算太晚，只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也就是曹操出征徐州的二十天后。

既然醒悟了就赶快行动，兵进许昌吧。不行，去不了了，因为这时许昌北部的门户官渡要隘已经有重兵把守了，而军中帅旗还是一个斗大的“曹”字—曹操，已经从徐州得胜归来，想亡羊补牢，这回晚了。漂亮，曹操的这一手玩得实在漂亮，一个漂亮的短平快、时间差，在官渡决战前就给老朋友袁绍上了精彩的一课。

曹操大军“堵”在官渡了，也不能派空降兵去进攻许昌吧。袁绍的犹豫，硬生生地把一场突袭战“憋”成了阵地战，官渡决战就此应运而生，实在是照顾我们这些看官。虽然先失一手，但袁绍仍然有很大的优势。他对此次袁曹对决也做出了正确判断—这将是决定天下命运的决战。基于这个判断，袁绍也就再无保留，拿出了全部宝贝家底，拥兵十余万，进军北岸渡口黎阳，准备南渡黄河，寻曹军主力决战。

知己知彼，就要善于揣摩人心，摸清对方的脉络。与袁绍的声势浩大相比，曹操就比较可怜了。他此时的势力本就不及袁绍，而且在军力对比上，长年东征西讨，能征惯战的军队损耗严重，新征之兵不能胜任这种决战，而袁绍则在公孙瓒败亡后两年间基本没有新的作战；在地理上，袁绍在北方已经与游牧民族建立友好关系，毫无后顾之忧，而反观曹操，则身处四战之地，刘表、孙策等人随时可能向北进击，与袁绍一起把他做成“夹心饼干”。袁绍这次是攥紧了拳头来的，而曹操只能伸开手掌迎战。此种局面下，曹操能够拿到官渡的本钱，着实捉襟见肘。

俗话说，人贵在自知。但是在曹操看来，人不仅要自知，还要他知。正是把握了这一点，在战局中才能够咸鱼翻身。此时，敌强我弱的态势很明显了，在决战之前几乎所有人都看好袁绍。这些人甚至充斥在许昌城内，出现在曹操的幕府之中，这更令大战之前的曹操焦头烂额：在与袁绍动“枪杆子”之前，还得先跟这些人动“嘴皮子”，更重要的是，“嘴皮子”动得好与坏，还直接影响到未来战场上自家“枪杆子”的威力。如何说服许都诸人，同时把整个集团调整到战时状态，还需要费一番脑筋。

    【成功之道】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了解自己的实力固然重要，揣摩对手也同样是一门必修课。兵家的哲学告诉我们，打胜仗就是避实击虚，出其不意，而了解对手的“虚”与“实”就是备战的开始。聪明的男人总是能够扬长避短，用自己最强的打对方最弱的，因此他们能够无往不胜。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了解对手，而了解程度有时需要超越对手。

    2.解决好后顾之忧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绍倾国而来，亲自率领精兵十余万南渡黄河，攻打曹操。而相比袁绍强大的阵容，曹操能拿出手的筹码着实不多，但即便要拿出这些筹码，也要大费一番口舌。

    在许都，抵抗袁绍的军事会议紧急召开。面对汹汹而来的袁绍，相当一部分文武大臣反对针锋相对，认为这一仗无论如何也打不过，还是在没有战败之前另想他法，最好能答应袁绍的一些条件，继续和他保持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

听得这一席话，曹操哭笑不得。谁都知道袁绍这次大军前来是干什么的，他要的条件根本就不是我们给得起的，和他谈判，他的要求恐怕只有一条—无条件投降，恐怕除了这条之外还会有惩办战犯等附加条件，你们这些人投降袁绍用膝盖就可以了，我曹操可得用脑袋啊。再说什么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哪有那个呢？都是我一直在“忽悠”袁绍嘛，现在他已经琢磨过味儿来了，还怎么忽悠呢？

这是实情，可只是大家心知肚明，曹操也不可能公开提出来，作为不得不抵抗袁绍的理由，否则这次征战就成了曹操私人“保命”之战，更不可能有胜算了。

况且反对派言之凿凿，以东汉名臣、谏议大夫孔融为代表，都成了袁绍的义务宣传员，从袁绍本人到田丰、许攸、颜良、文丑等文臣武将，全部吹捧一遍，最后得出结论：不说咱们不想打，而是咱们打不过。

孔融，“建安七子”之首，孔子的嫡系子孙，大文学家。这类人做官总会守定这样一个原则：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这样的人，在与荀彧、郭嘉这种善于“临机应变”的智囊的斗争中总会吃一些亏，只因为他们不够“坏”。孔融的这一番言论虽然语惊四座，但也有明显的漏洞，机敏的荀彧等人马上抓住，反唇相讥—就怕你不说“打不过”。

接着，孔融怎么夸袁绍那些人好，荀彧就怎么把他们贬得一文不值，还做出明确判断：他们的内部早晚会出现分裂。孔融等人一下哑口无言了，荀彧说的确实也是事实，而且我刚才说的是“打不过”，已经有了“右”的倾向，现在人家用铁一样的事实说明了这仗“打得过”，我若是再开口，就完完全全成了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了。

想要做成大事，做事必须彻底，斩草必当除根。当看到孔融吃瘪（被迫屈服）后，得胜的荀彧决定乘胜追击，所幸再烧上一把火：刚才我无情地鄙视了袁绍手下的那些文臣武将，我不是吹捧我们就比他们强多少。

    这场战争的胜负，归根结底是袁绍和我们曹将军的对比，从这点上看我们此战是必胜的。

    用人方面，曹将军唯才是举，不拘小节；袁绍外表宽仁，内心却嫉贤妒能，是个“银样蜡枪头”。

    谋略方面，曹将军随机应变，多谋而且善断；袁绍性情犹疑，反应迟缓，是个“长颈鹿”。

    行军用兵方面，曹将军法令整肃，赏罚分明，我们虽然兵少，但人人誓死效力；袁绍军法废弛，虽然兵多，战斗力却不强，是个“自由派”。

    人品道德方面，曹将军诚心待人，收天下人心；袁绍凭借家世，沽名钓誉，得不到真正有用的人，仅是个“收藏家”。

    今天袁绍和我们曹将军的对决，就好比当年的楚汉争雄。袁绍就是项羽，虽强实弱；曹将军就是高祖（刘邦），虽弱实强。袁曹对决只在此一役，我们只要团结一致，此战必胜！

    听完荀彧这一席话，曹操是相当欣慰。原来当统帅就是这么简单，好像只要做好一件事—把人才选出来，一切就迎刃而解了。我有荀彧先生这样的人才，何愁天下不定！

    “四胜四败”之说力压全场，别说孔融等人暗自叹服，再无一语，连曹操自己想补充两句，也没插上嘴了。

    可之后的情况，说明了一个能够改变我们“世界观”的道路—原来两个意见一致的人，也可以进行“辩论”。

    孔融已经哑口无言，曹操也无话可讲，荀彧这次的“头彩”基本算是拿定了。可场上还是强中自有强中手，郭嘉又站起来了，他申请进行补充发言，这一补充成了一段喧宾夺主的长篇发言。郭嘉用更精到的语言、更有力的旁证、更犀利的论辩，将荀彧的“四胜四败”完整阐述为“十胜十败”，为自己所属的“主战派”阵营又“砸”下了一个沉甸甸的筹码。

    自古成大事者无不具备拿得起放得下的作风，前怕狼，后怕虎，做事总留一个尾巴，最终只会一事无成。

曹操做事从不留尾巴，对于潜在的威胁向来是毫不留情，必定要斩草除根。讨论结果上报皇帝，曹操再一次率领“天子之师”踏上了征途，这一次大军的开拔方向是北，那个他五年以来望尘莫及的方向。

袁绍，我曹操来了。决定天下主宰的时刻到了，这一次，我要战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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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6-26 18:10:13 更:2021-07-13 17: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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