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图说]寻陵绍兴：越国王陵、徐渭墓、兰亭、王守仁墓、大禹陵与宋六陵[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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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图说]寻陵绍兴：越国王陵、徐渭墓、兰亭、王守仁墓、大禹陵与宋六陵[第2页]

作者:1861169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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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白色的房子是徐渭墓中纪念馆的背墙。

    走到背墙之后沿着小路再向北，紧靠着墙沿之下再走几十米高是徐渭墓的陵园门。

    从公元1593年徐渭去世之后，他所长眠的这座家族墓就被多次记载及修缮。

    据清嘉庆年间，钱泳《履园丛话》记载：“文长无后，有墓在木栅乡，将湮没矣！”
    （此话不实，墓的位置是对的，但文长是有后，长子徐枚，潘夫人出；次子徐杜，张夫人出。无后的，应该是文长的两位兄长。）

    按《阮元年谱》，嘉庆九年十二月（公元1805年1月），阮元四十一岁，撰《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同时，陈氏（陈永年）遵阮元属，修徐文长墓。

    在清末之时，于嘉庆年间修复的徐渭墓已经破败。之后，再到那十年的时候，徐渭墓又一次遭到了破坏，原有墓前的一些石制品，如望柱、碑刻、供台等也受到了毁坏。

    1989年，绍兴县文物管理部门在解放乡里木栅村姜婆山（俗称衫树山）东北麓，再次修葺徐渭及其家族墓。为保护该墓地，围墙建园，并辟有碑廊、徐渭纪念馆及接待用房等。之后在1999年、2009年等十年大修之际，徐渭墓也均有维修。

    2006年5月25日，“青藤书屋和徐渭墓”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徐渭墓门头的这尊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文保碑就是在2006年之后所立。而与碑正面相对的路的另一边现在则是一片花圃，是当地人来种苗、育苗使用的花地。我这次去的时候也算是越上花期的末尾，在翠绿的枝叶中还点缀着很多正在盛开的花朵。

    现有的徐渭墓园并不大，占地在3.5亩左右（另有说2300平米）。但这里并不内是葬有徐渭，同时还包括：

    1、徐渭的父亲徐鏓、原配童氏、续配苗氏、妾苗氏（徐渭生母）等4人的合葬墓；

    2、徐渭的大哥徐淮与大嫂杨氏、二哥徐潞和二嫂童氏、徐渭的长子徐枚、次子徐杜等6人的合葬墓；

    3、徐渭及其原配潘氏、续配张氏等3人的合葬墓；

    所以这里共计有三座坟头、埋葬有13人。这是徐渭的家族墓地。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当时还有一位守墓的工作人员，看上去年龄大概在四十来岁左右。他告诉我，其实这里最初并不是徐渭家族的“祖坟”，只是后来徐渭将其父母、兄子的坟茔迁葬而来，之后他又埋葬于此，因此，这里才成为了徐渭家族墓地。

    现在墓园之中，除了三座合葬墓之外，还有一处历代文人瞻仰徐渭墓的碑刻及复制拓片的廊亭、徐渭纪念馆、守墓人门房三处建筑。从位置来看，徐渭墓偏东、近入口，其父母、兄子的合葬墓位于墓园之后的西侧与中间位置。因为墓园修于姜婆山脚下，所以整体来看，墓园为西南高、东北低的态势。

    徐渭的父亲徐鏓[cōng，音同：聪]，曾当过夔[kuí，音同：葵]州府（今重庆市北部）的同知(相当于如今的副市长级别)，官职正五品，因此家里的门规也是森严。徐渭有两个哥哥，都是父亲的原配童氏所生，后来原配去世，父亲续弦苗氏。但是这个苗氏却不育，一直未曾给徐渭的父亲填个一男半女。因此，徐渭的父亲在晚年纳苗氏的婢女为妾，并且老来得子，小妾产下了徐渭。

    都说小老婆生的儿子聪明，也许真应了此说。可惜的是，徐渭的父亲，永远不知道他这个小儿子到底有多么聪明了。

    按《畸谱》，明正德十六年辛巳辛卯丁亥（二月四日）（公元1521年3月12日）甲辰，渭生。五月十五日（6月19日），渭父鍯亡，为渭生之百日。

    所以，这位老父亲并没有看到儿子的成长，在徐渭出生刚刚一百天时，就去世了。

    徐渭10岁的时候，苗氏将他的亲生母亲逐出家门，自己亲自抚养他，14岁的时候，苗母去世了，由于徐文长是庶出，而两个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长二三十岁，所以徐文长在家中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年青时考秀才未取，在给督学官员要求复试的上书中这样说道：“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显得很悲愤。

    好在少年时期的徐渭聪颖好学，10 多岁便仿照西汉学者扬雄的汉赋写下了《释毁》。这篇文章虽然未能留传下来，但史书还是记载了当时引起的轰动——徐渭因此被称为神童，全城人都将他与东汉杨修、唐代刘晏相提并论。

    徐渭的生母苗氏，原本姓氏无考，是作为苗宜人的陪嫁丫头来到徐家，遂从主母姓，后成为徐鏓的小妾。在徐渭10岁的时候，生母苗氏被徐渭的嫡母苗宜人逐出家门，虽然二十九岁那年他得以把生母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怀这件事情。

    现在徐渭墓园最后方中间的一座圆形大墓就是徐渭父亲徐鏓与原配童氏、续配苗氏、妾苗氏（徐渭生母）这4人的合葬墓。

    据《绍兴发现徐渭撰书墓志残石》记载：

    1989年初……于其（徐渭）父母的合葬墓前的泥土中发现了三截墓志残石，经考证，系徐渭撰文并手书。
    三截墓志残石，系用绍兴所产的火山岩凿成。
    石质致密坚实，石面不甚平整，背面加工粗糙，并粘有石灰。
    其中的一截残石长55、宽39厘米，阴刻楷书五行，首行尚存“明徐大夫”四字，字径约10厘米。
    自第二行起字形稍小，字径7厘米左右，可辨的文字有……等18字；
    另二截残石可拼合，长46、宽33厘米。
    阴刻楷书五行，字径与前石相似，可辨的文字有……

    据徐渭墓地附近的老人回忆，这三截墓志残石，原横置于徐渭父母合葬墓的正前方，志石两端穿插在望柱内。由于这里地处偏僻，徐渭墓长期以来知者寥寥，致使墓地荒草萋萋，荆棘丛生。

    “十年动乱”中，徐渭墓遭毁，其父母的合葬墓亦受到了严重破坏，墓碑被砸碎，祭桌移作它用，这三截墓志石正是墓冢被砸后留下的残块。又据现场勘察，找到了穿插志石的望柱。柱头雕饰简朴，颇具明代特色，它也证实了此块石碑所记的可靠性。

    从该碑的放置位置、方式及行文看，此碑应不是墓志，而是墓表。徐渭目前存世书法，多为行草，此篇碑文为正书，实属难得。

    现在，在徐鏓墓的墓冢前壁上，恢复了该供桌、墓表及望柱。复建的墓表，和复建的王阳明墓碑一样，均为兰亭书会会长沈定庵先生题写，全文辑录如下：

    明徐大夫墓

    大夫諱鏓，字克平，喜/竹，故稱‘竹庵主人’。從/祖戎籍，以弘治己酉/雲貴鄉薦，始知巨津/州，至夔州府同知。兹/以萬曆七年九月廿/有六日，再改塟於此，/合以童、苗兩宜人，祔/以季子渭之母苗君，/及其兩婦，曰潘、曰張。/童宜人所出伯子曰/淮，婦楊；仲子曰潞，婦/童。墓去此以步計，祭/可告以合饗。大夫於/予考按察使本瘴蹋/爲姑之姪，曩嘗同事/於雲貴間，甚驩也。及/是，予八十有二矣，渭/以親好中及见大夫/者，止予一人在，題大/夫墓，非予不可，故来/請題。賜進士、兵部/郎中、表姪王畿拜撰，/渭兒謹書。

    己卯初夏，同里後學/沈定庵補書”

    此篇墓表收录于《徐渭集》中，名为《题徐大夫迁墓》，碑文与原碑略有出入，落款则为“表侄龙溪居士王畿”。
    据《畸谱》记载：“五十九岁（明万历七年己卯，公元1579年）……秋，劳韩、吴二贤改葬先考妣两室人……”
    原以为这个时间，就是书碑时间，但碑文中出现的“予八十有二矣”，令人费解。徐渭活了73岁，或为“七十有二”之误？但显然不可能是1579年秋迁墓时所作了。

    在徐渭父母合葬墓的西侧略向北的近前，是徐渭的大哥徐淮及其大嫂杨氏、二哥徐潞及其二嫂童氏、徐渭长子徐枚及次子徐杜6人的合葬墓。

    墓前立碑一通。上书：

    明鹤石山人讳淮徐公暨配杨孺人、府学诸生讳潞徐公暨配童孺人、处士讳枚徐公、处士讳杜徐公之墓。道光十六年十月吉立。

    徐渭的伯兄徐淮和仲兄徐潞，均为徐鏓的原配夫人童宜人所生，两人均无子。钱泳《履园丛话》说“文长无子”，显然是将徐渭和他这里两个哥哥给弄混了。徐渭有两个儿子，长子徐枚，为原配潘夫人生；次子徐杜，为续配张夫人生。

    从现有很多史料中记载，徐渭的次子名为“徐枳”，但在此墓碑上看，徐渭的长子叫徐枚没错，但次子应该叫徐杜，而不是徐枳。但因此墓曾多被被毁、多次重修，现有的墓碑也是清道光年间所立。因此，徐渭第二子名为“枳”、为“杜”已不知以何为准了。

    另外，此处合葬墓也算是一桩奇事，为何徐渭的两个儿子不直其父母共葬或是另辟它地入葬，而是与四位伯父母共葬？

    曾有人猜疑，可能是徐渭见二兄无子，便将己出二子分别过给二兄继嗣，因此在去世之后就将二子与继父母共葬一处。但如果真如此的话，那徐渭岂不是变成为“无后”了？在古代，即使过继继子，也应是在保证自己有后的前提下才会行此之事，未听说过要过继的自己“断子绝孙”之事。

    所以这处合葬墓在封建社会中实在太过反常，其原因因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所以也不知如何解释。

    《徐文长全集·墓志铭》收录徐渭撰《嫡母苗宜人墓志铭》、《伯兄墓志铭》、《仲兄墓志铭》、《亡妻潘墓志铭》、《自为墓志铭》等5篇墓志铭文。

    按徐渭所著的《畸谱》记载：嘉靖三年甲申（公元1524年），徐渭4岁时，其大嫂杨氏死。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公元1545年），徐渭25岁时。三月八日之巳，枚儿生。是年，兄淮卒。冬，有毛氏迁屋之变，赀悉空。

    后徐渭追作《伯兄墓志铭》，全文辑录如下：

    “兄諱淮，字文東，號鶴石山人，渭之父之長男，先嫡母童宜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滇蜀，兄俱隨；父歸，兄則爲客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秦、晉、閩、桂林而已。喜蹴踘燒丹，又喜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券，人往往負之，亦不改；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渭少依繼母苗宜人，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己子。時或以兄無子，令改卜先人塟，地師曰：‘是利末支。’兄曰：‘令弟有子足矣。’然兄終無子。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於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遊名山嶽，庶幾一遇神仙焉，而卒不得。其客遊則多在湖州，間所更嘗廣破舟瞿塘峽中得不死；每涉錢塘過楊子呂梁，值風怒，人失色祈神鬼，兄曰：‘溝耳’，人相傳以爲笑。然性古直，不逆詐，沈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眞可托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生宏治某年月日，死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溝知縣零陵蔣先生，鑄鼎嵇山中，蔣一往東陽，及再來而哭兄於寢矣。以某年月日塟父母側，合嫂楊。銘曰：
    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
    其魄雖塟於此，其魂氣則無不之。”

    按徐渭所著的《畸谱》记载：嘉靖二十年辛丑（公元1541年），徐渭在21岁时的夏六月，徐渭结婚。但也正是在此时间，得知其二兄徐潞去世。

    后徐渭追作《仲兄墓志铭》，全文辑录如下：

    “兄諱潞，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仕滇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貴州龍里衛戎籍鄉舉，而隨父官滇時，嘗記姓名於衛學。於是一旦挈嫂氏往，入衛學考輒第一；衛諸生忌之，相鼓告詐冒，其後場中文已中選，拆糊名，竟以是避忌落榜。後三年，丁繼母苗宜人憂，迄庚子，復得應試。而布政使識提調者，故紹興知府洪公也，素忘分，日與兄銜杯心注焉。而兄竟以痢舁歸衛，迨唱名入諸生，驚問徐生安在？令卒遍號之城中，而兄竟以是病死，死年纔四十。於乎！兄亦勤矣！兄在家煦煦一公子耳，乃因困發憤，舍其貲走萬里道，與僮僕食糲衣矗，入洞箐穴虎處，取穀息於蠻子；而嫂則自釀酒，漉菽爲腐，或爲人縫刺以自給。於乎！兄亦勤矣！兄性聰明純厚，善諧俗，其去之衛學益進，都御史陳公討叛土官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立簪花袒絳繒，給筆壘札。其後稍爲古詩文，而衛固少文，故自撫按大吏以下，至百戶軍人家，靡不敬藉兄；然俗獷悍，少焉輒忘其好，或拳歇，而吾宗人爲甚。兄生宏治某年月日，去家若干年，死時嫂童氏火之，拾其骨以歸塟父旁。無子。始兄將去，筮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爲驗。銘曰：
    父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
    同所行，異所止，命也夫！”
    （袁中郎評：誌似悲蹙，合銘讀之，知其情之傷！）

    在一进墓园左近的东侧，就是徐渭及其发妻潘氏、继妻张氏的合葬墓。

    20岁前的徐渭饱尝了生活中的一连串打击。孤苦伶仃的他，只好在2１岁的时候，入赘到了附近一户看上他才华的潘姓人家，去做上门女婿。

    在此期间，徐渭协助在官场微末小吏的岳父，为其打理公文政务，同时为乡试考试做准备。正是这样的经历，让徐渭得知了官场的规则及规则背后的那一条条见不得光的脉络，徐渭同时熟悉了浙粤两地的风土人情、地形地势，为他今后彰显他的军事才能做了铺垫。

    徐渭二十五岁的那年，家里仅剩下的财产被当地的恶霸豪绅抢占。

    第二年，妻子潘氏也病逝，离他而去。

    潘氏去世后，儿子被留在了潘家抚养。净身出户的他，后来迎回了被逐出家门多年的生母来奉养，因为要照顾母亲和内务，他便买了一名胡姓女子为妾。

    但胡氏与徐母遭遇了世界上最大的难题——婆媳关系，而且两人水火不容，关系相当恶劣。迫不得已，徐文长便将胡氏转手卖掉，独自奉养母亲。

    后来，人到中年的鳏夫徐文长，经人介绍，相亲杭州一严姓女子，但他没有看上人家。据说是嫌弃人家目光呆傻，没有伶俐气。但就这一面之见，却令徐渭心生愧疚。

    因为严家住在海边，在一次倭寇侵犯中，严父被杀，此女被掳掠，但不甘受辱的她奋力挣脱，投水自尽。闻此消息，徐渭心生愧疚，感慨良久，为其做《严烈女传》，以褒扬其精神。

    徐渭博才，倭寇入侵家乡，他一代文人骚客，手无缚鸡之力，只能出谋划策。徐渭先后在柯亭、皋埠、龛山等地为明军充当智囊。此一举，显示出了徐渭不可多得的军事才能，同样他也得到了浙江巡抚胡宗宪的关注。

    胡宗宪仰慕徐渭的才能，想要把他招做幕僚。为此，胡宗宪出聘金给已经41岁的徐文长娶了个妻子张氏，成了个家。据说张氏容颜美丽，颇有个性，他给老徐生了第二个儿子，徐杜（枳），才子漂泊半生的身心，终于有了安稳的归处。

    公元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徐阶担任内阁首辅，为了清除严党势力。胡宗宪受到了弹劾被逮捕入京。徐渭更是心灰意冷自此离开了总督府。

    胡宗宪因为抗倭有功被免除处分，怎奈朝中人容不下一个胡宗宪。三年后，胡宗宪再度遭受牢狱之苦，这一次胡宗宪没有那么幸运，他惨死在了狱中。

    作为胡宗宪军师的徐渭同时也被打上了同党的标签。看惯了明代官场的阴暗，自己才华横溢，却屡不中第。胡宗宪抵御外敌却被一帮庸夫之臣害死，徐渭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就此得了“癫狂症”。

    “癫狂症”让他时而清醒，时而妄想，时而臆测，时而迫害，终于有一天，他和妻子发生了争吵后离家出走。半夜回来，见妻子与“一男人”睡在一起，怒从心头起的他，于是，“甩缶击之”正中头部，妻子死了，他被抓入狱。

    但事实却是，妻子担心天变冷了，他回来后找不到衣服，就找出了他的旧棉袄，放在身边。唉，臆想癫狂害死人啊！九次自杀而不得死的徐文长，因失手杀妻而坐牢了。

    七年后，惜其才华的朋友和同僚，上下联手，又恰逢大赦，终于将他营救出狱。此时，他已年过半百，除了依然傍身的才华外，他一无所有，长子多年失去联系，二儿子恨其杀了母亲不理他，回想半身遭遇，落魄不堪的徐文长感慨丛生，老泪纵横。

    徐渭墓，墓不高，呈坐西南朝东北之势，呈方形，墓圈以4层条石砌筑，面阔3米，高1.3米，素土封顶。下面用青石垒起是为保护封土不致散失。原墓毁于万恶的“文革”时期，形制已不可考。现墓前所立墓碑是1989年重修徐渭墓时所建，上书明徐文长先生墓，落款沙孟海题。

    墓显得古朴而简单，正如徐渭其人，潦倒一生而名垂千古。墓周为是青树环绕。

    我从网上找资料的时候，找到一张图片上标有“兰亭书会”的照片。看照片之上，徐渭墓还是极为破败，旁边荒草丛生，由于年深日久，墓周已经被各类高大的灌木遮挡的严严实实。但从照片上碑文来看，应该是于1989年重修之后拍摄的。对比现在徐渭墓的风貌，绍兴政府对于徐渭墓的保护还是很尽心的。

    徐渭漂泊与悲惨的人生让其对身后之事也看得很淡，既然成为了“狂人”那么就应该有个“狂人”的样子。

    按《畸谱》记载，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公元1565年），徐渭45岁之时，当时已经离开胡宗宪的身边重新成为了一介浮萍之人，对于个人的未来与未竟的抗倭之业都充满了迷茫与失望。约在六月间，作《自为墓志铭》，虽然现在没有镌刻在徐渭墓之上，但遗留下来的记录中，也能够看到徐渭在当时的心境：

    山阴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久之，人稍许之，然文与道终两无得也。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禓似玩，人多病之，然傲与玩，亦终两不得其情也。

    生九岁，已能为干禄文字，旷弃者十馀年，及悔学，又志迂阔，务博综，取经史诸家，虽琐至稗小，妄意穷及，每一思废寝食，览则图谱满席间。故今齿垂四十五矣，藉于学宫者二十有六年，食于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人且争笑之。而己不为动，洋洋居穷巷，僦数椽储瓶粟者十年。一旦为少保胡公;罗致幕府，典文章，数赴而数辞，投笔出门。使折简以招，卧不起，人争愚而危之，而己深以为安。其后公愈折节，等布衣，留者盖两期，赠金以数百计，食鱼而居庐，人争荣机而安之，而己深以为危，至是，忽自觅死。人谓渭文士，且操洁，可无死。不知古文士以人幕操洁而死者众矣，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故其死也，亲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无以葬，独馀收数千卷，浮磬二，研剑图画数，其所著诗若文若干篇而已。剑画先托市于乡人某，遗命促之以资葬，著稿先为友人某持去。

    渭尝曰:余读旁书，自谓别有得于《首楞严》、《庄周》、《列御寇》若《黄帝素问》诸编倘假以岁月，更用绎?，当尽斥诸注者缪戾，摽其旨以示后人。而于《素问》一书，尤自信而深奇。将以比岁昏子妇，遂以母养付之，得尽游名山，起僵仆，逃外物，而今已矣。渭有过不肯掩，有不知耻以为知，斯言盖不妄者。

    初字文清，改文长。生正德辛巳二月四日，夔州府同知讳鏓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养于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于伯兄讳淮者六年。为嘉靖庚子，始籍于学。试于乡，蹶。赘于潘，妇翁薄也，地属广阳江。随之客岭外者二年。归又二年，夏，伯兄死;冬，讼失其死业。又一年冬，潘死。年秋，出僦居，始立学。又十年冬，客于幕，凡五年罢。又四年而死，为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潘出，曰枚;继出，曰杜，才四岁。其祖系散见先公大人志中，不书。葬之所，为山阴木栅，其日月不知也，亦不书。

    铭曰:杼全婴，疾完亮，可以无死，死伤谅。兢系固，允收邕，可以无生，生何凭。畏溺而投早嗤渭，即髡而刺迟怜融。孔微服，箕佯狂。三复《蒸民》，愧彼"既明"。

    徐渭终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享年七十二岁。著有《南词叙录》、杂剧《四声猿》及文集。

    明清两代，出现过不少多才多艺的文人。不过像徐文长那样，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在军事上运筹帷幄，给当世及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却也颇为难得。他能谋善断，几乎一己之力尽破多年的倭寇之患，晚年悉心培养出李如松这位名将，建立不朽功勋。他的诗，袁中郎（即袁宏道）尊之为“明代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至于绘画，他更是我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突出的人物之一。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遭遇坎坷，晚年悲苦凄凉，形影相吊，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他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他的泼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色彩绚烂，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

    因此，数百年来，很多文人墨客如果有机会都至此来凭吊徐渭，也在徐渭墓前留下了众多的墨宝。不过现在徐渭墓西北角位置保存的一些碑刻与拓片，有一些是复制品，原版在博物馆中。另一些则是历史过程中部分文人对徐渭的称赞与徐渭的书法复制品。

    徐渭是一个书法家，他超越了时代，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新的高峰。陶望龄曾说过其书法“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袁宏道则称：“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徐渭集四-附录》《徐文长传》）

    徐渭书法和书法观的产生，是与明中、晚期整个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巨大变迁相吻合的。徐渭书法也是从吴门书派主张唐法的反叛中出发，继而吸取北宋苏、黄、米追求艺术个性化的积极因素中走来。

    在徐渭墓园的东南侧，有一幢徐渭纪念馆。

    这里原本有一尊徐渭的塑像以及部分徐渭的书画复制作品。在这个曲径通幽之处，三转两转石子路尽头的纪念馆可能也是因为参观的人少，所以日常都不开门迎客。，不过我两次去两次都没开，只是在门缝中窥到一点斑驳。

    除了这几座墓园主的主体建筑之外，墓园被修整得如同一处小型的江南园林，在幽静中也带有一点点典雅。也许这正是徐渭一生所追求的结果：纵有天地之大，然无立身处；身具绝世才华，却空有施展之地。

    数百年之后，虽然徐渭的这块家族墓地也经历了种种磨难与历史的沧桑。但当我这次在小雨中漫步而来，那种徐渭的“狂”与“悖”都已经在这处密林中烟消云散了，留下的只有石路上淡淡的青苔与林中草木散发的幽香。

    两次前来每次都赶上雨天，不过在阴雨之中来到人家的墓前也算是凭悼的氛围体验吧。第一次进门时还碰到了墓园的守门人，第二次只见门开却未见人影，所以都是一个人在此地，其它游客也未见一个。不过也好，这种让人感怀之地也不适合那种人多嘈杂或是为显学识而向他人朗朗而谈者，静静的来，静静的去，有所思有所感而心中有念即可......

    [图说]寻陵绍兴－－[三] 兰亭，中国书法艺术中那处朝阳跃升之地

    兰亭与印山越国王陵、徐渭墓之间仅仅相距2公里远，如果从交通位置来讲，应该是先到兰亭景区，而且才会转入乡道前往印山。

    兰亭位于绍兴市西南十四公里处的兰渚山下。这一带 “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因为东晋年间，大书法家王羲之曾寄居于当时的会稽郡山阴县（今天的绍兴）并在永和九年（353 年）邀请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晋朝顶级军政高官在兰亭举行了曲水流觞的盛会。酣畅之余，王羲之挥毫醉书被后人誉为 “天下第一行书” 的《兰亭集序》，从此被尊为 “书圣”，兰亭也因此成为书法圣地。

    所以，“兰亭”二字不仅仅是一个地名，随着那一场盛会以及《兰亭集序》的诞生而变成了一个文化与事件的代名词。千百年来，无数文人与书法爱好者、王羲之的迷弟们一次又一次到此“朝圣”，使得兰亭在中国文化史与中国书法史上都成为了浓重的一笔。

    兰亭，这个名字的由来据相传春秋时越王勾践曾在此植兰，汉时设驿亭，故名兰亭。但来到这里可千万别找什么“亭子”，以为那是一个古风古韵的古建筑。“亭”在汉时是一个地区的基础行政单位。

    早在先秦时期关于行政辖区的划分就有“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记载，这里的“里”、“亭”、“乡”都是行政划分的名词。“乡”这个行政单位在今天我们依然沿用，而“里”与“亭”则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但如果我们读过史书，也经常看正史的古装电视剧则可以看到，其中“里”与“亭”是最为基础的行政单位，如同我们今天说的“街道”。

    不过“里”与“亭”也有相应的区别，“里”一般指的是城镇或近城郊区域，而“亭”则是郊区、农村。想当年，汉高祖刘邦在未发达之前，在秦朝当的官就是“泗水亭长”，而大名顶顶的关羽被曹操所册封的侯位也是“汉寿亭侯”，侯爵里最低的一等，因为食邑的面积只有一“亭”之地嘛。

    因此，“兰亭”这个名字约等于“杨树屯”、“海子营”、“柳庄”......

    不过，于今天而言，上千年来朝代更替，当初那个王羲之举行雅集之会的“兰亭”真正的位置在哪里，直到今天尽管有很多专家学者考评，但争论依然无法变为确认。就连500年前明嘉靖年间时任郡守的沈启在重建兰亭之时都不知实地所在，因此只得将宋时所建的兰亭遗址－－天章寺迁移到现今所在之地，依据文化传说做了一定的复建。

    兰亭在明末清初期间几经兴废。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康熙御笔《兰亭集序》勒石，上覆以亭。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知府宋骏业主持重修。清嘉庆三年（1718 年），知县伍士备偕绅士吴寿昌、茹棻等筹资重修兰亭、曲水流觞处、右军祠等。并依据自我勘考的资料，认为旧兰亭址在东北隅土名石壁下，但当时已垦为农田，于是将垦为农田的旧址重新纳入兰亭。

    500年来，明时修建的兰亭几经劫难，尤其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一劫最为动魄惊心。之后，改开的八十年代，绍兴政府重新修缮并建成现在这样的一座园林式旅游景区。

    与其他大城市中的名园的宏大、奢华、考究不同，这园林规模不大，有着浓浓的乡间小墅的气息。走进园内，四周浅溪淙淙，幽静简朴。景区从买票的旅游中心出来就是一段曲折但不婉转的石子路，而尽头则算是景区正门的一座竹排青瓦门。

    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那是个春天。三月三这天也被俗称上巳节。上巳，原本指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

    早在先秦时，每到这一天，人们都会临水洗濯、修禊消灾。《诗经·溱洧》描写的就是上巳日，郑国的青年男女在溱（zhēn）、洧（wěi）河畔祈福游春、嬉戏调情的情形，“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

    到了汉代，王侯公卿、富商巨贾也参与其中，尤其是在滨江的大城市里，盛况空前，如在洛阳，“王侯公主, 暨乎富商, 用事伊雒, 帷幔玄黄”（杜笃《祓楔赋》）；又如在南阳，“朱帷连网，曜野映云。男女姣服，骆驿缤纷”（张衡《南都赋》）。人们呼朋引伴，临水而宴，美酒佳肴，觥筹交错，尤其是文人们的加入，曲水流觞的，赋诗断章，雅致非凡。

    这一风气，历代不衰。唐开元年间的三月三，玄宗在曲江（今西安市曲江）赐宴百官，大诗人王维躬逢其会，他在《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中写道: “万乘亲斋祭, 千官喜豫游。奉迎以上苑, 袯禊向中流。”杜甫在《丽人行》中也说“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丽人。”清康熙四年（1665），文坛领袖冒辟疆和王士禛参与的水绘园（江苏省如皋市）修禊雅集，吟诗作赋，“篇什之富，兴趣之豪，主宾之美”令时人艳羡。

    中国古人的各类节日极为丰富，一部分是从上古或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礼节日，还有一部分是佛道宗教在传播中纪念性的节日。它们经过不同时期文人与政府的引导，形成了一个个极具特色的文化表现。

    从正月开始，一年到头，每个月少则一个，多则数个节日纷纷到来，至今我们耳熟能详就有：

    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龙抬头、社日节（农历二月初二）；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寒食节（冬至后的105或106天，后来公历4月5日的清明节合二为一了）；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七夕节（农历七月初七）；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下元节（农历十月十五）；冬至节（公历12月21~23日）；除夕（农历十二月廿九或三十）等等。

    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主题，而大家在这些或是缅怀、或是纪念、或是欢庆的主题之下，更多的还是种种以聚会为结果的大小Party。

    因此，因为各个节日聚会而产生的文化活动以及在节日中创作的诗词歌赋更是比比皆是，很多已经成为经典，为我们今天所乐道。

    《越绝书》云：“句践种兰渚山”，可见山因渚名，渚以兰名。渚既称“兰渚”，山也随之称“兰渚山”。

    兰，在上古为爱情之信物，前所引用的《郑风·溱淆》中就写到：“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其中的“蕑”指的就是“兰”。在千古名篇《离骚》中有云：“纫秋兰以为佩”，这种沼生、芳香之兰，可以折取作为衣饰。而在屈原的另一名篇《楚辞》中其辞曰：“既滋兰兮九畹，又树蕙兮百亩。”这也是蕙兰名字的起始。

    从竹门进入之后，路径两侧的土地上不仅有高大的竹林，同时在路的两侧还种有大量的蕙兰。这种蕙兰被称为“绍兴兰花”，是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的特产，2015年11月05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批准对“绍兴兰花”实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也正因为此处种植了如此之多的兰花，所以这个小园子也被称为“兰苑”。如果在花期之时经过兰苑，那么一定是一路走来，兰香漫漫。

    路边那一丛一丛青草的外边就是“绍兴兰花”

    沿着这条石径前行，穿过竹林，就到了兰亭景区的第一个景点：鹅池

    在石径的右侧一潭池水清碧，因有王羲之爱鹅、养鹅、书鹅的传说，因此在今天的鹅池之中放养着数只雄健的白鹅，也算是为了衬托左侧的碑亭吧。

    "鹅池碑亭"，碑上大书"鹅池"二字，相传"鹅"字是王羲之所写，"池"字是王献之所写，所以该碑又被为"父子碑"。字也许是当年有心之人从王羲之及王献之存世的书贴中寻找而来，但此亭中之碑却系清同治年间所建。

    白鹅戏水与池边所立的“鹅池”碑共同组成了一曲中国书法中独有的意境之美。

    我对王羲之的认知，是从两个点开始的。

    第一个点：

    我记得在小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串《笔中情》其中不仅有“唐僧”迟重瑞，更有“小白龙”王伯昭。不过，我记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还比较小，记忆最深刻的不是男主角，而是由当年的大美女赵静主演的女主角。说句不确切点儿的话：她基本上满足了我少年时期对未来“老婆”的所有幻想。

    好了，那些青春萌动就不多说了。片中虽是以虚构人物为主角，但却是以东晋时期王羲之的故事为背景，通过对东晋时期服饰以及片中流露而出的风格，使一篇原本讲述爱情与追求的电影反而成为了一部对书法真谛解读的宣传片。

    第二个点：

    我比较喜欢历史，所以有时也喜欢YY，因此一些历史题材类的穿越小说就是平时没事干的解闲工具。在从多我所看过的穿越类历史小说中，一部由笔名为“贼道三痴”所写就的《上品寒士》让我三月不知肉味。

    其中写就东晋时期门阀与清贵，虽然王羲之、谢安等人物仅作为陪衬，但作者对东晋时期的人物风流对书法、对社会、对人生、对情感的细细讲述依然让我至今回味无穷。在此书中，也正是因为作者对东晋时期以及前朝书法的解读，让我对早期的书法艺术表现有了一定的认知。这部小说，我看了5遍以上。

    可惜的是，作者“贼道三痴”已于2015年去世......

    关于王羲之的各种传说与在书法上的成就，我在这里就不一一描述了，总之，中国两千年的书法艺术史，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

    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第二次让王羲之成为世间书圣则是在唐。

    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法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

    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

    永和十一年（355年），书圣王羲之辞官，隐居于剡县金庭（今浙江省嵊州市金庭镇）。东晋升平五年（361年），王羲之谢世，后葬于故居不远处瀑布山南麓，子孙筑室为庐守墓。

    王羲之于金庭观的墓园

    对王羲之书法的热爱，从东晋年间开始，上千年来为所有封建统治者所珍爱，因此对于曾写下千古名篇《兰亭集序》的兰亭，也成为了那些爱展示文采的皇帝们钟情之地。

    过了“鹅池”之后就来了名列中国四大名亭之一的“兰亭碑亭”。它即是兰亭景区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兰亭之宝。

    碑亭建于清康熙年间，碑上的“兰亭”两字，为康熙皇帝御笔所书。

    但在六七十年代那个众所周知的文化浩劫里，兰亭碑被打了鸡血的青年小将们砸成四块，并丢弃到一旁的水池之中，当他们放下大锤、高呼胜利之时，一段承载历史与民族文化的丰碑也随之消失了。

    1980年代，在重修兰亭之时，当时的复修人员经过反复寻找，在当年已经淤积的池底发现了当年被毁坏的三片碑体，但中间界于“兰”尾“亭”头的一块却永远找不到了。在复建之后，为了保持原有书法与历史遗迹的原貌，因此，不得不在缺失的部位用水泥补齐，但其上原有的字体并未恢复。蜿蜒的裂痕与残破的碑体如同一处恐怖的疤痕让我们警示、反思。

    今天，这块石碑因为是帝王所书写，所以来这里旅游的许多民众为了粘粘帝王的福气，都喜欢用手去摸一摸这块残碑，所以碑身已被摸的非常光滑，由此，这块碑又称为“君民碑”。

    在我之前找西安帝陵资料之时，曾下载过一部由日本人常盘大定及关野贞在1941年时合著出版的《zhina文化史迹》。当年这两位日本文化界人士在1930年代曾在中国很多地区进行过文化及史迹的考查，并留下了大量的影像资料。

    在其中浙江卷之中，我发现了其中他们在兰亭时所拍摄的两页内容，其中一页之上有两张照片，记录的就是1930年代之时兰亭正门及康熙御书“兰亭”的影像。

    此时的兰亭碑我们可以看是完好的，在现今已经残缺的“兰”尾“亭”头之处，原有的笔画历历在目。他们当年所摄的这两种建筑今天只残留了碑亭这一处，原有的兰亭大门已经消失不在，而这两张照片至少可以让今人看到它们曾经的模样，也算是历史遗憾中的一点点慰藉吧。

    永和九年，农历的三月初三。

    王羲之召集身在会稽的东晋名士们在“上巳节”此日汇于兰亭。

    据《世说新语·临河序》记载，参加这次聚会的有42人，除了王羲之及王氏子弟外，江左的名门高士如谢安、孙绰、郄昙等都赫然在列。

    大家临水而坐，谈天说地。仆役在小溪的上游将斟满美酒的羽觞（一种盛酒器）轻轻的放入溪水之中，羽觞随着水流缓缓而随意的漂漾，如果它停滞到谁的面前谁就需要即兴赋诗，赋诗不成则当场罚酒以作助兴。而这种在文人之中结合环境与文采的游戏就被后人称之为"曲水流觞"。

    下图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君幸酒"羽觞，因其在椭圆形杯身两侧各有一形似翅膀的杯耳，所以羽觞也被俗称为：耳杯

    这种羽觞的形制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之时起即有此种造型的饮具。它一般以木质或木制漆器的形式出现，少量以青铜制作。因为其下缘为弧形且没有圈足，无法独自平衡的放置在桌面上，所以在使用的时候需要随斟随饮且还要一饮而尽才行。另外，它的规格也比今天的酒杯要大很多，所以在别人斟酒以及自己饮酒的时候，需要双手扶托两侧的杯耳，用双手一起托起饮用。

    因此，从上文所述的规格、形态及使用限制，就使得用羽觞来饮酒对饮用人身体的姿态、盛及饮的过程都要有一定的控制力，如果过为豪放那么必然导致撒漏、沾湿衣服等不雅事情发生。所以，羽觞一直都是一种代表阶级与身份的饮用具。

    因而，虽然羽觞在中国历史上传承了上千年，到唐宋之后，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高度酒酿造工艺的提升这种过于形式化与太过规矩的饮酒用具也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手可以掌握的饮酒具，阶层高的可以用各种稀有瓷器制作小型酒杯，而大众之人而简而化之的以碗来代替，这也才有了梁山好汉“三碗不过岗”中发生的故事。

    就在兰亭碑的北侧，有一条弯弯曲曲、缓缓流淌而过的小溪。这条形似“之”字形的曲水中间有一块木化石，上面刻着"曲水流觞"四字。

    毫无疑问，这里参照的正是那个非常著名的典故“兰亭雅集”而修建的。

    虽然今天我们只是复建了这样一条代表历史典故与文化传说的实景，其真实发生之地已经不可考，但这条潺潺流过的水流依然让我们能够怀想起千年之前那一场盛宴。

    如果我们将时间倒转千年，你会看到就在如同这样一个场景之中四处人声鼎沸，淡话声、对侃声、和赋声此起彼伏，除了42位宾主，更有多达数百人的仆役、侍者穿插其中，好一个风流盛景............

    千百年后今天，这一汪清水依在，物不是人也已非。

至今，每年的三月三之日，依然会有很多文学与书法爱好者来到此处，将自己装扮成先人的模样，一项集体的cosplay活动并乐在其中，先不说是不是东施效颦，至少也可以说当年那是真性情，而今只留假规矩。

    回忆永和九年那42位官人士子在兰亭聚会。

    活动中共有11个人各成诗两首，15个人各成诗1首，16个人因没有作出诗而罚了酒，总共成诗37首，而大家将所赋之诗汇集成册称之为《兰亭集》。连当时年仅10岁的王献之也被罚了酒，后人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来调侃：“却笑乌衣王大令，兰亭会上竟无诗。”

    王羲之作为主人、Party的召集人，在一干人众的吆喝、起哄之下，估计还少不了恭维、马屁声之中邀请书法精湛的王羲之为此诗集留下序言。兴致必定盎然，加上酒正酣，身心俱极佳有如神助的王羲之，展开蚕茧纸，提起老鼠须笔，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兰亭序》——这便是"天下第一行书"的问世。

    因事先没有草稿，等到酒醒心绪平静后，王羲之发现行文尚有一些细微瑕疵，比如遗漏乃至错别字等，试图重新"誊写"一幅正式的，但当时的热烈氛围不再，即使重写了百十遍，无论如何再也写不出"草稿"的神韵了，懊恼之下，只能在原稿上补上字或者做些细小涂抹改动。所以在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诸多摹本上均有涂涂点点痕迹，也是正那个时刻对王羲之的完美复刻。

    《兰亭集序》正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译文：

    永和九年，时在癸丑之年，三月上旬，我们会集在会稽郡山阴城的兰亭，为了做禊事。众多贤才都汇聚到这里，年龄大的小的都聚集在这里。兰亭这个地方有高峻的山峰，茂盛的树林，高高的竹子。又有清澈湍急的溪流，辉映环绕在亭子的四周，我们引溪水作为流觞的曲水，排列坐在曲水旁边，虽然没有演奏音乐的盛况，但喝点酒，作点诗，也足够来畅快叙述幽深内藏的感情了。

    这一天，天气晴朗，和风温暖，仰首观览到宇宙的浩大，俯看观察大地上众多的万物，用来舒展眼力，开阔胸怀，足够来极尽视听的欢娱，实在很快乐。

    人与人相互交往，很快便度过一生。有的人从自己的情趣思想中取出一些东西，在室内（跟朋友）面对面地交谈；有的人通过寄情于自己精神情怀所寄托的事物，在形体之外,不受任何约束地放纵地生活。虽然各有各的爱好，安静与躁动各不相同，但当他们对所接触的事物感到高兴时，一时感到自得，感到高兴和满足，竟然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等到对得到或喜爱的东西已经厌倦，感情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感慨随之产生。过去所喜欢的东西，转瞬间，已经成为旧迹，尚且不能不因为它引发心中的感触，况且寿命长短，听凭造化，最后归结于消灭。古人说：“死生毕竟是件大事啊。”怎么能不让人悲痛呢？

    每当看到前人所发感慨的原因，其缘由像一张符契那样相和，总难免要在读前人文章时叹息哀伤，不能明白于心。本来知道把生死等同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把长寿和短命等同起来的说法是妄造的。后人看待今人，也就像今人看待前人，可悲呀。

    这篇《兰亭集序》在王家传承百年之后，至唐初，最终为太宗所得，收为宫廷所有。

    《萧翼赚兰亭图》

    王羲之的一时有感之作，不仅仅体现在书法的优美与艺术表现之力，同时也因其所思所想而写就的文字本身。

    钱钟书先生曾说：“目光放远，万事皆悲。”不管是绿树掩映的群山，还是修长挺拔的翠竹，不管是宇宙之大，还是万物之丰，眼前的千般胜景却抵不住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友朋相聚，曲水流觞，只不过是短暂的欢愉。英雄盛世，荣华富贵，俯仰之间就成了过往。庄子说的“一死生”“齐彭殇”都是虚诞妄作，生和死、长寿与短命，怎么能够等量齐观呢？千年词客心, 万古凭栏意，古今一律。

    王羲之从一次雅集上升到对人生世事的思考，由事及理的观察体悟，由乐到痛再到悲的情感变化，赋予了《兰亭集序》高于时文的品格。所以，对比兰亭雅集和西晋石崇的金谷园会，《兰亭集序》和《金谷诗序》，前者全没有那种奢侈豪阔、堆砌雕凿的世俗之气，高下立判，无怪乎苏东坡在《右军斫脍图》题跋中说：“季伦（石崇）之于逸少（王羲之）, 如鸱鸢之于鸿鹄。”

    在随后的岁月之中，因为有南梁武帝对王字的推崇，大多数的的王书真本基本都被收入皇宫之中。这即是王羲之书法的幸运，也更是其不幸的开始。

    说其幸运，是因为最高统治者的喜爱，最终形成王书在社会及文化范围内的推广，最终让王羲之成为中国书法的第一人。

    说其不幸，则是一旦改朝换代，兵刃相残，生灵涂炭，生命都无法顾及，何况内府那些书法。所以，太平盛世被搜集在一起的王书，待到改朝换代之际，也容易被集中销毁，聚敛得愈多，销毁得愈惨。

    历史上第一次集中销毁王字，是在东晋末年。

    当时桓温之子桓玄操纵朝政，篡权做了几天皇帝，即狼狈下台，仓皇逃命之际，把携带的二王书法都投进长江。背后的阴暗心理是：我得不到的你们也别想得到。

    至南朝的梁元帝的时期。

    因梁武帝搜集王字相当有收获，得到二王书迹七十八帙七百六十卷。这批真迹幸运地躲过了“侯景之乱”，但在544年，西魏军围住江陵，梁元帝见大势已去，出门投降前，放了一把火，把梁朝积攒了五十年的王字，连同图书十四万卷全都烧毁了。

    而到了唐太宗时期。

    唐朝时能搜集到的王字已经不如梁朝了。唐太宗生前喜欢王羲之，死后也没放过他。据说李世民死前再三叮嘱高宗，要将《兰亭序》陪葬。可是五代的温韬盗开昭陵后，列出的盗宝名单上根本没有《兰亭序》。到底是《兰亭序》藏得太隐蔽，温韬没发现，还是高宗根本没有按照太宗的意思做，我们已不得而知，《兰亭序》的失踪之谜也成了书法史上最大的悬案。

    北宋初年，宋太宗敕刻《淳化阁帖》，所收王字，连真带假一块统计也不过一百六十余帖。

    北宋末期的宣和二年，皇宫所藏王字被记录在《宣和书谱》中，有二百四十三帖。靖康之难，北宋亡国，徽宗、钦宗被金兵掳走，皇宫中所藏的王羲之真迹也下落不明，从此以后，王字真迹再也找不到了……

    真迹没了，所以元明以来唐朝的摹本就被当成珍品看待。

    至清朝，即使将公私收藏的王羲之墨迹都统计在内，数量也不过几十纸。目前存世的王羲之墨迹中，有许多被鉴定为唐代的摹本。

    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快雪时晴帖》，被鉴定为唐摹本；辽宁省博物馆藏的《姨母帖》及《初月帖》，是《唐摹万岁通天帖》之中的两件帖；上海博物馆藏《上虞帖》，为唐摹本；在美国的《行穰帖》，是硬黄双勾填墨本；日本皇室藏有《丧乱》《二谢》《得示》等三帖；日本私人收藏《妹至帖》及近年才公开于世的《大报帖》等，均被鉴定为唐双钩填墨摹本。

    “双勾填墨”亦称“双钩填墨”，始于唐朝太宗年间，主要目的是复制王羲之的墨迹，在书法复制的方法中，这门技术要求最高，最耗时耗工，但也最接近真迹。是以较透明的硬黄纸，覆于书迹上，先以细笔勾描轮廓，再用墨填补，精准者与真迹几乎无差别。

    《快雪时晴帖》



    《初月帖》



    《上虞帖》



    《丧乱帖》



    《妹至帖》



    《行穰帖》

    虽然王羲之的真迹在今天已经无从认知，当年那场遗赞千年的兰亭雅集也消抹在历史长河之中，但曲水流觞此等雅事却被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所延用，乃至最后都成为一种代表文化与情调的建筑形态。

    早在唐代，“曲水流觞”就已经被大富之家般入庭院之中，将自然的山水改为人工的修筑，形成抽象形态的展现形式。而曲水的形式也进一步赵于小巧精致，最终形成了唐宋以来“曲水流觞”的经典样式与符号。

    到了明代，代表“曲水流觞”的流杯亭在中国南北方都已存在。中南海流水音为明代所建，为北京现存流杯亭中最古老的一座。

    到清代之时，遵循了宋代《营造法式》上流杯渠见方盘面、大体式样的“流杯亭”不仅仅成为园林建筑中最为常见的建筑，同时也进入皇家庭院之中，成为皇帝们日常突现格雅、展现情调的场所。

    北京于清代曾经建过六座“流水亭”，它们分别是：故宫乾隆花园的契赏亭、圆明圆的坐石临流亭和寄情咸畅亭、恭王府花园的沁秋亭、北安河七王坟退潜别墅的流杯亭，再有就是潭柘寺的猗玕亭。

    至今，北京现存的流杯为四座，即中南海的流水音亭、故宫的契赏亭、恭王府的沁秋亭和潭柘寺的猗玕亭。

    故宫和恭王府的流杯亭现今只供参观，中南海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所地，因而潭柘寺的流杯亭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处真的有水且开办了“曲水流觞”娱乐项目的地方，也只有在潭柘寺，游人才能享受到“曲水流觞”的乐趣。

    流觞亭，相传为王羲之等人相坐吟咏作诗谱写《兰亭集》的地方。不过，因为原址已经不可考，所以此流觞亭只是依据推测的方位在复建的“曲水流觞”一边，后人为纪念这次文化盛典，后人特意仿立的一座“流觞亭”。

    流觞亭上匾额所书之“流觞亭”三个大字，以及入亭之后正面影壁之上的“曲水邀欢处” 五个大字均为清代光绪年间的江夏太守李树堂题。匾下陈列唐代杰出画家李公麟所绘《兰亭宴集图》。亭门旁边对联“此地似曾游，想当年列坐流觞未尝无我；仙缘难逆料，问异日重来修禊能否逢君”是由徐生翁撰句，兰亭书会会长沈定庵先生所写。

    在流觞亭之内则内陈列着由“兰亭修禊图”、“曲水流觞图”及当年的流觞用具复制品，向游客展现着王羲之曲水流觞的场景。亭背面还另悬由清同治年间湘潭人杨恩澍所书的当年参加雅集盛事之一的一代文宗孙绰所作的《兰亭后序》全文。

    因此，这座流觞亭也可以说是一处众多文人“到此一游”的最佳展现场所。

    这座流觞亭虽然为清代所建，但算是古代建筑了。至民国时期这座建筑依然完好，在日本人常盘大定及关野贞在1941年时合著出版的《zhina文化史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30年代之时，这座流觞亭依然保存完好。虽然周边略有沧桑，但从建筑本身的状态来看，屋瓦齐全、柱梁完整、窗棂依旧。

    今天我们到些看到的流觞亭基本上还是保持了1930年代照片拍摄时的样貌，未有太大改变。

    从流觞亭的前门而入，经过亭内的小展厅之后转过影壁可以从后门而出，沿此直行不远就是为了保存当年康熙帝御书的之“御碑”而建立的御碑亭。

    而在此亭与亭之间前行的左侧，则放置了十余处陶缸与石桌组合之地。这是兰亭景区特意修建的一处参与性的活动场所，被称为“临池十八缸”。

    临池十八缸由十八缸、习字坪、太字碑组成，景点是根据“王献之十八缸临池学书，王羲之点大成太”这一典故而来。

    相传王献之练习书法，以笔沾清水临摹于青石之上，随写随沾。王献之久习之之后将清水用了三缸，自认为书法已经大有所成，因此非常自满。有一次他写了一些字拿去给父亲看，王羲之看后觉得写得还不好，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大”字，上紧下松，一撇一捺结构太松，于是随手点了一点，变成了“太”字，说“拿给你母亲去看吧”。王羲之夫人看了后，说：“吾儿练了三缸水，唯有一点像羲之。”王献之听后非常惭愧，知道自己的差距，于是刻苦练习书法，练完了十八缸水，长大后也成为著名的书法家。

    虽然这是一则在历史中传阅而来的故事，但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为何当年显贵如王家，为何练字也如同今天的小学生一样，用水来临帖？难道以王家堪比皇室之财富、地位以为人臣之峰的豪门，难道连区区纸墨也供不上吗？

    虽然经过今天的考古发现，在西汉初期即有原始可用于书画描绘的纸张出现，但书写的载体依然以竹木为主，部分高级贵族或在重要场合进行书写、记录时则施以缣帛。

    缣帛是帛、素、缯、缣的总称，所以缣帛档案又被称为“帛书”“缯书”“素书”“缣书”。平实无华的白帛称为“素”，它由生丝织成，不经漂染；由粗丝织成的叫“缯”，多用来绘画。作为文字载体，缣帛柔软、轻便，便于携带保管，书写时易于吸墨。但因为缣帛成作的成本过于高昂，因此在社会与生活之中，书写还是以竹木为主。

    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5号汉墓出土的西汉纸地图与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

    虽然东汉时期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将制纸的成本与工序降低许多，但是早期纸张的质量却不高，不仅表面不光滑、结构疏松，而且在下笔书写时往往还会形成走墨、使得字迹凌乱。这种原因的形成一方面来源于原材料的纤维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制纸工艺不成熟。因此，在东晋时期，常见的两种纸要么是土纸、要么是藤麻纸。

    土纸是用稻、麦秆为原料所造的纸，即今南方的草纸。因其纤维较短，所以制成的纸张质地较粗，不耐用。藤麻纸是用藤皮或麻皮为原料所造的纸，藤麻之皮具有强韧的长纤维，所以用它制成的纸质量较高，但相应的价格也较为昂贵。

    直到东晋后期，制纸工艺进步提高了打浆度、并发明了施胶术，使纸增强了强度与抗水性。另外，采用帘床抄纸全面取代了纸模抄纸之后，纸业的生产率才得到大幅提高。在此基础之上，东晋末年（公元403年），当时篡位的桓玄下令全国废简用纸，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而真正意义上适合书写使用的宣纸到南朝时才出现。当时安徽歙县等地出产的一种银光纸，梁武帝的咏纸诗“皎白如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

    自此，全面的纸张使用才成为主要的书写载体。

    所以，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早期，纸张这种昂贵之物即便如王家之显赫地位，在练习之时也难免如同今天的小学生一样沾水临写。这就好比咱们，即使家里不差钱，但天天练毛笔字的话，也没必要总是用红星宣纸下手啊。

    西晋陆机《平复帖》为传世最早的名家法帖，其所用之纸即为麻纸。

    路过让游人体验的“临池十八缸”前面就是一座八角形飞沿碑亭，在登上亭内的台阶之上刻有一块丹陛石，其上刻有一幅二龙戏珠的立体浮雕。在封建时代，丹陛石是皇家建筑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装饰，同时，这种位于台阶之上的装饰也仅限于皇家使用，是皇权的代表。

    这座八角形御碑亭内树有一尊碑刻，它高三丈、宽一丈，正面刻有康熙临摹的《兰亭集序》全文，背面刻有乾隆帝亲笔七律《兰亭即事》。

    此"御碑"为清朝原碑。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康熙御笔《兰亭集序》并以勒石，因是皇帝所写的御书，因此这个亭子就成为了皇家之物。

    碑的正面是康熙皇帝1693年所临写的《兰亭序》全文，书风秀美，雍容华贵；

    作为一个“康熙迷”，他的孙子乾隆处处仿效康熙。即使下江南这件事情上也是处处模仿，当年康熙六下江南，乾隆也来回六下江南。不过，当年康熙下江南更多的是解决江南地区的治黄治淮以及江南经济问题，而乾隆下江南则更多的是游山玩水，顺便公务。

    公元1751年，乾隆十六年的正月十三日，乾隆奉皇太后离京，开始第一次南巡江浙。在绍兴之地游览兰亭之时看到当年祖父康熙帝所题写的《兰亭序》有感，于是即兴所作的一首七律诗《兰亭即事诗》，书法飘逸，对兰亭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而后又将此诗镌刻于原有的御碑背面，形成了一具独特的祖孙两代皇帝同书一碑的奇景。

    紧挨着流觞亭与御碑亭的北侧一些，只有一处四周环水、有着独立围墙的院落。这处院落是为纪念王羲之而建的一座祠堂，因王羲之当年曾任东晋的右将军、会稽内史，因此人们常称他为王右军。所以，这座祠堂的正式名称为“王右军祠”。

    王右军祠，始建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在同治八年（1869 年）重修。祠堂外一池风荷随风摇曳。若是盛夏荷花盛开之时，此地该是何等风雅！

    这祠外部白墙青瓦，而祠堂内布局更加奇特，为回字形，有一方池，名曰墨池。池中有墨华亭（1914年由它处移建此处），亭旁连桥，四周环廊，整个建筑"山水廊桥亭"于一体，颇具匠心。

    两侧长长的回廊，壁间镶嵌着17块涉及兰亭艺事的碑刻，所刻制年代多为清代，民国时期。

    祠堂内有王右军像以及牌匾。像为今塑，背后木板上仿佛曾有画一幅已不知所踪。牌匾为宣城太守刘树堂题写的 “尽得风流” 四字。刘树堂原籍云南，后来官至浙江按察使，上书请求将祖籍改为宣城，所以落款有宣城二字。

    值得一提是86版西游记，其中第20集《孙猴巧行医》中朱紫国国王的王宫拍摄地就是在兰亭的王右军祠。其中孙猴子站在右军祠墨华亭旁的连桥上，从天上接龙王打喷嚏的“无根水”就是一段非常经典的剧情。

    兰亭景区比较大，但更多的还是自然的山水景观居多，而人文建筑景观的也多集中于一地。而在景区内隔着兰亭江的另一侧则建有一处现代建筑，兰亭书法博物馆。

    书法博物馆建于1988年，依山傍水，里面陈列着中国书法简史，和美籍华人陈亦尧捐献的各种瓷砚收藏，并不定时举办各种书法展览。之后该博物馆又于2003年进行了一次扩建。

    一进入博物馆正门，在中间的天井对面墙上即是一个大大的“之”字，这是从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摘得之字，在特定的时间之时，会有流水从上而下，由天井之内蜿蜒而出。

    博物馆之中则是以各个时代的书法名家以及对王氏书法于历代文人、帝王之中对于珍视与复刻的说明。虽然是现代建筑，不过走一走也能够了解很多关于中国书法的典故。

    书法博物馆应该算是兰亭景区内的最后一个景点。出来之后穿过兰亭江上的石桥就是景区的出口。

    如同现在很多文化景区一样，在出口外的地方建设了很大一条仿古街，以典型的江南民居样式组合而成。其中各类经营文化用品与小吃、纪念品的店铺有很多。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非旅游季，本来游人也少，所以街边很多店铺都是大锁把门，显得有点苍凉。

    公元184年，东汉王朝爆发震惊天下的“黄巾起义。”从此大一统的帝国开始逐步瓦解，迎来了长达一百年的军阀混战与三国大乱。

    公元217年左右，中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瘟疫，夺走了无数人的性命，史称“建安大瘟疫。”很多人今天还在喝酒聊天，明天不是自己去给别人开追悼会，就是别人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

    西晋短暂统一后的安宁又在五胡的铁蹄之下仓皇南渡，要么成为战争之中填埋沟壑的消耗品，要么成为军队中美味可口的“两脚羊”。

    人祸、天灾不断，所有人都过的朝不保夕；既然理想已死、生命短暂，那就好好享受人生吧。让中国人向往的“魏晋风度”，就此拉开大幕。

    现代的人们，一谈起王羲之、谢安、陶渊明、谢灵运等人之时，都会与“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相联系。倾慕他们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豪饮、清谈和纵情山水这种魏晋时期名士所崇尚的生活方式更是让现代的小资们推崇倍至：

    他们一直渴望的人格思想行为中的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与不拘礼节，好似在那个时代统统都能实现。士人们特立独行又颇喜雅集的行为，也正符合了他们那咱即想“闷骚”又能“显罢”的心理。渴望成为“竹林七贤”那种即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又能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即能清静无为，亦可洒脱倜傥。

    在这样一个崇尚“魏晋风度”的时代，文化艺术的创造力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无论是书法绘画、诗词歌赋，还是人文哲学等领域都涌现出大量的代表人，并创造了许多我们今天都为之感慨与欣赏的代表作。

    艺术的产生与艺术创造力，是人类对“美”这种感官情绪极致追求的结果，但要实现艺术的高度无论在任何时代都脱离不开一定的基础条件，如果简单来说的话，那就是：有人、有钱、有闲。

    “有人”指的即可以是家族中即有的文化传承，也可以指的是有机遇能够碰到一位优秀的导师带领自己走向更高的艺术领域。

    “有钱”与“有闲”则代表着为追求卓越的艺术成就而需要在物质生活中有充分的保证，并能够心无旁骛、长时间专注于某一艺术领域。

    所以，我们看东晋时期那些著名的风流人士无一不出自自大门阀世家：王羲之出自琅琊王氏；谢安、谢灵运出自陈郡谢氏；画《女史箴图》与《洛神赋图》的顾恺之来自江南四大姓顾、陆、朱、张的顾家；前边看过写《平复帖》的陆机则出身江南四大姓的陆家；在当时另有颍川庾氏、谯国桓氏等多个大型门阀世家位于社会的顶层。而这些门阀世家则掌握了从政治、军事、土地到人口的众多社会资源。一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道尽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

    而也正是因为这些世家门阀长期的处于社会生活的顶层，因此“有人、有钱、有闲”对于他们而言都是极为轻松的。当物质生活已经到顶，那么精神生活的追求就成为了新的目标。

    精神追求与现实生活总是会相互关联的，当在精神领域已经达到一定高峰之后，再回头看一看现实的环境：国家分裂、外敌侵扰、朝堂腐朽以及世家门阀互相之间因为资源利益也争伐不断之时，精神追求的层次慢慢的蜕变为追求虚幻、精神麻痹的行为：正常一些的会以酒为乐、以酒为摆脱现实的良药；而极端一些的，则会沉浸在“服散”之中。

    “服散”就是吃五石散，一种含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物质的混合物。其药性燥热绘烈，服后使人全身发热，并产生一种迷惑人心的短期效应。许多长期服食者会形成慢性中毒，最后也因其毒而丧命。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论魏晋文学和名士风度。这批人经过长期的丧乱，见多了心境性情大为改变，所谓“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便寄情山水，喝酒嗑药（服五石散），吟诗著文，谈玄论道。从正始名士（代表人物何晏、王弼等）到竹林七贤，再到东晋名士，莫不如此。

    王羲之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名士，自然具有名士的风气神韵。所以在被鲁迅视为“名士底教科书”的《世说新语》中，谈到王羲之的有40多条。他，一样嗑药，一样放浪形骸，一样纵情山水。传为唐太宗亲笔写的《晋书·王羲之传》中说：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

    王羲之的去世虽然并不是因五石散的原因，但王羲之曾长期服散，所以散毒加速了这个伟大的艺术家离世的时间。

    今天，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虽有一些存于世间，但亦真亦假谁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断定。但无论是否为王羲之本人之真作，能够从千年之前流转到今天都可以称之为“国宝”。这些流传到今天的书贴都是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因为它们的材质都极为特殊，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里都会安放在博物馆的宝库之中，一般人极难一窥究竟。

    例如2017年，故宫举行了一次“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其中最为知名的即是北宋著名的《千里江山图》。此次展览共3个月的时间，但因为《千里江山图》太为珍贵，仅仅展出46天就要提前“退场”。而之后3年这幅画将在库房休整，下一次展出至少要等到4年之后。

    因此，以书帖形式出现的王羲之摹本珍品，我们基本上很难看到。想想《千里江山图》展出时那人山人海的壮观场面、每个人在画前只能停留几分钟的遗憾。如果博物馆真的将王羲之摹本展示出来，我想，这一辈子你都见不上两回。

    那么，想看到最为纯真正且风韵尤存的王羲之书法作品怎么办呢？我本人严正向你推荐陕西西安的碑林博物馆。

    在碑林博物馆的第二陈列室中，有一尊名为《三藏圣教序》的石碑可以满足你对王氏书法的所有好奇。它是初唐之时，唐玄奘的弟子将当时所能收集的所有王氏书法作品中的每一字进行比对之后，又经过数年时间，将王氏之字组合成为当年唐太宗为玄奘大师所书的佛经序言文章。因此，这尊《三藏圣教序》的石碑都是由王羲之本人的书法作品所组成，虽然不是他本人所写，但却也是他的字的集成。当时唐朝初年距王羲之所在的时代也不三百年，所以当时还是拥有较多的王氏真迹存于世间，这也是能够修成此碑的关键。

    不像别的大型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相对参观人群不是很多，这样就可以让你更能够仔仔细细的停下来尽情观看，哪怕你在碑前站立研磨一整天王氏的书法，也不会遭到驱赶。

    那么，就让我们用这座集王羲之书法大成的石碑来结束兰亭景区的介绍吧。接下来，我们将去那个现代建筑的“大禹陵”看看..........

去完兰亭的第四章应该是中国最后一个圣人：王守仁－阳明先生的归宿之地，印山大墓、徐渭墓、兰亭与王守仁墓基本上都是在绍兴西南方向一个区域内的，它们之间的距离最远也不超过3、4公里。而大禹陵约在绍兴城东南方向，这两者之间开车走下边的公路时间也是不短的。

    [图说]寻陵绍兴－－[四] 王守仁墓，长眠着千年来集儒家之大成的圣贤

    从兰亭景区出来，沿着308省道向南大约2公里之外，在路的东侧就是明代著名理学家王守仁的归葬之地。

    308省道在王守仁墓之前仿佛进入了一道山谷，在其东侧相对较为平缓的山坡名为鲜虾山。在山的南麓半坡之上即为王守仁先生的长眠之所，在其山下靠近山脚地方为其墓园。以前，要去墓前的需要从墓园旁边的洪溪村中穿过，而现在则只需要将车停在308省道旁专门修建的停车场，步行穿过新建的游道即可到达墓园。

    我来的这天烟雨濛濛，天上下着小雨，远处的鲜虾山也被笼罩在一片云雾之中。如果从上边卫星图中看去，好似在通往墓园的游道中间有一座形似祭台的建筑。那其实是在地面上用石子标画出的一个祭坛的图形。

    随着近代对王守仁学说的传播，以及日韩两地对王守仁的推崇，因此前来王守仁墓进行祭拜的游人也越来越多。1988年9月，绍兴县文物部门在日本友人的赞助下对王守仁墓进行全面整修，至1989年3月竣工。之后，对王守仁墓又相应的进行了扩建与整修，近两年又新建了游道，平整了两侧土地。

    因此，在从游道通往墓园之时可以看到两侧土地还是处于平整状态。

    前边说了这么多，但“王守仁”这个名字相对于他的称号则显得知名度弱了一些。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阳明”。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军事家。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王阳明是儒家圣人中能够做到“修齐治平”的人物，倡导“心学”、主张“知行合一”、以“致良知”为主旨，开创了姚江学派。他的学说，在明代中叶后影响远及日本、朝鲜，其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传世。

    公元1529年1月9日，大明嘉靖七年，王阳明因为肺病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港（今江西省大余县境内）舟中。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丧过江西境内，军民都穿着麻衣哭送守仁。先前因平定宁王叛乱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隆庆时追赠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王守仁的祖籍为绍兴山阴，生于余姚，因此现在在宁波余姚还有一处“王守仁故居”。虽然在现代，其故居和墓园属于两个不同的地级市，但在明代之时因余姚归属于绍兴，所以王守仁去世之后葬在兰亭也算是魂归故里。

    王守仁生前曾在山阴讲学，深有桑梓之念。同时，王守仁不仅是心学大师，也是一名风水大师。鲜虾山的墓地就是他自己亲手所选的，也是王阳明风水理论最好的注释。按中国传统的风水概念，其墓左有青龙（庙山），右有白虎（印山），前有朱雀（大岗山），后有玄武（鲜虾山），其来山两侧，有蝉翼，虾须水过，洪溪水兜，前方两边青山如仆人相侍，婉转至远天之外。因此其墓的风水极佳，这也是当年王守仁选择此地作为其归葬之处的原由。

    王守仁在江西去世后由其弟子王畿等，依王守仁生前所愿扶柩回绍兴安葬。

    据清《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十三记载：“明新建伯谥文成王守仁墓，旧《浙江通志》：在兰亭山，湛若水撰墓志铭。《旧志》云：在府城南二十里花街洪溪。文成与其父母三墓为土人所占，侵削殆尽，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知府俞卿毅力廓清，尽归所占者还之王氏，俾世守之。五十七年（1718年）三月立谳语存案。”

    在游道上新建的跨越洪溪的石桥。

    因为经历了明清的朝代更迭与他人强占之故，到清朝乾隆年间墓园才最终回到王氏族人手中，而此时墓园已经破败不堪。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其九世孙增生、昆泰、昆潮等，以墓碑岁久无存，请文于学使朱珪。朱珪补撰墓表，侍讲梁同书书之。五十七年（1792年），绍兴知府李亨特立石并勒跋于碑阴。

    当年乾隆皇帝在下江南的时候也曾经来过王守仁墓，并御笔题字“名世真才”。

    1937年，国民党驻绍部队将领陶广树亦曾撰文立碑。以后渐次荒废。

    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对于王守仁的学说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被批至极低，因此其墓园也遭到了人为破坏，至1987年，除墓冢外，基本无存。直到1988年9月由日本儒学家、王阳明思想的信徒冈田武彦在日本全国筹集300万日元，资助当时的绍兴县才对王守仁墓进行的全面修复。

    新建墓园已经被一道围墙圈占起来了，正门也是新修建而成的。建成后的阳明园占地581亩，一期、二期总投资3.5亿元。围绕“文化朝圣”的定位，政府规划启动阳明园建设项目。阳明墓前有广场区、祭祀广场区及相关辅助性用房。

    进入墓园正门之后，是一条青石甬道。在甬道两侧各有一对石虎与石马。

    按传统的中式贵族墓葬来讲，墓前神道中安放“仪仗”是对墓主生前的地位与官职的体现。但对于安放何种雕塑与数量则有着比较大的差异。虽然之前秦与汉时都在部分古墓中已有发现有各类陶俑或是在极个别的墓葬中发现有墓园雕塑（如霍去病墓石雕），但在墓园中摆放则这种“仪仗”式的雕塑成为定式则是在南朝才成为墓葬文化中的一种形态。

    王守仁墓中的这两对石雕对于王守仁生前的地位及官阶而言，他还不能够拥有神兽，这两对石兽也只是在1990年代之后重修王守仁墓之时从它处移至而来。

    继续前行之后，在石道尽头立了一尊三出牌坊，正中门洞上方雕刻着“名世真才”四字，不知道这四个字是不是当年乾隆手书的样式。

    为何王守仁被乾隆赞誉为“名世真才”？并与孔子、孟子、朱熹并列于世？

    首先，我们要知道阳明心学方法论的核心即为：知行合一。它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通俗一些来讲的话，那种翻译过来就是：做事情要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学问与行动要一致，不要做无用学问。

    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人作为一个正常的人首先都有七情六欲，说不被诱惑很难，人作为社会人难免被一些社会标签枷锁。

    要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核心是无欲则刚，克欲克己。

    欲望是一切痛苦的本源，一个人只有真正脱离了欲望的苦海，并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才能根本上得到真在的快乐。

    其次，王阳明心学体系是“致良知”。“致”就是要主观地去思考和探索，要有独立的思考行动能力。“良知”，包括两个方面，一指人的本心，二指人本身的潜能与认知。

    什么是本心？

    王阳明曾说：“在这世间，人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必定会追逐名利，这样心里才会踏实。但追求身外之物时，一定要遵循自己的良知。若因为这些而泯灭良知失去本心，必定会后患无穷。”

    “致良知”这个思想到底有多厉害？

    明朝的程朱理学，讲究服从和坚守，但王阳明的“致良知”教导人们独立思考与探索自己的潜能，上下求索真理，这一下子将以前的主流传统禁锢击得粉碎。

    王守仁所在的时代从全球来讲，正是一个思想解放、打破旧习俗、探索新世界的时代。在中国，有王守仁这样的思想界奇才，而在西半球，无论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各类思想与文化的碰撞、涌现，乃至那些探险家们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不过，相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我们的思想探索已经完成，但在实现与实践过程中却未能跟进，及至明清互替之后开始闭关锁国，最终使中国开始落后于整个世界。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

    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

    因此，如果用我们小时候学过的政治课中的内容来解答这句话来讲，应该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

    1926年，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讲道：“苦痛唯一的救济法门，就是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去做。”

    知行合一，是专注当下和眼前，不在意过去的得失，不幻想缥缈的未来，身心处于舒缓和谐的安稳中，也就是现在西方心理学中经常提到的“心流”。

    说到底，阳明心学是：依人性而就天理。

    虽然我们现代哲学体系中将王守仁的“心学”归入唯心主义范畴之内，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不同时代，唯心与唯物是社会与人力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认知的课题。而对于阳明心学而言，以我们现代人能听的懂的方式来解读它，可以说是：在实践中认识、学习、掌握生存技能，寻求事物的普遍直理、以正确的方法树立自己的“三观”。

    说完王守仁在思想领域的成就，我们继续穿过三出石坊前行。

    过了石坊之后就是一条上山的阶梯。这也是王守仁墓的墓道。石质阶梯分为三层，每层阶梯数量不等。在第二段阶梯之上有一个小型的平台，是以前在墓下进行祭祀时使用的。再向上就是王守仁先生的墓冢。

    这座墓冢始建于明嘉靖八年（1529年）。由墓道、平台、墓穴、墓碑、祭桌等组成，自甬道至墓顶全长80米，宽30米，用花岗石砌筑。现代所见的样式及规模是按照明时原样复建的，垂带、纹饰一如古制。

    王守仁墓冢呈圆形，朝向南偏西，直径10米，高3米多，周边砌石围护，上覆封土；正面横置墓碑一方，高0.85米，宽2.8米，上镌书法家沈定庵书写的“明王阳明先生之墓”八个隶书大字。

    坐北朝南，背依山岗，顺依山势，逐级升高，视野开阔，风水特佳。站在青石平台之上远眺山下，墓旁有合抱古松数十棵，增添肃穆气氛，墓身左右林木葱茏，四季常青。

    据说，在王守仁去世前，他自知时日不多，让弟子给自己换了衣冠，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笑了笑，指着因肺病疼痛的胸口讲了最后一句话：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遗憾的是王阳明心学在嘉靖朝并没有引起很大重视，当朝的嘉靖皇帝和其他大臣并不喜欢他，他们认为王阳明的这套理论属于歪门邪说，不符合传统儒学。

    王阳明当时的地位在他死后定谥号一事可以一窥一二。

    谥号，是古人死后根据其生前行迹成就所立的称号。明朝三品以上的官员，都是由礼部商议，皇帝最后拍板的，但官至二品的王阳明死后却没有谥号。

    因为他死后不久，一些大臣就上书嘉靖皇帝：“守仁事不诗古，言不称诗。……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

    所以在嘉靖朝，王阳明死后便停止了他原本从父辈世袭而来的建安伯爵位，同时也没有赐予相应的谥号，甚至连葬礼也没有按照相应规格举行。

    阳明心学开始发扬光大则是嘉靖之后隆庆朝的事了，隆庆朝的大臣徐阶等是王阳明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他们集体上书皇帝，请求追封王阳明的爵位和谥号。

    因此，大明隆庆皇帝重新赐予王守仁“新建候”的爵位（比原本可以世袭的的“建安伯”更高一级），同时赐谥号“文成”。根据《明会典》的记载，谥号“文成”其等级仅次于“文正”“文贞”，属于第三等，在整个明朝仅次于张居正、杨廷和等。

    明朝中后期，阳明心学流传大江南北，催生了一代学术新风，因为这些启蒙思潮的文明成果，明清之际的中国竟然出现了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

    因为随着有清一代对于王守仁学说刻意的忽略或是打压，也使得阳明心学在中国本土并未形成主流，反而形成了“墙里开花，墙外香”。

    阳明心学传到东亚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崛起。

    1906年，日本军官东乡平八郎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实力看起来强大无比的俄国舰队。庆功宴上，他讲到自己此次以弱胜强的唯一秘诀便是“一生俯首拜阳明”。

    除了军官，日本还有很多企业家也对王阳明心学推崇备至，比如：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大隈重信，日本国立银行创始人涩泽荣一，三菱集团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等。

    1930年代，日本学者常盘大定与关野贞在中国地区考察之时，也特意在浙江地区走访了王守仁墓及其故居，并在《zhina文化史迹》一书中留下了那个年代建筑的照片。

    随着改开之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学习与再兴起，同时受到了日韩等阳明心学传人的影响，王守仁在文化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因而其所归葬的墓园与曾经生活过的故居也被重新重视了起来。

    2006年，绍兴王守仁墓和余姚王守仁故居合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墓冢山坡上下来之后的东侧，有一间新修建的房屋，至于其用途因为去的时候没有开门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在屋外两侧各有一尊石碑。

    东侧石碑的正面为清朝乾隆皇帝御书“名世真才”，左下角刻有“七世孙山西汾州府介休县知县臣王谋文恭摹勒石”。说明这尊石碑是王守仁的七世孙，当时在山西汾州府介休县出任知县的王谋文临摹乾隆真迹而雕刻而成的。

    背面则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其九世孙增生、昆泰、昆潮等，以墓碑岁久无存，请文于学使朱珪。由朱珪所编纂的墓表、侍讲梁同书撰写的书文。

    不过，感觉这尊石碑比较新，不像是乾隆年间篆刻的原碑。不知道是不是近年重新所立。

    另一尊石碑则是重修纪念碑。一面为“日本国友人资助修复王阳明墓者”碑，上边镌刻着当年从日本募集修建资金而捐助者的姓名。另一面则是“重修王阳明先生墓碑记”，对重修之事勒名纪念。

    这尊石碑是当年绍兴县在1988年开始重修王守仁墓，在1989年3月完成全部修复工程之后，由绍兴当地政府所立。

    虽然相对于孔子、孟子、朱熹，王守仁对于今天的我们，其“知名度”差了点儿，但其思想之光在这500余年里也影响到了我们今天。其中由王守仁所提出并讲述的一些学说语句，有的已经成为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内容。

    例如：

    1．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2．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

    3．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4．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5．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

    6．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这些言论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明中所继承并创新的内容，它也是今天我们思想与行为中一种潜移默化的驱动力，也正是因为有了诸如王守仁这样的思想家，才使我们今天的文化有了与众不同的区别、使中华文明拥有了别样的华丽。

    [图说]寻陵绍兴－－[五] 大禹陵，中华始祖葬地的古与今

    到大禹陵完全是一个意外。

    前一天从海宁过来，用了半天多的时间走了越王陵、徐渭墓、兰亭与王守仁墓，之后当天晚上就住在了兰亭镇。看过导航，这里距我第二天要去的宋六陵开车大概要40分钟到1小时，所以第二天上午也就没有早起。

    开上车之后按导航基本上走的都是省道、县道，在小雨之中走走转转之后上了一条大路，突然在我的右侧出现了一个大的牌坊，上边写着“大禹陵”！

    之前虽然也知道绍兴有大禹陵，但毕竟它的现代气息有些过重，所以没有被安排在我的行程之中，但既然都已经走到大门口了，难道也要学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所以，转了下方向盘，顺着牌坊就开到了大禹陵的景区正门。

    大禹陵景区的正门修建了一个大型的游客中心，从游客中心购票之后可以穿过大厅进入景区。

    在我参观的大部分景区，除非不设置私人讲解员或是当时正好没有讲解员，一般我都会花钱请一位带着我参观。毕竟对于一个首次来到景区的游客而言，即使你再对它有所了解，对于第一次到达，你也不如现场讲解员这种走过千百次的人士更专业。而且在专业讲解员的指引之下，会有很多你可能在网上或资料中看不到的一些小故事，通过他们的一一讲解，你会对景区有更深的了解。要不然，就只是傻傻的来、懵懵的去，光靠自己的眼睛与以往的认知是不够的。

    从游客中心进来之后就是一条通往主景区的大道。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乘坐电瓶车，也可以行走而进。因为当天天气很凉爽，而且还有着蒙蒙细雨，所以走起来也很舒服，所以我就跟讲解员两个人一起步行前进。

    景区主路的正门正对着我刚才开车进来的牌坊，在路与正门之间有12个巨大的现代雕塑柱。下边这张照片就是我从景区内向外拍摄的，可以在远处的右侧看到景区的那个大牌坊。

    而在雕刻柱之后则在路的两边各有一座三阙的小门房。这里原来是景区的售票和验票处，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以及后期更宽阔的游客中心建设起来，这个小门房就被废弃了。

    如果要乘坐电瓶车，现在就是在这里上车。因为游客中心距大禹陵有近1500米的距离，中间还有九龙坛、神道等现代建筑，因此如果不想看这些现代的人造景点，可以坐着电瓶车直达祭禹广场。

    游客中心所处的位置是在会稽的北侧，而大禹陵则在会稽山中，所以这条大道也是通往大禹陵的主路。

    绍兴的山水绵绵，会稽山下的河湖风景极佳。在小雨之中看向远处的会稽山山峰隐藏在一片云雾之中。如果是晴天的话，可以在山下看到在山顶之上有一座巨大的大禹铜像。这次我来则被云雾遮挡住了。而且我更喜欢古迹，对于现代的人工景区建筑不太感冒，虽然讲解员向我推荐如果我的时间允许可以蹬到山顶去看看铜像，但对于我而言则是兴趣不大。

    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学过“大禹治水”的故事，而其中“引堵为疏”、“三过家门而不入”等与大禹有关的典故、传说更是很多。

    关于中国的远古历史和文明起源，在司马迁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古籍就为“三皇五帝”建立起了“翔实”的资料。但是，作为严谨的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经过他的调查和思考，开篇是《五帝本纪》而不是《三皇本纪》，说明他并没有盲目地将当时关于三皇五帝的资料都记载下来。司马迁认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以及禹，是中国文明的开创者。而在他们中，影响最大的是黄帝和禹，被公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在今天所保留的国家祭祀中，形成的就是“北有黄帝陵，南有大禹陵”的格局。

    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城北桥山上的黄帝陵

    禹，姒[sì，音同：四]姓，上古时期夏后氏首领。在古代传说中，认为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但也有说法认为禹应为颛顼六世孙）。禹因为治洪水有功，人们为表达对禹的感激之情，尊称他为“大禹”，即“伟大的禹”。禹在位的第十年东行，到了会稽后去世（竹书纪年载为四十五年）。禹去世后，其子启继位，将原本的王位继承的禅让制改为了家族传承制。自此，中华文明有了第一个王朝－夏。

    而为何原本为华夏或中原王者的禹会葬于当年还是蛮荒之地的且处于中原东南的绍兴会稽山呢？

    相传4000多年前，大禹为治水曾两次躬临会稽。会稽因会稽山得名，大禹时即有会稽山，会稽即“会计”之意。是的，这里“会稽”二字发音为“快计”。

    《史记》记载了汉时流行的说法：“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越绝书》说：“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

    会稽人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引吴君高之语：“会稽本山名。夏禹巡狩，会计于此山，因以名郡，故曰会稽。”

    夏桀灭亡之后，商汤封夏王室的余族、姒姓的另一支贵族于杞国，以奉祀宗庙祖先。周武王灭商为王后，封禹王的后裔东楼公于杞地，延续杞国国祚，主管对禹的祭祀。由此，大禹王祭祀已成为国家祭祀之一。

    其中禹的姓“姒”[sì，音同：四]与其后人被封的“杞”在我们现代所知的典故与成语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中博得美人一笑中的宠妃“褒姒”，就是当年周幽王从“褒”国娶的一名“姒”姓女子，所以称为“褒姒”。而另一支被封到“杞”地的后代，而在春秋时期被人编排不已，创造了“杞人忧天”的成语。

    会稽山作为传说中大禹最后的安息之地，在先秦时期即已成为祭祀、守护大禹陵寝的地方。

    在《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禹的儿子启即位后，“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即每年春秋派人祭禹，并在南山（会稽山别称）禹葬处建了宗庙。

    相传禹的六世孙少康即位后，派庶子无余到会稽守禹冢，并建祠定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史记正义》引贺循《会稽志》：“少康，其少子号于越，越国之称始于此。”

    夏之后，祭禹祀典曾一度中断；到了越王勾践时代，又开始建造大禹宗庙，祭祀大禹。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时也曾专门“上会稽，祭大禹”。唐以后，地方官到任祭禹已成惯例。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就颁诏保护禹陵，开始将祭禹正式列为国家常典。

    宋代以后，由皇帝派出使者赍礼来会稽祭大禹者更多。到明代，遣使特祭成为制度。清代，康熙、乾隆皇帝又亲临大禹陵祭禹。

    1933年，国民政府将禹庙再度修复并在此举行了隆重的祭禹活动。

    在1941年，由常盘大定与关野贞合著的《zhi na 文化史迹》一书中，有收录当年在1939年他们在中国拍摄的大禹陵中禹庙的建筑照片：

    在之前的兰亭及王守仁墓的介绍中我也发过一些由常盘大定与关野贞合著的《zhi na 文化史迹》一书中的历史照片，这里要先说一下部分人对“zhi na”一词的误解：

    首先要澄清的是这个语源不在日本，而在印度。“zhi na”，“China”（英文，直译为zhi na）；“Chine”（法文，也是zhi na的意思）；“Sinoa”（古罗马文，也是zhi na的意思）。古代印度称中国为“Chine”，据说是“秦”的音译，在中国引进梵文佛经后，翻译的僧人又把“Chine”音译为“zhi na”。这是“zhi na”一词的起源。《大唐西域记》有这么一段记载：“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宣，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是一种中性的外语音译国名而已。

    即使是进入晚清之后，中国学者、政治家使用“zhi na”一词的依然广泛。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呼吁革命之后，定名为“中华共和国”，并补充说：“清为一朝名号，zhi na为外人呼我之词”；章太炎持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然而在《馗书》中也说“满洲灭zhi na而毁其历史”，完全将“zhi na”等同于中国。

    “zhi na”一词被认为具有强烈的侮辱感，主要是因为日本自甲午之后广泛地使用此词来称呼中国，带有战胜者对于战败者的贬低、轻蔑、嘲讽的诸种意味，从而引发中国有识之士的抵制与反感。

    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日益溃败的大清帝国正处在“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有强敌环伺，内则政局动荡，上上下下自顾不暇。就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时间里，国门不得不洞开，任凭各式西洋人和东洋人长驱直入，在中国做着他们想做的事情。对中国好奇的东洋、西洋学者就像水银泻地一样，陆续渗透到中国各地，对各种文物古迹遗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考察。也许，这些考察确实混杂着多种动机，诸如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对东方文物的觊觎和向东方殖民的政治意图。

    其后的日寇侵略、解放战争、大炼钢铁、文化革命，又兼欧美东洋藏家大肆搜购我国文物，可谓人祸不断，加之地震、洪水等天灾，我国大量古迹文物遂遭浩劫！本应引以为豪的中华文化遗迹、文物等多遭破坏，今已荡然无存或流散海外。故其毁损前所摄照片，尤可宝贵，史料价值，不言自明！

    欧美日本学者，20世纪上半叶编撰的关于我国古迹之珂罗版大部分图录，以篇幅大小、摄印水准而论，公推沙畹之《北zhi na考古图谱》、大村之《zhi na美术史雕塑篇》；关野之《zhi na文化史迹》及喜龙仁之《五至十四世纪中国雕刻》为其中之“四大名著”！

    由日本古建筑学家及专门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常盘大定和他的朋友日本建筑史家、东大教授关野贞合作编辑的《zhi na文化史迹》，在以上诸著中，允称其为搜罗最全、开本最巨、解说最详者，可以说当时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无出其右者。

    这套十二卷本的《zhi na文化史迹》，自1939年5月开始，历经两年，才由法藏馆陆续出齐。后国内外曾多次翻版。此书分图录和解说两部分，解说独立成册，便于对照研究。图录采用大开本珂罗版印刷，散页蓝布帙装，限定四百七十套发行，每卷收录图版约百余张，全套图片两千多幅。这在当时物资匮乏的战争条件下，可谓豪华版。卷中含括了中国山西、河南、广东、湖南、江苏、浙江、福建、河北、山东、陕西、四川、湖北、江西、安徽、北京等地诸多名胜古迹、古建遗址及市井图像，是一部以图为主，全面系统介绍中国建筑等文化史迹的大型著录，尤其是宗教建筑、石刻雕像等，其中最早的照片摄于1906年，它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初步研究，堪称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遗迹的“定格”。

    今天来看，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的考察，虽然不一定是西洋、东洋学者中最早的，但相当多的遗迹之发现和摄影，显然是具有开创性的。在当时中国官方尚无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文物普查，中国学者还很少深入文化遗迹考察的时代，他们的这些照片拍摄和调查记录，很多是“第一次” 。这也刺激了中国学者，促使他们开始了自觉的对艺术、建筑、陵墓、寺观进行田野考察。其中就包括中国营造学社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刘敦祯等人。

    我们再回到现实中的大禹陵。

    沿着主道向前走，会经过一个大型的九龙喷泉。我到的时候大概在11点左右，喷泉依然从九条龙的嘴中喷涌而出。但等我12点多出来的时候却停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的现代建筑，所以我也没拍照。

    而在走过九龙喷泉之后就来到了大禹陵的陵门之下。

    应该这样说，大禹陵虽然在历史与传说中都定位在会稽山，此处从汉代时起开始由国家对大禹进行祭祀，之后各朝代陆续复建、新建各种祭祀与陵寝设施，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延续着这样的活动。因此，虽然大禹陵内也有一些历史遗迹与古迹，但决大部分的建筑都是现代重修与新建的。

    这座陵门也不例外。

    陵门上方镌刻着“大禹陵”三个字，正前方“神路”的中心则横置着一根巨形的圆柱铜棒。左右两侧则是同样两根带有圆环的立铜柱。根据放在道边上的说明牌所示，中间横置的青铜柱为“龙杠”、两侧的带环立柱为“拴马桩”，说是按古代帝王陵寝制度而设。文武官员至此下轿、下马，开始步行进行神道祭拜陵寝。其中“龙杠”为示禁之用。

    不过，这种所谓的陵寝设置我却有些不明所以。说是按古代帝王陵寝制度而设，但从我走访过的秦陵、汉陵、唐陵以及明清皇陵来看，从来都没有这么一个玩意儿，而且还是横放在路中间，不知道它这所谓的“古代帝王陵寝制度”是指哪代的帝王、谁的陵寝？

    我从未听说在皇陵的神道之上设立有“龙杠”的制度，但“龙杠”这个词却听说过，那是指民间抬棺时使用的“杠子”，也有部分地区会对抬棺时其中的主杠称为“龙杠”。但把“龙杠”放在神路中间，那是几个意思？

    另外，对于久远的汉唐帝陵来说，地上建筑及设置都已经十不存一，可从现代依然保存完好的明十三陵及清东、西陵的皇陵设置来看，在陵区正门之外设有下马碑是正常的，可从来没见过设立“拴马桩”的，就算是象征意义也没这个制度啊。

    按中国古代民居的建筑样式，在北方因为代步工具多以马、驴、骡、车为主，因此，在一些官宦府邸或富豪之家的正门外，为了方便来客驻留，所以会在门外以青石栽立石桩以方便马匹栓系使用。从明代开始，这种设置不仅有其实用的功能，同时又有装点建筑炫耀富有的作用，成为了居民宅院建筑的有机构成部分。之后，为了美观，还会在其上雕刻一些避邪镇宅的吉祥动物，如：狮子、辟邪或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大神兽，更有一些武将之家会在柱头上雕刻一只猴子，取其“马上封侯”之意。

    而对于陵寝、尤其是帝王陵寝之前设立“拴马桩”的设置却是闻所未闻。前边讲过，在明清皇陵的陵园正门外都有“下马碑”，但从来未见过有设置“拴马桩”的，即使在北京故宫这种“地主老财”的最大宅院门口也只设置了“下马碑”，也未见其有“栓马桩”。

    因此，在大禹陵前的这组“龙杠”与“拴马桩”不知道是从哪个“古代帝王陵寝制度”中沿袭而来，有知道的朋友也请告知，免得我孤陋寡闻。

    下图中的前两张为普通富贵人家的“拴马桩”，可以看到第二张图上有的雕刻的是猴子样式。后两张则为北京故宫东华门，在全景照片的左下角处可以看到露了半脸儿的“下马碑”侧面。以及“下马碑”的正面照。

    走过大禹陵正门的石牌坊就是陵区的神道。

    神道两侧上自西到东依次有辟邪、天鹿、龙马、巨象、獬豸、卧牛、石虎、黄熊、三足鳖、九尾狐、野猪和应龙十二对石像生。这些石像生都是现代建筑，以整石做仿古雕刻而成。

    神路是一条带有一定折弯的大道。这种折弯的形态倒是很好的契合了中国古代的“风水”哲学。

    中国古代的风水理论认为，陵墓神道的走向也有吉凶之别。如果走势呈“之”、“乙”或“玄”字形便为“吉”;如果走势笔直，便是“衰死”、“硬直” 则为“凶”。如果，神道直直地对着陵墓，便是风水术书中说的“如若直死射来，名为土箭，亦当躲避，始为全美”。

    陵墓神道的设计者把神道的走向设计成随地势弯转的形式，在主观上虽有附会风水吉凶说之意，但弯转曲折的神道走向，在客观上却起到了陵墓建筑与大自然山川风貌相和谐，移步换景，收敛视野，避免陵墓建筑一览无余，从而达到了曲径通幽的艺术效果。

    这种“渐隐”的设置，在我们今天的一些园林景观、院落建筑之中还在保持。

    比如，会故意在主路通过的位置堆叠一个坡状土丘，使直行的道路形成弯转；土丘上再种植一些植被、垂柳等，让视觉在观看远方的时候“若隐若现”。

    或是在庭院一进门的地方安放一块较大的假山、太湖石，使人进入院落之后虽然大部分视线被遮挡，但还是能透过假山或太湖石的孔洞、缝隙看到山后景致。

    这种“曲径通幽”“万法自然”的园林建造方式、生活居住形态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我们现代很多生活、工作中的环境设置也会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

    在走过神道之后，就能看到一座巨大的会堂式建筑的后墙，中间立有一尊巨大的铜牌，其规格达到了7.2米×10.9米，正中镌刻着一个篆文“禹”字。

    这个巨大的弧形建筑是新建的祭禹广场中的主建筑－祭禹馆。它是2020年6月刚刚修建完成的，但因为碰上了疫情，所以虽然已经建设完毕，但还没有迎来一次祭禹的活动。

    因为神道的终点是位于祭禹馆的后墙，因此还要从主馆的侧面绕行才能到达祭禹广场。

    在其北侧现在还保留有一片经过修复的小型的村落，这个村落名为“禹陵村”。在《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说：禹的儿子启即位后，“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即每年春秋派人祭禹，并在南山（会稽山别称）禹葬处建了宗庙。其宗庙之外则以“姒”姓族人为村落，负责日常的维护及祭祀活动。因此，这个“禹陵村”就是当年为守陵人而留下的守陵村。不过毕竟已经过去了4000余年，是否为真现已不可考。

    随着大禹陵的扩建，这个村落之中的原驻民现在已经搬迁到它处，但为了保留原有的村落规制，所以将靠近祭禹广场附近的几座民居重新进行了修复，并在村口立了一尊原始石雕，其上刻有“禹陵村”三字。

    转过禹陵村之后就可以看到一个超大的祭禹广场。这座广场是在2019年重新扩建而成的。

    祭禹广场由新建的环形祭禹馆围合而成，游人沿神道绕过轴线末端的祭禹馆便可豁然抵达。出于帝陵风水的考量，原广场圆心及两侧的原钟鼓亭、水上祭台的位置保持不变，但将原中心的太极台改为洛书台，与大禹文化更加契合。广场半径扩大至66米，改造后的广场观演容量也将由原来的1000人扩至10000人。

    为了祭祀仪式时建立观演人员更舒适的视线关系，广场看台采用扇形阶梯式形制，向外升起扩散，呼应同心环形建造的祭禹馆，向心聚集下沉，形成圆形的洛书台。祭祀时主祭人员需要在祭禹馆候祭并从内侧正中的甬道走出，穿过广场中心的洛书台，经6个台阶后到达水上祭台，举行相关的祭祀仪式。

    在古代绍兴祭禹的日子，通常是在俗传为大禹诞辰的旧历三月五日，民国时期，绍兴地方政府曾“定九月十九日为会稽山大禹陵庙年祭之期。每届由县主办，著为常典”，所需经费则“列入本县地方概算”。

    新中国建立以来，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大禹陵庙的保护，经常拨款修缮。1995年4月20日，隆重举行了“浙江省暨绍兴市各界公祭禹陵大典”，规模空前，是为新中国祭禹之始。不久，江泽民亲临大禹陵视察，并亲笔题写了“大禹陵”坊额。现在我们进入景区的主牌坊以及神道牌坊上镌刻的就是这三个字。

    接着，大禹陵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1995年以来，祭禹已成为绍兴市的一个常设节会，五年一大祭，由政府出面主持，日子固定在4月20日，也有了一套相对稳定的程式。

    虽然作为一个北京人，看惯了天安门广场的巨大，但作为一个国家对人文始祖的祭祀大典所用的场所，有着一个超大的规模我认为也是应该的。

    站在广场正中看祭禹馆，可以看到其顶部均匀摆放着的象征大禹功德的九鼎复制品，当然了，真的九鼎在秦始皇的时候就已经不知所终了，其大小、材质、样式、纹路等等信息也未能在历史中留下只言片语，所以现在这复制的九鼎只是一个猜想之后的现代艺术品。

    从祭禹广场的中心向会稽山处望去，可以看到，其中心在临水的水祭台延伸线上正对着禹庙。这也是古代祭祀大禹的主场地。

    祭禹广场一侧环水，在水祭台与禹庙间的水面上则是乌篷船码头。如果游人想偷个懒，则可以直接从游客中心的码头坐绍兴的乌篷船直达此地。

    而从祭禹广场过去则要通过旁边一座石桥。站在石桥之上，讲解员告诉我如果天气好的时候能够看到在山顶上的大禹铜象。但我参观的这天山上烟雨蒙蒙，但在云雾中还是能够隐约看到铜像的轮廓。大家看我拍摄的照片，如果眼神不好，估计都发现不了。

    前边经过这么多一处又一处的地方，如果说这些代表了现代，那么过了水上祭坛的这条小河之后，踏上对岸就是回到了过去。

    在河的对岸有两组主要的建筑，一处为禹陵与禹祠，另一处为禹庙。从地图上看，正对着水上祭坛，与水面呈垂直的即为禹陵、禹祠。而临河而建、与河水平行的则为禹庙。

    大禹作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之一，一直存在于中国历代的民间故事与传说之中，但因为时间久远，且更多的先秦史籍资料已经无存，因此对于“禹”是否真有其人始终是个疑问。

    从现有我们所掌握的各类史料及文物中中看，与禹王同时代的出土文物及商朝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关于禹王的记载。而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最早提到禹王的文物则是迟于大禹时期约一千年以后西周的遂公盨[xǔ]。

    上古时期，在今天山东宁阳西北部与肥城临界处有一古国，名遂。据说为夏朝所封虞舜后裔妫姓子爵国，商周时续封。今山东宁阳西北鹤山乡尚有山名曰“遂山”（古名，又作“穟山”“穗山”），当与此有一定历史关系。

    古遂国因为是舜的后裔，所以历经商周改朝换代，一直延续下来。虽无足够的史料记载，但可推测该国是长期以德治国的。鲁庄公十三年（公元前681年），在管仲的建议下，齐桓公与宋、陈、蔡、郑等国国君在齐的北杏(今山东聊城东)会盟。当时也邀请了遂国。但遂国当时是鲁国的附庸，因宗主国鲁国未应邀与会，故未参加会盟。齐桓公以此为借口向遂国发兵，遂国灭亡。

    过去著录的古文字材料，有关禹的记载很少，只有秦公簋提到‘禹迹’，叔夷镈、钟述及成汤伐夏，‘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至于治水的事迹，乃是第一次发现。秦公簋等都属春秋，遂公盨则早到西周，成为大禹治水传说最早的文物例证，这对于中国古史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遂公盨[xǔ]（又名豳公盨、燹公盨）高11.8厘米，口径24.8厘米，重2.5千克，椭方形，直口，圈足，腹微鼓，兽首双耳，耳圈内似原衔有圆环，今已失，圈足正中有尖扩弧形缺，盨盖缺失，内底铭文10行98字。器口沿饰分尾鸟纹，器腹饰瓦沟纹。它是2002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现已入藏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它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

    盨是用来盛黍稷的礼器，从簋变化而来，西周中期偏晚的时候开始流行。遂公盨呈圆角的长方形，失盖，器口沿下饰鸟纹，腹饰瓦纹，小耳上有兽首，原来应有垂环，圈足中间有桃形缺口。这种形制，在盨的序列中是较早的。再看鸟纹的特点，可确定这件盨属于西周中期后段，即周孝王、夷王前后。

    铭文在盨的内底，共有10行，98字。铭文的释读为：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
    差地设征，降民监德，迺自
    作配乡（享）民，成父毋。生我王
    作臣，厥沫（贵）唯德，民好明德，
    寡（顾）在天下。用厥邵（绍）好，益干（？）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
    经齐，好祀无[贝鬼]（废）。心好德，婚
    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
    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
    民唯克用兹德，亡诲（悔）。

    据有关专家鉴定称，遂公盨[xǔ]铭文内容可以佐证大禹治水和夏朝存在的真实性。然而“遂公盨”自发现以来即一直伴随着争议。

    首先，铭文没有时间、地点、人物（只有类似赞语的‘遂公曰’三字，可以推知说话人）、事件，纯粹是讲道德教训，与一般盨铭体例迥异；其次从行文风格看，铭文主题鲜明、通俗易懂，内容与战国人所作的《尚书·禹贡》太过雷同。因而有学者认为，此“遂公盨”来路不明，不排除是赝品的可能性。

    严格来讲，如果此盨确系真品，也未必能最后证明大禹其人和夏王朝存在的真实性。因为按照传说推论，大禹应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人，为夏王朝的奠基者，距今应在4000年以上。而遂公盨距今约2900年，其间还有1000多年的差距。铭文作者看待大禹时代，应该如我们现在看唐宋一样遥远，大概也只能把大禹当做传说人物看待。所以遂公盨铭文只能证实大禹治水的传说比过去的记载更加古老，对证明大禹其人和夏王朝的存在固然有一定作用，但仍不宜据此得出肯定的结论。

    虽然无法将传说与真实的历史对应起来，但这不影响大禹作为中华文明始祖之一的地位，同样他也是历朝历代中原王朝的主祭人物之一。而对于传说中大禹去世之后的葬地，会稽山则成为了最重要的祭祀地点。所以，为了方便对大禹祭祀活动的举行及日常朝拜活动，据记载，在夏启和少康之时都曾在会稽建立禹庙，但此说现已难考。

    虽然在秦与汉之后都有禹祭活动，但有史可考的“禹庙”则是到南朝梁的大同十一年（545 年）才始建。

    禹庙建成之后几度兴废，北宋政和四年（1114 年）禹庙改为 “告成观”，后又复为禹庙。其后历代又均有兴修，以南宋绍熙三年（1192 年）、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清嘉庆五年（1800 年）、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等四次维修规模为最大。现存大殿建筑系1934年重建，其他部分大都为清代重建，保留明代建筑规模和清代建筑风格。

    在会稽向庙对进行的禹祭活动在明洪武年间，被钦定为王朝主祭的 36 座王陵之一。

    在靠近河道的一侧有一棂星门，这也是陵区的主门。

    进入棂星门之后是一段较长的甬道，左则有一红色大门，门外立有一文保碑，上书“大禹陵”三字。这里是禹庙的入口。而我们参观的顺序则是要直行甬道前行，首先去禹陵参观。

    禹陵现在的主体建筑为“禹陵陵园”，在甬道正中心的远端立有一块上书“大禹陵”的石碑。

    大禹陵碑是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绍兴知府南大吉所立，选址依据是闽人郑善夫考证禹穴之所在地。整块碑高4.05米，宽1.9米。“大禹陵”三个大字由南大吉题写。
    1956年秋，碑石被大台风吹倒折成两段，1961年10月重立此碑时，在“禹”字之下，“陵”字之上断裂处，用钢筋和沙浆联接。在碑上建一亭，是1979年根据明代的原貌而重建，飞檐翘角，气宇轩昂，亭南有禹穴辩碑和禹穴碑，系前人考辨夏禹墓穴所在而立。《禹穴辨》一文为清代“浙派”篆刻创始人、“西泠八家”之一的丁敬所作。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礼部员外郎郑善夫来到绍兴。

    郑善夫是一位研究先代帝王和大禹的专家。历任户部主事，礼部主事、员外郎。《明史》说他“以清操闻”，所交尽名士。郑善夫多才艺，能书善画，其作品多为历代名士所珍藏。他对数学、历法有较深的研究，著有《奏改历元疏》《日宿例》《时宿例》《序数》《田制论》《九章乘除法》《九归法》等。

    此时，出任绍兴知府的是南大吉，他在任内锄奸兴利，群民德之，乃越中名宦。两位诚敬大禹的非绍籍人士，聚首绍兴，同议禹陵禹祀之事，以“缵禹之绪”。

    郑善夫在绍兴时，实地考察了大禹陵庙及周围地域，撰成《禹穴记》一篇。

    《禹穴记》指出，“禹??葬会稽之阴，故山曰会稽，穴曰禹穴”，“至今窆[biǎn]石尚存，或然也”。今“复探禹穴??玩梅梁，摩裟窆石，睹先圣遗像，得禹穴于菲井之上，徘徊瞻眺，想其卑宫而菲食，为之喟然兴怀”。可知郑善夫到曾用梅木做梁的禹庙，瞻仰大禹像，又至庙左坡上，抚摸窆[biǎn]石；还踏看了菲井上下四方。他一路徘徊瞻眺，对地形地物地貌，作了极为仔细周密的调查考察。他说：“窆[biǎn]石尚存”，肯定了窆[biǎn]石是禹葬时的一种工具，至于窆[biǎn]石之下是否就是禹葬之穴，他说“或然也”，表示了一定的疑问。他经实地“徘徊瞻眺”之后说：“得禹穴于菲井之上。”认为大禹墓穴不在窆[biǎn]石处，而在“菲井之上”。

    明万历年间由张元忭、徐渭合撰的《会稽县志》载：“郑善夫定（大禹葬身之墓穴）在（禹）庙南可数十步许，知府南大吉信之。”郑善夫来绍兴之时，南大吉出任绍兴知府不久，正亟以敬先圣王敦民风为务，所以他偕同郑善夫一起，深入会稽山麓考察。当郑善夫最后确定大禹墓地在禹庙南数十步许，南大吉就深信不疑，即于嘉靖三年（1524年）重新营建大禹陵园。

    大禹陵园建成后，南大吉亲笔书写了字体敦厚隽永的“大禹陵”碑亭。陵碑以长方形石为底座，碑身高4米，阔1.9米，“大禹陵”三字每字的字径为1.23米。自此以后，“大禹陵”碑亭就取代窆石而成为大禹陵的标识。凡到大禹陵者，虽然也要去瞻仰禹庙和窆[biǎn]石，但是，碑亭所在处却成为了祭陵的核心之地。

    现代修复的“大禹陵”石碑及碑亭，以及1930年代关野贞与常盘大定当年拍摄的“大禹陵”碑的原貌。

    在“大禹陵”碑之后有一殿基，基座之上即为祭祀大禹之时所用的享殿。

    享殿这种建筑形式多出现在帝王陵寝之中，是作为日常祭祀及大型拜祭活动的主要场所。主持及拜祭之人会在此向陵主的牌位祭献各类供品、祭辞等，所以享殿也是皇陵之中最为重要的建筑。

    明代嘉靖初年，绍兴知府南大吉邀请学者对大禹陵的位置进行了考证，立“大禹陵”碑，并在碑后建享殿三间，至清代光绪年间倾毁。2007年11月绍兴市文物局对大禹陵享殿复建，重建后的享殿与现存禹庙大殿的建筑风格一致，同为清代官式。钢筋混凝土结构，五开间，重檐歇山顶。

    正殿设神龛，供奉“华夏圣祖大禹之神位”。神位正前方按“太牢”之礼，陈设了43件祭器。两侧墙面配以大禹“治水”、“立国”的大型彩绘，浓缩体现了大禹一生的丰功伟绩。另有配殿两座，主要陈列历代的告祭碑文和重建大禹陵享殿碑记。

    在享殿的的另一侧有一个独立的小院，这里就是禹祠。坐东朝西，共两进，中有天井分隔，由前殿、后殿、曲廊组成。入口为垂花门，后殿置有前后廊，粉墙青瓦。

    按大禹陵的导游、宣传资料介绍，禹祠是夏王朝第六代君王少康封其庶子无余赴此守护大禹陵时创建，是定居在禹陵的姒姓宗族祭祀、供奉大禹的宗祠。现存禹祠为1983年重建，为两进。第一进内陈列着《大禹治水》《稽功封赏》砖雕；第二进内有大禹塑像，还陈列着大禹在绍兴的遗迹照片和《姒氏世谱》及记载历代祭禹情况的《祀禹录》等。

    在禹祠的左侧有一井，名“禹井”，相传为禹所凿。

    《水经注》载：“会稽山东有硎，去（禹）庙七里，深不见底，谓之禹井，云东游者多探其穴也。”南宋《嘉泰会稽志》：“禹井在县（会稽）东南会稽山。”《吴越春秋》徐天祜注引《地理志》：“会稽山上有禹井，相传下有群鸟耘田也。”

    现在的“禹井”有亭名“禹井亭”，其楹联系孙其峰先生补书，联云：“德泽被万方，轨范昭百代”，意为中华大地的人民都得到了大禹的恩惠，他为民忘私，不屈不挠的种种美好品德是人们的楷模，光照后世。

    不过，虽然大禹陵之禹祠的历史久远（传说早在无余到会稽守禹冢时就建祠定居），但缺乏明确记载。而现在的禹祠处，是梁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始建今禹庙时建立的大禹寺。南宋时期的《嘉泰会稽志》说：“大禹寺??自唐以来为名刹。”作为佛教名刹，虽有“大禹”之名，却大概与祭祀大禹的“禹祠”没有什么关系。大禹寺一直存在于20世纪60年代。1986年维修大禹陵园时，在大禹寺的遗址上新建了禹祠。

    不过，不管怎么说，禹祠的“禹井”应是真正的历史文物。远的不讲了，它至少在梁大同年间就已经存在了。

    在禹陵的另一侧有一条依山而建的长廊，其中放置了多块历代文人与官员至禹陵参拜之时留下的手书，其中部分的优秀的内容被雕刻在石碑之上，久而久之，禹陵内的碑石越来越多。在2000年之后重修大禹陵之时，便将这些石碑集中到了此处并修建了长廊，形成了一条存有几十余通唐、明、清各时代的碑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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