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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国青铜时代（pdf.转载）[第2页] |
| 作者:安昊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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厢房第二号房间的一个窖穴里，编号为77QF-F1-H11。 窖穴打破了房屋台基，时代应晚于房屋台基。 窨穴内共出土甲骨一万七千余片，其中卜甲一万六千七 百余片，为龟的腹甲，卜骨三百余片，为牛的肩呷骨。目前已清洗出有字卜甲一百九十多片，在卜骨上未见有文字的, 目前发现的卜甲的总的字数为六百多字，每片上的字数多寡不等，少的一字，多的三十字。① 这批材料虽然重要，却尚未详细的发表。卜用甲骨的形制，有无钻凿，龟甲部位等都没有描写，而有字的一百九十多片卜甲中，只有三十二片有释文、照片或描文刊出。现只拣数片在殷周关系上较有意义的提出来作初步讨论。 (一)岐山甲文H11:1 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那祭成唐?口鼎统示及二 女?其彝血翔三?豚二?亩有足。 这片卜辞长达三十一(或三十二)字，大概是岐山甲文中最长的一片，其中所包括的问题也较多。报告者谓文武帝乙(即殷王帝乙)是周人祭祀(“彝”)的对象，如此则此片一定是帝辛时代的，亦即文王时代的。但“文武帝乙宗”亦可能是宗庙中的一个特定的祭祀地点;邙其点二铭文日:“乙巳，王日蹲文武帝乙俎”②与此片卜辞文义相似，也可能指祭祀(“蹲”)的一个地点(“俎”)。 在周庙里这个地点，当是指定给“文武帝乙”的。既然后文贞问那祭成唐，可见成唐 (大乙)是可以在文武帝乙宗来祭祀的。这又使人联想到商王宗庙祭祀中的乙丁制③。换句话说，文武帝乙，可能指帝乙，但也可能 ～～～～～～～～～～～～～ ①《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38-43页。 ②亦冢忠:《稿本殷金文考释》，东京，1959年，14-一18页。 ③ 张光直:《商王庙号新考》、《谈王亥与例升的祭日并市论殷商王制》均见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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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专指帝乙的。这片卜辞的时代当不致于在武王伐纣之后;它可能是帝辛时代的，也可能早于帝辛。 “土其那祭成唐”这一句中的王，想是指周王而不是指殷王，如此则这句话的意思便很大了。周王的卜人称他为王;这在过去经学与金文学者巾多有争辩，但岐山的材料可以定案。可是周王不但在他的宗庙里摆设了专祭殷商文武帝乙的地点，而且还要用三羊两豕来那祭成唐，这可以说是在这片卜辞书刻的时代周王在仪式上臣属殷商的表现了。 成和唐两个名字都在殷墟卜辞中常见，但把两字放在一起则这片卜辞还是首见。成汤这个名字来自成唐，过去早已推定，得此片可完全证实。 (二)岐山甲文H11:84 贞王其章佑大甲狮周方伯口唯足，丕左于受有佑。 这片亦称周王为王，但周王乞佑于殷王大甲。(大甲又是乙丁制下乙组的王，又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又说此王实为殷王，待考。 (三)岐山甲文H11:3 衣王田，至于帛。王雙田。衣王，即殷王，周人称殷为衣,见大丰(天T)殴(“丕克乞衣王祀”)。 殷王田所至之帛，不知何地，殷墟卜辞中亦有帛(《前编》2、12、4)， 亦地名。 (四)岐山甲文H11:20 亩亡眚，祠自蒿于壹。 Hll:27: 口玛洛。 H11:9: 大出于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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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1:18: 出自眶。 H11:22: 虫白。 H11:45: 毕公。 H11:8: 口鬼袁乎宅商西。 以上这七片中有若千地名与国名，对周之四至有所启示。“河”在殷墟卜辞中指黄河，在此当同。“洛”当指陕西泾洛之洛。“嵩”或指镐京。“虫白”据报告者推测或即“崇伯”，不知何所据?崇伯之崇来自嵩或自柳，似与虫字无关。《左传》昭公十九年有蟲，但在邾境内，今山东济宁县境，不会是岐山周文所指。又甲文之黽，即龟字。卜辞有龟氏，地望不明②。毕，“文之昭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亦在咸阳县境③。鬼，或即鬼方;商，当即大邑商之商;此地据文义，或指殷商之商。 (五)岐山甲文H11:4 其微、楚口毕爽，师氏受赉。 H11:83: 日今秋，楚子来告 这两片中都有楚。上文引徐中舒主张太王开始翦商，实以向江南之开辟为始。岐山甲文中重复提到楚国，并云楚子来告，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 ①陈繁:《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谈异》，377页。 ②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22页。 ③陈架:《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谈异》，329--33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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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岐山甲文H11:68 伐蜀，幺。 H11:110: 征巢，这里所征伐的两国，都不是在旧籍中季历与文王所伐的对象之中，可见当时记载远不完全。同时，两国都在南方，进一步加强了徐中舒周初经营南土的说法。周初之蜀，一说在汉水上流，而巢亦楚地群舒之国②。 (七)岐山甲文H11:2 自三月至刊三月月唯。五月亩尚。 H11:13 匕贞既魄 Hl1:26: 匕贞:既吉 1111:55: 佳十月既死口，亡咎 H11:64: 六年。 以上五片说明周人的历法与殷商有显著的不同，而与西周金文中的历法有关。《尔雅，释天》:“夏日岁，商日祀，周日年”。岐山甲文中已有年。又金文中月相名称的词汇为既、吉、魄、死、月唯等，在岐山甲文中也有。这也是讨论殷周文化异同上极为珍贵的资料。 ～～～～～～～～～～～～～ ①陈聚:《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稿》。《本所专刊》，第59期，1970年，17 -23页: ②)陈磐;《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课异》369--37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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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山的这批甲文资料，可作之问题至多，将来资料陆续公布，当可继续研究。 从目前已经发表的材料看殷周关系问题，至少有值得注意的两点:其一，早周的文字、文法、占卜制度、地名、祭祀等文物制度与殷墟所见大同小异，但其中所见历法及另外一种文字(不识，未引)表现了周文化的地方特色。其二，衣王的祖先，为周王祭祀求佑的对象，是周王在祭仪上臣属于商王的具体表现。但周王自称王，同时进行征伐及经营南土。可见殷周关系，错综复 杂，不是简单的“敌对”或“臣属”两字便可以包括完全的。 六 小结 近年来考古资料出土很多，不但在古史研究上供给了许多新的史料，而且供给了对旧史料重新加以评价、吸用的新证据和新标准。在殷周关系上，新史料给了我们这样的新认识: 从考古材料上看，殷周文化各渊源于不同区域的龙山文化，而且在形成过程中互有影响，因此两个文化是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巾原文化一一的，但殷文化形成较早，影响力较强，同时周文化也有他的地方性、区域性的特色。武王伐纣以后，西周文化继承了殷商文化的一绪，同时也将他们的固有文化加人了中原文化的主流。 从殷墟卜辞上看，周人自成一个政治体，自武丁时代便在殷商的西方活动，与殷商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密切的臣属关系，第五期帝乙帝辛的卜辞中还没有看到关于周人的记录，这是比较难解的。周人之成为殷商心腹大患应该是在这一个时代发生的。 从周原新出土的甲文看，周人在武王伐纣之前已自称王，对殷商王朝而言是在祭仪上有臣属的关系。但同时甲文里亦富有征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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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辟江汉的迹象。从文化上看，他们属于殷商的一系，但也有显著的区域特征。 从各方面新资料来看，传统的文献对周人开国经过的记述，以及近人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在基本上有许多可信之处。《诗经》里面周人的自述，更证实了它的历史性。目前所看得到最大的问题，是武王伐商以前周人开国的时代。看来周人之兴起，成一强大国家，不止太王、王季、文王三代。文王以前周人系谱究竟如何，他们在岐山定都多久，这都恐得等更多的资料出现以后才能得到解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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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占学上的聚落形态 ， 一个青铜时代的例子 “聚落形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中国考古学上成为重要的讨论题目，而这方面的研究还只能说是远景大于成果。在最近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的一篇论文里，我对考古研究的这一方面作过这样的评论:“在考古学上最可能有成果的研究题目之一是聚落形态一包括历史与史前某一时期的聚落形态与通过较长时期能够辨认出来的聚落形态，中国考古学已经找到足够开始这种研究的材料，但目前的成果还只局限在少数在文字历史上熟知的城市之内。 我相信考古学在中国经济史所能作到的最大的贡献是 在各个时期的大小不同的各种聚落之间的关系上面，因为在这方面考古学能提供一种全部新颖的资料。中国历史上的名城殷、长安或洛阳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一定是由许多大小不同功能各异的聚落所构成的较大的网状系统的一部分。 东周时代的城址已有许多发现，如果把它们与关于列国之间在许多方面的关系上很丰富的文献资料放在一起来研究，很可能有重要的成果。 *原文英文，1980年8月曾在奥地利Burg Warlenstein关于Prehistoric Seltlemenl Pallerns:Relrospecl and Prospeci国际学术讨论会(Wenner-Gren l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主办)上宣读。 ①K.C.Chang, "Chinese archaeology since I949" Journal of Asian Sfu- dies 36 ( 1977) .pp.642-6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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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的研究自然可以施用于中国史前时代与历史时代的每一个阶段。 事实上，陕西中部渭水流域的仰韶文化已经有很好的 材料可以做“大规模聚落形态”的研究。可是，一直要到“聚落形态”成为田野考古设计上的一个主要焦点而且要到这种研究能在科际的局面之下进行以前，我们只好继续倚仗那非常丰富的文字史料，而这种史料当然只有在历史时期才有。 在这方面，青铜时代的聚落形态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证明聚落形态这种研究法在中国可以使用，而且还证明中国境内的材料对这种研究法的可能的贡献。 中国青铜时代聚落形态的仔细研究会显示在青铜时代社会基本单位: 城邑一之内在几乎两千年的期间中相当程度的空间的连续性，但在另一方面它也能揭露出来这些城邑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一即它们彼此相连结而成为各个等级的社会单位的方式与因素一也连续的在变化着这种事实。 空间方面的资料是有关聚落彼此连结起来的资料的一部分，但仅只在空间上的资料在这些变化上或在这些变化的原因上绝对提不出任何线索来。 一、中国青铜时代的城邑 “中国青铜时代”一词指中国历史上约2200一约500B.C.这 个阶段;这期间青铜器(主要是礼器与兵器)在考古遗物中占有显著的重要地位，而且可想而知是上层阶级生活中的一种中心事务②。这也是区域性的王朝竞争显要权位的时期;在纪录上有过 ～～～～～～～～～～～～ ①史念海:《河山集》，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 ② Chang, “The Chinese Bronze Age:A modern Synthesis" .in: The Greal Bronze Age ol China.Wen Fong.ed. (New York.The Melropolitan Museum ofar,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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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王朝一 -夏、商、周在不同时期取得显要地位，因而中国青铜时代又可称为三代。 整个青铜时代的基本社会单位是有城墙围绕的城邑，华北的黄土地貌上点布着千千百百的这种城邑。在外形上看，这些城邑都很相似。每一个城都在四周为土墙所围绕。土墙是夯筑而成的:长条木板缚在一起形成槽状，黄土放人槽中用石头或金属夯具捶实，然后术板解下向上移位以后再形成一级空槽，其中填夯黄土之后又形成较高的一段土墙，这样一层层加高到筑成为止。 城墙平面布局多半成方形或长方形，依东、南、西、北四方筑成。因使用木板，所以墙是直的、而墙角多成直角。四墙上开城门，南门通常是主要的城门，而全城可称座北朝南、城的定位在华北来说应该说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太阳自南方照下。 固然这种土城的许多特征可以用物质上与环境上的因素来解释，它仍不失为在很快的时间之内，一次设计之下建筑起来的在大地上的庄严的人工物。在商代卜辞里，“作邑”是个常见的词。周代的文献里对这重要作业有比较详细的描写，其巾也含有占卜定位的材料: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旗旗，堇茶如饴。 爰始爱谋、爰契我龟，日止日时、筑室于兹。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 自西徂东，周爱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 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抹之陝陕，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 百堵皆兴，馨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 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东京，汲古书房，1971，第2版，4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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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诗，大雅.绵篇》)在这首诗里如此生动地描写了的这座城邑，现在已为考古学者找到，而它的发掘也已开始①。但这里所描写的作邑情状，对整个三代期间的其他城邑也应同样适用。可是城邑的建造不但是建筑的行为，也是政治的行为，而古代的城邑也好象现代的城邑一 样，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是“在权力居于力量这样一种政治系统中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它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维护权力的必要工具。”② 青铜时代的城邑是建来维护宗族权力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以社会人类学者称为“分枝宗族”(Segmentary lineages)③的亲族系统为特征的。中国古代的父系氏族实际上是由许多由系谱上说真正有血缘关系的宗族组成的;这些宗族经过一定的世代后分枝成为大宗与小宗，各据它们距宗族远祖的系谱上的距离而具有大大小小的政治与经济上的权力。 当宗族分枝之际，族长率领族人去建立新的有土墙的城邑，而这个城邑与一定的土地和生产资源相结合。从规范上说，各级宗族之间的分层关系与各个宗邑的分层关 系应该是相一致的。 宗族的地位与城邑的地位表现在各种的象征物上，因为系谱是地位的基础，所以在仪式上重新肯定个人在系谱中地位的祖先崇拜乃是最高的宗教，而在祖先崇拜中使用的青铜礼器乃是最高 ～～～～～～～～～～～～～～ ①《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27一37页。 ②China's Gentry (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p.95. ③M.G.Smith. "On 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s"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86 ( 1956) ,No,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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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征物。中国古代青铜礼器在形式上与在装饰花纹上的复杂性，以及将这么多的财富投人这种象征媒介这件事实，充分的表现了宗族宗教以及宗族制本身的精致、多样和复杂。 但是仪式上的认可只是权力维护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涉及“力量”本身。青铜在中国古代的另一主要用途是用在兵器上:青铜铸成矛头、戈头、刀、钺和镞。城邑的夯土城墙，再加上它的城门，望楼和护城河，显然是为了防御的日的而建造的。 中国青铜时代的聚落形态的研究以城邑与城邑之间在空间上的彼此关系为中心。大小与复杂程度不同，但根据同样的定向原则与社会及仪式性的布局而建造的任何一个城邑都以一个个别的共同体的单位的身分与相似的其他单位发生种种关系。 在三代的两千年间，许多的城邑都为人连续的居住着，而且城邑与城邑之间在空间关系上的资料始终没有变化。但是它们之间的在分级制度上的相互关系则常常变化，而且有时变化剧烈。 二、城邑间的分级制度及其变化 青铜时代在华北的地貌上散布的成百成千的城邑(有的仅知其名，有的有遗址发现)是如何有系统的组织起来以反映它们内部的秩序的? 也就是在它们占居期间在一个分级分层的网状结构之 内的相互关系如何?有鉴于本文的目的，我们尤感兴趣的乃是下面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的考古或文献上的资料，专用“空间分 析”(Spatial analysis)的方法在这种相互关系的决定上能有什么程度的肯定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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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高20.7厘米。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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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长16.5厘米。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为已知最早的饕餮图像，同类作品已发现数件，形象略有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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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虎耳方鼎，高95厘米，1989年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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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鸱鸮卣，通高19.7厘米，1957年山西石楼县二郎坡出土，山西省博物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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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父丁卣，高35.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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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青铜双面人像，高52厘米，1989年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出土。人像两面相同，中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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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天亡簋，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座边长18.5厘米。传清道光年间陕西岐山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铭文77字，涉及西周初武王克商的史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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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淳化大鼎，高122厘米，口径83厘米，重226公斤。1979年陕西淳化县出土，淳化县文化馆藏。 为西周时代体量最大的铜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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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折觥，高28.7厘米，长38厘米，重6.7公斤。1976年陕西扶风县出土，周原文物管理所藏。盖器同铭，各4行40字，记贵族折以功受周王赏赐，为父乙作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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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铜方壶，通高49厘米。1990年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出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藏。 正因为青铜礼器具有明示贵贱、辨别等级的作用，天子、诸侯所用之器便成为国家社稷和诸侯王权的象征。两国交战，战胜国不仅要掠夺战败国的财富，占领其封地，还要将其宗庙里的青铜礼器全部搬走，这就是古书里常说的“毁其宗庙，迁其重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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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邑间的分级制度及其变化 青铜时代在华北的地貌上散布的成百成千的城邑(有的仅知其名，有的有遗址发现)是如何有系统的组织起来以反映它们内部的秩序的?也就是在它们占居期间在一个分级分层的网状结构之内的相互关系如何?有鉴于本文的目的，我们尤感兴趣的乃是下面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的考古或文献上的资料，专用“空间分 析”(Spatial analysis)的方法在这种相互关系的决定上能有什么程度的肯定的贡献? 在这一个目的上来说最好的材料来自中国青铜时代的一个较小的段落，即自722到481B.C.这一段周代的春秋时代。这些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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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是在鲁国的国家档案里面，即《春秋》，一般传说是孔子(551一 479B.C.)所作。这部书记载了城与城之间的征伐，及国与国之间的征伐。约一百年以后的一位左丘明又为《春秋》作传，增加了许多有用的材料。 根据《春秋》经传所载的资料，再加上历代对这部书 研究的结果一一尤其是陈粲的《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误异》① 我们可以辨认出许多春秋时代的列国，并且断定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每一个国有一个若千城邑的网状结构;国内的首邑称为都: 国 都 色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从理论上说，每国都是由周王室建立的。周人封建的程序在《左传》里有基本的说明: 隐公八年: “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昨之土而命之氏。” 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公鲁公以大路大族、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辩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 禽，而封于少嗥之虚。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结筏、 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镣氏、樊 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 ～～～～～～～～～～～～ ①《中央研究院历史诉育研究所专刊》，第52期，196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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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会王之东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从这两段文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在周初，周王将他的亲属或大臣封到外地去建立他自己的城邑的时候，周王所赐的物事至少有下列诸项: 1，他原来的氏族的姓 2.土地 3.以宗族为单位的人民 4.新的氏名以标志他的新政治单位 5，适合于他的新政治地位与他的新的城邑的政治地位的仪式性的徽章与道具。 这些物事不但给了新的封建领主以生活来源(土地与人民)，并且把他在周代王国之内的正式地位给予了官方的与仪式性的肯定。他的统治范围是他的“国”，而他居住的城邑是他的“都”。所有的国都将周天子(居住在他的国都)看做是他们共同的最高统治者，但各国有强弱之分，而强者逐渐形成区域性的霸主。依此，周王之内各国各邑之间的关系至少分为四层: 周正 周王子 大国 有大国的都 小国 有小国之都 邑 个别的城邑 ～～～～～～～～～～ ①以上撒自K.C.Chang.Shang Civiliz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ly Press,I980),p.161.关于商周封建宗法及氏姓制度的古今文字不胜其数，但说明清楚、内容合理、证据丰富者则稀少;见徐复观:《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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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层分级的系统是根据周代的文献得出来的，但显然在整个青铜时代都有相当程度的适用性。在较早的阶段，国的数目较多, 而每个国的辖区较小。当朝代改变、时间前进、国变得较大，统治的城邑加多。到了春秋时代，我们所知道的国只剩了一百多个。依顾祖禹的综述，中国古代列国的历史可以撮要如次: 传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受命，其存 者三千余国，武王观兵，有千八百国。东迁之初，尚存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诸侯更相吞灭，其见于春秋经传者，凡百有余国，而会盟征伐，章章可纪者，约十四君: 鲁、卫、齐、晋、宋郑陈蔡曹、许、秦、楚、吴、越;其子男附庸之属，则悉索币赋，以供大国之命者也: 邾、杞、茅、滕、薛、 莒、向、纪、夷、卿鄭遂、倡阳、郜铸、郝瓢宿、任徇、颛 臾、郯、州、於馀邱、牟、鄣、邮、鄅、极、根牟、阳、介、莱、虞、虢、 祭、共、南熊凡、苏原周、召、毛、甘、单、成、雍樊、尹、刘 巩、芮、魏、荀、梁、贾、耿、霍冀崇、黎、鄧、申、滑、息黄、江 弦、道、栢、沈、顿项、都胡随、唐、房戴、葛萧、徐六、蓼 宗、巢、英氏、桐、舒、舒鸠、舒庸、钟吾、穀、贰、軫、郧、绞、罗、 赖、州、权、厉庸麇夔巴邢北燕、焦、扬、韩、不羹。又有 九州夷裔则参错于列国间者也;戎蛮、陆浑、鲜虞、无终、潞氏、 齎咎如、白狄、骊戎、犬戎、山戎、茅我、卢戲、卿瞒、北狄、淮夷、 肥、鼓、戎、濮。① 这里所包括的十四个大国和一百一十三个小国，不是每一个都能在地图上找到准确的方位的，但大多数是可以相当准确的找到的。图一依李宗侗示各国大致位置②。图中两个方形黑块示周的东西 ①《读史方舆纪要》卷一 ②)李宗侗:《春秋左传今注今释》，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上册、春秋列国总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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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都;较大的黑点示十四大国位置，较小黑点示能断定的各小国位置。每一黑点可能代表一个城邑，但在大多数情形下代表一群或一组城邑。依我们所知的，这些个国邑在700一400B.C.这一段时期内都存在，因此可以当做同时的聚落对待。 从这些城址的分布上我们可以提出两种问题出来:它们为什么分布在它们所分布的地点?它们彼此之间如何发生关系?这两个问题都是有关过程(process)的问题，而图一只表现形式。 [空间考古学]种种难题之一是从形式推测过程的困难。同一个空间上的形态可能是各种不同的空间上的过程 所造成的。我们常常得自空间以外的证据上来找材料以 支持或反对关于空间过程的理论。① 关于春秋列国分布形态的很有趣的一点是对它们的解释一定要根据很少是空间性的证据。因为在700一400B.C.这段时间里面的材料与个别列国的来源无关(因为它们都在这个时期以前便已形成)，而仅与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关，我们仅讨论上举两个问题中的第二个，即在图一所示的列国是如何在彼此之间发生关系的。 将列国加以分组的头一个也是在仪式上最重要的方式是照它们的统治者的氏族起源来区分。上面已说过，在三代期间当宗族膨胀分裂时，分开的枝族被送出去建立它们自己的城邑，而这个城邑经过若干时间之后成为大小列国。在春秋时代，在政治上和仪式上最重要的两个氏族是姬姓和姜姓。姬姓为周朝王室所出，而姜姓为周王室男性成员经常娶妻的来源。 图一所示最重要各国的诸姓分布，从这里可见姬姓国最多，而姜姓的也分布甚广。子姓是 Ian Hoddcr and Clive Orton,Spaliai Analysis in Archacology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6).p.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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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氏族，其成员在其所统治的城邑的数日上说还有一定的力量。风、曹、妫、偃等为较古的姓，而赢则为在221B.C.统一中国建立其第一个大帝国的秦国的姓。 氏族来源不但在国的起源上，而且在个别国的仪式上的地位也有其重要性。但列国之间重要的政治、经济上的交互关系则主要为军事力量所决定的有规则的分群所控制，春秋在这上面特别有价值，因为它含有这三百年中间列国互相乔并的一个详细的记录。图二a到c表示中国从700B.C.到400B.C.中变化很快的局面。 在700B.C列国在理论上可说是平等的，保持着它们在周王国这个客观环境之内的虚构的地位。但根据现有资料，700B.C. 以后不久列国便开始互相征伐，常常造成永久乔并的结果到了600B.C.(图二)，鲁、齐、郑、卫、晋、秦、蔡和楚成为将许多其他国家(常为较小国家)合并在它们的政治领域之内的较大的列国。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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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大国到了500B.C.(图三)及400B.C.(图四)仍然是大国，但在这期间许多较小的国家及个别的城邑的政治从属关系上则已发生了无数的变化。在这三百年间，这些春秋列国及其城邑之间的政治关系的重要变化，是用任何一个“空间分析”的方法都测查不出来的。 这些城邑与城邑群(“列国”)的政治从属关系的变化一一政治性的但显然有经济意义的一是整个三代期间常见的现象，虽然作分析研究只有在春秋时代才有最好的资料。事实上，所谓“三代”，在某一种意义上正是指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些城邑和列国作了不同的分级安排的三个时期。 图五示在夏代夏国的都城统治(即作为首都)在夏统治范围内所有列国的诸城邑，而在商代及周代则首都的地位变迁到商国的都城或是周国的都城去了。城邑之间与 城邑的网状结构之间在空间上的关系始终未变一不论原来决定它们的因素如何一一但是它们之间的分级分层关系则经历了剧烈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才真正影响到权力与经济资源的流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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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 母癸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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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 甲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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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 鄂叔簋 鄂叔簋为20世纪50年代自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所得，当时的中国对于保护文物仍未形成统一之认识，故而常有重要文物流落至此，只是检出的文物大概也只是一部分。 鄂叔簋器身上有四个兽首耳，兽角高出器身。器身下为高圈足，圈足底下为方座，其中悬有一铃，时至今日铃舌尚能震动。器底有铭文『鄂叔作寶尊彝』，鄂为商的一个封国之名，其地在现在的河南沁阳，后因武王灭商后分封其子于此，又南迁至于南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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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 妅簋 妅簋器身上的两耳摹拟象的长鼻，四足则为象腿，颇具特色。商周时期的中原地区气候比之现在温润得多，象并非罕见的动物。商代甲骨卜辞中即有『获象』之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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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 妅簋 妅簋器身上的两耳摹拟象的长鼻，四足则为象腿，颇具特色。商周时期的中原地区气候比之现在温润得多，象并非罕见的动物。商代甲骨卜辞中即有『获象』之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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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成王 小臣单觯 小臣单觯腹内铭文极为重要，可与文献互证。铭文4行22字：『王後克商，才成。周公易小臣单貝十朋，用作寶尊彝。』武王灭商强调的是诛灭纣王，对于商旧有的势力是采取宽容怀柔的政策的。 |
| 待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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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邑间的分级制度及其变化 青铜时代在华北的地貌上散布的成百成千的城邑(有的仅知其名，有的有遗址发现)是如何有系统的组织起来以反映它们内部的秩序的?也就是在它们占居期间在一个分级分层的网状结构之内的相互关系如何?有鉴于本文的目的，我们尤感兴趣的乃是下面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的考古或文献上的资料，专用“空间分析”(Spatial analysis)的方法在这种相互关系的决定上能有什么程度的肯定的贡献? 在这一个目的上来说最好的材料来自中国青铜时代的一个较小的段落，即自722到481B.C.这一段周代的春秋时代这些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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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不克供给对考古学上的聚落形态作人类学的解释的充分的模式。 照已故的戴维克拉克氏(David Clarke)的看法，近年来空间考古学的成长代表考古学理论的一次在概念上的进步。虽然美国的聚落考古学对“空间”的观念有强烈的兴趣，他却认为“在这种研究的大多数的情形下，社会学的，经济学的，与生态学的目的仍然是考古学上主要的考虑，而空间的资料、空间的结构，与空间的变异性的任务仍然是附带的”。 因此，他主张来一次“考古学的革新”，以求“在考古学上的空间关系与空间变异性的因素的清楚说明的调 查，同时还要调查它们的基层的假定与其他的可能理论。” 他进一步认为“只有现在考古学上的空间分析的整个重要性才真正被认识到，而且一个共通的理论和方法的融合才开始从徐缓的内部发展及与涉及空间的诸种社会科学地域行为学、区域生态学、位置论的经济学、地理研究、聚落学(ekistics)、建筑理论，与距离学 (proxemics)一的零星接触中产生出来。” 照他的看法，“考古学上空间研究的理论的大融合”的时间现在已经成熟了。① 虽然依克拉克的意见空间考古学只不过在现状考古学上增加一个新的(或者说是新使之严密化的)方面，我却以为将聚落考古学与空间考古学的区别辨认得非常清楚，并以为把空间分析方法可以提高为行为解释的理论的可能程度搞弄明白，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从当代考古界中，在空间考古学上非常令人感兴趣的许多新研究的出现②，看来，这些问题有相当大的迫切性。 ①David Clarke (ed.) ,Spatial Archaeology (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77).pp.3-9passim. ②如Clarke上引书;Hodder and Orlon.上引书;Carole L.Crunsley, "Three locational models:An epistemological assessment for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in: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ary.Michael B.Schiffer.ed..vol.2(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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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考虑，青铜时代的中国在城邑与城邑之间的关系的资料在考古学理论上，尤其是在聚落形态的讨论上，有很大的重要性。 首先，它们证明仅仅是空间的因素，并不能决定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一不论是为古人也好还是为现代研究者也好。因为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决定每一个参加互相作用关系的聚落的角色，整个的聚落形态包括小聚落形态(即聚落内)与大聚落形态(即聚落间)一-都要倚靠关于聚落分级分层关系各种事实的正确理解。 有关的各种“事实”必须在每一个聚落本身去搜集一一它的物质组成、它每一现实部分的功能、它的居民的社会组织、以及为了了解住在那里的人的各种行为和他们与其他聚落居民如何发生关系所需的其他各项资料。 在考古学的情况下，这便指每一个遗址的仔细发掘及其过去文化与社会的充分重建。两个城邑之间的关系的历史上正确的理解，只有在每个城邑本身有了充足的知识以 后才能得到。不用说，对外的关系也是城邑生活的必要的一部，因此城邑本身的研究与城邑与城邑之间关系的研究，必须并时并进。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所办不到的是仅仅根据对城邑平面位置的观察而使用计量方法或任何其他方法来断定这个或这些城邑应该归属的一个几何形的空间图样空间分析而没有个别聚落的仔细了 解，不是聚落考古学上的有用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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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精美的青铜器 西周康王 ?鲁侯尊 鲁侯尊的造型相当独特，从腹部向底座伸展出两翼，配合颈部到上腹部的两个环形的兽耳，整件器物如同被几条相互交融的弧线所包纳，典雅而优美。与独一无二的造型形成对比的是异常简洁的纹饰，整件尊基本为素面，也许是有意避免更多纹饰喧宾夺主。 鲁侯尊为屡见著录的青铜名器，其腹内底铸有铭文4行22字：『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東國，在[插图]，鲁侯有[插图]功，用作旅彝。』明公为周公之子，其地位甚高。周王命明公带领三族展开对东国的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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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 ?父庚觯 父庚觯之造型极为优美，其纹饰更可称是西周早期之代表，延续了商代青铜纹饰的传统，繁密但不失章法，华丽而有节制，在对鬼神与祖先的敬畏之后让我们感到的是压抑不住的生命的张扬。雷纹为地，鸟纹、蕉叶纹的组合可称完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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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成王 ?保卣 保卣之重要在其铭文：『乙卯，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插图]兄六品，蔑[插图]于保。易賓，用作文父癸宗寶尊彝。遘于四方，[插图]王大祀，[插图]于周。在二月既望。』保卣所述之事即成王时周公、召公平定殷遗民叛乱之事。『保』即大保，为召公之官名。 『伐東國』在西周早期从未断歇过，并不止成王一代，其后康王、昭王甚至穆王多少在东方投入了不少的精力，商人在东方的根基深厚，要让其真正膺服，一蹴而就是绝无可能的，保尊、大保簋、小臣单觯、鲁侯尊、保员簋等许多铜器铭文皆可补史书之阙，大概可以体会此中之惨烈。 卣是盛放鬯酒的器皿，流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之后便逐渐退出酒器的序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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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 ?象首兽纹钺 武王以黄钺斩纣王之首，以玄钺斩纣之二嬖妾之颅。文献的记载是否准确还可再讨论，但是钺的特殊地位可见一般。除了最基本的军事与刑罚上的用途，有时钺甚至直接就作为仪仗器来使用了。 正是因为钺非同一般的地位，它的形态与纹饰也比普通的兵器复杂许多。这件钺整体呈象鼻兽之造型，与商周常见之兽纹不同，更狰狞恐怖些，也透出几许肃杀之气。有推测其为『刑神』之形象，可为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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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恭王 ?倗生簋 四匹马换三千亩田，看似天方夜谭般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倗生簋传世有三件，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与国家博物馆。三件的铭文都有所缺失，但相为对照可补全其全文。关于这笔交换，铭文是这样记录的：『格伯取良马乘于倗生，阙貯卅田，则析。』格伯取得倗生的良马，倗生得到田地。 所谓『则析』是将字据一剖为二，各执一半的意思。『乘』代表四匹马，而根据文献加以换算，『卅田』大约相当于三千亩田。因为西周的土地名义上都属于王所有，所以涉及土地的交换绝对属于大事情，原则上是要『报批』于王的。 |
| 待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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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贸易研究是经济学还是生态学? 在贸易的考古研究上，“空间”和“自然资源”显然是有焦点性的概念。贸易可以称为原状或加工过的自然资源通过空间的移动的一种必要的方式，而贸易在考古学上加以辨认的一种方法是由开发原料的地点或货物制造的地点或两者一起的寻认而将这项移动加以追踪。 美国的考古学在近年来开始强调史前文化的生态系统(ecosystemic)研究，而在这种研究上，贸易的重要性不可避免的就走到新的研究计划的尖端。在考古学上的一种生态系统的观点必须把焦距放在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上，而贸易乃是它们在空间上移动的一项重要动力。 我们与生态系统派的目的或者与企图以生态系统的立场来研究贸易者都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象贸易这种长期性的考古研究题目的科学处理是早该进行的了。但是我们对于个人，从来不在没有有意义的社会介人的情形下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这一点实在无法过分强调。生态系统派的考古学者常常好象是假设着整个人口或其生产部门依照生存的需要而共同一致地行动。而且就其生存利益整体而言，该人口的统一性也是不言而喻式地假定了下来。 *原文英文“Ancienl lrade as economics or as ecology".载Jeremy A. Sablof[ and Cliffurd C.Lamberg-Karlovsky编Ancienl Civilizalion and Tra- de ( Albuquerque:l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75) .pp.211-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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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些假设的话，我实在无法知道考古学者怎能仅仅根据环境的资源、开发的技术与空间关系的考古资料，来在变化过程上作解释。 从长久的立场上看，只要自然选择还在作为进化的程序在进行中，上面说的那些假设也许都是可靠的。但是从比较短暂的立场看，在作业这一层看，一个生态系统的解释一定要将个人组织成人口的方式做适当的考虑，而这些人类的组织机构才经常决定那些自然资源是要来开发、加工和分配的，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人类常常与他的环境以相当不寻常的方式相互行动，而有时有的方式有损于他自己的利益或是他自己的群体中若干成员的利益。这在所谓“文明”的阶段尤其如此，在这阶段里人类的组织变得更为复杂了。照柯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的看法。 一个文明的生长程序可以看做人类之逐渐创造一个较 大而且较复杂的环境，不但通过生态系统中较广范围中的资源的进一步的开发而在自然境界中如此，而且在社会与精神的境界中亦然。 而且，虽然野蛮的猎人居住在一个在许多方 面与野兽者没有什么不同的环境(纵然这个环境已为语言的 使用以及一大套的文化中其他人工器物的使用所扩大)，而文明人则住在一个差不多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在这种意义上，文明乃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他用来将他自己从纯然自然的原始环境隔离开来。① 我对这个定义是可以赞同的，至少其中“人类自己所创的环境”之在质上增加的重要性的那一部分。也许读者会以我为过激，但我进一步的相信史前和古代贸易必须在进行贸易的社会单位的环境 ①Colin Renfrew,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 (london:Methuen, 1972) .p.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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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加以研究;界说为考古材料在社会关系的框子里加以研究的聚落考古学最能供给这种环境尤其是史前和古代的生态学必须与史前与古代经济学一起研究或将其吸收为自己的一个重要成分。尤其在古代文明的研究上，没有经济学的文化生态学是不能成立的。 佛德烈巴斯(Fredrik Barth)大概是最早郑重提倡生态考古学的人，他在1950年曾写过:绘制文化的年代表现在不该还是考古学者的最终的目的，为了考古学者能够对一般人类学这一门有所贡献是问“为什么”这种问题，而为此他们需要一个一般性的框架。一个简单而且可以直接应用的方法是文化适应的生态分析，来处理生态区域、人群结构、与其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的种种问题。① 以生态分析为目标的考古研究者，有没有充分的考虑到“人群结构”呢?我们常常将他当作“想当然耳”来看待。 其实我们不应如此，因为没有人群结构就没有“生态区域”与“文化特征”之间的接触一-换言之，不了解人群的结构，便没有有用的生态分析。 如果这种看法被接受的话，我们便非作这样一个结论不可，即贸易只有在原状或加工过的自然资源在一个社会框架里的分配的整个环境之内才能加以研究。关于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自然资源的认定与分布的考古资料，仅只揭出问题。而它的解决，可从考占学上将下列诸点弄明白开始: (a)有牵连的各种社会单位，及其分层分级的关系; (b)资源在有关单位之间流动的互惠性(平衡的或不平衡 ①Fredrik Barth, "Ecologic adaplation and culture change in archaco- logy" American Aniquily 15 (1950) .pp.338-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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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实行交换的方式，即流动是否双面的，它是否再分配式的;流动的方向与品质是志愿性控制的还是强迫性控制的;等等。 显然的，上面这些不同的行为不全是贸易。什么是贸易，什么不是贸易，也许只是一个语义学上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只有在武力强制性以外的力量下进行的群体之间货物的平衡、互惠性的流动，才能当作贸易来作有可收获的研究，因为这种流动与其他种的流动为远为不同的因素所统制而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 给贸易下这样一个定义所引起的问题，是在考古学上衡量互惠性的可能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互惠性”这个字在这里是指平常我们所谓平衡的、交互的交换。例如我们很容易能发现麦粒从它出产处(如一个农舍)被移到一个消费地点(如城里面一个谷仓)。它怎样从一地移到另一地去的，在我们将这件空间上的事实予以任何意义上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之搬移可能是下列诸种情形之一的结果: (a)为农人献纳给地主或县政府土地税的一部分; (b)为贡赋的一部分; (c)为掠夺物的一部分; (d)在市场上以物易物或用货币购买而来; (e)为乡村亲戚带给城里人的“礼物”的一部;或者是: (f)以其他方式造成的。 这上面各种情形中，有的(d，e)有确定的平衡互惠性;有的(c)没有;还有的可能有也可能没有(a，b)。从考古学上来分辨这些不同情形是几乎不可能的，因此互惠性从货物的个别单位来说，是很不容易搞清楚它的特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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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点闲难是货物在加工过程中，由于能量的加入(马克思学说中的“劳动”)而增加其价值，可是其增加的量，要靠在考古学上很难准确计算的一些因素来决定。价值除了用货物来衡量以外，还可以用“服务”或“出力气”来衡量，不论是劳动也好，服务也好，都在考古学上不留什么痕迹的。 由于这许多的原因，我不相信在考古学研究上贸易应当当作与文化系统的其他亚系统(subsystem)如生业、技术、社会与象征等亚系统相平行的另一个亚系统来处理。事实上，虽然将文化系统分为亚系统是必要的，但没有任何分法可以完全没有严重的缺点的，因为各亚系统之间是太密切而且太多方面性的交织起来了。 但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只讨论贸易，我们只须要说贸易在考古学上只能当做古代社会的整个的经济行为的一面来研究。我们将原状的或加了工的自然资源在各层社会单位中通过空间的流动式样重建了以后，我们可以用贸易当作一种机构来解释我们所见到的式样。我们甚至于可以推测贸易在我们所研究的某一文明或一般的文明的形成上所扮演的任何角色。我们甚至可以再进一步根据上述的推测而制定研究设计与试验可能性(testimplications)来把这种想法在田野里去试验。 但是我看不出来怎能将贸易可以当做在地面上划界的单个的考古现象，而且我也不相信贸易这个概念可以直接使用到原状的与加工过的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式样上 来解释这种式样。换言之，我怀疑我们有把任何对贸易的生态系统研究不当作一个古代社会的更大的生态系统研究之一面的这种能力。 上面所说的多半牵涉到关于考古学一般的基本态度和认识论上的立场。我们现在已经逐渐认识到了在考古学上许多这类的态 ～～～～～～～～ DRenfrew,op.cit.,pp.2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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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立场是彼此矛盾的，甚至于达到不能调和的程度。同意我的人会觉得我所说的稀松平常;而不同意的人会觉得我的想法值得震惊或幼稚。但是为了给这些一般性的讨论以若干考古学上的意义，我们不妨使用商代中国的一个例子。 我试问我自己这个座谈会所要问的问题:贸易在商代文明的结构与形成上的地位如何?我相信提这个问题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察到我们无法从这个问题直接引人商代贸易的研究上去，因为贸易在考古学上无法作先验性的界说。 我们一定得回到更大范围的商代社会中去考察它的许许多多的方而(自然包括原形与加工过的自然资源的空间性的流动这整个问题)才能够认准若干可能与贸易有关或者可以称为贸易的讨论范围。 首先，自然资源在空间上流动这个现象，如果流动的距离较大，倒是不难辨认的。可是资源流动并不以长距离的流动为限。事实上，这种流动多半是在极短的范围之内的，但是距离并不是唯一有关的因素;距离还要同所牵涉的社会单位一起来研究。 货物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地域内的社会单位之间流动，要不然便在占据同一地域的一个社会单位之内流动。在每一个单位之内，货物在次一级的单位之间或之内流动，或是在另一类的单位之间或之内流动。 但是那在空间之上流动米流动去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希望将我们所发现的每一样物事的足迹追溯出来，我们只能在较高的一个水平作业，涉及少数焦点性的范畴。为了目前讨论的目的，我将商代文明的物质遗存分成下列的几个范畴: (a)农产。粮食的遗留与装粮食的器物是在所有的考古遗址里都有的，包括有农耕活动的遗址和显然没有农耕活动的遗址。没有疑问的，在农村与农村之间及农村与城镇之间是有过粮食和其他农产的大规模的流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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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特别用途之动物。鱼类、野兽肉类、家畜肉类和野生植物产品的流动显然和农产的流动是相似的。但若干有特别用途的动物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 甲骨卜辞里提到牛、羊和马向王廷贡入;这都在仪式上有重要性。而马更用于战车。考古遗物里的动物骨骸包括若干目前只在南方生活的动物，如象、貘等。有人 推测这些动物是自南方输人到殷王的同囿来的，但它们也可能证明古代北方的气候比现在的为湿暖。鲸鱼骨也发现过，这无疑是由海边转运过来的。 (c)手工业品。陶器、石器、木器和青铜器是从考古学上看来比较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在商代遗址里发现过不少手工业作坊。这中间至少牵涉到两节的自然资源的流动:第一节从原料(木、石、粘土、铜矿、锡矿)的原产地到手丁业作坊;第二节从手工业作坊到消费场所。 (d)贵重物品。这项包括子安贝、龟甲、玉石、松绿石、盐和锡矿石(最后一项在上面已列举，但值得再提)。这些物品大概都是本地不产的，而仅只这一点便可说明它们的宝贵价值。 子安贝(Cypraea moneta,C.annulus)出产在中国东南海岸及南海岸外海中，而商人所用的多半来自此地。依商代文字，五个贝通常串在一起，而两串形成一个标准单位③。商王将几个单位的贝送给臣属，便是一件大事，须卜问祖先看看送礼者是否当送，而收礼者须铸铜器来加以纪念。若干纪征伐的辞中也提到俘贝 ①胡厚宣;《武丁时代五种纪事刻辞考》，《中骨学商史论丛》第1辑，成都，齐鲁 大学，1944年。 ②C.C.Youngand P.Teilhard de Chardin,On the Mamnalian Remain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at An-yang.Palaeontogia Sinica.n,s.C.12(1936). No.1. ③郭沫若:《卜辞通纂》，东京，文求米，1933年、100一102页。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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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① 龟甲磨光修整以后，作为王室占卜的基本工具。②有的龟甲属于一种现在只产于中国东南海岸的龟类(Ocadiasinensis)，而另外还有一种据说只生产于马来半岛。有的龟甲上刻有文字，注明是自某进贡国或进贡城来的:“某某入”或“某某人五十”③。这里所注的国或城常在华北，因此它们想必是向他们的南方弄到龟甲后再贡人殷王的。 玉一般认为来自新疆南部，但另外的产地也有。④玉产地的科学分析据我所知尚未在商代玉石上使用，但商玉产自本地的可能性很小。锡矿究竟是那里来的也不清楚。河南及华北其他地点据说是产锡的⑤，但古代中国文献上说好锡来自南方。⑥松绿石据说也是南方来的。⑦盐只产于东海岸和山西南部。 除了以上诸项以外，我们也许不妨把奴隶或战俘列人这个可动资源的单子中去。人力可说是商代社会中最重要的“自然资源” 之一。殷王将一群群的人送给他的叔父或弟弟带到他们新封的城邑巾去，而且有些战役造成数百或数千战俘，多半是带回来参加劳动或用作祭祀牺牲。@从考古学上说，“人货”采取祭祀牺牲的骨骸的形式。但也许这些应当放在劳动和服役项目下;这些项目在互 ①王毓泉:《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11一 19贞。 ②张秉权:《甲骨文的发现与骨卜习惯的考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第37期，1967年，827一879页。 ③胡厚宣:《武丁时代五种纪事刻辞考》，《甲骨学商史论丛》第一辑。 ④ B.laufer. Jade. ( Chicago:Field Museum of Nalural History,1912). 石璋如:《殷代的铸铜T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育研究所集刊》第26期， 1955年，95一129页。 ⑥郭沫若:《青铜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252页。 ⑦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台北，艺文印书局，1965年，17页。 ⑧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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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性的问题上有其重要的意义。 上列各种材料在空间上流动的规范，在商代考古学上供给了一些基本的研究资料。我们一旦把遗址画在地图上，把各种货物归划到各个遗址上去以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将空间的规范加以解释了。 我们在这一点是不是就该通过各个遗址的个别的内容的 性质来企图将诸个遗址连接起来成为资源开发与交换的系统了呢?照我的意见，这项连接的工作还得等待一下。我们可以用许多不同的线把各个遗址连接起来，可是那些显然的线、最短的线，或对我们而言应该是最好的线，却不见得是正确的线。 为了使“位置分析”(locational analysis)能够在内容上有意义的实行，在一个生态系统的网状结构能够建造起来以前，有若干先需的工作是要办到的:社会单位要弄出来，在它们中间的货物与劳役的流通的互惠性要断定下来，而且这种流通的方法与方式要研究出来。事实上，这些研究方向在考古学上任何彻底性的生态系统研究都是必需的，因此，考古学生态系统的研究必须基于发掘资料，而不能仅基于调查资料。 在我们将人口联系于自然资源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将人口依照它们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关系而加以区分以前，我 们得首先弄清楚我们这些人口是如何在内部组织起来的，因为我们这些人口的成员或单位可能根据人工性的经济地位而不根据自然的伴生关系而与自然资源作不同的关联。 在这里，我们所要处理的是在商代的研究上，较大但很少研究的一些题目，这里不是详细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但不妨提出一些重要的事实与推测。 (1)商代社会里有经济意义的政治单位可能是这样的在最 底的一层有象安阳丛体这样的聚落网。在这里小屯是行政与仪式 的轴心，由若干在约二十四平方公里地区之内的分工开来的村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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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加以支持。有些村落是各种手工业的作坊区，而其他的可能是农村。①这样的一个聚落网，如果是单独存在而不属于更大的单位的一部分，也许便是在进化阶梯上比自给白足的村落再高一层的政治单位，即“部落”(hibe)，而我们可以借用柯林伦福儒的名词“早期国家单位”(Early State Module或ESM)来称呼它。 商代的ESM当然是更进一步的组织成更高一级的较大的单位。在最高的一级则是商国，分布在华北广大的地域里，西自晋南和关中，东至山东，北自河北北部，南至江西北部、安徽北部及湖北中部。 商人将商国以外的政体称为方(如工方、土方等)，从壬 都(在晚商为安阳ESM)来说，商代的其他的ESM则称为“多伯与多田”;伯、田等名称到周代衍变为封建制下的伯和男。②在个别的ESM与商国之间大概还有若干在经济上有重要意义的中间级的组织水平。 因为商代的文字都是在都城里发现的，在地方上的ESM的组织很难复原。但至少在王都ESM之上要有一层区域性的单位。晚商文字中常提到所谓“田猎区”中的活动，也许指河南北部、西部 一带以沁阳为中心的地区。③在这个区域之内的各ESM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便比其中任何或甚至所有ESM与山东或湖北中部较遥远的ESM之间的关系要来得密切。 (2)当一个个的商代遗址组织成ESM，HSM(更高的国家单 位.Higher State Modules，学伦福儒的名词来说)，和商国这几级组织以后，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自然资源流通的方向和品质。这里面的问题非常复杂，而且不是都能在考古学资料里看得清楚的。根 ①K.C.Chang.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214 ②见胡厚宜:《殷代封建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第1集 ③郭沫若《卜辞通纂》，东京，文求堂、1933年，iv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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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卜辞，我们可以相当合理的推测，农产品在ESM之内的流动是自村落向中心流动，在HSM内是自次级的ESM向主要的ESM流动，在全国之内是由全国各地向都城流动。①手工业产品基本上也依照这类的向心性的流动方式，可是若干原料如锡之类则可能自更远处运来，自一个HSM到另一个或甚至自国外而来。 贵重的手工业产品如青铜礼品和白陶之类则只有在ESM、HSM或国家的中心城市才有，但有时它们自中心回流到较为僻远的单位去作为一份王赐或贵族赐给的礼物，至于子安贝、龟甲和玉这类的贵重物品，则多半是国外运输进来的。 一旦交易的社会单位被清楚判定之后，我们便比较能看出来某一项流动是不是有平衡互惠性，和如果是不平衡的流动，哪一方面占了便宜。在商代这一方面的材料里，我们很深刻的看到两件事实。其一是空间上各异的社会单位之间经济交易中人工能量所占的很大的比重。我这里所指的是精美的手工产品在少数中心的集中分布和由此而来的不同遗址之间和遗址不同部分之间在物质 财富上尖锐的对照;为王族和贵族服用的巨大建筑(如城墙、宫殿式建筑、大型陵墓);以及在王室仪式中使用的大量的祭祀人牲。 第二项突出的事实是自然资源的流动的显然的不平均性，尤其是将能量的流动(劳动和服役)放人这个等式之内后更是如此。固然这些交换的许多部分是从考占学上找不着的，或甚至于根本不是物质上的。但是当我们面临着在安阳这个ESM之内，小屯和西北冈(可能所有巨大建筑、所有精美手工品和所有贵重物品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所在地)与一个作坊遗址或是一个农村(有几个 半地下式的房屋和少数石器和陶器)之间的对比或是安阳ESM与一个地方性的ESM(例如邢台，在那里巨大建筑、精美手工品和 ①束世激:《夏代和商代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1期，4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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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重物品都稀少而文字缺如)之间的对比我们自然认得出来一种无疑的、严重的不平等的情况。固然安阳给它的有关系的城邑和国家以保护和威望，但为了这些它们所付的代价是很高的。我们对商代这一类文明之伟大的辨认主要是根据巨大建筑、精美手工品和贵重物品的。 我们可以很轻易的达到下面这个前提:其他因素(如自然环境贫富、位置、人口等)不变，则资源的流动愈不平 均，愈不平衡，则传统上认为伟大的一些文明的成就也就愈大。 古代世界上的所谓伟大的文明是将它们的人民区分成供给能量的与使用这些能量来制造“伟大文明”的标志的。就如孟子所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滕文公上)。很可能有若干古代文明从考古学上看是非常枯燥无味、贫乏，不是那么伟大的，但是在这些文明之下也许饿死的人也比较的少。也许我们应该检讨一下我们称为“伟大”的应该如何解释。 (3)在同一个ESM之内的各村落之间以及在国内各FSM之 间的不均匀性的流动只有靠高压统治(而非志愿)才能维持，而商代的战争机器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与最强的中间的一个。青铜器大概有一半是兵器，而且在任何考古遗物之中马骨和战车都是显要的成份。 甲骨文里纪录了与一向敌对的西北疆与北疆的方国战 斗，但在商的末期也有过一次向东南方淮河流域的人方的大规模征伐的纪载，而这个区域一向是友善的甚至是国内的HSM所居 的。可见，武力也可以用在国内自己的人身上。 假如子安贝的单位曾经用为货币，当时很可能有好几层以货币为基础的交换:在ESM之内，在HSM之内，在国内与国外。在金文的族徽里有一组是人背着贝串的图象的，②它可能代表一个 ①革作宾:《殷历谱》，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年，第九章。 ②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54一5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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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贸易或企业为职业的宗族或氏族，而且贸易好象是一种特别与亲族相连锁的职业。既然他们的族徽在贵重物品(青铜器)上出现，我们相信贸易业的成员或至少其中的高层人物，有相当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 关于贸易在商代文明的结构与形成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呢?也许我们首先要决定的一点，是上面所描述的各种资源流动之中哪一种才是贸易?由高压统治所维持的粮食与人力的单方面的流动自然不是贸易，但国家政权很可能用粮食在互惠贸易的原则下又换来了贵重物品(如锡、玉、龟 甲)。 有些手工业者也许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而他们可能用他们的产品和技艺换来锡一类的原料。用来制作贵重物品的原料，绝大多数都是由国外贸易而来的，很可能是要经过职业商人的努力。在它们进来以后，原料便经过加工而成为贵重物品，而这些物品便集中在上层阶级的手中。 因此，关于商代贸易的考虑只能限于商国与国外之间，以及在国内的各地的统治阶级之间与各个职业之间的资源在空间上的交换，以及所有双方之间达到质量平衡性的交换。所有这些交换都以贵重物品为主，而生活必需品(粮食和劳动)的流动则主要是内部的，极不平衡的，与强制性的。 古代贸易在内部经济不平衡性使它能够达到显要地位的时候才达到显要地位，而所贸易的项目也就换过来，在商代社会之内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造成或至少帮助了那项内部经济不平衡性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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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精美青铜器 战国·曾侯乙墓建鼓铜座，高50厘米。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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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镂空蟠螭纹鼎，通高50厘米。1980年山西新绛县柳泉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鼎有内外两层，外层以相互缠结的蟠螭纹构成镂空外套，起装饰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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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人形铜灯，高21.3厘米。1957年山东诸城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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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龙凤方案，高36.2厘米，长47.5厘米，重18.65公斤。1977年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河北省博物馆藏。 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人们已能将青铜器主附件分开铸造，而后浇铸为一体。 |
| 待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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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精美青铜器 后母戊鼎，以前叫司母戊鼎，现在一般都改读为后母戊鼎了。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后母戊鼎是商王为自己的母亲，也就是太后，所铸的礼器。这件礼器，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832.84公斤，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腹壁四角均饰有首无身的减省形饕餮纹，以凸起的扉棱为鼻梁，上角饕餮纹的双角作粗大的牛角状，形似牛首。两耳下部饰牛首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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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牛首六鸟饕餮纹尊，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肩部饰浮雕三牛头，可以看到它的“臣”字形目，尖角，栩栩如生，肃穆中又带有憨态。每个牛首上各立一鸟，牛首间也有三鸟相间而立，又装饰有饕餮纹，所以叫三牛首六鸟饕餮纹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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