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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国青铜时代（pdf.转载）[第7页] |
| 作者:安昊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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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量·权 王莽建立新朝后，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禁止买卖，称为“王田”；奴婢不得买卖，称为“私属”；又推行多种管制工商业的政策，但都以失败告终。 王莽又统一度量衡制度，制造标准的度量衡器颁行天下，作为全国的度量衡标准。 其实，度量衡制在王莽时期已相当稳定。当时的律历学家刘歆总结了先秦以来度量衡的发展，把单位量值、进位关系、管理制度等写成著作，后来被收入《汉书 ·律历志》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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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权 新朝 甘肃定西秤钩驿出土 此器铸造于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根据铭文折算，当时的每斤合249.6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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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斛 新朝 传河南中牟出土 器身刻篆书81字铭文，记载王莽颁布标准度量衡器的史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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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方斗 新朝 此器上下边缘刻篆书铭文。据铭文可知，此器铸造于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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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货币改革 王莽在十多年间多次下诏改革货币，造成极端混乱，例如将五种币材、六种货币、二十八个品类同时投入流通。 此外，王莽颁布连坐法，一家私铸钱币，五家连坐，没入为奴。尽管如此，盗铸和触犯法令的比比皆是。值得一提的是，王莽时期的货币铸造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不仅铜质绝好，铸造精致，文字书法也很工整，风格纤秀，有的还错金，在古代钱币中堪称精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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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货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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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金匮直万”铜钱 新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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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泉五十”陶范 新朝 1958年陕西西安西北郊新莽钱范窑址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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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布黄千”铜母范 新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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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朝覆亡 王莽依据儒家经典，先后两次裂土分封，建立两千多个大小不等的封邑，又多次下令更改中央和地方官制、官名、郡县地名等。新朝的国号也多次变更，有“新家”“新室”等，或单称为“新”。 此外，王莽又大兴土木，建造他的宗庙，即所谓“九庙”。这些建筑物是按照儒家传统礼制和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设计的，规模宏大，结构复杂。 王莽不但改革混乱，更对外发动战争，以致民不聊生，纷纷起来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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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瓦当 新朝 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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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始”五铢铜母范 |
| 第3章 豪强统治下的东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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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兵团的诞生 西汉皇族刘秀称帝，即为汉光武帝。他以长安之东的洛阳为都，史称东汉。从公元25年刘秀称帝到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东汉王朝存在近二百年。 事实上，东汉是在豪强大族支持下建立的。这些豪强大族拥有大田庄及私家军队。从中央到地方都拥有雄厚势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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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生与故吏 东汉建立后，不少新贵都世代为官，逐渐成为名门望族，他们享有特权，甚至垄断选官的权柄。 察举和征辟是当时东汉选拔官吏的制度。察举，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核，任以官职。征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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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属吏图》（摹本） 东汉 原图出土于河北望都县所药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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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车马出行图》 东汉 河北安平逯家庄出土 |
| 由于豪强大族垄断了仕途，士人为了做官，便效力于这些大族的门下，称为“门生”；大官僚也挑选自己的亲信作属吏，以效忠自己，称为“故吏”。这种利害相连、兴衰与共的关系，成为东汉末年分裂割据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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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庄 西汉时期已经出现田庄，东汉时期，豪强大族的田庄规模发展得更加可观。 东汉田庄可以自给自足。一般以农业为主，种植谷物、蔬菜以及麻、桑、竹等，饲养家禽、牲畜，经营酿酒、煮盐、养蚕和纺织等手工业，又可自制农具和兵器，更有专人在外从事贩运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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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庄园图》（线图） 东汉 原图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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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土的文物中，例如内蒙古出土的《庄园图》，便画出了整个庄园的轮廓以及各项生产活动。 在田庄里的大多是同族人，所以遇到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之际，这些大族或择地以避乱，或筑坞（wù，防卫用的小堡）以自守，甚至全族开上战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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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牧牛图》（摹本） 东汉 原图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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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牧马图》（摹本） 东汉 原图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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坞堡与部曲 在战争频繁的两汉之际，许多豪强大族都拥有私家武装。东汉以后，这些武装发展为“部曲”，按军队编制组成。平时务农，闲时练习战射。 东汉时期的陶制楼阁、住宅模型等，不少带有军事作用的围墙、角楼、望楼、飞桥等，还有武士，可知家兵在当时非常普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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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釉陶水亭 东汉 陕西西安新筑镇三里西村出土 陶水亭位于陶制圆形水池之中，池边有人物、马、鹅等。上层有张弩控弦的武士，是当时部曲家兵的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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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曲陶俑 东汉 四川崖墓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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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城堡 东汉 广州东郊麻鹰岗出土 这件陶院有供临窗眺望的高楼，有执兵器的武士，有凭几端坐的主人和跪伏朝拜的吏役，住宅和防御设施结合，反映当时动乱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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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釉陶楼 东汉 山东高唐固河出土 东汉以后，高台建筑逐渐减少，而木构楼阁逐渐增多。这件陶楼是当时木构楼阁的一个缩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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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大战前传 公元88年，年仅十岁的太子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自此以降，朝政日衰，外戚和宦官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在东汉后期的七八十年间，小规模的起事连绵不断，此起彼伏，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黄巾之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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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VS宦官 东汉的皇帝，从和帝开始都是幼年即位，由太后临朝，外戚因而得势。小皇帝长大后，就依靠宦官夺回皇权。外戚和宦官的斗争便因此循环不息。 公元188年，灵帝死，十七岁的刘辩即位，是为少帝。公元190年，少帝被废，九岁的刘协被拥上帝位，是为献帝。何太后临朝，其兄何进召边将董卓带兵进京清除宦官。董卓未到，宦官已骗何进入宫杀掉。于是，袁绍和袁术领兵包围宫禁，一举尽诛宦官两千余人。外戚与宦官的争斗就此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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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巾军起事 在东汉后期的七八十年间，小规模的起事此伏彼起。巨鹿人张角以当时广为流传的《太平经》传道，创立太平道。他用符水咒语替人治病，十几年间，徒众已发展到三十多万人。 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并用白土在京师和州郡官府门上书写“甲子”字样，约定甲子年即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在京都洛阳和全国同时起事。可是计划泄露，张角被迫提前起事。由于张角军队头裹黄巾，因此被称为“黄巾军”。 虽然在短短九个多月内黄巾军便被镇压下来，但是，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却因此掀开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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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天乃死”字砖 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 安徽亳县元宝坑出土 曹操先世宗族墓曾出土一块壁砖，上刻26字，其中有“仓天乃死”四字。全文大意是匠人被征调来制砖造墓，含冤不白。 |
| 第4章 秦汉时期的周边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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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嫁匈奴的亲善大使 秦汉时期的周边民族有匈奴、乌桓、鲜卑、百越、西南夷等，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中原都有密切的往来。 匈奴族是游牧部族，以部落联盟为主，首领称为“单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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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水草而居 匈奴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畜群是他们的主要财富，以马、牛、羊为最多，饮食、衣着及其他日用品多来自牲畜。 出土的装饰品有各种动物纹样，富有浓郁的草原气息，而以长方形铜饰牌最为典型。这些铜饰牌为腰带上的饰件，上面有双牛、双马、双羊、双驼等图案以及犬马、犬鹿、鹰虎相斗和骑马出征、骑兵捉俘虏等场面。 匈奴有铁器、铜器、金银器、陶器、木器、毛织和皮革制造业等。制造业的工匠可能不少都是来自中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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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 东汉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 此印为东汉赠给匈奴族首领的官印。常以驼钮作为这种印的基本钮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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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形铜饰 西汉 内蒙古包头市郊出土 牛是匈奴族的主要牧畜，也是他们装饰艺术中常见的形象之一。这件铜饰作卧牛状，造型别致，堪称匈奴族的一件艺术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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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奏乐铜带钩 西汉 内蒙古准格尔旗出土 用于扣拢腰间革带的钩，为草原游牧民族使用，春秋时传入中原，战国至汉代带钩极为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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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羊铜饰 东汉 河北张家口出土 东汉初年，匈奴族分为南北两部分。北匈奴雄踞漠北，其后远遁西逃。南匈奴则入居边塞。这件铜车饰造型活泼可爱，为南匈奴遗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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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出塞 汉武帝晚年后悔征伐之事，下诏罪己，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以后的昭帝、宣帝继续实行这一政策。 其后匈奴发生内乱，各派势力多争取与汉和亲，有的甚至投靠汉朝。汉朝也积极结纳。公元前33年，呼韩邪（yé）单于到汉朝朝觐，汉元帝以宫女王昭君嫁呼韩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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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墓 今内蒙古有多处象征性的昭君墓，其中位于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规模最大。墓地地势平坦，远望颜色青黛，故有“青冢”之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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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桓族和鲜卑族 乌桓（又称乌丸）和鲜卑为东胡族的分支。西汉初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一部分逃到乌桓山一带居住，被称为乌桓；另一部分逃到乌桓山东北的鲜卑山一带居住，被称为鲜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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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护乌桓校尉幕府图》 乌桓与汉朝的关系始于汉武帝时。公元前119年，汉军击败匈奴，并把乌桓迁徙于塞外居住，为汉朝侦察匈奴动静。汉朝又在幽州置护乌桓校尉（武官官职），监视乌桓，使他们不得与匈奴互交往来。 到了东汉初年，乌桓各部依附匈奴，并不断寇掠东汉边郡。公元46年，匈奴发生内乱，乌桓各部乘机进攻匈奴。南匈奴归附东汉后，乌桓也向东汉朝廷臣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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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饰 西汉 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 遗址出土的玛瑙、各色琉璃制品及形状不同的珠饰和石佩，构成当时东胡部族特有的装饰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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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形铜饰 西汉 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 马是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牧畜，也是他们最喜爱的动物纹样。这件铜饰作卧马状，为东胡族遗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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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护乌桓校尉幕府图》（线图） 东汉 原图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 由壁画可知，幕府建在县城内西北部，画内描绘了幕府的规模和众人活动的场景，印证了文献上关于设置乌桓校尉幕府的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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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 鲜卑在东汉时期才见于记载。鲜卑曾经归附汉朝，其后势力日益壮大。 西汉时，北匈奴远遁西北，鲜卑趁势占领匈奴故地，残留在草原上的十多万匈奴人也都改称鲜卑。从此，鲜卑逐渐强盛，后来更摆脱对东汉的依附，威胁东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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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畜射猎 乌桓以畜牧狩猎为主，随水草放牧。乌桓人墓葬中出土的二十多面透雕铜饰牌，都有表现骑士出猎、骑马战士执剑捉俘虏的场面；出土的细石镞、骨镞、铜镞、铁镞都反映了乌桓的游牧生活。 鲜卑族与乌桓大体相似，以畜牧狩猎为主，农业可能只是作为畜牧狩猎业的一个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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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腕饰 汉 吉林榆树老河深出土 发现于女性墓中，很可能是汉代鲜卑族妇女特有的一种装饰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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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镞、铜镞、鸣镝（dí，箭头） 西汉 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 大致可分为翼式、棱式、扁平式和矛式。其中的鸣镝为铜制球形，中空有孔，射出后因风吹其孔，发出响声，俗称“响箭头”，又称“号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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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武士纹铜牌 西汉 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 这件铜牌是皮腰带上的一种铰具，上饰骑马武士的图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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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一格的南越国 战国时期，聚居在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广西等地的越族，包括很多分支，统称“百越”。秦汉时期，根据语言、习俗和地域的差异，越人可分为闽越、南越、骆越等部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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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安故城 在秦始皇灭楚后，降服了居住在浙江一带的越族。在楚汉战争中，越族首领无诸和摇佐汉有功，无诸被封为闽越王，摇被封为东海王。到汉武帝时，两族越人先后迁徙与汉人杂居。于是，汉武帝在该地建立一个屯戍据点，很可能便是1958年在福建崇安发现的古代汉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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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犁、铁镢（jué，刨土的农具）和铁齿轮 西汉 福建崇安汉城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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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 南越位于今两广地区。秦末战乱，南海龙川县令赵佗乘机杀秦朝官吏，统一岭南，自立为南越武王。 南越建立在越族地区，赵佗吸取越族原有的制度和统治办法，自称“蛮夷大长老”，以“蛮夷”首领自居。 汉武帝时，汉军攻破南越国。南越自赵佗称王称帝，传五世，于公元前111年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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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式铜鼎 西汉 广东广州象岗山出土 此鼎为南越青铜器中的典型器物。越式鼎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鼎足明显外撇是其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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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链铜壶 西汉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出土这件提链铜壶具有汉式特点，反映了秦汉以来越汉两族杂居，相互影响、逐渐融合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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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行玺”金印 西汉 广东广州象岗山出土 南越国第二代王的帝号玺印，黄金铸成，在各方面均与秦汉官印迥异。例如以龙钮代替虎钮，把象征皇帝的龙与帝玺结合起来，是南越国的创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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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越同风 秦汉时期，百越以种水田为主，同时也种一些旱地作物，使用铁制农器，青铜器更是广泛使用。 铜鼓是百越族系一种特殊的青铜器，象征财富和权力，可用作典礼乐器、战争军鼓，也可用于贮存财物或置放尸骨。 住宅方面，以竹木为楼居。所谓楼居，就是后来史书中记载的干栏。干栏是以竹木茅草（或稻草）为材料，分上下两层的楼房，上层住人，下层为家禽、家畜活动之所，是适应南方湿热气候的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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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栏式铜仓 新朝 广西合浦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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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铢钱纹铜鼓 汉 广西岑溪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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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陶罐 西汉 广东广州华侨新村出土 广东广州地区的陶制联罐主要流行于西汉前期，延续至西汉后期，到东汉消失。联罐为盛干果或调味品的器物，造型奇特，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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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歌善舞的西南各族 西南夷，是秦汉时代对居住在蜀郡西北、西南地区诸民族的总称，主要有夜郎、滇等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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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自大 关于夜郎，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夜郎国的国君问汉朝的使者：“你们汉朝大还是我们夜郎大呢？”后人就用此成语来比喻妄自尊大。夜郎的人口可能有十多万户，数十万人，在当时是相当强大的国家。 出土的遗存有陶器、铜器、铁器，其余为石器、木器、竹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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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豆、陶罐 西汉 贵州赫章可乐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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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diān)王的金印 滇人居地以滇池为中心，从遗址及出土遗物可知，战国至秦汉时期，滇人的青铜文化已高度发达。 滇人的畜牧业相当发达。出土的青铜农具亦相当多，青铜器上也常有放牧和饲养牛、马等牲畜的刻饰。在各式贮贝器（指盛装货币贝壳的青铜器）盖上，雕铸了各种人物、牲畜、房屋等立体模型，也有战争、祭祀、贡纳、狩猎等场面，铸工极为繁杂精细。此外，滇人的干栏式建筑，不但用作居室，同时也用作祭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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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王之印”金印 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出土 此印为蛇钮，印面刻阴文篆书“滇王之印”四字。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滇国区域设置益州郡，赐滇王金印，使其继续统治滇民。此印制作较潦草，字体亦不严谨，当是滇人的仿制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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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啄 西汉 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 铜啄为汉代滇族常见的兵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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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铜扣饰表现了虎牛之间殊死搏斗的场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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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背鹿铜扣饰 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一只猛虎背负一只受伤之鹿行走。鹿性情温顺，在滇国青铜器上，常被描绘成受猛兽追逐和残食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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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人铜矛 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铜矛刃两侧用细链各吊一名头梳椎髻、双手背剪的裸体俘虏，器型奇特，具有浓郁的滇民族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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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盟场面铜贮贝器 西汉晚期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出土时器内贮存贝300余枚。上铸人物127人（残缺的未计算在内），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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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场面铜贮贝器 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器盖上铸有铜俑18人，均为女奴，正在露天的纺织作坊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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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一牛铜扣饰 西汉 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 根据装束推测，三人应为滇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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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牛虎耳铜贮贝器 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中直接表现牛的题材最多。牛在当时是财富的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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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舞俑铜扣饰 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这四人头戴冠，作舞蹈状。西南地区的民族自古以来均能歌善舞，喜以吹笙、击鼓相伴，踏歌为乐。 |
| 第5章 秦汉生活新潮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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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农业 秦汉时期，铁制农具的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使用范围更为广泛；西汉中期，牛耕开始普及。 此外，秦汉时期各地区都修建了独具特色的水利工程，有利农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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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制农具 秦汉时期铁制农具已占有重要地位。当时私人经营的冶铁作坊都在铸造铁农具，显然铁农具的需求很大。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发明了一种播种的机械，为铁木制作。播种时，将种子盛在漏斗中，以牛牵引机械，边走边摇，盛于漏斗中的种子即自动下播在田土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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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耙 西汉 1980年福建崇安汉 城遗址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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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播种机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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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耕画像石 汉代画像石是汉代社会的缩影。从生动的牛耕画像可知，汉代的牛耕与后世的犁耕已没有太大的区别，牛耕技术在汉代已基本定型。 秦汉以前耕作主要靠人力，自汉武帝才开始推广牛耕。东汉时期，牛耕更为普及。由于牛与农业的关系密切，以致汉章帝在位时期，由于连年牛疫，导致垦田减少，谷价抬高，百姓流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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