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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日本[第3页] |
| 作者:诸葛方明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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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苏邦交 顺利当上两党合并后新总裁的鸠山一郎已成功的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此刻，国内经济状况良好，党务、政务可以交给幕僚们处理，他的当务之急是让战败的日本重新走进国际舞台。 当时的国际格局已明显的出现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美国是日本的大哥，小弟的要求只要不过分，大哥一般会给予支持。麻烦的是苏联，没有苏联这一个另一阵营老大的点头，日本就不可能以正常国家的身份走上国际舞台。更何况，苏联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有一票否决权，以后日本要加入联合国，苏联的态度很关键。但问题是，至今为止，日本和苏联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许多问题都没办法沟通商谈。 因此，对鸠山来说，首要的任务是与苏联建交。 实际上，早在1955年1月25日，鸠山一郎已经收到了苏联驻日代表团团长多姆尼茨基递交的一份苏联“随时准备开启谈判”的信件，明确知悉了苏联方面欲缓和双方关系的信号。 日苏关系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由于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的不同，日本和苏联间的战争实际结束近10年仍然没有缔结和平条约，也没有宣布战争状态结束并恢复外交关系。理论上讲，日本和苏联仍然处于“战争状态”。 多姆尼茨基的信之所以直接送交鸠山首相，是因为外务省拒收。为什么？一方面是信件格式不符合外交文书惯例，既无署名也无日期，且外务省认为《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的占领已经结束，为占领而设的苏联驻日临时代表团等于失去了法律上存在的意义，所以他们不承认多姆尼茨基的代表资格。另一方面，外务大臣重光葵和苏联人有个人恩怨。重光在战前曾任日本驻苏大使，战时又在东条英机内阁担任外相，战后，苏联方面要求把他列为战争罪犯的名单中。所以，重光对苏联人心有芥蒂。 苏联人在这时发出缓和信号，其原因是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赫鲁晓夫接掌苏共中央，主张加强与西方的关系。这与鸠山的意图可谓一拍即合。 收到苏联人的信件，鸠山即派人与苏联交涉北方四岛的归还问题，试探一下苏联的态度。北方四岛即日本北海道东北方的四个岛屿国后、择捉、齿舞和色丹，根据雅尔塔秘密协定，这几个岛在二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8月，由苏军占领。领土被他国管辖，对政治家和本国国民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事。 但有雅尔塔协定作为国际法依据的苏联自然不可能轻易放弃已到嘴的肥肉，谈了一段时间，到 1956年3月，此事仍毫无进展。 执着的鸠山岂会轻易气馁？同年4月，他派其心腹大将农林大臣河野一郎前去谈判，并制定了新策略。 河野到苏联后，不提建交事，先拿两国渔业协定说事。也是，作为农林大臣，他来主谈渔业协定是分内之事。鸠山给他的指示是，用对苏联有利的渔业协定做诱饵，吸引其继续谈判。 谈判的关键时刻，“老江湖”河野使出了一招非常手段：他把日方翻译人员留在外边，只身一人进入会谈场所。也就是说，他和苏联总理布尔加宁谈话时只用苏方翻译，这样一来，不管他们谈的是什么内容，只要河野不说，苏联人不讲，就谁也不知道。在诡异的气氛中，日、苏谈判取得了进展。苏联翻译后来承认，在签署渔业协定前，河野主动提出：“如果今后不举行恢复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话，这个渔业协定自动作废。”布尔加宁先是震惊，后来竟同意了。 见谈判有了进展，日本人便想得寸进尺。参与谈判的外相重光葵出了个主意，建议让苏联“先归还齿舞、色丹二岛”，因为这两个岛很小，只占北方四岛面积的6%。没想到苏联人竟然答应了，但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交还领土必须在订立和平条约之后；第二，交还领土应在美国撤出冲绳岛之后。 消息传回日本，政府内无一人敢表态赞成，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时间在流逝，鸠山的身体状况也在恶化，他可耗不起啊！深思熟虑后，鸠山決定采取更务实的态度，暂时搁置领土争端。他直接给苏联去信，提出包括“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在内的五项条件。9月，他收到了布尔加宁可以继续谈判的回信，双方重回谈判桌。 1956年10月12日，鸠山一郎以赌命的决心拖着病体飞往苏联，亲自与布尔加宁举行会谈。到了莫斯科，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看到这种情况，在谈判开始前，河野一郎主动找到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告诉他：“鸠山首相不可能再来莫斯科了，如果我们现在不达成协议，日苏邦交正常化就要推迟好些年……”日本人把首相的健康状况这一绝密情报都递了出去，希望以此直率“感化”苏联。 或许苏联人真被“感化”了，或许他们权衡清楚了其中的得失利弊，总之，此后的谈判竟顺风顺水。10月19日，双方终于在莫斯科签署《日苏共同宣言》，两国邦交实现正常化。签字仪式结束后，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乐队在来宾面前奏响日本国歌，鸠山一郎百感交集，心潮澎湃，几乎要流下泪来。他相信，这是日本重新迈向正常国家的关键一步。 没有了苏联的掣肘，加入联合国也就没有大的障碍了。1956年12月18日，在第11届联合国大会上，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日本加入联合国，成为第80个会员国。同年12月20日，鉴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完成了使日本重返国际舞台心愿的鸠山一郎宣布辞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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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人”出山 鸠山宣布辞职后，争夺自民党新总裁的战斗随即打响。宣布出马的有三个人：干事长岸信介，总务会长石井光次郎，鸠山内阁的通商产业大臣石桥湛山。 这三个人各有派系支持。岸信介除了本派以外，还得到了佐藤派、河野派的支持，前者是其胞弟佐藤荣作的派系，后者的首领河野一郎在1956年8月与岸信介一起访美期间曾达成互助密约。石井光次郎除本派以外，还得到池田派的支持。石桥则得到了旧自由党内反吉田的一些派系及鸠山直系还有三木-松村派的支持。相对来说，岸信介势力最大，但只是接近半数，另外两派甚至不到三分之一。现在，就只剩下自民党内八大派系之一的大野派还没表态了。 大野派首领大野伴睦其实暗地里早就找好了支持对象——石桥湛山。在石桥的参谋石田博英的策划下，石桥暗中许诺“把党务委托给大野”，意思是让他当干事长或副总裁。大野的支持，让石桥派的底气一下子壮了起来，紧接着就展开一系列动作。他们公然派人行贿乃至使用“肉弹”。石田博英等人四处活动，像新宿红灯区的皮条客一样，出没在上野车站、羽田机场，把进京的议员拉到高级酒店，又给钱又送美女三陪。石田还大撒封官帖，内阁一共才18个大臣职位，但据说石田给60个人开出了大臣职位的“空头支票”，光通商产业大臣就许了5个人，农林大臣甚至许给了8个人，总之先拉拢人再说。 石桥派动作如此放肆，岸派和石井派自然不甘落后，据说岸派也拍出了至少一亿日元大肆收买人心，整个总裁选举充斥着铜臭色相，可谓明目张胆，无所顾忌，甚至在党的大会会场走廊里都敢公开“交易”。 12月14日，总裁选举结果，岸信介得233票，石桥得151票，石井得137票，都没有过半数。于是，岸和石桥进入第二轮，石桥得258票，略超岸信介的251票，以微弱优势逆转败局。 石桥派其实是势力比较小的一派，石桥湛山之所以能获得这次“弱胜强”主要赢在战术得力。除了大肆拉票以外，石桥还使用了“二三位联合”的策略：他和石井暗中达成协议，联合对付实力最强的岸派，所以在第二轮投票中，原本投给石井的票大部分被心照不宣地投给了石桥，这样就顺利地把石桥抬上了总裁的位置。 石桥1884年生于东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任职东洋经济新报社，在战前就是一位出名的评论家。1945年，他受鸠山一郎邀请成为了自由党的顾问。在吉田内阁中曾任藏相，与吉田茂关系十分密切。 后来在对美政策上，石桥湛山与吉田茂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他反对吉田的一边倒的对美政策，并对吉田茂的官僚政治和任人唯亲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造成两人关系破裂的焦点是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吉田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对华政策也十分消极，而石桥却主张与中国修好。石桥对中国友好的态度是出于内心真实的想法，事实上，在冷战时期他一直致力于“日中美苏和平同盟”的构想，而且直到晚年还为此不懈努力。而日中邦交的正常化，也正是在他的努力推动下实现的。 石桥担任首相不久，就在当年的预算草案中加入了提高米价的内容。这可是得罪民众影响选举的大事。虽然同时提出了减税1000亿日元作为补偿，依然使自民党遭到猛烈抨击。 对此石桥显然准备不足。更要命的反对来自内部。党内其他派系首领与大野伴睦、河野一郎等人开会决定搁置米价问题，使内阁的政策被执政党自己轻易推翻。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政治的残酷无情地给了他一个当头棒喝。竞选时在严冬中四处演讲，作为少数派艰难组阁，刚刚上台便遭重创。1957年1月24日，石桥因过度疲劳和天气寒冷等原因突发脑血栓，在自家浴室里摔倒。此时国会马上就要开幕，但他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出于政治良知，2月23日，石桥只得宣布辞职，并且指名外相岸信介为继任首相。 岸信介并非战后才冒出来的政治黑马。 出生于1896年11月12日的岸信介，原姓佐藤，因过继给岸姓家族当养子才改姓岸。所以他和胞弟佐藤荣作虽同父同母却不同姓。 岸信介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长期在农商省任职。1936年出任伪满洲国实业部次长，其职位虽在部长之下，却是伪满国产业行政的实际最高负责人。在此期间，他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社长鲇川义介等并称为“满洲五巨头”。在中国东北，这只脱缰野马生活放荡，每晚饮酒、嫖妓，性情古怪，清浊同纳，让人难以捉摸，故被称为“满洲之妖”。 1939年，岸信介奉调回国。东条英机出任首相后，他即被召入阁出任商工大臣。在“偷袭珍珠港”后的对美宣战诏书上，他是副署人之一。1942年，在大政翼赞会的支持下，他当选为众议员。1943年，岸信介改任军需省次官，全面负责战时经济，指挥军需生产和战争物资的调配，成为东条的得力干将。 随着战局的恶化，岸信介比东条更早地认识到日本败亡的不可避免。1944年7月，美军攻陷塞班岛时，便向东条进言：轰炸日益频繁，军需生产已显著下降，应尽早设法结束战争。却被东条责骂：你们文官懂个屁！由此两人开始分道扬镳。后来更是直接加入反对东条英机的阵营，逼使东条下台。 岸信介是战时内阁的成员，日本投降后很快便以甲级战犯的嫌疑逮捕，关在巢鸭拘留所。在无边的彷徨与孤寂中，他仍坚持着看报纸的习惯，精神和身体状况保持不错。 1948年12月24日，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处绞刑的第二天，岸信介被无罪释放。出狱后，他立刻组织人马，欲东山再起。他先是被吉田茂笼络，后因与吉田政见不合又被鸠山一郎招致帐下。岸信介主张“反共亲美”，还希望把保守势力的支持层向左“扩展”，颇有号召力，与他臭味相投者多聚拢而来。 1952年，岸信介被解除整肃，恢复政治自由。同年，他组织起“日本再建联盟”，并于次年当选众议员，1954年与鸠山一郎合组日本民主党，任干事长，并一直在幕后支持三木武吉统合保守势力。当自民党成立时，岸信介已是自成一派的党内元老。 有了这样的历练，岸信介接任首相后自然会有一套自己的治国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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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户景气” 岸信介知道，自己头上顶着甲级战犯的名号，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因此，刚开始他完全沿用石桥的内阁班底，行事颇为低调。 内政有陷阱，那就向外交领域发展。岸信介搞过经济，又当过外相，对全球范围内开拓市场发展经济并不外行。从前炮火没能征服的地方，他要用商品去占领。很快，他就发表了日本战后首份外交蓝皮书，提出“经济外交”的概念，即以“和平的经济力量”作为主要手段向外扩张，以达到发展经济、培育国力的目的。 在战后历任首相的努力下，自1955年起，日本迎来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人们认为这是神话般的繁荣，就用第一位天皇的名号，称作“神武景气”。日本开始全面复苏，进入到建立独立经济的新阶段。 1956年，日本政府制订了“电力五年计划”，进行以电力工业为中心的建设，用石油取代煤炭发电。从外国进口大量原油，促进了炼油业发展。同年的《经济白皮书》中写道：“由于战败的原因，使日本人感到了绝望，就加速了日本摆脱困境的速度和决心。这样，日本有了推动经济上升的力量……现在已经不是战后，我们正面临着和过去不同的新情况。经济恢复已经结束，今后是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期。” 正是在这样景气的经济形势下，岸信介从石桥手中接过了相位，颇有点踌躇满志。为此他提出了“大东亚主义”，希望重建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友好情谊”，并为此进行了几次前所未有的出访。 1957年5月，上台不久的岸信介出访东南亚。他先后访问了缅甸、泰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中国台湾，成为战后首位访问东南亚的日本首相。他的主要目的是重新与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日本的商品和技术出口开拓市场。 希望能给“神武景气”添把火，岸信介努力推进石桥内阁时的积极财攻政策，并于1957年制定了金额巨大的财政预算。受此鼓舞，国内的技术引进规模和设备投资规模急剧扩张，日本民众开始敞开口子花钱，你也买进，我也买进，大家比着买。没多久，钱就花超了，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产生大量外贸逆差，日本的外汇储备减少到5亿美元，连日常的贸易决算都无法应付。 受此影响，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有心栽花花不发，“神武景气”逐渐消退，出现了日本战后经济史上的“锅底大萧条”。 为什么叫“锅底大萧条”？一般的解释是，外贸逆差巨大，经济下滑严重，萧条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如在扁平的锅底一样难以上升，所以称为“锅底大萧条”。 萧条苗头刚一出现，敏锐的岸信介就感觉到了。为此，1957年6月，岸信介紧急访美，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会谈，其重要任务之一是借钱。这位将军总统对冷战格局看得已经相当透彻，自然愿意对现在的坚定盟友日本扶危解困。一周之内，日本就从世界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借到3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当时外汇储备的一半。 这笔资金使电力、灌溉等很多关键项目得以继续推进。同时，岸信介吸取教训，开始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他先从金融业入手，指示日本银行两次提高利率，少放款，缩小企业的投资规模。接着，又制定了《综合紧急对策纲要》，采取削减财政投资15 %、限制输入、振兴输出、拯救中小企业等综合治理对策。为进一步扩大出口，1957年1 1月，他再次访问东南亚和澳洲。 岸信介先后到达南越、柬埔寨、老挝、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还有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继续拓展市场推销商品。 岸信介的努力很快就见到了成效。1958年6月，日本经济再次出现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10 %以上的速度递增。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明显变化，人们口中念叨的不再是粮食价格，而是新的“三大件”——洗衣机、电冰箱和黑白电视，取代了原先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 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开始转变其出口产业结构。战前，丝绸和花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出口商品，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其轻工产品的出口仍占出口总额的一半。但这些产品不仅技术含量低，还要面对来自东南亚各国的激烈竞争，出口利润不高。对此，日本的经济部门作出了改变出口产业结构的决策，制订了鼓励企业家向重工业化学工业投资的计划，引导企业生产高科技产品，尤其是电子产品。日本企业于是开始大量生产电器、汽车，钢铁业逐渐取代轻工业，成为主要的出口物资，日本经济随之出现了被称为“岩户景气”的第二次发展高潮。 “岩户”一词来源于日本的神话故事，说的是远古时代成千上万的神仙在太空聚会，当祭典结束时，诸神终于将岩石砌成的天门即岩户推开，里面的天照大神下降人间，从此开创了日本国。“岩户景气”意为开天辟地的繁荣。 经济的回升使岸信介有点志得意满，他重组了内阁成员，把石桥的人马全部更换，支持岸的河野派和佐藤派成为新内阁的主力，河野一郎担任经济企划厅长官，该派日本银行总裁一万田尚登取代池田勇人成了大藏大臣，河野派掌握了岸内阁的经济大权，人称“岸河内阁”。 人事布局完成了，岸信介的注意力开始从经济转向国防。考虑到 根本不可能，岸信介就开始在解释宪法上做文章。他在众议院答辩时说：“拥有自卫所需要的武力是理所当然的，是不违反宪法的。”甚至说：“如果在自卫权的范围内，拥有核武器也是允许的。” 在此之前的1957年6月，日本国防会议已通过了《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划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内使陆军兵力达到18万，海军舰艇吨位达到12.4万吨，航空自卫队飞机达1300架。由于经济的发展，这些计划的推进就没有从前那样遭遇太大阻碍。 |
| “岩户景气”一节倒数第六行，“考虑到”后面被屏蔽了“修订宪法”四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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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勇人脱颖而出 果然，街头运动随着岸信介的辞职迅速停止，反对派不再闹事，斗争焦点转到党内总裁选举上。 岸信介辞职时，虽很想把位子传给佐藤荣作，毕竟是自己胞弟啊，但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别到时候佐藤接不了班，还给党内反对派抓住把柄，牵连到整个派系搞得灰头土脸就不划算了。 所以，岸的想法是由他主导推出一个候选人提请议会表决，以确保接任者是自己这边的人。哪想到党内各派都想推出自己的人选，吵吵闹闹无法统一。 早先，岸信介为拉拢大野伴睦和河野一郎，曾在帝国饭店订了密约约定先把政权交给大野伴睦。所以大野满怀希望地派人去探口风，看岸信介是否能履行承诺。但此时岸信介对大野已心有芥蒂。在前面我们曾提到，1956年总裁选举的时候，大野先不明确表示支持谁，暗地里却和石桥达成协议，导致岸信介饮恨惜败。这是旧怨；安保斗争时，大野和河野掉转枪口来策划倒阁，使岸信介在党内四面楚歌，这是新恨。如此旧怨新恨，岸信介怎么可能把政权拱手让给大野？ 面对大野派来的试探者，岸信介回了一句大野当年暗度陈仓时说过的话：“我的心也像富士山白雪一样白啊。”岸这样说的目的，一方面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一方面则是让大野明白自己根本不会履行帝国饭店密约，因为那只是政客骗人的把戏。 即便如此，大野仍然希望他所信任的川岛正次郎以自民党干事长身份纠集岸派力量给予支持。此时大野和石井派已达成了协议，想再复制一次石桥奇迹，根据他们的推算，联合大野、石井、河野三派的势力，当可稳操胜券。 这里得补充讲讲自民党内部的派阀问题。 派阀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自民党是一个仓促合并的党，其成员众多、思想复杂，加上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因而，在政党内部活动中，利益一致、理念相同者常常会聚在一起商议党内外事务，久而久之就形成人员相对固定的派系。 派阀自然不会公开称自己为派阀，他们往往有好听的名字：XX会、XX研究会、XX俱乐部等。如池田派叫“宏池会”；佐藤派叫“周山会”，即现在“平成研究会”的前身；大野派叫“白政会”；岸派叫“十日会”，也就是现在“清和政策研究会”的前身；河野派叫“春秋会”等等。当然，除了自民党内部以外，外界媒体和老百姓一般不会记得那些复杂的派阀名，他们都习惯用派阀首脑的姓+派组成“xx派”来直接指称。 一般来说，派阀的首领是会长，当派阀首领当上首相以后，有时会不再兼任会长，但派阀名字不变。会长之上有元老级的名誉会长（一般是该派的前任首领），会长之下一般会有几个“代表”，和会长一起对该派的人事安排进行商议。会长最看重的中坚议员会担任事务总长或事务局长，负责派阀的资金管理和外联事务，而且这个人往往就是下任会长的有力人选。 派阀架构起来的自民党金字塔，最高层就是总裁（首相），其下是各省的大臣和厅长官、政务次官（大臣的副职）、参众两院议长和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以及自民党的党内三要职——干事长、总务会长和政调会长。通常，自民党的国会议员都加入某一个派阀，依托派阀去争夺上自总裁（首相），下到阁僚、议会委员长等高层级职务，没有派阀势力作背景是很难上位的。所以做议员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跟对人，跟对了人才会有回报。而一个人要想当总裁或首相，必须团结起自己的派阀，拉拢一批议员为自己壮声势。从这点来看，派阀头目下面的议员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高层互相利用的关系在关键时刻，也就是总裁选举的时候会表现得淋漓尽致。1956年12月石桥湛山当选总裁的那一幕就是派阀角力的第一次试演，金钱肉弹拉拢、第二第三联手、封官许愿拉票等外人看起来很肮脏的招数从此在自民党内成为常态。1960年的总裁选举也变成了一次孕育阴谋的温床。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大野伴睦竞争自民党总裁之事。 那么岸信介究竟支持谁？原来，他准备支持池田勇人。尽管池田曾是岸的死对头，但岸信介在抛弃大野和河野以后，池田就成了岸的政治盟友了，更何况岸的弟弟佐藤荣作和池田曾是非常亲密的同学关系。 岸派和池田派就这样化敌为友，紧密的联系到了一起。岸内阁外务大臣藤山爱一郎也曾宣布参选，岸信介叫他退出，因为藤山的参选可能分化岸派对池田的支持。不料，藤山一口拒绝了。 政治就是如此的变幻莫测，昔日的盟友今天会成为敌人，曾经的对手却可能站在同一战壕里奋斗。 多方酝酿的结果，这次总裁选举就分为两大派别：岸、佐藤、池田三派支持池田勇人，而大野、河野、石井结成了另一个政治同盟。藤山虽然参选，但还不成气候。 关键时刻，干事长川岛开始发挥其巧舌如簧的特长。他向大野承诺岸派有至少24个人会投大野，藤山派即使第一轮失败也不会去投池田，给大野吃了颗定心丸。到投票前夜，大野才知道局势是那么不利，岸派根本没人支持他，连事先决定第二第三联合的石井也另起炉灶直接参选。这时候川岛又施展他的骗术，说一旦大野和石井同时参选，会导致双方都斗不过池田，不如大野自行退选，已经被摆了一道的大野不得不宣布退出。于是，7月14日第一轮投票结果——池田246票、石井196票、藤山49票，第二轮决选中，池田以302票击败了石井的194票获胜。立下汗马功劳的川岛后来被池田指定为自民党副总裁。 就这样，经过一番合纵连横拼杀的池田勇人终于脱颖而出。接下去的几年，他将是这段历史的主角，所以这里我们得摆摆他的身世。 池田勇人1899年12月出生在广岛县丰田郡，父亲是当地的邮政局局长，家庭条件不错。1922年考入京都大学，毕业后进人大藏省工作。在大藏省，他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生是个杂牌军，因为这里是东京大学毕业生的地盘，他们结成严密的攻守同盟，抱团联合打拼，加上池田平时好酒，人际关系一般，因此仕途暗淡，奋斗了多年才混上个科长。 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池田的父亲为他物色到了家住长州的广伯爵的女儿直子。谁知婚后的池田竟大病一场，被确诊为不治之症，只得在家休养。新婚太太没享受几天蜜月就得为他熬药喂饭、端屎接尿。直子是伯爵千金，从前哪里受过这份罪？不久，伯爵千金积劳成疾，突发心肌梗死，一夜之间撒手人寰。 仕途不顺，身患绝症又新婚丧妻，池田的人生似乎已没有未来，好好的一个年轻人眼看就要废了。可谓“天无绝人之路”，上天在危难之时终于出手拉了他一把。池田的表妹大贯满枝来到他身边，将几近绝望的池田照顾得十分周到。 没多长时间，池田竟然奇迹般康复。怀着感恩心态的池田表哥娶了满枝表妹。不久，他们的女儿降生，池田用直子的名字给长女取名，以此纪念前妻，报答她的照料之情。 大难不死的池田勇人又回大藏省上班了。尽管当初的很多同事如今都已升职，但这并没有让池田灰心。就在他打起精神重新拼搏的时候，日本投降了。美国人很快就开始排查跟军国主义有关的公务员，大藏省是军国主义的“账房”，自然在劫难逃。那些在战时奋发努力的东大毕业生很多人被清除出去。 池田却因祸得福。由于他长期在家养病，未能替帝国服务，因而顺利当上了大藏省主税局局长。常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在池田身上得到了应验。不久，石桥湛山任首相时把池田提拔为事务次官，使他迈入了公务员系统高级官僚的行列。 1948年，池田作出了人生的重大决定：辞去公务员官职，以自由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议员竟选。1949年1月，池田如愿当选众议员。这时，再次出任首相的吉田茂正好在招兵买马，看中了官僚出身的池田勇人，就让首次当选议员的池田出任政务官大藏大臣。 池田担任大藏相之时，正值战后日本的多事之秋，但他以自己多年的官场经验和勇气智慧帮吉田首相苦心经营排除万难。上任一年后，又恰逢朝鲜战争爆发，大批“特需订单”蜂拥而来，为日本萎靡的经济打入了一剂强心针，顿时，国内的颓废气氛一扫而光，几乎没费什么力气池田就把日本经济推上了重建的轨道。 经济上的景气让吉田对池田青睐有加。出于信任，池田被任命为《旧金山和约》谈判的全权代表，以吉田内阁核心圈人物的身份开始接触外交事务。这时的池田，从默默无闻变成了政治上的黑马，并且与佐藤荣作一起成为吉田首相的左膀右臂。 1952年1 1月，改任通产大臣的池田在议会接受质询时，反对派议员揪住他两年前关于中小企业主自杀的“非人道发言”进行诘问，他竟继续以“非人道发言”回应：“我的看法是，在由通货膨胀向经济稳定转变时，地下经济以及那些不遵守正常经济原则的人难免要破产。有人自杀，当然非常可怜，但客观地说，这是无法避免的事。”这话说的虽然是事实，但从一个内阁大臣口中说出就显得冷酷无情了。此言一出，在野的几个政党随即对他提出弹劾。 弹劾的是池田，但针对的目标其实是吉田。因为池田已是公认的吉田首相的心腹，在野党想通过弹劾池田的方式打击吉田内阁，逼使吉田辞职。 在野党对池田的不信任案被议会通过，池田勇人只得辞职，成为战后第一个遭弹劾出局的内阁大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匹政治黑马才奔腾了几天就失蹄趴窝了。 辞职后，吉田茂让池田继续留在自由党内协理党务。1953年，池田出任自由党政务调查会会长，1954年任干事长，重新崛起成为党内的重要人物。1955年自民党成立后，池田任党顾问。1957年，他应邀出任岸信介内阁的大藏大臣，1959年改任通商产业大臣。 因此，1960年当岸信介内阁在安保斗争中风雨飘摇之时，池田勇人已经有了数任内阁大臣和数个党内重要岗位历练的基础，从经历上看，几乎没人能比他更有担任首相一职的优势。 不过赢了总裁选举的池田勇人接手的是个烂摊子。在岸信介的拖累下，自民党的民望大跌，民众对其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虽然日本经济已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但百姓在发展中获得的实惠并不多。面对如此局面，池田这样一个“不愿吃粗粮的人”到底行不行呢？ 这个时候，能否认清形势对症下药是维系政权的关键，只有保持头脑清醒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为胜选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平正芳在胜选当天意有所指地问池田：“您从广岛来到东京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池田回答：“完全没有想到。”于是大平说：“所以，总裁这把椅子，对您来说是意外捡来的，您什么时候离开它都不会后悔吧？”池田点头说：“是的！” 大平由此话锋一转：“今后您必须与国民同甘共苦，尽量回避有艺伎陪侍的料理亭，放弃打高尔夫。”池田过惯了优裕生活，平时喜欢到酒吧或料理店，边吃边欣赏艺伎表演，还喜欢打高尔夫，这些在当时都属于奢侈消费，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政敌的把柄。 为帮助池田更好地应对今后的政党斗争，作为幕僚的大平正芳还送给他一个词——宽容。另一个幕僚宫泽喜一针对当前复杂的形势变化也送了池田一个词——忍耐。两位幕僚可谓煞费苦心，他们真心希望能跟随池田走得更远些。因为，他们俩深知，池田此人既不宽容也没有耐性。 这些，池田全都听进去了。他开始洗心革面，硬熬着不去酒吧，只偶尔在箱根的别墅里用过去的高尔夫球杆对着空山挥两杆。他知道，要想维系政权，自己必须改掉过去的奢侈习惯，开始一种朴素的新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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