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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日本[第4页] |
| 作者:诸葛方明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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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经过一番合纵连横拼杀的池田勇人终于脱颖而出。接下去的几年，他将是这段历史的主角，所以这里我们得摆摆他的身世。 池田勇人1899年12月出生在广岛县丰田郡，父亲是当地的邮政局局长，家庭条件不错。1922年考入京都大学，毕业后进人大藏省工作。在大藏省，他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生是个杂牌军，因为这里是东京大学毕业生的地盘，他们结成严密的攻守同盟，抱团联合打拼，加上池田平时好酒，人际关系一般，因此仕途暗淡，奋斗了多年才混上个科长。 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池田的父亲为他物色到了家住长州的广伯爵的女儿直子。谁知婚后的池田竟大病一场，被确诊为不治之症，只得在家休养。新婚太太没享受几天蜜月就得为他熬药喂饭、端屎接尿。直子是伯爵千金，从前哪里受过这份罪？不久，伯爵千金积劳成疾，突发心肌梗死，一夜之间撒手人寰。 仕途不顺，身患绝症又新婚丧妻，池田的人生似乎已没有未来，好好的一个年轻人眼看就要废了。可谓“天无绝人之路”，上天在危难之时终于出手拉了他一把。池田的表妹大贯满枝来到他身边，将几近绝望的池田照顾得十分周到。 没多长时间，池田竟然奇迹般康复。怀着感恩心态的池田表哥娶了满枝表妹。不久，他们的女儿降生，池田用直子的名字给长女取名，以此纪念前妻，报答她的照料之情。 大难不死的池田勇人又回大藏省上班了。尽管当初的很多同事如今都已升职，但这并没有让池田灰心。就在他打起精神重新拼搏的时候，日本投降了。美国人很快就开始排查跟军国主义有关的公务员，大藏省是军国主义的“账房”，自然在劫难逃。那些在战时奋发努力的东大毕业生很多人被清除出去。 池田却因祸得福。由于他长期在家养病，未能替帝国服务，因而顺利当上了大藏省主税局局长。常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在池田身上得到了应验。不久，石桥湛山任首相时把池田提拔为事务次官，使他迈入了公务员系统高级官僚的行列。 1948年，池田作出了人生的重大决定：辞去公务员官职，以自由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议员竟选。1949年1月，池田如愿当选众议员。这时，再次出任首相的吉田茂正好在招兵买马，看中了官僚出身的池田勇人，就让首次当选议员的池田出任政务官大藏大臣。 池田担任大藏相之时，正值战后日本的多事之秋，但他以自己多年的官场经验和勇气智慧帮吉田首相苦心经营排除万难。上任一年后，又恰逢朝鲜战争爆发，大批“特需订单”蜂拥而来，为日本萎靡的经济打入了一剂强心针，顿时，国内的颓废气氛一扫而光，几乎没费什么力气池田就把日本经济推上了重建的轨道。 经济上的景气让吉田对池田青睐有加。出于信任，池田被任命为《旧金山和约》谈判的全权代表，以吉田内阁核心圈人物的身份开始接触外交事务。这时的池田，从默默无闻变成了政治上的黑马，并且与佐藤荣作一起成为吉田首相的左膀右臂。 1952年1 1月，改任通产大臣的池田在议会接受质询时，反对派议员揪住他两年前关于中小企业主自杀的“非人道发言”进行诘问，他竟继续以“非人道发言”回应：“我的看法是，在由通货膨胀向经济稳定转变时，地下经济以及那些不遵守正常经济原则的人难免要破产。有人自杀，当然非常可怜，但客观地说，这是无法避免的事。”这话说的虽然是事实，但从一个内阁大臣口中说出就显得冷酷无情了。此言一出，在野的几个政党随即对他提出弹劾。 弹劾的是池田，但针对的目标其实是吉田。因为池田已是公认的吉田首相的心腹，在野党想通过弹劾池田的方式打击吉田内阁，逼使吉田辞职。 在野党对池田的不信任案被议会通过，池田勇人只得辞职，成为战后第一个遭弹劾出局的内阁大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匹政治黑马才奔腾了几天就失蹄趴窝了。 辞职后，吉田茂让池田继续留在自由党内协理党务。1953年，池田出任自由党政务调查会会长，1954年任干事长，重新崛起成为党内的重要人物。1955年自民党成立后，池田任党顾问。1957年，他应邀出任岸信介内阁的大藏大臣，1959年改任通商产业大臣。 因此，1960年当岸信介内阁在安保斗争中风雨飘摇之时，池田勇人已经有了数任内阁大臣和数个党内重要岗位历练的基础，从经历上看，几乎没人能比他更有担任首相一职的优势。 不过赢了总裁选举的池田勇人接手的是个烂摊子。在岸信介的拖累下，自民党的民望大跌，民众对其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虽然日本经济已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但百姓在发展中获得的实惠并不多。面对如此局面，池田这样一个“不愿吃粗粮的人”到底行不行呢？ 这个时候，能否认清形势对症下药是维系政权的关键，只有保持头脑清醒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为胜选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平正芳在胜选当天意有所指地问池田：“您从广岛来到东京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池田回答：“完全没有想到。”于是大平说：“所以，总裁这把椅子，对您来说是意外捡来的，您什么时候离开它都不会后悔吧？”池田点头说：“是的！” 大平由此话锋一转：“今后您必须与国民同甘共苦，尽量回避有艺伎陪侍的料理亭，放弃打高尔夫。”池田过惯了优裕生活，平时喜欢到酒吧或料理店，边吃边欣赏艺伎表演，还喜欢打高尔夫，这些在当时都属于奢侈消费，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政敌的把柄。 为帮助池田更好地应对今后的政党斗争，作为幕僚的大平正芳还送给他一个词——宽容。另一个幕僚宫泽喜一针对当前复杂的形势变化也送了池田一个词——忍耐。两位幕僚可谓煞费苦心，他们真心希望能跟随池田走得更远些。因为，他们俩深知，池田此人既不宽容也没有耐性。 这些，池田全都听进去了。他开始洗心革面，硬熬着不去酒吧，只偶尔在箱根的别墅里用过去的高尔夫球杆对着空山挥两杆。他知道，要想维系政权，自己必须改掉过去的奢侈习惯，开始一种朴素的新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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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倍增计划” 1960年7月18日召开的日本临时国会上，池田毫无意外地当选为首相。 19日，池田勇人内阁成立。为了表明其愿与各方合作共赢的决心，在内阁成员和党内人事上，虽然主流派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也尽量照顾到各派系利益。池田还表示要努力消除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之间的对立，杜绝腐败，加强同在野党的协商。 在当天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池田明确提出以“宽容与忍耐”的精神作为今后的执政理念，还说：“有一句话叫‘不患贫而患不均’，我是既患贫也患不均。” 池田的言论让人眼前一亮，民众都觉得他比以前可信多了。不过，真正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他提出的一项经济发展主张——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在今后十年内让国民大众的实际收入增加一倍。 其实，收入倍增计划并不是池田最先提出。早在1959年1月3日中央劳动委员会委员长中山伊知郎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日本的希望》一文，其中就提出了10年间“工资增加一倍”的观点。1959年8月以后，自民党经济调查会与政府经济企划厅联席会议多次探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在10月提出了相关方案。后来因条件尚不成熟，经济阁僚会议指示经济审议会继续探讨，一直到这次被池田重新提出。 1960年9月5日，池田首相发表由九项内容组成的自民党新政策，阐述了倍增计划的主要内容：从1961年开始的三年间维持年均9%的经济增长率，到1963年国民收入增加30%；其后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在10年之内达到原有收入的两倍以上的；实现充分就业；林渔业及其他产业之间、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地域之间的收入基本均衡；生产能力较弱者也能保障生活。为此，政府的政策将以创造能够充分发挥国民能力的环境与条件为中心，重点放在强化经济基础、提高产业结构、培养技术革新需要的人才、扩充社会保障等方面。 12月27日，内阁会议正式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按照该计划，1961-197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1958年价格的26万亿日元，经济增长率年均7. 8%。届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0. 8万日元，即579美元。另外，在政府政策中，也增加了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内容。 “收入倍增”令民心振奋。池田一下子就抓住了民心，激发了日本民众继续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国家的发展不能只看经济增长率，更不能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唯一指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经济的增长率也不低，依托面积是本土数倍的殖民地，战前的日本发展势头迅猛。如果把军工生产算在内，那时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是天文数字，光航空母舰就造了二十余艘，“大和号”和“武藏号”两艘无敌铁甲舰更是火力威猛。然而，百姓吃饭的碗却是用纸做的，穷者甚至只能用手抓饭。 为落实“倍增计划”，政府增加了公共投资，制订了从1961年开始实施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改造计划。而且，从1961年开始实行减税，每年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总计减免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税率和利率，扶植债券市场。 “收入倍增计划”目标的实现是以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指导为前提的，政府主动扮演领路人的角色，带领私人企业完成目标。说到底，经济增长是手段，国民增收才是目的。 经济官僚出身的池田选择了与过往军国主义不同的方向。他认为，欺骗和煽动已不符合时代潮流。他看到了经济的本质：只有民众的收入增加了，仓库堆积如山的商品才卖得出去，经济才可持续增长。 正当人们刚开始展望未来美好生活前景时，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1960年10月12日，在东京日比谷会堂的集会上，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发表演讲，突然一个青年冲上讲台，拔出一把短刀刺中浅沼的胸部，浅沼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不治身亡。刺客山口二矢年仅17岁，是极右翼组织爱国党的成员，事后在其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 “你，浅沼稻次郎，正在赤化日本。我并不恨你本人，但你作为社会党的领导者，却在访问中国的时候胡言乱语，而且你就是冲击国会事件（指安保斗争）的直接责任者，这一切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要替天行道。” 山口所说的胡言乱语是指浅沼1959年访问中国时说的那句名言：“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此话令日本政府大为光火，岸信介内阁当时就曾给在北京访问的浅沼发电警告。浅沼回国后，极右翼组织一直想伺机下手，终于在10月12日行刺成功。 浅沼的遇刺是日本极右翼势力企图用暴力手段影响日本政治走向的大事件。这位日本左翼代表人物的突然倒下，给属于右翼的自民党造成了很大压力。执政的自民党处理不好这事就会引火烧身。如果不能迅速弥合这道伤口，将对池田政权造成严重冲击。 一听说浅沼遇刺的消息，正在自民党大楼里主持党务的宫泽喜一迅速反应，当即命令党内人员都戴上黑纱以示哀悼。池田首相也马上找来秘书伊藤昌哉给浅沼写悼词，要求写得情真意切、真实感人。伊藤是池田身边的重要写手，记者出身，阁僚们对他的文笔颇为放心。 事发之后，很多人都在猜测自民党是否与此有关。对自民党来说，如何通过追掉会撇清自己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幸好伊藤的悼词写得不错，而池田致悼词的表现也有超常发挥。因为池田口才不佳，说话没有韵律，表情也不丰富，阁僚们都曾为他捏着一把汗。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措辞朴素的悼词被池田一字一顿地念出来后，听着竟十分诚恳，似乎口拙的表现更适合这种场合。池田还在悼词中强凋要扫除一切暴力，这让民众觉得首相是无辜的，自民党也是暴力的受害者，并没有在对立政党有难时落井下石。 因此，民意没有因为浅沼遇害而对自民党多加指责，刺杀事件算是涉险过关了。 但摆在池田面前的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难题，这就是罢工问题。 被美国“解放”以来，罢工一直是日本政府的大难题。久受压迫的工人在以“总评”为首的左翼工会的带领下不断罢工，要求加薪和改善工作条件。这令企业主们头疼不已。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政府希望上下联手发展经济的计划就纯属空谈。当安保斗争告一段落后，工人们更多地采用罢工形式维护自身权利，最典型的就是三池煤矿罢工。 三池煤矿位于日本南部的九州岛，隶属于三井财阀，那里天高皇帝远，官少民工多。三池工会拥有过万名矿工会员，是个与外界隔绝、内部组织高度统一的社团。工会的“车间委员会”已经能够掌控工作及超时任务的分配。 三池煤矿工人罢工已延拓多年。随着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化和日本外贸渠道的通畅，从1950年代末开始石油的价格变得比煤炭还便宜，以前炙手可热的煤矿企业因此陷入困境。为寻求应对策略，三井公司便希望通过裁减员工和引进新设备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其具体办法是从1.3万名矿工中裁撤2000人，其中还特意选择了许多工会积极分子。 三池地处偏僻，多数青壮年都依托煤矿谋生。裁员的消息一传开，工人们全都站到了一起，用他们自己的方法——直接在生产第一线拒绝工作，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池罢工立刻引起了在野党和“总评”的注意，这可是给执政党出难题的好机会！他们积极支持当地工人的罢工行动，还号召社会各界予以支持。 不过面对来势汹汹的罢工潮，资方毫不示弱，甚至表现得更为强硬。他们直接关闭了煤矿，还雇用黑社会势力对工人进行暴力袭击。黑道的介入造成工人方面1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为此，工人们组成纠察队维持秩序保护安全，准备作长期抗争；更有2万多外地支持者赶来三池声援。政府方面则紧急出动1.5万警力增援三池。手无寸铁的矿工与警察互相对峙，所幸没有酿成重大流血事件。 斗争坚持了十个月之久。就在工人渐感难以支撑的时候，政府方面终于出面调解。在劳动大臣石田博英的努力协调下，1960年11月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最终以资方占优势的方案解决了此次事件，持续了300多天的罢工就此结束，池田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三池矿工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的，他们本来就收入微薄，罢工期间更是只能领取工会发放的相当于平时工资三分之一的生活费。他们吃着最简单的食物仍然在坚持，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一事件对工人来说是一次重创，它让很多人看到，即使这样团结努力仍然无法取得成功。此后，大规模的罢工抗议基本偃旗息鼓，日本的工人运动陷入低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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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番努力没有白费：不仅使松下电器的形象扎根于广大消费者的心目中，而且使他本人也获得了“日本广告奖”。 未雨绸缪 1964年，奥运会在东京召开，一些项目的比赛也安排在松下公司所在的大阪。作为对奥运会的献礼，同时也是给公司打永久性的广告，松下捐献巨资，在大阪车站前修建一座现代化的立交桥，赢得社会各界的称赞，海内外的新闻媒介也竞相报道。 这一年，日本虽因奥运会而大出风头，但是经济危机带来的恶果已经随处可见。由于市场萎缩，许多工厂开工不足，甚至被迫倒闭。由此而产生的失业大军又导致了社会的混乱。 松下的情况如何呢？他在此时捐资建桥是否打肿脸充胖子呢？ 决不是。 凭他长期养成的过人的商业直觉，早在1961年危机迹象尚未显露之前，他就警告：日本企业家切不可陶醉在表面的繁荣和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之中，必须及早巩固基础，应付必将到来的危机。因为迄今为止所出现的繁荣，主要是得力于美国的援助特别是朝鲜战争对于各种物资的需要。而今援助既已减少，战争早就停止，盲目贷款与扩充设备必将导致超越自身实力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金融紧缩，便将受到沉重打击。 当时，由于日本经济仍呈高速发展状态，电器的增长更达30%，许多人对于松下的警告嗤之以鼻，认为他是故作惊人之谈，不予理会。 而松下不管别人对他的警告持何种态度，抓紧时间改进企业体制，研究并实施应变之策。1963年，当日本电器的增长降至10%以下时，松下却仍然保持18%的高速度，创造年产值2 000亿的伟绩。这时，那些不听他忠告的厂商才开始清醒。只是为时已晚，有的厂家已被大萧条的洪水淹没了。 自任营业部长 然而这次危机也没有放过松下。不久，他的一百七十余家销售公司和代理商相继亏本，只有二十多家仍能多少有些盈利。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松下召集社长、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会议，商量对策。 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松下指出，只有松下电器与各经销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才有希望克服目前的巨大困难。他强调，经销商要消除对公司的依赖心理，千方百计地寻找销路；松下电器本身也必须立即进行改革，否则，便有在危机中倾覆的危险。 会议结束之后，松下又宣布代理公司的营业总部部长，亲自抓销售。 经过认真分析，他发现松下电器的销售存在几个严重问题： 一些地方尚未设立销售商，成了销售的死角。 营业所强迫一些销售商接受商品，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许多营业所因循守旧，缺乏开拓意识。 松下认为，只有改革销售体制，才能消除经销商的依赖心理，培养他们独立摆脱困境的决心。他们的状况得到改善，松下电器的产品才不会积压，公司本身才不会陷于危机。 于是，他宣布了三条改革措施： 第一，增设经销商，消灭死角，扩大和完善全国销售网。 第二，加强营业部的自主权，实行由营业部向经销商直销的体制；取消各地营业所的中间销售权，让它们只负责辅导工作和收款。 第三，分期付款销售业务不由营业所，而由经销商开展。 这些措施虽说扩大了经销商的自主权，但也加重了他们的责任。过去销售不畅，他们可以怪罪营业所，现在无所依赖，只有动脑筋、想办法，通过多销售商品来赚取利润了。 因此，当松下刚宣布上述决定时，许多经销商都表示反对。经过松下的反复解释，一千多家经销商终于同意“试一下”。试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不仅觉得自己本事增大，而且效益也增加了。 主动制造景气 如果说改革销售体制仅仅是被动地应付危机，那么，松下于1965年大力推出畅销产品的行动，则是主动地对危机进行攻击。 当其他电器商还在为他们的“三大电器”卖不出去而忧心忡忡时，松下却在这年的4月份一下子推出了飞鸟牌音响，先锋七号、八号手提式收音机，强力海克林吸尘器、微波炉等品质优良、设计美观的新产品；而其黄金系列电视机与家用闭路电视机也令人耳目一新，显示出松下特有的活力。 这种活力也传给了消费者，他们觉得购买松下电器本身就能驱走晦气，带来好运。 就这样，松下电器在全国各地销量迅速增长，使绝大多数销售商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扭亏为盈。 此时，松下又为他们加油，并且勉励自己的职工： “所谓景气不景气，全是人造成的，因此我们要主动地制造景气，克服不景气！” 从1964年8月松下代理营业部长到1966年8月这两年时间里，松下及其整个销售网络彻底战胜危机，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1966年 11月，全国382家销售商共同献给松下一座“天马行空”纪念碑，安放在总公司大楼前的广场上。 的确，在百业凋敝的总体形势下，松下却能一枝独秀，这岂不是天马行空吗？ 3. 走在时代前面 松下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他的任何决策和规划都是以精确的计算为基础，并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来保证。 1956年他发表“松下电器五年计划”，提出到1960年要达到销售额800亿日元的目标。这个天文数字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以30%这个他绝对可以达到的增长率为标准，虽然在许多人看来，这么高的标准近乎天方夜谭。 1960年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指标时，他又宣布：五年后将实施每周五日工作制。消息传开，又有人讽刺他是哗众取宠，说他是搞全盘西化，并且预言他亲手创下的亿万基业也将在手里毁于一旦。 其实，松下从不盲目模仿西方，他吸收的仅仅是西方先进的科技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对于西方乃至其代表美国的政治制度，他并不特别欣赏。他认为这仅仅是一种适合西方的道路，但并非终极目标本身。 再说，他的规划在时限上非常明确。五年计划就一定要在五年之内完成，五年实现五日工作制也是一到时间就兑现。虽然，这与那种不负责任的“不久之后”、“不久的将来”之类的“诺言”，实在大不一样。 松下的目标现实而又具体，因而也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对于工作的推动力。每当他提出一个新的目标时，松下的员工不仅丝毫不怀疑它一定能达到，而且竭尽全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五日工作制 1965年4月16日，松下正式宣布全公司实行五日工作制，工厂和经营部门都不例外。为保证工作正常进行，员工由各有关部门安排轮休。 换言之，员工每周只工作五天，但公司却是一周七天，天天都有人上班。 松下的这一创举当即成为轰动全国的头条新闻，因为在他之前，日本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实行过五日工作制。 对于两天的休息时间，松下不是完全放假，而是号召员工们利用充分的休假日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修养，充实自己的生活，从而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为企业、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基于这一目的，他不仅增加和完善体育文娱设施，支持和鼓励公司的运动和演出队在地方和全国性比赛中夺取名次，进一步树立松下人积极进取的精神，还设立员工研修所等组织，根据员工的兴趣提高其创造和技术能力。 不久之后，松下又率先在全国实行“工作别薪金制”，以代替普遍习以为常的“年资序列薪金制”。这就是说，松下员工的工资多少，主要是根据其能力和贡献大小、而不是工龄长短来决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能力，从而提高效率。 当然，这并不排斥福利。即便是那些能力差者，只要尽心工作，薪金也比在其他企业的同类部门高，至于养家养老，更是绰绰有余。 在薪金改革的基础上，松下进一步提出，到1972年，要使全体员工的工资达到美国的水平。如同此前和此后的所有重大规划一样，他的这一诺言又如期实现了。 经营是一门艺术 在实行五日工作制之初，由于各部门和员工都有待于适应这一新的制度，工作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半年之内，销售额从1 028亿日元下降到1 005亿日元，整整少23亿日元。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公司的利润不仅没有随之下降，反而从98亿日元上升到101亿日元。这幅度虽然不大，但却说明五日工作制不仅不会带来损失，还将随着员工适应性的提高而产生更大的效益。 松下为何对此充满信心呢？因为他掌握了经营的诀窍。他不是把经营看作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辛苦工作，而是作为能够发挥自己无限创造力、能给自己带来无尽乐趣的艺术。 他在1965年5月发表的《经营是一种综合艺术》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不仅在工商界，而且在日本文化界也引起极大的关注。 他在文章中说：经营如同艺术一样，也是一种具有很高价值的创造性活动。 绘画作品，无论是用什么材料完成，哪怕只是一笔一画，但只要能令人感动，觉得画家的精神跃然纸上，这就是一幅杰作或者优秀之作；若是平淡无味，就只能算是次品甚至连艺术品都不是了。 经营者如同画家构思一样，先得确定基本方针 （布白），考虑如何 配备人材、筹集资金，建造什么样的厂房，购置什么样的设备，如何组织销售……凡此种种，皆须妥善安排，务求各种因素平稳协调，这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如同在白纸上画出美妙的作品来一样。 经营是一门艺术，但不是单一的艺术，而是高深的综合性艺术，即使是在当今这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今天，运用某些高科技设备，一按键钮，机器就能自动地把原料制成产品。但与经营艺术相比，这只不过是一种缺乏灵感的工艺，难称高级艺术。而经营在活用人材与资金，在灵感的勃发与机遇的捕捉，在安排之缜密与见解之独创等方面，都显现出创造之活力与综合艺术所特具的能持久地震撼人的灵魂的多角度、多层次之美。 只有真正掌握经营真谛的大师，才能不断变换经营思路与技巧，使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无论是在大繁荣、大萧条还是平稳时期，创造不同凡响的业绩，让自己的经营艺术大放异彩。 若是忙忙碌碌，为经营束缚，甚至沦为其奴隶，那就不能感受经营之美，更不要说去创造奇妙的经营艺术品了。 当然，这都是年届古稀的松下于功成名就之后的宏论。他积五十余年之经验，于经营之道无不洞悉，故能超然物外，不以经营为谋生、赢利手段，而以之作为发挥创造力、探寻人生奥秘、寄托人生理想的途径。 而其他未达此境界者，即使财富十倍于他，其对人类的贡献乃至自身的欢乐，恐怕都难及他的1/10。 乡下办厂 松下不仅在现有的产业中绘制美的蓝图，创造美的“艺术品”，他那兼具企业家和艺术家特质的敏锐目光还迅速发现，随着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大城市，东京、大阪等都会人口过密、住宅困难、交通拥挤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村则又人口太少，空地浪费现象严重，地方建设陷于停顿状态。 松下认为，这种疏密过度失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不及早调整，到时候将难以收拾。 而要调整，单靠政府集中力量策划公共设施，比如修整道路、开发机场等等还不行，民间也要群策群力予以配合，在乡下因地制宜多建工厂。这样，才有可能使人口和人才流动趋于平衡。 对于这些问题，松下虽然早就有所考虑，但真正决定将它们付诸实施，却是一次意外的小事造成的。 一天，松下来到取县的米子镇，他见这里成年男人极少，就问旅馆服务员，他们到哪里去了。 服务员说，男人们嫌呆在农村没出息，无活干，都进城打工去了。 要是松下能在这儿办个电器厂，能让他们就地挣钱养家，他们就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外面去闯荡了。 或许，这个建议若是由当地官员提出，松下还不会这么重视；而提出的竟是一个普通的旅馆服务员，可见此地人口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到不容忽视的地步。 作为一个企业家，他非常清楚，在乡下建厂虽说有劳力低廉等优点，但是运输麻烦，管理分散，获利的速度和利润的额度都不如在城里办厂。 可是，若从大的一方面来看，却能解决城乡人口的平衡问题，能大大增加乡村居民的收入，改善乡村的居住条件和文化设施，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繁荣。由此看来，自然是利大于弊。于是他当机立断，在这里建了一个分厂。 不久，他又得知，爱知县每年的外流人口达7000人，情况越来越严重，有的村庄竟变得空无一人。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正在发生。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松下陆续在各县乡下建立了数十家工厂，使成千上万的外流者重新回到家园。 呼吁二次维新 松下在经营中一贯强调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结果其发展速度和规模都超乎人们的想像之外，把许多急功近利的暴发户抛在后面；或许正是靠这种锲而不舍的毅力，他在不断同疾病的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在公司庆祝成立50周年时他虽然已是73岁的老人，看起来还是那么瘦弱，但其旺盛的精力和超人的智慧却不由使人想起“永葆青春” 这句颂语。 而松下本人在为一家杂志所写的题词中也表明了他对于青春的看法： “所谓青春就是心灵上的年轻！只要充满信心和希望，每天不断从事新的活动，就能永葆青春！” 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光彩照人的自画像！ 松下创业50周年纪念活动正是在他的这种心境下安排的，其热烈壮观可想而知。 诸多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恐怕要算兴建灵山博物馆。因为乍看之下，这似乎与松下及其事业没有什么关系。 原来东山有一座纪念坂本龙太郎和中冈慎太郎等五百余名明治维新志士的公墓，因长期无人管理，荒芜不堪。松下在庆祝创业50周年时想起，1968年这一年恰好也是日本明治维新100周年。没有明治维新志士为国捐躯，就没有日本近代的飞速发展；松下创业纪念与明治维新纪念的巧合，似乎表明松下应当担负再次维新，重振日本国民精神的伟大使命。 他认为明治维新是以实现日本的近代化为目标，而今的维新，任务更为艰巨，也更为光荣：它改变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落后贫穷状况，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因此，这次维新可以称之为“世界维新”。 明治维新的志士用刀剑建立了一个近代化的日本，今天，松下的员工应当不满足于当日本第一，而应再接再厉，以现代的经营和现代的技术促进世界的进步和繁荣。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松下发起成立灵山表彰会，自任会长，带头捐资，重建明治维新志士的公墓，并在此基础上兴建灵山博物馆，陈列有关明治维新的文物，对松下员工和全国民众进行爱国主义与历史使命教育。 针对一些人认为日本地少人多，难以与美国比拟，因而无法实现经济飞跃，不能在世界维新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成见，松下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日本看起来比美国小，但是实际上比美国大，因为太平洋沿岸全部属于日本的资源范围。日本的绝大部分资源虽说要从外国运进，但是随着轮船吨位的增加，几乎不受限制的海上运输远比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国内运输迅速和经济得多。 钢铁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日本炼钢的矿石和煤炭均从外国进口，但是由于进价和运费低廉，技术先进，不仅能满足日本自身的需要，还能运到美国本土去与美国钢铁业竞争。 日本人多也并不是负担。美国面积那么大，才住着两亿人，日本这么小却有一亿人，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比美国低，投资的效率也自然比美国大。比如说，美国修一条100公里长的公路可使十万人受益，而在日本，受益者会是这好几倍。由于人口众多，公路一修通，财源就会滚滚而来，至少不会愁没有客源，对国家、对个人都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 这些言论表明，松下的经营思想已远远超出公司经营的范围，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已在他心中自然产生。不过，他始终谨守“生意人”的初衷，对天下大事仅仅是思考和议论。 建造科学与工业先驱纪念像 在庆祝创业50周年之际，松下在公司中央研究所前面的广场上举行了“科学与工业先驱”铜像的揭幕仪式。 这批先驱包括外国科学家和工业家六人，日本学者五人。松下选择的标准，是对日本的科学和工业作出过巨大贡献者。其目的是在于向他们的丰功伟绩表示尊敬与谢意，同时激发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与进取心。 人们注意到，入选的外国人士，无论是爱迪生还是飞利浦，都是名震天下的人物；而入选的日本人中，为外国人所知晓的并不多。松下之所以让他们与外国的大科学家、大工业家并列，显然与民族自豪感不无关系。 他明白，一个瞧不起本民族的人，也不可能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而松下之敢于主动出击世界市场，与天下大电器公司争雄，正表明他对于自己，对于日本民族都充满自信。 不过，这种自信与自豪决不是狂妄自大。直到成为日本第一大电器厂商之后，他依然像当年创业时一样既不丧失个人尊严又处处保持谦虚谨慎。 1970年日本筹办国际博览会时，曾推荐松下为博览会会长。这本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极其荣耀的事情，可是松下却婉言谢绝了，最后确定由日本经团联名誉会长石坂泰山担任。事后松下对人说： “我本不应当谢绝各方面的好意，但是我注意到，若是博览会的大阪色彩太浓，东京人就不会有多大兴趣，因而可能会导致失败。由德高望重的石坂来担任，兴起了全国的热潮，效果非常好。” 松下的这种顾全大局，不重虚名的风格，使他不仅在财界，而且在整个社会上都获得极高的声望。 大阪的一家报社曾以“你认为现代最伟大的人是哪一些”为题，对450名5～6年级的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松下的名字竟被列为第13位，处于皇太子和皇太子妃之间。可见即使在青少年中，松下也是一个备受爱戴的人物。 壮心不已 松下这个本来只上过小学四年级的农家儿子，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刻苦钻研，创造了上百种专利产品，积累了丰富的学识，先后获得早稻田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应庆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这个靠几十日元和三个人起家的小作坊老板，靠自己百折不挠的精神、超越常人的见识、不追求潮流而又置身潮流之先的经营艺术，创下了资财以百亿计、员工达四万余人的国际性基业。 这个默默无闻的火盆店伙计、单车店学徒靠远大的理想、明确的志向和贫穷不自卑、富贵不狂傲的美德，成为名扬天下的企业家，日本和外国政府勋章的获得者，受到许多国家君王和政府首脑的礼遇，还与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纵论天下大事…… 对于年近八旬的松下，金钱已失去诱惑力。在这个曾经把五分硬币也看得无比贵重的亿万富翁眼里，金钱只不过是用来为社会、为日本、为世界谋取福利的一种工具。虽然他自己从不挥霍，但用于公益事业却毫不吝啬：早在1961年，他就捐献两亿日元作为员工的福利基金，1968和1974年，他又分别捐献50亿日元给预防儿童交通事故基金和全国都、道、府、县的行政单位。其他捐款亦动辄上亿，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而又用之于民。 这时他最关心的，依然是他一手创下的事业，是屹立于世界电器之林的松下电器株式会社。 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垂垂老矣，虽然耳聪目明，智慧过人，但身体状况已明显地衰退，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他不是那种临死也抓住权柄不放的专制君王，为了事业的繁荣昌盛，不因他的辞世而发生动荡，他必须及早安排接班人，及早实现管理权的移交和过渡。 对于接班人问题，他在走向辉煌之时即已用心选择培养，有意识地让他们担负重任，对他们进行全面而又认真的考验。 他的女婿松下正治出生名门贵族，品学兼优。他视之为亲生儿子，对其教育培养更是不遗余力。1961年他辞去社长 （总经理）之职，即让 松下正治切实担负起行政管理的工作。 1973年，他连董事长一并辞去，只任顾问，让长期担任他助手的高桥荒太郎任董事长，而松下正治仍以总经理的核心地位同董事长一起全面处理公司内外事务。松下正治的四个副经理、四个专务以及其他各部门、各厂领导人，无不经过松下的认真挑选和考验。 松下之所以为接班人配置这么多副手，与其说是对其接班人不放心，毋宁说是事业发展的需要。如今的松下电器远非当年的作坊可比，如今的领导人无论如何不可能经受他那么艰难、那么复杂的磨炼，新的时代与新的规模都要求新的经营管理方式，因此他认定：在他之后，集体领导比个人说了算会更有效得多。 从此，他可以摆脱事务的牵挂慢慢地欣赏他一手创造的松下电器这个杰出的艺术作品了。 从此，他可以专心著述，把自己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对于人生的思考记录整理，公诸于众，传之后世了。 拯救日本 松下于“离休”后的第二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如何拯救即将崩溃的日本》的小册子，对于国家大事提出了一系列大胆而又颇有见地的看法。 他认为，到70年代初，日本虽已发展成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人心混乱，只顾个人利益，不关心国家命运，整个民族成了“迷途的羔羊”，不知不觉走向崩溃和毁灭。 近年来的通货膨胀，加速了这崩溃的进程。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必须限制物价，稳定国债，节省开支，但是与此同时，也应鼓励企业的合理竞争，尽可能使公用设施等基本建设保持在一定规模，以促进经济复苏的活力。 不过，在这份救国纲领中，最精彩的是关于教育改革的论述。 他指出，日本的教育不是跟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是大大超过了需要。这种“教育通货膨胀”也同教育不发达一样，造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同营养过剩也会使人患病一样。 他所批评的“教育通货膨胀”，是指片面强调智育，在全社会造成竞相追求高学历的风气。结果，既造成大量浪费，又产生出许多实际学识和能力都不合格的所谓大学毕业生。 他认为，中小学的基本教育是每个国民所必不可少的。完成教育之后，应当鼓励大部分青少年去进专业技术学校，大学则以少办为好，最好砍掉一半。因为照现行体制，学生一进大学校门，无论是否用功，无论是否有真才实学，读完几年后都能顺利毕业，其中必然有许多废品。 不仅如此，大学毕业生过多过滥，良莠难分。学天文者去挖地道，学电力者去当司机，看起来似乎是国民素质大提高的表现，实际上这种学非所用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松下的这些观点很难说能为世人接受。因为他一生都是跑到时代的前面。到人们认识他那些似乎荒唐的言行的真正价值时，他又发表了更新的惊世骇俗的见解。 进入彼岸 1988年，93岁的松下幸之助成了新成立的松下国际财团的董事长，达到了一生荣耀的最高峰。 这一年，他的自传和论著 《实践经营哲学》英译本先后刊行，全面 总结了他一生的业绩和经验； 这一年，他捐献50亿日元给日本国际花卉博览会，并发起成立松下幸之助国际花卉博览会财团，把自己的未竟雄心寄托于不断装点世界的千花万卉。 次年3月24日上午10时6分，这位世纪老人永远入睡了，因为无所遗憾而显得格外安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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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松下传》（节选） 未雨绸缪 1964年，奥运会在东京召开，一些项目的比赛也安排在松下公司所在的大阪。作为对奥运会的献礼，同时也是给公司打永久性的广告，松下捐献巨资，在大阪车站前修建一座现代化的立交桥，赢得社会各界的称赞，海内外的新闻媒介也竞相报道。 这一年，日本虽因奥运会而大出风头，但是经济危机带来的恶果已经随处可见。由于市场萎缩，许多工厂开工不足，甚至被迫倒闭。由此而产生的失业大军又导致了社会的混乱。 松下的情况如何呢？他在此时捐资建桥是否打肿脸充胖子呢？ 决不是。 凭他长期养成的过人的商业直觉，早在1961年危机迹象尚未显露之前，他就警告：日本企业家切不可陶醉在表面的繁荣和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之中，必须及早巩固基础，应付必将到来的危机。因为迄今为止所出现的繁荣，主要是得力于美国的援助特别是朝鲜战争对于各种物资的需要。而今援助既已减少，战争早就停止，盲目贷款与扩充设备必将导致超越自身实力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金融紧缩，便将受到沉重打击。 当时，由于日本经济仍呈高速发展状态，电器的增长更达30%，许多人对于松下的警告嗤之以鼻，认为他是故作惊人之谈，不予理会。 而松下不管别人对他的警告持何种态度，抓紧时间改进企业体制，研究并实施应变之策。1963年，当日本电器的增长降至10%以下时，松下却仍然保持18%的高速度，创造年产值2 000亿的伟绩。这时，那些不听他忠告的厂商才开始清醒。只是为时已晚，有的厂家已被大萧条的洪水淹没了。 自任营业部长 然而这次危机也没有放过松下。不久，他的一百七十余家销售公司和代理商相继亏本，只有二十多家仍能多少有些盈利。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松下召集社长、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会议，商量对策。 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松下指出，只有松下电器与各经销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才有希望克服目前的巨大困难。他强调，经销商要消除对公司的依赖心理，千方百计地寻找销路；松下电器本身也必须立即进行改革，否则，便有在危机中倾覆的危险。 会议结束之后，松下又宣布代理公司的营业总部部长，亲自抓销售。 经过认真分析，他发现松下电器的销售存在几个严重问题： 一些地方尚未设立销售商，成了销售的死角。 营业所强迫一些销售商接受商品，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许多营业所因循守旧，缺乏开拓意识。 松下认为，只有改革销售体制，才能消除经销商的依赖心理，培养他们独立摆脱困境的决心。他们的状况得到改善，松下电器的产品才不会积压，公司本身才不会陷于危机。 于是，他宣布了三条改革措施： 第一，增设经销商，消灭死角，扩大和完善全国销售网。 第二，加强营业部的自主权，实行由营业部向经销商直销的体制；取消各地营业所的中间销售权，让它们只负责辅导工作和收款。 第三，分期付款销售业务不由营业所，而由经销商开展。 这些措施虽说扩大了经销商的自主权，但也加重了他们的责任。过去销售不畅，他们可以怪罪营业所，现在无所依赖，只有动脑筋、想办法，通过多销售商品来赚取利润了。 因此，当松下刚宣布上述决定时，许多经销商都表示反对。经过松下的反复解释，一千多家经销商终于同意“试一下”。试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不仅觉得自己本事增大，而且效益也增加了。 主动制造景气 如果说改革销售体制仅仅是被动地应付危机，那么，松下于1965年大力推出畅销产品的行动，则是主动地对危机进行攻击。 当其他电器商还在为他们的“三大电器”卖不出去而忧心忡忡时，松下却在这年的4月份一下子推出了飞鸟牌音响，先锋七号、八号手提式收音机，强力海克林吸尘器、微波炉等品质优良、设计美观的新产品；而其黄金系列电视机与家用闭路电视机也令人耳目一新，显示出松下特有的活力。 这种活力也传给了消费者，他们觉得购买松下电器本身就能驱走晦气，带来好运。 就这样，松下电器在全国各地销量迅速增长，使绝大多数销售商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扭亏为盈。 此时，松下又为他们加油，并且勉励自己的职工： “所谓景气不景气，全是人造成的，因此我们要主动地制造景气，克服不景气！” 从1964年8月松下代理营业部长到1966年8月这两年时间里，松下及其整个销售网络彻底战胜危机，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1966年 11月，全国382家销售商共同献给松下一座“天马行空”纪念碑，安放在总公司大楼前的广场上。 的确，在百业凋敝的总体形势下，松下却能一枝独秀，这岂不是天马行空吗？ 3. 走在时代前面 松下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他的任何决策和规划都是以精确的计算为基础，并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来保证。 1956年他发表“松下电器五年计划”，提出到1960年要达到销售额800亿日元的目标。这个天文数字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以30%这个他绝对可以达到的增长率为标准，虽然在许多人看来，这么高的标准近乎天方夜谭。 1960年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指标时，他又宣布：五年后将实施每周五日工作制。消息传开，又有人讽刺他是哗众取宠，说他是搞全盘西化，并且预言他亲手创下的亿万基业也将在手里毁于一旦。 其实，松下从不盲目模仿西方，他吸收的仅仅是西方先进的科技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对于西方乃至其代表美国的政治制度，他并不特别欣赏。他认为这仅仅是一种适合西方的道路，但并非终极目标本身。 再说，他的规划在时限上非常明确。五年计划就一定要在五年之内完成，五年实现五日工作制也是一到时间就兑现。虽然，这与那种不负责任的“不久之后”、“不久的将来”之类的“诺言”，实在大不一样。 松下的目标现实而又具体，因而也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对于工作的推动力。每当他提出一个新的目标时，松下的员工不仅丝毫不怀疑它一定能达到，而且竭尽全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五日工作制 1965年4月16日，松下正式宣布全公司实行五日工作制，工厂和经营部门都不例外。为保证工作正常进行，员工由各有关部门安排轮休。 换言之，员工每周只工作五天，但公司却是一周七天，天天都有人上班。 松下的这一创举当即成为轰动全国的头条新闻，因为在他之前，日本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实行过五日工作制。 对于两天的休息时间，松下不是完全放假，而是号召员工们利用充分的休假日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修养，充实自己的生活，从而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为企业、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基于这一目的，他不仅增加和完善体育文娱设施，支持和鼓励公司的运动和演出队在地方和全国性比赛中夺取名次，进一步树立松下人积极进取的精神，还设立员工研修所等组织，根据员工的兴趣提高其创造和技术能力。 不久之后，松下又率先在全国实行“工作别薪金制”，以代替普遍习以为常的“年资序列薪金制”。这就是说，松下员工的工资多少，主要是根据其能力和贡献大小、而不是工龄长短来决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能力，从而提高效率。 当然，这并不排斥福利。即便是那些能力差者，只要尽心工作，薪金也比在其他企业的同类部门高，至于养家养老，更是绰绰有余。 在薪金改革的基础上，松下进一步提出，到1972年，要使全体员工的工资达到美国的水平。如同此前和此后的所有重大规划一样，他的这一诺言又如期实现了。 经营是一门艺术 在实行五日工作制之初，由于各部门和员工都有待于适应这一新的制度，工作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半年之内，销售额从1 028亿日元下降到1 005亿日元，整整少23亿日元。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公司的利润不仅没有随之下降，反而从98亿日元上升到101亿日元。这幅度虽然不大，但却说明五日工作制不仅不会带来损失，还将随着员工适应性的提高而产生更大的效益。 松下为何对此充满信心呢？因为他掌握了经营的诀窍。他不是把经营看作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辛苦工作，而是作为能够发挥自己无限创造力、能给自己带来无尽乐趣的艺术。 他在1965年5月发表的《经营是一种综合艺术》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不仅在工商界，而且在日本文化界也引起极大的关注。 他在文章中说：经营如同艺术一样，也是一种具有很高价值的创造性活动。 绘画作品，无论是用什么材料完成，哪怕只是一笔一画，但只要能令人感动，觉得画家的精神跃然纸上，这就是一幅杰作或者优秀之作；若是平淡无味，就只能算是次品甚至连艺术品都不是了。 经营者如同画家构思一样，先得确定基本方针 （布白），考虑如何 配备人材、筹集资金，建造什么样的厂房，购置什么样的设备，如何组织销售……凡此种种，皆须妥善安排，务求各种因素平稳协调，这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如同在白纸上画出美妙的作品来一样。 经营是一门艺术，但不是单一的艺术，而是高深的综合性艺术，即使是在当今这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今天，运用某些高科技设备，一按键钮，机器就能自动地把原料制成产品。但与经营艺术相比，这只不过是一种缺乏灵感的工艺，难称高级艺术。而经营在活用人材与资金，在灵感的勃发与机遇的捕捉，在安排之缜密与见解之独创等方面，都显现出创造之活力与综合艺术所特具的能持久地震撼人的灵魂的多角度、多层次之美。 只有真正掌握经营真谛的大师，才能不断变换经营思路与技巧，使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无论是在大繁荣、大萧条还是平稳时期，创造不同凡响的业绩，让自己的经营艺术大放异彩。 若是忙忙碌碌，为经营束缚，甚至沦为其奴隶，那就不能感受经营之美，更不要说去创造奇妙的经营艺术品了。 当然，这都是年届古稀的松下于功成名就之后的宏论。他积五十余年之经验，于经营之道无不洞悉，故能超然物外，不以经营为谋生、赢利手段，而以之作为发挥创造力、探寻人生奥秘、寄托人生理想的途径。 而其他未达此境界者，即使财富十倍于他，其对人类的贡献乃至自身的欢乐，恐怕都难及他的1/10。 乡下办厂 松下不仅在现有的产业中绘制美的蓝图，创造美的“艺术品”，他那兼具企业家和艺术家特质的敏锐目光还迅速发现，随着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大城市，东京、大阪等都会人口过密、住宅困难、交通拥挤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村则又人口太少，空地浪费现象严重，地方建设陷于停顿状态。 松下认为，这种疏密过度失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不及早调整，到时候将难以收拾。 而要调整，单靠政府集中力量策划公共设施，比如修整道路、开发机场等等还不行，民间也要群策群力予以配合，在乡下因地制宜多建工厂。这样，才有可能使人口和人才流动趋于平衡。 对于这些问题，松下虽然早就有所考虑，但真正决定将它们付诸实施，却是一次意外的小事造成的。 一天，松下来到取县的米子镇，他见这里成年男人极少，就问旅馆服务员，他们到哪里去了。 服务员说，男人们嫌呆在农村没出息，无活干，都进城打工去了。 要是松下能在这儿办个电器厂，能让他们就地挣钱养家，他们就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外面去闯荡了。 或许，这个建议若是由当地官员提出，松下还不会这么重视；而提出的竟是一个普通的旅馆服务员，可见此地人口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到不容忽视的地步。 作为一个企业家，他非常清楚，在乡下建厂虽说有劳力低廉等优点，但是运输麻烦，管理分散，获利的速度和利润的额度都不如在城里办厂。 可是，若从大的一方面来看，却能解决城乡人口的平衡问题，能大大增加乡村居民的收入，改善乡村的居住条件和文化设施，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繁荣。由此看来，自然是利大于弊。于是他当机立断，在这里建了一个分厂。 不久，他又得知，爱知县每年的外流人口达7000人，情况越来越严重，有的村庄竟变得空无一人。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正在发生。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松下陆续在各县乡下建立了数十家工厂，使成千上万的外流者重新回到家园。 呼吁二次维新 松下在经营中一贯强调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结果其发展速度和规模都超乎人们的想像之外，把许多急功近利的暴发户抛在后面；或许正是靠这种锲而不舍的毅力，他在不断同疾病的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在公司庆祝成立50周年时他虽然已是73岁的老人，看起来还是那么瘦弱，但其旺盛的精力和超人的智慧却不由使人想起“永葆青春” 这句颂语。 而松下本人在为一家杂志所写的题词中也表明了他对于青春的看法： “所谓青春就是心灵上的年轻！只要充满信心和希望，每天不断从事新的活动，就能永葆青春！” 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光彩照人的自画像！ 松下创业50周年纪念活动正是在他的这种心境下安排的，其热烈壮观可想而知。 诸多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恐怕要算兴建灵山博物馆。因为乍看之下，这似乎与松下及其事业没有什么关系。 原来东山有一座纪念坂本龙太郎和中冈慎太郎等五百余名明治维新志士的公墓，因长期无人管理，荒芜不堪。松下在庆祝创业50周年时想起，1968年这一年恰好也是日本明治维新100周年。没有明治维新志士为国捐躯，就没有日本近代的飞速发展；松下创业纪念与明治维新纪念的巧合，似乎表明松下应当担负再次维新，重振日本国民精神的伟大使命。 他认为明治维新是以实现日本的近代化为目标，而今的维新，任务更为艰巨，也更为光荣：它改变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落后贫穷状况，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因此，这次维新可以称之为“世界维新”。 明治维新的志士用刀剑建立了一个近代化的日本，今天，松下的员工应当不满足于当日本第一，而应再接再厉，以现代的经营和现代的技术促进世界的进步和繁荣。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松下发起成立灵山表彰会，自任会长，带头捐资，重建明治维新志士的公墓，并在此基础上兴建灵山博物馆，陈列有关明治维新的文物，对松下员工和全国民众进行爱国主义与历史使命教育。 针对一些人认为日本地少人多，难以与美国比拟，因而无法实现经济飞跃，不能在世界维新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成见，松下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日本看起来比美国小，但是实际上比美国大，因为太平洋沿岸全部属于日本的资源范围。日本的绝大部分资源虽说要从外国运进，但是随着轮船吨位的增加，几乎不受限制的海上运输远比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国内运输迅速和经济得多。 钢铁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日本炼钢的矿石和煤炭均从外国进口，但是由于进价和运费低廉，技术先进，不仅能满足日本自身的需要，还能运到美国本土去与美国钢铁业竞争。 日本人多也并不是负担。美国面积那么大，才住着两亿人，日本这么小却有一亿人，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比美国低，投资的效率也自然比美国大。比如说，美国修一条100公里长的公路可使十万人受益，而在日本，受益者会是这好几倍。由于人口众多，公路一修通，财源就会滚滚而来，至少不会愁没有客源，对国家、对个人都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 这些言论表明，松下的经营思想已远远超出公司经营的范围，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已在他心中自然产生。不过，他始终谨守“生意人”的初衷，对天下大事仅仅是思考和议论。 建造科学与工业先驱纪念像 在庆祝创业50周年之际，松下在公司中央研究所前面的广场上举行了“科学与工业先驱”铜像的揭幕仪式。 这批先驱包括外国科学家和工业家六人，日本学者五人。松下选择的标准，是对日本的科学和工业作出过巨大贡献者。其目的是在于向他们的丰功伟绩表示尊敬与谢意，同时激发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与进取心。 人们注意到，入选的外国人士，无论是爱迪生还是飞利浦，都是名震天下的人物；而入选的日本人中，为外国人所知晓的并不多。松下之所以让他们与外国的大科学家、大工业家并列，显然与民族自豪感不无关系。 他明白，一个瞧不起本民族的人，也不可能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而松下之敢于主动出击世界市场，与天下大电器公司争雄，正表明他对于自己，对于日本民族都充满自信。 不过，这种自信与自豪决不是狂妄自大。直到成为日本第一大电器厂商之后，他依然像当年创业时一样既不丧失个人尊严又处处保持谦虚谨慎。 1970年日本筹办国际博览会时，曾推荐松下为博览会会长。这本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极其荣耀的事情，可是松下却婉言谢绝了，最后确定由日本经团联名誉会长石坂泰山担任。事后松下对人说： “我本不应当谢绝各方面的好意，但是我注意到，若是博览会的大阪色彩太浓，东京人就不会有多大兴趣，因而可能会导致失败。由德高望重的石坂来担任，兴起了全国的热潮，效果非常好。” 松下的这种顾全大局，不重虚名的风格，使他不仅在财界，而且在整个社会上都获得极高的声望。 大阪的一家报社曾以“你认为现代最伟大的人是哪一些”为题，对450名5～6年级的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松下的名字竟被列为第13位，处于皇太子和皇太子妃之间。可见即使在青少年中，松下也是一个备受爱戴的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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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更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日本》第五章“腾飞” “奥林匹克景气” 1959年5月，国际奥委会决定，由日本东京举办196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消息一公布，日本上下举国欢庆，政界人士更是高兴异常，因为这是在击败布鲁塞尔、维也纳、布宜诺斯艾利斯及美国底特律等城市之后，费尽千辛万苦才争取来的。树要皮人要脸，国家的脸面需要通过奥运会这样的大型活动才能展示出来，而这样的机会对战败的日本来说是很难得的。 更让日本民众高兴的是，日本成为第一个举办奥运会的亚洲国家，要知道，亚洲可是有数十个国家的大洲，有中国、印度这些二战的战胜国。 但当时的东京还有很多地方并不具备举办奥运会的条件，必须花大力气重建改建。池田政府于是耗资30亿美元，兴建了包括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在内的各种场馆，以及东海道新干线（东京到大阪）和供水等相关配套设施。为迎接全世界的游客，日本还修建了数量众多的豪华饭店。东京一时间变成了大型工地，巨大的铁球击毁旧楼房的墙壁，挖地三尺，重建首都。 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对池田政府来说当然是好事，因为这正好与“收入倍增计划”的扩大投资设想高度吻合。但光是基础设施投资还不够，产业结构合理化，增强企业竞争力，同时增加出口多赚外汇，才是经济发展的王道。 因此，池田执政期间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能源、钢铁、汽车等行业成为优先考虑的重点，同时，合成纤维、家用电器及电子工业等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重化工业的投资，带有“投资引发投资”的产业扩张特征。 另一方面，池田亲自带队出访东南亚、美国、欧洲，就加强双边贸易，增加出口，与各国首脑磋商会谈，成效明显，法国总统戴高乐曾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称其为“半导体推销商”。 这一时期，中日经贸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 1960年代上半期，自民党内部有不少国会议员为推动中日关系积极行动。早在1960年2月，自民党石桥湛山派成员宇都宮德马等议员组成“中日邦交改善研究会”，三木派成员松村谦三等议员组成“中国问题研究会”，开展中日关系研究。 1960年夏季，日中贸易促进会铃木专务理事访华，周恩来总理在与铃木的会谈中提出“政府间协定、民间协定、个别照顾贸易”的“贸易三原则”。民间协定是中国指定的“友好商社”进行的贸易，1960年11月以后，商社和协定不断增加，中国方面以全国总工会为窗口，日本方面以“总评”和社会党为窗口，从中国进口生漆、板栗、中国料理材料等，日本出口农业机械、农药等，中日贸易势头良好。 1962年9月，松村谦三再次访华，并与周恩来总理达成“通过政治、经济方面的积累迈向两国关系正常化方向”的共识。当时中国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准备开始第三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而且由于与苏联的关系恶化，需要扩大与日本的贸易经济关系。因此，同年10月以高崎达之助为团长的42人大型经济使节团访问中国，与中国亚非合作委员会 廖承志交换了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史称“廖高贸易”。 1963年以后，中日之间人员往来频繁，贸易量也不断增加。1964年4月第三次访问中国的松村谦三与中国方面达成互换记者和互设贸易联络事务所的协议，其后中国在东京开设事务所，记者交换也得到实现，但后来由于台湾方面的干扰，中日关系改善的步伐停顿下来。 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1964年日本粗钢产量达到3980万吨，超过联邦德国居世界第三位；汽车产量达到150多万台；出口产品则从劳力型为主转向技术型为主，商品附加值明显提高。 日本人的消费观念也在这一时期发生转变，原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也是日本的传统。可是在收入倍增计划实现过程中，日本渐渐富裕起来的平民阶层也开始接受了那种不断升级的消费观念。他们购买大量的产品，特别是电器，且很快淘汰更新。家具也是几年淘汰一次，使自己的家庭总是保持跟上潮流的生活方式。 在百姓收入增加的基础上，日本企业的生产也形成了良性的循环。产品销售增加了，企业有了更多的收入，就可以使企业员工的收入增加，从而进一步提高民众的消费水平。 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景气恰好是东京奥运会前后，因而战后日本发展史上就称其为“奥林匹克景气”。 不过在不少日本人的心目中，奥林匹克景气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在他们的认知上，东京奥运会是战后日本的一个转折点：日本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走出了战败国的阴影，成为一个和其它国家一样的正常国家。 这次奥运会共有94个国家地区派出代表团参加，规模空前。日本曾预定在1940年于东京举办第12届奥运会，但由于战争影响，这一活动被迫取消；战后又申办过1960年奥运会却不敌罗马，现在终于争取到了1964年第18届夏季奥运会主办权，自然不会放过这一重新展示形象的机会，而日本上下为此进行的准备不得不说让人惊叹和佩服。 何出“惊叹”之说？举一个例子就能明白，日本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为了制造奥运会主会场的火炬圣火台，日本最优秀的青铜铸造工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果失败，不但我家族永无法翻身，而且故乡都将为此蒙羞。那一天，一旦失败，我就要切腹自杀。” 这段文字是日本铸造大师铃木文吾预先留下的遗言，后来因任务完成而没有实施，但却从中可看出其对铸造奧运会会场火炬圣火台的重视：圆满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甚于生命。 因为当时日本人的普遍看法是，这个圣火台能够反映主办国的文化，轻慢不得。 已经68岁的铃木万之助出身于铸造世家，有“神手”之称。他得到这一任务后受宠若惊，但也的确被高标准要求吓了一跳。东京奧运会所用的圣火台，为美术名家角田荣设计，外形仿照日本新潟县出土文物“火焰土器”，像一个高脚花盆，高、直径均为2.1米，重达2.6吨，是日本铸造工场从未造过的庞然大物。选择铃木万之助完成这个任务，一个原因是他的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第二个原因是他有铸造大型器件的经验——其实他铸造的“大型产品”，最大的也不过是笠间稻荷神社的火钵，直径仅仅三尺而已。 但铃木得到这份任务，感到无上荣耀，因此不顾经验的限制，殚精竭虑，决心圆满完成。 不幸的是，到最后一道工序时，注入模具的铁水却破毁模具流出，铸造失败。此时距要求交货日期只剩三个星期，心力交瘁的铃木万之助猝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5天后，自知不起的铃木万之助把儿子铃木文吾叫到身边，要他继承自己的遗志，继续努力去完成这次铸造。文吾含泪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3天后，铃木万之助带着万分遗憾离开人世。 铃木文吾没有给父亲守灵，而是在工场苦苦思索，想出了把一起工作的匠师联合起来同时浇铸的非常方法。最后，这次圣火台的铸造终于成功，而且造型优美，质量精湛，成为日本铸造业的“国宝”。日本铸造界固执地认为，正是因为有铃木万之助这样的大匠以身相殉，圣火台才如此精美。中国古代的大匠干将铸剑，就是以妻子莫邪为祭，莫邪跳熔炉，宝剑才铸成。这父子俩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决心不成功就切腹来铸造圣火台，成为日本的一段佳话。 日本人对奥运会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办奥运会光有漂亮的建筑当然不够。世界各国政要和商界大佬、体坛名将云集东京，这是展示日本文化的极好机会。不过当时日本国民的素质还没有达到要求，乱贴小广告、乱扔垃圾、随地小便等现象都很普遍。 在公共场所，不文明行为随处可见。公交车一到站，大家蜂拥而上挤成一团，有些人不等上车就先把自己的行李扔进车窗占座。上车之后，有的拿出饭盒吃饭，吃完直接把饭盒扔向窗外。公园里的不文明行为也很多，有的学生到动物园把垫板和铅笔直接喂进长颈鹿的嘴里…… 政府以奥运会为契机，对国民提出了六项要求，这些要求后来逐渐成为日本国民的礼仪规范，包括： 对所有参会的外国友人，不分国家，不论身份，一律要热情接待； 注重仪表，到机场接人一定要穿正规服装，衣着不符合要求的人不能进机场； 三、在观看奥运会所有项目的比赛时，无论哪个国家的运动员夺得金牌，都要热情鼓掌； 四、不许随地吐痰、便溺； 五、司机行车时遇到行人要礼让，保证交通安全及道路通畅； 六、文明素质教育要从幼儿园抓起，从小就开始培养良好的个人素质和行为礼仪规范。 为了落实这些礼仪规范，随地便溺甚至被列为轻度犯罪。 政府的宣传加上必要的强制，日本民众的行为举止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这次奥运会期间曾出现一个传说般的报道：东京奥运会时，所有的日本人都把垃圾带回家，比赛现场没有一片废纸。录像和电视转播证明报道是真实的，现场确实非常整洁。 1964年10月10日，阴沉数日的天空突然放晴，东京奥运会在国立体育场开幕。裕仁天皇出席了开幕式，池田勇人致开幕词。人们欢呼雀跃，满怀兴奋地观看精彩的开幕式表演。蓝天上，8000只白鸽自由翱翔，5架飞机凌空盘旋，用烟花绘出五环图案。主会场首次使用大型电子屏幕；美国还发射了“辛科姆”卫星，向全世界转播此次奧运会，这是奥运会史上的第一次。 池田的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很多人不知道，从8月份起首相就出现了吞咽困难，他是从医院直接来到开幕式现场的。只有身边的同僚知道，他已身患喉癌，来日无多。池田的身体接近崩溃，但他为之效力的祖国却强大了。 东京奥运会吸引了94个国家5140名运动员参赛。一批在20世纪60年代独立的亚非拉国家首次参赛，而南非因为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被本届奥运会拒之门外。开幕式上，代表运动员宣誓的是日本第一位奥运体操冠军小野乔，点燃奥运火炬的是19岁的早稻田大学学生坂井义则。坂井出生于194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当天，让他点燃火焰，是为了表示日本与奥林匹克和平之火同在的决心。东京主会场播放了顾拜旦的法语录音： “奥运会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生活的本质不是征服（索取），而是奋斗！” 在这届奥运会上，“魔鬼教头”大松博文率领的日本女排让电视机前的日本人振奋不已。这位主教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加入日本陆军，任辎重兵中队长。他用近乎残酷的军事方法训练日本女排。在他的队伍里，队员从不放弃任何机会，只要球没落地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抢回来，垫击、翻滚，为救球而跳进观众席也是常事。决赛中，日本队以坚忍的意志击败身材高大的苏联女排，最终夺取冠军。 女排姑娘鼓舞了全国的士气！“东洋魔女”成为一个时代的称号，成为日本崛起的象征。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树立起日本的国际形象，对民心的重振具有关键性作用。 池田勇人总算看到了自己的艰辛付出获得了丰硕成果，他在首相位置上已经煎熬了四年。10月25日，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的第二天，池田勇人终于可以安心的再次住进医院治病修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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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接班 一入住医院，自知已无法再登上政治舞台的池田把国务大臣河野一郎、官房长宫铃木善幸、自民党副总裁川岛正次郎、干事长三木武夫和副干事长大平正芳叫到医院，表达了下野的愿望，并且委托川岛和三木去确定接班人。 可能的接班人无非是三个：一直支持池田的河野一郎；在7月总裁选举中成为池田主要对手的佐藤荣作；岸内阁时期的外务大臣藤山爱一郎。河野之前认为自己是岸信介的接班人，在池田以后理应轮到他，他也确信池田会选择他。 但池田的真实意图不久后就暴露了。他叫来了佐藤派的干将田中角荣询问人选，这个意图再清楚不过了，田中只回答了一句：“交给佐藤荣作。” 其实，早在1964年7月总裁选举前夕，一手提拔池田的前首相吉田茂就向池田转达政权交给佐藤荣作的意愿，池田派的大平正芳和佐藤派的田中角荣这两位干将私下里也达成了默契，只是池田坚持要参选，两人只好暂时妥协，继续为池田连任出力。这次是池田自己提出辞职，田中和大平自然不会放过机会，他们要通过私下的合作，让佐藤成功接班池田。 搞阴谋更内行的还是自民党副总裁川岛正次郎。他原是岸派的干将，在1960年总裁选举中欺骗河野一郎为池田当选立下汗马功劳，当岸信介决定把派阀继承人交给福田赳夫的时候，他立刻与岸信介决裂另立川岛派，并临阵倒戈转向为池田效力。 被川岛骗过一次的河野这一次再度“天真”地上当。他一厢情愿地相信川岛也同意让他接班，于是为了对抗佐藤，他甚至和藤山一起写了个盟约书，约定川岛和三木会在他们两人中挑选一个，无论挑谁，都必须和对方合作。狡猾的川岛拿过盟约书以后没有立即表态，给了河野以默许的错觉。河野满以为自己十拿九稳，对本派“春秋会”的人说：“不必采取行动，大家只管静观其变。”完全是一副首相之位舍我其谁的派头。 到了11月初，事态更加明朗，早就确定将政权交给佐藤的池田最终提出了三个条件： 继续推行池田内阁政策。 到来年7月参议院选举前不更换阁僚。 与河野保持合作。 对这些条件，佐藤荣作自然无法拒绝。于是，11月9日清晨7点，川岛、三木、铃木善幸和大平正芳一同来到医院探望池田，向他汇报遴选新总裁的意见。池田用毛笔写下“指名佐藤荣作君为继任总裁”的字条，明确了让佐藤接班的意思。 佐藤荣作是山口县人，出生于1901年3月27日，家中三兄弟他排行最末。佐藤自小少言寡语，性格内向沉静。二哥岸信介在家中聚会，被朋友们围住高谈阔论时，佐藤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屋后的小河边。他在山口中学的成绩虽名列前茅，但也不是最好的。中学毕业后，他报考了名古屋的第一高中，结果没考上，于是，他改报了熊本县第五高中。在旅店投宿时，他与一名从广岛来的考生同住。佐藤一打听才知，对方也是在一中落榜后又来报考五中的。那人就是池田勇人，从此两人结为朋友。 高中时。佐藤经常和同学去爬山，开演讲会，还是一个叫“卧龙窟”的小组织的头儿。从第五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 1924年，佐藤大学毕业，进入铁道部门工作，先后担任过铁路线上的站长、事务所营业主任、庶务课文书等职。这一干就是十年，既没升上要职也没有什么突出业绩。同期的毕业生大都已到运输省工作，他却还待在地方铁道局。 佐藤妻子的舅舅松冈洋右，是个外交官，曾推动建立德、意、日三国轴心，原先对佐藤抱以厚望，现在却很是失望，说他“真是个没出息的”外甥女婿。看到丈夫如此委屈，夫人宽子便动起心思，希望松冈帮忙托熟人把佐藤调到运输省。没想到佐藤得知此事后却很不高兴，亲自打电话给松冈予以婉拒。 但时来运转，不久佐藤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1934年，佐藤受派到美国和欧洲进行了两年游学，归国后即被调往省里。因工作认真、果断，佐藤很快就受到了领导的赏识，步步高升，连跳三级。 1938年，佐藤两次被派往中国，筹划开设铁道公司。1944年，他担任自动车局局长，有望升任次官。然而，正是在这时候，他却被调到大阪铁道局任局长。这被佐藤视为降级调动，心中虽十分不快，但他还是上任了。未料，他竟就此躲过一劫。因为如果他继续在运输省当局长并升任次官，那么1945年战争结束时，等待他的将是剥夺公职的处分。 天皇宣布投降那天，佐藤是躺在病床上收听玉音播送的。当时他高烧40摄氏度，处于生死边缘，心中想的只是赶快退烧而已，对于未来，他并没有多少期待。 然而，命运有时会推着人走。盟军占领后，他的很多同事被革职，铁道总局因此空出一批重要职位，亟待有人出来补缺。新人既要让美国人满意，又要有能力守住关键岗位。于是佐藤便成为不二人选，被委以重任。 1947年，他升任运输省次官。如此之快的拔擢速度很容易吸引各党派的目光。果然，佐藤的老上级松野鹤平（曾担任参议院议长）不久就把他推荐给了正欲招兵买马的吉田茂。佐藤完整的官僚履历令吉田非常喜欢。1948年，在吉田茂的大力邀请下，佐藤荣作加入自由党。同年，他下定决心踏入政界，随后便辞去了运输省次官的职务，回到老家山口县竞选议员。1948年10月，吉田茂再次组阁，并让还未获议员身份的佐藤出任官房长官。从此，佐藤荣作与池田勇人一道成为吉田茂的左膀右臂。 1949年1月佐藤首次当选众议员，并在此后一直获吉田重用，担任官房长官不久即被委以执政的民自党（1948年3月由自由党与另一派合并而成）政调会长一职，并两次出任干事长。 主管党务的干事长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筹钱，当人缺钱时，很难分清哪笔钱是干净的、哪笔钱是肮脏的。1954年4月，佐藤在“造船补助”政治捐款丑闻一案中被控犯有受贿罪，检察机关对其签发了逮捕令。眼看他就要被捕，吉田茂在危急时刻利用首相职权阻止了抓捕，保住了爱将。 受此大恩的佐藤更死心塌地地追随在吉田左右。当吉田拒绝加入自民党时，佐滕是唯一跟随他逍遥在外的人。直到几年后，其胞兄岸信介首相邀请他担任大藏相，佐藤才加入自民党。不过，由于他与岸信介的兄弟关系，他常能听到内阁是“岸和佐藤的宮殿”之类的讥讽，所以，岸信介下台时，已成派系首领的佐藤本能地选择了退避，将首相之位让于池田，并支持后者。 不过这种谦让是以今后的互让为前提的。如果没有等价交换，这种关系就不易维持了。 果然，池田上台后虽任命佐藤为通产相，却又起用河野一郎作为对他的牵制。这让佐藤对池田有了看法，最终，两人的对决不可避免，于是就有了七月总裁之争。虽然佐藤输了，但池田拖着病体疲惫应战，也被耗得油尽灯枯。迫于各方压力，池田不得已将大位拱手相让给佐藤。这真应了那句古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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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袖善舞” 1964年11月9日，佐藤终于登上梦寐已久的相位。上任之初，鉴于本派势力不大，他完全接受了池田前首相提出的让位条件，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前内阁所有成员，还声称继承前内阁的既定方针。因此，佐藤内阁成立后的一年左右，人们几乎看不出新内阁有哪些特色，因而被称为“幻影内阁”。 但是，如果就此认为佐藤是一个没有能力、无所作为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是一个工于计谋、长袖善舞的政客。在历任首相中，他被公认为长于“人事和金钱”。 先说“长于人事”。 稳定了一个时期之后，佐藤觉得自己已基本可以掌控局面，便开始动手改组政府和党内人事。1965年下半年，为适应从池田体制向佐藤路线转变的需要，以本派为主体，网罗党内其他一些派系，佐藤组成了所谓“全党一致的实力人物内阁”。其后，又逐步改组，结合佐藤派、岸（信介）-福田（赳夫）派和原池田派，建立所谓“主流三派的联合体制”，依靠佐藤-福田阵线，树立了佐藤方式的人事体系。此后，通过平衡操纵他的“三根支柱”，即先后在他手下任大藏大臣、外务大臣、自民党干事长的福田赳夫，任自民党干事长、总务会长、通产相的田中角荣和“大型内阁官房长官”、居于副首相地位的保利茂等三人，顺利达到自己长期执政的目的。 佐藤特别巧妙地利用了他的“两张王牌”——福田和田中之间争夺继任首相职位的矛盾，让他们互相削弱，彼此牵制。福田曾被称为“首相的继承人”。佐藤在任后期，也有意为“福田政权”铺平道路，但遭到与原池田派联合的田中坚决抵制反对。在佐藤内阁的历次改组过程中，“角福战争”逐步升级，一度形成在自民党内完全为川岛正次郎（时任自民党副总裁）与田中角荣联合阵线所控制，而在政府内则为福田-保利体系所控制的对立局面，甚至频频爆发正面冲突。而“佐藤政治经常是在掌握福田与田中两者之间的平衡中发展的”，这其实正是佐藤下大力气“谋求派系均衡的人事安排”所追求的结果。 “人事的佐藤”如此有效地操纵政权，还得助于他布下的庞大情报网。有人说佐藤耳目之多、消息之灵通，以至无论在自民党内还是在野党内，“只要发出像一根针落地那样的声响，他马上就会听到”。此外，佐藤一向沉默寡言，内心的想法从来秘而不宣，每次人事变动，常令对手猝不及防，从而增加了这种“政权操纵法”的有效性。 正是通过频繁调整党政人事，有效控制党内派系势力的消长，佐藤在党内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此外，由于经常更换内阁成员，使佐藤能够一再摆脱政权危机。在他执政期间，先后有五位内阁成员因疑案、失言等事件受到社会谴责和国会弹劾，但因佐藤及时行使罢免权，总是不等大火烧到自己身上，便使事态迅速平息，像“蜥蜴断尾”一样，一次次成功脱离险境。 再说“长于金钱”。 在日本，政治献金是公开合法的，就如自民党自己说的：“政治家就是要用别人的钱。”财界花了钱去扶持党派，自然也有发言权。比如在吉田茂政权末期，财界也要求吉田内阁下台。当然，政治献金在之前是混乱无章的，很多和贿赂行为难以区分，这才会出现“造船补助”事件。 为了“净化”政治献金，在1955年1月，“经团连”的副会长植村甲午郎倡导成立了一个“经济再建恳谈会”，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向各大党派提供资金的“捐款”团体。他们声称之前是某一个公司、行业向政党捐款，容易被人怀疑是贿赂，现在则是把所有捐款先交给“恳谈会”，资金都“搅拌”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钱，这样就不会被人怀疑有特定的目的性了。但其实这些钱90%以上都流向了自民党。 掌握充足的政治资金，就有了维持政权的起码资本。佐藤本人有“超常的”募捐能力。办法之一是通过身边的助手和亲信，与财界人士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各种名义，定期或不定期地与财界人士聚会，如“长荣会”、“心道会”、“三水会”、“月一会”、“旧制五高同窗”、“首相周围亲戚会”等，参加者不外是财界各方面的实力人物。仅1965年一年，自民党收到的政治献金就达48亿日元，相当于池田在任四年总和的一倍半，创了历史纪录。正是由于有如此充裕的资金，自民党在历次大选中都能处于主动地位，确保其内部虽派系林立却分而不裂，因为各派系都需要从党的总部获取经费。 看看佐藤任首相时下午6时以后的活动安排，就可以知道其“超常的”募捐能力为何如此强大了：一天工作完了的佐藤首相，只要不到镰仓休养，就频繁出入于柳桥、赤坂、新桥的饭馆，出席围着佐藤首相打转的各种聚会。佐藤出席的主要聚会有19种。假设这样的聚会每个月各有一次的话，除去静养的日子，佐藤首相差不多三天之中有两次。这些聚会是必须出席的，因此佐藤的忙碌程度也可想而知。 这类聚会大多数与佐藤派募集资金有关。但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拿了别人的钱，就得听别人的话，替别人干事，虽然并不一定“一手交钱一手办事”那么清楚直接。比如由佐藤派财界人士组成的长荣会，成员有新日铁总经理稻山嘉宽，富土银行董事长岩佐凯实等，都是垄断资本的代表人物。因常通过晚上聚会的形式给佐藤募集资金，自然就有机会对佐藤内阁的决策提出各种意见，所以被称为“夜晚的阁议”。 佐藤还组织各行业、各地区的聚会，例如“十八日会”是日本银行政策委员新关、前三井银行董事长佐藤等三井系首脑的会；“吉兆会”是日立造船董事长松原、关西电力公司总经理芦原义、松下电气公司董事长松下幸之助等关西财界首脑人物的聚会。佐藤把这些聚会的具体运作委托给保利茂、爱知揆一、田中角荣等“左膀右臂重臣们”，这些“重臣”也就拼命干着抓钱的事情。 佐藤曾有三个政治资金集团，即育成会、政经研究会、亚细亚研究会。关于这三个团体的作用，佐藤派的干部守口如瓶。一般认为，育成会是佐藤派经费筹措团体；政经研究会、亚细亚研究会是两个特务机关。所谓的特务机关是指以维持、强化和扩大本派系，破坏其他派系为目的而成立的机构。 例如，政经研究会于1964年7月的总裁选举前就开始很快筹措了大量资金，在组织方面到处花钱，因而这次选举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实力战”。1964年上半年以“研究费”名义领钱的议员有桥本登美三郎、木村俊夫、竹下登、渡边夫等，多者领了1800万日元，少者也领了300万日元。这些议员都是佐藤派的中坚干部，由他们去拉拢其他派系的主要干部。仅这一年政经研究会就筹集和支付了超过两亿日元的资金。 再以育成会为例，看看它1966年下半期即6-12月的“日常消费”情况就可知其平时的运作内幕了。 1966年共收入1．8亿日元，其中，下半期的支出是1﹒02亿。接近全年收入的60%。而且，下半期支出的一半以上即5360万日元以“调查费”的名义给了当时的总务长官冢原、官房长官木村及田中角荣等佐藤派的骨干。“调查费”调查什么呢？其实就是活动经费和个人补贴。 1966年7月18日给冢原氏等九人各300万日元，同年12月10日又给田中角荣等7人各300万日元的“调查费”。而同时期给自民党前尾派同样名目的钱每人只200万日元左右，对佐藤派“忠诚程度”差的派系更只有50万日元。由此看来，终究是占有“政权宝座”的佐藤派补贴最多。此外，在中元节和年末期以“组织活动费”的名义给几个主要干部以200万日元的“特别配给”。这样，佐藤派干部以调查费、组织活动费的名义每年有500万日元“光明正大”地落入了自己的腰包。 佐藤派还对各类报纸、杂志等以广告费、赞助费的名义付给巨款，让它们刊登一些“吹喇叭抬轿子的记事”，借以沽名钓誉。 正是如此长于“人事和金钱”，佐藤才能够执掌政权近8年，创下战后首相任期之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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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奘诺景气” 佐藤接任首相时，“奥林匹克景气”已经终结，经济萧条十分明显。1965年民间设备投资比前一年减少5%，实际增长率也从13.2%下降到5.8%。大企业日本特殊钢公司、山阳特殊钢公司因负债数百亿日元先后申请破产，这一时期有许多中小企业倒闭。 有经济晴雨表称谓的股市出现暴跌，尽管16家银行与四家大证券公司成立的“日本共同证券”投入大量资金挽救股市，日本银行投入845亿日元，但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还是出现严重的经营危机。最后在日本政府采取“无限制、无担保”地向“山一证券”提供282亿日元的特别措施后，才勉强平息了挤兑风潮，使众多证券公司度过难关。 所以，佐藤面对的经济形势可以说是相当的严峻。 为此，佐藤内阁在1965年1月制定《中期经济计划（1964-1968年）》基础上，因证券危机而在1967年3月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7-1971年）》，设计年均增长率8.5%。同时于1967年开始实行资本自由化，并将物价稳定、经济效率化、社会发展作为重点政策课题，其中经济效率化的内容是中小企业、农业、流通业的现代化，并培育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提高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福利，改善住宅和交通，改善生活环境，消除公害等高速增长带来的弊端等。 同时积极鼓励出口。1966年出口额比前一年增加16%，1968-1971年连续四年每年出口增长率在20%左右。随着出口的增加，以设备大型化为目标的民间设备投资迅速增加，特别是在加工型产业和非制造业部门。 这一时期出口的急速增加与美国进行的越南战争有关，虽然比不上朝鲜战争，但也可称之“越南战争特需”。由于战争，美国国内经济倾向于军需产业，其他产业的设备投资减少，这些产业的竞争力减弱，在固定汇率的基础上，日本产品迅速进入美国，1965年以后对美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30%。美国对亚洲地区各国的军事开支及对外援助也使日本对该地区的出口急剧增加，其中不仅包括工业产品及消费资料，也包括基地等建设所需机械、钢铁等重工业产品。根据美国的需要，日本也增加了对该地区的经济援助，从而带动日本商品乃至日本企业进入亚洲各国。 196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形成了钢铁、汽车、造船、电气等四大出口产业及外需型结构。一批采用大型高炉的钢铁厂陆续建成投产，均是占地面积大，依靠进口煤炭和矿石，炼铁-炼钢-制成品一体化的大型联合企业，1971年全世界共有48座容量2000立方米的大型高炉，日本就拥有22座。 1965年10月，汽车进口自由化。为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一些车企进行集约型的大规模设备投资与合并。“日产”与“公爵”合并，“丰田”与“日野汽车”、“大发工业”进行业务合作。汽车产量1965年为178万台，1970年增加到529万台。 彩色电视机产量在1965年为9. 8万台，1970年达到640万台，黑白电视机产量也超过609万台。196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彩色电视机、空调、汽车统称为“3C”的“新三大件”消费时代，到1970年，彩色电视机的普及率为26%，空调为6%，汽车为22%。 1965年10月到1970年7月，日本出现了长达57个月的经济繁荣。1966年的实际增长率为10. 4%，其后每年均超过12%，形成了持续时间最长的“伊奘诺景气”。伊奘诺是日本神话中开天辟地的创世神，日本经济学界以这位创世神的名字来命名这段前所未有的景气时期。 “伊奘诺景气”的结果，是日本人均生产和收入水平开始接近欧美发达国家，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超过联邦德国，位列世界第二，并一直保持到2010年。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1969年5月佐藤内阁会议决定开始实施《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该计划的基本目标是到1985年，建设连接东京与地方产业城市之间的新干线、高速公路、通讯网络，以形成物资流通和信息流通的网络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纠正地区差距。计划整个日本列岛均纳入大规模产业开发之中，力求均衡发展。 因此，就经济建设成就来说，佐藤发挥其在任时间长、对经济管理熟悉的优势，取得了不俗的政绩。正是在他的任上，日本迈入了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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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环境污染 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背后是环境付出了沉重代价。 早在1956年起，九州岛熊本县水俣镇发生了一系列怪事。先是一些人家里养的猫开始像醉汉一样走路东倒西歪，没过多久，人也开始走起了“醉步”。这些“醉步”的人先是面容呆滞、口齿不清、步履蹒跚、感觉迟钝，继而手足变形、精神失常，困时酣睡、起时兴奋，最后身体佝偻、大呼大叫，没多久就不治身亡。然而，好长时间内，人们竟找不出原因何在。几年之内，多达1万人感染此病。 水俣镇外的水俣湾被九州岛和天草诸岛包围着，那里风景优美，海产丰富，是取之不尽的天然渔场。水俣镇当时住着四万多人，世代以捕鱼为生，他们伴海为邻，温饱有余，生活祥和稳定。 自从出现怪病后，原本祥和的小镇笼罩在一片恐惧中。 1959年7月，熊本大学医学部专家经过调查发现，此病与当地的化工厂有关。 有一点化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氮是制造肥皂和化肥等产品的重要原料。1925年，一家氮肥企业新日本窒素肥料公司在水俣镇设立工厂，后又开设了合成醋酸厂。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的产能逐渐扩大，开始生产氯乙烯与醋酸乙烯，而且年产量大幅提高，在1956年突破6000吨。生产中工厂把未经任何处理的废水直接排泄到水俣湾中。 这些废水含有大量的汞元素，主要是氯化汞和硫酸汞，它们大部分沉淀在湾底的泥里，然后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变成毒性十分强烈的甲基汞，对上层海水形成二次污染，生活在水俣湾的鱼、虾自然也受到了污染。据测定，水俣湾的海产品的含汞量是可食用量的50多倍。甲基汞进人人体后迅速溶解在脂肪里，并且大量聚集在脑部，侵害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进而引起细胞分裂、死亡。这就是人走“醉步”的原因。 更严重的是，这种怪病还会通过母体传染给胎儿。 起先，新日本窒素肥料公司以制造工厂使用的是无机物硫酸汞，而致病毒素为有机物甲基汞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直到11年后的1967年，硫酸汞在海洋环境中发生化学反应变为甲基汞，并经过海洋生物的“物体浓缩”导致人类食物中毒的过程终于被实验证实，次年9月26 日，厚生省公布了研究成果并证实水俣病与工厂的废水排放有关，水俣病作为公害病的典型才被社会广泛重视。 差不多与此同时，本州岛新潟市也出现了水俣病。而在日本中部的富山县，由于矿山开采中产生的工业废水污染了庄稼，当地居民出现了镉中毒症状，患者骨脆易折，周身疼痛，此病因而被称为“痛痛病”。 这期间，日本伊势湾西岸的四日市时常出现满天色彩奇怪的浮云，初步判断是硫酸雾。从1955年起，这里先后兴建了三家石油化工联合企业，每年排出二氧化硫和粉尘13万吨，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超出正常量5-6倍。四日市上空逐渐形成一层由多种毒气和金属粉尘组成的500米厚的硫酸雾。1961年，四日市民众突然大量患哮喘病，全市的支气管哮喘和支气管炎病例激增，甚至有患者因此死亡。该市的医师会调查发现，四日市患支气管哮喘的人数比非污染地区高出2-3倍。 为了进一步弄清原委，医生们进行了家族史调查和室内尘埃提取液皮内试验，排除了哮喘高发是遗传和室内尘埃所致的可能。临床发现，只要患者一脱离该地区被污染的大气环境，治疗便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而再进入污染区域时病情就会恶化。所有证据都表明，哮喘病患者的发病率与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成正比！ 一起又一起的公害事件让日本社会对环境问题重视起来。 经济发展是否要以牺牲环境和健康为代价？企业在赚钱的同时是否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些问题从政府到民间都在广泛讨论。1966年8月，佐藤内阁厚生省的咨询机关公害审议会提出了一个报告，是政府部门应对公害问题最早的一个报告。很快，建设省、通产省等部门也参与进来。 但环境公害的治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从执政党和政府部门来说，有功就抢有过则推是常态。自民党以抢政绩出风头著称，派阀和派阀之间，派阀内部都为了将来在政坛的发展互相争抢“公害对策”这块大蛋糕。要知道，在社会普遍重视公害问题的1960年代后半期，连地方上竞选个市长都从“招商引资”变成了“注重福利和拒绝大企业”，何况中央部门？掌握到了话语权，就意味着政治资本的增加，厚生省、建设省、通产省、自治省这几个中央部门与其说在共同关注这个事，不如说在抢着管这个事。但人多嘴杂就造成具体方案难产。 另一个难题是大企业不合作。代表大企业利益的“经团连”就表示公害问题“没有科学依据却硬叫企业出钱”，“企业至今为公害对策已经花了很多钱，公害对策必须与提高生产率相结合，但却没有结合，企业表示消极也是自然的”。 佐藤内阁为推进公害立法作了许多努力。1966年11月，厚生省发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草案，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15个省厅经过激烈争吵后，在1967年通过并于同年8月3日正式公布施行。该法案对企业的要求作了妥协，在第一条中表示“应在谋求与经济的健全发展调和的同时保全生活环境”。同时，有44个都府县都制定了地方的公害防止条例。1969年5月30日制订的第二次全国总合开发计划也以“创造丰富的环境”为目标，把大型工业基地规划移到人烟稀少的边远区域，而以新干线、高速公路建设、电信设施建设作为开发重点连接主要工业区。 其后，随着光化学烟雾公害、铅公害等环境污染事件相继发生，佐藤内阁于1970年7月建立了中央公害对策本部。在11月召开的临时国会上，佐藤内阁提出了《公害犯罪处罚法》《海洋污染防止法》等6个和公害对策相关的新法律，并修改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噪音规制法》等8个法律，形成了一整套的公害防止法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公害对策基本法》第1条的“调和条款”进行修改，确定“为确保国民健康及文化生活，防止公害至为重要”，在法律上把公害防止和环境保护放到了较之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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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线换绳” “以线换绳”的“线”，指的是纺织品，“绳”指的是被美军掌控的冲绳等诸岛，“以线换绳”意思是日本通过纺织品贸易的让步换取冲绳诸岛的归还。当然这只是一种戏说，真实的情况其实复杂很多。 《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美军占领时期结束，日本在法律上取得独立。但是，以冲绳为中心，包括小笠原诸岛在内的领土施政权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继续在上述地区驻扎军队，并不断扩大设施，将其建设为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基地。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更是把B - 52轰炸机从关岛转移到冲绳，轰炸越南北方。这样一来，不仅当地居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而且有可能让日本再度卷入战争。因此，以冲绳地区为代表的日本国民坚决反对美国将日本领土作为战争基地，强烈要求归还冲绳。 早在1951年5月，以冲绳社会大众党为核心成立了“促进冲绳归还期成会”，展开签名运动。1956年，又组织“冲绳土地联合委员会”，反对美国长期征用冲绳土地。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中，冲绳于4月28日成立了“冲绳县复归祖国协议会”，成为归还冲绳运动的斗争主体。 与此同时，日本本土也建立了“归还冲绳国民动员实行委员会”。整个60年代，归还冲绳成为日本人民斗争的重要目标。 1960代末，斗争更加高涨。1968年12月，冲绳的152个团体组成“保卫生存县民共斗会议”，开展罢工斗争。从1969年开始，规定4月28日为“冲绳日”，每年这一天，日本各地均举行要求归还冲绳的集会游行。 冲绳问题是日本政治家的心结，无论左翼右翼都想有所作为，因而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在冲绳归还问题上的态度，并无根本不同。1948年片山内阁的芦田外相就提出归还冲绳。1959年6月岸信介访美时又提出冲绳、小笠原行政归还问题，但美方以东北亚存在着“威胁和紧张局势”为由加以拒绝。 1961年6月池田访美时重提前议，但时任总统肯尼迪推诿拖延不了了之，及至佐藤内阁，问题才有转机。 当时美国国内对冲绳问题有两派主张。一派是维持现状，另一派则主张“政治解决”。 美国国防部认为，冲绳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为了确保美军的作战行动自由，必须掌握冲绳的施政权，不能归还冲绳。 以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等为代表的部分文官则认为，随着日本经济恢复和发展，日本人的民族意识也在增强。在此情况下，只顾军事上的需要，继续占领冲绳，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主张要考虑今后的日美友好关系，从政治角度解决冲绳问题。 佐藤及其内阁则善于把握机遇，积极地谋求归还冲绳行政权。 1965年8月19日，佐藤作为战后第一个访问冲绳的首相，在那霸机场发表声明，强调：“只要冲绳归还祖国这个愿望还没实现，对于我国来说，战后阶段就不能算是真正结束。” 1967年3月14，佐藤在特别国会上作施政演说时又表示，“要努力抓住冲绳归还祖国的一切机会”。 为了解决冲绳问题，佐藤先后四次同美国领导人会谈。 1965年1月，佐藤就任首相后初次访美，在与美国总统约翰逊会谈中，提出了归还冲绳的要求。会谈后双方发表了《佐藤-约翰逊联合声明》，表示：“总统对日本政府及国民要求归还施政权的愿望表示理解。从自由世界在远东的安全保障利益出发，期待着能早日实现这一愿望。”作为会谈的成果，美国于1965年3月4日照会日本外务省，允许原小笠原群岛岛民代表前往硫磺岛和父岛、母岛祭祖扫墓。 为了进一步敦促美方商讨冲绳问题，1965年8月，佐藤率政府要员对冲绳及宫古、石垣诸岛进行了战后日本在任总理大臣的首次访问。访问归来后，佐藤立即指示有关部门拟订日本政府对冲绳问题的政策；设立“冲绳问题阁僚协议会”，研究收回冲绳施政权的方式。1966年，自民党“冲绳对策特别委员会”提出施政权分批收回的设想，遭到美国强烈反对。1967年1月19日，佐藤发表“大津谈话”，指出“与其分批归还，不如一次收回施政权为宜”，明确了全面归还的方针。 1967年11月，佐藤第二次赴美，就归还冲绳和日美安全保障问题与约翰逊总统会谈。16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美国充分理解日本国民要求冲绳及小笠原诸岛归还日本的迫切愿望；日美双方将在冲绳施政权归还日本的共同方针下，继续就冲绳的地位问题进行商讨，在二三年内确定双方均满意的归还时间。为尽量减少冲绳施政权归还时可能引起的摩擦，拟采取措施促进冲绳同日本本土的一体化，增进冲绳的社会和经济福利。为此，双方同意在那霸设立琉球群岛高级专员咨询委员会，并同意在一定范围内扩大日本政府南方联络办事处的职能。 根据佐藤与约翰逊会谈的成果，1967年12月，三木武夫外相与美驻日大使约翰逊开始就归还小笠原群岛施政权举行会谈。1968年4月5日，双方签署《日美关于南方诸岛及其他岛屿的协定》，明确了美国将“南方诸岛及其他岛屿”（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硫磺列岛以及冲之鸟岛和南鸟岛）归还日本等内容。 6月，小笠原群岛正式归还，并入东京都版图，为最后归还冲绳铺平了道路。 1968年11月，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在竞选中获胜，次年1月入主白宫后，任命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博士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1969年7月，尼克松在关岛提出了关于亚太地区政策的所谓“关岛原则”，作为美国全球政策的基本立场，外界称之为“尼克松主义”。 鉴于越南的教训，尼克松主张美国在亚洲应建立“现实的”安保体制，而“没有日本的参加就不会有真正的亚洲集体安全保障”。为让日本在亚洲进一步分担责任，在经济和防卫上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尼克松决定尽快解决冲绳问题。由于日美安全条约将在1970年到期，为避免再次发生“骚动”，佐藤政府制定了归还冲绳与1970年安保问题一并解决的“一揽子”计划，得到美国的支持。因此，进入1969年以后，冲绳归还问题正式提上了日程。 但此时，美日之间的另一问题——贸易纠纷正日益激化，或多或少影响到冲绳问题的解决。 从1965年开始，美国的对日贸易出现逆差，其后双边贸易摩擦不断。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尼克松为获得南方选民的支持，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提出将与日本为首的纺织品出口国签订限制进口协定。尼克松当选总统后，执政的共和党在议会中处于少数派地位，仍需民主党南方议员的支持。因此，尼克松上任不久就在1969年4月派商务部长斯坦斯访问东亚，要求各国在毛制品和纤维制品领域签订限制对美出口协定。日本纤维业界立即表示反对，并推动众议院通过了抗议美国对进口纺织品实施限制的决议。 尽管在1969年3月佐藤首相在参议院就归还冲绳问题表示了比较强硬的态度，但暗中还是派京都产业大学教授若泉敬作为私人密使前往华盛顿，就冲绳归还与解决纤维贸易纠纷问题试探美方的意图，甚至与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起草了紧急状态下冲绳美军可以带入或储藏核武器以及日本对美出口纺织品可以采取限制措施的秘密协商议事录。 1969年5月31日，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前往美国，就归还冲绳问题与美国开始明面上的正式谈判。 在与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的会谈中，爱知外相表明了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即在日美安全条约范围内，以不损害冲绳基地确保远东安全的目的为前提，本着“与本土一样撤除核武器”的原则，于1972年归还冲绳行政权。作为相关问题，爱知提议日美安全条约于1970年6月期满后自动延长，关于使用基地的“事前协商”问题，日方也表示了积极的姿态。对此，美国表示：同意日本方面“不缔结特别协定”的主张，最迟于1972年内归还冲绳行政权。归还后冲绳的美军基地应与日本本土一样，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及其有关规定。鉴于冲绳的美军基地对日本和远东的安全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充分考虑冲绳归还后其基地的职能不应有所损害。 6月26日，美国国务院设立负责冲绳问题的公使职务，任命基辛格的助手、前国务院负责日本事务的斯奈德担任。7月17日，爱知外相又在东京与美国新任驻日大使迈耶举行了会谈。由此，明面上的冲绳谈判进入第二阶段。 1969年7月2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到达日本，与爱知外相佐藤首相就冲绳归还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爱知外相在华盛顿所表明的日本的主张，罗杰斯阐述了美国方面的基本观点，强调了美国对朝鲜半岛紧张状态和“中国威胁”的看法，指出美国国内对于冲绳归还后基地职能可能降低的问题强烈不安。同时追问，假如在冲绳归还之时，越南战争尚未结束，日本是否允许美军从冲绳出发参加作战行动？对此，爱知外相强调，即使冲绳撤除核武器，日本也能应付远东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态，并反复说明日本会十分关心和慎重考虑“事前协商”制度的运用问题。佐藤则明确强调日本政府对冲绳“与本土一样，撤除核武器”的主张已没有再考虑的余地。 在此期间，从7月中旬起，以外务省美国局长东乡和冲绳问题公使斯奈德为双方首席代表，在东京开始举行日美事务性谈判。双方具体研究了日本会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军从冲绳出发采取作战行动的问题；商谈了日本将如何拟定佐藤首相访美时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围绕美军从冲绳基地向朝鲜半岛、台湾海峡、越南三处出动问题，日本首先同意就朝鲜半岛事态动用“事前协商”机制，在谈判的前期阶段就保证给予美方大致上的满足。因此，台湾、越南及核武器问题就成为谈判的核心。 到10月中旬，除核武器问题外，日美之间已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 1969年11月17日，佐藤率团飞往华盛顿，与尼克松举行了三次会谈，分别就包括冲绳在内的东亚安全问题、纺织品贸易问题交换了意见。第三次会谈后发表了共同声明，包括坚持日美安保条约、在不损害美军基地功能的前提下1972年归还冲绳等内容。但在第一次会谈后，佐藤与尼克松进入总统办公室旁的小房间，两人在两份秘密协商议事录上签了名。 至此，日美关于归还冲绳问题的交涉基本结束，进入归还协定文本的细节谈判阶段。 经过一年多的马拉松式的谈判，1971年6月17日，在东京的日本首相官邸和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分别举行了归还冲绳协定的签字仪式。根据协定，美国放弃旧金山《对日和约》第三条规定的一切权益，将冲绳的施政权归还日本。 与此同时，为加快解决日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摩擦，佐藤在重新组织内阁时任命“美国通”宫泽喜一代替态度消极的大平正芳任通产大臣。日本纤维业界从1970年7月1日开始实施纺织产品对美出口每年限制在5%-6%的增加率，但未获得美国的认可。7月5日，佐藤再次改造内阁，任命田中角荣为通产大臣。但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新经济政策”，对日本加大压力，表示如果不签订日美政府间协定，美国不仅单方面实施纤维贸易限制措施，而且还要对汽车及彩色电视机等其他日本产品实施限制。 迫于压力，田中加快了谈判进程，在10月15日与美国签署了政府间协定，主要内容：限制期间为1971年10月起3年，限制对象为所有毛纺品和化纤制品，限制方式为在实行总额限制的同时实施品种限制等。另一方面，田中积极采取救济纤维业界的措施。在佐藤的支持下，将救济所需2029亿日元的款项编入政府补助预算方案中，既平息了企业的不满，也结束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日美纤维贸易纠纷。 而冲绳问题也在1972年5月15日以归还冲绳协定正式生效而得到基本解决，冲绳在历时27年后总算归还给了日本。 但由于美军基地仍留在冲绳，且数量、规模庞大，因而，施政权归还后，日本民众围绕全面收回冲绳的斗争仍在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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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国 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政治家们的迫切愿望是摆脱战败国的阴影，继续成长为政治大国。因此，1970-80年代的历任首相都更重视政治和外交。中曾根康弘更是明确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意欲改变战后的“制度和结构”安排，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国家”。石原慎太郎等人则一再强调“日本可以说不”，其骄横的大国心态显露无遗。 庶民首相田中角荣 冲绳回归的历史使命完成后，佐藤准备见好就收，退出政治舞台。他担任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已长达七年多，创下了战后日本政坛的记录，足以引为自豪了。实际上，政界早就开始猜测佐藤荣作继承人的问题，普遍认为接任者将会从福田赳夫和田中角荣两人中选出。应该说，田中角荣作为佐藤派的得力干将，为佐藤几次当选总裁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理应是最可能的继承人，但令人意外地是，佐藤希望让福田赳夫接班。 这事似乎有点奇怪。 说奇怪并不奇怪，时势使然也。19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自民党内部派系出现了巨变。势力庞大的岸派大部分由“岸派王子”福田赳夫继承。福田曾担任过农林大臣、大藏大臣、自民党政调会长等职。他在池田内阁时期成立了一个叫“党风刷新联盟”的团体，对池田进行批判，获得了佐藤的赞许。 佐藤上台以后，先任命福田为大藏大臣，后又让他接替田中角荣担任自民党干事长，让他积累执政和党务经验，有意培养他接班。佐藤之所以选择福田，是因为手下的田中角荣有尾大不掉之势，已经到了必须防他一手的地步。 田中把佐藤派的大半数人都拉到了自己一边，成立了“越山会”，无形中已经自立门户。而原先的池田派、川岛派、大野派、石井派、河野派等大小十来个派系，经过分化整合，到1972年，形成了福田派、田中派、大平（正芳）派、中曾根（康弘）派、三木（武夫）派五大派阀，以及椎名派、水田派、石井派三个小派阀。 福田和田中是佐藤的左膀右臂，左手右手都是手，佐藤自然不好公开表态支持谁，只能暗中进行运作。为此，1972年6月19日，佐藤召集福田赳夫和田中角荣秘商，以商量的口气说道：“我也不知道你们俩最终会怎样，但你们毕竟都一直在支持我，所以，不论你们谁（第一轮）得了最多的票，第二名都一定要全力支持第一名。在这里，你们能向我保证这一点吗？” 对老师的安排，福田不假思索就爽快地答应了，田中则迟疑了片刻也表态同意。福田敢于率先表态是因为他心中有底，他知道这种安排对自己有利，佐藤是在做局帮他。 对于田中而言，佐藤的这一要求让他意识到，自己已被抛弃，他必须背水一战，争取在第一轮胜出，所以，他只能经过考虑才表明态度。 田中充分调动自己的人脉资源，把大平派、三木派、中曾根派都拉拢起来成立了一个反福田联盟，称“月曜会”，又在新闻和电视舆论中大肆宣传田中胜券在握的消息，这种舆论轰炸让中间派别也产生了动摇，以为田中更有优势于是转向田中。 7月5日总裁选举的结果，第一轮田中156票、福田150票、大平101票、三木69票；到第二轮，田中就毫无悬念地以282票对190票击败了福田。 对这样的结果，佐藤也无可奈何。 但田中的取胜，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这个被称为“太阁”（丰臣秀吉）式的人物，学历是小学毕业。在首相基本都出自东京大学或早稻田大学的战后年代，这种人给首相拎包都不够资格，但田中却能在群雄争霸的日本政坛上脱颖而出，足见其能力和影响力的不同一般。 田中1918年出生于新潟县的一户农家，家里有七个子女，父亲经营着骡马买卖，勉强过过日子。 田中自小体弱，还有口吃的毛病，但他的记忆力好，也肯用功，还经常锻炼身体，靠练习唱歌治疗口吃。因为心疼母亲每日操劳，他念完小学就去东京打工了。 在东京无所依靠，田中只好在一家小建筑公司当学徒，每天5点起床打扫卫生，然后去工地现场帮忙，骑着自行车四处奔波。下班后，他骑车去上夜校，9点下课后，筋疲力尽了还要赶回公司准备第二天的工作，每次忙完都已是午夜12点。当大部分人都进入梦乡时，田中会就着昏黃的路灯，在下水道洗衣服。他一天只睡4个小时。 除了当学徒，田中还推销过保险，在百货商店站过柜台。艰辛的劳作使他强烈地感觉到“如果不认真读书，就只能一辈子过这种日子了”。在夜校补习期间，他背下了整本《汉和字典》，并拿到了土木科的毕业文凭。19岁那年，田中用攒下的钱开了一间共荣建筑事务所。 但第二年即1938年底，田中被征召入伍，送到中国东北参战。1940年11月，田中得了肺炎，被送回日本后直接住进了医院。经过治疗，本已通知准备料理后事的田中，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并按伤病军人的身份复员。 回到东京后田中重操旧业。他的房东是个60岁的老太太，丈夫已去世，女儿花子住在家里。田中工作繁忙，衣着邋遢；花子手脚勤快，心地善良，经常主动照顾他。这让田中心存感激，越来越觉得离不开这个女人。 1942年，两人结为夫妻。花子比田中大八岁，离过一次婚，还带着孩子，长相也一般。新婚之夜，花子要求田中立下三个誓言：不许赶她出门；不许用脚踹她；将来富贵了要相伴到老。花子还说，如果田中信守誓言，她可以忍受一切痛苦。田中苦笑着点头答应。婚后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儿子6岁时夭折，女儿叫田中真纪子。 1943年，田中创立土木建筑股份公司，一年时间内公司的经营规模就扩大了数倍，成为日本五十大建筑公司之一。 1946年4月，日本举行第一次众议院大选。进步党的大麻唯男找到经营土建发财的青年企业家田中，希望他能提供政治资金。田中答应了。在两人的合作中，大麻很欣赏田中，一再鼓励他参选，结果，初次参选因缺乏经验而名落孙山。 次年4月，日本举行战后第二次大选，田中在老家新潟县成功当选。在历史的转折年代，政坛上多半都是新面孔，谁都没有操控新政治的经验。田中虽是新人，筹集政治资金的能力却极强，老于世故的吉田茂如获至宝，任命他为选举部长。 进入“吉田学校”的田中在众多学养丰厚、经验丰富的“同学”面前，很快就认识到自己才疏学浅，便利用其在“社会大学”学到的本领努力和他们搞好关系。他善于抓住时机表忠心，当吉田茂遭遇党内老将山崎猛逼宫时，田中挺身而出替吉田辩解。其勇气和仗义使他很快成为吉田的心腹，得以经常出入其寓所。 田中的能力还表现在其天马行空的想法上。当日本人普遍认为路乃天下公有、理应免费使用时，田中却提议推行“道路收费法”。面对质疑声，他反问：“隅田川胜关渡口的渡船不是也收费吗？”建设省的人员被他问得哑口无言，法案最终被通过，田中成为“创造财源的名人”。 在“社会大学”久经磨炼成绩优秀的田中角荣，与他的前任们有着很不一样的经历，这样的经历对其首相任职不知是福还是祸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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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日中邦交 是福是祸暂且不说，视野开阔、敢于冒险的田中在日中关系问题上的远见卓识，是其担任首相期间的一大贡献，也初步展示了日本作为新兴经济大国的胸襟。 1972年7月7日，刚刚出任首相的田中在首次内阁会议上畅谈其外交抱负时向阁僚们宣布：“我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行和平外交。” 7月19日，田中举行记者招待会，再次就举世瞩目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直抒胸臆，“我认为中国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两国邦交正常化时机业已成熟，我要认真地处理这一历史性课题”。 田中说这番话决非讨好媒体的宣传性辞令，而是体察形势的明智判断。 1952年6月至1958年3月，中日先后订立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两国贸易关系一路领先，文化交流推波助澜，形成逐渐积累、以民促官的格局。各界友好人士为两国邦交正常化作出了不懈努力。然而要打破两国关系的坚冰并非易事。1957年后日本政府采取了诸如公开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包庇在长崎撕毁中国国旗的暴徒等一系列恶化中日关系的行动，使两国民间贸易一度中断。 1960年代初期，池田勇人执政期间，双向渠道重新开通。池田内阁准许日本对华贸易商社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资金，双方互设贸易办事处，互换长驻记者，两国关系升至半官方水平。但到1964年佐藤组阁后，日中关系又进入不稳定的曲折、恶化状态。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及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发生转变，停止对抗、遏止方针，加强对话、扩大交往，从而为田中实现其外交抱负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对日本外交制约的放松，田中内阁自主外交的空间大增，用新任外相大平正芳的话来说，就是“美国顾不上日本了。日本也要提高自主性”。 中国的积极反应更为田中内阁解决战后最大的外交悬案开通了对话途径。 田中内阁成立后，中国政府对田中的对华讲话反应迅捷积极。7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民族阵线书记伊斯梅尔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首次正式表态，欢迎两天前田中关于加紧实现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声明。 11日，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孙平化以上海舞剧团团长的名义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讲话，强调复交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恢复日中邦交上，中国方是没有障碍的”。 13日，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卜明应邀出席日本代表举行的招待会，与小木曾本雄、北原秀雄等使节进行大使级接触。 16日，周恩来总理会见访华的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发出“欢迎田中首相访华”的口头邀请。8月12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受权宣布：周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至此，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政府敞开了谈判复交的大门。 中方的一系列积极反响，也得到了田中内阁的及时回应，促使田中下定决心，加快复交步伐。 7月10日，田中、大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分别发表谈话，对周恩来9日的讲话感到放心，一致认为两国政府接触的时机已经成熟。17日，周恩来发出口头邀请后的第二天，田中表示充分理解“中日复交三原则”。19日会见记者，表示“抱有诚意来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这样一个大问题，并相应采取了协调党内意见等步骤。8月12日周恩来发出正式邀请后，15日，田中会见孙平化等，表示接受访华邀请，下定决心于9月下旬前往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直接会谈。 就国内来说，日本财界积极支持田中尽快实现日中邦交的决断，是促使新内阁采取行动的首要内部因素。 时值田中内阁成立前夕，中国政府派高级官员萧向前于7月3日抵达东京，出任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首席代表。自孙平化1967年回国述职，中国在相隔五年之后重派首席代表的举动，立即引起了日本财界的注意。7月4日，《产经新闻》报道说：财界认为萧氏赴任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朝向早日实现的方向行动起来的一种具体表现”，“经团联”、“同友会”等财界巨头主张“理所当然地”、“向前看地对待中国问题”。《每日新闻》则透露财界“打算主动地同萧氏接触”，“并同我国新政权的领导一起，使政府的对中国政策来个大转变”，促进两国邦交化。 周恩来7月9日发表欢迎田中执政并恢复邦交的讲话后，财界进一步要求田中直接访华，早日恢复邦交，并提出迅速废除对华贸易限制、放宽巴黎统筹委员会禁运名单、实现日元与人民币结算、开辟定期航线等具体要求，敦促田中内阁采取积极行动。 7月19日，日本方面宴请萧向前等中国贸易代表，财界、政界七百人出席，富士银行董事长岩佐凯实、新日本制铁公司董事长永野重雄与总经理稻山嘉宽、伊藤忠商事公司总经理越后正一等财界人士纷纷赶来，场面十分热烈。孙平化率芭蕾舞团赴日后，三菱、三井、住友、三和等大企业集团相继与其会晤，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表示积极态度。 8月3日，三菱银行董事长田实涉和三菱商事、三菱重工两位总经理藤野忠次郎、古贺繁一等三菱元老率团联袂访华。13日，周恩来与田实等会谈，对三元老的积极态度和决心表示赞赏，从此奠定三菱财团对华展开大规模经济往来的基础。 以田实等访华为开始，日本财界掀起了加大日中贸易力度的热潮。8月22日，以新日本制铁公司总经理稻山嘉宽为团长的中国亚洲贸易经济研究中心访华团从东京启程，前往北京。 财界对华的积极姿态，有力地支持了田中内阁。 自民党多数派系和在野党对田中恢复日中关系给予肯定和支持，形成了超党派的政治合力。在争夺佐藤之后总裁宝座的较量中，以恢复日中邦交为最大政治使命的田中迅速赢得自民党多数派系的支持。社会党、公明党等主要在野党在田中内阁成立后不久即纷纷表态，宣布在对华政策方面给予合作。在野党的支持，愈加坚定了田中实现其抱负的决心。 舆论界和广大日本国民也大都支持田中内阁在邦交正常化方面的自主行动。7月11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和《每日新闻》等四大报刊分别发表社论，认为田中内阁的成立促使日中两国间的政府会谈时机成熟，中国政府的积极反应更拓开了对话的渠道；敦促田中内阁下决心与台湾当局断交废约，勿失良机；强调新内阁的对华方针是战后首次向国外表明恢复外交主体性的出发点，其意义不仅在于中日关系本身，而在于执政者反省追随美国的政策和实行自主独立外交的决心。田中组阁后，欢迎“庶民首相”执政的“田中热”随之掀起，显示了民心所向。 恢复中日邦交已是大势所趋，但田中内阁仍面临着内外压力。 在自民党内部，佐藤、石井、园田、福田等派系反对同台湾断交废约，阻挠田中内阁采取相应行动。 在国外，美国虽不反对日本和中国接触，却无意赞同田中内阁快速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与中国处于对峙状态的苏联，一面公开反对日中接近，一面以开发秋明油田、租借国后与择捉两岛为诱饵，向田中内阁施加影响，干扰其决策。 因此，田中采取了先党内、后党外，先国内、后国外的逐步争取策略，小心翼翼地扩大赞成中日复交的阵营。早在1972年4月21日，田中首先与大平、古井夜谈，表明当选总裁、总理后，立即着手实现日中邦交，说服大平出任外相，形成田中、大平派的合作基础。7月2日又与三木派联合，举行三派会谈，达成“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是我们当前的国策”之共识。接着又争取到中曾根派的支持，确定了田中、大平、三木、中曾根四派联合组阁的权力框架。7月7日组阁时，将反对派排除在内阁之外，组成合力推进邦交正常化的行动型内阁。7月13日，新设直属总裁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任命前首相小坂为会长，吸收各派代表人物为协议会成员，使之成为党内的论坛，以集思广益并有利于统一党内思想。 对党外的工作也几乎同时展开。 7月11日，田中会见即将访华的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表示对日中复交有“绝对信心”，嘱托将此消息转达给中国政府；18日，会见公明、民社两党的委员长竹入义胜和春日一幸，表示“充分理解”中方所提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废除日台条约，并准备派政府代表团访华，谈判复交。田中会见在野党首脑人物的用意，不仅在于巩固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也在于通过在野党的渠道与中国政府保持联系。 这条渠道也的确发挥了加快中日复交进程的重要作用。 通过佐佐木访华，田中得悉中国政府欢迎其前往。7月25日竹入启程访华，逗留北京期间与周恩来举行了三次会谈，亲自听取并逐句不漏地记录了中国政府关于签订中日复交联合声明的基本要点： 日本政府应充分理解“中日复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台断交废约，保护在台日本资产，发表联合声明，结束两国战争状态等。 这份笔记被政界称为“竹入备忘录”。8月4日，竹入将备忘录面交田中、大平。田中阅后认为中方的基本要点可以接受，下决心9月访华谈判复交。大平则以此备忘录为依据，指示外务省拟出日方草案，复交的准备进入实质性阶段。 对国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与美国磋商、协调对华政策方面。 7月20日，大平指示驻美大使牛场信彦就日本政府首脑访华问题会见国务卿罗杰斯，设法取得美国谅解。8月19日，田中、大平分别与前来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双方在日中复交时机已成熟、中日关系改善不会影响日美关系等方面取得一致意见。8月31日至9月1日，田中与尼克松在夏威夷举行会谈，着重解决日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讨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日方在坚持日美安全体制的前提下，恢复日中邦交的立场得到了美方的理解。 乘此时机，9月8日，田中召集自民党大会，确定中日复交谈判的基本方针，主要包括：遵循《联合国宪章》和“万隆十项原则”；相互尊重各自不同的社会制度，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自同友好国家的关系；互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增进相互间平等的经济文化关系，互不歧视；为亚洲的和平与繁荣而合作等“五项原则”。尽管上述原则比较抽象，但自民党内的亲台派仍加以阻挠。为此，田中加紧了对台湾的安抚工作。 另外，田中还通过各种外交途径，向英、法、苏及东南亚各国通报日中复交并非针对特定的第三国等，求得各国的理解。 9月14日至20日以小坂为团长的自民党首次访华团来北京访问，与周恩来、廖承志等中国高层进行会谈，并完成了田中访华前的最后准备工作。2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发布田中访华公告。 1972年9月25日上午8时10分，田中率大平、官房长官二阶及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吉田健三、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等政府官员，在参众两院副议长、副总理三木及自民、社会、公明、民社等党负责人的欢送下，自羽田机场起飞，首航中国。 11时30分，田中访华的专机在秋高气爽的北京机场降落，稳稳地停在开阔的停机坪上。激动难抑的田中快步走下飞机，把手伸向周恩来。在经历了硝烟弥漫和长期对峙之后，两国总理的手终于紧紧地握在一起。 按事先商定，当天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首轮首次会谈。周恩来和田中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强调中日复交时机已经成熟，应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一气呵成地实现邦交正常化。周恩来提出，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使日本人民免受赔偿之苦，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 首轮会谈后，田中感慨不已，就接触周恩来总理的感受，在题词用的纸笺上写下两句汉诗：“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 26日上午举行的两国外长会谈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详细介绍了外务省关于中日声明要点，提出了中国政府无法接受的两点主张： 其一，反对废除《日台和约》，理由是废约“违背国际惯例”，等于是承认日本过去在外交上犯了错误”，并坚持说由于签订“日台条约”，中日两国间的战争状态业已结束。 其二，借口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拒绝对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重大史实明确表态。 否认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和回避台湾的归属，实质上涉及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原则问题。在这方面，中方毫无妥协的余地。高岛的发言，使首轮外长会谈陷入僵局。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第二轮首脑会谈上，周恩来对田中在25日晚欢迎酒会上，把侵略中国轻描谈写成“添了很多麻烦”的说法提出批评，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苦，用“添了很多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中是行不通的。周恩来还针对高岛的发言发表看法说：“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话反映了田中和两位领导人的真意。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不懂得你们是为吵架而来的，还是为恢复邦交正常化而来的。” 尔后，姬鹏飞外长和大平外相之间举行了原定日程中未安排的第二轮外长会谈，协商解决关于结束战争状态和台湾地位的分歧。当天夜里，中国外交部顾问张香山、亚洲司司长陆维钊与高岛、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桥本恕等官员彻夜工作，围绕《联合声明》字句的提法，相互磋商。 9月27日，田中一行趁会谈间隙，游览了长城。对田中来说，万里长城和金字塔一样，“都是进小学之后最先学到的外国事物”，神往已久。显得很轻松的田中，沿着将近30度的陡坡，快步向上攀登，一直登上第四烽火台。日本和外国记者报道说，“田中远远超过了尼克松”，因为尼克松同年2月游览长城时只走到第二个烽火台。 有人说这象征性地暗示田中发展日中关系的决心。 游览长城后的当天下午，举行了第三轮首脑会谈。在两国外交部事务性官员通宵达旦协商的基础上，周恩来和田中决定在《联合声明》的前言和正文中，以适当的文字表述方式，解决双方关于结束两国战争状态和台湾归属的分歧。前者表述为“结束两国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后者则是在联合声明中写进中国方面的主张，同时写上日本“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至于终止“日台条约”，双方约定不正式写进联合声明中，但由大平正芳本人宣布废除。随后，双方按照谈判程序，举行姬鹏飞与大平的第三轮会谈，对实质性问题及其措辞进行最后的研究。 晚上8时半，毛泽东 在周恩来、姬鹏飞等陪同下，在中南海会见了田中、大平和二阶堂。双方进行了一小时的友好谈话。临别时，毛泽东送给田中《楚辞集注》六卷。 28日下午，第四轮首脑会谈对联合声明的内容最后达成协议，并一致同意于9月29日建立两国间的外交关系。为昭示信义，周恩来书赠田中、大平“言必行，行必果”六字，田中回赠“信为万事之本”六字。 9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签字仪式。周恩来、田中、姬鹏飞、大平一一在联合声明正式文本上签字，然后两国总理互换签字文本并热烈握手祝贺。 历史在这一刻定格，留下永不磨灭的回忆。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自此进入新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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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图难展 上任仅两个月，田中就给日本留下了一笔重要的外交遗产：日中邦交。在内政方面，田中也希望自己能早日有所作为。日本的经济增长状况在佐藤执政末期已显出疲态，田中想添把火让它再烧起来。他很欣赏池田勇人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凭着多年做土建的经验，他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 该计划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66年。那年，因其盟友与弊案有牵连，田中被免去自民党干事长的职务，改任闲职——都市政策调查会会长。当时正值自民党在东京、大阪等中心城市纷纷败选，急于拿出城市发展对策。田中在刊物上看到从西德留学归来的自治省年轻事务官武村正义的文章《日本列岛均衡发展的可能性》，很感兴趣，便请他帮忙拟定了“城市政策大纲”，即“列岛改造计划”的蓝本。 在此基础上，田中整理出版了《日本列岛改造论》一书。民众被田中美好的理想所打动，热烈追捧，书一上市便大卖50万册。 田中在书中提出，为解決日趋严重的空气污染、交通堵塞、住宅紧张、城乡人口疏密不均等问题，应该重新规划日本整个列岛的发展前景。为此，须在全国建立一批可容纳25万人口的城市，通过国家制定的税收政策，将集中于大城市的企业、资金、技术和人力，移向新建城市和不发达地区，并修建1万公里铁路和1万公里公路，形成遍及全国的高速铁路网和公路网，使城乡之间紧密结合，彻底改变日本列岛的人口布局。 为落实这一计划，田中内阁于1973年1月和3月先后提出《土地对策相关法案》和《国土综合开发法案》，并制定了具有“列岛改造”特色的1973年年度大型财政预算。同时，政府开始实施第七次道路整顿五年计划和农村综合整备事业五年计划。 这一计划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真要付诸实施却难度很大，特别是工厂迁移和新城建设，长时间都没有进展。资本是追逐利润的，计划再好，如果没有利润，资本只会对其视而不见。相反，利用该计划图利的机会，资本却不会错过。 1973年4月，建设省公布了全日本5490个地区的地价，列岛改造的潮流中主要城市的地价在一年内竟平均上涨了30 %，城市与土地、住宅的矛盾更加突出。有钱投资的人获得高额利润，没钱投资的人则要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1973年，日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了15%以上。对此，田中未能及时察觉到异样，仍在积极推行计划，因为自民党和他的派系也能从中大捞一笔。而百姓的生活却因此受到影响，民众对首相的追捧开始退潮。 恰在此时，波斯湾的“黑流”开始冲击日本，岛国经济遭受重创，彻底击碎了田中的宏伟蓝图。 “黑流”就是石油。曾几何时，石油像水一样便宜。20世纪60年代，随着利比亚和波斯湾沿岸的石油被大量开采，石油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价格低到出乎想象。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的军队虽然迅速扭转了败局，但阿拉伯世界开始以石油为武器，使整个西方经济都为之动摇。10月下旬，沙特阿拉伯率先发难，决定每月减产石油5 %。其他阿拉伯产油国随即跟进，减产加禁运双箭齐发，并迅速将制裁对象扩大到一切被认为支持以色列的国家。长期追随美国的日本赫然在列。石油价格从3.5美元每桶增至5.5美元每桶，且仍在飙升。日本的石油几乎全靠进口，所受冲击可想而知。 列岛改造计划形成的通胀尚未消化，石油危机又使日本遭遇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战争爆发后，日本的石油和燃气价格暴涨六倍。油价与地价比翼齐飞，狂乱物价袭击日本全岛。家庭主妇为此掀起了一场超市抢购战，连卫生纸都被抢光。 价格飞涨引起人们的极大不满，民众对田中内阁的热望迅速冷却。这种局面下，首相紧急派代表团前往沙特，希望他们能对日本网开一面。经过一连串秘密交涉后，日本背着美国宣布支持阿拉伯，石油禁运才宣告解除。 为了提升自己的支持率，内政乏善可陈的田中又把赌注压在了外交领域。1973年10月，田中角荣访问苏联，希望能再次取得突破。苏联头号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亲自接见了他，可北方四岛问题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田中相当于白走一趟。 伴随着石油价格飙升，日本国际收支出现高额赤字。经济已成为关乎田中政权存亡的关键问题。可是祸不单行，负责经济的大藏相爱知揆一在这年11月因病去世，对经济事务外行的田中只得放下架子请昔日的对手福田赳夫出山救急。 福田虽然在与田中的总裁竞争中失败，但值此国事艰难时期，也就不咎既往了。他只是提出如果停止“列岛改造计划”，他愿意考虑出山。 几乎没有什么犹豫，田中就十分干脆地对福田承诺撤回“列岛改造计划”，并保证今后有关经济的问题都交给福田决断，自己绝不干涉。福田见目的已经达到，便不再拒绝：“既然你有如此诚意，那我就接受吧。”这是日本政治非常可贵的一点，为争权夺利，双方可以打得你死我活，可如果国家需要，双方仍然可以合作。 1973年11月，福田赳夫出任大藏相，自诩为“消防队员”。他开始实行抑制总需求的政策，努力控制财政，同时提出三年恢复经济的目标。1974年，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到-0.8 %，为战后首次出现负增长，但此后日本逐渐走出了石油危机的阴影。在此期间，田中把主要精力都投向了将要进行的参议院选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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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希德案件 由于陷入全国性经济危机，1973年11月，田中的支持率下降至22%，不支持率上升到60%，到1974年3月，支持率更降至16.7%。 与此同时，群众运动此起彼长。 1973年11月11日，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中立劳联举行“物价斗争日”活动，呼吁在石油危机、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中保卫生活。1974年3月1日爆发的春季斗争中，55万人举行统一罢工，使日本太平洋沿岸的主要干线、东京和近畿地区的交通陷于瘫痪。 就在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1974年7月7日举行了第十届参议院议员选举。自民党接受了财界的大量政治捐款，并从银行借得百亿日元“选举资金”，全力以赴投入选举。部分企业家甚至动员本企业职工投票给自民党，因而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批判，斥之为“金权选举”。 选举揭晓，自民党议员数比选举前减少八名，勉强避免保守政党与革新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局面。选举结果的不如人意，加剧了自民党内讧和权力之争。1974年7月12日，田中内阁副总理兼环境厅长官三木武夫宣布辞职，随后7月16日，大藏大臣福田赳夫和官房长官保利茂也提出辞呈。 此时，田中政权已摇摇欲坠。 1974年10月10日，综合杂志<文艺春秋》提前刊行的11月号，登载评论家立花隆撰写的《田中角荣研究——他的财源和人际关系》一文，揭露田中金钱来路可疑及男女关系不正。此文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田中的金钱来源及其与选举后援团负责人“越山会王”佐藤昭的艳闻，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10月22日，社会党议员寺田熊雄拿着一本11月号的《文艺春秋》，在参议院大藏委员会上叫板，要求追究田中的个人收入问题。自民党内反田中派也要求召开临时党代会，让田中解释。 当天田中在国际记者俱乐部发表谈话，涨红着脸谈论他最不愿谈及的财源问题，昔日的风采一扫而光。在野党抓住机会不依不饶，展开攻击，穷追猛打。11月12日大藏相大平正芳出马为田中救驾，在参院大藏委员会上答称国税局正在调查田中纳税情况，请稍安勿躁。但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工会“总评”的支持下，发动19团体全国联合行动，十一万九千余人走上街头，要求田中下台。 在强大的压力下，11月26日，田中决定辞职，由担任内阁官房长宫的竹下登在记者招待会上代读田中的声明：“最近政局混乱，不少是启端于我个人有关的问题。我作为国政的最高责任者，痛感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我个人的问题一时为社会所误解，完全是我作为公务人员不明不德所致，感到痛苦万分。” 机不可失！自民党各派系立即展开总裁宝座的争夺。大平与福田互不相让，结果力量不大的三木派检了个便宜。三木武夫渔翁得利，登上总裁宝座。 12月9日三木武夫内阁宣告成立。任职两年五个月的田中十分不甘心地离开首相官邸，搬到目白台公馆居住，但心里总盘算着推翻三木现政权东山再起。 1975年6月6日，养精蓄锐的田中借为原总理佐藤荣作举行葬礼之机，从容露面，正式恢复其官场活动。 1976年元旦那天，七百多位来自政界、财界等社会名流纷至沓来，涌进田中公馆，给田中拜年。1月7日，田中派的核心团体“七日会”在砂防会馆举行新年庆祝会。田中在会上讲话抨击三木现政权，田中军团的成员们也摆出不服输的架势，发誓倾全力批倒三木政权。他们丝毫未察觉一场牢狱之灾已悄然逼近。 震惊日本国内外的洛克希德案件就在这时被捅了出来。 2月4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国公司小组会上，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董事长柯钦证实，该公司为向全日本航空公司（“全日空”）出售三星飞机，曾行贿日本政界的幕后人物儿玉誉士夫和丸红、国际兴业等公司多达三十多亿美元。 次日，日本报纸即在显著位置上沸沸扬扬地报道了这一消息，并说“日本政府的高层官僚中也有一二个人得到了钱”。由于“全日空”公司决定引进三星客机的时期，正是在1972年田中尼克松会谈之后不久，于是怀疑的眼光立即转向田中。 6日，与洛案有关的地产商老板小佐野贤治被曝光。小佐野是田中的密友，田中曾公开称两人是“刎颈之交”，从而进一步引起了在野党和新闻界的怀疑，认为小佐野涉案正好可以证明田中在飞机交易的幕后起着关键作用。 一再受到田中复出压力的三木首相十分兴奋，立即下令彻底调查。 不得不佩服田中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泰山压顶，他镇静自如，坚决否认涉案其中，甚至对其亲信也丝毫不露口风。自民党元老二阶堂进问他：“您没有卷进去吧？”田中干脆利落地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干过给你们添麻烦的事。” 3月中旬，田中授意本派“越山会”机关报《越山》头版刊登田中的大幅照片，附有“过着光明正大生活的前首相田中”的说明词。田中秘书早坂茂三也发表所谓的“辩解书”，大意是：我们根本没有做过于心有愧的事，我们受到右翼暴力组织的威胁！ 为了稳住阵脚，4月初，田中择机要在“七日会”上公开“说几句”。为此他亲自撰写了一本11页的小册子，并在会上花了十多分钟时间，郑重其事地宣读了一遍。他念道：“现在围绕洛克希德案，到处乱传各种揣摩臆测，令人感到极其遗憾。但真相一定会大白，我对我自己，从内心里感到自豪。”田中在表白发誓自己是清白的，还大谈任首相的自豪感，流露出卷土重来的急切心情，等于向三木公开宣战。 此前的2月23日，日本众参两院全体会议已作出决定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洛案的全部资料，三木首相也亲自出马，写信给美国总统福特请求予以协助。 4月10日，东京地方检察厅和外务省的三个秘使悄悄地从华盛顿飞回东京。他们从美国带来通过外交途径获得的案件资料，其中包含针对田中的致命证据。 4月11日是个星期天，检察机关仍然召开了紧急会议。根据新的资料，检方重新布置调查方案。随着调查进入新的阶段，舆论界和社会对案件保持着持续关注，记者长期蹲守在丸红和国际兴业公司等涉案机构和人员住处门口。 6月22日，逮捕行动终于开始。 上午，东京地方检察厅与警视厅以违反外汇法的嫌疑，联合逮捕了“全日空”公司常务董事泽雄次等三人。下午，又逮捕了丸红公司的前常务董事伊藤宏、“全日空”公司董事藤原亨一等人。谁都看得很清楚，事件的核心人物只剩下儿玉誉士夫和田中了，问题是什么时候逮捕谁。 7月27日，这一天，盛夏的阳光从早晨起就很强烈。上午7点刚过，清早就守候在东京霞光检察厅联合办公楼门前的摄影师和记者中间发出一阵阵喧哗声。检察厅的工作人员拉起警戒线，保证车道畅通。自洛案爆发以来，已经过去174天。在这期间，接二连三地逮捕“全日空”公司和丸红公司的干部，但拦起绳子维持秩序，还是第一次。记者们凭直觉感到这次逮捕的肯定是个人物。 “今天是谁？”他们问道。检察厅的工作人员故弄玄虚地说道：“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人。” 上午7点27分，一辆黑色的塞德里克牌小轿车飞快地驶过。车上的人一露面，摄影师和记者们立刻一脸惊讶，随即兴奋地大声叫喊起来：“是田中角荣！是田中角荣！”拦人的绳子被拥来的记者踩在脚下，全都乱套了。 慢慢走下汽车的田中身着黑色西服，衣领上佩带着国会议员的徽章，白衬衫上打着淡青色条纹的领带。他在照相机的镁光中，向记者们轻轻地举了两三次右手，但紧绷着脸，显露出内心的紧张。两个小时后，田中被移交到东京小菅拘留所。 前一天夜里，田中少有地突然失眠。凌晨2点钟惊醒后怎么都睡不着。上午6点半，特搜部的松田检察官与资料课田山课长出现在目白台的田中公馆时，田中非常吃惊。田中的罪名是：1973年8月至1974年2月担任首相期间，从丸红公司手中四次接受洛克希德公司的贿款共5亿日元，并违反了《外汇管理法》。 对小菅拘留所，田中并不陌生，28年前的1948年因牵涉《临时煤矿管理法》事件的受贿嫌疑而被捕，两年后宣判无罪。 关押田中的单人监房不足5平米，和一般的尚未判决的普通嫌犯完全一样。羁押中的田中表面上显得挺自在，也服从管教，但内心还是有些七上八下。他最担心的是田中军团可别树倒猢狲散，所以在见到顾问律师原场荣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很好，希望大家坚持下去！”在田中看来，只要军团保持稳固，就总有出头的那一天。 恰好在两年前的7月27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水门事件东窗事发的尼克松总统提出弹劾，迫使其辞职下野。但由于国情不同，在美国，政治家一旦失足，不论其罪行如何，都不可能重返政治舞台。日本则不同。回顾日本近百年来的政治史，重返政界，官复原职的情况屡见不鲜，失足政治家卷土重来可以反复多次。 正因如此，田中虽身陷囹圄，却始终期待着重返政坛，再展雄姿那一天。 对于受贿5亿日元的询问，田中总是那句话“本人一无所知”。倒未必是田中抵赖，而是日本竞选体制使其不认为自己犯了罪。议员竞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金钱的较量，花钱拉选票是议员席位角逐的通则。身为自民党首领，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为本派捞取政治资金。5亿日元之于田中，不是“私财”，而是用于选战的“政治资金”。田中派内部人士认为，如果5亿日元是当作具有政治资金性质的经费，田中就不会有刑事犯罪意义上的犯罪感。 自民党政权与各路财团互相利用，权钱交易向来有之，田中并非始作俑者，不过是更加露骨而已。金权政治是田中政权的基础，对他来说，金钱在任何场合下都是十分必要的“润滑剂”。田中派核心团体“七日会”会长西村英一曾经坦率地问田中：“您为什么把赚钱看得这么重呀？”田中也十分认真地回答：“我既无学历，也无显赫出身，可以依靠的只有企业和金钱。” 不管田中内心有无犯罪意识，触犯了法律就要受惩罚。特别是当权首相三木必欲置田中于死地而后快时，田中可就在劫难逃了。 8月16日，东京地方检察厅以受托受贿罪和违反外汇法为由起诉田中。 起诉书称：田中角荣在任职首相期间，洛克希德公司和丸红公司希望让“全日空”公司进口三星客机，田中接受了这一请求和委托，利用总理大臣的职权，指使运输大臣引进三星客机，并根据事前的商定，接受了5亿日元的现金。 任过首相的人因涉嫌任职期间受贿而被起诉，而且把总理大臣的职权提到法庭上来辩论，这在日本政治史和法制史上均无先例。但是，田中究竟具体进行了什么活动，其对起诉事实作了哪些辩解，检察当局认为“有碍于公审”，一概未加公布。 8月17日下午，在拘留所呆了21天的田中以2亿日元的保释金取保候审。 下午5点，田中乘坐黑色道奇车回到目白台的家中。他一下车，就向迎接他的家属、越山会会员和朋友们举起右手，面带微笑地连声说：“大家好！大家好！”妻子花子和女儿纪子泪流满面。进屋后，田中立即给住在新潟的母亲电话禀报“我很好，您不用担心。”才搁下电话，就急忙走进公馆内的会客室，与等候多时的西村等“七日会”会员谈笑起来。“给自民党的同志们，特别是给‘七日会’的同志们添麻烦了，实在对不起！” 田中的精神看上去很好，当天，还给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和中曾根干事长打电话，表示了歉意。 不过针对田中的那张大网在继续收紧。 8月20日，前运输省政务次官佐藤孝行以从“全日空”受贿200万日元的犯罪嫌疑被捕。21日原运输相桥本登美三郎以同样的罪名被捕，只是受贿数目比佐藤多出300万日元。 10月18日，法相稻叶在众议院洛案调查特别委员会发表报告，称涉及此案的“灰色高官”共有18名。在野党不满足于只发表一个笼统的数字，强烈要求公布姓名。11月2日，稻叶在在野党一再追问下，公布了其中五人：田中角荣、二阶堂进、佐佐木秀世、福永一臣、家藤六月。 1983年10月12日，长达七年之久的洛克希德案宣布一审结案。东京地方法院判决田中有期徒刑四年，并追缴5亿日元罚款。法院鉴于田中在担任内阁成员和首相期间的建树，特准予缓刑。秘书夏本被判徒刑一年，主仆两人均受处分。 田中对此判决“极为遗憾”，表示：“在有生之年，还要履行好作为国会议员的职责”。“极为遗憾”是真心话；但“履行职责”等语，只是说给人听的外交辞令罢了。因为在野党不想给田中任何喘息的机会。 10月19日，议员们联名提出建议，要求田中辞掉议员职务。10月28日，首相中曾根找田中谈话，向他说明时局的严重性，田中表示今后一定“自重自戒”，退隐政坛。 10年以后，田中患脑血栓倒下并失去语言能力。在严酷的社会悲喜剧中，曾干劲十足、快言快语的田中，成了瘫坐在轮椅里，有话说不出的老人，默默地体味着夕阳人生的苦楚。 1992年8月27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日子里，田中应邀访华。当他看到当年的中国朋友，看到天安门、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时，百感交集，泣不成声。不管日本国内舆论论如何责骂田中，中国人民对这位当年有功于邦交正常化的前首相给予了温暖和应有的评价。 1993年12月16日，田中溘然长逝，终年75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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