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侃侃明朝的边疆治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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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侃侃明朝的边疆治理[第2页]

作者:俗人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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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下西洋的经济作用
    郑和、王景弘率庞大舟师每次下西洋，都满载着中国盛产的金银、铜器、铁器、瓷器、丝绸、农具、漆器、雨伞、书籍、土帛布、麝香、樟脑、大黄、柑桔、肉桂、茶叶、米、谷、豆等大宗货物与亚非诸国进行公平交易。
    对前所未有的商贸盛况，当时的文献记述甚多。
    “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互通有无，双方获利均丰。“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麒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欢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
    《瀛涯胜览》记述道：各国对“中国青瓷盘碗等品，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东西洋考》说，所至各国“好市华人磁瓮”。当时诸国商品货币之发展亦受中国影响，除以物易物外，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
    马欢、巩珍著《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中所云：在暹罗国，“中国宝船到，亦遣小船到水上买卖”；在满刺加国，“中国下西洋舡以此为外府”，“各舡并聚，又分宗次前后诸番买卖”；在溜山国，“中国宝船一二只亦到彼处，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在柯枝国，“名称哲地者，皆是财主，专一收买下宝石、珍珠、香货之类，候中国宝船或别国番船客人来买”；在祖法儿国，“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易苎丝、磁器等物”；在阿丹国，“开读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在天方国（麦加），“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
    中国也得到很大的益处。据史料记载统计，郑和、王景弘七下西洋所输入中国之货物凡185种，其中香料29种、珍宝23种、药材22种、五金17种、布帛51种、动物21种、颜料8种、食品3种、木材3种、杂品8种。对中国的动物学、植物学、医药学及瓷器、玻璃等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领域和空间，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比如，永乐、宣德制造青花瓷的上等色料——苏麻离青，即索马里青，因产自索马里而得名。该青料含锰量低，含钴量高，其色明艳，色性稳定，优于国产青料。该料即由宝船队大量购回，保证了中国青花瓷举世无双的最优品质。
    明朝前期发生了大规模的疾病和瘟疫，需要大量的海外药材安定局势、遏制瘟疫。郑和船队中大量的“药船”带回众多南洋物种，在一定程度上为《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等植物学、医药学著作的编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补充。
    当时，输入中国的最大宗海外货物是胡椒。15世纪以前，胡椒在中国尚属珍品。唐代胡椒主要被用作药物，仅在“胡盘肉食”时才用之调味。大历十二年（777年）宰相元载被赐死，“籍其家，钟乳五百两，……胡椒至800石，他物称是”。从此，“胡椒八百石”成为奢侈富有的代名词之一。
    自郑和远航，胡椒在中国由珍品变为常物。郑和船队是当时亚非地区胡椒的最大收购者。据估计，15-16世纪，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收购的胡椒年达5万包，或250万斤。这样大量的胡椒输入中国市场，当时不发达的交换关系势必有所改变。
    明王朝便以苏木（亦称“苏方”或“苏枋”，元明时代主要用作染料）、胡椒折换北京各卫军士冬衣布花，事关士兵达20多万人。规定“在京各卫军士该赏布三匹、棉花一斤半者，与绢二匹，胡椒一斤；……该布一匹，棉花一斤半者，与绢一匹，胡椒半斤。其南京卫所军士，止赏布匹。该三匹者内二匹折绢一匹。一匹折胡椒一斤，……该一匹者折胡椒一斤”。同时又“令在京文武官折奉钞俱给胡椒苏木，胡椒每斤准钞一十六贯，苏木每斤八贯”。显然，舶来品苏木、胡椒已成为货币的代用品。到了正统初年，宝钞与银的比价跌落到千余贯钞折合银一两，明廷仍以胡椒和苏木作为货币替代品，企图以此挽救国家钞法失败所导致的财政危机。
    对这种用垄断椒木销售来解决财政收支的办法，明代政治家丘竣评价很高。他指出：“今朝廷每岁恒以藩夷所贡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严从简也有类似看法：“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讨论】明朝商业发达，可是缺乏合适货币竟然成为社会进步的拦路虎。【】

    （50）
    目的和意义：
    目前普遍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以下三点：
    1.宣扬大明威德。“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明史?郑和传》
    2.发展海上易货贸易。
    3.寻找在靖难之役中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朱允炆，“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明史?郑和传》
    第三点太扯淡了，浩浩荡荡地去找人，早就闻风而逃藏深山老林了。
    第二点有说服力。由于货币信用，即宝钞失灵，需要大规模易货贸易，以大量海外珍品来刺激国内的商业和交换活动，甚至给官吏发俸禄和奖金。
    主要的原因还是政治动机，成祖好大喜功，渴望“万邦来朝”。
    有人还认为，一个目的是引进海外药物应对明初的大规模疾病和瘟疫。此外，当时海盗纵横，剽掠商旅以至入贡使臣，肃清海盗开通航路也是目的之一。
    终止的原因：开支太大，财力不济；木材短缺，环境恶化。
    作用和影响：
    进一步畅通海道交通、增进中外交流和了解；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等。
    那么，对中国历史有没有长远的正面作用呢？看不到。下西洋只有二十八年，结束之后，对中华历史和文化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不过，郑和下西洋增强了中国的影响，推动了出走海外的中国人数量大增。
    *下西洋的经济账
    下西洋有一定的商业利益，但肯定是得不偿失。出航本身的花费，包括造船和人员，就很庞大。钦差每到一地，首先要代表皇上赏赐当地头领；藩国使臣到京，又照例赏赐一番，价值远超贡品。然后才轮到货物贸易。为吸引朝贡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注定是不能持久的。
    如果考虑经济利益的话，根本不用这么频繁的派出庞大的船队。只要以货船为主，再爬出精干的水师护航就够了。可是开拓贸易并不是朝廷的政策。洪武严禁出海。永乐也下诏禁海，即使下西洋期间并没有解除海禁。明朝的各项制度只求便于静态的管理，不考虑动态的发展。《皇明祖训》规定了二百年不变制，比上世纪“二十年不变制”凶猛多了
    从国家和民族利益来看历史的话，不能不认为，明朝白白浪费了一个千古良机！如此强大的实力，在三佛齐、马六甲等地设立若干军事基地，再积极扶持当地华人势力，就可以为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打开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历史确实是冷酷无情的，正视历史需要精神勇气。文明的进步总是需要巨大的代价。从古代文明到近代-现代文明的进步，就是从血与火中走过来的。许多的文明、许多的族群和人民成为了历史进步的牺牲品。不为恶狼即为肥羊。道德与和平的空话只会自我麻痹、误国误民。

    （51）
    *中国人开拓南洋
    唐宋以前已有中国人零星出境生活。南宋，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对外贸易日趋兴旺。因为战乱、经商等原因而迁居海外的人也多了起来。例如：10世纪阿拉伯人马素提（麻苏地）的《黄金牧地》记载，943年（后晋时期），他在苏门答腊岛见到许多中国人在当地（巨港）耕植，就是为避黄巢起义从广州城而来（据说879年一次就逃出1千多人）。据杜环《经行记》，中国的造纸术也在这时由一些被俘的唐军传入中西亚，阿拉伯人称他们为“唐人”。
    宋代中国人去南洋、日本等地，成为一种经常性现象，成群成批，且有相对明确的目的地，形成华人社区。中国人地位较高，耕种经商，娶妻生子。去东南亚的很多。在爪哇，当局强留一批商人定居、种植、经商，“待以宾馆，饮食丰洁”，使得中国人不断前往居住。在真腊（柬埔寨），“蕃杀害唐人，即以蕃法偿死。如唐人杀蕃至死，即罚重金，如无金，即卖身取金赎。”（《宋史?外国列传》）
    11世纪，交趾（越北）独立后，常侵扰我广西地区，还抓走大批人，有一次在邕州、钦州、廉州就掠走1000多人，多数人不能返归，留居当地，有些还成了社会上层。
    宋末元初，很多官员流亡安南、占婆等地。“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明史?外国列传》）。宋将张世杰率余部及百姓分乘100多艘船舶逃到交趾、占城和真腊等地，人数达数万，是人数最多的一次。
    1292年，忽必烈派兵南下征讨爪哇，战船在勾栏山遇难，有100多人留居当地。《苏禄史》记载，14世纪有中国使臣黄森屏长住渤泥，后来成了一个总督，将女儿嫁给文莱苏丹阿麦德Ahmed，他们的女儿后来继承王位。此后，文莱传位由女性继承。
    经商的更多。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元初在南洋地区的华侨情况。如，新加坡龙牙门，有一批中国人与当地男女相处很好，用的许多物品是中国的，通过泉州运到此地；中国文化对当地人影响很大，当地人穿起中国式的短布衫，中国的赤金、青缎、花布、处州瓷器、铁器是市场上的重要商品，与当地人的土特产作交易。
    在马来半岛西南部的佛罗安，“唐人”与当地人有共同信仰，都信佛教，共同举行佛事活动，如六月十五是佛的生日，他们一起引佛出殿，举行三天庆祝活动。
    周达观曾出使真腊，考察风情，写成《真腊风土记》，书中15处谈到中国移民情况。他说，当地妇女很会做买卖，男人主家，“唐人”到真腊，先要娶当地妇女为妻，以发展商业；中国水手“利其??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居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逃逸于彼。”
    明代东南亚的中国人数量众多，有一二十万甚至更多。他们出国的本源地区和在海外的分布地区变得更为广阔，出国地区与侨居地发生了一定的内在联系，福建人——菲律宾，广东人-南洋地区，江浙——朝鲜、日本。
    永乐年间爪哇岛的华人多由广东、福建等地方逃亡来此，多从回教门受界持斋。爪哇岛有不少中国人聚居地，如锦石（今格雷西（Gresik））是几千户华人聚居的村庄。爪哇岛东部有一个华侨村杜板，华侨称之为厨闽，有一千多户漳州、广东移民。马六甲、勃泥等出也有很多中国人居住。1613年葡萄牙人伊里狄绘制满剌加地图，其中表明漳州村，中国村和中国溪，显然是华侨聚居之地。吕宋去漳州近，贾舶多往，久住不归、长子孙者渐至数万。
    一些中国人在当地做官，诸国来朝之译人及使臣亦多由华人充任。万历年间，旧港国王王连是广东人，婆罗洲国王是福建人。
    一些罪犯或海盗避据南洋。如梁道明等人据旧港，广东大盗张琏亦到旧港为市舶官，漳、泉人多附之。这些人在南洋成为受崇拜的英雄。
    不少地方中国人已形成独立的政治势力。洪武三十年（1397年），时旅居三佛齐的华侨一千多人拥戴广东南海人梁道明为三佛齐国王。旧港(今巨港）居民多由广东、泉州逃来此地，相当富饶。郑和下西洋时任命施进卿为巨港宣慰使。东爪哇有“施大娘子俾那智”传伊斯兰教，施大娘子就是施进卿的女儿。
    朱元璋实行海禁，不允许出国。郑和七次下西洋，对华侨发展产生深刻影响。郑和执行朝廷方针，对华侨势力进行部分打击，部分扶持；同时还招引华侨回国，使华侨与明朝关系复杂起来。
    三佛齐的旧港，广东南海人梁道明是有名的华侨领袖，投奔他的闽粤籍华侨有数千家，商务上有很大开拓。他曾派儿子回京朝觐。（梁道明好像是带领一批部下回国定居）。
    粤人陈祖义，旧港华人移民集团的首领，被郑和擒获送北京处死，受牵连的有5000多人。郑和扶持施进卿为当地华侨领袖，任命其为旧港宣慰使。当地政府对施另眼相看，也委任他为旧港管理行政、宗教事务的大臣。（“当地政府”，似是指满者伯夷吧。可见旧港不是明朝领土。）
    （据网友温俊轩所言，梁道明是在旧港以北的“占碑”，陈祖义才是旧港）
    到明末，华侨的集群化居住已有一段时日。明末，华侨万人以上的地区，有吕宋岛（1571年150人，1588年万人以上，1603年约2.5—3万）、菲律宾外岛、缅甸北部江头城；过1000人的有东爪哇的苏鲁巴益、万丹、新村，以及马来半岛的北大年、吉兰丹，暹罗的大城等，总计南洋华侨10万之众。
    明朝后期是古代华侨出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第一，明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使得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和工商业者之间的竞争趋势日益激烈，从权贵富商到普通百姓都有一种强烈的寻求在海外贸易中发财的欲望。第二，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东南海滨之地，以贩海为主，由来已久。”隆庆（1567——1572年）初年，废除海禁，准许民人出洋贸易，对外贸易十分兴盛。浙江的双屿（温州龙湾区）、福建漳州的月港、泉州的安平、广东的南澳、台湾的澎湖等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第三，嘉隆（1522——1572）年间，“倭寇之乱”，东南沿海动荡不安，民众，民众纷纷漂洋谋生。“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虔台倭篡》，见《玄览堂丛书?续集》）
    第四，16世纪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西班牙、荷兰侵占吕宋、爪哇等地，实行殖民统治。他们对中国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十分需要，于是吸引、鼓励中国人进入这个地区，同时又采取限制、压制和驱逐屠杀政策，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为最，原来与居住地民族和平相处的局面消失了，变成了几方面的严重冲突，华侨处于险恶境地，遭受到血腥统治，他们被迫举行反抗斗争和多次武装起义。
    清政府对海疆“时开时禁”，对华侨始终采取防范措施。原因：①明末清初避难出去的抗清残余势力（如三合会），在海外坚持原来的立场，继续反对清朝统治；②清朝坚持“重农抑商”政策，反对“弃农逐末”，认为华侨放弃耕作，流寓海外经商，不服王法，不纳赋税，动摇“国本”。
    清初对华侨是歧视、打击、镇压。华侨出国机会极小；即使到了海外，也默许西方殖民者对华侨的屠杀，根本不予保护，华侨成了海外孤儿。1740年10月，荷兰人屠杀印尼华侨的“红溪惨案”不闻不问就是明证。（1740年10月9日，东印度公司总督范?因霍夫亲自组织、指挥荷兰雇用兵进攻吧城外华侨队伍，随即又下令士兵于城内挨门逐户拘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少，“擒出便杀，悲号之声，耳不忍闻。”城内唐人几乎尽被屠杀。连续四天的烧杀抢掠，使城内华侨被杀近万人，侥幸逃出者仅150人，被烧毁和劫掠的房屋有六、七百家，财产损失无法估计。
    尽管如此，中国人出国潮流仍不绝如缕。

    （52）
    【讨论】
    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到来之前，东南亚已遍布中国人。他们往往大分散、小聚居，建村而居，聚市而兴。中国人不仅十分勤劳，而且文化、组织性和商业头脑远超当地土著。不少还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势力。
    假如中国政府善加利用，在一些要地驻军，扶持当地华人领袖，放开和鼓励中国人移民，那么很有可能创立若干“中华之地”。进而在稍后的岁月有效地抵御欧洲人的入侵，为海外中国人也为中华民族争得新的发展空间。
    但是，明朝给予这些海外华人的政策是：给予“大赦”（意思是移民行为有原罪）。听闻招谕归国者，可既往不咎、还复本业。带头回流的移民领袖，甚至可以得到厚赐。反之则将受到严厉惩罚。这一点，在明成祖（朱棣）所颁发的诏书中有明确记载：“凡番国之人即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赉遣还；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冒着生命危险离开母国、艰苦开拓的海外华人，被认为是不守王法，化外之民。在世界其他地区不可思议的海禁政策竟然成为500年的国策传统。母国对海外中国人只有憎恨甚至打击。当欧洲人到来的时候，华人遭受镇压和屠杀，朝廷完全不闻不问。
    剿灭陈祖义是一件可悲的事。海外华人的势力是海商-海盗一体的武装集团，曾在东南亚有巨大影响。欧洲近代的海外扩张史，各国政府都积极利用海商-海盗集团来为国家利益服务，授予海盗头目各种荣誉和头衔。陈祖义所代表的“海盗”，想做的也正是这样的“皇家海盗”。
    然而无论从中央之国的文化属性，还是明朝的政治结构来看，却都是绝对不可能容许这种秩序破坏者的存在的（更别说“奉旨为盗”了）。为了避免海外华人的移民和商业行为，对国内之民造成不好的示范，王朝更愿意采取一刀切式的“闭关锁国”之策。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也导致了一个互为因果的怪圈。闭关锁国之策，使得本可依托母国，从正常贸易中获利的海外移民，只能通过海盗、走私等行为，获取生存空间；这些行为反过来又更加刺激朝廷坚持海禁。
    明初欧洲人还没来到，而伊斯兰势力已经步步渗入南洋。华人和当地佛教政权需要中华帝国的支持。可是中华帝国却放弃不管。为大势所逼，佛教势力败退消亡，而华人也有不少皈依回教，被融合了。
    若中华帝国有海洋地缘意识，很可能东南亚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会改写。千载良机从眼前飘过。
    历史总是会有机遇的，今天我国周边，从朝鲜半岛到东南亚、到伊朗叙利亚，都出现美国衰退的真空。就看我们能不能、敢不敢抓住。

    （53）
    郑和下西洋规模大，时间长，行程远，技术先进。它说明当时中国在航海与造船技术上总体是比西欧更先进的，甚至可以说领先一大步。
    2007年出水的“南海一号”排水量达800吨，载重量400余吨。这说明最晚在两宋时期，中国人已经掌握千吨级远洋海船的建造技术。
    元代阿拉伯文献记载，在波斯湾的中国船比其他国家的大许多，运载力惊人。
    明代造船也迎来新高潮，新船型。据一些考古的新发现和古书上的记载，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
    主要的造船场有南京龙江船场、淮南清江船场、山东北清河船场等，它们规模都很大。如龙江船场年产就超过200艘，它还以建造大型海船而著称。清江船场，有总部四处，分部82处，工匠3000多人，规模也甚为可观。
    明朝造船工场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还有木材、桐漆、麻类等的堆放仓库。造船材料的验收，以及船只的修造和交付等，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正是有了这样雄厚的造船业基础，才会有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壮举。
    先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包括水密隔舱、罗盘、计程法、测探器、牵星板以及线路的记载和海图的绘制等，应有尽有。
    郑和的宝船属于沙船类型。历代专家，根据不同水域的地理特点，以及船的不同用途，因地制宜地设计和建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船只。经过春秋战国以来二三千年的不断发展、改进和完善，到了明朝，建造出五桅战船、六桅座船、七桅粮船、八桅马船、九桅宝船等新船型。各种古代船只已经完全定型。
    古代的船型种类和名目繁多。大体上，从船首形状来分，可以分成尖首和方首两大类；从船底式样来分，可以分成尖底和平底两大类。在历史的演变中，福船是最著名的尖首、尖底船型的代表，沙船是最著名的方头、平底船的代表。沙船产生于唐代，特点是宜于行沙防沙，可安然“坐”在滩上。“江南沙船之往山东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搁无碍”（《日知录集释》）。福船，还有广船，则是以产地而得名，是适应我国南方海阔水深多岛屿地理环境的两种船型。
    沙船的甲板面宽敞，干舷低，具有宽、大、扁、浅的优点，适宜在浅水航道航行，稳定性比较好。宝船即是沙船中的佼佼者。
    根据史料记载，宝船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上千人。排水量应不低于2000吨。
    明朝用的尺比我们今天的市尺短些，但即使按一丈合二米半计算的话，这种宝船的长度也超过100米。船队中，即使是中等船，也有37丈长，15丈宽。难怪目击者形容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
    1957年5月，在明代宝船厂“六作塘”遗址，出土了一根长达11.07米的巨型舵杆。从舵杆的长度和结构分析，在这样的舵杆上安装的舵叶高度为6.35米，而安装这样巨型船舵的船舶长度，应在四十八丈到五十六丈之间。这一出土实物，为明代宝船的大小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明末1598年中朝海军在露梁海战中打败日军。日船300余艘，被焚毁200多艘。明代水师有数十种不同船型。大者可容百人，宜于深海。较小的用于浅海。鹰船两头俱尖，部分首尾，进退如飞。鸳鸯船用两只船活扣成双体船，可合可分，设计巧妙。火龙船发射火器，左冲右突。可见明代军船的技术在世界上还是比较先进，有些设计相当精巧高明。可是已经没有能力造跨越远洋的大船了。

    郑和下西洋的辉煌过后，造船航海盛极而衰，造船航海技术一落千丈，让人扼腕痛惜不已！在严厉的禁海压制下，中国很快就不会制造远洋航行的大船，也没有能力远赴印度洋了。被官府视为非法的民间和海外华人的航海和商贸活动，退缩到马六甲以东南海海域。到明后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步步进逼和打击，以及清初招抚清剿中国人的海盗海商集团，中国彻底退出海洋，也彻底失造海船航行远海的能力！
    到了1493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加玛绕过南非好望角到达印度洋，不足一百年时间，中国在航海技术上已经远远被西欧抛在身后！
    1582年利玛窦抵达肇庆，1601年拜见万历皇帝。他带来的西欧科学已经超越中华科学了！

    （54）
    *西欧大航海的船
    哥伦布1492年8月3日前往北美探险的西班牙船队，共有三艘船舰：圣玛利亚号（Santa Maria）、平塔号（Pinta）、尼娜号（Nina）。圣玛利亚号为旗舰，是一艘那奥（nao）级帆船。圣玛利亚号船身长约18米，龙骨长12米，横梁长6米，船舱（从龙骨到甲板）深3米，载重约100吨，排水量为250吨；有三根桅杆，主桅高度大于船身长度，横桁长度等于龙骨。主桅挂横方帆，并有一方形小上帆。前桅高度为主桅的一半略长，挂大方帆；后桅在船尾楼上，挂三角帆；船首有一斜桅，上挂方形斜桅帆。
    麦哲伦在1519年9月20日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港出发环球航行时，共有五艘船舰。它们是：载重110吨的旗舰特立尼达号（船长为哥米什），最大的一艘为载重120吨的圣安东尼奥号（船长为卡尔塔海纳），次小的一艘为载重90吨的康塞普逊号（船长为凯萨达），还有载重85、75吨的维多利亚号（船长为门多萨）和最小的载重吨的圣地亚哥号（船长为茹安?塞拉奥），共有船员268人，主要系招募而来，其中西班牙人100多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各30多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
    这些船队在船体尺寸和载重、人员数量等均不能和下西洋相比较，但是成果却更胜一筹。小型的船队比大型船队更适合未知海域的跨洋航行，起码半路上更容易解决补给。

    哥伦布的船，第二幅是旗舰

    （55）
    *下西洋导航技术
    海图，北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已有海道图。现存最早的是明初《海道经》附“海道指南图”《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郑和航海图》表示从南京到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及东非海岸的航行，准确度较高。与西方同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图范围广、内容丰富，数学精度稍低，更有实用性。
    《郑和航海图》，长江口至苏门答腊，是利用近海的山形水势，以及海深、海底泥、指示性生物，加注指南针的针路、更数（“更”为海上里程，一更为60里。）进入印度洋之后，主要利用指南针及星辰的位置来判别船舶的具体位置。印度洋的航行，郑和之前一般是循着海岸线走。有人认为宋元海商开辟了横渡印度洋航线。而横渡印度洋航线的确切记录，数《郑和航海图》第35幅最早，记载从马尔代夫的马累到索马里摩加迪沙的跨洋航线。《郑和航海图》还记载了水深，古代是以长绳坠海底测量水深的。
    欧洲航海的历史也很长。希腊罗马时期主要是地中海内航行，中古时期波罗的海和大西洋沿岸的航海发展起来。另外维京人长期在北海活动，那里寒冷多雾，风高浪急，而且航线往往远离海岸。十分恶劣的气候培养出高超的技术，可以远海航行。他们使用方解石来观测太阳。据研究维京人最早到达北美加拿大的海岛。
    古代航海大部分是近海航行，采用沿岸及近海岛屿的山形水势导航，是地文导航。而远洋航行需要天文导航。天文导航有二个层次。第一是观测太阳、北极星等的方位来确定船的航向。第二是利用天体来确定船的位置。古希腊已用经纬度测量来编制地图和确定船位。纬度可以通过目测北极星的高度来判定，而且精度颇高。经度却很难测定。绝对经度测定包括测定两地的相对经度差和确定顶球的基本经线二方面。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唯一方法都是测定两地同一月食发生的时间差来求得。1524年欧洲人开始以月球在恒星之间的位置来测定时间并推算出各地相对经度。为此必须有精确的星表。17、18世纪西欧渐渐制定出更精确的星表，到18世纪末终于基本解决海上测定经度的问题。可见，天文导航直接导致近代天文学的诞生。
    但是在中国，由于大地平面观念的束缚，从来没有真正的经、纬度概念。唐僧一行已在豫西平原大地测量中发现南北相距151.27里，北极星高度相差一度，却没有再跨出一小步求出地球大小——子午圈长度。
    西方的海图采用经纬度的地图，是天文导航。西域天文学家扎马鲁丁等人带来伊斯兰的天文学、地理学知识。扎马鲁丁从波斯带来一个地球仪，比西方第一个地球仪（1492年）早225年。阿拉伯数字也曾在元代进入中国，但没有引起注意。
    在中国的晋代时期，希腊科学家托勒密将“地圆说”的观点引入地图学，创立了以经纬网的变形表示地球曲率的地图。郑和下西洋87年后，哥伦布在“地圆说”的指引下，率三艘轻帆船横渡大西洋，于1492年10月12日到达圣萨尔瓦多岛，发现了美洲。1519—1521年，麦哲伦率船队绕过南美洲进入太平洋，完成人类的首次环球航行，证明了地球是圆形的理论。利玛窦在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首次向中国人论述了“地圆说”的观点。

    （56）
    比较：东西方大航海：无言的结局
    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到达范围：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西至东非海岸。
    欧洲大航海：
    葡萄牙人在1419年发现了亚速尔岛，以后又发现非洲西海洋。
    1486年，迪亚士发现好望角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497年，达?伽马（VascodaGama）绕过好望角首先到达了印度。
    1522年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
    下西洋开始时间比大航海早80多年，船只庞大，人数众多。政治主导，是一个船队的独家生意。航海范围基本覆盖率世界中古航海的范围。可惜根本没有后继活动，对中国的历史和世界历史并没有长远的重大影响。
    大航海船体和人数都无法和下西洋相比。它是经济利益驱动，是多国多支船队的分别活动。而且长期持续数百年。大航海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和全世界的历史。
    大航海开创了近代文明。以欧洲为主导的近代文明有这样一些特征：1）以工商业主导，而传统古代文明以农耕、游牧主导。2）全球性质。近代文明从一开头就是全球性的文明，依赖全球市场。而传统文明都是以一个大地缘板块为主要范围；既然是全球性文明，那么近代文明就必然会使得其他的古代型文明丧失独立发展能力。3）近代文明充分吸取了各文明的文化成果，尤其是科学技术成果，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此具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军事从大陆转向海洋、从冷兵器转向火器。4）近代文明的大旗不是民主人权自由之类动听的词句，而是暴力征服和技术进步。它取代传统文明的过程极端的贪婪残酷无耻和虚伪。

    （57）
    *大航海大事记
    1419年发现了亚速尔岛（Azores），以后又发现非洲西海洋。
    1488年巴托洛缪*迪亚士抵达好望角。
    1492年8月3日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从安达卢西亚（Andaltisia）的帕洛斯（Palos巴罗斯）港出发，69天后于1492年10月12日到达了巴哈马（Baharmas）群岛。次年3月15日返抵巴罗斯港。
    1496年11月达伽马达到好望角。
    1497年3月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抵达莫桑比克，5月17日首先到达了印度西海岸卡里库特城，即中国史书的”古里”，今科泽科德。1499年7月达伽马回到里斯本。
    1499-1504年间，佛罗伦萨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几次到南美考察，确定南美是”新大陆”。
    1519年9月麦哲伦（Magalhaes即Magellaii）船队起航，1520年10月到达麦哲伦海峡；西航进入太平洋；1521年3月到达菲律宾，绕过好望角,1522年9月返抵西班牙。费时三年，环绕地球航行一周，证明了大地实在是球形的。
    1500年4月葡萄牙船队到达巴西。
    1501年葡萄牙船队炮击卡里库特。1505年葡萄牙占领索科特拉岛。1508年（1505？）占领霍尔木兹岛，1508年占领印度第乌港。1509年葡萄牙海军在第乌港击溃土耳其、阿拉伯和印度的联合舰队。1510年占领果阿，1511年占领马六甲。
    1517年葡萄牙人开始和中国通商。
    1522年葡萄牙船队在广东新会西草湾被明朝水师击败，缴获若干火器。
    1553年葡萄牙人侵入澳门，1557年自设政府，霸占为殖民据点。不过是打着“租”的名义，每年向朝廷缴纳若干租金。

    （58）
    【链接】（下面内容根据天涯网友Titanjack的西方航海史改写。多谢Titanhack）
    郑和1405年开始下西洋，这时候欧洲西端的贫穷小国葡萄牙亨利王子也拉开了欧洲大航海的序幕。
    1415年，亨利王子挂帅突袭回教徒摩尔人控制的北非港口休达，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攻陷。后人把这看作是葡萄牙人，也是欧洲人向外扩张的开端。亨利了解到，有一条古老而繁忙的商路可以穿过撒哈拉大沙漠，经过20天就可以到达树林繁茂、土地肥沃的“绿色国家”，即今天的几内亚、冈比亚、塞内加尔、马里南部和尼日尔南部，从那里可以获得胡椒、黄金、象牙。葡萄牙人对陆路穿过沙漠是没有经验，亨利王子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从海路到达“绿色国家”。这一主张得到了他老爸国王若奥一世的赞同。
    从此刻开始，亨利就和航海接下了一辈子的情缘，老婆可以不娶，航海势必进行到底。
    从1415年开始，亨利王子就着手准备对非洲西北部的探险，他在萨格里什创建了航海学校，从意大利网罗了大批航海人才，教授航海、天文、地理等知识。并在附近修建海港、船坞，建造海船。亨利王子继承了圣殿骑士团在葡萄牙的资产，他把骑士团一年的收入拿出来投入航海事业。他亲自参与了海船的改进。在创制了葡萄牙轻快帆船后，亨利王子派出一批批的探险船队南下大西洋，对西北非洲进行了广泛的航海探险。葡萄牙很快熟悉了北非西北岸的海路。
    萨格里什航海学校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专业性航海学校。学员并不限于本国，哥伦布早年就曾在萨格里斯航海制图学校学习。哥伦布出生在热那亚。北意大利在当时是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的贸易中心。奥斯曼人在1454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大量的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人，还有部分的希腊人迁移到伊比利亚半岛。
    *1486年，迪亚士准备前往非洲南部探险。他修造了三艘舰船。试航时，船体设计合理，行驶平稳，速度也快，但不能经受太大的风浪。
    从葡萄牙出发，一直沿着欧洲西海岸往南，这一带对迪亚士来说，是轻车熟路。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一个星期后到了直布罗陀与亚速尔群岛之间，之后继续南行。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陆最南侧（之后就是深渊），但勇敢的迪亚士还是下令继续前行，经历了风浪，两个月后船队到达了炎热的赤道。迪亚士发现非洲大陆在这里突然有一个拐角，形成了一个大弯度。可能是由于大陆的遮挡，赤道附近的海域比较平静。在拉各斯附近，迪亚士给船上补充了淡水，又用铜铃铛、玻璃珠项链向当地土著黑人换了些食物，休整了几天，继续南行。
    穿过了安哥拉和圣赫拿岛的海域，开始了无休止的风浪，大海颜色也变深了，船员惶恐不安，仿佛真的到达世界最南端的深渊。没错这里就是非洲的最南端，再往前走，就几乎没有陆地了。同时，这里又是盛行西风的区域，强大的西风不断地吹向辽阔的海洋，风力常常达到八级九级。强大的风持续不断地吹，又没有陆地阻挡，使这一带水域终年不断地保持着大浪，掀起的巨浪足有15米高。中世纪的小船在这巨浪面前基本无生还几率。
    迪亚士率领三艘小船胆战心惊的航行，突然他发现了一个黑乎乎的陆地似乎是一个角，他马上下令船队靠近那个角。努力再努力用力再用力，始终没有靠上岸，怀着遗憾又兴奋的心情，迪亚士下令返航。遗憾的是他没能登上风暴角，喜的是他终于发现了非洲的最南端，印度指日可到。
    三个月后，英雄凯旋归来，他们绘制了海图给国王。国王自是欣喜若狂，印度再也不是一个梦，同时为了图个吉利寄予希望，风暴角改名好望角。

    （59）
    *1492年4月17日，西班牙君主的秘书代表君王和哥伦布签订了西航协议，主要内容为：哥伦布从西班牙国王获得在他发现的海洋、岛屿和陆地上的世袭的海军上将和总督头衔。他个人有权享有在海军上将辖区内无论以何种方式发现、带来，或以易货贸易方式取得的所有珍珠、宝石、黄金、白银及其他物品和商品的价值在扣除成本以后的十分之一。他还被准许对远航的费用投资八分之一并相应获得八分之一的利润.
    在当时航海绝对不是美差。海上的风险大。其次船舶空间小，住的不舒服。卫生条件差，厨房设备简陋，饭菜半生不熟、淡水往往发馊并且船一离岸就没有蔬菜吃，船员常因缺乏维生素而患病死亡。因此船员的死亡率达到40%，除非迫不得已普通人也不愿意去海上谋生。
    哥伦布的资金，部分来自王室的支持，部分来自借款（探险融资）。船员是高报酬招募来的，其中有四人是越狱的逃犯。后来证明这四个罪犯表现良好。
    1492年8月3日佛晓，哥伦布和他的敢死队离开巴洛斯港（塞维利亚？）首航。首航并非直接驶往大西洋的西边，而是停靠加那利群岛，由于无风和整修，船队在此耗费了四个星期。
    西行敢死队9月6日离开了戈梅拉岛，此后的每一天航向都朝西。1492年10月12日，在航行了36天后，敢死队终于登陆了，哥伦布将皇家旗帜插在这片土地上并命名为“圣萨尔瓦多”。然而至今没人知道这个岛屿的具体位置，只确定它是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当地的土著十分的热情，带着自己的东西和船员们进行不等值的交换，并告诉哥伦布其他岛屿上的土著人浑身戴着黄金，且这样的岛屿非常多。船员们听了非常兴奋。
    次年元月，哥伦布东行返回欧洲。1493年3月15日尼尼亚号驶回巴洛斯港。

    （61）
    【讨论】
    欧洲航海英雄们都是极端贪婪残忍的海盗。但是航海探险很危险，只有海盗和赌徒会去赌命，而饱读诗书的君子决不会去。辉煌和黑暗并存，伟大的历史发现有时源自并不伟大的偶然行为。假如现在还用传统道德观去评价那就太0ut 了。
    从上面几个故事可以看出，对于古老的亚洲各文明，欧洲已经取得船坚炮利的压倒优势。在造船和航海技术不仅与阿拉伯和中国并肩，而且更胜一筹。欧洲从没有制造出大宝船，但他们的船型和大小却很适合远洋航行。
    而在火炮技术，同样达到中国和阿拉伯的最高水平。最重要的，是欧洲火炮一直不断地进步，很快就对亚洲各文明降维式打击。
    在大航海刺激下欧洲在天文学、地理学、力学等也迅速超越亚洲，并很快引发了科学革命。
    【】
    韩毓海先生给《北京晨报》的答问谈到下西洋。
    晨报：中国明代是不是更重视海洋战略，比如郑和曾“七下西洋”？
    韩毓海：“郑和下西洋”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但它之所以终止，并不完全因为政策转向，而是环境危机。造船需要使用非常多的木材，还要运到造船厂加工，这只能通过水运，随着远洋次数的增加，沿河两岸的森林都被砍伐光了，而远离河岸去砍伐，运输成本又太高，郑和航海事业后世未能继承，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晨报：西方大航海为何没遇到环境危机呢？
    韩毓海：西方大航海时代也遇到了环境危机，一度也几乎中断了所有远航计划。但中国大航海时代开始得早，所以受资源制约的情况出现得也比较早。另外，美洲的发现也使西方的资源得到了补充。
    【讨论】
    不同意韩教授的观点。如果是缺乏木材，那可以少造宝船多造中型船只，也可以从东南亚想办法。当时朝臣反对的声音，也是指责其劳民伤财。下西洋决不是重视海洋战略，有意向海洋发展，或者要促进贸易。明代根本没有长远的海洋战略。它只是为了宣扬皇帝恩威浩荡、召集朝贡而已。终止的原因主要是政治上没实质意义、经济上得不偿失。
    从历史事实来看，停止下西洋以后，严禁造宝船等特大海船，官方造船业倒退了，但没有瘫痪。明末对日作战还是造了很多战船。而民间违禁造船和出海一直是禁而不止，中国船退出了印度洋，但在马六甲以东还是很活跃。

    （60）
    *达伽马舰队首航日期1497.7.8日，四艘舰艇，140名船员，在国王曼努埃尔一声哨响后，杨帆起航。
    沿着前辈迪亚士的航路，达伽马舰队向着前方航行。在足足航行了将近4个月时间和4500多海里之后，来到了与好望角毗邻的圣赫勒章湾，看到了一片陆地。面对着即将面临的风暴角水手们胆怯了，要求返航，而此时达?伽马则执意向前。圣诞节前夕，达?伽达率领的船队终于闯出了巨浪海域，统过了好望角驶进了西印度洋的非洲海岸。1497年圣诞节时，达?伽马来到南纬31°附近一条高耸的海岸线面前，他想起这一天是圣诞节，于是将这一带命名为纳塔尔，现今南非的纳塔尔省名即由此而来，葡语意为“圣诞节”。
    达伽马并没有完全按照迪亚士沿海岸线的航行路线，而是采取直接向南的航线（远离海岸线航行）。由于采用了这样的路线，他的船队连续93天无法看到陆地，这已经不是精湛的航海技术在支撑，而是强悍的意志力和对东方财富的渴求在支持船队前行。
    越过了风暴角，达伽马的船队吃力地逆着莫桑比克洋流北上。这一带是阿拉伯人控制的范围，由于担心阿拉伯人对基督徒的仇恨带来的危险，达伽马便下令船队假扮回教商船前往莫桑比克（这一带在阿拉伯人主宰的印度与欧洲贸易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所以扮演回教商人不会引起怀疑。达伽马沿岸还真抓了几个阿拉伯人商船跑龙套）。演员到位，演技尚可，偏偏就是道具没准备好。由于无法拿出像样礼品进贡给当地君主（毕竟印度欧洲贸易都是奢侈品多，一些小玻璃球镜子之类的根本没看头）。莫桑比克的君主怀疑达伽马船队不是同伙而是贸易敌人，于是派遣几个船队驱赶达伽马船队。达伽马迫于离港。可是达伽马船队安装了火炮，调转船头，不仅把对方船队轰沉了，还冲着沿岸开了几炮，得胜逃跑。
    当达?伽马船队于4月14日来到马林迪港口抛锚停泊时，却受到马林迪酋长的热情接待。他想与葡萄牙人结成同盟以对付宿敌蒙巴萨酋长，并为达伽马率领的船队提供了一名理想的阿拉伯导航者，据猜测有可能是著名的阿拉伯航海家艾哈迈镕?伊本?马吉德。
    有了杰出的导航，达伽马船队进入了高效阶段，1498年5月20日，离开葡萄牙十个月后，达?伽马到达卡利卡特（印度南方最重要的贸易中心）。

    （60-2）
    在印度达伽马船队不受欢迎，只能离开。但当他返航的时候，船上装满了优等的香料，仅此一项收入就等于此次航行成本的6倍。当然资料没有太仔细交代这批香料怎么来的，估计不是黑市交易（私下违法买卖）就是达伽马船队抢来的。
    上山容易下山难，回程也是艰难的，由于忽略了季风洋流的流向，在回程途中逆北印度洋流航行，花了123天（之前顺流从非洲东岸到印度只用了23天），在1499年1月7日抵达马林迪港时，接近一半的船员死亡（坏血病），当他们抵达葡萄牙的时候仅剩下55人（总数五分之一），无论如何，皇室认为此次的印度之行成功。
    后续出发的葡萄牙船载回了大量香料。但是有些船员在卡利卡特遭到杀害。1502年瓦斯?达?伽马奉命率领一支有二十条航船的舰队去那里执行讨伐使命。达伽马船队到达印度港口，抢掠一艘阿拉伯商船，还将船上的人（包括妇女小孩），锁在船舱中然后将船烧了。
    达?伽马到卡利卡特后，蛮横地要求当地的首领把所有的回教徒都从这个港市驱逐出去。他捕杀和致残了三十八名印度渔夫，随后就对这个港市实行炮击。当地首领只得答应了要求。归途之上，达?伽马在东非建立了一些葡萄牙殖民地（采取海盗的方式驱赶在占据东非港口的阿拉伯商人）。
    回到葡萄牙，若奥二世给予了他赢得的荣誉和财富，达?伽马1524年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到达印度几个月后一病不起，于1524年12月去逝。
    达伽马为葡萄牙开辟了一条脱贫致富的海上之路，葡萄牙也迅速在印度周边的建立殖民统治区，也是对其在巴西，非洲沿岸殖民的一个巩固，同时也打破了阿拉伯人对印度洋贸易的垄断，并且削弱欧亚陆路贸易。绕过好望角的海路更为快速。对于欧洲的贵族来说，到手印度的奢侈品成本也随之降低。
    欧洲人来到亚洲，亚洲开始进入被殖民时代。

达伽马航线图

    哥伦布首航北美
    加纳利洋流

    （62）
    [ ] 朝贡-册封秩序和羁縻
    册封、朝贡和羁縻制度是古代的一种国际秩序，核心是帝国向周边小国和部族颁发封号和赏赐，小国承认帝国的宗主国地位，定期朝拜、进贡。帝国有义务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给予贸易便利。册封和朝贡制度以古代东亚最为完整，而其他如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也不同程度实行过这种制度。
    东亚的朝贡-册封体系是以中原帝国为核心的等级制环状政治秩序。存在于公元前3世纪到19世纪末期，地理范围大体是中国周边，越南朝鲜日本琉球，丝绸之路的中亚西亚地区和南洋各地，不同时候有所缩小或扩大。
    在汉武帝击败匈奴、开通西域之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册封体系开始建立。各藩属国承认中原政权的共主地位，中原皇朝对各藩属首领给予不同的册封，如“国王”、“将军”等。各受封国对中原政权按照不同的要求负有进贡等义务。册封-朝贡制度持续到清朝，在欧洲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概念的冲击下瓦解。
    古代没有明确的领土和国家关系概念，朝贡和羁縻也没有明确概念和界限，一些词语在不同时期含义各不相同。现代在讨论历史时，往往以“朝贡”表示领土之外的情况，而“羁縻”指领土管治范围之内。
    中原与藩属的关系有三层，分别是经济贸易、政治外交来往和军事互动。政治外交关系是出于经济和安全的考虑，经济贸易是朝贡的基本纽带，军事是最紧密的表现。朝贡体系是“同心圆”结构，以中原为核心，从内圈向外密切程度削减。
    一些邻国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形成汉字文化圈。其中朝鲜半岛、越南和琉球最密切，构成内圈。而同属汉字圈的日本却不很亲近，归为第二层。第三层是外围的南洋诸国、中亚西亚国家，其中有些外交来往较多，也有些只是偶然到此一游。
    *权利和义务：
    中原朝廷的责任：给予藩属物质利益和贸易便利；尽力维护藩属的政权和领土。
    藩属的义务：定期朝贡。
    原则上中原宗主国不干涉藩属内政，不过有时界限不是那么清晰，主要是对半岛有干涉内政的事例。
    当藩属遭受入侵时，宗主国有义务给与保护，但通常只是限于口头劝解，效力很有限。
    明初李成桂建立李氏朝鲜，两国关系很密切，使臣来往最多。除了朝贡之外也有民间贸易往来。
    中国曾先后三次为朝鲜而作战：唐、明和清朝。
    越南独立之后，一直承认中国为宗主国，这不妨碍它长期侵犯中国领土、劫掠人口和财物。元朝时更大败元军。明初再次反叛独立。此后两国关系才稳定下来。军事上明军曾出兵去维护它的正统国王，清朝中法战争共同抵抗法国。
    琉球王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元明才建立的，一直很亲密。直到近代被日本一个地方诸侯吞并，而清朝却拒绝出动海军去救援。
    日本在隋唐时候和中国最友好，后来停止遣唐使之后就没什么官方来往。忽必烈派人招他来朝贡，他拒不理睬，引起元军伐日。可是宋元时期日本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是频繁。洪武二十五年，日本南北统一，建文三年1401将军足利义满遣使来华，明朝与日本恢复朝贡关系，关系也较好。永乐9年以后，足利义持认为进贡是国之耻辱，一度切断外交关系达二十二年。后来宣德七年恢复关系。但以后来朝的，多以地方官员派来持勘合作贸易为目的。

    瓦解原因：朝贡秩序基础是物质交换、易货贸易。本质上是互利的。可是所谓“厚往薄来”，形成了事实上的不等价交换。中原皇朝付出超过得益。而藩属国虽然得利，但由于路程遥远、政治和仪式限制多，以及官营垄断贸易必然的种种弊病，往往好处落入私人手中，国家所得无几。而且对于朝贡的时间、贡品种类数量等均有严格规定，手续繁琐，每次朝贡都要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和时间。进贡最勤的朝鲜就常感不胜其烦力不从心。这种双方都难受的关系自然不容易持续。
    政治动荡常常打断朝贡秩序，近代殖民主义入侵彻底结束了朝贡-册封秩序。

    （63）
    #明朝的朝贡和贸易
    朝贡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有等级秩序的、和谐的理想世界秩序。这一外交模式，影响到明朝试图以武力为后盾，以不动兵戈的方式实现威服众邦，构建以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格局。
    朝贡和羁縻制度在明朝最为完备。朝贡国数量、规模次数和管理制度均超越以往历朝。明太祖明确规定15国列为“不征诸夷”，规定了和平立国、消极挨打的对外政策，还有“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
    明朝继承了元的领土和朝贡体系。建立明朝之初，就迅即派出使者出使周边邻国，如：朝鲜，日本，占城，安南等国，通知诸国明继元统，宣扬大明国威。要求各国缴还元明朝的封诰，重新领取明朝的封诰。朝鲜，日本等国纷纷遣使进呈贺表以示臣服。
    洪武派使臣到南洋宣示新皇朝。所到的有爪哇、琐里（Chola）、三佛齐、渤泥、古里、柯枝（Cochin）等地。永乐年间尚有杨敕、侯显、尹庆诸太监分别奉使榜葛剌、柯支、古里等国，封各国君为王，与印诰及赏赐。亦赴占城、渤泥、爪哇、吕宋等地。
    明成祖朱棣时，郑和七下西洋，出访国家遍布亚洲和非洲，中外交往盛极一时，大明国威“声闻四海”。朝贡体系达到了它的巅峰。
    对明朝朝贡的国家：琉球、朝鲜、日本、乌斯藏、哈密、吐鲁番等、安南、暹罗、爪哇、满剌加、真蜡、苏门答腊等。琉球据17国之首，朝贡171次，是居13位的日本的9倍。
    万历《明会典》关于“诸番国及四夷土官朝贡”事宜，有这样的记载：
    东南夷：朝鲜、日本、琉球、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占城（越南）、爪哇、苏门答剌（印度尼西亚）、琐里、苏禄（菲律宾）、古里（印度）、满剌加（马六甲）、榜葛剌（孟加拉）、锡兰山（斯里兰卡）、吕宋（菲律宾）、木骨都束（索马里）等；
    北狄：鞑靼、瓦剌（蒙古）等；
    东北夷：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等；
    西戎：哈密、畏兀儿（维吾尔）、撒马尔罕（中亚）、天方、默德那（阿拉伯）、乌思藏（吐蕃）等。
    中亚地区撒马尔罕为首都的帖木儿帝国苏丹曾与明朝有使者来往。帖木儿曾欲攻明。后来其后人不断遣使来贡。明朝出使中亚的有傅安、陈诚等，陈诚三次出使中亚，著有《西域行程记》《西域藩国志》等书。
    大部分藩属都只是考虑经济利益，爱来不来的，朝廷也是来者欢迎去者不留。

    据《明史》记载来华朝贡的国家和部族多达150多个，中国式“宗主国—附庸国”体系在地理范围上达到了最大。一时间出现了“大明统一万方，天子文武圣神，以仁义礼乐君师亿兆，故凡华夏蛮貊，罔不尊亲。际天极地，举修职贡。自生民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者”的局面。
    在此同时，日本对琉球、朝鲜；朝鲜对女真，越南对占婆、南掌等国，也都提出了朝贡的要求，形成了数个次级的朝贡中心。
    除了同明朝有直接接触的朝鲜、越南、缅甸等国外，在厚往薄来政策引导下，其他的一些国家对于明朝的朝贡，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贸易往来，尤其是海禁政策使得朝贡几乎成为这些国家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唯一手段，这之中最有名的就是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
    下西洋结束之后，南洋各国来朝贡的不断减少。隆庆开禁之后，海洋贸易转变为民间为主，朝贡贸易更加衰减。只有越南和琉球朝鲜还维持较紧密的朝贡关系，日本主要是勘合贸易来往。

    （64）
    #朝贡贸易和海禁
    明初对外经济活动基本限制在朝贡体系之内，朝贡登录和贸易地点限制在指定港口。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官方的朝贡贸易外，民间私人贸易一概禁止。
    明太祖洪武时期一再下令：“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申禁人民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洪武初仍尊前朝旧例。派员赴南海招抚各国，许其入贡，附载方物来华贸易。于泉州、明州（宁波）和广州设三个市舶司管理。洪武七年1374年以倭寇猖獗，罢三市舶司，又通知各邦减少入贡次数。不过朝贡仍然继续。1381年洪武十四年复以倭寇为由禁滨海民私通海外。但沿海居民仍私自出海贸易。禁令愈严，洪武二十三年1390、二十七年1394、三十年1397多次下诏严禁出海互市。
    明成祖登基诏书1402年重申通蕃禁令。次年八月恢复停罢近三十年的三市舶司。1404年永乐二年再禁民船下海。即使在下西洋时期仍然坚持海禁。此后，走私贸易增加，“海禁”执行不如意，但政策坚持严禁不变。
    按照朝贡册封制度，海外藩属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定期派遣使节前往中国觐见皇帝，呈献贡品。贡品“例不给价”，而是皇帝给予赏赐（称为回赐）。一般来说，赏赐物品的价值要大大高于贡物。朝贡体制是政治首要，经济次要。
    在朝贡中允许使臣附带一些货物进行贸易，称为朝贡贸易，或者叫做贡舶贸易、勘合贸易。无非是两种形式，其一是，附带货品来到中国港口后，由政府给价收买；或在主管外贸的市舶司的主持下，就地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其二是，朝贡使节抵达北京后，随行的商人可以在礼部接待外宾的会同馆附近，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些贸易都是朝贡体制的附属部分。
    以日本为例。日本与明朝维系着朝贡贸易，朝贡船队必须持有明朝礼部颁发的“勘合”（通行证），才可以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上岸，再在安远驿的嘉宾堂歇脚，一面上岸进行贸易，一面等候朝廷的入京许可。
    一旦获得许可，使节一行携带国书、贡品以及携带的货物，在明朝官员的护送下前往北京，下榻京师的会同馆。在向朝廷递交国书、贡献方物后，携带的货物可以在会同馆附近进行交易，买入非违禁货物。
    据田中健夫《倭寇与勘合贸易》的研究，从建文三年（1401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将近一个半世纪内，日本遣明使节所率领的船队，共计十八批。由于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内氏与细川氏两大集团在宁波发生“争贡”事件，使朝贡贸易出现危机，成为“后期倭寇的发端”。
    朝贡制度朝廷付出很大代价，贸易收入远不足抵消接待、赏赐的支出。而且按照明朝的奇怪政策，使团在上岸后沿途驿站住宿饮食，需由地方出钱接待。这在正常的徭役赋税之外，给老百姓增加了很多负担。例如瓦剌几乎每年遣使来京，每次高达两三千人，包括数百中亚商人。从大同入境后，地方官员必须提供食宿。朝贡时进贡马匹土特产，朝廷赐予绫罗绸缎等。接着还有几天的自由贸易。
    15世纪中期就渐渐放松朝贡的要求。东南亚的朝贡越来越少了，只有琉球还每两年来朝一次，充当中日贸易中间商。

    中国的手工业很发达，在世界上很受欢迎。丝绸、茶叶、瓷器和漆器等大量商品销往海外，而外国商人支付大量的白银和银币。流入中国的白银不少来自日本。
    明朝把海禁作为维护朝贡贸易的重要措施，禁止民间海外贸易，朝贡成为唯一合法的贸易渠道。这种状况显然与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全球化”贸易格格不入。
    从14世纪至15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的海洋贸易十分活跃。南海和东北亚海域、印度洋和阿拉伯海航海和贸易频繁。而新航路与新大陆发现以后，欧洲商人为了购买亚洲的商品，携带大量白银，也加入到传统贸易圈中。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满剌加）。1523年葡萄牙人入寇新会，被明军击败。1550年葡萄牙船第一次驶入平户港（长崎地区）
    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 “全球化”贸易兴起。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海禁”政策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
    明朝的政治架构和以前大体相似，官吏系统只管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事实上是自治。这就免不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沿海的家族从海洋贸易获利甚丰，不少百姓也是赖海而生存。而地方官府也可以得到相当大的好处。因此官府、豪强乃至百姓往往互相勾结，走私活动越演越烈。甚至地方擅自制订开禁土政策，从中抽税补充地方财政。

    海洋朝贡贸易的瓦解： 1567年隆庆开关，解除海禁。海外贸易转变为民间为主，朝贡贸易趋向瓦解。

    （65）
    *隆庆开关
    明朝把朝贡贸易作为唯一合法通商渠道，在北方和南方都造成严重的安全困境。北方朝贡藩属不多，贸易规模小，中期以后西北商路中断。对蒙古长期禁止贸易，使得蒙古不断侵入抢夺。边患无法解决。
    在沿海，暴利驱赶下走私贸易禁而不止。日本的武士勾结国内走私集团抢掠沿海。这就形成了“北虏南倭”局面。嘉靖末年基本平定倭寇，为变革创造机会。隆庆帝改变贸易政策，招抚蒙古，安定了北方边境；在南方有限度开放民间贸易，史称“隆庆开关”。
    在“隆庆开关”后3年（1570），在张居正和高拱等大员的积极推动下，鞑靼首领俺答归顺明朝，封贡互市，结束了明帝国与蒙古部落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大明帝国开国200多年，第一次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获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
    明初厉行海禁。正德四年1509暹罗船只遭风漂至广东境内，当地军官为补充军需，征收货物税准其交易。其后这一做法成为惯例，海外船只不验勘合，随到随按货物抽分（实物税）。前来贸易者很多。嘉靖年间，由于倭寇和葡萄牙人为害故又一次从严禁海，“番舶几绝”。
    明穆宗（年号隆庆）上台后，财政危机更为严重，史称“府库久墟”。有识之士提出开放海禁以收取关税之利。另外，嘉靖年间戚继光等人大力肃清倭寇，使得沿海地区相对安宁了下来，这给开放海禁提供了一个条件。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诏告群臣：“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书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 （私贩指走私商，公贩指合法商人）。明穆宗批准了该请求，开始调整贸易政策，允许民间“准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明中叶以后，走私贸易兴盛，出现许多交易点。月港地处九龙江入海口，逐渐成为繁盛的港口城市。以月港为治所设海澄县，置海防馆（后改为督饷馆）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并征税。
    所有出海的商船，必须到月港办理手续，向督饷馆登记，交纳引税以换取“船由”（船籍证书）、“商引”（也叫“文引”，出海贸易许可证），才能出海；须在此装货出港、入港验货；出海的时间有严格的限制，如果超过时间没有归国，就以“通倭”之罪惩处；到达东西二洋的船只各限制在44只以内；不准和日本进行贸易，否则就是“通倭”罪；严禁携带硝黄、铜、铁等违禁物品出海，也主要是担心流入日本。
    饷税有三种，水饷按船的大小宽窄征收，陆饷按货物数量价值征收；加增饷是专门向到吕宋的商船征收，这些船回国时不载货物而是装载大量墨西哥银元，每船征税一百五十两银。一律征收货币税，不再从货物抽分实物。逐步形成一套管理制度，可以说是近代海关与关税制度的萌芽。
    隆庆开关之后的几十年，海禁相对宽松。民间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史载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明显。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喷涌而出，“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东西洋），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 。“禁之太严，奸民势穷，必至为盗。自纳饷过洋之利开，豪狡之徒咸趋利畏法。故海澄之开禁，凡以除中国之害也。”
    但是仅仅开放了月港一处港口，而且仍有着诸多严格限制。除了月港之外，全国其他地区依然处于封闭的状态。由于依然不允许对日贸易，因而明后期东南沿海的海商-海盗集团依然十分强盛。如郑氏集团就在明末兴起，通过垄断中日之间的走私贸易而大发横财。

    （66）
    隆庆开关推动了东西方世界贸易。大航海建立起全球海洋贸易。开关前亚洲-太平洋贸易以琉球为中转，连接日本、东南亚。解除海禁后，贸易线路改为泉州-菲律宾-墨西哥，方式为出口商品换取美洲白银。
    明朝的产品诸如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世界各地欢迎。西欧诸国缺乏适销的商品能满足中国需求。明朝输入的产品主要有玻璃、枪炮（如“佛郎机炮”“红夷大炮”等)、毛织品、美洲作物等。明后期先进的枪炮基本从欧洲国家引进。总体上来说，明朝的出口量远远大于进口量。垄断世界贸易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只好以白银购买商品。
    此时西班牙殖民者已经占领了墨西哥和秘鲁等地并发现和开采大银矿，还有大储量金矿。据统计，西班牙从1502年到1660年，在美洲挖到的金银占全球金银总量的83%。
    美洲白银直接运往马尼拉进行交易。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由于物美价廉的中国丝绸冲击，西班牙本土原本很发达的丝织业迅速衰落；另一方面，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明万历十四年（1586），有人自马尼拉写信给西班牙国内说：“此处有大量白银及银货交换中国物品，此项银及银货，除一小部分残留本岛外，其余大部分，均由华人运回中国。”明万历三十年（1602），西班牙驻墨西哥殖民当局向马德里报告：“每年从阿卡普尔科运往马尼拉的白银，总共有500万比索，1597年高达1200万比索。”而这些白银基本都流入了中国。
    美洲白银经马尼拉不断地输往中国，中国商品则通过太平洋航路输往拉丁美洲和欧洲。中国商品在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上，影响举足轻重。
    据估计，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间，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 涌入中国，共计约3.53 亿两。大量白银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发展，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也为明朝中国商人积极参与东亚及太平洋贸易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遇和舞台。
    虽然月港开放限制太多，只在海外贸易之门上开了条缝，但即使是这样束手束脚的外贸，月港的开放仍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到1576年，月港的关税收入已超过万两白银；1594年从菲律宾流入的白银应当超过264000两，月港的关税收入则达到29000多两白银，以至于人们将月港看成是“天子之南库”；月港海防馆后改称为“督饷馆”，专门管理月港海外贸易和收税。福建和漳州地方政府为这笔税银曾多次争夺归属权，到1599年，明神宗食指大动，派遣宦官充当税使进入福建，月港出海商船的税银征收权也被其夺取了。
    白银也改变了国内的金融和财政。白银迅速取代了其他流通货币，成为了中国的主要货币。取代了不断贬值的纸币，1450年纸币退出流通。
    充裕的白银也为张居正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将实物税和徭役折算成白银支付创造了条件。

    明朝的货币和白银

宋元纸币。古代纸币真是不可思议

    （68）
    #葡萄牙人来华
    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开辟了联通西欧和亚洲的航道。
    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将军阿尔布柯尔克带领一支由17艘战船和1800人组成的远征军，攻占联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重镇马六甲（满剌加）。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开始毁坏。
    南洋地区的诸多大宗商品，譬如胡椒等贵重香料都是中国无法自产的物资，所以在停止下西洋后，官府依然允许一些地方商人定期南下民间贸易。马六甲的一些华商正是这种具有官方背景的官商。他们每年定期下海经商，在返回广州后还要被抽取相当于货物总价值20%的重税。除此之外，还要进贡贵重商品来孝敬地方官员。除了经营官方特许贸易外，他们也是当时少有的了解国外的眼睛。
    随后的几年里，葡萄牙人以马六甲为基地，陆续向南探索了摩鹿加群岛等香料产地，向北抵达了泰国。他们发现，泰国人和一些南洋小国属于明王朝的藩属国，可以与明朝进行合法的贸易往来；并且也由于地方官的纵容，已经可以随时到广州进行贸易。于是马六甲葡萄牙当局便派出了几个商人代表搭乘泰国人的船第一次抵达了中国，并在珠江口的屯门岛上竖立一座石碑。
    正德八年葡萄牙商人若热*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s）来到珠江口屯门。
    正德十二年七月葡萄牙船队护送欧洲第一位驻华大使安德拉德来到珠江口屯门岛。这位不幸的大使没有得到皇帝的接见，反而被扣押并死于广州狱中。
    正德十六年明朝驱逐屯门岛葡萄牙船队，即屯门海战。
    朝廷随即加强海禁，严禁非朝贡的民间贸易。“番舶几绝”。葡萄牙人便在福建浙江沿海和中国走私商合作并被视为倭寇。走私商人盘踞沿海岛屿。嘉靖二十六年文官朱纨主政浙闽，收复双屿月港等走私据点。
    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船长苏萨通过贿赂获准“通市”。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澳门本来就是外贸港口，民间船只在此验货抽盘。葡萄牙人在此聚居，官府未予驱除。万历元年1573年广东官府在澳门北设关建闸。万历十年两广总督陈瑞允许葡萄牙人租澳门，地租每年五百两银。后增加了，在明末一度增至每年十万两。

    （67）
    隆庆开关实际上只是一口通商，但是对中国的影响依然巨大。当时，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等国已经将世界连城了一个整体，垄断着世界的贸易。隆庆开关后，使得中国也开始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月港开放后，明朝的大小商人争相购买和建造大船，将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特产卖向东西二洋。西班牙为了和中国进行贸易，在吕宋岛马尼拉建立了大宗货物交易场所。
    资本主义的真正发生和发展，是随着世界市场的拓展和世界贸易的扩大而发生和发展的，中国也不可能例外。明代的开海贸易，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此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成长最活跃的、最典型的行业，如棉纺织业、丝织业、茶叶种植与加工业、制糖业、造船与航运业等，往往是与对外贸易或沿海贸易密切相关的经济部门。
    对外进行贸易必然会推动沿海地区工商业的繁荣。明朝后期，由于朝贡贸易衰落，官府手工业走向了衰落，相反，民营手工业却走向了兴盛。在许多的城市，纺织业空前繁荣，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工商业繁荣的影响，经济作物得到了广泛的种植，棉花、甘蔗、烟草、茶叶的种植面积在不断的扩大。不过，隆庆开关的深度和广度十分有限，对商业的推动作用也不应该有过高的估计。商业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和白银货币化、商品市场扩大和走私贸易有关系。
    隆庆开放后进出口税制逐步完备。随着西方势力的东渐和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明朝海关从无税到有税，从实物税到货币税，不仅反映了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化，而且反映了典型的封建性海关向近代海关的过渡。

    (67-2)
    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隆庆开关有助于消除倭患。从此“倭渐不为患”。
    隆庆开关还对火器大规模装备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来购买先进火器，例如西洋火绳枪、红衣大炮等。先进火器引入中土，一定程度提升了明军的战斗力，在后来的对内对外战争中产生了影响。
    赫赫有名的红夷大炮（清代统治者忌讳“蛮夷”二字，所以改称为“红衣大炮”）便是明政府向葡萄牙人购买的。红夷大炮是16世纪初欧洲为战舰设计的舰载加农炮，在明代后期传入了中国。所谓“红夷”，指的是有“红毛”之称的荷兰与葡萄牙。据考证，第一批大规模的红夷大炮输入，是从英国在中国海域沉没军舰里打捞的舰炮，根据与当时欧洲火炮标准的对比，红夷大炮原型是英国的舰载6磅、12磅、18磅前装滑膛加农炮。明朝急需大量的火炮，因此与窃据澳门的葡萄牙人进行了长期的火炮交易，澳门有当时远东最好的炮厂“卜加劳铸炮厂”，与明朝交易的火炮就有部分来自这个炮厂，一部分来自其他渠道购买。
    除了白银之外，西班牙等国从美洲带来的高产作物，如玉米、甘薯等也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人口的巅峰基本维持在6000万左右。由于玉米、甘薯等作物的引进，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提高了中国的粮食产量，为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创造了一个条件。清朝时期，这些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了推广，大大增加了中国的人口容量。清朝初期，全国人口不到5000万，然而到1840年已经达到了4亿。
    隆庆开关之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交流就多了起来。此时西方在科技和文化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出现“西学东渐”。

    （69）
    海上走私贸易
    正统以后，海上走私贸易日趋兴盛。到嘉靖年间，漳闽之人民船络绎海上。倭寇中漳泉人几近其半。沿海大姓大多参与走私。隆庆开关后民间贸易发展更快。开海后每年限定船只，初为八十八艘，后增至一百三十七艘，但为限定目的地，有引票可自由去东西洋。实际上去西洋的不很多，即使领西洋引票的往往也是去东洋。每年去马尼拉的中国商船从四五十艘增加到一百余艘。
    海外来的走私船也很多。朱纨破双屿岛时，走私船竟多达一千多艘。除了少数正规贸易外，大多走私，还时常抢劫中国商船。这样中国海洋贸易逐渐被葡萄牙以及西班牙、荷兰人垄断。
    中国输出商品有丝绸、生丝、瓷器、铜器、铁器、食品、各种日用品和牲畜等。尤以生丝和丝织品、瓷器最受欢迎。外国商人从中获得暴利。
    输入的以土特产和香料为主。如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犀角、沉香等香料和奢侈品、各种土产和药物。明后期白银流入数量也很大。

    （70）
    #白银和世界三角贸易
    说明：本段和下面明末财政危机的段落采用了卢克文《魏忠贤与全球贸易》的材料。多谢卢先生。
    正文：
    中国古代货币主要是铜币，但铜币容易仿制渗假。宋元明均使用纸币，而纸币极不可靠引发惊人的通货膨胀。金银币是理想的货币，可惜中国少金缺银，货币困难长期无法解决，流行实物经济，甚至官员和士卒的饷银也要发实物。朝贡制度就是一种易货贸易。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商品货币化。大势不可挡。哥伦布去美洲的1492年，是明弘治五年，实行了叶洪变法。卖盐是暴利，在变法前，朝廷要求想卖盐的商人把粮运到边塞，就给他们一个卖盐许可证，叫“盐引”。商人们往往就在边疆花钱雇人种地，种了地直接交粮给驻军。弘治五年开始，朝廷要求商人们连粮食也不用交了，直接上缴白银。新法施行后，太仓银激增至百万两，民间社会对白银的需求大大提高。
    16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西班牙意外地在今天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瓜纳华托、圣路易斯波多西和玻利维亚的波多西发现了白银矿，但那时的精炼还不行，产银量一直受限。
    1550年以后，汞齐化精炼法在西班牙南美殖民地传开，白银产量直线上升，根据克罗斯的《南美银块生产和出口，1550-1750》里的记载，光是波多西的银产量，就从1556-1560年的58686公斤，上升到1586-1690年的202453公斤。
    那时的欧洲对产自中国的丝绸、青花瓷、茶叶有着狂热的需求。据阿雷兹的《葡萄牙和陶瓷》记载，16世纪80年代，里斯本的一条街上就有六家专卖中国瓷器的商店，里斯本的旧圣多斯宫瓷器室至今装饰着200件明代后期的中国青花瓷砖。
    这条贸易线的结果，是全世界都拿白银找中国买东西，中国的产品卖得全世界都是，1614年，阿姆斯特丹一般人家都把中国青花瓷当作日常使用，每年还要找中国进口3.5万公斤生丝，日本每年也要从中国进口28万公斤生丝，京都街头有大量的中国丝棉织品和瓷器。
    中国产品在全世界打得其他国家毫无还手之力，冲垮了许多国家的工业，1594年，秘鲁总督写信给马德里政府，说“中国来的商品比欧洲来的品质优良，价格也要低廉一些，利马的居民都身着最精美和昂贵的丝绸衣服，利马人叫这种衣服叫中国波布拉娜（China Poblana）。”（博拉：《早期殖民地贸易》第122页）

    （70-1）
    当时南美白银流入中国分成三条贸易线，第一条从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再从马尼拉到中国，因为这条贸易线的存在，1588年有一万名中国人到马尼拉定居，1603年发展到三万人，最早一批往东南亚跑的华人来源于此。
    第二条线叫宝藏舰队，从南美将金银运回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先偿还西班牙的政府债务和支付国家支出，再从葡萄牙流向印度、东南亚、中国，16世纪30年代，每年有4万到6万件中国瓷器运到里斯本，到40年代，里斯本的有钱人都穿着中国丝绸衣服、喝着中国的茶叶、吃饭时用葡萄牙花纹专门订购的明朝瓷器，只有这样生活的人才算打入了上流社会。
    第三条线同样是把白银运回西班牙，不过部分到达塞维利亚的白银会转运到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再由东印度公司运到亚洲，用以购买中国的货物。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一次性订购了10万多件中国瓷器。
    总之，美洲白银的最终归宿，基本都是大明王朝。
    那时流入中国的白银除了美洲，还有日本的银子，16世纪时欧洲人的冶炼和精炼技术传到日本，刚好日本在西部发现大量银矿，那年头中国不跟日本直接交易，葡萄牙人、荷兰人就主动做了中间商，两头赚差价，据日本学者小叶田淳统计，葡萄牙人荷兰人那年头手头每年大概经手15-18.75万公斤的白银。
    明朝确立了白银为主要货币后，更加剧了后面整个国家的走向，并影响到了国内国外的华人，
    一是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苏州、松江、嘉兴、南京、湖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丝绸业中心苏州有50万人口，英国的文献里夸苏州是“全世界最大、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因为卖丝绸更赚钱，江南地区大量摘种棉花和桑树（《大明王朝1566》里的改稻为桑），江南的粮食都要依赖湖北、安徽、江西等地，后面白银的流动消失后，丝绸卖不出去，1640年至1642年，谷物上涨几倍，失去生计、身处江南的湖州30%的人口居然死于饥荒和疾病。（沈氏：《奇荒纪事》）
    另一个是依赖着这条白银贸易线，大量中国人移居到了东南亚，以马尼拉为主，明亡前几年，西班牙过来的商船越来越少，1639年马尼拉经济衰败，西班牙殖民政府要提高税收，跟当地中国人发生了冲突，从1639年11月到1640年3月，装备精良的西班牙人在菲律宾杀死了2万中国人，当时明亡近在眼前，天下大乱，这事也不了了之。
    依赖这条贸易线的华人，在经济良好时，可以过上好日子，经济一萎缩，就会惨遭屠杀，这也是近代东南亚华人，每隔几十年就遭到屠杀的规律之一。
    西班牙后来跟全世界开火，没有钱再去买中国的商品，加上海盗的骚扰，从南美转马尼拉到中国的白银线就此衰败，日本在战国统一后也闭关锁国，不再对外贸易，两大白银输出国几乎在同时突然不向中国供给白银。
    而大明早已将白银当作统一货币，却没有货币控制权。白银短缺成为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72）
    [ 倭寇和明朝军事]
    *
    #倭寇梗概
    #早期倭寇
    #嘉靖倭乱
    #汪直
    #明朝军制和战五渣
    #戚继光军事变革
    【正文】
    #倭寇起源
    日本土地狭小，居民比较熟悉海洋。（正因如此，德川时锁国就更难理解了。）中古后期13世纪到16世纪左右随着世界性海洋活动的繁荣，日本人的海外活动也变得很活跃。他们组成大大小小的海商-海盗集团，除走私贸易外还沿海劫掠，被称为倭寇。
    13世纪末，日本施行海禁政策。但日本商人锐意搜求中国货物，违禁前往元朝的浙江、福建一带经商。元政府则通过庆元（今宁波）、泉州市舶司收税来接待日本商人。这些商人多是流劫日本西部沿海的武装商人。他们“尝驾小舟流劫土佐、丰后海洋间，隐泊野岛，窥视商船劫掠之”，并“勾引本夷为犯中国”。日本商人在中国“不满所欲，卒蟠劫而去”。故“终元之世，使竟不至，寇盗边睡。”
    当时日本的手工业已经脱离农业以独立发展，但尚不发达。日本的许多生活必需品如丝、布、锅、针及药材等都靠中国供给。当中国货物缺乏时，价格大涨。如丝每百斤值银五、六两，而在日本其价格是在中国的十倍。日本人纷纷去中国贸易。商人兼海盗的倭寇挂着八幅大菩萨的旗帜到处劫掠。
    倭寇初时仅为九州沿海一带的名主、庄官等阶层及失业民众。14世纪初叶1336年起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即京都和吉野二个中心。1392年南朝向北朝投降。在战争中失败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和属下武士、商人及浪人（无归属主人的武士）到海外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
    过了没多久，明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日本进入历时百余年（1467-1573年）的战国时代。诸侯割据，互相攻战。纷纷派人前来中国沿海贸易抢夺。
    倭寇的根据地包括冲绳和台湾、壹岐、平户岛、五岛列岛，以及中国、朝鲜半岛的沿海岛屿、种子岛、海南岛等地。
    倭寇的活动范围很广，从日本沿海到南洋，重点是朝鲜半岛和中国。规模最大的有二次。14世纪至15世纪（元到明初到1420年代左右）的早期倭寇，主要侵扰朝鲜半岛与中国北方沿海，成员以日本浪人和海盗为主，包含不少朝鲜人。明中后期16世纪的后期倭寇侵扰中国南方江浙沿海，大部分是中国的海盗海商集团，日本人的数量不多。少量葡萄牙武装商人也被当做倭寇处置。

    （73）
    #侵扰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南部最早受到来自日本对马、壹岐以及九州松浦半岛地区的倭寇侵扰。据史料记载，早在高丽贞祐十年（1223年），倭寇就开始侵犯高丽金州。
    朝鲜海峡中的对马、壹岐等岛屿如同踏脚石一般，为日本与朝鲜之间的交通活动提供了便利。而居住在田土狭窄、贫瘠的岛屿上的岛民们除了渔业之外，也多以海上贸易为生。高丽时代，对马岛民从事日本到朝鲜半岛的“进奉贸易”，并在釜山附近设置了定居点。随着高丽王朝遭到蒙古人的压迫，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活动也陷于瘫痪。
    对马岛民不能自给自足，转而从事奴隶转卖等非法活动。以对马为首，壹岐、北九州松浦等地的居民组成了首批倭寇。此外，活跃于九州、濑户内海的海盗、武装商团也加入掠夺，肆无忌惮蹂躏朝鲜半岛沿岸地区。此时的朝鲜正处于高丽王朝的末期，国力凋敝，疲于应付倭寇的袭扰。
    接着，倭寇又于贞祐十二年（1225年）、贞祐十三年（1226年）连年骚扰金州和熊神。受倭寇侵掠范围，则包括庆尚道、全罗道、杨广道、西海道等沿海地区。
    倭寇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他们逐渐深入内地并开始袭扰朝鲜北部地区。据统计，从高丽至正十年（1350年）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间，高丽连年都会发生倭寇入侵事件。入侵的倭船少者50余艘，多者则达200余艘。倭寇每到一地，则庐舍尽焚。而漕船也成为倭寇掳掠的主要目标，迫使高丽王朝最后改漕运为陆运。
    高丽王朝一方面向日本派出使者要求其禁绝倭寇，另一方面加强军备对倭寇加以讨伐。出身女真的高丽将军李成桂在讨伐倭寇的战争中脱颖而，得以拥兵自重，并在后来推翻高丽王朝，开创李氏朝鲜王朝。

    （74）
    #中国前期倭患
    倭寇为患中国，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间，倭患的地区和程度亦不同。前期从元末到明洪武、永乐年间。被乱地区主要在辽东、山东及浙江等沿海地区，以小股骚扰为主要活动方式。成员以日本武士和海盗为主。后期是嘉靖前后，倭寇十分猖獗，大举进犯东南沿海地区。后期倭寇的特点与前期倭寇截然不同。主要参与者是汉族海商-海盗集团，日本人在其中只占小的比例。葡萄牙武装海商也被当作倭寇对待。肆虐的区域主要在走私贸易比较活跃的长江以南，这一点也与前期倭寇大不相同。
    倭寇侵扰中国在元末即已出现。至正十八年（1358年），倭寇开始连年侵扰中国沿海。他们沿朝鲜半岛北上直达大陆沿岸，抢夺粮食奴役居民，其中以距离朝鲜较近的山东受害最深，此外江苏、浙江、福建也不同程度地遭到袭扰。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秋，倭人寇蓬州，守将刘暹击败之。倭寇活动曾短暂停息数年。
    明初从洪武到永乐的57年间，倭患次数共为94次，年平均不到2次；永乐以后到嘉靖之前（1425～1522年）近百年间的倭患记录次数仅为17次；在嘉靖一朝的45年间，倭患次数猛增到628次，占明时期倭患次数的80%；进入隆庆后，又骤减为48次。隆庆开禁之后逐渐减少。
    明朝建立的次年（1369年）二月至六月间，即发生倭寇对山东、苏州、淮安等地大面积侵扰事件；洪武三年（1370年），倭寇侵山东沿海，接着转掠浙江明、台、温诸州，又入福建沿海郡县抢掠。为此，明太祖从洪武二年（1369年）借向日本通告元明鼎革之机，即就倭寇问题向日本展开外交交涉。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要求日本禁绝倭寇。但因日本处于分裂而效果甚微。把持中央权力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曾根据明朝的要求，出兵打击本国海盗。明朝与日本室町幕府围绕倭寇问题，开始合作。足利义满也通过这种合作，获得了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机会。足利义满还被明朝糊里糊涂地封为“日本国王”。其子足利义持成为 “征夷大将军”时中断了与明朝的合作，放任倭寇对中国的侵略活动。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面对严峻的东南海疆形势，洪武加强了沿海地区的防御。在福建沿海四郡“筑城一十六，增巡检司四十五，得卒万五千余人”；又在浙东、浙西诸郡整饬海防，“筑城五十九”，“分戍诸卫”，“使得海防大饬。”
    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军于辽东望海埚全歼来侵之倭，此后海防较为平静。
    同时，朱元璋实行海禁，颁令“片板不许下海”，严禁私人海外贸易。明成祖虽有官方的下西洋之举，但仍“禁民间海船”，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自明成祖去世后，朝贡贸易萎缩，以及海禁令逐渐废弛，违反海禁出洋的中国海商活动日趋频繁。
    朝廷为了打击私商，出台十分严密的法律条款。朱元璋将禁止出海贸易写入了《大明律》，并且实行了连坐法，鼓励民间告发。
    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统一了日本，希望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贸易获取利益。1401年建文三年，日本遣使来华。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贸易。约定十年一次，每次限二百人，船二艘，不得携带军器。日本为了多得财物，往往以朝贺、谢恩、献俘、告讣等名义遣使来朝，突破次数限制。
    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永乐朝的倭寇与元末以及洪武时期相比，规模明显增加，袭扰对象开始南移。
    永乐十七年1419年，倭寇二千余人攻掠辽东望海埚，被明军几乎全歼。日寇大惧。同年，朝鲜也派遣大军进攻倭寇巢穴的对马岛。至此，倭寇问题得以暂时缓解。
    应永三十五年（1428年）足利义持去世，足利义教成为新的“征夷大将军”，室町幕府又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政策，并在制止倭寇活动方面继续开展与明朝的政治合作。

    倭寇


    倭寇活动范围

    （75）
    #嘉靖倭患与海禁
    明嘉靖年间为中心，持续至隆庆、万历年间约四十年时间，东南倭患大起。在日本各地诸侯支持下，日本海盗与中国海商-海盗王直、徐海等勾结一起，在江浙、福建沿海攻掠乡镇城邑。朝廷多次委派官吏经营海防，因朝政腐败而难有成效。嘉靖后期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先后平定江浙、福建、广东倭寇海盗，倭患始平。
    后期倭患的起因，是 16 世纪中国商品经济中白银流通日益畅旺，中国本土白银产量较低，而日本白银的产量从 16 世纪中叶开始急剧增加。明朝厉行海禁，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中日民间围绕白银的走私贸易就兴盛起来。中国沿海走私集团也就构成倭寇的主体。倭寇的首领是徽商出身的王直，曾要求废止“海禁令”、追求贸易自由化。
    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海路为连接的世界贸易圈蓬勃发展，中国所在的东方贸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和商机。
    明朝建国后，东南沿海一带凭借着地理位置和原有的基础，农业、手工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也日益繁荣起来。正德年间，私人海外贸易得到发展。到嘉靖时期，私人海外贸易形成大规模，达到非常繁荣的程度。但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巨大的利润驱使下，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各地形成了许多私人海上贸易集团。
    嘉靖前后的时间，正是日本历时百余年（1467-1573年？）的战国时代（1467—1615年？），日本国内混乱，足利幕府衰弱，各地大名互相攻伐。政府无力约束武士和浪人。可又急切需要中国商品。勘合贸易由幕府把持，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以至派人来中国走私和抢掠。嘉靖年间出现多次日本贡船被中国政府阻回的事例，比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日本种子岛岛主所遣寿光使团，二十四年（1545年）肥后刺史遣使入贡，二十五年（1546年）丰后刺史源义鉴遣使入贡，均因违期或无表文被明政府阻回。
    他们不可能就此折返日本，一般会在舟山群岛的双屿等地与中国私商贸易。不少大名组织人手到中国沿海走私和打劫。葡萄牙商人无法与明朝正常贸易，也走私和行劫。中国沿海许多豪姓大族、海商巨贾，因为对日贸易利润特别高，也私自出海在沿海或去日本贸易，亦商亦盗。日本人、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互相勾结，被笼统地称为倭寇。

    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内氏与细川氏两大集团在宁波发生“争贡”事件。事件给明朝内部主张严厉实行海禁政策的官僚找到了一个口实：“祸起市舶”——祸根是由朝贡贸易引起的。礼部没有权衡利弊得失，便贸然关闭宁波的市舶司，停止了日本的朝贡贸易。
    官方的合法贸易渠道被堵塞，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难以得到满足，为海上走私贸易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
    根据《筹海图编》记载，当时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其中包括生丝、丝绵、棉布、绵绸、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钱币、药材等等。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如此巨大的利润（例如生丝运抵日本后，价格高达十倍），对商人的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
    明代自1368年颁布“海禁”政策，禁止民间海上贸易。史学界对于明朝海禁政策的原因，一般认为明朝政府为了防止中洋交流过多引起海防动荡，同时也体现了政府遵从儒家思想“重农轻商”的原则，对于自给自足经济的维护。
    中国商人使用贿赂等手段使得沿海官员对海外贸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了默许甚至保护的态度。许多东南沿海商人与欧洲及其他亚洲国家进行贸易。到十五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海上贸易已经十分繁荣，最高峰时，曾有近130余个中国商团同时存在。一些商团甚至有几千名成员并配备有武器。汪直领导的商团联盟拥有几百艘船只的舰队，以及十万余人的手下。
    为了方便交易和逃避监管，这些中国商团还在东南沿海离岛和日本西海岸建立了大量的贸易基地。在海禁严厉的情况下，许多海商也就成为了海盗，而明朝就一概称为“倭寇”，进行严厉的围剿。到16世纪后，倭寇在沿海地区肆虐的情况日益严重，朝廷官员对海禁存废产生严重分歧。
    东南沿海私枭船主与土豪相结合，挟制官府，大张旗鼓地进行海上走私贸易，海盗与沿海贫民也介入走私贸易队伍，与之遥相呼应。
    《明史纪事本未》记载“市舶司罢，而利权在下。奸豪外交内囧，海上无宁日矣”。这些“倭寇”除了进行了走私贸易之外，还在沿海地区烧杀抢掠，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倭寇在宁波台州“攻掠诸郡邑无算，官民廨舍焚毁至数百千区”。1550年，负责东南剿灭倭寇的朱纨受到弹劾而自杀。从此，东南一带的海防日益废弛，“倭寇”更为猖獗，“毒东南者十余年”。

    （76）
    #后期倭寇来源
    我们且看看史料：
    《明史?日本传》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
    明代《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说：“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
    明人郑晓在《皇明四夷考?吾学编》中说：“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筹海图编?叙寇源》云：“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之漳郡（即漳州）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间有之，夫岂尽为倭也。”还说：“海商初不为盗，然盗由商起，何也？许二、王直辈通番渡海，常防劫夺，募岛夷之骄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
    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徐阶向皇帝奏对时所说的话，最有说服力：“臣去岁具奏时，尚闻此贼是真倭，近来细访乃知，为首者俱是闽浙积年贩海剧贼，其中真倭不过十分之三，亦是雇募而来者。”此话记载于徐阶《再答倭情谕一》中。
    这些史料说明嘉靖大倭寇不但从人数上讲主要是中国人，而且真倭（日本人）其实是受雇于假倭（许二、王直等中国武装海商海盗）。宁波、绍兴、漳州、泉州、福州人在倭夷中占大多数。
    早期倭寇是日本海盗劫掠中国沿海地区，而晚期倭寇是中国海商武装反抗明政府的海禁政策。1980年厦门大学林仁川教授《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一文就明确指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1982年中山大学戴裔煊教授《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书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倭患与平定倭寇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侵。可见学界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弄清楚嘉靖大倭寇的真相了。
    为什么把嘉靖倭寇说成是日本海盗呢？原因不外乎有三：第一，倭寇中确有一部分真正的日本海盗和浪人，即所谓“真倭”；第二，王直等中国海商集团故意制造混乱，保护自己和家人。曾参与胡宗宪平倭的幕僚茅坤指出倭寇海船每船大概200人，首领大都是福建、浙江沿海人，也有徽州人，所谓倭寇就是留着日本式发型的人也就十几个，“由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之人。”王直等海商集团每攻略一地，必放出风声，诈称“倭寇”、“岛夷”所为，就是为了使明政府不明真相，误以为日本海盗入侵，以达到自保的目的；第三，明军将领为了冒报战功，往往虚张声势，在作战失利时，谎称倭寇进犯，夸大敌情；稍有斩获，便把一般中国海商海盗当做“真倭”上报。因为明廷规定擒斩真倭贼首一名，可连升三级获赏银150两。无怪乎当时人要说：“尝闻吾军斩首百余，其间止有一二为真贼者……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而不知实中国人也。”

    （77）
    #嘉靖倭乱
    嘉靖二年（1523年）以后，明朝借口宁波“争贡事件”，下令严禁造大船，凡是属于违禁海船的尽数毁掉，规定“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 ”，企图断绝一切海上联系和贸易往来。然而，到嘉靖二十年（1540年）后，反而出现了“禁越严而寇越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的情况。私人海外贸易规模反而更大，“倭寇”在东南沿海迅速泛滥。
    如生命力极强的藤蔓般，浙江沿海走私贸易迅速发展。双屿港聚集了日本、马来、琉球、暹罗等国海商，成为繁华的国际走私贸易中心。欧洲的自鸣钟、火器，南洋群岛的胡椒、香料，江南的丝绸、棉布、瓷器和数不清的白银于此汇聚交易。
    嘉靖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倭乱”呢？海禁政策从根本上违背了16世纪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明代中国，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工农业产品丰富，国内市场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以丝织品、瓷器、茶叶为代表的中国产品迫切需要开拓国际市场。而明政府的海禁政策阻止了民间海外贸易的正规发展，生产者和海商必然会冒着监禁甚至杀头的危险不顾一切地下海通商。万历年间福建长乐人谢杰在《虔台倭纂?倭原二》中说：“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于是滨海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谢杰的分析非常有道理，因为海禁，商人被逼为海寇，海禁越严，走私利润越大，海寇就越多，最后发展到沿海人人都是海寇，政府根本就管不过来了。
    明英宗正统以后，明朝政治日趋腐败，贪污贿赂之风盛行。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皇族、勋贵和官僚地主对财富的掠夺日益严重。军事由强盛退为衰弱，海防废弛。随着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军屯田遭到侵吞，卫所军丁被豪强势家占役。军士不堪虐待纷纷逃亡。军队缺员严重，战斗素质极差，器械损坏，粮草不济，便利了倭寇的侵略活动。海防设施失去应有的功能。卫所形同虚设，不堪一击。如明初沿海各军，每卫约五千余人。至明中叶无一足额。有的仅余一般军士，且多老弱。战船也多年失修，存者近十之一二。在海岛设以据险伺敌的水寨，均因将士惮于出海，自海岛移置海岸，原来的水寨被海寇据为巢穴。在漳、泉沿海的卫所，军粮不足，船只坏损，兵士短缺等现象极为严重。
    #争贡之役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日本岛大内氏和细川氏势力各派遣对明朝贸易使团来华贸易，两团在抵达浙江宁波后因为勘合真伪之辩而引发火并，在浙江宁波爆发了武力杀戮事件。
    大内氏派赴明商人中素以海盗为业者多，他们在代表宗设谦道的唆使指挥下，取出武器，攻击和追杀细川派代表宋素卿。宗设谦道率队伍沿灵桥门外北行经东渡门至和义门外，烧毁泊于该处的宋素卿船，追寻宋素卿至余姚江岸，又迫近绍兴城下。
    在折回宁波时，沿途杀掠，掳走明指挥袁班、百户刘思，杀死百户胡源。至宁波后，又大掠市区，夺船逃向大洋，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捏率军追赶，不幸战死。史称宁波之乱，也称争贡之役、明州之乱、或宗设之乱。
    这一事件直接导致明朝政府宣布中断一切贸易，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朝贡贸易几乎陷入了瘫痪。日本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最后一次来贡后，新旧勘合未及时更换，此后中日间的正常贸易断绝。
    正常的贸易渠道被堵死之后，兴起的就是走私贸易。走私贸易，自古有之，在海禁政策下，民间贸易就基本以走私的方式存在。禁海断绝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渔业、手工业、造船业、贸易）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嘉靖倭乱。加强海禁，反而更加刺激了走私的兴盛。《明世宗实录》载：“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他们“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78）
    #剿倭始末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任命朱纨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总管浙闽军事镇压倭寇。此时正是日本战乱不已的“战国时代”，很多人到海外走私和抢掠。朱纨严厉打击倭寇和走私，却触犯了“闵浙大姓”等沿海官僚地主及相关农民的利益，遭到闵浙户籍官员猛烈攻击。朱纨愤而自杀。这样一来禁令松弛，走私猖獗。以至“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1552-1563年的十一年里，倭寇十分猖獗，以汪直为首的倭寇海盗集团趁机发展起来。江浙闽的许多城市和乡村受到烧杀抢掠。是时明军严重腐败，失去作战力。数量不多的倭寇登录后，一下子抢掠几十个城市，抢了就跑。官兵毫无办法。
    嘉靖三十一年，文官佥都御史王忬shu提督军务，经略闵浙。因剿寇不力受到弹劾，改任大同巡抚。嘉靖三十三年，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东南诸省军务，“便宜行事”。张经纬进士出身，是个文官。张经与副总兵俞大猷一道在王江泾打了一场漂亮仗，为“防倭以来第一功”。可是被太监诬陷迫害，世宗竟将张经逮捕处死。此年倭寇势益蔓延，深入内地，攻掠徽州、芜湖、南京等地。
    明政府先是与海盗海商头目汪直合作，剿灭了陈思盼、卢七、沈九等以劫掠为主的海上武装势力。剿除大盗陈思盼后，在官府的默许下，汪直得到了一段时间的贸易自由，可是新任巡视浙江都御使及参将俞大猷的到来，情况突变，导致“倭患”大爆发。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朝政府首次把汪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汪直由于向政府要求通商遭到拒绝，便劫掠浙东沿海。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汪直“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使“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胡宗宪巡按浙江后，又以互市为条件，对汪直进行招抚。汪直渡海受抚，但被下狱论死，汪直的死导致走私集团疯狂报复，且因缺乏约束而“倭患”蔓延。
    1564年前后，出现了戚继光、俞大猷等有名将领。他们加强纪律、严格训练，采用新的阵法和战法，局势才得以改观。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歼入寇台州之敌。浙东倭寇平定。此后，戚继光率部入闵，荡平倭寇三大巢穴。嘉靖四十二年，戚继光与俞大猷联合，攻占倭寇巢穴平海卫、收复兴化城。嘉靖四十三年，平定福建倭寇。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自 16 世纪 60 年代以后，倭寇的势力终于衰落下去。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采纳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刺激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倭寇也逐步停息。
    史书所见的最后倭寇，在天启四年（1624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此外，丰臣秀吉发布八幡船禁止令（海盗行为禁止），海盗活动在日本也受到了打击。

    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开始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基本结束的嘉靖倭乱，对东南沿海诸如浙江、江苏、福建以及广东等地造成毁灭性破坏，倭寇“破浙东、杭、嘉、湖、苏、松、常、镇、淮、扬至南通，州诸沿江郡县不下数百处，杀伤人民百余万。守土以丧地被逮，总师以失律受诛者无数”。倭寇所过之处，“村市荡为邱墟”，庐室为之一空。明政府为平息倭乱也付出了惨重代价，10年间明政府频繁换将，仅参将以下武职而战死的就达107人，“军民之死，军需之费，不可胜纪”，“天下骚动，东南髓膏竭矣”。倭乱引起了民众群体性心理恐慌，地方行政长官更是畏倭如虎，倭寇的强悍战力和精良武器也使得明军不堪一击，屡战屡败。倭寇集团的侵扰同时也给琉球使团的来华和在华活动造成严重影响。
    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万千中国“倭寇”人头落地，而连绵的动乱和镇压也极大地消耗了明王朝，亦使东南沿海富庶之区遭到严重的破坏。

    （80）
    #隆庆开禁与倭患平息
    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依然相当活跃，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都被当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当时中日贸易的重要据点。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政策的转换。
    海上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使不少沿海居民便犯禁出海，“有私下番贸易及出境与夷交通者”。出现了“比年民往往嗜利忘禁”的现象，到了明孝宗在位时期，随着白银货币化浪潮的兴起，民间商人的海外活动更是日益频繁，两广总督都御史奏称“广东沿海地方多私通番舶，络绎不绝”。
    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当局宣布实施比较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允许人民下海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既然民间海上贸易合法化，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以此为契机，东南沿海的民间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源源不断的出口到海外，换来了大量的白银。据统计，从1570年到1644年的，美洲所产的白银，差不多有一半通过各种贸易渠道进入中国。

（79）讲朱纨打击倭寇及其失败。竟然多次被删，很莫名其妙

    （81）
    #汪直
    王直，别号五峯，徽州歙县人，本姓汪，为避风险，故隐真姓汪而改姓王。据《筹海图编?擒获王直》记载，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一时恶少若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皆乐与之游。”
    嘉靖十九年（1540年），当时海禁还算松弛。王直与叶宗满等人到广东制造双桅巨舰，收购硝黄、丝、棉等违禁物品卖往日本、暹罗、西洋各国，当起了国际倒爷，进行走私贸易，牟取暴利。
    王直集团在走私贸易中，得到邑人许栋为首的海商集团的帮助，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加入该集团，担任“管库”，就是出纳。后升为“管哨”，兼理军事，成为许栋海商集团主要头目之一。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扫平了双屿港，许栋海商集团覆灭，王直拼死逃出官军重围。他搜罗许栋旧部，并在舟山金塘岛西北的烈港（沥港）建立起了基地，成为倭寇新的首领。
    开始时，在地方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王直主动配合官府，平定了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然而，官府却背信弃义——1553年闰三月的一个深夜，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王直败走日本。双屿港和沥港的相继覆灭，让浙江的海上贸易遭受重创。
    王直逃往日本萨摩的松浦津，以五岛列岛为根据地。还在平户建造了第宅，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自称“五峰船主”,又称“净海王”、“徽王”.他不时前往浙江、福建沿海，进行大规模的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明朝则悬赏白银万两和伯爵封号以换取王直的首级。
    此后数年，王直居留于日本平户，他带来了中外商船，使平户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港，深受当地领主欢迎。史料描写烘托出了王直的赫赫威仪——“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其建造的巨舰可容纳两千人，甲板上可以驰马往来，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这就是一个海上帝王般的王直。
    倭寇于 1552 年开始袭击江苏、浙江等地的沿海地区。从这以后的 10 年间，是倭寇最为猖獗的时期，仅 1555 年一年就有超过 100 次倭寇袭扰的记录。倭寇频繁出没于明朝东南沿海，杀人、纵火、抢掠，而且战斗力超强。据称当时一队仅 60 -70 人的倭寇曾侵入明朝内地达80 天，期间流窜数千里，兵锋直逼南京。
    总督胡宗宪是徽州人，王直的同乡，对徽商心理极为了解。他先将王直的老母妻儿放出监狱，优裕供养，并让其儿子写下血书，劝王直早降。又派了两位使者去日本，封官许愿，并答应通商互市。胡宗宪向王直表示：如能归降，赦前罪不问，授予官职，且宽海禁，许东夷市。王直最终决定回国投降。
    为了表示诚意，他先派义子毛海峰领军回国助官军剿贼，随后率精锐千余人，乘“异样巨舰”回到舟山岑港，大兴土木，预备开市。胡宗宪要他来接受官职，他坦然前去，没想到，一去便被扣留了。
    胡宗宪最初的确是主张招抚的。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明王朝根本无法容忍这位“海上帝王”，早先为擒斩王直，便曾开出“封伯爵赏万金授高官”的惊人厚赏。入骨的忌恨很快兴风作浪，胡为求自保，不得不改变了态度。平倭总督胡宗宪把王直斩首示众。
    在此之前，另一个大倭寇头子徐海，也被胡宗宪用反间计迫降并处死。
    诱杀王直，让朝廷在海商和海盗中信义尽失，他们由绝望、怨恨而至彻底堕落，很快“新倭复大至”。在俞大猷、戚继光等全力攻打下，毛海峰先据岑港坚守，后突围南下占据福建浯屿，进行了疯狂的报复，闽广遂成倭患的重灾区，沿海县城纷纷沦陷，天下震惊。古来杀降不祥，就在王直死后不久，胡宗宪也被反复弹劾并下狱，最终含恨自杀。
    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却是他们雇佣的日本人。
    （王直）倾货勾引倭奴，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为之部落；初，直自列表之败，而之日本也，居五岛之松浦，偕号徽王，频岁入寇，皆直之谋，其党承奉方略，辄以倭人藉口，故海上之寇概以倭子目之，而不知其为直遣也。（郑若曾《筹海图编》）
    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其人众其地不足以供，势不能不食其力于外，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推原其故，皆缘当事重臣意见各殊，更张无渐，但知执法，而不能通于法之外；但知一导利，而不知察乎利之弊，或以过激启衅，或以偏听生奸……闽广事体大约相同，观丙子（万历四年）、丁丑（万历五年）之间刘军门尧诲、庞军门尚鹏调停贩番，量令纳铜，而漳潮之间旋即晏然，则前事得失亦大略可睹也。已夫，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

    （82）
    #战五渣的军兵
    自从嘉靖皇帝登基严海禁以来，“倭寇”就没消停过。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二十八年（1549年），朱纨扫平双屿港、大战走马溪，取得了“抗倭”战争的胜利。可不出4年，“倭寇”又起，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王忬平定了烈港，再次取得了“抗倭”战争的胜利。然而王直集团乘机而起。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胡宗宪成功诱捕并处斩了王直，但其手下再次掀起入寇东南的高潮，直到1564年才算勉强平定。
    在十几年的作战中，南直隶（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百姓受害严重，生灵涂炭。同时，明朝政治腐败、窝里斗惨烈；军队堕落，战斗力之弱让人吃惊。
    明政府广征兵员，加重赋税。本地兵员不足，就从外地调来客兵。这些所谓客兵，贪残成性，大肆抢劫，遇有战事则弃甲而逃，所过之处，白天抢劫，夜间强奸妇女。故有谚语说：“宁遇倭贼，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避，遇兵不得生。”在财政方面，兵费、兵饷、兵米等等各种名堂的税费加于百姓，十倍于往昔。兵无休期，征无停日，乡间十室九空。
    嘉靖三十二年，问题进一步加剧：倭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明史》外国三?日本）
    他们少则海船两三艘，或游击，或哨探。多则巨舰数百上千艘，风帆一望无际，俨然移动的城市。登陆后，倭寇常常敢于分兵合击，以少打多。攻城略地，长驱直入。
    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四十个倭寇流窜平湖、海盐，烧杀抢掠，沿途官军“皆败绩”，战死指挥四人，把总、百户、县丞各一人。最后这帮倭寇还利用抢到的船只，扬长出海。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两千余倭寇在南沙登陆，分路洗劫苏州、松江，再抢夺民船入海，转而在海门、如皋、通州等地大肆掳掠，焚烧各地盐场，一路烧杀至扬州，杀死同知一人，千户一人。一小股倭寇还远窜青州、徐州境内，整个山东为之震动。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倭寇五十余人自山东日照一路洗劫到东安卫，再经淮安、赣榆入沭阳、桃源。至清河遇大雨受阻，这才让分兵合围的徐州、邳州驻军包围、全部歼灭。但这五十多人死前业已流窜两省，“杀戮千余人”。（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与其让倭寇抢空东南，不如用东南财富养兵。于是，“东南帑藏悉从调取，以便宜征天下兵”。乃南调湖广土兵、广东猺兵、广西狼兵、四川苗兵、福建赖兵、崇明沙兵，北调山东枪手、山西白棒手、河南毛民、田州瓦民、边塞骑兵、北平射手……乃至少林僧兵，前后累计数十万兵，如激流，如疾风，纷纷向沿海集中。
    但是，一支接一支部队都打了败仗。倭寇的气焰日趋嚣张，以至于：“逆旗所指，村邑皆墟，闾井萧条，室家荡析。”
    嘉靖三十四年这年，倭寇特别猖狂，莆田、温州、舟山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倭祸。其中，二百余倭寇入侵福建莆田及镇东卫（福建福清东南），杀死了明千户戴洪。五十余倭寇入侵浙江温州、平阳县，明指挥祁嵩平阳百户所刘欲等败死。八十余倭寇入侵浙江舟山，明参将卢镗率军抵御，指挥闵溶战死。百余倭寇犯兴化平海卫，千户邱珍等战死，又犯福清海口，泉州卫指挥佥事董乾镇战死。
    1555年正月24日，小股倭寇侵入湖州南浔镇，与当地驻防官军展开厮杀，战损比相当的惊人：“嘉兴兵与贼战，止获四贼，而丧师三千，没官十二员，贼得胜，复还柘林。 ”（《倭变事略》）
    大约数百倭寇，与数千官军厮杀，而且是一场攻防战，结果倭寇损失4人（俘虏或者斩首），官军却阵亡3000人，而战死官员将领十二人。倭寇打出了近乎1:1000的战损比，这算不算“奇迹”？
    为什么官军这么差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确很差。以南浔之战后，新增掉的山东兵为例：“有顷，统兵官至，递牌入，始知为山东兵。”
    这支增援过来的山东兵，来了之后就是烧杀抢掠：“官既入城，兵散处城外，掠奸索食，不灭于贼。”完事后让他们去嘉兴拦截倭寇，好家伙，更是菜的一批：“后遣战于嘉兴，蠢懦无比，临阵逋逃，徒麋兵费，为吾郡蠹。”。
    你说他们吃里扒外都行，所以你能指望这些官军杀倭寇吗？还不如组织当地民兵呢？当地民兵的战绩，都比这些吃皇粮的官军强。
    同年三月20日，明军在江浙一带调兵遣将，集结作战主力，准备团灭倭寇。但看兵员数量，那指定是倭寇的十倍以上。当时集结在金山的明军，大概有好几万：
    “三月十二日，广西田村瓦氏兵暨白都闸汤、卢（镗）二总戎，罗、任二兵宪，丁、乐二总戎诸兵入城，以吾盐为吉方往镇一带沿海要地，兵号二十四万，屯金山，捣贼巢。”号称24万，怎么着也得好几万吧。
    四月初八日，大军首次出击，对倭寇作战，“遇贼，击杀九贼而覆兵三百”，杀了9个倭寇，但是战死300明军，额(⊙o⊙)…，正面硬刚的战损比，是1:33，算是勉强够看，但也很差劲了。
    四月28日，明军经过多次攻防作战，把倭寇主力压制在王江泾镇，明军以优势兵力，甚至优势兵器（火器），奋力剿杀，战果如下：“斩获二千余级，献捷军门。没兵亦几千余人，是为王江泾大捷云。”
    明军斩杀倭寇2000，自身也战死数千，怎么着也得三五千吧。优势兵员、优势武器、优势地形、优势后勤的情况，打出了一比二的战损比，这个时期的明军，属实够菜鸡的。但就这已经算是大捷了，必须公开报捷宣传，其实就是一场惨胜而已。
    另外倭寇的倭刀，在肉搏的时候，属实锋利无比，明军的冷兵器，压根无法抗衡。
    五月初四日，明军下乡搜捕残余倭寇，在柘林发现一名倭寇，按说人头很轻易就可以收割了。但是让人大跌眼镜：“县遣兵剿之，一贼出哨亭外，我兵攒枪刺之，贼斫一刀，十数枪齐折，兵皆徒手而奔一处。”倭寇一刀下去，就把围殴他的明军的兵器（长枪），全部给砍断了，然后提刀追杀这些明军。这武器上，确实是有差距的。
    最后的结果，是这些明军，跟这个倭寇纠缠到晚上，倭寇才因为力尽被捉。
    六月十七日，总督胡宗宪，亲自来到嘉兴指挥作战，对于明军只知防守，不知进攻的策略很恼火：“如此防守，却无了日！”然后指挥众军出击，动用多少兵力不知道，但是结果很明朗，跟倭寇遭遇后：
    “前兵忽覆，后兵皆溺，胡公亦在溺中，仅露其发。”胡宗宪差一丢丢就要交待在这里了，得亏是被“勇士沈坤”搭救出来。
    您要问这个沈坤何许人也？大明战忽局首任局长沈惟敬的老爹是也！估计当时沈惟敬也在其中，这货后来跑到朝鲜后，还跟朝鲜君臣，吹过这件事。
    九月初四日，明军主力再次集结，可能是因为上面的流寇作案，这次还是号称二十万：“军门调主客兵，号二十万，进金山讨之。”又是进剿盘踞金山的倭寇。
    结果呢？九月十三日，明军主力正式出师，结果：“突前冲击，我师败绩，姚（指挥姚洪）死之，将官遇害二十余人，兵千余人。”战死官军上千人，战死武将二十多人。倭寇损失不详，但肯定低于明军。
    军兵战斗力低下让人难以置信，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七十二倭寇犯南京”的“军事奇迹”。
    明军的大型剿倭战绩，基本上都是被倭寇虐，牵着鼻子走。真的，不一定是倭寇多厉害，关键是明军衬托的好。您看戚继光横空出世之后，戚家军还有这样的菜鸡儿战绩吗？没有了吧。反倒是倭寇在贡献战损比。
    所以，不要怀疑，当时的明军，的确是战五渣。
    （以上所有引用，都选自明?采九德所著的《倭变事略》。）

    （83）
    #【七十二倭寇犯南京】
    “七十二倭寇犯南京”是抗倭战争中的一个典型反面事例。经过之离奇，战损比之大，可谓罕见的“军事奇迹”。不少知乎网友对此事做了深入的讨论和考据。这里的有关内容来自知乎。多谢各位网友。
    ##经过：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秋季，倭寇流窜到浙江上虞一带。当时，一小队五十至八十人的倭寇，在浙江登陆。然后掠过杭州，毁灭性洗劫了淳安古城，又连续急行军进入徽州境内，突袭歙县。再经绩溪、旌德，过泾县、南陵，烧掠芜湖南岸后又奔太平府，犯江宁镇，直逼明朝的副首都南京。他们像游行一样绕南京城示威，火烧安定门，然后由溧水走水路劫掠溧阳、宜兴。又越武进，抵无锡，驻惠山，再转进浒墅，这才被数量庞大到不成比例的明军重重包围。接着，这股倭寇又一路激战到杨林桥，全数阵亡。此战前后历时八十多天，中国军兵伤亡累计四千余人（内含御史一人，县丞一人，指挥两人，把总两人）。
    ##倭寇人数：
    七月初三日，“钱塘江有一船，渡贼六十余”，有说是七十人、七十二人，也有说法称是53人，《倭变事略》说得是六十多人。应该更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作者采九德，亲身经历了这一年的倭乱。
    这六十多倭寇登岸后，具体在哪登岸不知道，反正就是屠了侍御钱鲸一家，然后又乘船离开。绕了一圈后，又杀了个回马枪，并且开始转战东南：
    “复登岸，由腹地历徽州，直抵南京。各路官兵迎击不克，阵亡武职凡三十余员，兵以万计。转至无锡望亭官河，见粮船，趋之，复毁数只，乃奔虎丘，而杀据焉。”
    《明史》对这支倭寇的流窜路线的记载如下：“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
    这六十多个倭寇，从徽州一路杀到南京城下，诸路明军迎击失败（具体迎击没有，是个未知数），然后在到达南京城下后，一共砍死了武将30多人，斩杀明军上万人，然后又转头杀到无锡。
    这股倭寇在80余日内横行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官军几不能制。
    《筹海图编》里称这支倭寇：“滑而有谋，猛而善斗，殆贼中之精选，非常贼也！”
    在南陵，芜湖县丞陈一道父子率领百余芜湖骁健进行拦截，竟全部战死。
    《明世宗实录》还记，这股倭寇随后攻打南陵县城，四县官兵将他们团团包围，万箭齐飞，密集如雨，但“贼悉手接其矢”，让官军错愕不已，迅速崩溃。
    倭寇洗掠了南陵，纵火烧南岸，趋太平府，犯江宁镇。
    《嘉靖东岸平倭通录》记：“贼引而东犯江宁镇，守备遣指挥朱襄等，率勇士数百人出。时贼已至板桥，襄等怠缓，不知袒荡，纵酒，一遇贼。尽为所歼。群贼沿途杀人，由安德、凤台、夹岗各门外乡落，抢掠，趋秣陵关。“
    由此，这股倭寇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大明留都南京城下。
    《明史》记载：“贼逐直趋南京，其酋衣红乘马张黄盖整，众犯大安德门，我兵自城上以火铳击之，贼沿外城小安德门、夹岗等门，往来窥觇会城中，获其所，遣谍者，贼乃引众由铺岗趋祩陵关而去。”
    区区几十个倭寇，攻不下南京城是理所当然的。但倭寇的嚣张气焰，着实让人又气又怒。    时任南京翰林院孔目的何良俊在其笔记《嘉靖东岸平倭通录》里恨恨写道：“贼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于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今日尔。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之辱耶？”
    攻南京失败的倭寇遭到了官兵的疯狂追击，他们越过武进县境，一昼夜狼奔一百八十余里，窜至浒墅关。
    浒墅关方面早得到了报告，苏松巡抚曹邦辅、副使王崇古率领佥事董邦政、指挥张大纲、把总娄宇等，督率数千官兵，在陆地、太湖边排兵布阵，好整以待。
    曹邦辅激励部众说：“此贼势捋数千劲敌，我地形、兵力为彼所窥，他日大举入寇，何以支之。誓灭此而后入城！”
    战斗在吴林庙前展开。倭寇连日狼奔豕突，已是强弩之末，被官军擒斩了二十七人，余者逃横泾前马桥，躲入一间民舍中。官军围定民居，遥用火箭烧屋。倭寇狗急跳墙，舍命冲出，终在村庄外的禾田上一一被杀。
    这个军事奇迹，其实就跟流寇的区别不大，你真让他们攻城，那肯定是没有能力的。但你让他们出其不意，流窜作战，抢了就跑，甚至硬刚数倍于己的明军，那都没有问题。
    最后这股倭寇，被堵到了苏州，才被全体歼灭。也确实算个奇迹，但都是明军衬托的好。

    （84）
    ##明军为什么这样渣？这个问题得从军事体制说起。
    明朝为了防止卫所兵私自调动，有以下几条法律。
    在并非遇到造反的情况下：出兵一百人以上需要报北京批准。未经批准出兵，军官杖八十，流三千里。出兵不得超过辖区。如越境，且导致下属有伤亡，则军官杖八十，流三千里。
    这两条加在一起，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只要倭寇保持在各辖区中间的三不管流窜，没有军官敢用一百人以上部队来追杀他们。可以向隔壁借兵来造声势当啦啦队，但是借来的兵绝不敢真打。很可能远远看见情势不对就跑了。顺便带跑你的士兵。
    这时候，一支能暴揍一两百卫所兵的精锐机动部队基本上就可以横行千里。卫所兵本来就没啥训练度可言，又有老婆孩子在本地，七十倭寇打一两百毫无战意和训练的卫所兵简直就是砍瓜切菜。
    然后再谈武器，卫所兵的武器是由中央向地方铁匠征收（代替赋税），再发放到卫所兵手里的。负责武器质检的是铁匠所在地的地方官。而非军人。所以质量如何全靠良心。导致了当时的鸟铳等武器无士兵敢冒险使用。刀枪这些东西的质量也很随缘。
    戚继光为什么武力瞬间爆炸，实际上是他拥有了独立招兵权，自由出兵权，武器自制权……
    再说个僧兵反倭寇。僧兵之所以牛逼，经常被官府邀请合作不是因为武力多强。而是和尚不受出兵和越境限制。也不像其他民团受路引限制，只需要拿度牒可以落地签证。可以一路追杀小股倭寇到天涯海角。
    南京不敢出来揍倭寇，是因为……他们也不能出兵超过一百啊！

    （85）
    ##舊制京營兵十萬有奇，今大教場營見存兵止六千有奇，小教場營兵止九千一百有奇，神機營兵止二千五百有奇，巡邏遊巡營兵止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營兵止五千八百有奇… （其实江北浦口那边也有一点点军队，不过倭寇这回主要是在城南，没往北边的江浦打，所以不计算他们咯）拿出计算器摁一下：6000+9100+2500+3600+5800=27000
    营兵两万七这个数字，和“十二万”一比…是不是感觉差的远…其实这很正常，毕竟我大蓝鲸承平日久，既没有边患也不靠海，离海盗比较远，所以大家平时都过的比较甩，吃吃锅贴皮肚面喝喝鸭血粉丝汤，剩这么点儿军队已经不错咯……
    但是，即使从【十二万】缩水成两万多，和几十号人的倭寇相比，还是占了很大的人数优势啊，那怎么还打成这个屌样子？这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明朝的兵制。
    朱元璋搞的兵制，叫做卫所兵制度，世袭军户，平时种地训练，有警则出征。但是很快的，卫所兵堕落了，变成纯农民了，所以明朝就又开始搞募兵制。募兵制是自愿应征的，而且身份不世袭，平时也不用种地，光训练就可以了，所以一般来讲战斗力比卫所兵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募兵制度招募的兵，称为营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明中后期营兵也堕落了。正德年间，刘六刘七河北起义，朝廷派兵镇压，然后朱厚照被京营的弱鸡战斗力气的要死，后来他老人家强烈要求边军进京，给京营一点颜色看看，然后李东阳等一堆大臣表示反对blabla……此事且按下不表，总而言之，连北京城的营兵都这么水了，留都南京的营兵会水成什么样子？
    ———徒手寄操居什之二，老稚疲癃居什之九。也就是弱鸡中的弱鸡。——等等，十分之二加十分之九不是等于十分之十一吗？这不科学！我数学不好你不要骗我！至于南京的卫所兵，他们就是纯的不能再纯的农民，二十万也没得用哎……这也是我算南京城军队人数的时候不把卫所兵算进去的原因。因此，据说南京城有十二万军队，对此我要明确告诉你，这是绝对不可能滴！实际上两三万就差不多咯……
    嘉靖三十四年的这个倭寇小分队去了好多地方，像什么会稽、淳安、歙县、绩溪、旌德、泾县、芜湖、太平、南京、溧阳……我们来看看，他们打其他地方的时候，战绩如何——
    徽州府守隘官民兵壮五百余人，见贼悉奔溃。至旌德，典使蔡尧佐率兵千余御之，不克。贼遂叩县南门，纵大屠掠。过泾县，知县丘时庸引兵追击，于埤塘败绩，贼乃趋南陵，县丞莫逞以三百人守分界山，见贼悉奔窜，贼遂入县城，纵大焚居民房屋。
    南陵倭流劫至芜湖，纵火烧南岸，突渡北岸入市。各商民义勇登屋，以瓦石灰礶击之，贼多伤者，遂奔去。各商兵下屋生縳二倭，斩首十级。贼趋太平府，是时，操江都御史褒善驻太平，遗千户曾尸□及等督乡兵义勇杀虎手等兵，御之于马厂，大败。
    江宁（江宁就是南京郊区了）镇指挥朱襄、蒋升率众迎拒，不能御。襄战死，升被创，堕马官兵死者三百余人。
    我们能看得出来，在倭寇进犯的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碰到多少正规军，在打到南京之前，碰到的全是民兵、义勇兵之类的军队，而且，主持抗倭的官吏，基本上都是文职，可以说毫无经验，那么大家打成这个样子，倒也不难理解。而且溃兵就跟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
    然后倭寇就跑到南京了，这回终于有正规军了，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南京营兵的销魂状况，所以南京的正规军还是表现的跟国足一样，死了两个把总（即上文提到的朱襄、蒋升），几百明军被砍的稀里哗啦。然后南京全城懵逼，人心惶惶，“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最后倭寇还是没进城，可喜可贺。
    不得不说，这个倭寇小分队的战斗力确实比较吊，明实录里写了一个细节，说明军用弓箭迎击倭寇的时候，“贼悉手接其矢，诸军相顾愕贻，遂俱溃”，我的妈，徒手接飞行道具啊，恍如开挂……后来倭寇打南京的时候，又展现了一下刀法，“持刃大呼而前，其便旋如風”，确实比较厉害。当然，后来这些倭寇还是被剿灭了，看来他们终究不是超人。
    好了，小小总结一下，为什么倭寇能搞这么大的新闻？其一，倭寇这次所到之处，无论是安徽还是我大徽京，都是以前没怎么遭过倭寇的地方，不像浙江福建那边身经百战见得多，所以大家对于倭寇都没防备也没应对经验，一下子措手不及。其二，倭寇是流动作战，且战斗力确实比较强，当地临时招募的民壮是挡不住的，况且人家砍一波就跑，hit and run,run and hit，你追也追不动；其三，南方守备废弛的令人发指，军队里头老弱病残孕满天飞，南京城的军队全是弱鸡…… 所以，我们徽京就这么悲剧了……
    其次，这股倭寇也不是真的“如入无人之境”，否则一直在浙江沿海抢劫就好了，还方便撤退，为什么要翻山越岭进入徽南呢？实际上他们最初登陆时是“百余人”，后来减员三分之一，“以浙兵逼急”，才选择突入南直隶境内摆脱追兵的。浙江沿海地区的兵备在嘉靖三十二年开始的大倭寇之后已经有所振作，而徽南、南京则是未经兵火，因此两地地方军民的抵抗水平差距很大。最后剿灭这支倭寇，还有崇明岛沙洲居民组成的“沙兵”的功劳。
    再次，这股倭寇的战斗力的确是比较强大的，除了那个手接飞箭的细节（说明弓箭手太弱了）外，还有两个可以提提。他们初登陆被围后，可以“潜缚木筏，由东河夜渡，溃围而出”，能够进行夜间行动的古代部队是不可小视的。另一处是从宜兴“一昼夜奔一百八十余里”到无锡惠山，次日与明军交战，夜间又奔往相城望亭，表现出极强的行军能力。倭寇的核心是日本浪人武士，这支倭寇中应该有相当比例的浪人。
    最后再说下伤亡人数是否是虚报的问题，事实上明军并不流行多报损失。明军在北边被入犯蒙古军打得很狼狈的时候也有，一样是连战连败，但所报损失并不多。那么为啥抗倭初期伤亡就这么多呢？我看还是这些南方的兵勇实在没打过仗，边关的兵好歹知道怎么逃跑。不要高估缺乏训练的人在面对屠杀时的逃跑能力。
    说起来，部下的伤亡正是处罚主官的罪名之一，此战之后武官有新安卫指挥焦桐等四十六人被究责，文官方面，免职者有旌德知县岑恕、南陵县丞郭惟翰、太平知事郭樟等三人，战败无功的芜湖知县潘铨等人因“提兵损失”，也被降级留任。可以说明朝官员在不打胜仗的前提下，并没有多报损失的动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损了皇上面子的后果，可能比贪朝廷的一点儿钱粮还可怕呢。
    【链接完】

    倭寇犯南京的记录：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甲戌）溧水倭流劫漂阳趋宜兴至＜⿱巳山＞亭，闻官兵自大湖出，取道官路桥黄土越武进县境抵无锡慧山寺，一昼夜奔一百八十余里。我兵追及急击之，贼疲走望亭，次日至浒墅关。都御史曹邦辅督各官兵围之。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辛卯）苏松巡抚曹邦轴檄佥事董邦政把总娄宇以沙兵击浒墅关倭寇纤之。初贼自宜兴奔苏州会柘林，贼为风飘旋者三百余进据陶宅港，邦辅虑一贼合且为大患，乃亲督副使王崇古会集各部兵扼其东路四面蹙之。贼逃至五龙桥复至梅湾山，我兵随地与竞颇有斩获，太仓卫指挥张大纲被杀，兵卒伤亡亦众。时邦政宇督沙兵守陶宅，邦辅计陶宅贼据险且众未可进兵，乃召邦政宇以沙兵助，巢一战斩首十九级，贼以惧，奔吴舍欲潜走太湖。我兵觉之追及于杨林桥尽殪其众。此贼自绍兴高埠奔窜，不过六七十人，流劫杭严徽宁太平至犯留都，经行数千里，杀戮及战伤无虑四五千人，凡杀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入二县，历八十余日始灭。

    《荡寇风云》截图

    （86）
    *戚继光军事变革
    凯歌 [明]戚继光
    万众一心兮，群山可撼。
    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
    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
    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
    号令明兮，赏罚信。
    赴水火兮，敢迟留！
    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
    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
    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春，倭寇万余、战船数百艘，先后在台州东北的象山、奉化、宁海等地登陆，企图诱明军出台州（今属浙江），而后乘虚而入。《百度百科?台州大捷字段内容》
    戚继光得知新河情况危急，遂令唐尧臣率军赴新河抗击。自率师在宁海歼灭入侵倭寇之后亦迅速回师增援新河。行至宁海西南的梁王，得悉新河告捷，唯桃渚一路倭寇正向台州府城进逼，遂督军火速回府。明军进至花街，遇倭寇大队人马，戚继光指挥将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倭寇5500多人，戚家军死亡20人。然后，挥师北进，歼灭入侵健跳的倭寇。乘胜又在藤岭、长沙等地击败倭寇。4月26日到5月25日，前后历时一个月，十三战十三捷，史称“台州大捷”。《百度百科?台州大捷字段内容》
    戚继光为何怎么能打？原因是他实行了军事变革。主要是二条：募兵和阵法。他不用卫所兵，而是自行招募矿工、农民等入伍，严加训练。根据抗倭实际需要，创立“鸳鸯阵”。
    戚继光出身也是挺穷的，但总算祖上还留了点余光，那会的将军儿子，可以通过考试，然后给你一个比祖上小一点的军官干起，戚继光就沾了这个光，上来就给了一个登州卫指挥佥事，2年后倭寇就来了。
    1555年戚继光被调到浙江，他当时也发现了军队战斗力的问题，前几次战役也吃了大亏。而且整个后勤保障，武器装备十分落后，说野战部队跟你看电视剧里面的皇家禁卫军完全不同，禁卫军都是铠甲精美，但野战部队的铠甲跟纸片一样，就是在小棉袄上面稀稀拉拉加几个小铁片。根本就抗不了刀剑，至于明刀，也不是电视剧里面绣春刀那么精美，根本就是一个铁片。跟日本武士的日本刀比起来根本不堪一击，很多都是一接触就被砍断。日本武士视刀如命，一个家族甚至供养一把刀，这样的武器差距完全没办法战斗。
    有功者赏，后退者罚。赏罚分明。军法的精神在于“集体负责”，即所谓“连坐法”，一队和一哨的官兵要互相保证在作战中勇往直前，不得退却。一人退却则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
    戚继光最成名的不是他铁一般的军纪，而是兵员配置和阵法——鸳鸯阵。
    戚继光的部队按照队、旗、司、局、营编制。十二人为一队，设队长一名，战兵十名，伙夫一名。初期每队狼筅手两名、牌刀手两名，长枪手四名，镗钯手两名。其中牌刀手配标枪、长枪手配弓箭，镗钯手配火箭。后来随着军队经费日益充足，减少了两名长枪手，改为两名火枪手，配火绳枪和长倭刀（日本野太刀，刃长五尺，柄长两尺）。
    这种队列俗称“鸳鸯阵”，11个人为一队，前面两个人一个拿着长盾牌，一个拿着短盾牌，负责防御，后面是队长专门负责指挥，两边是两个狼铣兵，说白了就是长3米的带刺的枯树叉子，后面四个长枪手，后面还有两个人拿着粪叉子，在后面警戒，防止敌人迂回。这个阵型很奇葩，完全利用了多种工具的优点，回避缺点，特别适用于对付倭寇。倭寇都是双手持刀而且刀法精湛，所以拼刀拼枪，明军都不行，所以我就给你一个树杈子，你的刀才一米长，我的树杈子3米长，你且砍不到我呢，而且上面到处都是刺，很容易就把你的衣服挂上了，你行动稍一迟缓，后面的长枪兵上去就给你来个窟窿。即使你近身了也没用，盾牌手挡你的刀挡几下还是没有问题的，长枪手随后还是能够找机会扎死你。这套阵法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你离远了砍不到我，离近了也不会马上砍到我，但我先用树杈子把你挂住，防止你跑了，然后拿长矛就能戳死你了。据说后面那两个拿粪叉子的还经常能放出一两个绑着炮仗的箭，扔到敌军里面爆炸。
    戚继光自打练成了鸳鸯阵，基本上场场都是完胜，经常就是伤一两个，歼敌数千。每次打仗都跟游戏一样简单。
    跟戚继光同时的名将俞大猷就没有戚继光明智，他就提议说对付倭寇你得在海上歼灭，那么怎办呢，你得给我配战船火枪，最后就是压根没人理他，俞大猷还纳闷呢，我这么好的建议怎么就没人识货呢，说白了就是太贵，谁给你出钱？还是戚继光的办法好，小米加步枪，不怎么花钱，自己掰根树杈子就能杀敌无数。况且那时候的火枪也不怎么样，那时候还叫火铳，质量不过关，稳定性也差，很容易炸膛，而且也没比弓箭射程远多少。还不能瞄准，只能是一起发射，打一个横截面，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士兵也不爱用。
    1563年戚继光由于战功卓著，被任命为福建总兵，基本上武将里面他算是干到头了。而他一直在南方打仗，由于地形限制，基本上也很难有北方那种几万人的大冲锋，所以鸳鸯阵最为合适，都是小股力量各自为战。没有永远正确的兵法只有最适合的兵法，显然这个时候鸳鸯阵就是最适合的。
    戚继光的兵法习自俞大猷，俞大猷的部队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编制，但俞大猷更依靠车兵、骑兵和大炮，纯步兵相对较少。
    总的来说，明军编制和装备大都看主将的领军思想，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成例，古代中国军队大都如此，并不像现在的军队有着严格的建制。相对而言，蒙古的百、千、万户制度和满清的八旗制度相对明军还更健全一些，因为整个动员体系和管理体系都要严密地多。明军组织正规严密的卫所军却久不习战，毫无战斗力。倚仗为主力的募兵都是一个主将带自己的亲兵压阵，然后招一帮人马当炮灰，也毫无组织纪律性可言。所以后期明军的军纪败坏、战斗力下降毫不奇怪。几支组织严密的部队也不外乎蓟辽精骑、关宁铁骑、宣大劲旅、郑家水师，都是各自的主帅依自身的想法编制的。李定国等人的南明军因为留下的文献太少，无从了解，估计也是私兵编成法。

    （87）
    #戚继光的才能得到上司的赏识。这个人叫做谭纶，这个人文武兼修，很有军事天赋。戚继光的总兵就是他给争取来的。1567年谭纶升官到蓟辽总督，戚继光也被调来了，而他们很幸运，在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人物支持，这个人就是张居正。
    戚继光从一个南方将领变成了北方将领。此时他的任务是去对抗蒙古，他的鸳鸯阵就不行了。所以戚继光要在北方搞军备改革，还是从练兵做起，他把自己的江浙戚家军调到了北方，并扩充到2万人，张居正对于戚继光，特别的喜爱，说他练兵的过程中可以不受监管考核。
    戚继光在北方的练兵跟南方截然不同，他买军马并且大量制造火器和战车，特别是战车，成了戚继光北方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戚继光把民间的大车改造成了战车，平常能拉着走，打仗的时候打开就跟屏风一样，步兵在后面犹如一个小堡垒。这个战车上还装备了弗朗基，是一种轻炮。一旦打起来瞬间提供火力支持。而鸳鸯阵还在，但主要以战车为依仗，不脱离战车独自作战。拿盾牌那两位主要的任务不再是防御，而是砍断马腿，而长枪手就把落马的敌军戳死。狼铣也变成了铁器，以应对战马的冲击。戚继光的军队，相当于一个混成旅，骑兵3000，步兵4000，重型战车好比坦克128辆，轻型战车216辆，先是用炮轰，然后拿火枪打，接着拿刀砍马腿，最后才是骑兵追击。有一次俺答准备入侵，结果一看戚继光的部署，于是果断回家了。随后很快，明朝和蒙古就讲和了，所以虽然戚继光打造了这样一个战术系统，但基本上就没用上。因此没有战绩。这也是挺遗憾的。
    最终戚继光督阵蓟辽时，蓟辽军编制如下：每队十二人，队长一人，配鸟铳倭刀，伙夫一人，配双尖扁担。长枪手两人，另配弓箭。刀棍手两人，配刀棍、弓箭。牌刀手两人，配藤牌、腰刀、标枪。火枪手两人，配火绳枪、倭刀。快枪手两人，只配单眼快枪，近战以快枪代棍。有的小队也用镗钯手代替刀棍手，配火箭为远程武器。三队为一旗，设一旗总，管三十斤虎蹲炮一位。三旗为一司，设一百总，百总有侍从数人，管百斤灭虏炮一位。三司为一局，设把总，三局为一营，设千总。每营配三门神威无敌大将军（500斤重型佛狼机炮）。作战时也有将火枪手单独编组的。戚继光的3000亲兵就全部是骑马的火枪手，作为一股战略打击力量。隆庆年间对抗兀良哈蒙古的进攻就主要靠这三千骑马火枪手出塞抄其金帐活捉蒙古酋长。

    戚继光在北方15年，基本上没怎么打仗，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布置的太牛逼，实在没敌人敢惹这位爷，所以他也只能写写诗喝喝酒。张居正死了之后，戚继光也被反攻倒算。他只能申请退休，可还是被万历皇帝革了职。
    #《纪效新书》
    ##《纪效新书》是明朝军事家戚继光所著的一部兵书，初撰于嘉靖39年(1560年)，共18卷正文加一卷卷首，后戚继光晚年时又加以手校，修订为14卷。全书语言简明通俗，涵盖了兵员选拔、训练、武器、阵法、律令、行营、兵法等多个方面，是戚继光一生征战的心得之作。
    《纪效新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甚至还记载了一种制作干粮的方法。然则这部著作的出现，也正好在另一个角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的军训军令都没有固定的准则，专门研究军事技术的学校从未成立。如果部队手册、战斗纲要、编制表、后勤补给图解和军法条文等为军中必需的文字材料曾经存在，那么，它们不是没有付诸实施，就是早已不合现状，所以戚继光才会在他的书里不厌其详地作出规定和阐述。

    （88）
    【讨论】
    戚继光的军备改革是征兵和编成。秦汉以来我国的军制都是以军户制为主，募兵为辅。明朝商业发达，人员流动频繁，军户制不适合了。募兵制顺应潮流。然而募兵需要更高的军饷，要增加军费。
    战国以后军队就有多种兵种，如车、骑和步兵，有弓箭手、刀手、长枪手和盾牌兵等。不过没有像“鸳鸯阵”那么细致的分工吧。十一二个人，就有好几种分工和武器，而且包括火器。这对军队要求更高了。从指挥官到士卒都要更专业的训练，不是随便征调一批壮丁就能熟练掌握。而且对后勤要求也高了，需要对每种兵器的数量有严格的统计，并相应安排生产和分配。可是明军的后勤很混乱。军队的口粮、衣物和装备都没有统一的计算和安排，而是由指定的地方官府和农户工商户分别生产和输送到使用单位。因此就没有统一的生产安排、质量标准了。
    通过募兵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常备军，大量使用火器并不断改进，这是近代军事的大趋势。然而这种大趋势与皇权制度尤其是明朝的政治体制不相容。就是说，明朝不允许军事近代化。

    （89）
    【讨论】明朝自毁长城
    明代中国和国外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处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可是明朝的主导观念和政策措施却是十分保守顽固，妨碍了社会进步。
    军队和文官集团的矛盾古已有之，从来无法妥善解决。明朝皇帝和文官猜疑军官，不担心外敌入侵，更害怕武官造反。洪武是马上打天下，也因此极其猜忌武将。从朱元璋开始，凡是会打仗的人，不论是武将还是文官，一概是除之而后快。朱元璋大杀为他打天下的将领高官，到了皇二代建文帝手下就没有人能征善战。保卫京师的于谦和袁崇焕难逃一死。
    除了大屠杀大清洗外，朱元璋还规定重文轻武的根本国策。大约经过了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军队出征，总是派文官作参赞，后来更是让太监去监督军队。文官集团完全不承担军事责任，只是拼命地抹黑前线杀敌的将领，不断地弹劾。而皇帝照例不相信武将。往往谁打的胜仗多谁就快点完蛋。
    戚继光被革职。不过他在生前所受到的重视，仍然大大超过了其他将领。他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一样，具有再造本朝军事力量的宏图，但却屡被参劾并受到申斥，难酬壮志。另外几位高级将领，卢镗先被拘禁，后遭斥革；汤克宽被拘释放，命令他戴罪立功，最终在塞外为国捐躯。戚继光部下的将领胡守仁、王如龙、朱钰、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惟一的例外则是与他同时的刘显，虽然屡被参劾，却能岿然不动。这并不是朝廷对他特别垂青，而是他负有征剿四川“土蛮”的重任，这一战争旷日持久，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取代他的指挥权。
    官场风气极差。“道德至上”，不看实际能力和工作成绩，总是以所谓道德缺陷来攻击污蔑别人。而不擅长扯淡抹黑的军官就只能躺着中枪了。
    文官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寇。兵士抄掠百姓，该管的长官自然要受到处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却常常是军饷积欠过久。军饷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将领们代人受过。文官只要乱喷乱骂就行了。
    军队给养同样是重文轻武。不允许军人自己组织和管理后方勤务。即使是在文官管辖之下，把仓库的地点按照实际需要适当调整，也被看作违反祖训。军人退伍以后不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地位。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一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军官退伍以后所引起的问题更为严重。在别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然而中国适得其反，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中国东海沿海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中国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纪纲可谓荡然无存。明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200万。但是这种假想的逻辑并不适用于现实。
    从根本来说，防范武将造反始终是中国历史的内在挑战，重文轻武也因此是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发展的最后指向，无疑就是中华文明和中华帝国的瓦解。幸好中华文明内经济发展和地缘环境促成强大的统一趋势，很大程度对冲了重文轻武的致命侵蚀。
    在传统文明的框架下不可能妥善解决军事和政治对立的问题。近代西欧和日本是以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下的职业常备军制度来解决的。中古中国不能够发生体制性政治改革，只有外来的毁灭性打击才可以催生出新的现代文明。
    【】

    （90）
    *明朝军制
    明朝军事制度主要有卫所和募兵二种。明初是卫所制，中后期流行募兵制，但是原有的卫所好像也没有裁撤，还是兵饷照发吧（具体我也没弄清楚）
    基本的军队建制是卫所制。卫所制也就是军户制，是一种屯田养兵的制度。全国各地设置若干个“卫”，通常情况下，一卫兵员约五千六百人，统辖五个千户所，每所一千一百二十人。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百户所下辖两个总旗，总旗下为五个小旗，小旗是最基本的作战单位，约一十二人。
    卫的上级指挥机关叫“都指挥使司”，大概一个省（布政使司）内设一个指挥使司，有些省还增设“行都指挥使司”。明初按地域划分都司使司23个，所辖卫所347个，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即前后左右中五军）直辖于兵部。据估算，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共有军队人数一百八十万，其中京师（南京）驻军约二十万人。而《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官军共1214923人。

    都司或行都司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指挥佥事四人，正四品；卫镇抚二人，从五品；经历一人，从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吏目一人，从九品。仓大使、副使各一人，各司其职，逐级负责。
    一个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兵员1120人；千户所设正千户一人，正五品副千户二人，从五品所镇抚（镇抚是专管军纪的官员，百户缺员时可代百户行使职权）二人，从六品吏目一人。一个百户所下辖两个总旗，兵员112人；百户所设正六品百户一人，从六品试百户一人。总旗下辖五个小旗，兵员56人；小旗管辖10名士兵。
    在正规军的394个卫所中，有65个守御千户所是独立设置，直属都司管辖。它们一般都分布在要害地区或两卫之间无法衔接的部位。守御千户所的官兵配置与一般卫所大体相同。
    卫所分内卫和外卫，外卫的主要职责是防御外侵、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平叛、集结征伐。内卫分京营和亲军都护府，京营又分南京京营和北京京营，共设卫35个，主要负责京师的守备。天子守国门，精兵尽在京师。成祖迁都后京军分为三大营，即“五军”（大概就是基本军力吧）、“三千”（边外降丁三千人）和“神机营”。永乐平交趾得火器，立神机营操习，专用火器。
    明成祖平交阯后，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该营装备有火枪、火铳等，后期又添置火绳枪。
    明初京军总数在八十万以上。有事也是以京军为主力，抽调各地卫军为辅助。征蒙古、安南、麓川都派出庞大京军。1449年（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京军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历经变更，嘉靖恢复三大营，改三千为神枢营，募兵四万补充，以募兵代替了卫所。
    京军内有一部分是从外卫抽调的，号班军。名为集中训练、拱卫京师，实际却沦为朝廷和权贵的苦役。修建宫殿陵墓、疏浚河池，俱以班军担当。后来干脆招募劳役充任班军。
    明军的腐败非常严重。军官被太监和勋戚世家垄断。种种名目蛀空军营。占役：军士名虽在籍，领军饷，却被权贵大官指派做工。虚冒：大官的家丁假冒壮丁领饷，却不服役。舞弊：富家子弟贿赂逃避兵役；服役年限期满替换，军吏索要贿赂，贫穷军士交不起钱只得长期服役。缺乏训练：军中终日劳作，很少训练。如此种种，导致营伍衰耗，孱弱充盈。如嘉靖年间，军籍三十八万，实存仅十四万，可是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在军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崇祯末年简直无军可用：京营军籍十一万，只得一半。
    即使勉强调动出征，也是沿途雇佣游民，根本不能打仗。可是军官却与日俱增。洪武京军军官二千七百余人，到万历武职多达八万多人。兵减而粮饷不减，官增而费用日增。而且兵不能战，官亦不能战。
    明朝开国一百多年后，京军已经以畏战无能著称，朝廷官员皆知不可用。但是始终不能不敢改革。京外卫所的惨况更甚。唯有某些边军尚存若干战力。

    （91）
    亲军都护府统辖皇帝的亲兵，共设12个卫，主要负责皇宫的守卫、皇帝的护驾等项事宜。亲军都护府由皇帝直接指派的亲信大臣统辖，不受兵部领导。亲军都护府所辖的12个卫中，第一卫叫锦衣卫，下辖17个所约两万人，主要负责皇帝出行的护驾、护卫、仪仗和皇帝交办的缉捕刑狱、密侦查抄、民情访查等项事宜，是唯一能同皇帝近距离接触的亲兵。在锦衣卫中由皇帝钦典忠诚奉守，武功高强者180人为带刀侍卫，用以守护皇宫大殿，时刻不离皇帝左右，享有无尚的荣耀。
    锦衣卫同内务府的太监在工作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锦衣卫的工作性质是护驾、护卫并有规定的活动区域，而太监则专供使役和扶持，他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内宫，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太监不准出宫”的规定，不过由于皇族“嘴大”，他自己的规定往往也由他自己来打破。

    （92）
    #各卫所的军士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军士来源为200万世袭的军户，军籍由五军都督府管理，与户部的民籍分开。军户可免除部分赋税差役。有些还有按月发粮、盐。
    平时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服役。卫所主要是驻防养兵体系，军人在卫所中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需要。朝廷再补贴一部分。“临边险要，守多于屯，地僻及输粮艰者，屯多于守”。朱元璋说：“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
    按规定，边地军丁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丁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不准买卖转移，并按份上交粮。（明史记载，洪武时每军人受田50亩，以米18石为基本，其中 12石由该军自取，余粮交由军仓，实际上每个士兵只能分到20亩左右，1402年，每个士兵制定需纳余粮12石，基本很难实现，1425年改为6石，延续到明朝灭亡。）
    作战任务较重，或屯田不足者，官府支给口粮。也岁给棉布棉衣、鞋裤等。实际上军卒普遍缺衣少食甚至病无药、死无棺。不但口粮克扣，兵卒还要向军官缴纳月钱，只得做工为贩，向上司纳钱。自然也就无法训练了。
    服役军丁的家眷每月可领口粮（一石），可经层层克扣，连吃饭也不够，更不要说衣服被褥日常开支。
    #卫所的废弛
    卫所制度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后渐无法维持。屯田被地主官僚吞没，粮食收入越来越少。军费被贪污。军士还要为士兵干私活。军人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逃兵也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驰。
    而且军户常常被派到远离故乡的边疆驻守，军士的服装、武器要自备，负担很重。所以各个驻兵的卫所刚刚成立，士兵逃亡和换籍的事件即已层出不穷。时经一百多年，各卫所的土地，不少都为各军户抵押和出卖。加之长年以来，除了西北边境，绝大部分地区都承平无事，所以，一个卫所的实际兵员往往远较规定的编制为少，往往十之七八都逃跑了。在退化最严重的卫所中，竟仅为规定编制的百分之二或三。而且这些有限的士兵还常常被军官当作营造和运输的劳工，再不然就是留在家里充当仆役。
    卫所军是强制征集的，而且往往东南发往西北，西北发往东南，水土不服，军士往往逃亡。而上司往往反以之为财源，向逃亡者索贿，并吞没其月粮。
    唐朝实行类似的府兵制，唐朝风气尚武，军人的社会地位高；唐初政府把百姓户口按家产分为九等，前六等的富人，才有资格报名参军。至于军队要不要你，还得看你的武艺和身体条件。作为军人拥有一种荣誉感。唐朝最后是由于土地兼并导致府兵制的败坏。唐府兵制度，优惠非常多，比如承父田而不税役，每代只出一丁，自备军器，三年一简。而且犯罪归兵部处罚,地方无权过问，怎么看都是军事贵族、特权阶层。但是府兵制度被它所要保卫的王权破坏了，带头圈地的往往都是外戚、诸王，甚至长安太监都能买到几千里外江南的田。更别说地方大族，如此一来，权力大过国法，那府兵破产就很容易理解。
    而明朝的世袭军户制度则非常失败。延续了宋朝重文轻武的思想，军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都比较低下。这样的大环境下，在社会中强行划分出一部分人来当兵，不允许自由选择，很难相信这样的军队能够拥有高昂的斗志与雄厚的战斗力。明初，划入军户以后，可以免除很多平民需要负担的差役，对这些人而言，当兵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而且还有田可种。更何况明初，老兵大量存在，因此战斗力可以保证。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军户不仅政治上没有前途，导致社会地位低下。最后演变的结果是士兵的奴隶化，官员可以将其任意驱使其负担劳役，土地收入也很微薄，再加上政治腐败对于军队的腐蚀，导致军队战斗力非常低下。当军户的生活低于全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军队和地方的反差，使得军户不安起来，骚动起来。
    军官的腐败更促进了军卒的逃亡。军官为了发财，侵占军屯，役使士卒耕种，使卫所军粮饷供应不足；军官克剥军卒，使他们更加困苦；贪图贿赂，放纵士卒逃亡；军户逃亡不予追报。因为逃走军户月粮自然就落入军官的口袋中。因此卫所军缺额越来越严重。正统三年，逃亡军户竟达1633664人（注：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人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9页。），占在籍官军一半还多。到了嘉靖年间，有的地方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70%左右（注：据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三《广东兵防官考》所载的官军数计算，广东的廉州等7卫旗军缺额达69.8%，而海安所缺额76.9%，双鱼所缺额77.4%。）另外还有比以上更严重的洪武年间广西的军队将近120000，而到了1492年，只剩下18000人，仅为原先的15%，江西南昌左卫旗原额4735人，到1502年出城操练的只有141人，为原额的3%《孝宗实录》。
    在如此大量的逃亡率下，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老少强弱搀杂，战斗力非常低下。嘉靖年间，明卫所军队在抗倭战斗中十战九败，区区几千倭寇就能杀掉南京，可想卫所军战斗力之低下到何种程度
    镇守长城以北的蓟州军最为紧要。但在嘉靖时逃亡也占三分之一以上。留下的也是羸弱老兵。戈弓钝鲁，既不熟习个人武艺，也不懂阵法变换。
    太祖和成祖在沿海建立许多军事据点，建立海军，建造战船。可是至嘉靖，卫所荒废，壮丁散失。修船的经费也被贪污了，战船破损，数量愈来愈少。以至“军伍不振，战守无资”。倭寇登陆如入无人之境。

    （93）
    #作战部队的编成和指挥体系
    卫所主要是驻防体制。平时卫所军进行训练，而打仗时则临时从各卫所抽调人马组编军队。朝廷任命一个总兵官率领，大征讨则任命将军挂帅。打完了军士各归卫所，而将领则交还总兵印绶。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军力全属朝廷。
    明初重武臣，武官帅兵，文臣参赞。正统以后，文高武低，文臣任总督或提督军务，经画一切，武官只负领军作战。此后武将地位愈来愈低。
    各省都指挥使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可是渐渐临时委派的总兵变成常驻，又叫镇守，代替了都指挥使的地位。后来又派中央大员到战区任巡抚，兼治一方民事和军事。明末在巡抚至上还派出重臣为督师，层层叠叠，地方军事长官就权力日小，地位日低了。
    明初洪武二十五年军丁数量当在一百二十万以上，此后当为一百八十万。成祖以后约在二百八十万左右。
    明军有多种编成方法，各支军队都不一样，各时期也不一样。每支部队编组方式都跟主将的想法有关。明初朱元璋的部队是按照元朝百夫长、千夫长类似的办法编制的，所以军队有百户、千户这样的官职，但没有万户。
    一般来说，明朝卫所军十进制编制，十人为小队，百人为百人队，千人为千人队，在往上就没有了，只有某某卫的编制。按照朱元璋的规定，每个百人队中，火铳手十人，弓弩手二十人，牌刀手三十人，长枪手四十人。京军三大营编制不按此例，比如神机营就是纯火器兵。三千营为纯骑兵。边军编制也不按此例，因为边军和蒙古人交战较多，多为骑兵野战，步兵守城。具体编制方法依各镇军马数和装备水平，没有常例。如名将王越和马芳就喜欢将骑兵单独编组，而俞大猷和戚继光则惯用车兵。
    #指挥体系
    指挥体系分为三个部分：兵部、五军都督府和总督（总兵官），形成了军政、军训和军令并立的格局。
    明王朝规定：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都督府有统军之权而无出兵之令。有军事行动时，兵部奏请委派某一都督府某一都督率兵出战，而分调其他各都司、卫、所的兵丁归其指挥。军事行动结束，将帅即归回原都督府，兵丁归回原工所建制。这种体制显然是为了防范军权旁落，是为了对将帅们的职权有意掣时，其必然结果是，要大大削弱自己作战能力。
    兵部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结合体，掌管行政职务，包括人事任免、军官选拔、测绘测量、车马管理、兵种建设、军令下达等职能；五军都督府是掌管部队日常训练的单位，下设有都司、卫、所等军事编制。但是从军事调动来说，一般只是到“卫”这个级别，因此五个都督府和全国的大量都司，其实相当于大军区和地方军区的概念，只是负责辖区内的卫、所的日常训练管理。而卫、所受到兵部和都督府（都司）的双重管理，即军政和军训的分离制。卫所类似今天的军事基地。
    在战时，皇帝通过兵部挑选将领负责某一战略区域的作战指挥工作。如果是文臣，则授予总督或督师，可以挂着兵部尚书衔，例如著名的袁大督师；如果是武将，则授予总兵官的职务，结果明武宗竟然也给自己授予了一个总兵官，过了一把带兵打仗的瘾。然而，由于战争频繁，为了便于作战指挥，渐渐形成了常设的总督或总兵官，例如在东北方向为了对付兴起的后金，便一直设立了战时编制体系。这个制度比较类似于今天的战区制，战区指挥机关只是负责作战指挥，军事行政和军事训练归属国防部及其军种部门管理。只是由于存在长期的国防安全压力，才长久地设置战区这个战时编制。
    明朝最著名的战时编制体系应该是“京城三大营”，包括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五军营练习营阵﹐三千营练习巡哨﹐神机营练习火器。当皇帝亲征时﹐三大营环守于皇帝大营﹐一般是神机营居外﹐骑兵居中﹐步兵居内。如果按照今天的理解，三大营实际就是三大战役集群的意思。他们的基础编制仍然是卫、所，只是通过驻扎在京城附近和全国其他地方轮流调度的卫所来填充这个三大营的编制。
    五军营：步骑合成部队，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始分为中军、左军、左掖军、右掖军、右哨军，这支部队是从各个地方调上来的精锐部队，担任攻击的主力。
    神机营：步骑炮三大兵种合成部队，其中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骑兵1000人；炮兵400人（管理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共计官兵5000人。
    三千营：骑兵军团，这支骑兵部队源自北地降卒三千，人数不多，却是明军最为强悍的骑兵力量，他们在战争中主要担任突击的角色。

    （94）
    #作战时军队的补给，除了军人自带服装和兵器外，主要还靠政府调拨。军队因操练或打仗需远离辖区时，虽有口粮定额供应，但往返费用需部队自备。
    明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军队的粮饷补给，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侧面供应。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却类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出纳。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军事单位，军区和中级以上的后勤机构。
    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一个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经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任何高级单位也无法把补给点和补给线作合理的通盘改组，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于是供应不能足额的情况就时有发生。试想，由十几个单位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有个别单位由于意外的情况而不能如额缴纳；而其他单位则并不负有补足缺额的义务，即或有这样的义务，也不见得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开国一百余年以后，书面的规定早已和实际的详情格格不入。纵使有局部的调整，充其量也不过见效于暂时而终于不免捉襟见肘。
    如果查阅官方的史籍，书上都明确无误地记载了全国的补给已由中央统筹分配，而实际的执行却全赖互不相属的下级机构。即使是运往北京的漕粮，其运输的情况也十分奇特。所谓漕粮，就是从南方大多数府县中征收田赋所得的，通过大运河而运往北京的粮食。按明文规定，漕运由专业化的军士负责运送，运送的军士即称之为运军。全部运军有官兵12万人，分驾运粮船12000艘。但是这个庞大的队伍却没有一个统筹后勤的机构来做周密的安排，以使其秩序井然地运转。
    粮船直接在江南的水滨接受纳税者所缴纳的谷米，然后解缆北运。一艘粮船由一个下级军官管理，并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在所运的粮食送达北京附近的张家湾仓库以前，粮船上全体官兵的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甚至妻子儿女，都等同于保证这次运输安全的抵押品。因为除此而外，别无更好的方法可以作有效的管理。
    至于粮船的制造，也同样表现了散漫和缺乏组织的特性。这些粮船的法定使用期限为10年，过期就需要重新建造。在淮河沿岸设有“船厂”一处，是全国最大的造船场所，其产量的高峰为年产700艘以上。然而这个所谓船厂实际上由82个小型船厂拼合凑拢，各厂之间各自经理。虽有一个类似于总管理处的机构，它却无统一调度人力和物资的权能，自然也更谈不上有效的技术分工。

    （95）
    #募兵制的出现
    明朝中期以来，土地兼并严重，屯田制遭到了破坏，募兵制兴起。由于卫所军废弛，明中叶以后逐渐募民为兵。
    募兵制始于正统年间。《明史?兵志》载：“正统二年，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陕西得四千二百人。”嘉靖年间，随着倭寇频频侵犯沿海地区，而传统的卫所军不堪一战，募兵制开始普遍地推行。在浙江沿海，募兵已占近70%（注：据范莱《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二载：浙江原有（指嘉靖末隆庆初）军队39总，其中募兵27总，占69.2%。以后增加民壮数，募兵数有所下降，到隆庆四年，下降到42.5%，但募兵和召募的民壮加起来仍占到军队的80%。），成为明军中的主要成份。北方九镇的募兵没有内地以及沿海那么多，但《明史?兵志》中讲：宣府镇“弘治正德以后，官军实有者仅六万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与士兵居其半。他镇率视此”，看来也不少。
    军和兵互相平行。军指世袭军户，军籍管理。兵恰好相反，任何人都可应募，也不是世袭的，可以退伍。军有固定的军田和戍地，兵则与田地无关，也不一定长久驻守一地。募兵完全是职业部队，募兵的薪饷来源于国家财政，而不像卫所军初期那样主要来自屯田所获。募兵的饷银比卫所军丰厚，比民壮也高（注：在南方一般募兵月银9钱，而民壮只6钱。参见《纪效新书》（18卷本）卷四；《嘉靖惠州府志》卷一○；万历《漳州府志》卷七。）。募兵制的实行使明军脱离了过去那种亦兵亦农的状态，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常备军。
    募兵制与世兵制比较起来有其优点。募兵有挑选的余地，完全有条件选择青壮年。募兵的薪饷比卫所军高出一倍甚至几倍，管理得好，可使士兵安心服役，军队比较稳定。募兵没有卫所军携带的家属拖累，更适合于东征西戍，机动作战。募兵来自百姓，兵虽丰富，缺额可以随时募补，保持军队满员；不需要可以随时裁减，节省军费。总之，募兵制比世兵制更有利于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但关键在于募兵之人和领兵之人。嘉靖年间，在东南沿海谭纶和戚继光都亲自募兵，严加训练，所以都成了精兵。募兵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浙江人为主的戚家军，李如松的私人部队辽东铁骑，及袁崇焕所召募以辽东人为主的关宁铁骑。
    募兵作为自愿参军的职业军人，他没有军户那样享有免税政策等等，从军就是为了军饷。为了维持生计，而且为了对优秀的青壮年有足够的吸引力，募兵的粮饷较卫所军高出一倍左右（注：嘉靖年间，戚继光在南方的募兵是 1 日3分银，月为9钱，而隆庆，万历时戚继光在北方募的南兵月饷1.5两。当时军卒月饷谷1石，约值0.5两。）自土木之变后至嘉靖前期，募兵费用大增。以九边为例：成化八年，募西北义勇“人给银3两，布2匹，月米1石”，折银约5两。弘治年间募兵，“人给银5两。”银五5可折米7石至10石，比正统初募兵给布2匹高出数倍。正德初，“募土人愿报效者，验其年籍，人给银3两。”嘉靖间各边募兵“人给衣装银3两。”其间仍有给银五两的。嘉靖二十九年，仅九边募兵银就高达59万两，财政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再以南方为例，嘉靖时期由于当时北方屡屡遭到蒙古俺答汗的进攻威胁，国库并没有资金，政府只能授权南方军事长官，尽可能自己解决财政问题。严格来说兵饷不是一种税制，而是为了一种特定开支而指派的收入。那么南方军事长官是怎样解决兵饷问题的呢？很多地方采用把兵饷摊入田赋的方法，也就是提高田赋税率，甚至还有对以前优免的寺院财产开始征税。
    但是最高明的增税办法就是所谓的“提编” 那么什么是“提编”呢？由于明朝有规定各州县的国民按每五年或十年一期，轮流为国家服劳役，通过使用提编的办法，地方官员征召那些按规定下一年服劳役的国民提前一年服役，也就是在当年应役，但是实际上当年本身就有一批按规定应役的国民，所以他们并不需要真正的服劳役，而是需要提供银钱，上交战争金库作为兵饷，第二年，需要的役则由本应第三年应役的国民来完成，以此类推。“提编”的意义在于，许多地方本身的丁银已经被摊到田赋之中，因此提编相当于附加税的附加税。
    但是地方经济毕竟是脆弱的，募兵的军饷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尤其是北方，地方经济薄弱，且因为连连战争以及异族的抢掠，经济更加衰弱。另外，屯田被破坏，军屯收入锐减，原来作为军屯收入补充的盐法和民运也多被破坏，明初的军饷来源渠道此时都无法发挥作用，军费开支只能依靠国家财政供给，而且在逐年上升。尽管各边军士数量没有比前期增多，但募兵的月粮和饷银比卫所军高出一倍甚至几倍，使军费支出越来越多，财政入不敷出。
    明朝中期以来，国力由盛转衰。土地兼并严重，经济开始衰退，国家财政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财政支出却不断的增加。军事开支就增加了不少的一笔。同时，明朝的官僚机构也在不断膨胀，明朝初期，全国有28000多位官员，到了明朝中期已经增加到了10万多，而明朝之前官员最多的北宋也不过34000多官员。在加上官僚的贪污腐败，嘉靖期间的大兴土木，自然使得国库更加空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嘉靖期间不断加重地方的赋税，“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各种苛捐杂税的兴起，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农民起义不断。

    （96）
    #民壮
    募兵是中央派员招募，按月发饷，随军征战。土木之变后四出募兵守京师。嘉靖倭乱，卫所崩溃，诸将领纷纷要求募兵。除了最著名的戚继光外，谭纶、俞大猷及郑晓等都募兵作战，成效显著。
    渐渐边军甚至京军也募兵充伍。而卫军只留空名，不再使用。
    除了中央的卫所军和募兵外，还有地方的民兵、民壮、义勇等；边地有土兵、苗兵、狼兵（广西土司兵）等。将帅私人又有家丁、亲兵等，需自行筹措经费。此外还有矿兵、盐丁组织的盐兵、僧徒的少林兵、伏牛兵、五台兵等僧兵。
    弘治七年，立佥民壮法，以州县为单位征兵，平时由各有司进行操练，官给行粮；遇警守卫城池，事平仍还家。正德年间，王守仁任南赣巡抚时，抽调民壮的精干者，编组成军，用来平息当地的农民起义，使这种地方部队有了正规军的职能。为了选拔兵源质量，后来佥派民壮就由雇募的民壮所代替。民壮虽然是召募的并承担着正规军的任务，但他和正规军依然有别。他是地方出钱雇募、只能守卫本地的地方部队，不能像正规军那样东征西戍远调外地。
    简言之，军是国家直接掌握的，也有财政保障。军和将帅的关系是临时的，将不统兵，兵不知将。将不能依兵自重。可是战斗力就很差了。兵是体制外的，也没有列入预算，经费通常靠将去力争甚至自筹。兵的战斗力一般是压倒军的。明末外忧内患，战乱不已，民穷财尽。将帅到处募兵，自行筹措兵饷，拥兵自重就无法避免了。
    可是到了万历末年，募兵也不行了。募兵越多，国库越发空虚。兵丁缺乏训练，滥竽充数。甚至游食无赖之徒，到军营应招，拿了安家月粮就跑了。虚报冒领、有名无人，一旦要上战场就大量逃亡。更难办的，是因缺饷等即行哗变。而清兵入关以后，南明的募兵将领抢夺地盘，自相残杀。把惨烈锅里斗进行到底。结果清兵到来，诸将大都投降，并无几个人英勇抵抗。

    （97）
    *兵饷和财政危机
    明初军费基本自给自足，以屯田收入支给大部分军费。虽然兵员多达二百七十余万，但国家补贴不多。国家财政收支还能保持平衡。
    同时通过“开中”法，诱导商人去边塞开垦，以谷物换取政府专利的“盐引”，取得买盐和卖盐的权利。卖盐是暴利，朝廷要求想卖盐的商人把粮运到边塞，就给他们一个卖盐许可证，叫“盐引”。商人们往往就在边疆花钱雇人种地，种了地直接交粮给驻军。
    弘治五年开始，变开中之制，令淮商以银代粟，商人们连粮食也不用交了，直接上缴白银。新法施行后，盐课激增至百万两，可是对边军却是一大灾难。“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家亦多徙于淮。”于是“边地为墟”，边疆屯田荒废，粮价高涨，军人挨饿。
    卫所军的各种开支，通常由驻地政府负责。如衣服由地方征集，兵器由本地铁匠打制，分别送往所负责的卫所。如此质量、款式并不规范。如遇战事，卫所军远离驻屯地，路上经费由途径地和战区官府负责，则情况更加混乱。
    而募兵的经费，并没有列入国家预算，只得临时设法，或加赋、或加税，或纳捐。大部是落到农民身上。结果是恶性循环。兵越多，农民负担越重；却不能打胜仗，土地荒芜，农民无以为生，只得造反。
    每年漕运数百万石南米北上，多由卫所负责。南军转运，北军备边。特设漕运总兵，用卫军十二万人。可是修造运船的费用经要卫所负责一部分。至令卫军卖资产甚至卖儿卖女。江南军士“多以漕运破家”，而江北军士“多以京操失业”。

    明初岁收，田赋地方留一千二百万石，河、淮以南以四百万石供京师，河、淮以北以八百万供边，一岁收入足供一岁之用。
    正统时边军经费日升，朝廷（中央）政府发给边镇守军的军饷称为年例。随着募兵制的大规模推广，年例的数额不断增多。正统六年只给一万两，弘治正德年间，各边年例银约43万两。明朝后期，边事日多，到嘉靖十八年后，为满足战争的需要，“边臣日请增兵，本兵日请给饷，自59万而增至280余万。”结果造成饷越少而兵越多，兵越增而饷越溃的局面。嘉靖中，“国家内库预备成造等项10万两或20万两，官军俸银及折粮银共66万两，宣府、大同、辽东、陕西等处年例银共40万两，遇声息紧急，奏讨。”嘉靖后期军饷为270余万两。
    隆庆元年，“户部题查得本部额派每年应入太仓钱粮、各处民运夏税秋粮、马草、地亩、花绒等项折银共116万余两，各运司盐银共130万余两，每年应发各边主、客年例该银236万余两，在京各卫衙门、各营卫所官员折俸、官军料草、布花商价等项，该银135万余两，即使常赋尽数完解尚欠银152万余两。” 隆庆四年户部尚书张守直言：国家贡赋“一岁收入仅230万两有奇，而中多积逋灾免奏留者。一岁所出，京师百万余而边饷至280余万，其额外请乞者不与焉，二年用440余万，三年则379万，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于入矣。近者迁四御使扩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积者而尽归之太仓，然自老库百万之外，止210万有奇，不足九边一年之用，国计至此人人寒心”。
    万历初年，军费总额则为300万余两，万历中期则为380余万两。嘉靖二十七年以前，“在仓粮米尚有七八年之蓄，万历时止二年余”。造成其日渐耗少的原因，边饷缺是最主要的。万历二十八年八月，工科王德完上疏略曰：“国家岁入仅400万，而出辄至450万有奇。居恒无事，已称出浮于入，年事意外之警、不时之需，皆因事旋加旧额。如宁夏用兵逋数月，约费饷银187万8千余两；朝鲜用兵首尾七年约费饷银583万2千余两；又地亩米豆援兵等饷约费饷银300余万两；平播之师未及期年约费饷银121万6千余两；连川中凑办共约200余万两。”
    此后军费仍不断增加，岁入全部用于军费，缺额尚大。崇祯时，仅三饷加派就达到1200百万两。兵饷大幅度增长造成财政入不敷出，民穷财尽。户部尚书孙应奎讲到庚戌之变前后的财政困难情形说：“今岁入200万，而诸边费600余万，一切取财法行之已尽。”明朝的灭亡，原因固然很多，但财政枯竭，经济崩溃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呜呼哀哉，世兵制则军队不堪一击，募兵制则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募兵制的本质就是为军饷吃饭的职业兵，政府财政困难必然将影响军队。嘉靖年间，明廷给宣府的年例银是181250两，因太仓银库空虚，三十六和三十七年只给9万两，而三十八年只给3万两（注：《宣府镇志》卷一六《军储考》。《皇明九边考》载：“年例银八万两。”万历《明会典》卷二八载：“国初不过五万两，??嘉靖元年始增六万，四十五年始定一十二万。”）。地方供给宣府的粮饷，不但愆期，也常拖欠六七十万（注：《宣府镇志》卷一六《军储考》引《管粮郎中褚实查处兵粮议》。），军饷严重不足。
    在南方，福建漳州卫官军月粮少派3个月，铜山等所缺支20个月，泉州高浦等所缺支10个月，当时无一卫一所不缺支者（注：朱纨：《阅视海防事》，《明经世文编》卷二○五。）。士兵穷困、逃亡，甚至鼓噪哗变，严重影响战斗力。无怪乎许论对榆林镇的情况发出感叹说：“呜乎！此镇将士怀忠畏法，死无怨言，敢勇善战，虏所素惮，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饱，伤哉，伤哉！”（注：许论：《九边图论?榆林》，清刊本。）这样的军队欲其御敌取胜，难矣。
    嘉靖北有蒙古入侵，南有倭寇肆虐，军费骤增十倍，田赋收入经过一百五十年反而比明初更少。尽管军费开支越来越大，边境频频告急，朝廷上下仍然越来越奢侈浪费。万历年经张居正整顿，国库渐渐充实。不久神宗挥霍无度，拼命搜刮，财政又面临破产。明初国库和皇家的私家钱柜（内廷）是分开设立，内廷不得提用国库。但后来内廷屡屡挪用国库银两。皇家种种开支都强逼国库负担，外廷的太仓库、光禄寺库和太仆寺库被搜刮一空。
    明朝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不得不从百姓身上下手。嘉靖三十年向“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注：《明史》卷七八《食货》二《赋役》。）。万历中期，明神宗朱翊钧实行开矿榷税，8年时间征收300万两。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反明，明廷辽饷骤增300万两，明廷赋税“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200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520十万，遂为岁额”（注：《明史》卷七八《食货》二《赋役》。）。崇祯三年，在9厘外亩又增加3厘，后又征“助饷”、“练饷”。
    根据史料的统计，即使所有赋税累加起来，也不过百姓收入的20%，正常来说百姓还是可以承受的，但事实上，百姓确实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军费负担都加在普通老百姓的头上，而那些皇亲贵戚、官豪强、地主军官等侵吞大量土地屯田，不纳税或很少纳税，再加上皇帝奢靡，挥霍无度，千方百计搜刮钱财，故而使百姓无法生活。
    所以说明朝末年的饥荒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从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所有钱粮只征原额一半，深受人民的拥护。民间流传着“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等民谣。可以看出当时农业是有减产，但并非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只要减免税收，让老百姓不纳粮，当时农民的粮食还是够吃的，但是，明政府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还加派三饷，把农民手里剩下的粮食抢走，逼得陕北农民去吃观音土和石头，致使广大农民无法负担，不得不加入到农民军起义的行列中。明王朝也随着军费增加步步走向灭亡。

    （98）
    【讨论】传统的国势困局无法打破
    13-16世纪（中国的明代）是世界文明的巨大转折。欧洲中古文明从传统农牧文明向工商业主导的近代文明过渡转变。它代表了世界文明的方向。历史的进步不是免费的，是在血与火在实现的。其他文明就成了牺牲品。我们中华文明也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自秦汉以来历时一二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之林里长期居于先进位置。到了明朝中华文明已处于停滞衰落时期，而欧洲和世界各地已发生很大变化。这样一比较，中国就从盛转弱，从先进转为落后。
    文明总会以国家的形式来表现，欧洲文明涵盖多个国家，而中华文明的政治体现就是中国。中华文明是国家型文明。国势的盛衰表现出国家的实力，军事和安全从来都是极重要的。明朝军事相对弱势，而且越来越弱鸡。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二个方向来分析。
    中国发明了火药，也发明了火器。二宋时期火器已时常使用。蒙古人从华北学会了火器，然后把它传播到阿拉伯和欧洲。欧洲火器技术持续急速地进步，和航海技术一道，成为世界技术进步的领头羊。很快，从欧洲到印度到日本，火器迅速普及。而中国相形见绌，成为欧洲火器的受害者和追随者。
    枪炮以惊人速度向全世界流传，火器和海洋成了中国数千年不曾有的新威胁。
    中华文明曾长期是东亚地区唯一先进而持久的文明，周边的社会和文化始终是很落后，也没有建立起持久稳固的国家政权。到了元明时期，东亚各地出现了稳固的民族和国家意识。和族为主体的日本逐步统一，越南民族和国家意识已经相当牢固，缅族和泰族等民族逐渐形成并建立起持久的国家体制。这些民族和国家必然地和中国产生地缘和利益冲突。
    元朝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华文明从华夏农耕地区向边疆游牧地带扩展，大中国的格局初步形成。明初太祖和成祖二代国势强盛，领土不仅覆盖农耕区而且覆盖相当大的边疆地带，大中国的格局得到巩固。
    但是好景不长，明朝国势很快就开始衰落。和以往历朝相比，外部环境和挑战出现新的特点。
    1.四面烽火。以往的威胁基本是西、北蒙古高原，次为东北渔猎-游牧族群。通常它们之间会有较长的间隔期。明朝不仅未能消除传统的北方威胁，而且西北和东北接踵而来。这可能与小冰期气候恶化有关，但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丧失了军事优势。
    西南山高谷深，历来难以管治。而在明朝兵乱不已。越南、缅甸出现稳固持久的国家政权。缅甸国势上升，元明清持续和中国开战。
    中国几乎从没有大的海战，海洋不是威胁。可是海洋和东方出现前所未有的重大危险。日本文明的发展，已踏上扩张阶段。倭寇肆虐之烈是以往海盗活动无法相比。日本刚刚实现形式上的统一，就发起侵朝战争并足以多次击败中国军队。
    闻所未闻的欧洲坚船利炮无法抵御。中国发明的火炮经过西欧改进之后，从西向东横扫世界，一下子把中国踢到落后民族之列。
    世界变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若隐若现。
    今天回头看历史，中华文明和中国命运在明朝面临几千年未有的最重大危机。唯有变革才能求生存求发展。大危机同时是大机遇，抓住机遇就可以极大地增进国家利益。
    可是我们看到，明朝的中国内部也是危机四伏。皇权制度、军事制度和政治制度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
    1.政治极其黑暗。朱元璋个性凶残古怪，非常保守。立下《皇明祖训》严禁一切变革。历史上的各种黑暗政治，如屠戮功臣、昏君奸臣、太监专权等等，在明朝极度恶化到巅峰。
    朱元璋屠杀功臣疯狂不可理喻。废除宰相，一切权力归皇帝，使得皇权制登上顶峰。为家天下恢复封建皇家子孙。
    明中后期昏君一个接一个，宦官专权，党争惨烈，远远超过以往。首创特务政治和文字狱。文官集团除了几个迂腐不堪的老顽固之外，整体腐烂。窝里斗前所未有。
    种种乱象说明，千多年的皇权集权走到顶点，既无法再进一步，也无法长久持续。皇权制就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也是中华文明衰落的重要标志。
    2.传统文明无法解决文武矛盾，有效防止武将擅权和反叛。汉唐重武，引发边将跋扈。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国势掉头向下。宋重文轻武，最终亡于蛮夷。明朝重文轻武荒唐到极点，文官乱指挥；大凡会打仗的，不论武将还是文官，都难免被朝廷砍头。虽然从没有发生武将造反，但也使得国势步步低，最终也亡于蛮夷。
    文武矛盾在传统文明内无法妥善解决。近代-现代的国家军队，在明朝也不可能实行。
    3.传统军事制度以世袭的军户制为主，辅之以募兵。明朝军户崩坏，募兵引发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也是传统文明无法克服的。
    4.外来的坚船利炮迫使中国从根本上改革军事制度。热兵器呼唤专业化职业化的国家常备军。传统的军制，从兵役到管理到指挥到不能适应火器时代的挑战。
    总之，中华文明和中国国家制度，在明代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可是内部没有力量突破桎梏进行变革。其走势指向，就是长期的停滞衰落倒退，就是不死不活以至灭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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