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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读书心得，宋史笔记[第2页] |
| 作者:能胡就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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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八月）“保州云翼军杀官吏、据城叛。” 保州就是现在的保定，宋太祖的祖陵在清苑，所以置保塞军，后升为保州，北宋时属于对辽前线。云翼军是北宋禁军中的一支骑兵，但是属于就粮禁军，也就是名义上归三衙指挥，实际上是地方指挥。庆历初，宋仁宗迫于可能出现的两面作战的压力，“增置陕西……河北云翼、有马劲勇……增内外马步凡数百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五·兵考七》）。当和契丹关系缓和，本就不宽裕的仁宗朝自然开始想怎么省钱了。 此时的保州通判是石待举，“幼奇伟，博学能文，天圣五年进士，补沂州推官，改知上饶，一邑大治”（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九》）。石待举对于怎么能够压缩军费，减少开支很是下了一番功夫，但是基于宋时文人瞧不起武人的一贯作风，他的一些举措确实容易做成兵士产生积怨。例如他为了省草料钱，居然把酿酒所需拉磨的驴子换成了厢兵，“访闻昨来石待举擘画酒务，内令兵士拽磨，所贵省得草料 “（《文忠集·卷一一七·河北奉使奏草卷上·乞一面罢差兵士拽磨》）。当时因为宋仁宗的国库确实已经非常紧张，所以庆历新政就是想省钱，地方官吏自然是要靠近中央的，以至于这个用士兵拉磨省草料钱的方案，在庆历三年十一月九日，转运使张沔”寻依此遍下诸州军施行讫“。 保州当时是前线防御的一个支点，所以在保州、广信军和安肃军有近万的军士归属于缘边都巡检司，“以知州军为使，置副二人，析所领卒为三部，使援邻道”（《长编·卷一百五十一》）。因为宋太祖赏识这支有功的部队，所以“诏每出巡，别给钱粮以优之” 。后来“巡检兵士常以中贵人领之，与州抗衡，多龃龉不相平，州常下之”（《涑水记闻·卷四》），所以“州将不复出，内侍为副，数出巡，部卒偏得廪赐，军中以为不均”。 石待举向河北都转运使张昷之的建议就是，“仍请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别给钱粮，余悉罢”，而且他还提出“仍请以武臣代内侍”。这个建议还是合理的，不过石待举的这个建议有没有参考庆历二年张昷之提出，“罢冀、贝骁捷军士上关银鞵钱”（《长编·卷一百三十六》），以此做为拍马屁的手段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的保州、广信、安肃军缘边都巡检使就是后来的入内副都知大太监杨怀敏，所以“其士卒骄悍，粮赐优厚，虽不出巡徼，常廪口食”。对于张昷之支持石待举的这一措施，自然“与张昷之不协”，而且“尤不悦巡检司”这件事。而另一个后来成为内侍省右班副都知的大太监武继隆当时也在保州，后来何郯在阻止宋仁宗给武继隆升官时就曾说，“保州之乱，因继隆（与）本州官僚素有忿隙，尝以言语激发军心，致成后患”（《长编·卷一百九十》）。北宋最后亡国就是因为“阉祸”，而“阉祸”的开端就是始于宋仁宗，发展于宋神宗，最后在宋徽宗时病入膏肓，这个后面看到可以详细的说一下。 本来河北士卒就骄横，现在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又得到了两个大太监的支持，那必然是肆无忌惮的。况且当时宋仁宗对于兵变的态度，也是对这种习气的助长。同为庆历三年，更早的正月，也有一次类似的兵变。西北前线的泾原路德顺军，因为侵占招募弓手的公田，结果 “众遂怨怒，遂劫德胜寨主姚贵，闭城门叛” ，“劫宣武、神骑卒千余人叛” （《长编·卷一百三十九》）。当时王尧臣恰好路过德顺军，“作书射城中，谕以祸福，且发近兵讨之”。 泾原仪渭镇戎军都巡检赵滋赶了过去，当场就招降了八百多人，“（姚）贵穷，走出寨”。当时，“招讨使令（赵）滋给赐降卒及迁补将吏，滋以为如是，是诱其为乱，藏其牒不用”，这里的招讨使应该是安抚使王尧臣。这么处理之后，赵滋“还，为招讨使所怒，故赏不行”，可见宋朝官方的态度了。姚贵当时杀监押崔绚也白杀了，而且如果不是赵滋自作主张，姚贵等叛兵还能升官发财，所以，保州兵士对于兵变自然是有恃无恐了。 于是，保州兵士开始串联，“云翼卒扬言为乱”，地方也进行了简单的准备，当时的知保州刘继宗“心不自安”，于是“乃悉令纳私所置教阅器仗”。而这种情况也被中央所知，“保州兵变前，有告者” （《宋史·孙甫传》），不过这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 “命（富）弼宣抚河北”，应该也存有顺便处理此事的意思，但是并没有做出任何预防措施的指导意见，这也就是孙甫所言的“大臣不时发之”所指。当然这句话是否也针对富弼没有及时前往，我想可能也是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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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兵变的导火索是“都监韦贵与待举弯弓赌酒而众辱之，贵凭酒慢骂曰：‘徒能以减削兵粮为己功‘”。韦贵何许人也呢？“贵本刘从德家奴也，从德卒，恩补班行，累迁西头供奉官，权保州、广信军、安肃军缘边巡检。至是，权保州都监”（《长编·卷一百五十二》）。 刘从德是宋真宗的皇后，在仁宗朝垂帘听政的刘娥前夫的儿子。这个前夫叫龚美，因刘娥成为皇后，改名刘美，认作兄妹，所以刘从德就成了刘娥的侄子。宋仁宗选皇后时，挑上了王蒙正的女儿王氏，结果因刘娥认为王氏太过妖冶，就命王氏嫁给了刘从德。后刘从德年青暴毙，王氏与宋仁宗长期耳鬓厮磨，她的儿子刘永年更是四岁进宫，养到12岁才出外任职的。 韦贵另一个身份是升职之前的权缘边巡检，地地道道是杨怀敏的部下，后升职为权保州都监。可见韦贵之所以敢于众人之前辱骂石待举，并且带头闹事，背后是外戚和权阉这两座靠山。已经与石待举闹翻了的韦贵“因邀其众，是日给军衣，众遂劫持刀兵入牙门”。石待举也发现了不对，“挈家上城，出东门，入无敌营”，知保州的刘继宗也“亦挈家至（无敌营）”。 刘继宗原来是泾原路的都监，虽然不是什么名将，但是也见过血，所以没有固守待援，而是“与待举列无敌兵守关城，率神卫招收兵却入东门，以拒乱兵”。当时泽州管界巡检史克顺因“廨舍在东关门”，于是也”领兵与乱军格斗”。然而据李攸《宋朝事实·卷十六》所记，田况到后拒开城门的三十二个死硬中坚分子中，招收兵第三和第四指挥就有二十一人，因此招收兵又怎么肯尽力厮杀。所以抵抗军“转斗不敌”，结果刘继宗“渡城濠，溺水死”，石待举“藏鹿角中，为乱卒所害”，史克顺“矢中其胸”降叛兵。保州指使臧稹见兵乱，披甲闯出求援，“走入甲仗库，被甲驰至定州告变”。 乱兵杀了抵抗的主力后， “又疑走马承受刘宗言与待举同议，亦害之”。监保州屯田务贾世永家在南关城里，当时恰好在家，“遇乱，遂被留”。因为韦贵以前只是缘边巡检司里的一个巡检，所以乱兵最开始是去找缘边巡检司的都监王守一，“迫缘边巡检都监王守一为首”。不过王守一不从，结果乱兵“即以枪刺之，洞心，刃出于背”，然后“乃拥韦贵据城以叛”。 这里多说一句，“今置保州广信军、安肃军，缘边至西山。都巡检使以保州为治所。”（《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六》）。可是就这么巧，都巡检使杨怀敏在兵乱时在不在城内，又在干什么是查不到的，反正人家后来是在城外督战呢。 保州城里闹出了这么大动静，保州所辖广信军自然是不会不知道的，所以知广信军刘贻孙与走马承受宋有言立刻带兵赶到，“临城谕叛兵，有欲降者，计未决”。这时候乱兵“杀党中懦弱十余人，指为首恶，以要朝廷招安”，后来“诸路各进军来讨，遂复固守拒命”。张昷之听说保州兵乱，“自魏（邯郸境内）驰至城下，召诸将部分攻城”，杨怀敏自然是不鸟他的，于是张昷之“使人谓怀敏曰：‘不即来，当以军法从事。’”杨怀敏一看自己理亏，赶紧去开会，可他是带着侍卫坐在了会议室里，“昷之曰：‘诸将方集，独敢以兵随左右，岂欲反邪？’因叱去尉者。”杨怀敏之所以开始不配合，后来又这么谨慎是因为城里造反的就是他的兵将，所以他与这次叛乱的关系当真是有点不清不楚。 “按保州兵乱，乃八月初五日，朝廷於初九日始知”，“枢密院言保州兵乱”后，宋仁宗立刻 “诏遣入内供奉官刘保信驰往视之”。这一点颇不寻常，因为北宋的皇城司还是很尽职尽责的，而且各地都有走马承受，任何稍大一点的事情，皇帝一般都会从这条线上得到汇报，而这次宋仁宗是得到了枢密院的汇报才知道，所以赶紧安排身边的太监去了解第一手资料。不过从上帝视角看，这也不稀奇，因为应该提供第一手材料的保州走马承受刘宗言让乱兵给杀了，其他的走马承受自然知道造反的是杨怀敏部下，所以也就不急于写“内参”了。 保州和东京开封在北宋时有驿马道，“保州治清苑县……东至东京一千二百里”（《太平寰宇记·卷六十八·河北道十七》），“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一·驿传急脚递），据此推算，保州至开封需三天路程。所以初五兵乱，后续人马赶到围堵乱兵，局势少稳后向中央汇报，初九日枢密院得到情况汇报正常。 之后的两天，也就是11日，“庚子，命知制诰田况往保州城下相度处置叛军，仍听便宜从事”。田况不是庆历新党，他是进士出身，做到了江宁府通判，后“夏竦经略陕西，辟为判官”（《宋史·田况传》）。他也是在这个位置上积极上书，才得以进入开封做了仁宗身边的知制诰。这里多说一句，田况的伯乐夏竦与庆历党人交恶，与杨怀敏过从甚密。 12日，也就是辛丑日，“赐保州投来人员、兵士特支钱”。想来仁宗此时已经接到了迟到的“内参”，知道保州的一些情况了。 13日，“壬寅，降敕榜招安保州叛军”，同时由于保州就在前沿，怕契丹看到北宋军队调动造成误判，所以让知雄州王德基“谍报北界，以保州兵乱，本路方领兵捉杀，恐缘边人户惊疑也”。 14日癸卯日，任命已经赶往保州的“右正言、知制诰田况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成德军，充真定府、定州路安抚使。” 15日甲辰日，“赐保州城下诸军将校特支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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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日，宋仁宗还任命庆历党人“知制诰欧阳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由于这个时候范仲淹、富弼都受命出外巡抚，故而“蔡襄、孙甫奏留修”，但是没被同意，他们认为是晏殊捣鬼，所以此事成了后来他们弹劾晏殊的动因，这个后面看到时再说。庆历党人对保州兵变深恶痛绝，之前就已经要求仁宗铁血一把，“臣（蔡襄）与臣（欧阳）修、臣（孙）甫已有论列，欲令知定州王果引兵随牓入城，尽行诛戮” ，不过仁宗没搭理。 此时蔡襄再次提出“窃以天下内外之兵百有余万，苟无诛杀决行之令，必开骄慢叛乱之源。今州兵杀官吏，闭城门，从而招之，使传於四方，明朝廷有畏众不杀之恩，官吏有触事可持之势，何惮而不为！议者若谓今日北敌妄生衅端，不可便於极边之地张皇其事，为敌人所窥，是不知制兵之权，而昧威戎之略也。夫中国为北敌所轻者，本由朝廷威令不行，今以劲兵入城诛三千叛卒，以绝天下祸乱之萌，而敌人咫尺，必将悚动，安虑其窥乎！况事机不可失，惟陛下特发睿断而行之。” 算时间，仁宗的“降敕榜”应该是在16日到保州。本来知定州王果“攻城甚急”，结果田况到后“会有诏招安”，而且还是“诏遣王果招降之”（《宋史·李昭亮传》），那自然是“贼不肯降，乘陴呼曰：‘得李步军（李昭亮）来，我降矣’”，攻城变成围城，事情就停在那里了。多说一句王果，他和这伙叛兵的老大杨怀敏是打过交道的。当初“边臣畏怀敏，多巧事之，高阳关钤辖王果独不屈，数言水浸民田，无益边备。怀敏怒，诉果以不法，左迁青州都监”，后来不久，王果又做了知定州。这次是云翼卒叛乱，王果自是杀得兴起，“多杀伤士卒”。 庆历党人当初的建议就是让王果随着赦榜进城搞屠杀，虽说仁宗没让这么干，但是痕迹已留，想想这次兵变和太监们又纠缠不清，是否知道了庆历党人的这个动议，咱也不敢说。不过乱兵让李昭亮来主持招安很像是得到过高人指点，因为李昭亮是个会来事的大外戚，也是深得信任可以带兵的仁宗自己人。李昭亮就是那个打胜景德之役，挽狂澜于既倒的李继隆的儿子，赵车神的皇后，宋真宗他妈的侄子，“四岁，补东头供奉官，许出入禁中”。他原名李昭庆，为了讨好宋真宗老婆刘美，所以避讳刘美的爷爷刘延庆，改名李昭亮。‘ 其实李昭亮除了从明德皇后那里算起来是宋仁宗的表叔，他和宋仁宗还有另外一重关系。李昭亮还有一个姑姑嫁给了郭崇的儿子郭守璘，也就是宋仁宗第一个皇后郭皇后她爹，“（郭崇）子守璘至洛苑副使，妻即明德皇后之姊也……（守璘）次女为仁宗皇后”（《宋史·郭崇传》），所以从这里算，宋仁宗还是要叫他表叔。看看宋仁宗在郭氏死后又追封皇后，可见对郭氏还是有感情的，所以李昭亮的这个表叔身份可能更加分。 保州城内的乱兵此时将家在保州，适逢其会的贾世永派出城来见田况交涉，“世永为乱卒遣出城见况，欲得走马宋有言入城，乃开门。“为什么要让宋有言进城呢？宋有言官职又不高，他进城又能保证什么呢？唯一的特殊也就是个太监而已，不知他是与杨怀敏、武继隆有仇，还是与乱兵有怨，我没查出来。反正宋有言是没去，“有言既不去”，后来平乱后宋有言被责罚恐与此事有关。事情没谈成，贾世永一家老小还在城里，所以“ 尝令世永复入城谕乱军。” 再看仁宗朝中，当时也并非只有剿灭这一个声音，包拯的奏章就是代表了另一种意见，“臣伏见……况地拒要害，境接敌界，兼訪闻契丹屯兵界上，以防讬为名……今若用兵进讨，则城坚难拔，降勑招谕，又人心未信。倘不别议措置，必恐变故难测，此诚事机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寻常容易处之……若但以诏勑於城外招安，缘此辈自知恶逆，罪不容诛，亦未审朝廷确然推诚信，宽待之恩，以城壁坚固粮食充足，且务偷生，茍延月日。雖欲必取，又缘诸处卒伍素不训习，攻城之具亦旋创造……万一别有他虞，事体不小，尤不可不深虑也。以臣博采外议，若令亲信内臣赍诏入城，谕以赦宥，许其自新，事必可济，于理亦便。（《包孝肃奏议集·卷九·论保州事》）” 保州城里的韦贵肯定是知道西北德胜寨兵乱的，所以打开头就约束乱兵，“居民赖贵不甚被杀害”。不过眼看事情真的闹大了，不知道杨怀敏还是否能搞定，所以心里也是慌慌的，于是 “屡发奏城中，又日趣乱军降”。但是这个杀官造反已经干了，谁也不知道仁宗到底尿性如何，所以曾经“应进士举”的保州指使张渎就讲了厉害关系，“渎乃言我尝读法书，此非可赦之罪也。” 杨怀敏恨张昷之入骨，这时也没闲着，“保州城未下时,有中贵人杨怀敏,与张昷之不协,在军中密奏:‘贼云,得张昷之首，我即降’,愿赐昷之首以示贼,宜可得。”然后宋仁宗真就“上从之,遣中使奉剑往”,真准备“即军中斩昷之首以示贼。”虽然我也觉得宋仁宗不配提到英明，但是昏庸至此应该也不会，估计这次汇报还有很多内容，只是能传出来的只有这一句而已。不过杨怀敏始终在前线，这么大的事，就写了个奏章，然后仁宗就要杀大臣的可能性不大，必是有人当面汇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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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癸丑日，任命原知沧州刘涣知保州，“涣知保州，乃此月癸丑。” 这天田况应该是从保州有上奏，因为仁宗是在27日收到的。 25日甲寅日，“朝议以诸道兵集保州城下，未有统领，因诏宣抚使富弼促行，往节制之。”我是没查出来富弼这时是还没出开封呢，还是在河北哪个地方宣抚呢，观文中之意，似是还在开封。看富弼的意思，似乎极不愿参与保州兵变一事，所以估计路上要磨磨蹭蹭走个五六天，至少保州平定的时候，富弼还在内黄（河南安阳）呢。 富弼的态度可能是由于本来他是宣抚河北，结果保州兵变宋仁宗安排了田况前往，而且欧阳修在做转运使时，想参与到前线指挥一事也没有被接纳，“臣准敕差充河北转运按察使……见据保州，招之未肯开门，击之未能速破。诸将集于城下，而进退攻取未有定计……臣今欲乞，每遇军马攻讨招抚应干保州事宜，许臣与田况、李昭亮等同共商量施行，庶几愚虑，有裨万一。如允臣所奏，乞特降圣旨札子付臣，及乞札与田况等。今取进旨。”（《文忠集··卷一一七·河北奉使奏草卷上·乞许同商量保州事札子》） 不过富弼在路上却碰到了“奉剑往”的中使，于是救了张昷之。“（富弼）遇之，亟遣中使复还，且奏曰：‘贼初无此言，是必怨仇者为之；藉令有之，若以叛卒之故断都转运使头，此后政令何由得行？’上乃解。” 同日，仁宗没有改变先前的态度，“再降敕牓招安，仍令田况等且退兵”，不过这次强调派人入城，“选人赍敕入城”。最后仁宗也是撒了一次狠，“若遂开门，即一切抚存之。如尚拒命，则益进攻，其在营同居骨肉，无老幼皆戮之。” 27日丙辰日，仁宗收到了田况的汇报，“况言保州缘边人户多扇言军贼作乱，将引契丹兵马入界，以臣所料，必有奸人因欲摇动边民，乞下缘边安抚使密令捕缉，法外施行。”我估计保州兵乱之后，知雄州王德基被责罚或与此有关。 田况还提到，“保州累有人缒城不得，其造逆不肯开城门。军士云翼左第九指挥一十一人、招收第三指挥一十一人、第四指挥一十人姓名，已令用床子弩射箭射入城中，告示韦贵，若能设画擒戮得叛人，则当优迁官资。”当然，这个事情韦贵又没有傻疯了，自是不会去干的。 28日“丁巳，命内侍武继隆赍赦敕赴保州招安，令田况、李昭亮、刘涣、杨怀敏相度，如己开门，即更不以赦敕示之。” 所以替杨怀敏去向仁宗当面汇报整张昷之的人应该就是武继隆了。而且宋仁宗这次是真上火了，因为27日已知道田况安排了反间计，所以“如己开门，即更不以赦敕示之。”同时也同意李昭亮前去招降，明显做的是最后一次努力。 在这一天，仁宗25日的诏书应已到保州，这次出马的是河北西路走马承受李继和，“保州兵叛，塞城门距守，官军重围之，不得入。继和独上南关门，密呼所结内应者，谕以祸福。众言：‘俟李昭亮至，即斩关自归。’已而果然”（《宋史·卷二百二十七·宦者三》）。“内应者”当时指韦贵，由于保州的这次变乱后台基本就是指向大太监，所以这一次由另一个太监“密呼”，是否在表明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当然，乱军也是需要一个担保人的，那就是李昭亮了。 而武继隆到来的当日，李昭亮也闪亮登场了，“诏遣昭亮，是日，昭亮至”，但是出乎意料的的是，“昭亮从轻骑数十人，不持甲盾弓矢，叩城门呼城上曰：‘尔辈第来降，我保其无虞也。不尔，几无噍类矣’”（《宋史·李昭亮传》）之后， “贼终未信”，结果只是“卒稍稍缒城下。”这就太丢脸了，可以说李昭亮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其实城外的大部分人都知道，这基本就是朝廷目前给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乱军还不能抓住，那就要看乱军能不能顶得住城外大军的猛攻，再获得新的机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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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招降不成，显然是乱兵内部出现了问题，估计是当初杀了刘继宗、石待举、王守一、刘宗言的那部分人有些心虚，从后来看，应是云翼第九指挥都下。想来杨怀敏对此事必然恨入了心里，本是计划妥当，顺理成章的事情，结果却搞不定了，无论是田况还是李昭亮，此时都很难下台的，所以开城之后，结局已经可想而知了。 田况自然知道如果这次招降不成，那就只有屠城一条路可走。所以转过天来，他做的就是最后一次努力了，于是“安抚使田公况、都部署李公昭亮，召公（郭逵）往招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十·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国公墓志铭》）。后来与狄青齐名的郭逵，当时任“右侍禁授真定府兵马监押”，是随李昭亮前往城下的众人之一。 郭逵在前一天应该也是发现城上有人是他在范仲淹手下时的同事侍其臻，这个侍其臻时任保州兵馬监押，但是他爹确是当时围城的各军头之一，安肃军的老大，“臻父知安肃军，领兵会城下”。所以郭逵“驰至城下，出紫囊示贼曰：‘此旧物也，谁识之者？’” 侍其臻急忙回应 “臻识之”。 侍其臻此时也是尴尬，他因为父亲领兵在外平叛，差点被同伙“疑为内应，屡欲斩之”，靠着“求哀得免”。所以说完之后在城上就“即再拜”。韦贵和史克顺都是要招安的，所以立刻跟着“亦拜”，然后热情的邀请郭逵登城想见。 郭逵是有胆略的，于是“贼乃下索，即援之登城”，“公乘城径入，开谕祸福”，“谓贼曰：“‘我班行也，岂不自爱，苟非诚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乐为乱，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禄秩赏汝，使两制大臣奉诏书来谕汝，汝尚疑之，岂有诏书而不信耶，两制大臣而为妄诞耶？’”韦贵自然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于是和史克顺、侍其臻“皆泣拜请谕众归”，他们也 “由此得全”。但是城上还有乱兵“疑未肯下，且曰‘或杀降奈何？’”，郭逵也是豁出去了，“我留城中以为质，或杀一人來碎吾身，可也？”于是“众感激，皆请降公。悉开所塞诸门以出降兵，保州平。” 9月3日辛酉日，田况奏保州平，然后开始善后。不过这次善后比较无耻，排第一的就是杀降，杀降的主持人是杨怀敏，据说名单是田况提供的，“其造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况具得其姓名，令杨怀敏率兵入城，悉阬杀之。”至于杨怀敏此次行动是否是在毁灭证据，想来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也有记录此事是李昭亮所为，我觉得大军入城，两人应该是都进城了，恐怕手上都染了些血，至于为什么杀人，目的未必相同。 郭逵这次还是讲些义气的，“复阬降卒四百余人，公力救之不可”，以至想走都走不脱，被派去守城门，不给兵，不给饭，还差点因为别的事情被军法了，靠老百姓的救济才撑过来，“求还鎮，阳不许。俾公守城门，不畀以兵，不给以食，复欲因事中之以法。民皆叹曰“完此城者，此公也。”争往馈之，久之方脫去。” 后来富弼找到郭逵还想挑这个事，“富文忠公弼宣抚河北，公谓之曰‘保塞之寃，盍诉于我‘”，郭逵自然知道富弼奈何不了杨怀敏或是李昭亮，自己不能趟这个混水，所以打着哈哈说怪话，“赏以閣門职，夫复何寃？’”富弼也就打个哈哈作罢了，“吾知已详，而君不言真長者。” 富弼对于保州兵变可能是有些耿耿的，当他知道保州降卒两千多人被拆散后分入各州，于是准备“欲使诸州同日诛之”，幸亏在内黄遇到欧阳修商量了此事，“与都转运使欧阳修相遇於内黄，夜半屏人谋”，欧阳修当时还算清醒，赶紧阻拦此事，“祸莫大於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诸州有一不从，为变不细。”还好“弼悟，乃止。” 关于杀降，最冤的应该是被杨怀敏算计过的张昷之，他后来因为提前知道要杀降而被责罚，“田况潜杀降兵数百人，昷之预知其谋。除户部副使，既而坐前事夺职，知虢州”（《宋史·张昷之传》），可是杀降真正的参与者，无论是田况、杨怀敏还是李昭亮后来都是升迁了，怎么样，够奇葩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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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善后第二可耻的是，大军入城，以李昭亮为首，其他文武官员跟从，竟然将被屠杀的叛军子女私分了，“访闻得部署李昭亮昨因保州开门后入城，将云翼第九兵士妻女分配与诸州军军员等。本为是作乱兵士妻女，配与军营，要行戒励。却于其中拣选军人女子，先自将入昭亮本家及手下兵士。使臣、通判官等递相仿效，亦各私取归家”（《文忠集·卷一一七·河北奉使奏草卷上·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 由于“军民传闻，道路喧沸”，欧阳修又一次上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一事，“当司昨为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李昭亮身为大将，不能统辖，致得保州兵士作乱……既城开之后，其李昭亮转帖号令诸军不得私取人口并财物，却先将叛卒女口私入本家。当司为见李昭亮忝为大将，不恤国家忧患，幸此乱兵，利其妻女……其李昭亮身为大将，不忧国家，幸此乱兵，私取妻女，其情理不轻，况已发觉，无容自首……及催促根究李昭亮私取人等，早行结绝，未得断遣缴送当司，以凭看详闻奏去讫。伏缘当司职在按察，今来若举察辖下官吏，未容根究，便行疏放，即按察之司，是为虚设，今后官吏作过者，无由纠举。伏乞朝廷特赐详察。谨具状奏闻。” （《文忠集·卷一一七·河北奉使奏草卷上·乞推究李昭亮》） 当然，仁宗此事看庆历党人也不怎么顺眼，欧阳修也轰出了朝中，因此也就对此事来了个不理不睬，李昭亮官照升，兵照管，不过找来的妇女也都偷偷的放走了。 这次善后第三可耻的是带头大哥韦贵最后居然仅仅只是降官了事，“降权保州都监、西头供奉官韦贵为右侍禁、监岳州茶盐酒税”，堪称奇葩。这一次连主张招抚保州叛兵的包黑子都压不住火了，称为“中外闻之，无不惊愤”（《包孝肃奏议集·卷四·乞断韦贵·第一章》），认为即使免死，也要“设欲从轻免其孥戮，只乞於远恶处安置，亦朝廷屈法推恩之宽典也。” 见宋仁宗没理他，于是接着上奏，“臣近者上言，以新降充岳州监税韦贵欲乞重行处置，以伸国法，至今未奉指揮……况冒难致死者曾未甄录，而同恶相济者又不谋责，臣窃恐无由奖激忠义，而垂诫将来也。其韦贵如未欲便行严断，即乞於远处編管。” 《包孝肃奏议集·卷四·乞断韦贵·第二章》） 不过宋仁宗这次是一意孤行，谁的也不听，结果如此善后的做派，自然是后患无穷。新任的知保州刘涣上任未满月，军士再次谋反，好在刘涣处理得当，没有闹出事端，“刘涣为吉州刺史、知保州。涣至踰月，云翼军士又谋反，居人惶急，涣以单骑至，械其首恶诛之，一军帖然。”当然，还有一种记录是刘涣去检查军资库房，结果虞候张吉很是无礼，刘涣考虑杀一儆百，借此树威，所以杀了张吉，“臣近知吉州刺史刘涣新到保州，因点检军资库，有虞候张吉无礼及擅开金银笼子，不伏知州指挥，已行处斩讫。”（《文忠集·卷一一七·河北奉使奏草卷上·乞不诘问刘涣斩人》） 无论是哪种情况，刘涣都是没能待到年底就被迁往登州了，“涣不踰年，亦徙登州。其后贝州王则起兵，是否有这次善后不当的诱因呢？肯定是有的，至少王则起兵时，周边响应的就有当年被散置各州的保州乱兵。 纵观保州兵变，恐怕与杨怀敏是脱不了关系的，而宋仁宗在处理保州兵变的过程中，基于某种原因，没有使用庆历党人，或者说庆历党人基于某种原因，没有参与进来，使得宋仁宗对待庆历党人的态度更是雪上加霜，其后不久，范仲淹、富弼都退出了两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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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九月）癸亥，以真宗贤妃沈氏为德妃， 婉仪杜氏为贤妃。 宋承唐制，后妃规定是：一皇后，四夫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九嫔（昭仪，昭容，昭嫒，修仪，修容，修嫒，充仪，充容，充嫒），二十七世妇（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人），八十一御女（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人）。 宋初也基本如此，只是御女没有确切的划分，“旧有宝林、御女、采女，国朝不置“（《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不过在宋徽宗时，贵人之下又设了宝林、御女、采女。宋初后宫人数基本维持在200多点，“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员，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宫闱给侍不过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无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九》）。 到了真宗这个喜欢熟妇的家伙时，九嫔就不够使了，于是“景德二年，增置太仪。“可是这哥儿们玩得太嗨，加一个位号不够，于是直接又加了六个” 大中祥符六年，增置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而且觉得御女没个名号也不好赏赐，于是“大中祥符二年，特置贵人。”到了宋仁宗，这也是一个勤于耕耘的，又在他爹的16嫔名号中加了一个，“仁宗干兴元年，置贵仪，在淑仪之上”，拓展为十七嫔级。后宫人数也是上了个量级，达到了“千”这个单位，“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宋史·苏辙传》）。 刘娥在垂帘听政时，还在夫人中加了一个宸妃的名号，给了仁宗生母李氏，结果当天李氏就死了。宸的本意是北极星，后来就借指帝王，所以位列贵妃之上，不过整个宋朝仅此一例，后来仁宗知道了真相后立刻也将李宸妃升为了皇后。 皇后就不说了，夫人是正一品，嫔是正二品，婕妤是正三品，美人是正四品，才人是正五品，贵人及以下就不算品了，但是有国、郡夫人，郡、县君等等封号，这些都是有月俸的，想想宋徽宗后宫4000多人，这笔挑费需要怎么压榨老百姓，要是还不亡国，也就真是没有天理了。 这里的沈贤妃就是与赵普一样有“佐命功”，出身宋太祖幕僚，后成为宰相的沈伦的孙女，不过他父亲沈继宗就差太远了。在宋真宗时，沈氏并不能算是得宠，“大中祥符二年四月为才人，六年正月进美人，天禧二年九月进婕妤” （《宋会要辑稿·后妃三》）。宋真宗死后两个月，在安置真宗后宫时，她才混进了嫔妃行列，还是嫔中的最后一等充媛，“干兴元年四月进充媛”。 不过沈氏应该是在宋仁宗年少时对他有过帮助，因为仁宗亲政后对她有过多次册封，“明道二年十一月进昭容，宝元元年十一月进昭仪，庆历元年十二月进婉容，四年九月进贤妃，寻加德妃”。而且“长秋虚位，帝欲立之”（长秋就是汉时皇后居住的长秋宫），可见这是要象对待自己生母一样升她为真宗的皇后了，只是“有从中沮之者”才“不果”。宋仁宗在临死之前依然没有忘了加封沈氏，“嘉佑七年十二月，进贵妃”，而宋仁宗死于嘉佑八年三月。沈氏则继承了他爷爷的基因，谨小慎微，“为人淑俭不华”，所以活到了83岁，直到“熙宁九年十一月卒，赐谥昭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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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九月）庚午，晏殊罢。 晏殊被罢，原因是“孙甫、蔡襄上言：‘宸妃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尝被诏志宸妃墓，没而不言。’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宋史?晏殊传》）。不过谏官所言不过是给了仁宗一个接口，“然殊以章献太后方临朝，故志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辅臣例宣借者，时以谓非殊罪。” 晏殊和宋仁宗他妈的那点事也是把晏殊折腾惨了，宋仁宗刚刚亲政，就有人举报晏殊给仁宗生母李宸妃写的墓志铭，“章懿之崩，李淑护葬，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无子”（苏辙《龙川别志?上卷》）。为此宋仁宗很生气，对吕夷简说：“先后诞育朕躬，殊为侍从，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好在吕夷简帮着说了实话，“吕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宫省殊之不审，理容有之。然方章献（刘娥）临御，若明言先后（李宸妃）实生圣躬，事得安否？’”宋仁宗想想也对，但还是为了惩戒，“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为远，改守南郡。” 后来晏殊政绩斐然，再入中央，结果“庆历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诏俟南郊礼前,改谥庄懿皇后曰章怀,庄穆皇后曰章穆,庄献明肃皇太后曰章献明肃,庄懿皇太后曰章懿,庄惠皇太后曰章惠”（《宋会要辑稿?帝系一?庙号追尊》）。这次改名了，宋仁宗想着可以给他亲娘重新整治一块神道碑了，以晏殊的文采，自然是责无旁贷，结果晏殊又栽了。 不过这次改谥虽是在庆历四年七月改的，但是正式入宗庙是在 “（庆历四年十一月）己卯，改上庄穆皇后谥曰章穆，庄献明肃皇太后曰章献明肃， 庄懿皇太后曰章懿，庄怀皇后曰章怀，庄惠皇太后曰章惠。” 《宋史?本纪?卷十一》 这篇《章懿太后神道碑》全文，咱查了半天，资源有限，只是查到了由曾枣庄、刘琳两位先生担纲，倾四川大学古籍所之全力编纂，后由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又一批专家学者审校，最后经宋代文史方面卓有成就的研究专家把关，最终完成的360册巨著《全宋文》有收录。不过这接近一亿字的篇幅，咱是没得时间看了，而且价值五位数，所以作为一名民科历史生，就忍痛割爱，不睹真文也罢了。 好在宋代笔记小说不少，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和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都记载了“晏元献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一事，也都同时记录了碑文开题就是“五岳峥嵘，昆山出玉；四溟浩渺，丽水生金。”想想晏殊“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的文风，写给皇上要看的骈四俪六文章自然是要好好抖一抖书袋，卖弄一下文采了。 这十六个字一出，自然是“才者则爱其善比”，“学士大夫嘉其善比”，偏偏宋仁宗还记着他之前写的李宸妃墓志铭，那篇文章中就没说他亲妈生过他的这件事，所以对此很是不爽，结果“独仁宗不悦，谓晏曰：‘何不直言诞育朕躬，使天下知之。’”也不知道晏殊是不是还在为宋仁宗因他妈的墓志一事，赶他出京耿耿于怀，所以解释为“奈仁宗夙以母仪事明肃刘太后，膺先帝拥祐之托，难为直致”。 宋仁宗心想，刘娥垂帘听政，我都多大了还在靠边站，母事她是给大家看得，你怎么都当了宰相还整不明白什么是面子事呢？于是宋仁宗就直截了当了，“此等事卿宜置之，区区不足较，当更别改。”台阶仁宗已经给了，结果晏殊这次梗了脖子，“晏曰：‘已焚草于神寝。’”这下子宋仁宗也没辙了，但是“上终不悦”，这个过节算是记在了心里。 后来他亲妈升祔太庙，写赦文的孙抃就吸取了教训，直接就写 “章懿太后丕拥庆羡，实生眇冲，顾复之恩深，保绥之念重。神驭既往，仙游斯邈。嗟乎！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颜，不及乎四海之致养。念言一至，追慕增结。”宋仁宗甚为满意，“上览之感泣弥月。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赉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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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宋仁宗对晏殊还不只这一个心结，就是 “庆历三年冬，大雨雪，木冰，陈、楚之地尤甚。占者曰：‘忧在大臣’”（《宋史·赵元俨传》）。这个时候宋仁宗唯一还在世的叔叔赵元俨病得很厉害，“上忧形于色，亲至卧内，手调药，屏人与语久之，所对多忠言。”那么赵元俨的忠言是什么呢？“王曰：‘叔久不见官家，不知今谁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图谶，胡为用之？’”宋仁宗听得一愣一愣的，赶紧回家查资料，结果“上归阅图谶，得成败之语。” 宋仁宗心里有这两个心结，自然就是等待爆发了，导火索就是孙甫、蔡襄的这次上奏，而这次上奏的内在原因则是“（晏）殊出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谏官奏留，不许。” （《长编·卷一百五十二》） 其实晏殊和欧阳修的关系开始还是很不错的，一是晏殊是欧阳修当初考试的主官，因此算是老师。二来 “（晏）殊初入相，擢欧阳修等为谏官”。只是后来欧阳修“与人斗，其乐无穷”，基本上是怼天怼地，逢人就怼的节奏，晏殊也就不幸中枪了。宋史笔记中多记载晏殊与欧阳修交恶的起因，其实就是因为一首诗，欧阳修写的《晏太尉西园贺雪歌》。 阴阳乖错乱五行，穷冬山谷暖不冰。一阳且出在地上，地下谁发万物萌。太阴当用不用事，盖由奸将不斩亏国刑。遂令邪风伺间隙，潜中瘟疫於疲氓。神哉陛下至仁圣，忧勤悬祷通精诚。圣人与天同一体，意未发口天已听。忽收寒威还水官，正时肃物凛以清。寒风得势猎猎走，瓦乾霰急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白，群鸡失晓不及鸣。清晨拜表东上合，郁郁瑞气盈宫庭。退朝骑马下银阙，马滑不惯行瑶琼。晚趋宾馆贺太尉，坐觉满路流欢声。便开西园扫征步，正见玉树花凋零。小轩却坐对山石，拂拂酒面红烟生。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 “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公殊为枢密使，会大雪，欧阳文忠公与陆学士经同往候之，遂置酒于西园。欧阳公即席赋《晏太尉西园贺雪歌》，其断章曰：‘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深不平之，尝语人曰：‘昔日韩愈亦能作诗词，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 晏殊的不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谢安在肥水之战时也没有天天枯坐，更不要说还有韩愈与裴度的先例在，所以欧阳修这种讥讽，他自然是接受不了的。因此，晏殊对欧阳修的态度开始转变，而欧阳修自认为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因此也没有任何的歉意可言。 “欧阳文忠素与晏公无它，但自即席赋雪诗后，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韩愈画像语坐客曰：’此貌大类欧阳修，安知修非愈之后也。吾重修文章，不重它为人。’欧阳亦每谓人曰：’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魏泰《东轩笔录·佚文》) 两人的这种互相瞧不上，后来愈演愈烈，以至后来晏殊对欧阳修“苦其论事烦数，或面折之。”可见晏殊已对欧阳修厌烦至极，不留余地。故而，一旦说服仁宗将欧阳修出外，自然是要一以贯之了。但是亲历新党号称君子党，自然也是有党的，既然党中骨干被晏殊整了，他的那些同志自然是要整回来的。 于是，孙甫、蔡襄在晏殊驳了他们挽留欧阳修的转天就开炮了。其原始奏章我没有找到，只是从相关记载中的一鳞片爪，推断这份弹劾包含了几个因素。一是“章懿诞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尝被诏志章懿墓，没而不言。”考虑到这是宋仁宗刚刚册封沈氏为真宗德妃七天之后，庆历党人这黑手下的，只能说其心可诛。二是晏殊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三是晏殊不作为，证据就是欧阳修的这首诗，“时西方用兵，欧公有诗云：‘可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次日，蔡襄遂言其事，晏坐此罢相。” （赵令畤《侯鲭录》卷第四） 这里多说一句，赵令畤提到的这个“次日”我也是困惑了很久，因为九月晏殊被罢，如果那时飞雪，则史无所载，所以推断应是晏殊拒留欧阳修的次日。关于这个记载，宋时笔记记录《潘子真诗话》和《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均有记载，我未得详查，只是确认了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提及他“考之《侯鲭录》，因欧公此诗，明日蔡襄遂言其事，晏坐此罢相”。 当时的局势对于庆历党人确实很是不利，范仲淹和富弼都不在京，再将欧阳修出外，庆历党人对于宋仁宗的影响再次降低，因此孙甫和蔡襄想借此将晏殊赶走，然后扶植亲历党人进入宰执行列，“庆历中，孙甫、蔡襄为谏官，言宰臣晏殊，‘役官兵治邸舍，怀安苟且，无向公之心’，遂罢殊政事。” （朱熹、李幼武《五朝名臣言行录·宋·卷五十五》） 其后孙甫、蔡襄图穷匕见，“而甫等因荐富弼代殊”，宋仁宗此时也是看明白“君子党”也是党，和别的党也是一样，“上怒以谓，‘进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陈。’遂相陈执中，而甫等极言执中不可用，不听。”庆历党人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最后孙、蔡二人也都陆续出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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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这次罢相，病因应是应了图谶，而且在章懿太后一事上的政治不正确也很严重，至于“规利”一事，在宋朝就是个屁事。由于前两项给晏殊带来的麻烦很大，尤其是第一件事，只能意会，不能明说，所以当时的仁宗是要借孙、蔡二人的弹劾对晏殊“欲重黜之”。在这个危急关头，晏殊当初慧眼识英，广荐贤能中的一个人宋祁帮了大忙。 宋祁仕途不如他的哥哥宋庠，但是提到《新唐书》，后人多指欧阳修，其实大部分却是宋祁一力为之。他和哥哥宋庠被称为大小宋，均是出自晏殊门下，而且宋祁更得晏殊所喜，甚至为方便往来，晏殊在自家旁边买了一套房子请宋祁居住，“昔晏元献当国，子京（宋祁）为翰苑，晏爱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见，遂税一第于旁近，延居之，其亲密如此。”（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 宋祁和宋庠也很尊重晏殊，“二宋俱为晏元献门下，兄弟甚贵显，为文必手抄寄公雕润。”（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九·前辈务求博约》），而且宋庠对于晏殊对自己弟弟宋祁的知遇也有所记述，“子京（宋祁）《出小麾集》,甚为元献晏公所重,叙以冠篇行于世”（ 宋庠《宋元宪集·卷十五》）。而这次记述是在他一首诗的注里面，这首诗的题目是《览子京西州诗稿感知音之难遇偶成短章》。 所以当宋仁宗借孙甫、蔡襄这次弹劾要严惩晏殊的时候，昨晚还在晏殊家吃酒吃到醉饱的宋祁负责起草诏书，自然开始为晏殊据理力争，“宋祁为学士，当草白麻，争之”，最后不得不“以它事罪之”，于是“（晏）殊免深谴”。这个“它事”就是“广营产以殖私，多役兵而规利”，而这一条也是使用的孙、蔡的原文，“谓殖货规利之语，皆孙甫、蔡襄弹章原文，非子京故为轻重” （丁傅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七·二晏》）。而这道“方子京挥毫之际，余酲尚在“的诏书，实录如下： 晏殊罢相工部尚书知颍州制庆历四年九月庚午 夫乾台之任，鼎足承君，奋时谟明，均国休戚。朕既不敏，委政辅臣，冀成断金之情，以济涉渊之惧，苟昧兹道，畴为协恭。推忠协谋佐理功臣、开府仪同三司、行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上柱国、临淄郡开国公、食邑一万五百户、食实封三千一百户晏殊。夙有雅才，被遇文考，实参储采之选，因附天鳞之华。程其器能，与我朝柄，或间守屏翰，或主领剧烦。比缘枢省之劳，遂正冢司之总。属边埸日骇，调攘烦兴，老师留屯，旰食焦虑。而罔念艰疚，颇图晏安，广营产以殖私。多役兵而规利。致乃公论，达于予闻。永惟宰辅之方，思全进退之礼。俾上机政，改秩冬官，仍委州邦，且迩京邑。于戏。承弼未验，罢免所宜。眷旧人之弗忘，匪至公之获已。当体恩遇，毋怠省循。可特授行工部尚书、知颍州军州事、管内劝农使、管勾开治河道事、散官、勋、封、食邑、食实封如故。（《宋大诏令集·卷第六十七·宰相十七·罢免三》） 此事之后，晏殊、欧阳修各自出外，两人交集不多。皇祐元年，42岁的欧阳修再度入京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时宋仁宗安排欧阳修了解离京老干部的所思所想，于是与晏殊久不联系的欧阳修放低姿态写了一篇《与晏相公书》，原文如下： 春暄，伏惟相公阁下动止万福。修伏念曩日相公始掌贡举，修以进士而被选；及当钧衡，又以谏官而蒙奖擢。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为不深。然而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飘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动常得咎，举辄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请郡符。问遗老之所思，流风未远；瞻大邦之为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恳悃之诚，庶几少赎旷怠之责。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学者宗师，尚屈蕃宣，行膺图任。伏惟上为邦国，倍保寝兴。企望旌麾，无任激切。（《文忠集·卷九十六·表奏书启四六集卷七》） 其中感恩之后的“然而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就有些意思了，有《晏太尉西园贺雪歌》，谁还会请你上门呢？而宾阶不及的是欧阳修的脚，执事不通的是欧阳修的书，欧阳修啥都没做却来卖惨，“岂非飘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最有味道的是最后的“企望旌麾”，其时欧阳修已入京，再看前一句“倍保寝兴”，这就是赤裸裸的诱惑和结党啊，结果晏殊安排书吏按照自己口述简单几句打发了此事。 “晏公不喜欧阳公。欧阳自分镇叙谢，有曰：‘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为不深，然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飘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晏公得之，对宾客口占十数语授书史作报。客曰：‘欧公有文声，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知举时门生已过矣。’”（《邵氏闻见录·卷十五》） 当时的晏殊早已看破官场，激流勇退，“元献初罢政事，守亳社，每叹士风雕落。一日营妓刘苏哥，有约终身，而其母禁之。方春物暄妍，驰马出郊，登高冢瞻望，长恸遂卒。元献云：‘士大夫受人眄睐，随燥湿变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为序其事，以诗吊之云：‘苏哥风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绿？大家携酒哭青春。’”（蔡绦《西清诗话·卷下》） 自此之后，晏殊不问政治，后来欧阳修给晏殊所写挽词，虽是暗含讥讽，确也是晏殊真实写照，“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一时闻望朝廷重，余事文章海外传。” 《晏元献公挽辞三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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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九月）丁亥，宴宗室太清楼，射于苑中。” 太清原意就是天道，语出《庄子·天运》：“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后来东汉末期道教始创，太清一般在道教中指道德天尊太上老君或其所居大赤天。“道家之原,出于老子”（魏收《魏书·释老志》）。而老子就是李耳，也就是老聃，“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抱朴子内篇·杂应》）。 李渊在干封元年二月二十日为了“冀崇追远之怀用，申尊祖之义主者”特为老子“追上尊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巻七十八·典礼·追尊祖先·追尊玄元皇帝制》），自此李唐王朝认老子为祖，并在太清宫中增设了太清楼。 宋承唐制，赵二在按照洛阳皇宫增修开封皇宫时加建了太清楼，“(太平兴国四年八月)作太清楼”（《长编·卷二十》）。其后太清楼主要是用来藏书和宗室聚会，偶尔也是皇帝得瑟藏书时宴请大臣的地方。“（景德四年三月乙已）太清楼藏太宗御制及墨迹石本九百三十四卷、轴，四部羣书三万三千七百二十五卷。是日，上（宋真宗）召辅臣对苑中，遂登楼阅视”，其后《宋史》记载，仁宗、徽宗均有增补和修缮。 宋徽宗在太清楼有一次宴请了几个身边的宠佞，赵佶也是很重视，亲自视察并做出了规划和安排，蔡京为此还特意写了一篇《太清楼侍宴记》，内中奢华，有兴趣的不妨一读，可以看王明清《挥麈录余话》的卷一，“蔡元长作太清楼特燕记”一文。 “螺蛤虾鳜白、南海琼枝、东陵玉蕊、与海物惟错，曰：‘以此加笾。’” 就这几个菜，咱就一头雾水了，而且还是在内陆搞得海鲜宴，北宋之亡，实是人神共愤。 太清楼之所以有名，实际上和宋徽宗以及蔡京确实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书画界鼎鼎大名的大观贴又名太清楼大观贴。赵二的时候，因为耀武不成，不得不改为崇文，所以附庸风雅安排有“小王书”之称的王著负责描摹刻板，“太宗赵炅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上石于禁内,名《淳化阁帖》。”（《长编·卷六十五》） 这里有两点，一个就是这个王著是成都人，不是那个历任北汉，后周和北宋，在宋太祖大宴百官时，酒醉哭闹怀念世宗的那个王著，当然，赵大还是有度量的，对那个王著也是一笑置之。另一个是限于赵二和王著的能力，所以帖中谬误颇多，后人多有微词，最关键的是这款法帖是刻在枣木上的，因此到了宋徽宗时已不堪使用，所以宋徽宗命蔡京重新编排，就是后世所说的“太清楼大观贴”，也就是启功先生所说“淳化工粗大观细”的由来。 当然，众所周知那个画鸟的擅于做嫁衣，结果在靖康二年让北金都给一锅端了。“（靖康二年二月）二日，坏司天台浑仪输军前，又图明堂九鼎观之不取，止索三馆文籍图书国子监书板……又取太清楼书，皆黄帖牙籖载以太平车”（汪藻《靖康要录》）。近些年一直有人在描白赵佶，而且现在还有吹捧蔡京的，想来就是这俩货在文艺方面有些特色，以至被现在一帮附庸风雅的酸子们又给捧了臭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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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十一月……己卯，改上庄穆皇后谥曰章穆，庄献明肃皇太后曰章献明肃，庄懿皇太后曰章懿，庄怀皇后曰章怀，庄惠皇太后曰章惠。 章穆是郭皇后，宋真宗的第二个大老婆；章献明肃是刘娥，宋真宗最后一个大老婆；章懿是李宸妃，宋真宗的小老婆，宋仁宗生母；章怀是潘皇后，宋真宗第一个大老婆，潘美的八闺女；章惠是杨淑妃，宋真宗的小老婆，宋仁宗的真正养母。 宋真宗被改谥的这大小五个老婆，即有皇后又有太后，是因为一般先皇帝的最后一位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所以潘、郭只是宋真宗的皇后，而刘娥则是宋真宗的皇后，还是宋仁宗的皇太后。 皇太后在历朝一般是一个，也有两个的。如是一个，则多为先皇帝的大老婆。如是两个，则一个是原皇后，一个则是皇帝的生母，著名的慈安、慈禧就是此例。不过清朝比较乱，虽有两宫并立，但也有只有一个皇太后的，不过并非都是先皇帝的原皇后，也有生母是那唯一的皇太后的，雍正开此先河，乾隆继之。 汉时所谓的一宫几太后，是把太皇太后（皇帝的奶奶）也包含在内了，真是算太后，也只是1-2个。 北宋皇帝本来也是遵循这一规则，甚至宋真宗时本来封了两个皇太后，一个是万安皇太后，赵三胖最后一个大老婆明德皇后。一个是宋真宗的生母，追封的元德皇后。但是在升祔太庙朝议时，宋真宗生母的尊号，还是让宰相王旦把其中的“太”字给去了。 故而，象宋仁宗一朝三太后的情况，确实并不常见。当然，宋仁宗朝不常见的事情还有很多，后面见到再说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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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五年）二月辛卯，诏罢京朝官用保任叙迁法，又罢荫补限年法。 保任即保举之意，其实就是以前的荐举。叙迁即按照资历或劳绩升迁官职，也就是磨勘考课。 因为“自天圣后（刘娥垂帘时宋仁宗年号）后，进者颇多，始戒近臣，非受诏毋辄举官。又下诏风厉，毋以荐举为阿私。”以致御史王端直言“朝廷初无参伍考察之法，偶幸无过，辄信而迁之。是以碌碌之人，皆得自进，因仍弗革，其弊将深。” 庆历新政时，为了整顿吏治，推出了保任叙迁法，“庆历三年，从辅臣范仲淹等奏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须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迁。”范仲淹等新政成员纷纷靠边站后，“知谏院刘元瑜以为‘适长奔竞，非所以养廉耻’，乃罢之。” 后来司马光搞过一个保任法，真真的奇葩，后面看到时再详细说。 荫补即恩荫，汉时的任子。宋之前就是先代有功，后代（兄弟、子孙）在上学当官时享有特殊待遇，但不是常例。宋朝开始固定为制度，称为“推恩荫补”，且范围不再局限于子弟，外延到亲属，最奇葩的是还包括了门客，也就是说大臣的近侍和仆人也出来做官了。 汉唐时期的恩荫多为1-2人，宋朝则是大臣死时上遗表，一次可以恩荫20人。而且每年皇帝过生日（圣节），三年一次的郊祀（大礼），大臣致仕之时都有固定恩荫，这些之外，还有登极荫补、册后荫补、宗室荫补、边事荫补、殁于王事荫补等诸多恩荫名目。 每年数百上千的纨绔子弟和无良门客进入了官僚体系，可以想见对百姓治理带来的伤害，可以说宋朝之亡，“推恩荫补”虽非罪魁祸首，但也是名列前茅的因素。 顺便一说，贾似道就是荫补出身。当然，这么大数量的荫补官一个名臣也不出是不可能的，吕端、陈执中、韩维等名臣也是荫补出身，但是相对他的大分母，这点数量就不足道了。 限年顾名思义就是限制年龄。荫补限年法也是庆历新政时为了限制荫补推出的政策，主要就是“应奏荫选人, 年二十五以上”。 其实新政对于荫补最早是想执行“任子诏”的，但是由于其得罪了大多数的朝野官员，所以虽然是张方平拟就，以宋仁宗名义下发的诏书，却是也不能得到执行，最后这条关于年龄的限制也被取消了。 十年后，宋仁宗被吃大户实在是不堪忍受了，嘉佑年中，再次对“推恩荫补”动了刀，这是后话，看到时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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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五年）冬十月乙卯，契丹遣使来献九龙车及所获夏国羊马。 辽兴宗也真是没品，利用宋夏之战占便宜，收了北宋的好处又被李元昊打脸，结果不忿出兵，连战连败，河曲之战更是输的灰头土脸。趁着李元昊请和，赶紧借坡下驴，和北宋绝逼是一母两胎。当然，人家知道养兵蓄锐，李元昊死后，这个场子人家最后找回来了，不像大送，好了伤疤忘了疼。 辽兴宗第一次贺兰大战后，趁着和李元昊讲和，赶紧来大送秀一下。多给羊马，彰显自己的俘获，这本就是题中之意，不过这九龙车又是什么呢？应该就是奚车，加工工艺优质，用材更加考究的毡车。 契丹人“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所以对于能够在草甸小溪中行驶的车，还是很有研究的。沈括见过普通的奚车，“其辎车之制如中国，后广前杀而无般，材俭易败，不能任重在利于行山。长毂广轮，轮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轸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车，驾之以驼，上施。惟富者加毡文绣之饰。”辎车就是奚车，帝室之用，自不会如此吝啬。 耶律德光南侵之时，被符彦卿打得满地找牙，最后学赵三胖骑个骆驼跑路，丢下的就是此类车。当然，骆驼拉的毡车颇为宽大，里面自不只一人。所以耶律德光得到了赵延寿投诚，降服后晋给后给安太妃写信，也是 “吾有梳头妮子，窃一药囊以奔于晋 ，今皆在否？吾战阳城时,亡奚车一乘,在否?” 至于“献”，宋人一向往自己脸上贴金，宋、辽、金史一向是各记各的，在辽史是否就成了赐，我是也懒得查了。车讲五辂，玉金象革木，如是玉辂则好说，若是其他，则呵呵了，不过史无所载，也就不知所以了。 《全辽文》记载辽兴宗在庆历三年也曾赐高丽“车服冠剑印绶及国信等物”，所以庆历五年这次的送车，和耶律德光的典故还有高丽赐车一事有无瓜葛就不得而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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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五年冬十月）庚午，幸琼林苑，遂畋杨村，遣使以所获驰荐太庙，召父老，赐以饮食、茶帛。 杨村虽然只是开封的一个小地名，但是对于北宋却有着极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因为那里有一座高台，被称为讲武台。“宋太祖建隆三年,临幸岳台,习骑射。又讲武台,在城西千秋门外之杨村,宋太宗所筑。” 讲武台干什么的？阅武，也就是现在的操演和阅兵。“阅武，仍前代制。太祖、太宗征伐四方，亲讲武事，故不尽用定仪，亦不常其处。凿讲武池朱明门外以习水战。复筑讲武台城西杨村，秋九月大阅，与从臣登台观焉。” 宋太祖“一条棍棒打天下”，对于武备自然是格外上心，南宋孝宗时吴咏就曾说，“独我国朝以兵立国,以武禁暴,艺祖皇帝栉风沐雨,取五代破碎不可为之天下,改纪而更新之。故于除戎讲武之事,尤加之意。今日幸造船务，明日幸飞山营又明日幸朱明门,七临幸于教船池,两大阅于西郊,士无岁不间,兵无时不教,用能南征北伐 ,罔有敌于我师。” 赵三胖初期锐意武事，故而造杨村讲武台，并在台城之后大阅兵。后来两次北伐大败，偃旗息鼓，大规模阅兵停止，仅在偶尔宫内组织几十人的小阅兵了。 宋真宗初期励精图治，曾组织过宋朝规模最大的阅武活动，军队达到20万，杨村规模不够，改在东武村建阅兵所用高台，并且建了一座临时行宫。随着澶渊之盟签订，宋真宗为了掩饰签订城下之盟，大搞神秘活动，阅武之事遂荒废成一种皇家礼仪。 宋仁宗亲政后，知制诰李淑上疏中说 “《开宝通礼》有四时讲武仪。国初疆候未平，祖宗多亲阅试按癔角射。太平兴国后，筑台杨村，以备大阅。真宗咸平初，又辟斗场於东武原，发卒会射。其后再幸飞山教场，皆躬亲训练，示不忘武备。方今继承平之治，兵革不用，三十年矣，遂使连营之士，不闻钲鼓之声。孔子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愿陛下案通礼，厉兵讲武而躬习阅之。” 可惜宋仁宗不是有为之人，让西夏打得哭爹喊娘，但是讲武之事却仍旧流于形式。宋神宗时王巩就曾说“自真宗皇帝澶渊之幸，朝廷不复讲武。”所以直到神宗朝，北宋才再次开始真正的讲武。 这次宋仁宗杨村之行并非是为了讲武阅兵，而是畋猎。畋猎就畋猎，虽然属于半军事行动半游戏，但也有助于皇帝了解一些军事知识，不过这种活动在宋朝也是不好开展的。 就如同讲武，宋太祖武人出身，打猎自是常事。赵三胖和宋真宗都是在初期时常不断的去打一打，后面就不去了。宋真宗在封禅之前好歹还打过五次猎，宋仁宗在这次之前却是一次都没打过。之所以这次“畋杨村”，还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人看武备松弛，在两个月前曲线救国，怂恿仁宗打猎。 庆历五年八月兵部员外郎李柬之上言，“祖宗校猎之制，所以顺时令而训戎事也。陛下临御以来，未讲修此礼。愿诏有司草仪，选日命殿前马步军司互出兵马，以从猎于近郊。” 相对阅武，这个规模小，对已经快要财政崩溃的宋仁宗显然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宋仁宗 “诏枢密院讨详先朝校猎制度以闻”。随后就有了这次的“畋杨村”。 四月成为首相的贾昌朝赶紧拍了个小马屁，“陛下暂幸近郊，顺时田猎，取鲜杀而登庙俎，所以昭孝德也；即高原而阅军实，所以讲武事也；问耆老而秩饫，所以养老也；劳田夫而赐惠，所以劝农也。乘舆一出，而四美皆具。伏望宣付史馆”，于是君臣尽欢而去。 庆历六年十一月，宋仁宗照方抓药，只是把打猎的地点改为了东韩村。不过这一次的宋仁宗不是像上次“帝御内东门，赐从官酒三行，奏钧容乐，幸琼林苑门，赐从官食”，“宴于幄殿，奏教坊乐”，而是“自玉津园去辇乘马”，“亲挟弓矢”，“遣卫士更奏技驾前,皆两两相当,掉鞅挟槊,以相决胜。又谓辅臣曰:‘此亦可以观士之才勇也。’” 能不能当皇帝是靠游速，能不能当官是靠脑系。所以这些变化立刻被那群人精文官发现了，如此发展皇帝必然会改变对于武人的态度，这还得了，于是乎立刻开始上谏。宋仁宗也很可能确实开始喜欢上了这种半军事化的游戏，居然想在转年二月再搞一次畋猎。 这次算是捅了马蜂窝，为了维护崇文抑武的局面，也是为了自身阶层利益，酸子们自是谏出如雨。道德层面是“远声色”所以“君心正”，民生层面是“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业乎？”外交方面是“动众为疑”不利合约，更有甚者直接开始威胁，“而况以骑乘而有疾驰之劳，在原野而驰严卫之备，或御者蹉跌，变生衔橛，愚民迷误，犯及车尘……且西北二隅，变故难测，岂无奸邪，杂于稠人广众之中。” 方方面面，不一而足，宋仁宗还要与士大夫共天下，而且性格柔弱，所以不得不罢畋猎。自是酸子们对畋猎严防死守，“终靖康不复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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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七年二月）丙辰，令内侍二人提举月给军粮。 提举就是管理，宋仁宗专门派两个内侍去管理支付军粮一事，可见当时贪腐之严重。当然，以宋仁宗的为人，他是想不出来的，这是因为侍御史吴鼎臣实在看不过眼说了话，“诸军、班所给粮多陈腐，又斗升不足，请以内侍纠察之。” 转天，各个粮仓都送进来样品，宋仁宗也不深究，就说了一句“自今当足其数以给之”，就算仅仅这样操作，“时卫士皆在殿下，殿前都指挥使李昭亮因相率罗拜以谢。” 对于克扣军饷、口粮，这个也非宋朝独有，但是能把潜规则端上台面，大家都视而不见，历朝历代多是在晚期出现，只有大送是从中前期就开始了。 宋太祖平后蜀，大将王全斌就干过，结果造成了全师雄造反。平定“兴国军”之后，王全斌被百官所议是死罪，宋太祖虽赦死罪，但当时也是开除公职了。况且宋太祖有“十恶杀人、官吏受脏者不赦！”，所以此时尚好。 三胖虽然不堪，但是终归见识过他哥治理国家，而且当初获知“汴河挽舟卒多饥冻……蓝缕枯瘠，询其故，乃主粮吏率取其口食”时，下手也颇狠辣， “帝怒，捕鞫得实，断腕殉河上三日而后斩之，押运者杖配商州”，所以三胖时也没有太过分。 到了宋真宗澶渊之盟后， “府界提点使臣言考城县发廪散军储,咸湿润腐败积么,即人不堪食”，虽然 “已令勘鞫”,但是他也明白，“恐非止一县如此”，于是安排王钦若“可速令三司遍诣诸路察视军食,以时暴凉,勿令损败”，此时军队口粮的质量已经堪忧。 而且此时，想拿到足额军粮，军官已经开始要向主管的官吏行贿了，“开封府勘粮专勾司吏，因诸军批请纳赂”。奇葩的是宋太祖和赵三胖还是狠杀了一批贪腐官员，而到了宋真宗，大臣给这个受贿官吏定的是“罪当徒”，更奇葩的是宋真宗还深表理解，再次减刑，“此但纸笔之费，累而为赃，第决杖释之。”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自此胥吏更加肆无忌惮。到了宋仁宗时口粮质量就是“多陈腐”，并开始在克扣上进行尝试，“惟上军所给斗升仅足，中下军率十得八九”。 吴鼎臣原想宋仁宗派太监去管理，查明根源杜绝此现象，结果成效就是“虽遣内侍提举，徒动军情而终不可行。” 张方平当时就曾说，“臣闻王言惟作命，百官承式，洪范五事，言曰从，从作乂。故王者之言是谓号令，令出惟行，不行，则权纲亏矣。今夫屑屑宂微之事，皆贱者之所亲，责在攸司，各有程式。发输督促，动烦宣下，所司既被受，其有不可奉行者，又须禀复，或却寝罢，下成废命，上为损威，习以为常，恬不知怪。” 宋仁宗“损威”之事常有，所以两个太监管不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到了嘉祐八年，又出现“殿前诸班请粮”时，因为口粮质量，“比进样异，辄不受散去”。看到闹得有些大，于是要求“提点仓官自今往检视，有不如样，同坐之。”当然，以宋朝的一向做法，对于这些丘八自然也要严正提醒，“军士不时请及有喧哗，悉从军法。” 宋仁宗鸵鸟了这些年，后果就是此成定例，并且逐步升级，到了熙宁时，“诸仓吏卒给军食,期盗劫取十常三四。”对此宋神宗是忍无可忍，“仓使给军粮,例有亏减,出军之家,侵牟益甚,岂朕所以爱养将士意哉!自今给粮毋损其数,三司具为令。” 由于宋神宗锐意军事，所以这一次的效果是，“於是严河仓乞取减刻罪赏,而兵粮每石及十斗,士卒欢呼。” 很多人骂宋神宗和王安石，其实他们是真不知道前面的人给熙宁挖了多少深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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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七年）九月丁酉，诏删定《一州一县敕》 宋承唐制，所以律法承袭的也是永徽律疏，这是与罗马法可以并称的一部法系著作。 后周时期的周刑统比之唐律要少了一些，宋太祖制定的宋刑统则直接就是翻版了。在建隆四年，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等在30卷宋刑统之外，增补一百零六条，即《编敕》四卷。 汉高祖当初约法三章，宋太祖显然是明白的，所以他自然不会严刑峻法。到了赵三胖，那自然就要有一番新气象了。“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六月，诏有司取国朝以来条纂为《编敕》颁行，凡十五卷，曰《太平兴国编敕》。”不过这个明显不过瘾，到了淳化年间，“至五年八月二十一日，骧、范上《重删定淳化编敕》三十卷。” 宋真宗就更加离谱了，到了大中祥符之时，居然增加到一万八千五百五十条。其后还有“天禧元年六月七日，编敕所上《条贯在京及三司敕》共十二卷，诏颁行。”“（四年）二月九日，参知政事李迪等上《一州一县新编敕》五十卷。”“十一月十七日，宰臣李迪上《删定一司一务编 》三十卷。” 当然，与他儿子相比，这也不算什么。宋仁宗在天圣及庆历年间都曾整理过《编敕》，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七条，《一路敕》以前八百二十七条，《一州一县敕》以前四百五十一条。 我就奇怪很多人总在说宋朝的老百姓多么幸福，这比宋初翻了几倍的律法，幸福感从何而来呢？ 看看宋人苏轼怎么说的，“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国初加以注疏，情文备矣。今《编敕》续降，动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虑所不能照，而法病矣。” 当然，宋仁宗被吹捧是个仁皇帝，所以问题不能是他的，于是《宋史?刑法志一》说“承平日久，天下生齿益蕃，犯法者多，岁断大辟甚众，而有司未尝上其数。”这个皇帝当的，还这么多人给他歌功颂德，奇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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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七年十一月）贝州宣毅卒王则据城反。 这次造反的时间并不算长，历时65天，范围也没有出贝州一地，过程就是预谋联络德、齐两州断澶渊浮桥起事，结果泄密了。于是利用知州带领僚属冬至上香时提前起事，杀了一些官吏，被大军围城，后城破事败。 王则“本涿州人，岁饥，流至贝州，自卖为人牧羊，後隶宣毅军为小校”，由“则去涿，母与之诀别，刺‘福’字於其背以为记”可知，王则逃荒之时年龄应该不大。这种自小就苦大仇深，当兵被克扣不说，还要吃“多陈腐”的军粮，这种造反在历代也属寻常，宋朝尤多而已。 只不过王则就是水浒的王庆，而且被鲁迅称为神魔小说首创，罗贯中的三遂平妖传就是说的这件事，所以还是可以多说几句的。 “神魔其在小说，则明初之《平妖传》已开其先。”（《中国小说史略》） 王则的这次造反，宗教气息很浓厚，“贝、冀俗妖幻，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图谶诸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旗帜号令，率以佛为称。” 弥勒信仰大约是东汉末年因《大乘方等要慧经》而传入，其能够快速传播的原因大体是因为弥勒净土这一思想符合底层民众的愿望，所以很快被世俗化。 “贝、冀俗妖幻”就是指宋之前发生在贝、冀两州以弥勒信仰起事的两次造反活动。 南北朝时，北魏的大乘暴动，就是冀州和尚法庆以“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借助弥勒信仰起事。不过那一次一点都不佛系，口号是“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唐朝开元年间，贝州王怀古也是以“释迎牟尼末，更有新佛出”的口号，借助勒信仰来起事。 成事需佛的理念在宋人中也很有影响，北宋的《佛祖统纪》就曾说宋太祖“佛大士之瑞相”，南宋朱弁更是记录民间指宋太祖为定光佛，“至太祖一天下，皆以为定光佛后身者”《曲洧旧闻?卷一》。 其实被牵扯到王则造反的神话人物还有一人，即八仙中的吕洞宾，他被宋仁宗下诏通缉了，而且第一次是和一个俗人李教一起被通缉，第二次是单独被通缉。 李教是都官郎中李昙的儿子，或许会一点魔术戏法，当时有一些名气，因为“醉酒妄言”，一说因是“妖人”，被人告官。因其父为官，刚开始捕拿并不急，但是后来压力大了，李教就在家自缢身死。本来人死账烂，一了百了，可谁想到后来王则造反，冀州武邑的吏员魏化跑去告诉贾昌朝，“（李）教尚在贼中”。 贾昌朝当时坐镇大名府，贝州叛乱就发生在他的治内，正在急于立功自保，于是直接捅上了天，这一下“所部监司、太守如张昷之、张存十数人前皆重贬，昙责昭州别驾，教妻子皆诛死。”张存也是冤，他是司马光的岳父，还有一个女儿是李教的亲嫂子，所以也跟着吃了挂落。 好死不死，李教有一次在娼馆题壁“吕洞宾、李教同游。”所以得知吕洞宾与李教同党，于是“诏天下捕李教及吕洞宾二人”（《默记?卷中》）。后来贝州城破，查无李教，“乃独令捕吕洞宾”，过了很久才知道这是李教攀吕洞宾的高枝才作罢，不过吕洞宾自此在宋朝扬名，他的故事才丰满起来。 若说宋仁宗糊涂至此也有可能，但是那些个文臣总是饱读诗书，博古通今的厉害人物，颇不至于滑天下之大稽。欲待不信，但是王铚言之凿凿“今《仁宗实录》虽载此，而无如此之详，故表见之”，奈何。 王则这次造反，宋军大举合围，本是枢密直学士明镐主持，而且困死王则，地道也挖得七七八八，成功指日可待，可是谁想到熟透了的桃子被人抢了，以致这老兄数月后一命呜呼。 抢桃子的就是朝中有人的文彦博，梅尧臣在《 碧云騢》里说的也是很不客气“文彦博相，因张贵妃也。贵妃父尧封，尝为文彦博父洎门客，贵妃认尧封为伯父，又欲士大夫为助，于是诱进彦博……自尔属意彦博。彦博自成都归，不久参知政事。” 对于这次抢功的记载是，“贝州王则叛，朝廷以明镐往取之，贼将破，上以近京，甚忧之。一日，宫中语曰：“执政大臣无一人为国家了事者，日日上殿，无有取贼意，何益？”贵妃密令人语彦博。明日上殿，乞身往破贼。上大喜，以彦博往统军，至则镐已破贼擒矣。” 不过若是依照《甘陵伐叛记》的时间，文彦博到后十五天城破，《渑水燕谈录》虽记文彦博请行“未逾月,捷报至”，但是未记到达时间，而且年头也不对。 总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彦博第一次罢相就是因为和张贵妃走得太近，被御史唐介来了个两败俱伤，一起离京。“（唐）介遂劾宰相文彦博守蜀日造间金奇锦，缘阉侍通宫掖，以得执政；今显用尧佐，益自固结，请罢之而相富弼……帝急召执政示之曰：‘介论事是其职。至谓彦博由妃嫔致宰相，此何言也？进用冢司，岂应得预？’时彦博在前，介责之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隐。’彦博拜谢不已，帝怒益甚。” 王则造反于十一月，庆历八年闰正月被扑灭，这个庆历八年对宋仁宗还真是一个好年头，李元昊也是正月死的，所以宋仁宗当年就宣布明年改年号为皇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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