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回顾宋元科技史，从宋朝水运仪象台和北司天监说起[第7页]

    图12，杰罗姆的绘画一般会在画上留下自己的名字：J.L.GEROME，本图中，左下角就留有杰罗姆的名字。

    把拿破仑也给卷进来的并不仅仅只有杰罗姆的两幅画和《埃及描述》（Description de l'Egypte），还有一幅画。

    莫里斯·奥兰治（Maurice Orange）制作的下面这幅画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图13

    到此，拿破仑已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其实通过拿破仑传记、拿破仑日记等历史，我们便能知道拿破仑自从登陆奥斯曼土耳其的埃及领土时，他就一直在忙着和土耳其人交火，这期间还穿插了许多极其重要的事件，比如约瑟芬的外遇问题（其实这是法国传统，但这种传统发生在拿破仑本人身上时，就是另一种滋味了），法国本土的战败消息，传染病等等，无不是让拿破仑焦头烂额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拿破仑澄清，结果也是收效甚微的，因为人们更愿意相信眼见为实，不愿相信简单的逻辑推理。
    至于，有传说狮身人面像的鼻子是拿破仑轰掉的，本就是一个无稽的传说。

    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不妨让时间倒着来。


    图14，1924年，已和实物相当。


    图15，希波吕特·阿诺（Hippolyte Arnoux）摄影，活跃于1865至1890年。大量砖头出现。


    图16，1887年


    图17，1882年，格兰杰（Granger）摄影，图上的人多为军人。


    图18，唐·麦卡林（Don McCullin），约1880年摄影。


    图19，斯特拉斯伯格（Strassberger, B.）绘制。

    以下则是零散图，不知是谁留影的，也不知是产生于哪一年的。


    图20

    图21

    图22

    图23

    图24

    图25

    此刻，读者们应该回忆起了这张图了吧，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两张图都是真的。1886年，也符合描述，大概就是这个时间点，吉萨金字塔群的雏形初现了。现在，答案已经有了，《拿破仑在狮身人面像前》的合理创作时间就是在1886年，西方学界并没有弄错，是弗里曼自己把《拿破仑在狮身人面像前》完成时间弄错了。
    现在读者也应该知道狮身人面像的形象为什么是不男不女了吧？因为设计者在参考过去的图时，不好意思直接把像建造成埃塞俄比亚女人的模样，便成了今天的不伦不类的样子。
    此时距1929年，还有43年时间，兜售假文物的西方人还有很多时间对狮身人面像进行完善。

    苏伊士运河开凿于1859年，通航于1869年，前后也不过10年有余，便完工，建造个小小的金字塔群，还有什么问题呢？但也不要忘了，大约有12万埃及劳工命丧于苏伊士。1956年，埃及政府在美、苏的帮助下，才从英、法手中夺回苏伊士运河的所有权。
    现在，读者也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动这么大的工程，却鲜有人知。第一就是，埃及有文明可言，埃及人懂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要奋起抗争吗？第二是，苏伊士运河死于12万劳工，尚且鲜有人知，如何开罗旁边修建个小小的金字塔，就有很多埃及人不满了？
    尽管狮身人面像不是一日建成的，但是，狮身人面像实在新，真心新！
    至于狮身人面像是用什么建造的，建造它的目的，又是做什么用的，其实图片和《胡夫金字塔是怎么回事？》都已经告诉读者了。
    其实，当我知道60进制是元人规定的时候，我就知道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历史基本是虚构的了，但我若直接说60进制是元人规定的时候，有几个人听得懂呢？
    坦普尔说的一段话值得每个中国人深思：
    “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从公元17世纪起，中国人对欧洲的技术专长越来越迷惑不解，有很长一段时间反而遗忘了自己的成就。当耶稣会士向中国人展示机械钟时，他们竟然感到敬畏。中国人忘记了，首先发明机械钟的正是他们自己！
    “…………
    “为什么我们还不知道这些重大和明显的事情的真相呢？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注意到这些。如果做出这些发明和发现的主人自己都不再要求得到发明和发现权，如果连他们自己对这些发明和发现的记忆都淡漠了，那么这些发明和发现的遗产继承人何苦还要替他们去争回丟失了的权利呢？时至今日，是否许多西方人还想要知道这些真相，恐怕都很有疑问。因为我们总满足于认为，我们现有的地位是靠自己经过孤立无援的努力而达到的，我们是一切才能和技能的值得夸耀的主人。”

    楼主现阶段属于这种人：


    望大家有money的捧个钱场，没money的捧个人场，谢谢大家！——怕屏蔽，故用特殊字，见谅。
    目前，基本是二人“单挑”西方伪史，加自己整理宋元科技史。
    盖此帖的目的就是要盖中华文明这个大庙，如果谁觉得楼主做此事靠谱，就请多多赞助，谢谢大家！

    时间：（伪）公元前4383年，4000？年，1800？年

    学科分类：伪史、辨伪学

    事件：（伪）古巴比伦文明起始时间

    莱昂纳德为《汉谟拉比法典》英译者。哪天，你要是发觉中国教科书把伪巴比伦文明时间改成了公元前4383年，就不要忘了《古代巴比伦：从王权建立到波斯征服》这本书，正是出自它。

    出处：英国，莱昂纳德·W.金著史孝文译《古代巴比伦：从王权建立到波斯征服》，2020年4月第1版第1印

    时间：约公元前4000年
    学科分类：农业
    事件：中国浙江，人工栽培水稻
    出处：中国浙江，河姆渡遗址

    时间：（伪）约公元前3500年
    学科分类：伪史、辨伪学
    事件：（伪）苏美尔文明起始时间

    解析：
    伏尔泰、牛顿时代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个文明存在。
    两大沙漠文明（两河流域、埃及）之一。文明起源于沙漠，在沙漠中发现“冬季”“冬至”，为什么不说人类起源于火星？如果是火星的话，肯定会给辨伪学增加考据难度。

    地理环境：热带沙漠气候；没有水稻（核心食物来源），没有黄豆（蛋白质含量35%），没有竹（文字载体）；没有历史；石头、青铜等无机物无法用C14检测。但是，总要有一个文明比中国悠久，苏美尔文明有幸扮演了这个角色。

    时间：（伪）约公元前3500年，牛顿说公元前1125年
    学科分类：伪史、辨伪学
    事件：（伪）古埃及文明起始时间

    出处：中学教科书

    时间：（伪）公元前3000-前2000年
    学科分类：伪史、辨伪学
    事件：（伪）前王宫时期
    出处：《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4》

    时间：（伪）公元前3000-前2000年
    学科分类：伪史、辨伪学
    事件：（伪）前王宫时期
    解析：
    伪米诺斯文明，阿瑟·伊万斯（Arthur Evans）伪造，见《新年表·1900年》。

    出处：《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4》，53页

    时间：（伪）公元前1450或前1380-前1100年
    学科分类：伪史、辨伪学
    事件：（伪）后王宫时期
    《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4》：
    公元前1400年前后，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克诺索斯城和米诺斯宫殿毁于一旦，克里特文明衰亡。公元前9世纪，希腊人再建克诺索斯城。然而，发生于4世纪中期的地震再度摧毁了这座城市。约5世纪后，伊拉克利翁兴起，取而代之。
    对发生在克诺索斯城有关米诺斯的传说，一些史学家有过记载，并发表过自己的评论。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克里特传说当作历史记录，说它具有某种确切的成分，但需要加以批判和选择。19世纪的格罗特则认为，相信有个米诺斯王曾经统治过克里特，这是愚蠢的；这些传说是希腊人创造出来的，出自他们永不枯竭的想象力，为的是填补未知的过去的空白。后来的考古发现，证实修昔底德的观点是正确的。人们的确在克诺索斯王宫中找到了人祭的证据，这样便可以对牛怪吃人的传说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另外在Minotauros即“米诺陶洛斯”这个名字中，前一半Mino显然是米诺斯，后一半tauros在希腊语中指的是公牛。从克诺索斯发现的诸如带状装饰、小雕像等物品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克里特人对公牛的崇拜。

    解析：
    伪米诺斯文明，文中所谓的考古即指阿瑟·伊万斯（Arthur Evans）伪造米诺斯文明一事，见《新年表·1900年》。

    出处：《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4》，53、54-55页

    自称是前罗马遗址，大量砖头结构。
    砖头的正常使用年限是70年，有多少可信度，大家自行辨认。

    @大枫溪月1455 2021-02-16 01:01:26

    图12，杰罗姆的绘画一般会在画上留下自己的名字：J.L.GEROME，本图中，左下角就留有杰罗姆的名字。
    把拿破仑也给卷进来的并不仅仅只有杰罗姆的两幅画和《埃及描述》（Description de l'Egypte），还有一幅画。
    莫里斯·奥兰治（Maurice Orange）制作的下面这幅画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图13
    到此......
    -----------------------------
    @合金钢的眼睛 2021-02-16 22:22:02
    上图那个蛋有点大，走路会不会扯着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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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问题，人家这个时间点，桑蚕都有了。

玻璃，宋代，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

    这是一部人类知识史上最大的伪史，其笔法叫“进步论”，也即人们熟知的社会进化论。西历1780年左右，社会进化论在西方出现之时，即是西方文人编撰伪史之始。
    根据社会进化的学说，西方文明上接古希腊文明，继而文艺复兴，进步最快，最先到达“现代”。全世界独有西方历史是文明历史，照耀着文明、理性的光辉，其余人类，包括中国，皆处于蒙昧、野蛮、停滞的黑暗状态，需要西方文明去“普世”。这就是西方向全世界芸芸众生一直灌输的“正史”。
    百年前，在中国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的悲风凄雨中，严复将社会进化论——“天演论”引入了中国，从此社会进化论一统中国知识界天下。社会进化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是物质技术、经济基础或生产力的水平。一个社会的物质经济水平高，其文化就先进。物质经济水平低，其文化也落后。中国物质既水平低，文化必“落后”，历史也“专制”。中国读书人开始自认愚昧、落后、劣根。
    更有甚者，中国读书人还反用了社会进化论：是中国文化的落后，才造成中国政治、军事、物质经济的整体落后。
    百年来，正是社会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自卑感，根本地诱使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之魂。社会进化论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精神鸦片，深度熏毒在朝在野的中国知识精英，致使今日中国在文化上依然没有站起来。

    西历1500年前后，西方正史称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其实当时的西欧，与古希腊八竿子打不着。时间上，古希腊文化湮灭已久，典籍流落在阿拉伯的图书馆里。地理空间上，希腊地处东方的拜占庭帝国。古罗马文化在意大利，早已覆灭于入侵的“蛮族”（今日西欧诸国的真正祖先）。基督教对古希腊古罗马“异教文化”也长期采取严厉的毁灭政策。
    因此，所谓的西欧“文艺复兴”，实际上可谓一个文化认祖事件——指认古希腊作为自己历史文化的始祖。其风马牛，好比唐朝李姓皇帝因有胡人血统，硬要攀认一千余年前姓李的老子为祖宗，而把老子到李姓皇帝中间一大段空白叫“中世纪”。
    文艺复兴之所以从意大利开始，正是因为意大利最靠近东方，是野蛮欧洲窥望东方的一个窗口。当时的意大利人，从阿拉伯和拜占庭的文献里，惊奇地发现古希腊文化有“以人为本”的思想，于是借古希腊来要求“以人为本”，因为当时的西欧非常不“以人为本”。
    在这所谓的“中世纪”，西方教会严酷，邦国林立，强盗横行，瘟疫蔓延，民不聊生。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可谓打着宗教旗号，一次又一次西方“倭寇”到东方来烧杀抢掠，到处屠城。那些邦主国王，常常是一些强盗头目。（直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还跟海盗合伙做生意，人称“海盗女王”。）农民们只好依附有城堡保护的贵族领主当农奴。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农民是一些真正的奴隶。绝望之下，宗教盛兴。所以当时欧洲人到处都拼命查石块，建造向上天飞升的哥特式教堂。
    西历1450.年前后，欧洲西部几百个野蛮小邦国，从意大利开始，借助东方阿拉伯文献，攀认已死灭的古希腊文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文明历史。
    把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都叫做“中世纪”，是不是有点太长了？硬攀别人为始祖，究竟有些牵强。如果没有开头，也就无所谓“中世纪”。因此在相当意义上，西方的文明历史，仅仅开始于西历1450年前后向东方文明的学习，迄今不过500多年，开始于中国明朝中叶。但西方拿了别人的东西，西方人写历史全然不承认。

    新中国已过了一个甲子（60年），应该有一个历史的转折了。
    面对新蒙昧主义笼罩的中国知识界，本丛书试图重新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智慧，同时揭示西方历史和社会的真相。

    魂兮归来，重返中国！只有重返中国文化的源流，在文化上站起来，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复兴。
    中国被西方教化日久，重归自己的精神家园、重续自己的文化根脉，一定充满困难曲折。但归故乡之路，必定亲切，充满了惊喜……
    河清庚寅仲夏于杭州

    按：
    文中提到的西亚、埃及历史系虚构，真实情形是爱薛子孙回后罗马，先带起了维也纳大学的学者，后带起了整个欧洲的科学。
    德国人文化寻根一事指德国成立历史学，那不是文化寻根，而是虚构历史和塑造欧洲中心论的重要转折点。
    西方人虚构历史的历史非常悠久，15世纪便已开始，这个时间的造伪和欧洲中心论、白人至上论没有任何联系。

    《谁在导演世界》

    前言
    我曾在一篇旧文中写过：“我们被多少假正义卷裹，让善变成做作和模仿。模仿得最像的民族最先毁灭当时便已窥到某些居心叵测的外国反华势力亡我中华的那道滑坡正在如火如荼地搭建，而且多数人都带着“追逐理想”的兴奋。滑坡的特点是难以逆转的下坠力量和奔到上面的人的“自由落体运动”。看到这场没有硝烟的征服战之隐秘细节的我，无异于当年听到卢沟桥枪声奋起抗争的华夏子孙，所有自我中心的私愿、所有奸细般的潇洒都潮水似地退去，剩下的就是精卫填海、力挽狂澜、近乎绝望的救国之心。这时候才明白在充满血迹的历史上为什么总有人站出来甘作赴汤蹈火的“傻瓜”。
    在这某些人将颓废变成时髦的年代，面对外国文化侵略，抵御外侮注定只能落到少数人的肩上，而且已经事先打上了历史忘恩负义的记号。所以做这个集子是不得已。一个不得已看到真相的人，不得已说了出来，不得已落进时代的旋涡，不得已被分边划派，不得已而清理战场。如果说战士是在战场上造就的，那么我就是一个被迫拿起武器的人。

按：
共济会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埃及探索协会都比共济会真实。

    @俗人无语 2021-02-17 21:31:27
    楼主对水运仪和擒纵机构认识比较深入，不过对宋元科技和中华科技谈得不够多。还是滑到各种伪史里。科学技术史真的是难，尤其是对伪史派来说更加难。他们都不愿跳入这个坑，只是在坑的边上喷喷水就算了。
    楼主提到这么几个与科技史有关的问题，可惜都没有多讲。宋元之后中国科技的状况怎么样了？是不是停滞落后了？中华天学被“偷”去欧洲是什么时候？什么途径？中华算学被“偷”去欧洲是什么时候？什么途径？
    如期一......
    -----------------------------
    早说了，前阵子被feng hao后，正在慢慢发上来。
    活全我一个人做，而且是在透支，哪有那么多时间。

    @俗人无语 2021-02-17 21:31:27
    楼主对水运仪和擒纵机构认识比较深入，不过对宋元科技和中华科技谈得不够多。还是滑到各种伪史里。科学技术史真的是难，尤其是对伪史派来说更加难。他们都不愿跳入这个坑，只是在坑的边上喷喷水就算了。
    楼主提到这么几个与科技史有关的问题，可惜都没有多讲。宋元之后中国科技的状况怎么样了？是不是停滞落后了？中华天学被“偷”去欧洲是什么时候？什么途径？中华算学被“偷”去欧洲是什么时候？什么途径？
    如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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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挽具、驴的普及，本就是宋元事情。宋元以前，你见过哪家平民用驴当常用工具的？这不就是宋元科技史了？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19世纪，杰罗姆绘画。

    有些东西是用画来说话的。

    第一篇
    导演世界的暗手

    “独立”知识分子与伪善帝国
    （自“五四运动”以后，传自西方的“独立知识分子”概念与神话，从根上彻底打碎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念，实际上就是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被斩了脑袋，这颗脑袋从此嫁接在异文明的血管上。）
    有一些名词本身便有蛊惑人心的作用，被大张旗鼓地传播以后，就更是从神话蜕变成宗教。既然是宗教，没理可讲，也无须真实，大家闭起眼睛膜拜就是了。
    西方近现代出现的“独立知识分子”，即所谓“不仰权贵鼻息的”“有独立意识和存在”“对政权起监督作用”“民主的基石和保障”等代表一系列现代价值观的精英群体，是上述神话和宗教的起因。很久以来我们就相信了这些奇迹般美好的价值观，而既看不清实际操作是怎么回事，也意识不到“理想”的实现代价是什么。相信理想的人和兜售理想的人从来想的不是一回事，但这个界线总是被理想的正义感所模糊。这一群体及其拖带的神话，不光颠覆了西方文明，也倾覆了整个世界各大文明的本真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时间推移信徒不断扩大的这个群体，不光是一架庞大的文明推土机，而且是一支比中古野蛮的蒙古铁蹄还具有毁灭作用的军团。这个群体只因“独立”二字便有了凌驾一切的道德依据之本身，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而这“独立”是否真实存在？它的真实作用究竟是什么？它缘何而来又为何扩散到全世界？这些问题也几乎无人发出疑问，因为神话完美到有一丝怀疑都是罪过。
    自“五四运动”以后，传自西方的“独立知识分子”概念与神话，从根上彻底打碎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念，实际上就是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被斩了脑袋，这颗脑袋从此嫁接在异文明的血管上。遭到如此外科手术打击的文明，能否承继下去？它的结局是去掉这颗已被移植的脑袋？还是改造不愿跟着走的身体？是最终消逝还是实现原配重接？总而言之，这个被斩了头的社会总是凄凄哀哀，在幸福中不知福，在危机中不知险，在欺诈中看不见陷阱。

    一颗被暴力斩断并另行嫁接的脑袋之痛楚哀怨和歇斯底里，时常让人惨不忍睹。既然断头源自一个概念和神话，那么探究神话的真实与虚假，就是解救这颗痛苦的脑袋的唯一办法。因为那个“独立”群体的“存在”，奠定了西方“话语权”乃至“文化霸权”的合法性，也是促使中国人自觉抛弃儒家知识分子理想欣然接受新信仰的致幻药。由于从不怀疑“独立”的真实，所有代表西方“话语权”的“国际”机构，从“国际”电影节到各类“国际”奖，都自动戴上了中立、公正的桂冠，让中国人“赢”得狂喜，“输”得服贴；哪怕从来不给好脸，针刺刀斩不歇手，也激不起任何反抗。一个民族的尊严，被外部权力以子虚乌有的权威如此彻底地交换走，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独立”这两个字绑架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毫不足惜地割断头与身体之间剩下的几根筋脉，时时刻刻自贱着那具只恨冷却的速度不够快的身体。
    “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从何而来？首先必须澄清的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在西方并非古已有之，不但没有，连相对独立的类似中国古代闲士的群体也不存在。欧洲古代就根本没有秀才、举人这一介于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知识分子阶层。工业革命前的西方是三头一体的社会，哪三头？国王、贵族和教士。国王和贵族类似狼与猎犬的结盟，主要功能是对外打仗、抢劫。一般国库一空，就发动一场战争，打赢了靠赔款过好日子。这种模式到如今也没有真正改变，没钱了就开始找冤大头，而不是教育人民勒紧裤带好好干，大有“匪帮”的习性。由于长年处于战争动员状态，民众的凝聚力很强，即便今天真刀实枪的战争大大减少，思想的战争动员状态却不见一日停歇。从未见哪个国王能诗会画，我们中国人至今还在传诵皇帝的诗赋，成了文学遗产的一部分，欧洲人从没有这份福气。
    第三头教士则主要用来圈管民众，但方法不是教育他们知书达理，而是恐吓他们不信教就下地狱。这种靠恐怖绑架民意的手法传承至今，只不过不再用《圣经》里的地狱吓唬了，而是靠抹黑地球邻居。欧洲古代根本没有平民教育，文字与书本对百姓是禁物，平民子弟只有通过进人僧侣阶层才能获得识字读书的权利。文艺复兴前文化就集中于一本《圣经》，且只有教士有解释权，百姓自己无权阅读和理解。教士这个阶层勉强可以算作“知识分子”，因为是贵族以下唯一识文断字的群体，但与中国古代文人相去甚远，既不为文亦不作赋，只能为教义活着，所以唯一的作为就是到处搭火刑架，信仰不坚定灭得你尸骨不存。信仰从古至今都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因为始终都有一个“我信，你怎么能不信”的问题，征服也就浸透在血管里，不是武器的征战，就是思想的征战，永不停息。现今火刑架的实体不复存在，但其精髓被“独立知识分子”汤汁不漏地全盘继承，也爱在全世界搭“火刑架”，今天萨达姆，明天内贾德，杀起来也是绝不手软。在欧洲古代的漫长岁月里，这些人群中的有识之士，只留下抄的经书和画的圣像，哪里像中国文人给后世留下了那么丰富的文艺作品？贵族阶层偶然会出几个不爱打仗也不喜狩猎的异类，有点像中国的才子佳人，如法国的贵妇作家拉法耶特夫人、斯塔埃尔夫人，但人数极少，构不成中国古代那样庞大的文人群体。
    所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只是近代出现的，但并不是平白无辜横空出世，而是与金融资本手牵手一起走上舞台。说白了是那个国际无疆界征服集团为在各国夺权设计的一件暗器，为扫清任何阻力起到了吠犬和清道夫的作用。这个后来已势不可当的征服集团，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从渗透甚至操纵出版业、报业和影像业开始的。在能直接插手的地方他们出钱自己办，以此为基地驯养“独立知识分子”。要想把“话语权”从国家及其代表人物国王或总统手里夺下来，就得设计一个美好概念，而只有把概念变成神话，才能起到信仰的作用。在读书人的梦想深处，阴谋家们找到了两个字“独立”，别小看这两个字，这可是属于为数不多的终极信仰的词，一旦搬出来，像蜜饯吸引蚂蚁一样，再也挡不住狂热的信徒。从此影子帝国向世界各个角落伸出了触角，有使用不完的自愿军团。这个帝国并没有看得见的边界或指挥中心，而是靠着信仰的向心力，扩大着它的权力和疆域。

    应该承认，在概念变成神话之前，概念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吻合的。在18、19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由于控制还没有到高度垄断的阶段，还真是涌现了一批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相对于欧洲古代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而言的。但“独立”二字用于知识分子，永远都只是相对的，从内、外不同角度看，或从长线、短线看，结论不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举一个例子，伏尔泰应该是“独立”典型了，至今为人讴歌。
    内看，他可是三头都反：反王室、反贵族、反教会；但从外看，那英雄气概便有所减损，他是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资本围剿法兰西王国的“马前卒”。只不过外面这条线长久以来一直是秘而不宣的，骗得包括本人在内的很多人腾云驾雾，跑到“独立花园”寻花觅草。当时波旁王室不愿像英国王室那样受金融资本操控，那帮人就策动“革命”将其推翻。欧洲被杀头的国王因果都大同小异。征服集团为引一国入瓮，常用手法是借一些善良文人的理想解构传统文明的框架，这些天真文人恐怕想不到，自己的进步思想，最终被这群“文明绑架者”利用来颠倒人类文明本真价值观，以“假正义”取代正义，摧毁世上伟大文明，建立“伪善帝国”统治世界。两百年已有足够的时间看清“独立斗士”的鞋跟里大致都拖带了亡国灭种的秘方。近代以后，由于这个国际无疆界征服集团的出现，各国斗士的数目越来越多，但水分也大，叛徒多过勇士。无声无息的才是真斗士，名声大噪、甚至领了XX奖的，不过卒子而已。但此法几百年来始终有效，让书生信仰“独立”，是不费分文就能收获果子的天才设计，而那些为国家利益想阻止“独立”漫延的人，则也被设计了大帽：“专制”，这两个名词是天生要斗下去的，自残而永无止息。成为攻击目标的各国就这样被事先安插了一枚几乎没有可能拔掉的“钉子”。
    其实仔细想想，欧洲自古就没有夹在权势与百姓间以头脑存世的中间阶层，近代突然闯出个“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究竟有什么基础？在超过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长河里，夹在国王贵族与平民百姓间只有教士阶层，那么在此传统基础上产生的“独立知识分子”，是不是就是取代了旧教士的新教士？传统的变迁时常只是换了名称而已。

二战后，真斗士在欧洲被斩尽杀绝，肉体没有消灭的，声音也被封掉。民主社会表面没有审查制度，但是不是真有奇迹？非也。有一法国哲学家说，民主的审查是无处不有，人人互审和自审。别看宽衣解带自由得很，那都是“高压锅”的气阀，就像欧洲古典绘画，光着身子，《圣经》的框框却是半步不越的。所以真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一句话都可戴罪，说天天“文革”也不过分，日日处在思想的战争动员状态。70年代以后，“独立”二字基本可以拿掉了，能上台面的，“演员”甚至“小丑”居多，演什么，怎么演，角色都是分派好的。反来反去，不但没有掉脑袋的危险，反而名利双收，这“独立”的好处真多！

    有一个很玄妙的现象，西方人从不探究，国人也就从来意识不到，因为无论是报道西方还是研究西方，主流是加热人家已经炒好的饭。但这个现象其实很扎眼，任何清醒者都应该问个为什么：在这里，所有的权力机构，从政府到企业，都被要求“透明”，主流媒体也时不时地揭露一番，唯独有几大权力无人深探：跨国资本（金融资本、国际财团）、传媒业、电影业、非政府组织，凡是敢深究这些权力的人均被边缘化。而这几大权力对西方社会的操纵和影响之深远和持久胜过其他权力。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出民主社会谁是真正的主人，谁只穿着皇帝外衣的仆人。而这些巨大权力享有特权的合法性即来自“独立”。真正的主人从不现真身，他们最贴身的仆人也不是人人以为的“民选政府”，而是“独立知识分子”，没有这样一批人，就无法超越各国主权，形成一支指哪打哪的超国界“军团”。“传媒只要摆脱政权控制就是自由的”神话之盛行，取代了“传媒是否陈述真实”这一更实质的评判标准。再说信息的流通怎么流标准谁定？西方这种靠封锁别人的信息、欺诈性控制信息源头、操纵信息解释权、甚至不惜说谎以信息作武器攻打别人的强欺弱逻辑，代表的是“独立”还是“强权”？
    别的地方我不熟知，不敢妄言，但在法国这么多年，就是在“独立知识分子”群里看不见任何“英雄”“猎犬群”才是符合实际的名称。懂得打猎的人都明白，“猎犬群”就是为主子追杀猎物的，放出去吠声震天，将猎物断颈裂喉送到主子手里。
    西方各国都有一批专以“揭露”为业，却能飞黄腾达的人。作“揭手”自古就让人佩服，是因为无一例外都是倒霉蛋，如今逻辑颠倒，成了一本万利的好营生，天下哪有如此掉馅饼的事呢？最效力强权的，却是以最反叛的面目出现，这就是高妙的地方。但这种事情只有在看得见的权力之上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更高权力的地方，方可实现。
    上百年来，尤以二战后看得更清楚，“独立幼稚园”里人头济济地养了一大群模仿者，其中有几个心知肚明的领头羊，和绝大多数赶时髦的信徒。“独立”这张假皮之无坚不摧，就在于它吸附“毛”的本领，它为那些被断了根的“毛”提供了一块荣耀“生命场”，如此精心豢养，能不让那些早已不知往哪里附着的“毛”磨拳擦掌叛国忘祖？！
    伪善帝国终于在大量培植“独立幼稚园”成功之后，横行于世。它的最高道德法庭靠着“独立幼稚园”的思想统一，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审判，从此“罪”是“得罪”了全人类的，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架”搭到了最遥远的角落。
    （2010年10月）

    “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

    （改变历史观不但涂抹了记忆，而且让人再也看不见真实。所以改变你的历史观，就能篡改你的历史，进而不费一兵一卒夺走你的国与民。）

    不洞悉基督教文明政教合一的本质，很难看到这一层。即使研究书本了解政教合一历史，若不摸透西人深藏的本性，也难以参悟“合一”是怎样的一种结合，它是怎样改头换面、瞒天过海在几百年的革命风暴中潜行至今。这道西方各类“自由”的底线为绝大多数信仰者所不知，如同秘方的底方，是深锁保险柜的。
    我们知道“历史基因”不易改造，但名词的变换往往让人忘记这一点。教民与教士、教会与王权的关系，与中国古代百姓和读书人、士大夫阶层和皇权的关系截然不同。然而近代以来，我们恰恰是以中国式的关系模式去理解、想象、模仿西方向我们推销的民主、自由、独立之理想，这就使得我们的努力充满悲剧。这份错爱在中国这一边几乎无人意识到，而那一边则乐得给你一个假药方，只把“说的一套”呈现，“做的一套”却潜心收藏。人家悉心掩藏的“做的一套”，如果中国人自己有类似的做法，那么三下五除二也就发现了，可那“做的一套”——西人的真正传统，恰与我们的传统背道而驰，两种文明不光进化程度不同，语言和思维方式也鲜少相通之处。西方是从贵族分封制直接跃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若挪到中国就是从春秋战国一步跨入19世纪，这一飞跃并非自然演变或者西方文明得天独厚，而是跨国金融资本介入的结果。西方的“民主”体制也不是文明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跨国金融财团渗入后，为掌控一国政权通过大规模洗脑或顺势或强行嵌入的，保守势力强大的国家为此不知多少人头落地，在某种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抗，决斗之惨烈及战后的严酷清洗和深入骨髓的洗脑，才翻过历史的一页。但历史的这条脉络被胜利者刻意掩藏了。近两百年的战乱欺辱使中国人没有底气、甚至没有时间和条件透析对方历史的虚实，而只能病急乱投医。病人（其实应为被重伤动了元气的人）碰到只想你卧床不起却让你相信是救命恩人的医生，颇能概括中国一个多世纪西学的实际遭遇。这是中国知识群体百多年来悲剧之所在，是他们心理创伤久治不愈发展成精神分裂症的根源，并且他们中很多人至今依然是身处你死我活的战国，却满怀汉唐的想象。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百姓的关系是一种教育基础上的管理关系，教育是通过书本、私塾、科举维系的，虽有洗脑驯服的意图，但关系松散，控制力弱；而古代欧洲介于王权贵族与百姓间的唯一知识群体是教会，这是用知识而不是靠血缘进人统治阶层的唯一途径，教士与教民的关系是一种以驯化为本的管理关系，与中国书、学、考的教学体制比，它更像是以诱惑、恐吓为主要驯服工具的传教体制。欧洲是到了近代才发展出中国自古就有的教学体制，并且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助发展出普及教育，但并未因此而抛弃原有的传教体制，换掉的只是教义。
为什么说那只是一种驯化而非教育关系？首先教育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由下而上的循环关系，尽管也有上灌下之嫌，但被灌输者有咀嚼的余地，上下是互动的；驯化则是单向的自上而下，欧洲古代教民（其实就是全体百姓，因为不信教是要被烧死的）无权识字念书，严禁他们自己读《圣经》的目的就是怕他们独自理解，解释权只能在教士手里。统一行动莫如统一头脑啊！这一手很绝，统治阶级不但垄断知识炉灶，还垄断炉灶的热力。纸和印刷术发明于中国看来不是偶然的，西方历史和传统的这一关键细节在近现代的庞大宣传战中被有意抹去了，不光外人知之甚少，连他们自己也忘了本文明这至关重要的特征，尽管分毫不差地继承了精髓。远隔重洋的中国人想象打败我们的西方一定自古就比我们高明，以为我们看到的19世纪最后25年发展起来的普及教育源自他们的传统，其实就似看到一个人先发了财（很大一部分是抢了我们发的），他用得来的钱把住房装得很漂亮、让自己穿得很体面，然后我们就把他那漂亮、体面当成了他的天赋美德。

    而严控解释权是理解西方国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钥匙，是西式“民主”稳如泰山的秘诀，也是其他无此传统的文明照搬必败的原因，更是西人诸多优点如守序循规、一致对外的真正源头。
    其次教育形成的是教与学的关系，双方有相对的自主空间；而驯化则是听与服从的关系，不存在自主性。前者维系的并非绝对真理，这就给思想的客观、真实、宽容、自由辟出些许空间；后者是信仰的纽带，中间只有终极真理，客观、真实、宽容、自由便被挤压至无。这就是为什么宽容、自由的理想没有在中国土地上出现，因为人们不会孜孜以求本来就有的东西；而它们成为西方人的不懈追求，是因为在那个文明中没有，没有的东西才会变成理想被追逐。当然近代以后随着文明的碰撞，理想在多数情况下已蜕变成模仿，失去原本的意义。
    由此可见整个近现代史他们用一个伪造的面目对我们进行了反向的灌输，把他们追求的东西说成天生就有的东西，而把我们因为有而不追求解释为天生就无。改变历史观不但涂抹了记忆，而且让人再也看不见真实。所以改变你的历史观，就能篡改你的历史，进而不费一兵一卒夺走你的国与民。一个民族被篡改历史自古都是被奴役后才落到头上的不幸，然而这种不幸却悄然落在表面没有奴役者的中国人头上。这是中华在近代以前从未遭遇过的毁灭性精神入侵，是看不见占领军的被占领，恐怕也是我们漫长的文明史上一次最大的劫掠，甚至已敲响了文明的丧钟。

对皇帝的忠诚不等于对整个体制的绝对维护，也不是一种利益互绑的关系，士大夫阶层并没有与皇权建立由统治者共同利益构建的攻守同盟（秘密社团形态的不成文契约），而是皇权与社稷之间的仲裁者，他们为皇帝管理国家，国才是他们心之所系。后世用西方历史观解释他们既然生杀大权都在皇帝手里便完全没有独立性，是忽略了正是由于他们与皇权的上下关系，双方才不存在利益捆绑。攻守同盟意味着要共同对付什么人，士大夫既与君权是从属关系，他们反而要挟社稷以自重，甚至为社稷而站到皇权的对立面。反之，教会与王权的关系则是一体二头，教会的最高统帅并非一国国君，而是有着跨国统治权的教皇。二头的互相制衡止于上层权力分配，对下层则共同进退。这种一体二头的关系，一直被中国读书人误读为一种独立性，殊不知此“独立性”非彼“独立性”也，严格说应为一种自治性。欧洲古代由于思想严密控制，近代以前就没有产生真正对立于权力的知识群体，这使得贫民造反缺乏统治阶层内部力量策应，孤立无援，成不了气候，最多小范围地做些劫富济贫的匪事，翻不了天。欧洲在没有外族入侵（武装的或没有硝烟的）的情况下，鲜少王朝更迭，就是统治集团内部保持了猛兽之间互不吞噬、联手对付群羊的原则，以及由此形成的保持思想高度统一的统治术。这一传统绵延至今，近现代所谓“进步理念”只是让统治阶层修改了一些名词、去除了一眼可见的粗暴方法而已。猛兽之间互不吞噬乃西人自由的底片。换句话说，没有“自由”猛兽之间也就无法结盟了。深到这一层看，这种统治模式（至少在我所处的法国）其实至今并未脱出王权、教会、贵族三头一体串通一气的封建制，近代革命只撤换了三头的成员。那个跨国界组织踏破铁鞋在这里拧掉了上层建筑的脑袋篡主瞒下，看来亦非偶然。

近代以后，教会与王权的关系模式换了名词，又全盘挪入西方现代社会，从两党轮流执政从不翻脸到政权与上层知识分子惺惺相惜，及至国际关系中的联盟与对手，都是此一传统的延续。而中国人既无此传统，也就看不见底牌，看到的只是浪漫，把两党的客气轮换当成西方文明甚至人种的优越，而忽略产生风度的基础是两党为同一意识形态联盟的两副面孔，并非势不两立的对头；把政权与笔杆子斗而不散简单视为上面宽容下面自由，甚至以中国古代明君与书生们的琴瑟和谐来理想化这种关系，而完全不懂“政教合一”才是人家宽容与自由的基础。上层内部的分权与分到权力的各种力量之间抱团是互为条件的，说穿了是分权与攻守同盟缺一不可，根本没有理想插足的余地。何况到了现代，两党也好，政权与笔杆子也好，都已沦落为一个更大权力的卒子。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宠物的文章《人与宠物》，用人与鱼鸟的关系和人与狗的关系来暗喻中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迥然不同的关系模式，不知谁解其中味。
当然不能将整个知识群体都比对成以往的教士阶层，但这个群体的领军——传媒业——及大部分为之提供思想基础的研究、教育、出版、文艺领域，彻头彻尾地继承了教会的衣钵，其角色继承之惊人的相似性，让人对社会变革的实际结果产生莫大的怀疑。他们与政权也是一体二头，互相制衡，教士后面是可与王权分庭抗礼的教皇，而新教士身后是权倾天下的金权。注意：这个“金权”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孤立的有钱人，而是近代以来图谋以资本统治世界的一个跨国集团。同时新老教会都拥有道义权（统一意识形态的忠诚卫士），新老宗教的教义掌握在他们手里，前者拥有宇宙的解释权，后者握有世界的解释权，前者有权指认围绕上帝的天堂和地狱，后者有权裁定关乎金权的民主与专制，前者有教士作上帝的代表，后者以“独立”知识分子为金权代言。

    单从这一角度看，这个群体的确是独立的，在金权、舆论权、政权三足鼎立的社会，具体执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相对金权是从属关系，相对政权就要独立得多，金权关停媒体、撤换主编、封掉作者，天经地义，牙齿打掉肚里吞；政权如此行事却要遭骂，哪怕对国有媒体。这是因为从三足的权力排序看，舆论权排在金权之后，但在政权之前，权大的怎么会服权小的呢？此三权才是西方社会的真正三权分立，这只鼎的三足来自统治者内部的分权，分而不散的前提是统一意识形态同进共退，三足久立不倒取决于如何导演三者之间不伤筋动骨的对立制衡。
    我举一个普遍而具体的例子，让因为自己看不见或难以想象便满腹狐疑的读者从中体会教民与教士的关系模式在现代社会是怎样的根深蒂固，并由此一窥三头统治的深层社会基础。在法国，病人就像古代不可自读《圣经》的教民，不要说自己保管病历，就是看一眼的权利都没有。因为医生对你的书面诊断，属于医生对病人的权力，这个权力只能医生之间分享，不可与病人分享。这么做是用制度保证医生控制病人，防止病人反控医生。所以我后来明白玩得下去的“民主”，权力恰恰是不能越界分享的，这是给一张选票的前提。如果你转院换医生，若经他同意推荐，他会把病历直接交给下一个大夫，不能由你转交；如果你自作主张走人，病历是医院和医生的“私产”！而且下一个医生没拿到同行转来的病历便知你不忠诚前者，出于他们之间的连横，他会不客气地给你一个下马威，让你尝尝“叛离”的下场。本人在一个医疗中心看了几年病，换了好几位医生，病历在他们之间传递，上面写了什么，我一字不知。几年后我终于不耐，要求看病历，我的病历就在离我半米的医生桌上，可他不给我看，要我向中心的负责人正式打一个书面报告。要是在中国，谁接受这般“强权”呢？你诊断我病情的记录，我却不能看，你是我的主子还是我的看护？
    这恰恰是西方国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奥妙之处：看护的外表掩盖着主子的内核，因为解释权是绝不分享的。没有这个预设程序，“民主”多半是天下大乱。相比之下，中国病人的自由不知有多大，病历他自己想留想换想瞒随意，换十个医生可用十本病历分别对付，由此他对医生的水平和诊断摸了个透，医生们却全然不知他在干什么。通过这个例子看出，前者是医生握有主动权，体制设置了种种规则保证主动权始终在医生手里，为的是在发生任何问题时永远不让病人的理由压倒医生的理由！医生之间也同舟共济，自觉维护这一权力；后者则是病人握有主动权，体制根本没有想到设定规则以确保医生的主动权，医生之间也没有攻守同盟的意识。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病人才是医患关系的主动方，医生是被选择的被动方，由于医生们没有专门设计一套保证“上治下”的规则（医疗界出现贪污失职的无德现象只是谋利不是护权），病人也就乘虚而入夺了主动权。谋利与护权不分使得中国社会掌握权力的一方处处被动，而且时常以谋利的方式护权。

    最早接受西人诱导跟着惊叫“中国人奴性”的国人，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被打趴下后接受征服者的指控和挑唆是一种无奈和无知；但为被征服者设计这样一桩原罪的西方，却不是出于无知，而是看准了病根却往死里下方子；至今继续安睡误导乡还在大呼小叫“中国人奴性”的国人，已不可原谅，因为再也不能算在无奈和无知头上，而是愚蠢至极。与西方百姓相比，中国民众对历史的解释权和作用力之大，相信了近现代所有宣传的中国人是难以想象的。
    举这个与传媒无关的例子，是因为此例典型地折射出西方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实质，以及自由的虚与实。同时也让读者看清这个社会是立体式的，每个层圈之间有着严密的“防水层”阻隔（层圈内攻守抱团），互不渗漏，没有这种社会基础，本文说的“教民与教士”的关系就不可能出现，更不可能换上新名词延续到现代信息社会。此外我们看到在层圈之外，也就是“界”之外，公正、真实甚至道义就不存在了。由此看西方在国际上搞双重标准，可不是一两个不讲理政府的事，而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自古就将解释权上交的社会，判断是非不讲良心亦无公理，而是自觉靠拢强权掌握的解释权。
    也正是这种有“防水层”隔绝的层圈结构，延续了政教合一的传统，成就了西式“民主”和“自由”，使得多党纷争、言论自由被自觉锁定在统治集团内部，而不致引发革命、导致分裂，对外则绝不与外入谋。然而不知内幕的他文明看到的不是隐匿的层圈和政教合一的底质，而是争权夺利、口无遮拦的表层图景，说白了是自己做自己的白日梦，与那个投射物相去甚远。那些社会层圈之间有如漏勺的文明，更是一模仿必乱，学人家外墙门窗异色缤纷的装饰，却不知真正支撑房子的梁柱榫卯相扣，牢不可破。
    这才是西方人从来不向外人传授的真方子。看到这一实质才能摸清这架机器隐而不露的基本行事规则：诱惑与恐吓。在古代，教士告诉教民：有一个至高无上、唯一正确的上帝，你必须服从他的意志，否则就要下地狱。短短一句话，诱、吓尽在其中。
    而西方现代传媒至今并没有改变此种工作方式，变的只是教义。新教义不再张口闭口上帝，而是一嘴“民主”，我在此见人敢说不信上帝，不见人敢说不信“民主”，这年头神不是都能反吗？怎么一种政治体制，就没人敢说一个不字呢？我纳闷面对这两个字“自由儿们”不是顶礼膜拜就是腿肚发软，再往深探恍然大悟，敢动此“大神”的人二战作为最后一批反抗者被斩尽杀绝，肉体的或精神的，谁还再敢做死都没处叫冤的事呢？人家这里还真有神上之神一根汗毛动不得，谁敢太岁头上动土，那就不是二十年后平反昭雪，而是永世不得翻身。为了让民众坚定信仰，底方还是诱惑和恐吓，差别只是释放了很多扰乱视线的烟幕弹。
    诱惑的工程浩大，在此无法一一赘述，总之是上层建筑天罗地网；恐吓还是天堂地狱那一套，只不过现代版地狱是被抹得一团黑的地球邻居。正是这一庞大的信仰体系，让笔者发现传媒与受众之间实为“教士与教民”的关系，在信息传递的外表下传导的是一种信仰。而在这一信仰底线上，真实、客观、自由、宽容皆可抛，非此没法理解老百姓被蒙骗得滴溜转，却逆来顺受。

    我在以往的文章里写过“防火墙体系”，该体系是个精密工程，绝非我们以为的透明、自由，而是由极端独裁（家族世袭制、终身制）和隐秘的组织结构、以思想被高度控制的意识形态志愿军组成的“新教会”。我们在百多年里只见火炮战船，没看到这才是最精锐的军团！我们东学西学，唯独没研究机器的机心！
    “防火墙体系”才是西方“言论自由”的底线，是克敌制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秘器。既为“防火墙”，目的就不在沟通而在绝缘，这与古代不让百姓自己读《圣经》是一脉相承的，做起来也是轻车熟路，永握对世界的解释权，是有一大堆精工细活的。注意：他们向百姓呈现的不是世界究竟如何，而是世界如何被我们解释。中华传统是不接受这种强权逻辑的，永远都不会放弃追求“世界究竟如何”；而西人中的绝大多数接受起来浑然无觉，因为是传统的延续。永握解释权就得阻止受众自己看世界，换句话说是让他们视而不见，对外误导对内蒙蔽，还能不让人一把捉住作弊的手，技巧是已炉火纯青了，其中就原始信息做手脚，源头截流或放水，秘密结网搜罗走卒，联手接力或封堵，组织形式外表松散内部权力高度集中，业内操作守口如瓶，是惯用手段，为的是变信息传播为舆论操纵，更通过记者、新闻主持人明星化，使舆论权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变信息传递为传教。面对这样一个具有“黑社会”组织形态、不宣而战的征服军团，不动脑筋、不设防地与他们玩“自由”、“独立”、“透明”、“开放”的游戏，无异于引狼入室。
    我没有在美英长期生活，所以不敢说知识分子与教士角色的互换在那里，也与我在法国看到的一模一样，因为这种秘而不宣的关系，你想研究都没有书本参考，只能靠长期对传媒现状、社会关系及历史积淀进行深入的观察方能总结。但我可以从西方各国传媒都控制在几个利益攸关的跨国集团手中，以及从业者国籍不同但不是嫡系（同一族群）便是庶系（新宗教信仰者）这两大共同特点，得出他们大同小异。
    “新教会”内的人是不愿打破西方现代文明之最大神话的，教会怎么会破自己的神呢？偶然出个异类下场很惨，他们对“异教”是绝不留情的，针锋相对也是在“同教”内方可容忍。与他们向我们吹嘘的正相反，思想自由绝非他们所长，而是他们相比中国人更缺乏的。但神话及其滋生的难以抵御的武器，还真在几百年中把真实消灭了。
    （2012年5月）

边芹：两百年来，世界最大的悲剧是对中华文明的毁灭性打击及对中国和中国人有组织、有方略的解体和歧视。

    “独立”的烟幕弹是如何制造的

    （有组织的接力是控制话语的流向以确保信息源掌握在自已手里，牢控对事物的解释权则是控制思想，只有控制了信息源和思想，才能掌握话语权。当一国传媒的信息源和思想均已操控在境外势力手中，这个国家实际就是一个睁大了眼睛的瞎子，其上层建筑的脑袋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拧掉，在当今世界也是亡国的信号。）

    我在这个国家客居越久，一开始光鲜的东西，渐渐就露出了它们的底色。需时漫长也是因为人家统治阶层内部并不存在不共戴天的阵营，不想让百姓知道的事，是抱团守着的，没有留信史的传统，外来者只能凭自己一双眼睛。比如民选，五年看热闹，五年看门道，第三个五年看透彻。这种几年上演一次的大戏由金权作节目制作人，由传媒执导，再由制作人和导演联手挑选合适的政客担任演员，还得有外无强敌、内无分裂的布景舞台，可谓奢侈浪费、.劳民伤财。再如对西媒，结交过程与前无异，也是先甜后苦，像中了糖衣炮弹，最后是庆幸这架谎言制造机还没有整个挪到中国。看来西人那些玩艺都有糖丸毒药的性质，没被毒死缓过劲来的人，大难不死多少磨出点火眼金睛。
    这三十载我们最大的弯路就是把西方的富有当成他们具有美德的凭据，而把两个最简单的常识忘掉了：一，被打劫一空的受害者与几百年来从明抢到暗劫累积了万千家财的强盗比谁过得好，进而得出人家过得滋润是因为普世美德，这种观念是不是如同做了连一加一都算错的傻事？二，富国是不是一定必具“普世美德”？德国人比英、法人老实能干，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被这两个“打手”整得穷困潦倒，跪地求饶后才被允许发财；石油国家富得流油，听话的就继续富，不听话的就被打穷，富与穷哪一个挨得上“普世美德”？由此看来，人要是中了邪，就连常识都丢了。

    找回了常识，很多看似漂亮的事就变得难以忍受了，可回看这里的老百姓，却发现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能忍。读过笔者前文《“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的人，想必已能解读为什么他们上百年被浸在不真实中默不作声，被骗却根本不知被骗是仰仗哪路神仙。说实话，要摸清能把无用之物当高档货卖掉的高人还真不容易，那近乎完美的设计，不知迷惑了多少信徒，以致识破欲揭都后怕啊！
    话语自古附着于权力，话语背后必有权力。这并不是说个人话语不可能保持独立，那是以道德和良心调节的。那么文明中恰恰缺少道德和良心的西方，到底是凭什么建立了“独立话语”？我们渐渐发现这个“独立话语”貌似独立于政权，其实对权力的依附延续了欧洲古代王权与教权的关系模式，比所谓“集权”社会权力与话语的结合要紧密得多，只不过它把形式的“独立”最大化而把实际的“独立”最小化，事先设了很多雾障掩人耳目。中国人之所以看不透，是因为中华文明是一个形式与实际不想分开的文明，力图二者尽可能统一，而西方人把这两个东西有意分开，他们从不讲究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全部功夫都做在外在行为的天衣无缝。中国人致力于形式和实际的统一，追求内在与外在的和谐，等于比人家多做一份活，也就玩不来形式的最大化而实际的最小化。两个文明思想规律的这一关键背反，是中国人近代以后精神铠甲被卸除、一步步走向文明破产的重要原因。
    既然新权力缔造的现代传媒，包括为之奠定思想基础的研究、出版、教育、文艺甚至科研等领域，并不是独立的，为什么要伪造一个面目？按理，只有图谋不轨的人才有欺骗的必要，从这一点看，依附传统权力（看得见的权力）的话语，相对要诚实，只有当传统权力或出于统治者个人私欲或出于国家利益想隐瞒什么时，话语才失去公正、客观和真实，而并没有从起始就刻意编织一个谎言，也没有能力将真相彻底埋葬，它是亮明身份的，公开了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是让受众具有自己判断的能力。这说明图谋不轨并不是他的目的，那么用“独立神话”迷惑人甚至攻打他文明的权力呢？这个权力为什么从一上来就要设一个局，把自己隐藏起来？它只想占据道德制高点、夺取公信力，还是确有见不得人的目的？
    有人会问既然“独立”是虚，这里的“虚”还不光是行政、财政控制权问题，还有更高层次的是否“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问题，为什么老百姓长年看不出真相？我在《“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一文中解剖了这个文明的历史传统，以及由此打下的“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的深厚社会基础，在这个普遍“免疫”的基础上，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行内攻守同盟，与权力的关系及运作方式秘而不宣，颇似黑社会。偶然出个异类，铁板一块对付单枪匹马，封得你无声无息。政权的“专制”是明的，只有在特殊历史时期才能形成为时很短的思想钳制，多数情况下只能维持一种表层的一统，做不到铁板一块；而舆论权自身的“专制”则是暗的，堪称真正的思想暴政，在这里住久了才能感到，是一种阴森持久的内在恐怖，这时才悟到为什么这块土地产生过长达千年的宗教裁判所。最近法国某大电台记者在（twitter推特）上写了一句话，大意如下：敬告所有的女同仁：做爱有道，就能当上第一夫人。此文一上网，作者当天即被任职媒体解雇。充满浪漫想象的中国读者一定狐疑不解，为什么这句看似并不太尖锐的话而且一没有发表在主流媒体上，二没有指名道姓却让其作者在24小时内丢了饭碗？一般的分析是此话对新任总统指桑骂槐，尤其侮辱了总统的同居女友（女记者）。但真正的解雇原因并不在得罪总统，而是触犯了行规，不光揭了同行的短，而且动了不可触碰的底线：与权力的秘事。这是万万做不得的，反叛意味着宣判自己的死刑，整个行业会联手封杀，下场很惨。

二是骗人技巧，有一整套研究透人的习性弱点设计的烟幕弹，声东击西，漫天火彩。而这些技巧在长期的接力中潜移默化地变成正确观念成为行业技术标准，培训着一代一代的从业人员。我花了十多年才破解“独立”媒体的实质，也是因为烟幕弹放得实在太漂亮了，让人难以摆脱“信徒”的角色，脱不出这个角色，什么都看不到。其实我们从一上来就被诱导着丢掉了常识，看一个话语是否有相对的独立，如果我们以独立性来判断公正性的话，单从话语的公有和私有角度判断，是误入歧途，判断标准应该只有一个：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是常识，只有常识操纵者没法随意偷换概念。
当眼睛逐渐穿透迷雾，听不到的声音才一点点浮上来，让人看到一些惊人的数字：法国达索家族不光掌管着一国军工业，还拥有70余家传媒，其权力和疆域不仅在法国境内，还延伸到比利时和捷克。大军火商曾拥有捷克最大的报纸，后来把它转卖给了德国商人，一国的舆论心脏、一群“独立”知识分子，就在几个国际财阀的手上买来卖去；法国最大的左翼报纸《解放报》（最反华的报纸）的业主可不是什么左翼斗士，而是金融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的分支；《世界报》则掌控在拥有圆明园两个被劫兽首的奢侈品大老板贝尔热手里，此君还通过赞助方式控制了一些博物馆；拉加德尔家族控制了法国出版（包括教科书）和私人电视，其业务触角伸至40个国家；而掌握LVMH奢侈品集团（从箱包、化妆品到名酒及至中国白酒）的阿尔诺家族，则是法国两家最重要经济报纸的业主（各电视和电台经济评论员的摇篮），还不算那些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时尚刊物（这些时尚刊物早已通过合资方式进入中国，为集团推销产品洗脑）。即便官办电视和广播，他们也通过广告、节目制作私有化和“卒子”渗透，掌控在手。以法国一国看，不超过五个家族攥住了上层建筑的舆论心脏，且他们之间同族抱团、利益互绑，行动一致。

    最近由“窃听门”事件而略有暴露的默多克传媒帝国之权力和疆域，虽只是冰山一角，但毕竟揭开了魔术匣子。两百年来主导世界的几大国最值得炫耀的招牌——“丰富多彩、各有其主、独立自由”的传媒业，居然同属一个“帝国”和它的世袭皇帝！这就比一国政权控制更“专”且“制”了：它是跨国的，权力更大；幕后还不是按规章办事的官僚机构，而是绝不透明的家族！如此大的公共权力因资本是私人的，不但是终身制而且是世袭制！
    但到了这一步你只是从被悉心掩藏的真相里看到一些数据，曾经的信徒还留有顽固的尾巴。真正捉住作弊的手要到我看明白了他们的套路，再声东击西，时间久了也能让有心人摸到规律。媒体幕后的真实主人为“独立”外壳可谓精思巧构，作弊有三大套路：一是蓄意说谎。媒体偶尔出几个说假话的，或者失误错报，甚至禁言（不越红线），不在此一作弊套路内。蓄意说谎是针对某类议题和对象以接力的方式长年累月、线路不变、万家齐声的造谣惑众、无中生有、涂抹真实、制造假像。做这种事轻车熟路且无良心自责，是源于传统，攻打“异教”没有公理只有强权，话语在他们从来不以真实为底线，而是以意识形态和利益为底线，因而目的并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是攻击的武器，永远都是武器！这不得不引起你的疑异，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受制于传统权力的话语的宣传角色，而成了地地道道的打手。这些“独立”媒体究竟为了谁作打手？步调一致地弄虚做假，有时还明显有背本国利益，图什么？再探下去，发觉他们的行事逻辑有不变的规律，就是与一个看不见的国际势力唱合。这神唱合从19世纪在欧美以报纸、书刊的形式遍地开花，与跨国利益集团征服世界的脚步密切配合，构成征服之鼎——战争、资本之外的另一足，并随着冷战结束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形成巨大回音壁。
    形成回音壁是现代传媒的天性，如果不人为控制，发出第一声，叫得最响的永远是赢家，这就是为什么深知传媒本性的西方要严密操控话语的流向，只传递源头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信息！信息传递=制造舆论，大至国际关系小至气候天灾，在西方不存在客观传递，没有一则新闻炒作的背后不藏着策划和目的。比如近些年气候天灾成了国际新闻的优选话题，给人天灾日益频繁的印象，表面看有灾才报，怎么可能操纵呢？其实现实在接力炒作和对事件的解释面前是无足轻重的，后者在西方百分百来自策划，而不是一种追逐声源的模仿和惯性。以往除了大灾，旱涝风灾都是区域新闻，出不了国界，但若在源头上放出将其纳入“国际媒体”的接力渠道，在这个回音壁上转一圈，就可以制造天灾大大增多的印象，为人们接受“气候变暖”理论铺设思想轨道。而这个理论是为“碳政治”刻意打造的，“碳政治”的目的是为工业后进国追赶的步伐套上道德绳索以谋利。说到底还是为永握解释权设的套！

有组织的接力是控制话语的流向以确保信息源掌握在自己手里，牢控对事物的解释权则是控制思想，只有控制了信息源和思想，才能掌握话语权。这需要一支意识形态自愿军团有组织有纪律地秘密配合（公开配合则会失去公信力），看似各自“独立”的传媒在平时（对非传递性信息）可鸡鸣狗盗，各行其事，为得是在战时（对必传递性信息）实行众口一调地接力。只有非传递性信息的出现存在偶然性，如区域性社会新闻，或突然曝出的重大政治丑闻；必传递性信息则无一例外皆有幕后策划，如国际新闻。事实上目前世界的所谓“国际新闻”，就是西媒的“必传递性信息”。中国不管财力多大，作不出“国际新闻”，一是控制不了信息源（反而无意识地被纳入对方信息源的接力渠道），二是对方的有意封堵，三是自身没有自觉意识的作战“军团”。不在“必传递性信息”谋划范围内的不接力甚至联手封堵，才能保证控制“国际新闻”的信息源，让“必传递性信息”占据垄断渠道，手法颇似黑社会秘密垄断渠道以“杀人越货”。比如对中国，负面新闻是“必传递性信息”，正面的则联手封堵；对印度则正好反过来。一正一反经长年接力，可以完全涂抹现实，篡改历史。正是这二暗手（操作隐秘、微妙、持久）导演着世界各国、各民族在这个人工舞台上的角色和面目，而且真的达到了潜意识操纵的高超水平。测试一国国民的潜意识被操纵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那些背弃祖国的人是否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自古弃国者都是夹着尾巴作人的，这个道德天平如果被翻倒，亡国的最后冲刺已经开始。
关键是控制信息源和解释权，而看似自发实为有组织的接力（或其反向一致封堵）是制造所谓“国际舆论”的核心技术，是褫夺话语权秘不示人的手段。这不光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商品广告机器，用制造并接力新闻的方法为“集团”掌握的各种商业利益作隐形广告（从梦露、杰克逊、茱莉到美国篮球、世界足球、网球明星，从瑞士表到苹果机，从美国赌城到法国奢侈品，从谷歌到脸书），或帮其摧毁竞争对手，而且建立了一个史所未有的“国际道德法庭”，一刻不停地进行不宣而战的战争。无论是贸易战还是文化战，有心人都可在“必传递性信息”中找到战线在哪里。比如某段时间（有时跨度很长），你会在几乎每部好莱坞电影里发现与剧情无关的同类细节，诸如拉斯维加斯赌博、巴黎风光，与此同时一些总能绕到这两个主题的“新闻”也隔三差五、看似偶然地被拋出来，这类接力是为“集团”赚钱的，接力的有效性来自对非“我”话语自觉有意的围堵。还有各种不同的接力，如英国王室与美国总统皆属“必传递性信息”，也有的在电影和新闻中以看似不经意的细节持续不变地出现，诸如同性恋、英语星、好印度人坏俄罗斯人、好记者坏政府，以及恒久不变的“独裁者”等，这类接力是为“集团”暗地操纵人的心理，进而控制人的潜意识服务的，利用人模仿的天性和思维惯性的弱点，在对手不知不觉中将其舆论引入设定好的渠道。而茫然无知的模仿者追着赶着去传声，就连“不战而降”都算不上，而是“投敌送命”！当一国传媒的信息源和思想均已操控在境外势力手中（实际掌握的权力只剩下发工资），这个国家就是一个睁大了眼睛的瞎子，其上层建筑的脑袋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拧掉，在当今世界也是亡国的信号。

    让我彻底看破“独立”骗局的，是后两个作弊套路，这也是曾几何时最诱惑信徒的焰火。为了让“独立”外表变成某种似乎难以辩驳的现实，设计者从一开始就释放了两颗烟幕弹，一颗是独立于政权。此雾障妙不可言，巧妙地将政权与体制分开，分开是为了一个隐身在后，一个放出作靶子，民选政府和掌控体制的各司其职。为了这第一颗烟幕弹，有一系列运作技巧，其中政客戏子化是操作核心，常识告诉我们：越假越要表演。具体有迫其客串正反角、掀私生活裙角和揭劣行等。媒体监督权力本是好事，但长期观察会发现，组织好的“透明”与自发的“透明”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有高度组织纪律，业内核心物心里都有一本细账，而普通从业人员则紧紧跟随，从不问个为什么。比如可以对总统讽刺挖苦历数祖宗八代，但对其秘密社团成员身份却万马齐喑。这些关键的沉默藏在丰富多采的花絮里，绝大多数人都不注意。还有敲打的只是政客，而传媒及背后的金权却从不做自我暴露，打着“独立”的旗号，便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福布斯》杂志就是专门用来释放烟幕弹的，它的全球富人排行榜只是资本食肉链暴露在外的次级链环，为得是掩护世界真正的统治者。何况敲打政客揭谁不揭谁，也不是以正义为标准，而时常有弃卒保车或挟持的目的；二、揭的总是一些只触及政府不触动体制的事，或在纸包不住火的时候抛掉卒子，好象这些政客是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临时舞台的客串角色。以法国为例，真能撼动体制的劣行，永远都调查不下去，左右两党在这种时候攻守同盟，终了多半是暗杀封嘴不了了之。
    具体技巧如在对欧盟债务危机和紧缩政策的报道中，媒体合力挑选有用的“偶然事件”并刻意统一词语将民众对紧缩政策的怒火往各国政府身上引，再默契协调地将全欧的怒火集中往德国甚至默克尔个人身上引。有人可能会问，这么暗地一致怎么协调？读过《教士》一文的人知道，由于历史积垫，他们有“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之传统，所以看起来上百家媒体，定调的却只有一两家，对“必传递性信息”一旦定了调，全体跟随。因为“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与靠拢强权是有本质差别的，后者仅仅是趋炎附势（口服心不服），前者则是思想的统一！
    除了“揭”，外围还有很多配套手法，不愧为漫天烟花。比如为了让民众相信媒体“独立”于国家和政权，当国家机器为了社稷民生镇压犯罪者，媒体一般总是选择同情或理解罪犯的立场（但限于刑事犯，对政治犯的同情只发生在国外）。为此大肆炒作偶然出现的冤案，反死刑反到死刑犯比他的受害者值得同情，强调罪犯的人权强调到姑息犯罪，长年观察发觉这是设计好的套路，因为看似毫无关联的案例却是循着一条话语线路的。人为制造舆论的结果，是左右了立法和执法，整个社会没有了正义。同理，支持少数尤其极少数群体的诉求，制造与国家对立的各种庞杂力量，也是制造烟幕的技巧之一。循着这条线路，现代社会被人为雕塑的面目一道道失去“进步”的光环。这是一群无祖国却欲夺人之国的人，为决心或无知无觉抛弃祖国的人设计的套路，因为他们是游猎世界的“国际人”，搞乱搞培一个国家，只要中饱私囊，移到另一个国家就是了。在他们设计出“独立理念”和与之配套的操作技巧之前，历史上没有一个文明、一个国家民族敢这么操纵舆论，因为这无一例外将是亡国之路。
    这颗独立于政权的烟幕弹制造得天衣无缝，因为目的并非掩盖与政权的关系，而是掩盖与真实主人的关系，不明白这一点很多事都看不透。比如揭露美军的劣行（时不时敲打美国政府）是经常燃放的烟幕弹，因为这是最高效烟幕弹，放一次可以暗地里做一堆见不得人的事。很多人是据此坚信西方媒体的“公正”与“独立性”的，并跟着模仿出卖自己国家的利益，以为这才够得上作“良知”。人们被这颗完美的烟幕弹蒙上了眼睛，从而看不见一些最简单的事实：这个“公正”、“独立”的媒体的确不怕美国政府，甚至藐视为其卖命的美国军方，但对真正的主子却不敢有一丝怠慢，他们对暗杀伊朗科学家的行为集体禁声。在塔利班被击毙者身上解手与暗杀科学家，性质和严重性截然不同，一个是属于士兵个人品质的流氓行为，一个是某个国家或组织的流氓行为，个人的流氓行为存在偶然性，国家或组织的流氓行为则属于黑社会运作。如果以揭露前一行为的光明磊落来报道后一行为，按正常逻辑应该形成什么阵势，可恰恰是无逻辑可循，整个童话故事的马脚即在此。
    第二颗烟幕弹是站在弱者一边。媒体在政权与百姓间偏向后者本是合乎逻辑的，但细看会发现设计的行为与自发的行为之根本差别。在这里，同情穷人并非站在百姓一边，而是挑选了一些特定角色以混淆视听，具体操作之诡异让人惊叹。比如民众若与政府、民间或国有实业资本发生冲突，媒体会不分青红皂白站在小民一边，明知打击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或本国实业资本家是帮助国际强权和垄断资本，有损民众的长远利益；若冲突方是跨国垄断集团（发生的机率本来就小，因为很多事都是事先设好替罪羊的），他们的立场就没那么鲜明了。例如对发动自西班牙的欧洲“愤怒者”运动和对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报道策略完全不同。前者是报而不鼓动（已经大大有别于对“阿拉伯之春”和对中俄的“茉莉花运动”、“选弊运动”的煸动性报道）；后者则是封锁、低调处理和故意误报。对大西洋两岸同样带有政治色彩而非只是经济诉求的青年运动之区别对待，表面看似乎难以解释，因为两个运动很多口号是类似的，仔细看才能找到微妙的不同。两个运动在一个关键点上侧重不同：前者的侧重点在反政府的紧缩政策；后者不反政府而直指华尔街金融集团。我们看到放烟幕弹首先需要控制源头的人极其敏锐灵活，有高度的使命感，能及时准确地抓到每一个运动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作品、每一个人的微妙不同，重放轻收，利用差异两害相权取其轻，而绝不会留下一刀切的指令；其次就是“军团”的高度组织纪律性，能跟着掌控闸门的手一丝不差地起舞。
    除了上述的捡轻避重，还有夸大弱势群体中边缘体的权益，化整为零，表面强调，实为分散注意力。为此有一些固定的同情对象，如拒绝社会法规以偷抢为业的人（最典型的就是团伙作案的罗姆人），艾滋病人（在西方艾滋病人并不是社会不公造成的，而主要由吸毒者和同性恋构成）、无家可归者（吵吵让政府为流浪汉提供御寒之所，而有意忽略真正的祸首是房地产业被利益集团垄断）等等，最后一个“烟幕角色”就是动物。本文并不质疑保护濒危的野生动物，但泛泛地崇尚动物的的确确是一颗事先设计好的烟幕弹。

    关键技巧就是话题不离“边缘”，日久天长地吵吵，对人的心理操纵神不知鬼不觉。比如累月经年盯着流浪汉，镜头却尽量少对准有工作而贫困的广大人群，在世界范围内的操作也循着这条线路，垂泪非洲饥民，讴歌原始部落，关怀少数族群，已经是烟幕弹的固定节目，一为西方掌控的国际慈善机构敛钱（“集团”最大的情报收集网），二掩盖自己以不公手段欺压竞争对手，三掩护真正的少数族群专制。在这部传媒精心导演的大戏中，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一个新剧本，新剧中黑人、印第安人一直扮演被同情角色，尽管在社会现实中民间并不太买账。但这是事先设定好的角色，选定他们是因为他们最无可能动摇世界统治者的地位，还能掩饰强权的意图。天真的我们在好莱坞电影的主题或细节接力中，在西媒那些“必传递性信息”中（从体育比赛到社会新闻），一直将此视为西方知识分子道德和良心的表现（的确有一部分人是真心，但他们被执行使命的少数人操纵），却不知这是事先写好的剧本，是为人为导演的剧情服务的。新剧本要比19世纪的公开戏情节复杂，旨在不让人看出真正的悲剧和真实的故事，两百年来，世界最大的悲剧是对中华文明的毁灭性打击及对中国和中国人有组织、有方略的解体和歧视。这颗烟幕弹在西方国家内部掩盖了政权被少数族群独裁的现实，在世界范围内拉起了一条看得见却摸不着的虚幻的“正义”战线。在同情弱者上走极端，既让大众看不见真正的不公在哪里，又为自己的“独立”“公正”外衣增光添彩。
    由于传媒长年释放定向烟雾弹，为西方打造了一个非常“人道”的外壳，以此外壳攻打别国，并通过此一心理操纵，左右世人对现实和历史的判断。更由于烟雾弹的方向是被严格控制的，久而久之，上至上层建筑，下至平民百姓，形成了约定俗成、紧箍咒似的政治正确红线。这条政治正确红线剥去不同的诉求，内核是一个东西：为“帝国”征服世界作清道夫。更由于看似自发实为操控的接力传递，引来世界各地大批模仿者和传声筒，形成看起来不可控实则可从源头把控的巨大回音壁。从此任何试图阻断这个回间壁的行为均会遭致来自内部的反叛，完全丧失道德依据，被自动扣上“逆流而动”的大帽，这个有着庞大引力的“百幕大三角”已经旋转到没有一支力量可以置身度外，逃出沉投的命运。真佩服这帮“隐身人”的魔术技巧，抛出那么多五彩缤纷的绣球；把政治变成了幻术，把百姓全变成了痴迷的观众！
    看清西方传媒的教会角色，以及它延续下来的传统基督教廷与王权之“政教合一”模式，便明白它的真实使命绝非信息传递或陈述历史，而是传教、反异教和圈养信徒。这是翻转西方现代文明的神话、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的钥匙。近代以来，这个由看不见的手暗中导航、由传媒军团（隐藏在西方数国内）接力或封堵而人工搭建的“世界舆论”回音壁，左右了近现代史，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引爆源，是战争的隐形发动者，是人类古典文明消失的推土机，是史无前例的思想一统的推进器。全世界都被这架庞大而无形的机器包围、纠缠、绑架、勒索，反抗者无一例外都已被和将被摧毁。机器之可怕即在于它是以“信仰”的方式先渗人被攻击方的大脑，令对手无还手之力；它有别于人类有史以来各种思想渗透和覆盖，它是单向的因而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它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征服者，它躲在一个个被绑架者的身后，靠出假牌欺骗对手；它与所有侵土夺财的攻击者戴然不同，它是有预谋和长远计划的，有坚定不移但不示人的目的：统治世界。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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