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制霸天山——百年孤独准噶尔[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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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制霸天山——百年孤独准噶尔[第80页]

作者:逍遥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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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不好意思，过节回家，神兽寸步不离，节后继续更！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77）
    几天后，布策来与曾纪泽重开谈判时，曾纪泽又一次提到热梅尼以开战威胁的原话，并再次严正警告：“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数年，亦能支持，贵国不能无损。”
    布策态度软化下来：“贵爵所言甚是，打仗无论胜负，两败俱伤。之前热梅尼所说的不如打仗合算，是说现在为了应对中国调兵，俄国也调兵备战，为维持大规模驻军，日常开销很大，再拖下去费用确实很大，比起打仗来甚至更费，这个纯粹是从衡量费用的角度来说的。”
    足足相持了一个多月，界务问题仍未达成妥协，布策又提出于伊犁西南隅割分三处村落，其地长百里，宽四十里，距穆扎特尔山口很近，势难相让。曾纪泽又“叠次厉色争辩，方将南境一带地方，全数来归。”
    热梅尼和布策经过与曾纪泽前后十几轮的会谈后，在界务上感觉再也榨不出更多利益，因此调整了谈判策略，转向在商务和赔款方面求得突破。
    至此，伊犁谈判的大节已基本敲定：伊犁方向，除霍尔果斯河西外归还中国；喀什噶尔方向曾纪泽主张已定的界限照旧，未定的界限另行勘定，戈尔恰科夫认为应从崇约，实际上想浑水摸鱼，把苏约克山口这一早已明确的地方划入俄国，曾纪泽坚持不让，最后俄方同意双方派人另行勘定；塔城方向，崇约中将同治三年明谊和奎昌与俄方共同会勘的边界又向中国境内划了三百里，曾纪泽仔细核对了各版地图，抱定坚守明谊所定旧约，不肯让步。双方一度陷入僵局，戈尔恰科夫亲自过问，并表示可以在崇约界限和明谊旧界中间搞一次实地勘测，以分清哈萨克为目的，重新定界。此时曾纪泽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将所有资料保留，以备将来清朝勘界大臣与俄方会勘时调用。曾纪泽在上奏时也不无担忧地说：“日后勘界大臣，办理得法，或不至于多所侵占。”曾侯在这个问题是留下了BUG，后来在实际会勘的过程中，清朝勘界人员并没有很好利用这次谈判成果，仍然损失了不少土地。
    谈判重心转移到商务方面以后，首当其冲的是那条开放嘉峪关，并允许俄商经西安、汉中直达汉口一条，这条对于华商利益损害最大，而对俄商来说则受益更是无法比拟。当时俄国对华通商之路主要是从恰克图到北京，仅这条路商旅行走需要二百零二天。而如果从斋桑湖通过新疆走嘉峪关直达汉口的话，全程只需一百四十天，是最便捷的一条道路。
    对于这条是总理衙门严厉驳斥的，所以曾纪泽也是坚守底线，多次亲自造访布策寓所，表示这条事关大局，如果俄国一意坚持，则其余所有通商事宜均属空谈。
    布策见曾纪泽反复恺切陈词，也知道对方态度坚决，于是向戈尔恰科夫请示。最后戈尔恰科夫同意，在新约中删去从西安、汉中两路直达汉口的字样，但嘉峪关通商需仿效天津办理。曾纪泽经请示总理衙门批准，双方达成妥协。
    然后是崇约中关于俄商在新疆境内贸易概不纳税一项，在曾纪泽的坚持下改为暂不纳税，这个倒也没更多可以争的，因为当时新疆刚经历战火，俄商行销路远而且费用大，因此再加税相当于中断贸易了，所以曾纪泽决定暂时让一步，日后如果生意真火了再加税也是操之在我的事。
    商务方面其他还有松花沙行船、添设领事等项经曾纪泽一一驳斥，基本删去。应该说在商务这一块，曾纪泽的战果还是很丰硕的，因为这方面总理衙门退得是比较深的，当时的电令原则是：“就彼不强中国概允一语，力争几条，即为转圜地步”。而曾纪泽抱定了“多挣一分即少一分之害”的圣训，尽量与对手周旋，取得了许多意外战果。
    前面两项结束，时间已到了10月20日，谈判进行到偿款环节，后面对于曾纪泽来说相对轻松些，因为界务和商务方面已经把损失挽回了大半，基本完成了总理衙门的最低要求。剩下的偿款问题办理情况得好意味着他能否突破总理衙门预期的最高要求了。
    而相对于沙俄来说，现在有些人穷志短。而且在前两项谈判中踢到铁板，当然想在偿款方面来个狮子大开口。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78）
    1881年1月9日，总理衙门电复曾纪泽准签伊犁条约。
    曾纪泽与布策在大点敲定之后，对其余细节问题逐条确认约章字句，日夜晤谈笔削。
    用曾纪泽后来在奏折里的话来形容是“逐日争辩，细意推敲，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不肯苟且迁就之意。”直到2月7日，双方最后定稿，将中文、俄文各两份底稿交由各自外交部校核。
    1881年2月24日，清朝代表钦差大臣、驻英法俄公使曾纪泽与沙俄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驻华公使布策共同在彼得堡签署了《中俄伊犁条约》也称《圣彼得堡条约》。这个条约是在当年的5月15日经北京总理衙门签字确认，于8月19日在彼得堡换文，伊犁问题最后尘埃落定。
    曾纪泽这次谈判如果算是外交胜利的话，主要是在于从《里瓦几亚条约》的成文中，争回了百分之八十的权益。当然，凭心而论，伊犁条约仍属不平等条约，令曾纪泽无可奈何的是前期崇厚的大坑实在挖得太大了。
    伊犁条约从崇约上争回来的权益在界务方面主要是索回了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和穆扎尔特山口一带两万多平方公里，保住了通往南疆的两条通道。塔城方面的边界争回了一半，是在崇约和明谊界约之间另行勘定。比起同治回乱之前的新疆，仍然丢掉了霍尔果斯以西一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通商方面只保留了崇约中的开放嘉峪关贸易一地，收回了汉中-西安-汉口的商路。将俄商在新疆免税改为暂不纳税，另外将允许俄人行船松花江至伯都讷的条款删除。
    在这次改约期间，曾纪泽与布策、热梅尼等人连续谈判五十多轮，历经七个多月的反复交锋，双方各使用杀手锏两次，谈判陷入搁浅三次。
    应该说，曾纪泽算得上是清朝内部主和派中的鹰派。虽然他与郭嵩焘、李鸿章等人同样对与俄开战持悲观观点，但是他却并不反对当时的对俄武备，而且认为在伊犁地区的军事准备对于加大谈判筹码是有很大正面的意义的。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曾纪泽既懂得利用军力作为外交后盾，同时又冷静地不放弃和平解决，力争以最小代价达成目的。
    曾公子在当时的清朝内部是少见的清醒认知世界的人，正如左宗棠抬棺出关，却并不是为战而战一样，都是懂得借势的人。
    而在当时的沙俄外交圈与他们唱对手戏的戈尔恰科夫、布策等人都是精于讹诈的谈判高手，却在曾、左、刘诸位的严密配合下无懈可击，可以说，伊犁谈判是中国真正在世界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中国外交界首次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赢得国际声誉，甚至因此赢得了此后十多年中法、中日交恶时偏暖的国际舆论环境。
    曾纪泽本人是个典型的湖南人，骨子里有个百折不回的性格，而且因为曾国藩的家风使然，曾纪泽不光自身修为很高，为官清廉，而且做事追求完美，强调细节。
    他在上任驻英公使时，亲自督办大使馆的装修工作，从基建到装潢，事无巨细，每一分钱的采购报销全都过问，和左宗棠重修兰州西门一样，工程倒是干得既漂亮又省钱，可把所有的同事得罪个一干二净。
    正是因为曾纪泽这种锱铢必较的个性，才使得在伊犁谈判中，沙俄所有的浑水摸鱼的努力都未能奏效。然而，曾公的这个特质某些时候也确实影响了他的大局观，前面就说过，他在得知胡雪岩经办泰来洋行借款从中牟利时曾大为愤慨。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79）
    曾纪泽兼具了清流党忠贞爱国的品格，同时又拥有务实派深通洋务、熟悉万国公法的外交实操能力。
    当然，他也没能完全摆脱洋务派的一些局限性，和郭嵩焘一样，他有些过于执迷于万国公法，夸大了外交谈判在大国博弈中的分量。
    对于他自已来说，这次伊犁谈判中也是深以未能收回霍尔果斯河以西为憾，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他不无遗憾地谈到“上年改订俄约，收地未全，内疚方深。都门士大夫以为稍补苴前约之绽漏，不复苛责。来书亦引为弟功，过垂奖借，读之益增愧耳。”
    伊犁谈判中曾纪泽最大的功劳是在总理衙门已经松口时，他仍不放弃，而且抱定“多争一分即少一分之害”的宗旨，“持之定力，百折不回”，是同时代罕见的人物，当中兴诸臣曾国藩、胡林翼、彭玉麟等人纷纷下线的时候，他在这一波官二代里是个真正的翘楚，如果不是英年早逝，晚清后面的走势也许还有变数。难怪老狐狸戈尔恰科夫在谈判结束后长出了一口气，对曾纪泽由衷地说“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呵呵，现在终于知道了。
    伊犁改约成功，英国驻俄公使德弗楞评价是“中国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出过的事情，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伊犁谈判是清朝自南京条约以来外交上最为拉风的一次，因为这是满清单挑当时世界第二的强大国家。
    曾纪泽接盘崇厚之际，面临两国交将破裂之时，以樽俎上之折冲旋转大局，挽回已允割让要地，保全国家领土体面确实功不可没。
    同时，左宗棠、刘锦棠、金顺等人严修战备，以武力为后盾，为曾氏谈判保驾护航的历史功绩也是不可抹杀的。
    当然对于刘锦棠、金顺等人来说，内心真正的想法是通过此次收复伊犁的行动能够外延到同治初年因为勘分西北界约纪而损失掉的巴尔喀什湖东南的所有领土（多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最终也只能抱憾。
    最后交代一下我们的对手结局。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签约后一周的1881年3月1日被民意党热里雅波夫和佩罗夫斯卡娅刺杀，沙俄的温和改革就此终结。他的后继者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均为保守主义者。
    陆军大臣米柳京很快淡出政坛，他所领导的军事改革也戛然而止。
    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在他最后的任期内促成了与德国的再保险条约，缓和了西部的安全形势。
    沙俄与满清一样在守旧的回头路上一去不返，此后的二十年间，随着日本的快速崛起，沙俄与满清几乎同步走向了灭亡。
    1881年9月2日，清廷正式授权伊犁将军金顺督办交收伊犁事宜。
    1882年2月17日，新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升泰抵达伊犁，与俄国代表商议交收办法。3月22日升泰与沙俄新任斜米列契省总督弗里德少将互换文约，4月30日，金顺正式率军进驻伊犁。
    至此，自从同治三年全疆大乱，到今天伊犁最后来归，清朝对新疆的失控前后长达二十年！这是自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后最大的一次动乱，而且恰是在中央政府陷入内乱的虚弱时候，教训十分深刻，对于中国来说，幸运的是出现了左宗棠和曾纪泽这样的人物。
    穿越了历史的重重迷雾，回望百年前华夏至暗时刻，回荡在耳畔的仍然是曾纪泽那铿锵有力的“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数年，亦能支持”。
    诚然，我们这个有着自私、冷漠、市侩、机巧诸多劣根性的民族，也曾经不断地内耗与折腾，多少次面临礼崩乐坏、神州陆沉，然而，正如同方志敏烈士在《可爱的中国》中说的那样——“固然是山河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
    左宗棠和曾纪泽都是湖南人，近代中国有句话：湘人不倒，华夏不倾。然而我们这个修建了万里长城、开凿了京杭运河的民族能够产生这样的力挽狂澜的人物决非偶然，他们代表着中华文明的筋骨和脊梁，中国必然有着可赞美之光明前景！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80）
    升泰与弗里德商议的交收办法是，在伊犁各城先张贴告示，告之所有居民中俄双方即将换防的时间、方式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按照《中俄伊犁条约》中的第三条关于伊犁居民去向的问题进行公示。
    这个第三条的全文是“伊犁居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其便。应于交收伊犁以前，询明其愿迁居俄国者，自交收伊犁之日起，予一年期限迁居，携带财物，中国官员不予阻拦。”
    这个条文的意思是，伊犁居民可以自由选择留下接受清朝的领导还是移民俄国，不过这道选择题一定要在中俄交接程序启动前做完，而凡是决定移民俄罗斯者必须在清军进驻伊犁起一年内完成。
    但是沙俄实际上在金顺进驻伊犁之前九个月就开始了移民行动。首先他们在1881年7月3日在阿尔加特至喀拉帕勒塔之间进行了广泛的勘察测绘，制订了详细的安置计划和移民路线。
    然后，沙俄派出大量人员深入到伊犁城乡，开展宣传战。重点宣传清军在宁夏金积堡、甘肃肃州和新疆玛纳斯这几个地方对回民武装的大规模屠杀，以此在当地维、回居民中间制造恐怖气氛。
    沙俄突出散布清军屠城的事情，却唯独没有披露在伊犁条约中，清朝方面已经公开承诺赦免所有参与同治三年伊犁起义的维回居民。而且在升泰进入伊犁张贴告示后，派人悄悄撕毁、破坏清朝的宣传资料。
    战后的伊犁地区民生凋敝，原来的满汉人口几乎绝迹，乾隆以来移民实边成果毁于一旦。现在剩下的以塔兰奇人为主，就是当初从南疆移民过来的维吾尔人，此外还有一部分回民。
    因为同治乱起以后，反清主力即为塔兰奇人和回民，因此他们对于清军回来之后的铁血报复是心存恐惧的。所以俄国最先从塔兰奇人身上入手，开始搬迁计划的实施。
    1881年秋天首批塔兰奇人一百多户被安置到赤里克和阿拉木图。
    1882年春，随着升泰到来，俄国加快了移民步伐。3月，俄国组织了九百一十辆马车，搭载四百六十户（2454人）回民从宁远城出发，一路喧嚣，迁往阿拉木图等地。
    这次有意识的招摇式移民，在当地居民中引起更大的恐慌，人们对于清军的恐惧越发强烈，沙俄推波助澜，顺势安排大规模的搬迁活动。
    到了后期，沙俄开始强制搬迁，使用武力逼迫的手段，另外当年的带路党白希尔这个维奸也带头配合俄国人迁走了自己属下三千多户居民。
    从此时到1884年，俄国总共诱骗迁移伊犁地区居民七万多人，伊犁地区几乎腾空，清朝收回的地区几乎处处空城。清朝接手后的伊犁由于人手不足，无法迅速恢复生产，一直堪称富饶的伊犁河谷直到二十年后的粮食产量才恢复到同治战乱以前。
    沙俄相当于对伊犁地区来了一次刮地皮式掠夺，能拿走的东西都带走，最后一招就是大规模的人口掠夺。
    按弗里德给沙皇的报告里说，此次从伊犁掠夺的人口相当于俄国从本土移民实边二十五年才能达到的效果。
    掠去这七万人不光填补了俄国边疆地区的劳动力空白，发展了当地生产，而且这些人在沙俄的算盘里是用作将来与中国一旦反目时的作战炮灰的。
    被强迁或骗迁过去的塔兰奇人和东干人（回民）分别被安置在乌塞克、赤里克、喀拉苏、坎特曼四个地区。所有这些地方都是俄国无力开发的边疆荒原，而且沙俄严禁这些新移民随意离开村庄自由流动。
    从还算平静安逸的伊犁来到这样荒凉苦寒的地方，最初的惊恐和慌乱过去之后，这些维吾尔和东干移民开始怀念过去在伊犁的日子了。几年以后，随着清俄双方对峙情况的缓解，有许多移民又开始慢慢回流，据《伊犁史》记录，十多年间回流的移民达到四千多户。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77.5）
    10月20日热梅尼第一次叫价就喊出了一千二百万卢布这个数，比起崇约五百万的要价整整翻了一番还多。
    曾纪泽差点没把下巴惊掉了，虽然有思想准备也没料到毛熊胃口这么大呀。
    热梅尼早就把理由想好了，我俄国派海军开往远东、纳林河和西土耳其斯坦也调了那么多陆军过去，费用太大，一千二百万都是绝对良心价了。别和我说什么未曾打仗无索军费之理，你们要是那么说的话，那我们俄国正想打一仗把这点钱都花了呢。
    曾纪泽真是让热梅尼给气乐了：“未战而索兵费，古无此例。若必索之，则中国宁一战而后偿，且胜负难料，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
    随着曾纪泽不断将前方的消息汇报回国，总理衙门也不停开会研究对策。11月8日，奕訢等人最后拍板：如果俄国人没有其他纠缠项的话，偿款方面最多再加五百万，也就是合计一千万，把事情终结掉就行了。
    曾纪泽心里有谱了，回来再和热梅尼继续还价。
    先给对方一个希望，然后慢慢往下压。热梅尼也快被逼疯了，他给曾纪泽算账：你看你们回乱的时候没力量守伊犁，我们仗义出手替你们站了十年的岗，你们不领情不说，连正常的加班费都不给，有点说不过去了。
    曾纪泽说：“俄厚谊还伊犁，偿款则可，不当称兵费。”
    热梅尼也气乐了：“二五和一十，这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也争？成成成，你爱怎么说都行，反正是拿钱就行啊。”看到这段记载，让我一下子想起来李健华的小品，五毛钱俩一块钱不卖的梗。
    接下来曾纪泽的回答让热梅尼立马笑不出来了：你那价太高，我请示一下我国大皇帝，我们最多再加二百五十万卢布。当然，如果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也收回，那么我们可以考虑财给你们加点。”
    热梅尼差点跳起来：“你这价还得太狠点了吧，我要1200万，你这直接750万。我告诉你现在比崇厚那五百万多在哪了吧，首先时间上又拖了一年，这又多加了一年的代守费吧；其次，崇厚那时候特克斯河谷和穆扎尔特山口这么些地方都划归我们，当然谈不上收费的问题了，可是现在你都收回去了，那我就得收钱了。得了，我也不和你废话了，你至少在崇厚的基础上再加四百万，你这二百五十万肯定不行。”
    这样谈判又一次相持起来。
    1880年12月15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从黑海回到彼得堡，传见了俄方谈判小组的人，要求在一周内结束中俄谈判，尽量避免纠缠。
    因为这个时候俄国的注意力再次转向欧洲。因为就在1879年，柏林会议的第二年，德国与奥匈帝国签订了针对俄国的德奥同盟。在此前三十年间，沙俄与英法土连番血战后，它又没拉拢住德国，俄国在欧洲的孤立局面使得其西部安全面临相当危险。因此它也必须尽快从与中国的谈判中解脱出来。因此，亚二的指示是，在细节方面能让再让一步，作为最后一次让步以换取尽快缔约。
    有了沙皇的支持，戈尔恰科夫亲自出马，与曾纪泽进行最后的终局谈判。
    戈尔恰科夫向曾纪泽表示，沙皇好不容易答应可以让点，让我们赶快把字签了，所以你也得把握住这次机会，我也不多和你讲价了，就一千万卢布完活。
    曾纪泽在总理衙门拿到的底价就是这个一千万，但他还想再争一下。因此，他咧嘴表示实在肉疼，太多了，真拿不出来呀。
    戈尔恰科夫这个被俾斯麦执弟子礼的欧洲外交界的老江湖不禁笑了：“俄国可不是在这拍卖土地呢，如果真是炒地皮的话，就光说特克斯河谷这一块地，你告诉我现在市场价值多少钱，五百万卢布能买得下来吗？年轻人，这不过是你们改动崇约的地方太多了，俄国在这二次谈判中一无所得，全是你们在往回找，让我们皇帝的脸面往哪放？临朝签字的东西，你们说翻脸就翻脸，现在你们真打算连个台阶都不给下么？”
    曾纪泽此时观察，戈尔恰科夫显然已经退到底线了，如果坚持下去，未必能有更好的结果。据曾纪泽自己后来在给两宫太后述职时说过心里话：俄方代表中，戈尔恰科夫贤于布策，只不过对中国的了解不如布策。这里的“贤”不是真的讲道理的意思，而是说此人格局要高一些，正是他的战略规划好一些，才使得谈判不受许多细节上的较争影响，最终还算顺畅地进行下来。
    曾纪泽眼看俄方态度已决，于是提出前番热梅尼说过，所有增加的费用加起来约合四百万，加上前面崇厚认的五百万总共是九百万，现在怎么又搞出个一千万来呢。
    戈尔恰科夫这下尴尬了，好在他也是沙皇信任的外交大臣，也敢做主，最后双方就九百万达成了偿款一节，当然戈尔恰科夫敢拍板也是缘于沙皇的一纸手谕。
    不过不得不说，这中间有一个关键因素影响了俄方的判断，促使亚二下决心马上结束伊犁谈判。
    因为就在戈登应邀北上与奕訢兄弟会晤会一周，两宫皇太后诏命左宗棠回京而由刘锦棠接任新疆军务督办。这一顿操作引起俄方高度关注，俄国人细思极恐，本来在巴尔干地区现在压力极大，需要列索夫斯基的舰队回援，现在清朝召回左宗棠，清廷中枢大概率会被鹰派掌控，而再结合英国人戈登适时出现在北京，真的出现清英联手抗俄的局面是沙俄无法承受的。所以亚历山大二世给戈尔恰科夫下达的原则是“于无可让中，再行设法退让。但经此次相让后，即当定议。”
    1880年12月27日，俄方将最后一版条约底稿交给曾纪泽，曾纪泽发回北京复审。艰难的伊犁问题谈判，终于看到了曙光！

前面似乎漏了一部分，特此补上，关于补偿款的部分。我怎么感觉贴过了呢，奇怪。

又遇吞楼，害得我编号搞错了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82）
    对于新疆在收复之后的管理问题，军机处早就命左宗棠规划运筹。
    左宗棠给出了新疆仿照内地建省的药方，但是军机处仔细权衡后认为“郡县之制，以民为本。现由嘉峪关、乌鲁木齐至库尔喀喇乌苏迤西，商户、回户各存若干？由吐鲁番至南八城，缠头回共存若干？除旧有各厅、州、县外，其余各城改设行省，究竟合宜与否？倘置郡县，有无可治之民，不设行省，此外有无良策？”
    1878年11月16日，左宗棠在《复陈新疆情形折》里对此做出了答疑。
    在这份新疆历史上里程碑意义的奏折里左宗棠说：“新疆之变，起于北路。迪化失守，所属相继沦陷，户口伤亡最多，汉民被祸尤酷，以逆回仇视汉民故也。比大军进剿，连拔坚城，而昌吉、呼图壁、绥来回民又因畏剿逃奔南路，烟户顿减。克复以来，还定安集，招徕开垦，户口渐增。迪化州各属尤成效可睹，旧额民户共四千二百有奇，现报承垦者已三千六百余户。昌吉县民户旧共三千九百有奇，现报承垦者仅四百数十户。阜康县民户旧有三千九十余，现报承垦者仅二百一十余户。绥来县民户旧有三千七百余，现报承垦者八百五十余户。奇台县旧有民户四千三百六十有奇，现报承垦者五百七十余户。济木萨县丞所属旧有民户二千八百有奇，现报承垦者三百五十余户。呼图壁巡检所属旧有民户一千七百三十有奇，现报承垦者二百八十余户。库尔喀喇乌苏旧有民户仅八十有奇，现报承垦者尚数十户。精河旧有民户四十有奇，现报承垦者一百余户。镇西厅户口无考，旧种地六万亩，现报民垦三万六千余亩、兵垦四千余亩，土客渐增。此北路民户现存实数也。久罹兵燹，户口凋耗，无怪其然。镇迪一道所属，虽孑黎仅存，频年散给耕牛、种籽，酌发赈粮，广示招徕，自木垒河抵精河，除戈壁外，又均是腴区，土客民人及遣散勇丁领地耕垦，逐渐增加。署镇迪道周崇傅勤慎廉干，事必躬亲，渐有明效。需之时日，百堵皆兴。即以目前论之，亦非无可治之民也。吐鲁番旧隶镇迪道，荒地尚少，现委道员雷声远、署同知奎绂妥为抚辑，粮石租税已逾旧额之半。南八城，除英吉沙尔壤地褊小，乌什土性瘠薄，余均较吐鲁番为饶；而喀什噶尔、和阗、叶尔羌、阿克苏庶而兼富，物产丰盈，又较各城为盛。刘锦棠、张曜悉心经理，现委员开河引渠，清丈地亩，修筑城堡、塘站，铸钱征厘，百废肇兴，具有端绪，较之北路，尤易为功。是南北开设行省，天时、人事均有可乘之机。失今不图，未免可惜。此新疆之应改省者，一也。北路得之准部，南路得之回部，皆因俗施治，未能与内地一道同风，久已概为边地。伊犁设将军，又设参赞大臣一员；乌鲁木齐设都统；塔尔巴哈台、叶尔羌均设（办事）〔参赞〕大臣；〔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和阗、喀喇沙尔均设办事大臣〕伊犁等处设领队大臣五员；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古城子、巴里坤、吐鲁番、乌什、英吉沙尔，均设领队大臣；哈密设办事大臣一员，协办大臣一员；叶尔羌设兼管和阗事务协办大臣一员；乌什设帮办大臣一员；喀什噶尔设换防总兵一员。是边地、腹地，皆一律视之，无甚区别，与经野驭边之义不符。将军、都统与参赞、办事大臣，协办与领队大臣，职分等夷，或皆出自禁闼，或久握兵符，民隐未能周知，吏事素少历练，一旦持节临边，各不相下，稽察督责，有所难行，地周二万里，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而望政教旁敷、远民被泽，不亦难哉！北路粮员但管征收，而承催则责之头目。南路征收，均由回目阿奇木伯克等交官，官民隔绝，民之畏官，不如其畏所管头目。官之不肖者狎玩其民，辄以犬羊视之。凡有征索，头目人等辄以官意传取，倚势作威，民知怨官，不知怨所管头目也。内地征收常制，地丁合而为一，按亩出赋，故无无赋之地，亦无无地之赋。新疆则按丁索赋，富户丁少，赋役或轻，贫户丁多，则赋役反重，事理失平，莫甚于此。货币之制，子母不能相权；争讼之事，曲直不能径达。官与民语言不通，文字不晓，全恃通事居间传达，颠倒混淆，时所不免。此非官与民亲，渐通其情实，去其壅蔽，广置义塾，先教以汉文，俾其略识字义。征收所用券票，其户民数目，汉文居中，旁行兼注回字，令户民易晓。遇有舛误，即予随时更正，责成各厅州县，而道府察之，则纲目具而事易举，头目人等之权杀，官司之令行，民之情伪易知，政事之修废易见，长治久安之效，实基于此。此新疆之应改行省者，二也。”
    左宗棠在这封奏折里表达的第一层意思是，现在天山南北两路人口和生产均在恢复中，而且人口数量已接近战前，现在又是原来的管理体系崩塌之后，正好可以重建新的体系，与内地郡县制接轨，这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满足的极佳机会，稍纵即逝。
    第二层意思，是从可行性的紧迫性方面展开说的。其中重点分析了此前的伯克制间接统治，造成了维族老百姓与清朝官府之间的对立。因为在南疆，凡事都是通过伯克和通事来传达和贯彻，清朝在新疆的最高统治者伊犁将军不管民政，地方上很多欺压百姓的事都是那些伯克干出来的，但是百姓的怨恨却都集中在清朝官员身上。与内地税收征管的地丁合一不同，在新疆征的是人头税。富户贵族因为人数少而赋役很轻，穷苦百姓则因为人数众多，每户纳税义务反而很重。
    建省以后，实现直接统治，务必要广设义塾，普及维吾尔百姓的汉语教学，征收税赋的字据也得用汉文书写，旁边可以注维文。以后所有的政令下达、公告让维族百姓都知道，税赋上也采取内地相同的地丁合一政策，这样才是长治久安的基础。
    最后一部分确实是真知灼见，精神阵地不抓到手，永远不能消弥动乱的源泉。左宗棠的想法是让那些回、维族小孩子从小就学三字经、百家姓来开蒙，而不是上来就念古兰经。可惜的是因为中原地区的局势变化，左氏的战略思想并没有得到持久的贯彻。
    左宗棠前后两次上书，建议新疆设行省与内地一体管理，并且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进行了论证。最终打动了清中央政府，慈禧太后表示等待伊犁收复后再拿出具体的建省办法来。
    左宗棠在伊犁收回后已奉诏回京，虽然新疆建省的总体规划是由左氏设计的，但是他本人与新疆之缘却基本上到此为止了。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83）
    高山仰止

    1880年8月11日，左宗棠奉旨回京。
    此时的左宗棠纵然已林立于中华民族汉唐以来功业盖世的英雄之列，在他前后左右都是卫青、霍去病、窦宪、班超、李靖、苏定方这般的人物，而他却感觉不到丝毫的轻松。
    新疆虽然得以保全，但是高卢雄鸡已在叩响越南大门，东瀛小国日本也已对琉球下了家伙。
    当年林文忠公曾说过“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然而，林公还是乐观了，事实上东南沿海抵御外侮也已经是无人可用了。
    想当年跟左宗棠等人慷慨激辩的海防派，虽然有忽视新疆重要性的嫌疑，但毕竟大部分还都是主张加强海军武备的“尊王攘夷”派。而如今在中央的海防派首领奕訢在1882年的甲申易枢中连同整个军机处被一锅端，地方上的海防派大佬沈葆桢、英翰等人先后病故。
    此时的大清帝国行将结束短暂的“同光中兴”的回光返照，向最后的灭亡滑落。
    苍髯皓首的左宗棠依然在沉沉黑夜里踽踽独行。
    1881年10月左宗棠上任宦海最后一个外任职位——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这里曾经是他的两位尊长陶澍和林则徐战斗过的地方，后来陶荐林、林荐左。而现在左只有一个孤寂的背影。
    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左宗棠的离开，意味着她一直寻求的地方疆臣实力制衡的平衡手玩不下去了，李鸿章不可逆转地一股独大，后面的甲午和庚子两次巨变，再没有那个恺切上书的诤臣了。
    对于左宗棠一辈子的官场对手李鸿章来说，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因为再也没有人敢说出“十个法国将军都没有一个李鸿章坏事”这样的直言了。
    对于当朝大臣们来说，左宗棠是个异类，他是中兴三杰”中唯一没有成为“军事集团”首领的一人，他没有自己的固定派系和军队。就连楚军本身都是由江忠源和罗泽南的原军事将领和自身临时招募的将领。
    左宗棠的用人只凭三条标准：一是论人才不论门第派系和亲疏远近；二是论品行和能力要德才兼备；三是对于他特别看重的人才，往往会有意识地严格要求。
    越是他寄予厚望的人，他就越要用“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原则来反复考验。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左宗棠亲手树起的道德高标，也极大地限制了他对接班人的选拔。因此后世常有人说，出身穆党的骆秉章能大力提携林则徐的死忠粉左宗棠，但是左氏最终却没有发掘出合格的接班人。
    与左宗棠共过事的下属们确实都是既清廉又有风骨，但是却无一不和他自己一样，不能游刃有余在险象环生的官场丛林中。
    1885年左宗棠的老部下署广西提督、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被李鸿章淮系潘鼎新构陷革职；此前两年，左宗棠的后勤总管胡雪岩被李鸿章设计搞垮，所有商号查抄，一夜之间返回赤贫。
    晚清社会，过于公正廉明、对下属过于严格、对事物事件国政秉持正确的做法，虽然于己于社会于国家有利，但过刚易折，这也是曾、左这样对自身修为要求非常高的人却未能有效地把自己的衣钵传递下去的原因之一。
    是时候给左宗棠一个公正的评价了。
    左宗棠生逢华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一介布衣，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早在隐没于垄间时就被陶澍和林则徐这两位大家视为旷世之才，并确认为自己的衣钵传人。
    他是中兴四杰中学历最低也是最晚进入仕途的，但是他却在人生的后半程开挂一般实现了弯道超车！他是整个清朝唯一一位举人能够进入军机处，同时又兼了大学士的汉人——位同宰相。
    左宗棠的时代是个风云季会的时代，李秀城、张宗禹、马化龙、马桂源、马文禄、白彦虎、阿古柏这些人或为一代枭雄或为混世魔王，哪个也非等闲之辈，却无一例外败在左宗棠手下。在这个时代，左宗棠是当之无愧的军事天才。
    谁曾望，这样一个布衣儒生，只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就封侯拜相。
    谁曾望，在贫弱落后的满清帝国在这个倔强的湖南人带领下，能够逼退当时争霸全球的两大顶级掠食者——英吉利和俄罗斯。
    十尺齐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
    应同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的励志故事告诉我们，起步晚不是放弃努力的借口！
    左宗棠通过自己的努力同时告诉我们，没有背景、没有学历的野百合也同样会有属于自己的春天。
    在中法战争的阴云笼罩下的福州，秋风秋雨之中，左宗棠回首去日的波澜壮阔，身边的师友、门生日渐凋零。
    德高望重的陶澍、虚怀若谷的骆秉章、恃才傲物的王錱、廉洁奉公的刘典、年少戆急的蒋益澧、忠壮捍勇的刘松山、性如烈火的傅先宗一个个从远处走来，又悠然而过、再无踪迹，这些人或年长或年轻，却都谢幕在左宗棠的面前。呜乎，国势尚未复强，中华健男奈何又弱一个！
    一百多年来，长沙县跳马乡白竹村的左宗棠墓，沐风雨、任冲刷，千秋功过供人评说。
    也许最后的时刻，左宗棠的心早已回到三十五年前湘江边上夜泊的那一叶扁舟之上。
    初见偶像的左宗棠也曾像个孩子般的激动、欣喜，以致于立足未稳，堕入江边芦苇荡中。待到他狼狈地爬上船来，却能敏捷地自解尴尬：“古之对士人有‘三薰三沐’之礼，‘三沐’已然拜领，‘三熏’尚未。”
    也曾是一代学霸的林则徐有意考考这位“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的人物，触景而发即兴问了一句“芦中人出？”左宗棠几乎未加思索对出“江上公来”。
    左宗棠是无愧见林公于泉下的，他不仅未负林则徐所望，成功地收复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新疆故土，而且，他也用自己一生的执拗，贱行了林文忠公倡导的“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人生信条！
    左宗棠不惑之年出仕，没有少年得志的意气风发，没有鲜衣怒马的昂扬傲娇。从照片上看他似乎只是一个身材五短、颜值不高的油腻大叔。然而，他却实在是上天赐给中华民族的厚礼！因为他留给我们的是那个在大漠孤烟落日下，白发挂帅、舁榇出关的并不高大，却是一身倔强铁骨悲壮而苍凉的背影！我们今天所以花团锦簇，皆因曾经有人负重前行。
    这个为大清帝国顽强续命半个世纪并且能留给民国一千多万疆土的人，却终于没能给自己多续十年命，和林则徐一样的是，左宗棠也是准备最后一次为帝国奋力一搏的时候，生命之歌却戛然而止了。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而我是至今每读到“出处动关天下计，草庐我亦过来人”，在击节赞叹的同时也想学左公“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不知何日能在梦中拜会倔强的左公？
    1885年9月5日，二等恪靖侯左宗棠薨于福州，追赠太傅、谥文襄，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帝国最后的鹰派谢幕。
    左宗棠死前为他的属下广西提督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璈被淮系人马构陷的事奔走呼号，尚未有结果，随着左公的薨逝，制衡李鸿章的力量无果而终。
    两个月后，胡雪岩死于贫病交加。
    据说当年张伯伦辞去首相的时候，乔治六世曾说：“您遭受了残忍的对待。”这句话对于张伯伦是否合适暂且不论，可是如果放在左宗棠的身上却真的是恰如其份的，可惜慈禧不是乔治六世。
    客观评价左公非本人力所能及，借用死敌李鸿章的粉丝梁启超的评语吧——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此日骑鲸西去，七尺躯委荒草，满腔血洒空林。
    问谁来歌蒿歌薤，鼓琵琶冢畔，挂宝剑枝头，凭吊松楸魂魄，愤激千秋。
    纵教黄土埋予，应呼雄鬼；
    他年化鹤东归，三生石认前身，一瓣香祝本性。
    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销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
    唯恐苍天厄我，又作劳人。
    今天作为一名合格的键盘喷子，念及左公，心头于无声处响起了那句燃爆热血的呼唤：
    虽万千人逆之，吾往矣！

勘误，贱行——应为践行，这个错误实不应该。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84）
    新疆建省的原创是左宗棠提出的，但是创意落地却是由另一个湖南人完成的。
    1881年8月16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棠上书《遵旨拟设南路郡县折》，拿出了建省的具体实操方案。
    刘锦棠的方案是新疆省会设在乌鲁木齐汉城（迪化），设巡抚一员，受陕甘总督节制。下设三道：第一个是镇迪道，除了原来隶属于甘肃镇迪道的各州县外，又将以前归甘肃安肃道的哈密也划进来了；第二个是阿克苏道，管辖南疆东四城，就是塔里木北缘的从喀拉沙尔到乌什这一条线；第三个是喀什噶尔道，管辖南疆西四城。
    然后，大家也应该注意到了，原来的新疆老大，军府衙门所在地伊犁呢，在这份方案里已经退居老二的位置了，伊犁将军仍然保留，但是职权大部被削，只负责管辖伊塔边防区。然后塔城也增设一个都统，别着急，伊犁这还远没到达下跌的终点，因为到了民国时期它将沦为老三，排在喀什噶尔之后。
    刘锦棠这一版与此前两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和谭钟麟的版本都不一样。
    左宗棠的版本是视新疆为四川那样的重点大省，单独设一总督驻在乌鲁木齐。北疆的行政中心仍然在伊犁，整个天山北路由伊犁将军负责，也就相当于内地的巡抚。而整个南疆统归新疆巡抚管辖，驻在阿克苏。原来所设的参赞大臣、办事大臣这些一律裁撤，领队大臣则改成道台、知县等，与内地一样。事实上，左氏相当于把新疆分成天山南北两省来管理，将军和巡抚平级，总督凌驾于军抚之上统筹管理，这样新疆就完全独立于陕甘总督的管辖了。
    而在左宗棠之后继任陕甘总督的谭钟麟也上书规划新疆的重建问题，谭钟麟的观点是天山北路地广人稀，镇、道都是现成的，直接转成州、县就完活儿，每个州县只需设个地方官就OK。至于南路，一个县城管辖的地方往往就那么十几个回庄、大一点的几十个回庄而已，更没必要搞什么巡抚。按谭钟麟的说法，新疆只要按内地把基层政府组织建立起来就可以了，所新设的这些州、县、道官员全都统归陕甘总督节制，这样实际上相当于新疆空设一省，并没有省一级的管理架构，而仍然归他这个陕甘总督管辖。应该说谭总督的规划多少有点夹带私货的嫌疑，而且使得管理创新力度大打折扣，说白了有点应付差使。
    刘锦棠的版本是经过与谭钟麟的多次磋商，介于左、谭两版之间的折中方案。
    左宗棠是主张新疆单独建省设立总督和巡抚的，而谭钟麟则是新疆不设巡抚，巡抚直接由陕甘总督兼理。刘锦棠的意思则是新疆单独建省，但是与甘肃合在一起设一个巡抚，驻在乌鲁木齐，名称就是甘肃新疆巡抚，当然还是归陕甘总督管辖。
    话说这个甘肃在清朝同乱以前的时候地盘是不小，辖了现在的青海、宁夏、内蒙的一部分还有甘肃和新疆的哈密、吐鲁番地区，但是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时候，启动平准战争，陕甘总督黄廷桂从西安移驻兰州，兼任了甘肃巡抚后，清廷就裁撤了甘肃巡抚这个职位，一直由陕甘总督兼任。
    刘锦棠的方案既考虑到未来中央政权对新疆实施一体化管理的愿景，又结合现实具备可操作性。
    以当时新疆的实际，各厅州县加起来只有二十几个地方，自成一省甚至两省，设立总督计划再好也真是空中楼阁。
    另外，新疆与甘肃最好是不加分化，因为历次新疆平乱，甘肃的后路中转作用太明显了。汉、唐两朝河西走廊一丢，新疆必失。而这次同乱又是，肃州马文禄、金积堡马化龙一闹，关内外隔绝，新疆一乱就是十好几年。所以说一旦新疆有点风吹草动的，甘肃这边呼应灵通就显得非常关键，要是遇上那颟顸点的，只关心自己一亩三分地，就会出大麻烦。
    这些都是从可行性方面来说的，而同时刘锦棠也不同意谭钟麟的陕甘总督统管的办法，因为陕甘总督现在不管是在西安还是在兰州，管理起新疆来都是鞭长莫及的。
    1882年12月24日，刘锦棠的方案经吏部和户部合议后照准。军机处下令刘锦棠试委南疆各道、府、厅、州、县官员。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85）
    1884年11月16日，户部奏请增设新疆甘肃巡抚、布政使各一名，19日清廷下旨任命刘锦棠为首任新疆甘肃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
    新疆实行郡县制绝对是中国边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平定张格尔后，有不少仁人志士就提过建省问题，比如龚自珍就曾大声疾呼“废伯克、立郡县”。
    但是真的要变革，必然会触动太多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事情一直没有推进。
    凡事都有利弊，同治大乱虽然险些造成新疆分离出去，但是，它却也实实在在地摧毁了满清原来在新疆的统治结构，伊犁将军府荡然无存，新疆“八爵”全部崩解，伯克制度末日可数了。
    在废墟上重建一套新的体系自然是成本最低的变革，那些既得利益者再无能力阻止。
    可以说，新疆建省的操作，辫子从伯克手里把地方民政管理权抢到手里真的是瞅准机会用了最小代价。相比之下，明清两朝对西南的改土归流，那可是真刀真枪地干了多少次大仗才从土司们手里抢过来的，流血流汗外加大把大把糟蹋银子啊。
    说了这么多，可能许多朋友还是云里雾里的，反正都是在版图之内了，建省与否真的那么重要吗？
    在当时的清朝政府内部也是有不少人反对的，比如翰林院编修刘海鳌。还有一个名气更大的人，就是在新疆工作过的老熟人、前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并且一度代理过伊犁将军的李云麟。李云麟上书朝廷，认为在边疆地区不可以君郡县治之，就算以前镇迪道建立了郡县，也因为战后人口流亡一空，郡县存在的基础已经消失，所以应该撤去郡县而专立军府，实行前代的“卫所边军之制”。
    所以说格局和眼界是最重要的，李云麟确实在边疆基层有过丰富的实政经验，但是他并没能跳出务实这个层面上来看问题，他提的每个细节都是没有错误的，可惜，战略方向是错的。
    如果我们利用现有的资讯，站在上帝视角来批判李云麟的提议是逆历史潮流的话，那有点欺负人了，我们还是还原一下，刘锦棠从击败阿古柏起，在新疆的经营业绩。让大数据来说话吧。
    1879年南北疆开始清丈地亩，大规模恢复农业生产，左宗棠奏请按“十一征一”的标准征粮。当年征粮二十六万一千九百石，要知道这时清军还在规划三路并进收复伊犁的攻略，其中粮饷问题是排在前面的，结果当年就让西北前线诸将大跌眼镜，不但军粮足数无需内地转运，而且当年的民间商品粮流通市场粮价也开始大跌，出现了“谷贱伤农”的情况。
    有人又会想了，这是不是老天爷开眼，那年新疆大丰收了？因为那两年中原一带正面临“丁戊奇荒”的困扰。
    别急，接下来的1880年，上缴公粮三十四万七千二百石！这个数字对于辫子来说绝对是天文数字了，从乾隆年间开始，新疆全疆征集粮食最高记录是十四万三千石！而且1880年这个数字可是还没有把最富庶的伊犁算进去，因为伊犁当时还在俄国人手里。
    再傻的人现在也明白了，原来新疆不是你以为的新疆！从乾隆到咸丰，祖孙四代一直认为新疆的自然条件是无法自给的，只能由关内协饷。而这也是每次新疆有事，就会有关于新疆的弃守问题的辩论的缘由。
    人的思维一旦接受了某种定势，往往本能地开启对于其他解决问题的方式的自动屏蔽功能，而且再也没有质疑的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可惜掌握“奥卡姆剃刀”的人真的不多，幸运的是，左宗棠和刘锦棠各有一把。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86）
    左宗棠对新疆原来那套管理体制里的猫腻相当门清了，以前中央政府完全依赖地方上那些回王、伯克这些人来管理，这样就算再设置郡县也不成了，因为无人无地可管了。
    维吾尔王公一直享受一个优待政策是内地王爷没有的，就是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烟齐”，也就是农奴。
    满清八旗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家里的仆人也不过几百口，而新疆维王的农奴却可以达到上万人！甚至这些农民耕种的土地都是王府的土地，王府的土地又享受政策不必纳税。其余的数量很少的的土地大头又在伯克手里，伯克人数也很少，也是土地放佃，而朝廷征粮加税的时候是按户口人头来的，所以对于这些富户贵族来说也是洒洒水的事，最倒霉的就是底层的农民，人口多，地却少，税最重。
    矛盾发展到这一层就已经到了激化的边缘了吧，别急，只要官府派捐，中间经手的这些伯克、通事等维吾尔头人之类的，从中又要上下其手，狠狠地刮一层皮。
    满清政府征到手的一个鸡蛋，维吾尔农民拿出来十只母鸡都不够。也就是中间中饱私囊的家伙太多了。然后这些地头蛇们摆出一副穷苦相，再向清廷中央伸手要补贴。久而久之，新疆以外的人得出了那个他们以为的贫穷新疆的印象。
    可是这些欺下瞒上的伯克们把下面搞得一团糟以后，也在清政府眼皮底下赚得钵满盆满了，总该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吧。呵呵，你又想多了，库车火光一起，头一个响应叛乱的就是那个伯克安拉雅尔。在危机一来的时候，这些伯克摇身一变，绝大多数钻进叛乱政权上层了。
    所以刘锦棠后来多次上奏，主张废除伯克制度。1887年，清廷下诏，将所有伯克名目全行裁汰。
    之后，经刘锦棠的建议，清廷取消了关内各省老百姓前往新疆开荒的限制，“关内汉、回携眷来新就食、承垦、佣工、经商者，络驿不绝”。
    至此，新疆的人和地才算真正归了中央政府管理。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88）
    左宗棠在南八城收复以后，在南疆各地一路设置善后局，重建地方政治架构，这个时候的权力中心就是这些善后局，行政司法一把抓。对于当地的维持会性质的维吾尔人组成的基层管理组织，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与同乱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从前风光无两的阿奇木伯克烟消云散。而且就是这样的龙套角色，满清政府也明确规定，由此前出任过清朝任命的阿奇木伯克并且经受住考验在大乱中没有变节行为的人优先担任。
    这样的规定，基本上断绝了在南疆相当接地气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从政的渠道。阿訇、毛拉、和卓们的政治特权瓦解了。
    取消伊教政治地位只是治标，人家毕竟还掌握着经济资源呢。这就有了第二个步骤，遏制教产。
    在战前，南疆的伊斯兰教会公开合法地征收的香火钱包括两种：一个是乌守尔，如果信徒是种地的农民，那么恭喜你，你要从收成里拿出十分之一捐给清真寺的，从乾隆时起一直如此，也是得到满清默认的。其次是扎卡提，如果你不是农民，也没有地种又是伊斯兰信徒，那如何表达你的虔诚呢，办法早就替你想好了，牲畜和其他行业要从收入中拿出四十分之一捐赠给清真寺。这就是教会对于信徒所收的保护费，当然却也没提供什么真正的保护。
    同时，伊斯兰教利用战前清廷的放纵，还吃了辫子的豆腐。这个就是利用满清给予的宗教土地免税优惠政策，大量兼并土地。不过手法很隐蔽，通过信徒把田地捐给教会，变成教产后，这块地就免税了，然后教会把这块地反还给地主，地主则继续给教会交乌守尔。里外里把辫子那块抽红给黑掉了。
    以前的新疆地方官一直哭穷，从各城办事大臣到阿奇木伯克都是伸手党，给清廷一种错觉就是新疆就是个烧钱的窟窿，只能靠协饷过日子。因此，对于清真寺搞的这些猫腻也是睁一眼闭一眼，那仨瓜俩枣的也确实犯不上操心的。
    等到左宗棠进疆以后，一年收上来的粮和地丁银这么多，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靠，原来有这么多低调富豪在捧着金碗要饭哦。
    所以在新疆建省后，刘锦棠颁布命令，不论是不是伊斯兰信徒，只要是对清真寺等宗教机构馈赠不动产，一律严禁！一旦发现，将被视为抗税行为，依法论处。
    这是在经济上对新疆的伊斯兰宗教机构采取釜底抽薪的方法，削弱它的经济基础。
    第三个手段是针对伊斯兰教在教育方面的特权。
    战前的南疆各地，维吾尔人的开蒙识字都是在伊斯兰经文学校实现的。几乎是从小就接受了自己生来是真主安拉的仆人，脑袋里除了先知穆罕默德和各地的卡兹、穆夫提之外，就没有什么和自己有关的权威人物，什么将军、参赞大臣一概不知，更何况远在北京的皇帝了。
    正是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变乱初起的时候，起事者振臂一呼以安拉名义圣战，应者如云。
    对此认识最深的是左宗棠，他在1880年上折善后新疆的七大要点时主张，“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垫，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所以他在建省之前开始就在各地开设义塾，重金延请教师，以使当地居民能够"通晓语言"。"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讲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臣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各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叠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三十七处，......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资其讲习。"
    刘锦棠出任新疆巡抚后，在各地兴办义塾，启蒙教材是《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光绪九年（1883年）的时候，新疆的义学设立了七十七所，每所学堂招收了十几名学童，学生的教材和文具都由政府无偿提供，学费也全免。每所义塾配备教师一名，月薪二十两文银，另加毛墨纸砚等教具用品补贴银四两，同时每位教师还给配备佣人一名，工资由国家承担。这款待遇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金领了。
    这还都是以汉文为主的教学推广，属于核心工作，在此的外围，满清还鼓励南疆地区的维吾尔文世俗学校兴建。这项工作是由当地维吾尔人中大款来搞，虽然全是维文教学，但是教授的内容也是世俗教育，和宗教经文完全不搭界的。
    经过这一系列操作，伊斯兰教在新疆的政治、经济乃至教、科、文、卫方面的特权全失，伊斯兰教在新疆进入了从公元九世纪传入以来最为尴尬的时刻。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90）
    刘锦棠离开之后，新疆巡抚换得如同走马灯，而伊犁将军却难得地出现了一个不倒翁，有个牛人在这一位子前后坐了两回，一共十四年，屁股几乎焊死在交椅上了。
    新疆建省以后，伊犁由于处于边境，国防形势严峻，政治中心转移到了乌鲁木齐。伊犁和塔城便成了边疆特别行政区，伊犁将军降格为特区一把手，不再领衔新疆群臣，新疆巡抚成为新疆甘肃诸臣之首，乌鲁木齐和伊犁形成了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好比当时四川的成都与重庆、山东的济南与青岛。
    1889年愤青载湉同学亲政，从此，满清帝国换高速档踩着油门在作死的路上开启了狂奔。
    甲午、庚子两次亡国之战后，还剩下一口气的老太太慈禧无奈自已打脸，重新启用维新派。虽然和康有为梁启超的梁子还没解开，但除了这几个立宪派的招牌人物之外，主张新政的立宪派已经开始进入大清公司的管理层。
    1901年正月，躲在西安灰头土脸的老太太正式宣布变法，以振兴实业、整顿武备、广兴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新政开始启动。
    在内地都算新鲜玩意的新政到了新疆，要是按以前的政策层层递减效应，早就听不见任何一点动静了。可是这回却因为那个牛人，新疆的新政居然搞得风生水起。
    说起这个人，也不是生面孔，前面出场打过两次酱油。
    长庚，字继仙，号少白，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1843年生人。祖上原是宋朝臣民，随徽、钦二帝一同被俘虏入金，赐为赵姓。元、明时期，因其后代繁衍渐多，迁移至叶赫河滨（今天的吉林梨树县境内）自成部落，后于天命四年秋被清帝赐姓为伊尔根觉罗。满清八旗中，“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为上三旗，这个长庚的出身不低。
    他家本来是住在江宁满城，在太平天国攻克南京的时候，他全家五十余口被杀，他上演了当年额附策凌的壮举，背负母亲逃出生天，一路一向北逃到绥远投奔了绥远都统景廉，景廉可谓是长庚这辈子最大的天乙贵人，没有之一。
    虎口余生的长庚正是经景廉推荐，到了乌鲁木齐都统平瑞府上，成为平瑞的幕僚。
    安生的日子没过多久，同治三年妥明在乌鲁木齐起事，索焕章带兵围困巩宁三个月，平瑞在城破之日自尽。长庚再展突围神迹，能从太平天国的大军围城中逃得出来，从巩宁回军的围困中逃出生天自然也不是偶然。
    第二次死里逃生后，长庚返回归绥（包头）。1872年，署伊犁将军荣全邀长庚到塔城出任翼长。
    长庚刚到荣全营里，就赶上白彦虎出关投了阿古柏，为了表现一把带人进犯沙山子。
    这时候主持新疆军务的景廉派黑龙江马队的营总伊勒和布去救援徐学功，同时檄邀荣全派人合击，荣全当时就是派了长庚带兵与伊勒和布夹击白彦虎的回军。
    此战打败白彦虎后，长庚的高光表现引起军机处的注意，经景廉刻意推荐，长庚以知县补用并赏顶戴花翎。
    1875年8月景廉奉诏回京，新疆平乱的领导班子完成第三次迭代，第一个贵人走了，可是长庚的向上之路并没有被打断，因为他已被第二个识货的人纳入帐下。这一年底，长庚出任新疆军务督办金顺的营务总办。
    这个营务总办有多重要呢？我只需举两个例子，大家自然就有数了。左宗棠在转战浙江开始单飞以后，他的营务总办是刘典，军中皆呼为副帅。刘锦棠率老湘营出关横扫阿古柏的时候，他的营务总办是那个年轻却骁勇善战的罗长祜。
    清朝通过谈判收回伊犁后，长庚出任了伊犁副都统。
    仕途道路前景一片光明，在战后新疆百废待举人才匮乏的时候，长庚的升迁似乎即将进入加速度。
    然而恰在此时，他的母亲病故，就是当年他从南京背出来的唯一亲人。
    1885年，长庚丁忧回京为母亲守孝。
    1888年，长庚重新出山，出任驻藏大臣。两年后回到他所熟悉的天山脚下，开始了他的第一任伊犁将军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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