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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制霸天山——百年孤独准噶尔[第79页] |
| 作者:逍遥羽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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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57） 恭亲王奕訢对这个条约的蓝本忧心忡忡地评论：“霍尔果斯河西及伊犁山南之特克斯川，均归俄属；并塔城界址亦拟酌改，......又于西境南境各划去地段不少，似此则伊犁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况山南划去之地，内有通南八城要路两条，关系回疆全局，......种种弊端，难于枚举。以此视之，收还伊犁与不收同；或尚不如不收之为愈。” 现在奕訢再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了，人是总理衙门选的，他只能再发急报给崇厚，这版条约无论如何不能签！当然他心里也十分没底，因为按当时的通讯节奏，他的电报到了俄国天知道崇厚那边进展到哪一步了。 怕什么来什么，光绪五年八月初七（1879年10月1日）崇厚来电，告诉总理衙门条约各款已经敲定，次日即将去黑海签字画押！ 10月10日崇厚再次电告总理衙门，告之已经签订条约，这个条约史称里瓦几亚条约。 崇厚未经总理衙门核准就擅签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原因是他在彼得堡时忽得家书，他的妻子病危，因此他急于赶回国，所以不但越权签了这个条约而且不候朝命直接乘船回国了！而布策和热梅尼等人也是利用了崇厚急于回国的心态，巧妙地控制谈判进程。 条约一经披露，西方片大哗，英、法、美、德列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美国外交史学家马士在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里评论此事：“这些条件加能是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国的，而绝不可能是两国普通交涉的结果所产生的。” 这个条约签完，沙俄自己对于如此轻松获得重大利益心里都没底，全程参与谈判的沙俄外务部首席参赞热梅尼在给戈尔恰科夫的信里心虚地说：“条约尚在送往北京之途中，而吾人亦不知中国政府对此事意向如何，以及该政府为此事所将采取的措施如何。” 而最可恨之人就是这次谈判俄方的代表布策，这个家伙得便宜卖乖：“贵国不劳一兵，不费一矢，竞将伊犁好好安坐而得之，天下竟有如此便宜之事乎？” 现在对于总理衙门来说，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御笔亲批以后，再行开办，以示区别，而符向章”。 崇约传回国内后，奕訢哪里敢拍这个板了，漏子已捅这么大，他硬着头皮只能上报给两宫太后了，因为当时以9岁的光绪皇帝发的每道上谕都是这两个女人最后落的锤，所谓御笔亲批的最后防线就在这两个人手里。 东太后慈安既不识字，对政务更是完全外行，但是地位尊崇，即使明知她赞成的事情，慈禧仍然不敢不先经请示再行。 当时的人们对她们二人的评价是东宫长于德而西宫长于才。所以这姐俩的合作模式是遇到问题慈禧来负责解释和出主意，最后敲定则还要经一下慈安。 这次面临崇约难题，可以说爱新觉罗家的男人再次阳萎。 奕訢本人的意见是“虽寄崇厚电信有各事均候批准，再行举办之语可为退步，然中外情异势殊，实觉毫无把握。”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沙俄是个流氓国家，现在伊犁在人家手里，如果废约，必然招致动武，而动起手来，恐怕我们损失更大。 奕訢这个思路与老牌主和派的李鸿章不谋而和，从天津教案到海塞论战再到今天的崇约问题，奕訢和奕譞兄弟的表现证明，其所以被列为晚清投降派的首席代表是并不冤枉的。 慈禧太后让总理衙门先拿初步意见，既可能是优柔寡断也可能是滑头的奕訢建议将该约抄送当时支起晚清朝廷这口大锅的三块柱石——陕甘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分别上奏发表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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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58） 领衔南北封疆大吏的李鸿章和刘坤一异口同声上书主和，他们的观点是“崇厚全权出使，不可谓无立约之权，若先允复翻，其曲在我，既失伊犁，复居不直之名，为各国所讪笑，所失更多。且彼仍以分界修约为词，时相迫促不已，乃生兵端，中俄接壤万余里，防不胜防，边衅一开，恐照现议亦不可得。”李鸿章的意思是说，崇厚的全权特使的名号人家俄罗斯可是一开始就再三确认过的，你现在说不认就不认，肯定不符合万国公法的，这就给了沙俄动武的借口，而再来说动武，我们和沙俄边境接壤上万里，怎么打？毛熊可不好惹，真打输了，就是想按现在的崇约来定也不可能了。 行文至此，忽然想荡开一笔。曾记否，在年少时每当读到晚清总有痛心疾首的感觉，而对于晚清的洋务派的认识则完全等同于投降派的。相对来讲反而对那些顽固派和清流党愤青们有非常好的观感。人到中年才读懂了许多原来不懂的人和事。 记得小时候看老舍的《茶馆》，里面有个崔久峰，曾经当过国会议员，后来退隐林下。这个人一出场就是个气场强大的人，有一种神秘莫测的高手的感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和茶馆老板对话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年轻的时候，以天下为己任，的确那么想过！现在，我可看透了，中国非亡不可！”初读茶馆对这个人物十分不解，中华文化素有爱国情怀，讲的是知其不可为而愤然为之。为什么这样一个年轻时的革命者会退化成这样呢？而且他们冷酷地指出一个令人绝望的结果，却拒绝为改变命运再付出任何努力，同时也不认为有人能够改变。 随着时间流逝、阅历增长，我知道崔久峰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了，也了解他为什么会发出那样的感叹了。 中国最早的和最成功洋务派如李鸿章、沈葆桢、刘坤一他们正是见识到了西方的强大之后，对于中国的前途彻底失去信心，和崔久峰一样，都是悲观失败主义者。 尤其是当他们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之后，发现真正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后，完全放弃了改革的任何尝试。谁都想不到的是，中国第一个提出仿效西式宪政的人却都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洋务派大佬，他是满族军机大臣文祥。事实上从鸦片战争以后的历次外战中，国人体现出的“国不知民、民亦不知国”也确实印证了这些悲观主义者的判断，似乎中国人人都成了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也是鲁迅的作品里总是让人看不到希望与光明的原因。 读懂了崔久峰也就理解了李鸿章等人终其一生秉持的投降派观点。 而李二先生何尝不是万千个利已主义者之一呢？一句“宰相合肥天下瘦”便将所有的洗白努力化为乌有，中枢之臣尚且如此，难怪有美国人曾经评论一盘散沙的国人——中国假装是一个国家。 然而中国终究不是外国人所说的那样，也不都是崔久峰这样的人。 正如文天祥丞相在正气歌中所言：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当崇约内容传到西北前线的时候，军中立即群情汹汹，首先表态的是在最前线离伊犁最近的两个人，一个是伊犁将军金顺，另一个是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这二位在风口站岗的战士一见崇约，立刻小宇宙爆发了，为你我受冷风吹，你们就TM搞出个这个东西来么？ 金顺和锡纶联衔上奏，大呼俄人侵略成性、割我要津，简直到了“扼我吭而拊我背”的地步，二人均请缨抗俄，主张“足兵力、浚饷源、广屯田、坚城堡，先实边备”，至于伊犁的交接问题，主张暂时“缓收伊犁”，如果以此为代价，那收不收没意思了。 此时坐镇南疆的刘锦棠的意见更是简单而直接——“非决之战胜，别无善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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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59） 刘锦棠此时的思想比金顺和左宗棠都更为激进一些。 因为他手下有个幕僚叫周汉，也是湖南老乡，这位可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 这个周汉在历史上留名是因为在后来的1891年在长江流域发生的大规模反洋教事件，自5月至9月，东起上海，西至宜昌，长江沿岸几乎所有的教堂、教会学校及慈善育婴堂，都遭到了暴民的围攻和焚毁，财产被抢掠一空，传教士和教民死伤枕籍，这次事件的幕后煽动人就是周汉。他归乡之后撰写了大量的反教煽动资料，主要有《齐心竭力》、《谨遵圣谕辟邪》、《鬼教该死》、《棘手文章》、《擎天柱》、《灭鬼歌》、《禀天主邪说》等宣传品。这些资料印刷量很大，并以免费的形式散发，故遍及长江中下游省份——仅其中一本名为《鬼教该死》的小册子，就印刷了80万册之多。出书的钱都是周汉自己出的。周汉是一个相当出色的煽动家。其撰写的宣传资料，全部使用大白话，用词粗鄙，高度迎合底层民众的认知能力。如把耶稣说成“猪精投胎”，把传教士称作“鬼叫头”；指控传教士“制迷药”把教民迷了，“进了鬼叫，老婆媳妇女儿自然不明不白，心甘情愿相陪那鬼叫头睡觉”；并撰刻诸多图文并茂的宣传品，向不识字的民众直观展示传教士“挖眼剖心”的场景。最后美俄法德挪威荷兰比利时丹麦意大利奥匈十国要求严惩周汉。 李鸿章、张之洞查了半天，周汉个人修为方面无懈可击，最后为了给洋人一个交代，结果周汉被评定为“精神病”，躲过了一难。 1897年，德国侵略胶州湾，周汉再次“旧病复发”，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广总督张之洞再次以五年前的处理方法，宣布周汉“精神病”送到了特殊监狱看管。 而周汉在随军刘锦棠在西北的时候，在对待维回降将的时候，一直是主张采用铁血手段的，好几次都不顾左宗棠的杀降禁令。这一时期，刘锦棠受周汉影响比较大，他们对伊犁的问题都是主张少废话，撸起袖子干就完了。 左宗棠虽然比起上述几位在一线专业砍人的家伙理性得多，拿出的意见也都堪称老成谋国，但是刚见了崇约也是气得差点吐血。所以他先把金顺、锡纶和刘锦棠那几份火药味呛人的折子一并转呈，而自己则做了个总结性发言。 首先他先质问他心目中的“投降派”们：“武事不竟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厌其所求，譬尤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而痛恨者矣。”上来这段堵死投降派嘴的话真如天眼通一般，把李鸿章等人可能要说的话全给预料到了，也把奕訢的老脸抽得通红，这段比起诸葛亮舌战群儒怼东吴诸臣的话还畅快淋漓。 紧接着左宗棠又分析了崇约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察俄人用心，盖欲据伊犁为外府，占地自广，借为养兵之地，久假不归，布置已有成局。......我得伊犁已成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间皆俄属都，孤注万里，何以图存，......虽得必失。”照崇厚这个条约，伊犁收回来可能屁股都坐不热，随时都会丢掉，人家那是三面包围，一有事想拿走就拿走。 最后左宗棠亮出了自己的药方子——“就事势次第而言，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这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就是说先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不行就启动武力的终极手段，真的有那么一天，那么就要把《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纪》以来的总账都得重新算一算了，新疆的边界至少要推进到巴尔喀什湖边上，恢复乾隆时代的疆界。 左宗棠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人家早把成熟的军事方案已经准备完毕。 具体说西北方向上，围绕收复伊犁，左宗棠做了兵分三路规复伊犁的攻略：东路主帅为伊犁将军金顺率所部近五十个营一万人沿精河一线布防，金运昌率卓胜营近二万人为后援，同时塔城参赞大臣锡纶召回令俄人十分恐惧的转世喇嘛棍噶札勒参呼图克大力重建土尔扈特蒙古僧兵，在阿勒泰地区与金顺相呼应； 中路主帅为广东陆路提督张曜，率嵩武军二十五营五千人，同时檄皖军一千、湘军一千五百人同归节制，这一路从阿克苏出发北上，经夏特古道越冰达坂直趋特克斯河谷，捣伊犁之南； 西路主帅为刘锦棠，这一路虽是奇兵，却是主攻的一路，刘锦棠率老湘营马步万余人，自乌什出贡古鲁卡伦经布鲁特游牧地抄击伊犁河谷之西，并负责切断俄军自浩罕、哈萨克赴援伊犁之路。 用刘锦棠金顺等人的话，就是要拿回乾隆平准时的旧地，振旅河中、顾盼欧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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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60） 虽然新疆前线诸将现在是群情激昂，可是他们的意见由于路途遥远是最晚送达紫禁城的，并不能引导主流媒体带风向。而此时京师的舆论圈是什么风向呢？ 北京的舆论圈已经势成鼎沸！我只能说，决不亚于后来的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 因为最先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南北洋大臣的意见，而且他们是代表地方大员的主流看法的。所以两宫太后首先听到的就是李鸿章等人的“弃地全约”的说法。 慈安太后因为不识汉字，并且对于军国政务完全外行，所以更多地处于旁观的地位。 而慈禧太后则不然，她虽然对于洋务很蒙昧，但是涉及到领土的问题还是很敏感的，这是事实。 前次在海塞大辩论的时候，她对于奕訢和李鸿章、沈葆桢他们的放弃收复新疆的主流意见就很不感冒，这次一看到又要放弃，她更感到失望，在她的眼里洋务派和投降派也真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在新疆诸将的条陈还没上来之前，慈禧太后便以同治皇帝名义下诏，要求所有言官均可就崇约问题上书发表意见，声称广开言路(诏命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 从这个事情上实际上可以看出慈禧本人的倾向，如果她附和奕訢和李鸿章的思路的话，这件事是完全可以在权力中枢的内部决策会上拍板的，因为南北两洋大臣、天下督抚领袖和总理衙门领班阁揆的意见已经统一了。在西北大营的意见没有反馈回来之前，舆论导向是向鸽派方向发展的。现在把事情扩大到京城的基层官员层面上，要的就是个变数。 这个时候别看吴可读已死，清朝的言官却是正值鼎盛。 众所周知满清一朝高度集权，皇帝牢牢控制大权。前面再牛逼的能臣，哪怕张廷玉、鄂尔泰都没什么发挥空间的。而咸丰一死，大家的机会就都来了。两宫太后得国本就不正，再加上治国方面也确实是二把刀，所以曾经比较低调地广开言路，对于臣下的容忍度也是之前历代皇帝掌政时无法比的。所以到了同治以后，既有吴可读冒死参劾成禄，也有黎庶昌、董元醇越级上奏的经典案例。 等到了光绪年间，在朝廷中已经形成了不可忽视的一大派系——清流党。这个派系的掌门就是前面出过场的那位不可救药的鹰派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北派官员之首。 当时最被李鸿藻所器重的清流党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外还有、詹事府少詹事黄体芳、司经局洗马张之洞、监察御史邓承修和内阁学士爱新觉罗宝廷，这五个人被称为清流党的“五虎”。 五虎都是一时无双的才俊，黄体芳一门五进士，邓承修号称铁笔御史，最早罢官的爱新觉罗宝廷则是晚清诗坛泰斗，在清末民初的文坛大佬林琴南、郑孝胥、陈衍都是他的学生。 崇约列入内参鼓励全体京官参与讨论，就是脚趾来想，这清流党会是什么反应，这和往火药桶里扔炮仗没有任何区别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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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61） 第一个跳出来的是黄体芳，此时他在五虎之中喷人战力排名第一，1879年12月15日黄体芳上书弹劾崇厚专擅误国：“朝廷遣使外国，意在安边，失辞不可，专擅尤不可。史册所记及历届奉使诸臣，未有荒谬误国如崇厚者也。”疏请朝廷“重治其罪，以为人臣专擅误国者戒”。 紧接着翰林院庶吉士爱新觉罗盛昱（肃亲王豪格七世孙）上书请诛崇厚以谢国人！ 然后是时任翰林院修撰的王仁堪和曹鸿勋联衔上奏弹劾崇厚，也是要求将崇厚斩首以儆效尤，这二位分别是光绪二年和三年大魁天下的高考状元。 这三块大砖头扔出来，把满朝的火气点起来了，下面该轮到主角出场了。 清流党里的另一健将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在1879年12月29日携大杀器出手。 他上的两篇奏折分别是《熟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 张之洞的奏折可以说是当时关于处理崇约和对俄交涉的所有意见建议中执牛耳之作，堪称词锋犀利、笔扫千军。 为表敬仰特忠实录得原文：“新约十八条，他姑勿论，其最谬妄者，如陆路通商。由嘉峪关、西安、汉中、直达汉口，秦陇要害，荆楚上游，尽为所据。码头所在，支蔓日盛，消息皆通。边围难防，堂奥已失，不可许者一东三省，国家根本，伯都纳，吉林精华。若许其乘船至此，即与东三省全地任其游行无异。陪京密迩，肩背单寒，是于绥芬河之西，无故自蹙地二千里。且内河行舟，乃各国历年所求而不得者，一许俄人，效尤踵至。不可许者二。朝廷不争税课，当恤商民，若准、回两部，蒙古各盟，一任俄人贸易，概免纳税，华商日困犹未也。以积弱苦贫之蒙古，徒供俄人盘剥；以新疆巨万之军饷，徒为俄人缓输；且张家口等处内地，开设行栈，以逐渐推广，设启戎心，万里之内，首尾衔接。不可许者三。中国藩屏，全在内外蒙古，沙漠万里天，所以眼夷狄。俄人即欲犯边，迤北一面，总费周折。如蒙古全占，供其役使，彼更将重利以歃蒙古，一旦有事，音信易通，必撤藩屏，为彼先导。不可许者四。条约所载，俄人准建卡三十六，延袤广大。无事而商往，则议不胜议；有事而兵来，则御不胜御。 不可许者五。各国商贾，从无许带军器之例。今无故声明，人带一枪，其意何居？若有千百为群，闯然径入，是兵是商，谁能辨之？不可许者六。俄人商税，种种取巧，若各国希冀均沾，洋关税课，必然岁绌数百万。不可许者七。新疆已经议定之界，又欲内侵，断我入城之路。新疆形势，北路荒凉，南城富庶，争硗瘠，弃膏腴，务虚名，受实祸。不可许者八。伊犁、达尔布、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古城子、哈密、嘉峪关等处，准设领事官，是西域全疆尽归控制。 有洋兵斯有洋商，有洋商斯有洋兵，初则夺我权势，继则反客为主，至彼有官而我无官，彼有兵而我无兵。且各国通例，惟沿海口岸，准设外邦领事，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鲁木齐、古城子、哈密、嘉峪关，乃我境内，今日俄人作俑，设各国援例，将十八省腹地均布洋官，又将何以处之？不可许者九。名还伊犁，而三省山岭内，卡伦以外，盘踞如故，据高临下，险要失矣。割霍尔果斯以西，格尔海岛以北，屯垦无区，游牧无所，地利尽矣。金顶寺又为俄人市尘，现与约定俄人产业，不更交还，是伊犁一线东来之道必穿俄巢，出路绝矣。寥寥遗黎，彼必尽迁以往，人民空矣。掷二百八十万有用之财，索一无险阻、无地利、无出路、无人民之伊犁，将焉用之？不可许者十。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崇厚许之，可谓至愚至谬。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遣使臣，下廷议，可谓至明至断。上自枢臣总署王大臣，以至百司庶官，人人皆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诚惧经变约，或召衅端。然臣以为不足惧也，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意，不可为国。 请言改议之道其要有四：一曰计决，二曰气盛，三曰理长，四曰谋定。何谓计决？无理之约，使臣许之，朝廷未尝许之。 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国人皆曰可杀者也。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按之万国公法，既有不准违训越权之例，复有臣执全权可否，仍在朝廷之条，正与崇厚不遵密函、不请谕旨之罪相合。耆英之案，成宪昭然，故力诛崇厚，则计决。何谓气盛？俄人欺我使臣软懦，逼胁画押，施一偿百，意犹未厌。不料俄国斯靦然大国，乃至出此，不特中国忿怒，即环海各国，亦必不直其所为。为俄使不待定约，声明归国，外洋亦无此例。况凯汤德系署理公使，岂能径归？其为恫吓无疑，情形显然。尽可听其去留，不必过问，莫如明降谕旨，将俄人不公平，臣民公议不愿之故，布告中外，行文各国，评其曲直，兼属各国。将我国家情理兼尽之处，刊诸新闻纸。明谕边臣，整备以待。据众怒难犯之情，执万不可从之志。俄国虽大，自与土耳其苦战以来，师劳财竭，臣离民怨，近闻其国君有防人行刺之举。若更渝盟犯顺，图远劳民，必且有萧墙之祸，行将自毙，焉能及人？故明告中外则气盛。 何谓理长？种种要挟，皆由伊犁而起。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虚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而每年尚须百万饷需，以供边师防军建城开屯之用，是有新疆尚不如无新疆也。 索伊犁而尽拂其请，则曲在我；置伊犁而仍肆责言，则曲在彼。 况使臣画押，未奉御批示复，一如载书未歃血，岂足为凭？俄人理屈词穷，焉能生衅？故缓收伊犁则理长。何谓谋定？俄人而讲信义，兵端可以不开。若俄人必欲背公法，弃和好，设防之处，大约三路，一新疆、一吉林、一天津。左宗棠席屡胜之成，兵素强。金顺、刘锦棠、锡纶、张曜亦皆战将，以静待动，俄人必敚遏其归路，则彼将双轮不返。若出吉林边地，辽东山谷丛集，其地去俄二万余里，悬军深入，馈饷维艰，不能用众，特简兼资文武之将帅，畀以重权，资以巨饷。分南、北洋海防之费，为经略东三省之资。命左宗棠、金顺选籍隶东三省知兵之将官数人，速来听用，招集索伦、吓津、打牲之众，教练成军。其人素性雄勇，习与俄斗，定能制胜。即小有挫衄，坚守数月，必委而去。天津一路，逼近神京。然俄国兵船，扼于英法公例，向不能出地中海，即强以商船载兵而来，亦非若西洋有铁甲等船者比。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回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抑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患也。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近来之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来京，悉令其详议筹策，分驻京、通、津站及东三省，以备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销萌，故修武备则谋定。 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 西洋挠我政权，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堂。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而俄人行将城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衡，逼胁朝鲜。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他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要之武备者，改议宜备；不改议亦宜备。伊犁者改议宜缓，不改议亦宜缓。崇厚者改议宜诛，不改议亦宜诛。此中外群臣之公议，非臣一人之私见。独谋在疆臣；作气在百僚；据理力辩，在总理衙门；决计独断，始终坚持，则在我皇太后、皇上。” 张之洞写得荡气回肠，认为俄国人不足畏惧，崇约必须得改，否则国将不国，而且激情昂扬地指出趁现在中国内战刚熄，实战中锤炼出一大批猛将谋臣，完全可以和沙俄约上一架，如果这次机会不把握的话，再过些年，左宗棠就算活着都多大岁数了，李鸿章也未老先衰，那时候恐怕连嘴炮都开不动了。 张之洞在奏折中提到的凯汤德是布策回国后留在北京的临时代办，他探听到清廷最近许多人参劾崇厚，他就根据沙俄的指派约见了总理衙门官员恫吓说要回国，做出准备断交的姿态。张之洞精通洋务，一针见血地指出，别信他的，看他得瑟，借他个胆他也不敢擅离职守的，天朝来去自由，让他走。 张之洞的洋洋万言，虽然不免有键盘侠的挥斥方遒味道 ，但在当时的北京确实开一时舆论风气之先，成了京城鹰派言官的领军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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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62） 他的奏疏上去仅仅一天，上谕就下来了——与盛昱、王仁堪的折子一并交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 而且第二天，两宫太后慈禧、慈安专门召见张之洞，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要知道，以当时张之洞的分量，就算搭梯子都够不到这次国事论衡会议的门槛，慈禧的醉翁之意不言而喻。 张之洞一炮而红后，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群起效尤，调子越唱越高，崇厚的处置从最初的罢官层层加码到斩首抄家，而对俄策略也几乎一面倒从修约、废约到开战。 几天工夫，尚书万青藜，侍郎长叙、钱宝廉，司业周德润，少詹事宝廷，中允张楷，给事中郭从矩、余上华、吴聘之，御史孔宪瀫、黄元善、田翰墀、邓承修，员外郎张华奎，赞善高万鹏，御吏邓庆麟，侍读乌拉布、王先谦，编修于荫霖，御史叶荫昉，肃亲王隆勤、检讨周冠、员外陈福绶等一共上了二十三道奏折，一致主战！——所以永远不能小瞧言官，关键时刻他们可以充当意见领袖，扭转顶层设计的方向。 1880年1月2日，两宫太后亲自主持廷议，慈禧本人公开表态反对崇约：“此事委曲已久，不意要挟至此，万不能忍，若再从之，上不能对祖宗，下不能对天下臣民。” 出人意料的是一直对慈禧母子有着极深影响的帝师翁同龢这次却罕见地与他的死对头李鸿章保持了相近的立场：“谋国之方，以保境息民为大，境不保民不息，则据理与争，但欲用兵必先筹饷，非空言可了。” 慈禧问：“纸上谈兵，有何实际？” 翁同龢答：“西路重兵尚可恃，东三省仅有虚名，北路喀尔喀四部弱极，奈何？” 这时鬼子六奕訢见缝插针表示，崇厚越权擅签肯定得严惩，但崇约如果修改后果就是与俄人开战，对俄一战实无把握，所以建议“旧约不必改”。 讨论到这，基本冷场，慈禧现在真是横竖看不上奕訢了，因为崇厚是总理衙门推荐的人选，现在捅的这个漏子太大，这个锅没法补。（甲申易枢的雷在这就埋了） 两宫太后命鬼子六哪凉快哪歇着去，少在这给老娘添堵！俩寡妇直接下令让另一个小叔子醇亲王奕譞主持会议，集齐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讨论这些奏折，权衡伊犁事件的处理以及眼前如何惩处崇厚的事。 第二天清廷对外公布了将崇厚交部严加议处的决定。当然这个里面还是给崇厚留了些运作空间的。 眼见清廷这番眼花缭乱的骚操作，一直在等着出牌的毛熊再也坐不住了。 1880年1月4日，沙俄驻华临时代办凯汤德照会总理衙门，质问清廷谕旨将崇厚“交部议处”是什么意思？凯汤德在总理衙门大撒野，宣称清朝这种操作是对俄国的侮辱。并且对清朝发出最强烈抗议。 同一天远在彼得堡的邵友濂日子也不好过，崇厚被革职后，原来他的助手邵友濂被临时抓壮丁授予署理钦差大臣对俄谈判首席代表，今天布策约见邵友濂，直接表达沙俄的态度：“贵国若将崇宫保处以死罪，则关系邦交大局与各国公使脸面。明言之无益，姑看贵国办理如何！” 沙俄同时发动英美法意等西方各国公使援引万国公法，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甚至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写了亲笔信给慈禧太后，希望免除崇厚死刑。 西洋各国发动的挽救崇厚的活动反而加速了崇厚的死刑判决，3月3日刑部由礼亲王世铎主持议定将崇厚“斩监候”等待秋决。现在紫禁城这把大火点起来了，再想灭可没那么容易了，和二十年后的义和团时期一样，理性的声音根本没有发出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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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63） 这时东西方观念的差异就体现出来了，对于西方近代国家来说，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美国人马士在自己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评论：“这个结果在主战派看来，多少是那些主张对外亲善的人的一个打击。驻京各国公使，对于企图用外交惯例去解决国际纠纷的外交大臣所受到的待遇表示愤怒，何况这位使臣是以交涉失败而不是以叛国而被定罪的。” 此时沙俄的老对手英国也派驻京公使托马斯韦德会晤李鸿章，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宽恕崇厚，英国愿意出面协调沙俄重新改约。 在西方人看来，外交人员谈判失败在所难免，如果因此而对相关人员处以死刑，和中国古代的“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是一样的，违反原则了。 而实事求是地讲崇厚在使俄期间的表现，定为玩忽职守、渎职、专擅均不为过，但是若说里通外国却稍嫌证据不足，从事后各方的回忆性文章中都没有出现这方面的说法，而且从清流党弹劾的奏章中也无人从这方面入手。这样在西方人看来就是违反了万国公法，将来一旦在外交活动中感到不满意，清朝就可以任意处置经手人员然后爽约，诚信精神荡然无存，这是当时西方最不能接受的。 在中俄两国各自朝野群情忿激时，英美法意各国驻京使节的斡旋难得地给了李鸿章和刘坤一这些“投降派”喘口气的机会。 总理衙门奕訢领衔、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刘坤一联名上奏请求缓办崇厚，免其死罪。 这段时间清廷中央真的是有些乱套了，慈禧因为得了肝病，一个多月不能临朝。 慈安太后则对于外事完全不熟悉，凡事拿不定主意，基本是听奕訢的。 军机处南北两位大佬铁杆中的北派意见领袖李鸿藻带领一群愤青小弟现在是彻底掌握了话语权，而南派阁揆沈桂芬因为推荐了崇厚，现在只好处处委曲求全，懊恼得不行，最后也是郁闷得卧病在床。 单单一个伊犁交涉的问题，几乎把清廷整届的中央领导班子给报销掉了，因为连着急带上火，慈安太后和大学士沈桂芬均一病不起，在1881年相继离世，均未能看到成功修约。而鬼子六奕訢也由于此事所持的鸽派观点，在1882年受到清流党弹劾下台，慈禧借机发动“甲申易枢”，导演了同光中兴二十年洋务运动的清廷领导班子崩解。 鬼子六等人的恳请开赦崇厚上奏刚交上去，清流党就拍案而起了。 首发健将依然是黄体芳：“罪崇厚为俄国之辱，释崇厚独非中国之大辱乎？......忽然赦免，一经宣播，天下臣民必至惊异骇愕，众论哗然。将以九重之震怒为不足畏，国家之刑章为不足凭，草野黎庶，从此皆有玩视朝廷之心，纲纪荡然，何以立国？”黄体芳的意思是，如果崇厚这样的最后毫发无损，那么以后大家做事都随便应付，反正惹下多大的祸都有国家买单。应该说他的说法也不无道理。 如果说伊犁交涉这一局，清流党各个都开挂，那么一战成名的张之洞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现在只要是与他意见相左了，对不起，笔锋所向，神鬼披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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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64） 他得到英法调停建议宽免崇厚，并且中枢内阁恭王加沈桂芬以及南北疆臣领袖准备附议的情况后，立即上奏，这次可真是佛挡杀佛了：“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这是说李鸿章，刘坤一也跑不了——“身为干城，甘心畏葸，不能任战，以解君父之忧，但恃曲赦以为侥幸之计，致令慈安皇太后深宫旰食，慈禧皇太后扶病临朝，何以为心？何以为颜？如果欲释崇厚，则必南、北洋大臣立加严谴，仍责令戴罪急修水陆防务。”最后给主和派来了个一勺烩——“今者俄人恫喝，英法居间，首以赦免崇厚为请，而南北洋大臣张皇人告，枢臣不再计，廷议无深谋，既无能战之人，安有万全之策？”张之洞的炮火不仅是对上李鸿章、刘坤一了，而且已经轰到了恭亲王奕訢的头上。 小张这篇战斗檄文，在键盘侠的世界里可以垂范千古了。 现在按照清流党的意思，对俄一战早晚得打，晚打不如早打。 在清流党强大的声势下，清廷于1880年2月19日向俄国发出照会：“崇厚所议条约，违训越权，窒碍难行。” 在这份措辞强硬的照会发出前一周的2月12日，总理衙门正式任命大理寺少卿、时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替代崇厚出使俄国，重新修约！反正之前谈的那个《里瓦几亚条约》是死活不认了，你愿意和曾纪泽谈最好，要是不想谈，想打那也只能奉陪了。 俄罗斯可不是光会喊口号的民族，听到中国要悔约的消息后，立即安排海军大臣上将列索夫斯基率波罗的海舰队二十三艘战舰开赴图们江，同时陆军从欧洲向远东和中亚集结，一时间从喀什噶尔以西的阿赖岭一直到乌苏里江沿岸，上万里的战线上，沙皇俄国海陆两军也是跃跃欲试。 清朝这边在两宫发动了基层的大鸣大放之后，当然不能自己打脸，也开始实打实着手安排防务。 1880年3月1日，两宫皇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给军机处连发七道上谕，做出军事安排。 首先令李鸿章将北洋舰队向大连和烟台和烟台集中，以备渤海黄海各口防守； 再令湘军水师名将彭玉麟、李成谋将长江水师向下游集中，对长江入海口和东南各省沿海防务负责； 第三启用湘军系统的三品卿吴大澂帮办吉林军务，东部和北部陆防的支点次第布置纵深，西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中间经绥远、库伦、张家口向东直达奉天，同时诏命湘军鲍超、淮军刘铭传和多隆阿手下旧将曹克忠分别在乡募兵北上。 西北方面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军务帮办。 到了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离开肃州大营，向哈密进发，将自己的前沿指挥部前移到哈密，新疆方向三路会攻伊犁的军事布置全部落位。 刘锦棠令提督谭上连率军两千驻喀什噶尔、谭拔萃率军两千驻阿克苏，陶鼎金、王福田率军两千屯哈密为后路声援。 塔城地处西北最前线，锡纶兵力单薄，金顺派孔才、徐学功率勇三千增援。 这次出征时左宗棠令人抬着一口棺材随行，史称“舁榇出征”。 因为此时的左宗棠已经是虚岁七十岁的老人了，四年前左宗棠召回老搭档刘典来兰州善后自己出征肃州的时候，不无担忧地对刘典表示，自己已经六十五岁，此次西征如有不测，希望将来刘典能接盘把收复新疆的大业进行到底。如今自己又老五岁，而伊犁尚未收复，比自己小八岁的一生知己、最信任的副手刘典却已先于上一年病故了，所以如此悲壮缘于左宗棠意识到这是自己此生最后一次出征了。 总体上清廷的对俄全面作战的准备工作分成东西两个部分，西部战区由左宗棠全权负责，东部战区由李鸿章全权负责。 相对来说西部战区的作战兵种完全是陆军，采取的是进攻态势。 而东部战区形势复杂得多，李鸿章的首要任务是拱卫京畿，同时不仅在东北及长城一带陆路布防，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天津方向和上海方向的海防，尤其是天津大沽口，之前的两次鸦片战争和之后的庚子国变，敌人都是从这里登陆对北京实施斩首战术的。 比起左宗棠在西北比较明朗的攻防态势，李鸿章负责的东部战区辽阔广大，布置起来左支右拙，不过此时的李二倒算是拿出了鲜有的有血气，尽管他和奕訢是始终主和的，但是在真正干起活来的时候并没含糊。在这一时期他给潘鼎新的信中坦承了自己内心的压力：“时艰至此......我辈只合以血诚报国耳。”李鸿章就是在这时候请了德国人汉纳根来华在旅顺口修筑了黄金山炮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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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65） 凭心而论，李鸿藻为首的清议派的主战与左宗棠等西北前线诸将的缓收伊犁甚至不惜诉诸武力手段看似相同，实质上差异很大。 西北诸将地处边疆，知已知彼，并在多年内战的实践中养成极高军事素质，老湘营的湖湘子弟既熟悉新疆地形、气候，对于沙俄的作战方式和武器都进行了相应的针对性准备。 在这方面无论俄国人自己的军事间谍普瓦热尔斯基还是英国人包罗杰等人都有过客观的判断，至少在新疆这个方向上，俄军是没有把握守住伊犁的。 而清议派基于多年对于奕訢和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曲线外交的痛恨，仅凭一腔激情，大言对俄全面开战，显然脱离不了喷子的窠臼。 清议派官员既无外交洋务实践，也不了解国际格局、敌我真实力量对比，更是完全不知兵事。正像当年萧一山所言清流党是“书生空论，全系纸上谈兵”。 这些清流党大多数出身科举，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渗透骨髓，因此他们虽然矜于气节，有强烈爱国热情，但是对于西方世界的鄙夷和排斥又使自己落入固步自封的圈套。 不了解西方的先进又如何摆脱自身的落后呢? 遗憾的是当年那些富有经验能够脚踏实地办实事的洋务派官员却又滑入另一个错误的极端——见识了西方的发达以后，完全迷失自我，在对外交涉方面奉行了“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的原则。 学习西方自强为的是将来的超车，而不是为了学习而学 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打转。所以总体总结伊犁谈判双方的表现，我还是给清流派点个赞吧，因为毕竟他们的穷追猛打最终修正了清廷的外交策略方向，而没有令左宗棠成为岳飞和祖逖那样的悲剧人物。 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喷我，甚至贴上拳民的符号，可是看看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几位发言人孤军奋战的现实，你会知道何为舆论战。 这些年总有些喜欢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所谓理中客，反思、反思再反思，他们的重新解读几乎无不落入颠覆传统是非观的泥淖中。典型的是批判五四爱国青年时，总是拿出当时的学生领袖梅思平在抗战中落水成汉奸，反而五四时的国贼曹汝霖在后来的华北沦陷时期保持了晚节来反讽。这种观点不值一驳，因为我们要弘扬的是爱国自强的运动精神，而非宣传鼓动爱国主义的个人，也不能因人废言。汪精卫虽然被钉在耻辱柱上，但是不能否认人家行刺载沣时期的慷慨壮烈。 现在北京的清流派与新疆前线诸将形成了呼应，全国的舆论界，主战呼声响彻云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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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66） 眼看局势向着不可控方向发展，奕訢和奕譞兄弟派李鸿章联系前洋枪队队长英国人戈登来北京，说服两宫皇太后重开和谈。 戈登此时已经是英国驻印度总督里蓬侯爵的秘书了，他因为协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被清朝授予提督的职衔，一直与满清朝廷关系不错。这次李鸿章利用在海关上班的税务总办赫德联系上戈登的。 这次因为害怕介入中俄冲突导致英俄关系紧张，英国政府严禁戈登到北京受邀出任清朝职务，但这戈登脾气还真挺倔，他立即辞去公职以私人身份来到了北京。 1880年7月25日，戈登到达北京，晋见了醇亲王奕譞。 据戈登本人在回忆中写道：“华人皆我旧友，故将我之意见告诸中国官员……无非爱护中国之心。”这个戈登虽然观点也有很多问题，但他确实在当时给满清政府提了十条意见参考，而这些意见和建议中不乏真知灼见。 对于当前的中俄形势，戈登是与奕訢、李鸿章持同样立场的。 当然职业军人出身的戈登是从纯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因此他首先亮出主和观点。然后醇亲王奕譞追问他，如果沙俄执意要战，那么中国何以应对？ 此时戈登回答，如果他来指挥中国军队抗俄的话，必须将首都迁往西安。 因为北京距离大沽口实在太近，一国之首都没有一丁点战略纵深，不利于倾国之战。 而且同时必须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与沙俄一战要做好十年抗战的长远规划，没必要在意局部的得失。 另外戈登还提了一些包括强军应该首先从军队之母——陆军抓起，将购置船舰的财力转移到更新陆军装备上，早日实现陆军的近代化才是王道。 尽管戈登是奕訢和李鸿章等人请来的，但是他说的话都是通过自己在华多年的观察与分析得出的实在经验，因此并未全按照李鸿章等人的意思来，甚至说出水师的强化紧迫性上不如陆军这样直接打脸李中堂的话。 最后戈登表示，如果清廷真的与沙俄开战，只要答应他的迁都条件，他可以考虑作为职业雇佣兵参加清朝军队上阵抗俄。 戈登的意见迅速冷却了慈禧太后那颗已经有点发烫的脑袋。 这个时候的清廷真的是很奇葩了，因为那两个理性派的代表——奕訢和奕譞哥俩被强悍的嫂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爱新觉罗家的血性早已荡然无存，只要遇到与洋人发生冲突的事，每次都感觉“细思极恐”，只有委曲求全一招。 而那个悍妇慈禧则成了感性派的代表，她被那些愤青、键盘侠带节奏，脑袋发昏干浑事这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等到了庚子年那才是真正的被忽悠得从发昏到疯癫。 所以晚清的国策也往往出现虎头蛇尾的情况，好不容易雄起一次很快就成了盲动，好不 容易冷静下来，又迅速演变成认怂。 历史有时真的是阴差阳错，对的人却遇不到对的时间，国家的机遇因此失去，也带丢了几十年的国运。 直到这时候，半年前最应该出现在彼得堡的人现在才现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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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67） 赋闲在湖南老家的前驻英公使郭嵩焘上了《论俄事疏》托李鸿章代奏。 郭嵩焘毕竟是中国出使西洋第一人，思维开放，对于洋务经验丰富。虽然他回国以后闭门谢客，但一直关心国事。 从曾纪泽的来信中得知崇厚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后也是异常愤懑。 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把崇约全文抄录了一遍，愤怒地抨击崇厚：“崇地山收回伊犁一空城，竟举天下大势全付之俄人，至是而益知总署诸公之罪，无可逭也”。 旁观者清，郭嵩焘这个看法无疑是相当精准了，因为他在巴黎准备回国的时候见到过崇厚，当时就问过崇厚收回伊犁的谈判如何展开。 崇厚轻描淡写地表示，那不过是走一过场，去了彼得堡手到擒来的事。 当时郭嵩焘就觉得这个人是非常不靠谱的，也不知道奕訢和沈桂芬等人是怎么选中他的，如今所有担心变成了现实。 然而郭嵩焘毕竟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一样都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传统知识分子，对国家有着无可救药的使命感。 面对此时主战派一出手就是满堂彩、主和派一出场就灰溜溜遭万人唾骂的场面，郭嵩焘以“身任天下之诟讥”，写下了《论俄事疏》。 郭嵩焘这个奏折先是对崇厚的错误进行了梳理，把崇厚与洋务派划开了界限“查崇厚贻误国家，原情定罪?，无可宽免。然推其致误之由，一在不明地势之险要，如霍尔果斯河近距伊犁，特克斯河?截分南北两路，均详在图志，平时略无考览，俄人口讲指画，乃直资其玩弄；一在不辨事?理之轻重，其心意所注专在伊犁一城，则视其种种要求，皆若无甚关系，而惟惧收还伊犁?之稍有变更；一在心慑俄人之强，而丧其所守。臣奉使出洋时，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询西?洋各国情形，但言其船炮之精，兵力之厚，以为可畏......崇厚名为知洋务，徒?知其可畏而已，是知其势而不知其理，于处办洋务终无所得于心也，一在力持敷衍之计而?忘其贻害。臣在巴黎与崇厚相见，询以使俄机宜，仅言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颇心怪其?视事之易，而亦见其但以收回伊犁为名，于国事之利病、洋情之变易，皆在所不计。???置身数万里之遥，一切情势略无知晓，惟有听俄人之恫喝欺诬，拱手承诺而已。”郭嵩焘吐槽崇厚误国的缘由完全站得住脚，而且恰恰是不通洋务造成的。崇厚表面上似乎熟悉洋务，尤其是之前为天津教案出使法国为其捞到相当政治资本，但其实并不懂得洋务，崇厚根本不知西洋情形而又十分畏洋，这是他误国的根本所在。但是对于崇厚的处置，郭嵩焘没有附和清流党，而是引用了他所熟悉的万国公法——“朝廷以议驳条约加罪使臣，是于定约之国，明示决绝，而益资俄人口实，使之反有辞以行其要挟。崇厚殷实有余，宜责令报捐充饷赎罪，而无急加以刑以激俄人之怒，即各国公论，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势。臣所谓定议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者此也。”老郭提出用西方通行的司法体系来议定罪名既避免了触怒沙俄，消弥沙俄开衅借口，同时也使中国加快与西方世界的接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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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68） 郭嵩焘对于伊犁外交的具体操作思路主要列了六条： 1、收还伊犁应由甘督核议。理由是——“陕甘总督左宗棠平日讲求地理之学，经营西域，已逾十年，形势险要，悉能详知，万非数万里外遣一使臣可以凭空定议之事，臣所谓收还伊犁应由甘陕督核议者此也。” 2、谈判收回伊犁的人应该去伊犁现场会办，不能隔山打牛。——“为其水陆交通，险隘形胜及兵力所注，非身亲考览无由知也。俄酋高福满驻扎伊犁，兼统浩罕诸部，其与崇厚议还伊犁，于二万里外调高福满回国会办。此在中国关系绝大，而在俄人则进退皆利，无关得失之数，而其任劳核实如此。臣所谓遣使议还伊犁当径赴伊犁会办者此也。”这头两条建议都强调了左宗棠的作用，要求在中俄交涉中突出左宗棠的作用。从这件事上的表现看，郭嵩焘在事关国家民族深远利益的时候，摒弃了他和左宗棠之间的私人恩怨，这个没得黑，绝对大赞，虽然他到死都没有解开对左帅的心结。 3、直接废除崇约，可以暂时听任沙俄驻扎，不必急速收还伊犁。理由是根据崇约，“以一城孤悬如寄，尽割膏腴之地，名为收还伊犁，而实弃之。此时置议，较之从前，其难万倍。”如果引用万国公法，“由国家径行议驳，无可再行商办之理。以此时捐弃伊犁，与收还伊犁，其势并处于两穷。惟有申明权听驻扎，以杜其狡逞之心，而仍谕以从缓计议，稍留为后图，庶自处于有余之地，而亦有余地以处俄人。臣所谓直截议驳伊犁条约，暂听俄人驻扎者此也。”这个意思是目前的实力对比，中国无法与沙俄全面角力，崇约不承认，我们保留法理上的主权，既然谈不下来就先不收，把事情拖下去，拖到我们自身实力增强有余力解决的时候，或者国际形势发生不利于俄国的变化，到时再乘机收复。 4、驻英法两国公使不宜派遣出使俄国。原因是郭嵩焘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英法抱团而俄德抱团，双方互相敌视，两对主要矛盾是德与法、英与俄。现在又是要改议已定条约，反悔的事，如果从英法派人过去，怕被沙俄过度解读。而事实上，当时俄国新报已经在宣扬中国悔约是由于英国播弄、挑唆的结果。 5、就是前面提过的崇厚定罪的问题，郭嵩焘建议还是参照万国公法来处理，让俄国人无法借此开衅。 6、否定了清流派主战的观点。——“廷臣主战只是一隅之见，似宜斟酌理势之平，求所以自处，而无急言用兵。臣查西洋构患以来，凡三次用兵：广东因禁烟，宁波、天津因换约，皆由疆臣处置失宜，以致贻患日深，积久而益穷于为计。然其时中外之势，本甚悬绝，一切底蕴，两不相知，徒激于廷臣之议论，愤然求一战之效。至今日而信使交通，准情理处，自有余裕。俄人之狡焉思逞，又万非比英法各国专以通商为事。衅端一开，构难将至无穷。国家用兵三十年，财殚民穷，情见势绌，较道光、咸丰时，气象又当远逊。俄人蚕食诸回部，拓土开疆，环中国万余里，水陆均须设防，力实有所不及。即使俄人侵扰边界，犹当据理折之，不足与交兵角胜，何况以伊犁一城，遣使与之定议，准驳应由朝廷，纵彼以兵力要挟，亦可准度事势之宜，从容辩证，何为贸然耀兵力以构衅端，取快廷臣之议论？” 郭嵩焘这个奏折经李鸿章之手上达两宫太后，实际上充当了奕訢兄弟和李鸿章、刘坤一等主和派的代言，这六条操盘思路也成为日后曾纪泽谈判的指导原则。 |
| 说中国当时无了解世界大势的人，可以休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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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69） 诚然，郭嵩焘本人是出于一片赤子之心向清廷提出这六点策略的，而且从实操的角度来看，这也确实是当时可行的较优方案，性价比也不错，应该说通过和平手段能做到的获利最大化的方案也不过如此了。 但是，整个奏折笼罩在极端的悲观失败主义思想中，而且，他虽然堪称当时最精通洋务的人，却不是一个精通洋务的政治家，更像是一个了解西方的书呆子。 相对于郭嵩焘对于万国公法的迷信，左宗棠却真正把握了国际政治的精髓：“邦交之道，论理而亦论势，势之所在，即理亦因之而长，无理亦说成有理；势所不存，即仰面承人，不能自为轩轾，有理亦说成无理。古今成败之迹，大抵皆然。” 唉，中国落后这一百年间，在对外抗压的时候，似乎一直在熟悉洋务的悲观投降派和不谙洋务的愤青之间来回切换，陷入死循环。 能够正视对手，肯于学习的人，往往会惊叹于巨大的差距而落入对西方的迷信，从而变成绝望的失败主义者，就像茶馆里的崔久峰。 而矜于气节，有强烈爱国心的人，又往往不屑于正视西洋各国的先进，盲目排外，而且以爱国的名义来绑架大众，甚至最后不惜绑架了整个国家，像义和团运动那样在疯狂中把百年国运赌进去。 诚然，崇厚擅签丧权辱国的条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这个本身也是有法理基础的，恭亲王奕訢也知道总理衙门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清廷尚未背书，而且做为总理衙门的老司机他还援引过同治七年英国人草签条约由于女王没有最后签字而一直未生效的成案。 以上种种说明总理衙门这些人不能说不知已知彼。 但他们确实害怕与俄一战的后果是中国无法承受的，因此这些洋务派说他们从一开始在心里就跪了，也不算是冤枉他们的。 反之，清流党们从他们的大BOSS李鸿藻到下面的几员大将，纵然爱国热情可嘉，但坐而论道，个个都是清议之徒，而且这次交章弹劾崇厚不乏借机蹭热度搏出位的想法。 从黄体芳到张之洞、张佩纶、宝廷职衔都是詹事府、翰林院这些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士大夫气息极重，却没有一个人有过真正的近代国家务实外交的切身体会与经验。 至于他们侈谈的与俄国一战更是信口开河，与新疆前线诸将基于现实情况请命出征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李鸿章曾经吐槽：“俄事之坏，自去腊宝、张诸君慷慨陈言而起，直至今日节节贻误。......清议之祸与明季如出一辙，果孰为之耶？至于我辈受其訾謷，更无足怪。”老李头把沙俄欺负人的事也全都怪到张之洞、宝廷等清流党身上了，虽然有点偏颇，但是言官唱高调容易，让他们办实事，真还就不行，最终补锅的活还得是找那些清流口中的“投降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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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70） 补锅匠曾纪泽在清流派眼中也算是“投降派”，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书清廷，撤销崇厚的死刑判决。 1880年6月26日为了给曾纪泽创造更有利的谈判条件，缓和沙俄方面的情绪，清廷让步免除了崇厚的“斩监候”。 这个让步被奉行尊王攘夷的清流派视为奇耻大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陈宝琛“伏读崇厚开释之旨，不禁失声痛哭”，立即上书：“祖宗二百年之刑典，廷臣百数十辈之公论，我皇太后、皇上犹不能主之，而听罪臣挟外交以自固也。......且使天下臣民痛心扼腕，欲伸其忠愤之气。” 清流派在自身明显不能胜任外交战场上的实际操作之际，却不抛弃不放弃，把监督的责任履行到底，应该说为中俄伊犁谈判收回崇约部分权益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的。若不是这些意见领袖给曾纪泽等人施加强大的压力，我们就只能指望曾氏的自身修为了，如同几十年后的巴黎和会，陆征祥、顾惟钧们拒绝签字与国内的学生运动也是有莫大关系的。 曾纪泽字劼刚，是曾国藩的次子，因为曾国藩长子纪弟两岁夭折，因此成年后的曾纪泽承袭了父亲的一等毅勇侯爵位。这次曾纪泽临危受命的时候正好四十一岁。 曾纪泽可不是崇厚，他不仅已经是在驻英法公使任上呆了两年，而且这个人在曾国藩的教诲下，是个执念很强的人。 他自幼对洋务有兴趣，曾国藩是个讲求顺势成材的人，也着意在这方面培养。 在曾国藩去世后，纪泽回家丁忧，在此其间，他仅凭手头的《圣经》等少数几本书籍自学英文长达三年，无论定力和智慧都是异于常人的。 郭嵩焘去职后他出任第二任驻英法公使，一到英国他即向万国公法会友屠爱师学习研究国际公法，在当世熟悉万国公法的中国人中，除了郭嵩焘就属曾纪泽了。 曾纪泽在动身前往俄国之前，总理衙门在给他的电报里给曾纪泽定下了调子：“此次办法，自以全收伊犁为是。否则，仅议条约，酌予通融，倘能就绪，尚是中策。若俄国不能全交伊犁”而且“横生枝节，不得就我范围，则惟有随时随事请旨遵行，宽其时日，缓以图之。”这次总理衙门老几位算是被崇厚给吓怕了，一再叮嘱曾纪泽要多请示之外，特意把崇厚所?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及附件逐条剖析，审订签注，分别列出《中俄条约十八条》、《?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条约中有必不可行者，有尚属可行及旧章已行者，作为重开谈判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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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71） 1880年4月总理衙门给曾纪泽发电，具体给出实操指导：“到俄后先告以难准之故。如因条约不准，不还伊犁大可允缓，能将崇厚原议两作罢议，便可暂作了局，意在归宿到此。” 总理衙门这个方针基本反映出奕訢和李鸿章等人的避战求和思路，就是通过谈判如果能要回伊犁自然是上策，如果不行，仅议条约予以通融也算中策，如果上述要求均不能满足，则谈判意义基本消失，那么最底线就是中国暂时缓收伊犁，但是一定要废除崇约，把一切恢复到崇厚出使前的状态去。这个方针是相当被动的，而且对于谈判的把控完全不能操之在我。 曾纪泽对于总理衙门这套方案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此时已经对当时的欧洲形势做了充分的功课，因此，他在1880年7月21日离开英国前往彼得堡前直接给两宫皇太后上了奏折，这个奏折是直达天听的，走的绿色通道，免除了中间所有的干扰，这就是著名的《敬陈管见折》。 这个奏折原文是：“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筹办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言战者谓左宗棠、金顺、刘锦棠诸臣，拥重兵于边境，席全胜之势，不难一鼓而取伊犁。似也。臣窃以为伊犁地形岩险，攻难而守易，主逸而客劳。俄人之坚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乱民，所可同曰而语。大兵履险地以犯强邻，直可谓之孤注一掷，不敢谓为能操必胜之权。不特此也，伊犁本中国之地，中国以兵力收回旧疆，于俄未为所损;而兵戎一启，后患方长，是伊犁虽幸而克复，只可为战事之权舆，而不得谓大功之已蒇也。俄人恃其诈力，与泰西各国，争为雄长，水师之利，推广至于东方，是其意不过欲藉伊犁以启衅端。而所以扰我者，固在东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陆。我中原大难初平，疮痍未复。海防甫经创设，布置尚有未周。将来之成效，或有可观。第就目下言之，臣以为折冲御侮之方，实未能遽有把握。又况东三省为我根本重地，迤北一带，处处与俄毗连，似有鞭长莫及之势。一旦有急，尤属防不胜防。或者论俄多内乱，其君臣不暇与我为难。臣则以为俄之内乱，实缘地瘠民贫，无业亡命者众也。俄之君臣，常喜边陲有事，藉侵伐之役，以消纳思乱之民。此该国以乱靖乱之霸术，而西洋各国之所稔知。凡与之接壤者，因是而防之益严，疑之益深，顾未闻有幸其灾而乐其祸者，职是故耳。又或者谓连结欧州各邦，足以怵俄人而夺其气。是固欲以战国之陈言，复见诸今曰之行事。不知今曰东西各国之君，非犹是战国时之君，各国之政，非犹是战国时之政也，各邦虽不尽一，而政则皆于议院主持。军旅大事，尤必众心齐一，始克有成。今曰之使臣，虽得辩如苏张，智如随陆，亦不能遍赴各国议院之人而说之。即令激之以可怒，动之以可欲，一旦奋兴，慨然相助;试思事定之后，又将何以厌其求?曩者俄土之役，英人助土以拒俄，大会柏灵，义声昭著;卒之以义始者，实以利终，俄兵未出境，而赛卜勒士一岛，已入英人图籍矣。况各邦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华，则犹有协以谋我之势。何也，一邦获利，各国均沾。彼方逐逐耽耽，环而相伺之不暇，岂肯显违公法，出一旅以相助?是战之一说，今固未易言也。言守者，则谓伊犁边境，一隅之地耳，多予金钱，多予商利以获之，是得边地而溃腹心，不如弃之，亦足守我所固有。伏维我朝自开国以来，所以经营西域者至矣。康熙、雍正之间，运饷屯兵，且战且守，边民不得安处，中原不胜劳敝。而我圣祖世宗，不惮勤天下之力，以征讨之，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终不得休息耳。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从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是伊犁一隅，固中国之奥区，非仅西域之门户也。第就西域而论，英法人谓伊犁全境，为中国镇守新疆一大炮台。细察形势，良非虚语。今欲举伊犁而弃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而说者又为姑纾吾力，以俟后图。然则左宗棠等军，将召之使还乎?抑任其逍遥境上乎?召之使回，而经界未明，边疆难保无事。设有缓急，不惟仓卒无以应变，即招集亦且维艰。任其久留，则转饷浩繁，不可以久持也。夫使岁费不资，而终归有用，犹之可也。若竭天下之力，以注重西陲，历时既久，相持之势，渐有变迁，典兵者非复旧人，将帅之筹划不同，兵卒之勤懈不一，诚恐虚麋饷糈，仍归无用。而海防之规模，亦因之不能逐渐开展，则贻误实大。此固廷臣疆臣所宜及今妥筹全局，不可视为曰后之事，而忽之者也。我皇太后、皇上悯念遗黎，不忍令其复遭荼毒，遣派微臣，思有以保全二百年来之和局，则微臣今曰之辩论，仍不外分界、通商、偿款三大端。三端之中，偿款固其小焉者也。即就分界通商言之，则通商一端，亦似较分界为稍轻。查西洋定约之例有二:一则常守不渝，一可随时修改。常守不渝者，分界是也。分界不能两全，此有所益，则彼有所损。是以定约之际，其慎其难。随时修改者，通商是也。通商之损益，不可逆睹。或开办乃见端倪，或开办乃分利弊，或两有所益，或互有损益，或偏有所损，或两有所损。是以定约之时，必商定若干年修改一次，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中国自与西洋立约以来，每值修约之年，该公使等必多方要挟，一似数年修改之说，专为彼族留不尽之途，而于中华毫无利益者。其实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还而施之于彼。诚能通商务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颇，则条约之不善，正赖此修改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曰，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俄约经崇厚议定，中国诚为显受亏损。然必欲一时全数更张，则虽施之西洋至小极弱之国，犹恐难于就我范围。俄人桀骜狙诈，无端尚且生风，今我已定之约，忽云翻异，而不别予一途，以为转圜之路，中国人设身处地，似亦难降心以相从也。臣之愚，以为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而采用李鸿章立法用人之说以补救之。如更有不善，则俟诸异曰之修改。得失虽暂未公平，彼此宜互相迁就，庶和局终可保全，不遽决裂。然犹须从容辩论，虚与委蛇，非一朝一夕所能定议也。俄约之准驳，应经廷臣分别奏明，而臣未至彼都，以先进通融之说，未免迹涉畏葸，以致物议沸腾。顾臣窃思之，秉一定之规模，但责臣以传答两国之语言，胪列应驳之条，屡辩而力争之，事之成败，非所敢知。是臣之责任，较轻于臣之私计。伏念微臣世受国恩，滥跻卿贰，即使身在事外，苟有一知半解，犹宜尽献萏荛，以备采择。况既膺使职，责任攸归，岂敢缄默唯阿，卤莽从事，自避嫌疑之谤，上贻宵旰之忧。臣所鳃鳃过虑者，窃恐廷臣所议，除偿款以外，所有通商分界各条，逐条均须驳改。在议者固属荡荡平平之道，堂堂正正之辞也。然言经而不言权，论理而不论势，俄人之必不见矣，则不待智者而后知之。如此则曰后之事，不外三途:一曰俄人不允，则称干比戈，声罪致讨，此战之说也。庙堂自有胜算，非使臣之所敢议也。一曰俄人不允，则暂弃伊犁，存而不论，此守之说也。是边界不可稍让，而全境转可尽让也，臣亦未敢以为是也。一曰俄人不允，然后取现今之所驳者，陆续酌允，委曲求全，此和之说也。然则目前之所驳，是姑就吾华之公论，聊以尝试之耳。尝试不效，乃复许之。此市井售物抬价之术，非圣朝所以敦信义，以驭远人之道也。俄人本以夸诈为能事，若此时逐条驳改，曰后又不得已而允，则将益启其狡谲之谋，且使西洋各国，从而生心。诚恐此次伊犁约章，所挽回者无几，而从此中外交涉之务，议论曰以滋多。臣所以言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各条，则宜从权应允者，盖以准驳两端，均贵有一定不移之计，勿致曰后为事势所迫，复有先驳后准之条。此臣愚昧之见也。事体如此重大，本非一人之见所能周知。请旨饬下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大学士、六部、九卿原议诸臣，详细酌核。臣行抵俄都，但言中俄两国，和好多年，无论有无伊犁之案，均应遣使通诚。此次奉旨前来，以为真心和好之据。至辩论公事，传达语言，本系公使职分，容俟接奉本国文牍，再行秉公商议云云。如此立言，则入境或不致遂见拒绝。至于约章如何辩论，计原议诸臣，此时必业经奏明准驳，知照前来，惟军国大政，所关实非浅鲜，似不厌再三详审，精益求精。当俟廷臣细行商定之后，由总理衙门咨行到臣，始敢与该国平情争论。若臣旨力争分界，酌允通商之说，稍有可采，则在廷诸臣，自必考究精详，斟酌尽善，乃定准驳之条。即臣说全无是处，通商各条，必须全驳，臣俟接准总理衙门文牍，自当恪照指驳之条，逐一争辩。臣自惟驽下，勉效驰驱，际此艰难，益形竭蹶。惟有谨遵不激不随之圣训，殚竭愚忱，冀收得尺得寸之微功，稍维大局。” 在这篇奏疏里，曾纪泽条分理析，把奕訢（郭嵩焘、李鸿章）的务实派和清流派张之洞等人还有左宗棠（刘锦棠、金顺）新疆前线诸将的观点进行了归纳整理。应该说在当时他对事件的认识是具备国际水准的。 曾纪泽首先确定工作内容是三个方面：重议条约主要涉及划界、通商和偿款。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从三个角度来考虑，就是战、守、和。 现在主战的左、金、刘在前线挟全胜之危，力图武力收复伊犁，这个好像能成功，但是伊犁地形易守难攻，而且沙俄不是浩罕和妥明那些人，谁敢说能稳操胜券？况且，就算西线侥幸取胜，而且海疆李鸿章也顶得住俄国海军的攻击，可是沙俄与中国整个北部接壤上万里，中国在喀尔喀和东北的防卫力量远不如左、金、刘诸将镇守的新疆一线，届时全面开战后，我们防不胜防。 其次，清议派拿沙俄现在内乱频发来说事，虽然亚二改革得罪不少人，国内民意党也不停地闹腾，可是越是这种情况下，沙俄君臣更喜欢在边疆搞事，正好转移国内矛盾，这正是俄国人以乱靖乱之术。 至于说借重西方列强来制衡俄国，这也是无稽之谈。 首先列强现在大多数完成了宪政改革，想出兵助华制俄，那得各国议会说了算，我国现在哪里去找苏秦、张仪再世，能去列强那里实施合纵连横呢？退一万步，就算有那样的神人，把英美法说服了，出兵助我们抗俄成功，我们拿什么来回报人家呢？别忘了，刚刚结束的俄土战争，英国人的海军是出兵声援了土耳其，可是还没和沙俄打照面呢，先给塞浦路斯改了户口本，这个路数无非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老打法。 综上所述，开战一说，说说可以，真的实施起来没那么容易呀。 而说到守（恢复到崇约之前的状态，暂不收回伊犁），伊犁一隅，当然只不过是中国的极边缘的地区，但是，它可不仅是西域的门户。 英法各国人均认为伊犁全境是中国镇守新疆的一大炮台。 这话你仔细品，绝对不是虚语。如果现在弃之不管，把事情拖下去，对新疆乃至中国大局的影响，当真是没法估量。真是那样的话，左金刘诸军如何安排，现在召回的话，新疆边界连个说法都没有呢，一旦有事，如何处理，岂非任由同治回乱再来一次么？如果不召回，在伊犁前线大量屯兵，一时又只备不战，长期耗下去，这个财政压力可不是清朝能负担得起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而且在新疆长期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也势必影响到海军方面的建设，到时顾此失彼，整个全国的国防布局也受到影响。 所以说守，也是水中花，自己唬弄自己的。 现在唯一可行，也是我这次出使的目的，就是议和，通过和平手段，运用万国公法争取在谈判桌上把问题解决掉。 要和俄国人通过谈判争取的那三个方面的内容，我仔细研究了万国公法。三方面内容中，赔点钱能解决的事就不叫事，这个方面最好谈，不用多说。剩下通商条款和定界条款这两样必须得拎清轻重。这俩相比，通商条款又好说一些，因为根据万国公法，通商条款是可以随时修改的，也是有一定时效性，今天这么定、明天可能又变成另一套打法。 而且通商条约在定的时候，谁吃亏谁占便宜都很难说，许多长远利益要在持续执行多年之后才会显现，所以缔约各方都会有意留出后门，约定多长时间修约。而划界问题在国际上都是一旦界定，永守不渝的，真要想改，除了战争手段外别无他法了。 《里瓦几亚条约》经崇厚签字画押，中国当然是当了一把冤大头，但是现在照总理衙门的打法，把崇约的每一条都列出反驳意见，全数推翻，说实话，就算是欧洲现在最弱最小的小国，人家都不可能干呐。而毛熊这些年还有点下坡路了呢，往前推个五十年人家是“欧洲之主”神圣同盟总盟主，俄国人狡诈强横，没事还总惦记找点事呢，何况现在把柄又让它抓在手里了。现在崇约已定，我们要废除，还不给人家一个说法或者台阶，换位思考一下，俄国除了翻脸还有别的选择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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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72） 按照曾纪泽的想法，分界的事是永定之局，这个必须持之以超强的定力，任凭对方刀压脖子也不能让步的（百折不回）。 而通商各条款，除了对方太过分的应该改掉以外，其余的还是要灵活处理，就算暂时吃亏，也要以保全和局为大前提，当然具体实操的时候还是要尽所能来与对手周旋到底的。 议约这个事肯定不是一天两天能搞定的。 现在曾纪泽最担心的是，按清流派的说法，除了赔款的事以外，通商、定界所有条款每一条都给驳回要求更改，那些喷子说起来容易，还个个搏得个精忠报国的清誉，每个义正词严的言官都赢得国内朝野掌声一片。 可是真的像他们那么个谈法，不用谈了，俄国人的反应闭着眼睛都能想到出来：一是俄国人掀桌子，双方直接开练，真打起来什么结果我不敢保；第二种结果是，俄国人掀桌子，然后我们用奕訢、郭嵩焘的办法，那就暂时不收伊犁了，于是就形成了为了伊犁的南部特克斯河谷等局部地区誓死不让，最后是整个伊犁都不要了，今天不解决，留到日后就一定能解决？不行就留给子孙？曾纪泽虽然在否定清流党那些喷子时，与奕訢、郭嵩焘和李鸿章看法相同，但在解决问题方面，具体操作能力上真的超出前面几位务实的洋务派一大截！ 伊犁的事情真的拖下去，哪怕只晚十几年，等到甲午或者庚子时期，后果不堪设想！ 曾纪泽设想的第三种结果，是俄国人坚决不同意改约，然后中国再一点一点挤牙膏一样往回退，双方像市井小贩一样讨价还钱。这种方式，曾记泽认为也是贻害无穷的。因为你驳回的东西在与对方反复搏弈后，委曲让步，就会丧失谈判原则，而令对手尝到甜头后不断尝试极限施压。而且将来会在中国与各国列强的外交谈判中不断被人加以利用。 因此按曾纪泽的意见，在界务谈判方向上，一定要咬定青山，原则性问题百折不回，绝不妥协。在通商问题上应该区分轻重，哪些要死守，哪些要权宜，心中有数而且开诚布公，能谈的不能谈的要直接告诉对方，底线问题无论如何不能让步。千万不能搞那些先一下子把话说死，最后又在对方压力下就范的傻事，没了诚信原则，相当于变相纵容对方对你进行无底限施压。 最后，曾纪泽也真陈他这些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大主意还是得总理衙门、六部、九卿大伙共同讨论决定，而不管最后朝廷拿出什么样的策略，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他，这样他好把握方向来开展谈判工作。 临结束，曾纪泽说出了一句苍凉而又悲壮的话：“既臣说全无是处，通商各条，必须全驳，臣俟接准总理衙门文牍，自当恪照指驳之条，逐一争辩。臣自惟驽下，勉效驰驱，际此艰难，益形竭蹶。惟有谨遵不激不随之圣训，殚竭愚忱，冀收得尺得寸之微功，稍维大局。”——意思是说，尽管我认为应该基于现实情况、舍小图大地争取把条约谈下来，但如果中央认为我们必须锱铢必较，一点也不让，崇约一定要全数废除，那我也一定要尽心竭力去做，每一条每个字和对方去争辩！ 其实说白了他也做好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理准备。书生不爱财，亦有赴死之决心，壮哉！虽然曾纪泽的思路和打法没有清流派那样振奋与激昂，但是就冲他最后这句话，真不愧为曾文正公之子！ 1880年7月21日，曾纪泽离开伦敦前往彼得堡，开始了“仓卒珠盘玉敦间，待使口舌巩山河”的伊犁问题谈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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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73） 着实是让崇厚给吓怕了，奕訢和沈桂芬再也不敢随便放全权特使了，这回曾纪泽的头衔是钦差大臣驻俄公使，只是二等公使。 当时西方列强对于公使的等级相当看重，因为这意味着授权的极大差异，头等公使能拍板的事，二等公使需反复电报请示，权力资源非常有限。 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到达彼得堡。从曾纪泽踏上彼得堡的时候就意识到差距了，因为他的团队里还有崇厚班子里的旧人邵友濂等人。 崇厚到彼得堡的时候俄国君臣上下，热烈欢迎，酒会宴会不断，而曾纪泽来了就冷清得多。 不过这早在曾纪泽意料之中，而且他也有相应的预案来处理，此时他的驻英法公使职务仍然兼任，所以一旦谈判出现波折，或者在国格方面有碍，他就可以借英法方面公事从容离俄，来去自如、不着痕迹，让俄国人在场外无文章可作。 偏偏这个二等公使接手的活却要比崇厚那个全权特使难得多，因为他要干的是定议复改，这个推翻原议，实在是比初议复杂得多，尤其是让占便宜的一方接受修改，把既得利益吐出来。最要命的是要改的旧约还是那个天杀的全权特使所签的，总理衙门这次给自己挖的坑实在是不小。 8月4日曾纪泽刚到圣彼得堡，向戈尔恰科夫、热梅尼等人拜码头的时候，俄国人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头等公使？有没有全权特使的授权？ 曾纪泽只能实话实说，我职居二等公使，不是全权大臣。 戈尔恰科夫马上反问：崇厚是全权大臣，头等公使。他定的约都不好使 ，现在反而由你一个二等公使来改，你们是专门搞笑的逗逼吗？先不说你们国家这种职级混乱的奇葩事了，就说你们连头等公使谈完全的事，你们都认为不可行，难道说又来个二等公使改完的约就可行吗？别回头你谈守了回去，又说你这个二等谈得也不靠谱，再派个三等公使来改你的约，我们可陪你玩不起。 曾纪泽的短板就在于总理衙门这个跛脚的任命上，但是在俄国人面前，他肯定不能怂，否则谈判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曾公的回答不卑不亢：“吾驻使，以有议约之权为断。”意思是我现在是驻俄英法俄公使，伊犁这事，想谈就找我，说别的没用。然后举出俄国驻华公使也都是二等公使的先例来：“从前倭良嘎哩和布策二位大臣有何等事权在中国办事，吾现今事权亦正与之相同。” 沙俄在首席谈判代表一直都是热梅尼，他自打和崇厚签完《里瓦几亚条约》之后心里就没底，彻夜等待北京的批复消息，同时俄方的情报机构和媒体也是全力搜集中国的官方和民间对崇约的反应，所以无论是北京清议派的主战舆论还是新疆和南北洋的紧张备战活动都已被俄方掌握。 所以热梅尼提出：既然你们已经开始备战，那还来谈啥，没必要浪费时间了。 热梅尼这个照会实际上也透露出在俄国内部现在主和派也是骑虎难下的无奈现状，现在谈判小组的热梅尼和布策是主和派，可是协调委员会的老大米陆军大臣柳京却是主战派，而与此时的中国内部一样，鹰派的声浪一高，不仅在封杀本国国内的主和派的话语权，同时也是让对手内部的主和派越来越发不出声来。 曾纪泽就目前也只能用外交辞令来回答：“中国备兵非缘俄而起。” 俄国方面马上见缝插针,不防备俄国你怎么专门调兵北方啊，现在因为你们这么备战，我们俄国也只好相应地派兵，这个责任要由中国来付。 沙俄这套说法当然是倒打一耙了，因为亚二调海军来远东完全是因为听到崇厚被惩办，中国即将废约，纯属想在军事上恫吓中国，而中国的相应布置则是在俄方之后，即是被动也是后发的。 明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曾纪泽既领会了热梅尼要台阶而传达过来的信息，也采取了灵活回应给俄国主和派一个转圜空间，他很婉转地回复俄国外交部：中国也是这么说，调兵备战皆因俄国调兵威胁，但是一来咱们双方敦睦，二来还是想和平解决，要不本使来干啥？所以这种伤人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就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曾纪泽都没和对方切入到正题呢，因为沙俄现在对曾使的身份以及中国政府的谈判诚信高度怀疑。 然后布策又责问曾纪泽：中国罪使臣、废成约、悖公法。就是说你们现在说话不算，既然不算又催着我们沙皇先把字签了，然后回去你说不算要改，让我们在全世界丢人，这特么是人干的事么！ 曾纪泽早有准备，马上回怼：“中国以使臣失职，悖朝旨，故罪之，无预外国事，旋虑碍贵国颜面，已释之矣。”曾使巧妙地将崇厚的罪名限定在越权擅签的程序错误上，而不是以外交目的未能达成定罪，这样就与俄方指责的违背万国公法不搭界了。 终于曾纪泽把头道关卡突破了，在沙皇亚二的指示下，俄国谈判代表与曾纪泽开始了伊犁问题的修约谈判，曾纪泽开始艰难的填补猪队友崇厚留下的大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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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74） 谈判正式开始，曾纪泽就把总理衙门酝酿了好久的菜一一给俄国人上去了。 布策当时没表态，只承诺改约这事要报沙皇，我们也做不了主。 现在换成曾纪泽着急了，如同当初的热梅尼，知道自己的要求对方只要智商在线，很难答应，所以就反复催热梅尼。 俄国人的主和派班子里布策是谈判先锋，但是话语权低些，因此对细节抠得也最严，怕落把柄给那些主战派，热梅尼职务高一些，态度也不像布策那样死板。但其实整个谈判的操盘还在他们的上司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这个主和派大BOSS手里。 曾纪泽的改约蓝本发过来，俄方一看，这可真是把崇约十八条逐条反驳，没有一条能完全接受的，和完全废约一样。干脆也别叫改约谈判了，直接就废掉前约重新来吧。 所以说总理衙门给曾纪泽的底限为什么那么宽呢，就是说你实在谈不成，把这个事搁置就算成功，因为整个推翻前约这种事，绝对是违反了当时的国际外交原则的，除了战争手段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 曾纪泽却把搁置的方针当成万不得已的办法，因为他知道，真的搁置了，也许就意味着永远的失去。 热梅尼也被曾纪泽逼烦了，向曾纪泽表示，如果废约则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海军部那边都是鹰派，已经在准备下战书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这就是红果果的恐吓了，话从鸽派的热梅尼口中说出，曾纪泽当然明白其中意味。 此时他判断沙俄内部可能鹰派已掌握了绝对话语权，因此他立即与总理衙门联系，汇报情况，并提出启动最后的办法——搁置伊犁问题。 得到批准后，曾纪泽正式向热梅尼发出照会，宣布暂缓索取伊犁，中止谈判，里瓦几亚条约作废，一切恢复到崇厚出使前的状态！ 热梅尼既不想真的走到宣战的那一步，同时他也承担不了破坏谈判的责任，于是他也马上要求曾纪泽出具书面承诺，声明中国永远不对伊犁提出索取要求。 曾纪泽又不是崇厚，当然不会给他出这种东西。曾纪泽这时回复热梅尼的话又是可以载入教课书的金句：“吾特少缓之，待贵国转圜，务国原有此例。若自我割地，吾何以对吾国人？” 但是曾纪泽在严词拒绝了热梅尼之后又暗送了一把秋波：伊犁交割的事虽然暂时没法谈了，但是通商的事还有缓。 曾纪泽这是为了保住这个谈判局面做的最后一次努力，如果俄国人再不接招，那也真就没什么办法了。 心领神会的热梅尼赶紧顺杆爬，这回他也真拿出点筹码来，表示特克斯河流域可以归还，其他的商务方面的崇约条款就不要再改了，而且因为多还了特克斯，军费也要增加。 曾纪泽根据总理衙门的方案，又和热梅尼挨个捋，最后开了数次会讨论的结果是，小曾同志辩论半天，一条也没让。把热梅尼气得抓狂。 谈判又陷入到僵局的时候，布策心领神会，突然提出要求中国批准俄国商人在通州租房存货还有允许俄商在天津运货用小火轮船拖带这两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曾纪泽这次出现了一个小的失误，他直接回复：原约之外，不得增添一事。 这样谈判越来越向死胡同走，在这个小事上的坚持，导致热梅尼和布策认为曾纪泽一点也不给自己留有余地，曾纪泽后来回忆也是很后怕，他也看出热、布二人：“虽其计无可施，而蓄怒愈深矣。臣日夜焦思，深恐事难就绪，无可转圜。” 该来的早晚得来。1880年8月28日，沙俄正式照会曾纪泽，宣布中止彼得堡谈判，派布策前往北京直接和总理衙门谈。 交涉形势急转直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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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75） 本来俄国的驻华公使布策是俄方谈判的主要人员，现在如果他跑到北京，最少又是两个月的时间。 而总理衙门原先的意见是害怕俄国人拖延谈判，在北京谈动不动他请示沙皇，这个时间耗不起，另外北京现在还真没人搭理他，因为日本人又出幺蛾子了。 日本在1872年占领了琉球群岛后，宣布了对琉球的主权，可是琉球一直就是中国的藩属国，所以清朝政府马上就联系日本谈判琉球地位问题。当时清朝提出的方案是：北方的奄美诸岛归日本，中间的琉球群岛归独立的琉球王国，而南边的先岛群岛归清朝。日本方面不同意，还价是北部和中部都归日本，南边归清朝。谈判一直纠缠到1880年，现在日本正在北京和清朝撕琉球呢，而且日本有点得寸进尺的意思，现在他要整个琉球了。 对于日本的潜在威胁最敏感的是李鸿章，他也算是比较早认识到大和民族欺软怕硬的本色的人。 因为仅仅在五年前，日本人在和沙俄的谈判中是做了让步的，他们承认了俄国对库页岛南部的控制，日本在北边那个方向上的扩展受到了阻碍。 现在回头来把清朝当成软柿子了。 然而，李鸿章现在最怕的是日本如果此时与沙俄联手，那样清朝在海防、塞防同时出现危机可就不好玩了。因此，李鸿章上奏，一个是请授曾纪泽以全权特使，另一个是建议做出一定让步，现在看全面推翻崇约已不现实，要想尽快了结伊犁谈判有必要适当让利于俄。 李鸿章急于了断伊犁问题，主要还是从对日交涉方面考虑。他当时对远东形势总的判断是，将来的远东必然是三国演义，两个主要对手是日本和沙俄。 而现在俄日同时与我冲突时，以现实清朝的国力，必须做出取舍：“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大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戎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与其让于日而日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日，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日。” 老李这个观点在当时很有市场，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毕竟沙俄当时是唯一能和大英帝国过过手的玩家，就别说日本了，维也纳体系里的其他几强在俄国面前都是菜一般的存在。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被打残，现在得重新找存在感，而普鲁士的统一如果没有沙俄一直保持着中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俾斯麦的大陆联盟政策首要拉拢的对象就是沙俄。 正因为李鸿章的建议基于一定的大国博弈的现实基础，他的意见也很快得到了奕訢等几个老牌洋务派的支持。 今天回头来看，在当时的条件下，你还不得不说，奕訢兄弟和李鸿章等人的“以夷制夷”策略显然比起清流派李鸿藻、张之洞的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尊王攘夷”主张更具备实操性。 正是出于上述考量，总理衙门电令曾纪泽就在彼得堡谈——“总以在俄定议为要”。而且放权给曾纪泽，关于伊犁西部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可以割让，另外塔城和喀什噶尔地区边界可以重新勘定！这绝对是大礼了，同时清廷授予曾纪泽全权特命大使的头衔。 在这种情况下，曾纪泽请热梅尼召回布策，热梅尼呈请沙皇召回布策，这时已经过了9月中旬。清俄双方原定的换约期是在10月1日，因为这个变化，延期一个月。 布策回来以后，1880年10月2日，清俄双方在彼得堡展开第三轮谈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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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76） 有了布策来回折腾这一趟，沙俄信心又恢复过来，本来热梅尼已松口了特克斯河流域的伊犁南部归还，现在布策又不认账，反过来玩起极限施压了。 曾纪泽因为被限定在俄搞定谈判，自然被捆住了手脚，现在只能暂时舍霍尔果斯河以西不提，专力争特克斯河流域和穆扎尔特山口。 布策通过清朝不愿在北京了结，也看出来对方有难言之隐，所以借机漫天要价。他这回改变说法：如要归还特克斯河流域和穆扎尔特山口，那就以地换地，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得到相应的土地补偿。然后他进一步逼问曾纪泽：中国沿海地区何处可让？ 曾纪泽明白布策这是因为清朝要求召回他，判断出清朝急于在彼得堡了结因而趁机抬价。 所以尽管曾纪泽被总理衙门这招坑得不轻，但深通谈判技巧的他依然不肯买账，断然回答布策：“我想自今以后，中国土地断无再让之事！” 布策一看，这时候你还嘴硬，他也来了个超级大变脸，完全没了之前的鸽派面目，使出了极限施压的最后杀招：“贵爵不能任此事，只有到北京商办了。” 现在他逮住曾纪泽的七寸，反复打击对手弱点。清廷坚持召还布策在彼得堡定约的两难局面是，不答应他吧，人家就吵吵去北京谈，你一留他他就借机要挟。 曾纪泽属实有一颗大心脏，够得上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当即反驳：“我实告布大人得知，中国看界务最重，商务于两国有益可以相让，至于界务，我在俄国不能答应的，布大人到北京，中国亦必不能答应。” 布策继续进攻：“如到北京也不能办，俄国必须另想办法。若真如此说，特克斯河地方本国也难退还，然按我自己之意，总要想法商办。中国一味只要我国退让，而中国一事不让。” 二人谈得不欢而散。 1880年10月20日，曾纪泽到俄国外交部与热梅尼继续商谈。 热梅尼向曾纪泽表示，延展的一个月期限只剩十一天了，期满之前中国必须拿出办法来解决。如果到时候还没结果，沙皇已吩咐海军大臣列索夫斯基将沙皇未了的话告诉中国。 曾纪泽意识到对方语含威胁，回答：“我想两国相好二百年，虽因公事偶有为难之处，贵国沙皇断不至将未了之话，向中国说出。” 热梅尼两手一摊：“本国不得不如此，别无办法，因为本国所费甚巨，若再延迟，不如打仗合算。” 热梅尼把这话甩出来的时候，一方面是在用最后的极限施压，同时也说明，俄国内部的主和派现在也是没有太多的办法了，如果不从沙皇那里取得更大支持，和谈前景很不乐观了。 曾纪泽的处境未尝不是如此，既然绕来绕去又回到开战的老路上来，他也没有更多可以回旋的余地，当时总理衙门给的底限也是万不得已舍弃霍尔果斯河以西，现在俄国对归还特克斯河又生枝节，曾纪泽也感觉操作不下去了。 于是曾侯针锋相对地回应了一句震烁古今的名句：倘两国不幸有失和之事，中国以兵威来索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乎？伊犁纵说明归俄国番属，中国兵强，既不能再索乎？——曾纪泽在这次伊犁谈判中灵光频闪的一段又一段Rap，真的应该载入外交学院的教科书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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