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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董卓.煞有介事[第1页] |
| 作者:越王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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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之所以写董卓，其一，董卓是被史书妖魔化的人物，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董卓，很有意义。如果连董卓这样的人，都能得到客观公正看待，那将是史学的一种进步。其二，董卓能掌控东汉政权一段时间，亦是时代选择，说明董卓有其优点，最后归于失败，有教训值得总结。第三，面对董卓这样强横蛮霸的领导，东汉的文武官员表现各异：袁绍、曹操辞职创业，王允、何颙潜伏暗杀，皇甫嵩、荀爽默默忍受，蔡邕、丁宫附逆苟活。这就引出一个面对高压的出路选择问题，对现实的职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就是写本书的初心。 人是环境的产物。董卓虽然是东汉末期才崛起的人物，但也是在东汉整体大背景下，孕育培养起来的，讲董卓离不开东汉的生态环境。只有“入戏”董卓的生活时代，才能理解董卓的心路历程、情感变化和思想脉络。故在介绍董卓之前，加入了对东汉主要大事介绍的章节。 当然，即使生活在东汉的人，也不一定了解东汉的整体情况。1940年，国内某报业机构对成都100名大学工友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9人竟不知道中国正在进行抗日战争。现代社会，即便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也未必人人了解豪门的生活，未必知道十八线小镇的具体社会状况。因为史书记载的局限、史料的缺乏，今天对东汉的很多情况更不甚了了。没有较为准确的数据支撑，分析历史人物，难免断章取义和武断。如此，在把董卓放入各个历史场景的时候，只能对董卓的所作所为进行逻辑分析推测，所以本书不是以正史明确记载的史实为依据所写的历史，就是一些故事，看着有启发就好。但是，脱离史实、标新立异、用夸张甚至庸俗的观点取悦读者，也不是本书的写作态度。尽量贴近史实，理性客观公正描述历史人物，才是本书希望达到的宗旨。 东汉从公元25年开始，公元220年结束，记载这段历史的正史书籍，最主要的是《后汉书》，作者范晔。范晔出生在公元398年的晋朝，成书于公元440年左右的南朝刘宋时期。也就是说，东汉结束220年以后才有《后汉书》，《后汉书》不是当时原滋原味的历史，东汉的人，范晔一个也没采访过。范晔参考的史料，最主要的是《东观汉记》。《东观汉记》是东汉四位皇帝在位时，陆续让史官编纂的。参与编纂的人中，比较有名的，有班固、崔寔、卢植、蔡邕、马日磾、杨彪等等。班固这个人，有才华，但喜欢给皇帝唱赞歌，汉明帝看中他这两点，才允许他参与修史；蔡邕呢，有才华但是依附过董卓，王允不相信他的人品，或者怕他同情董卓，不让他继续修史，还把他杀了。另外，《东观汉记》是否有董卓的记载，因为这本书在元代全部遗失，说不清。董卓在长安统治时期的表现，是谁记录的，更不明确。公元196年，汉献帝从长安逃回洛阳，东归途中，李榷、郭汜一路追杀，即便有资料，也会为保命扔掉，怎么可能背着没用的竹简长途狂奔呢？所以董卓后期的事，最大可能是献帝东归后唯一活命的重臣杨彪，在许昌靠回忆写成的。如果是杨彪写的，他和曹操在董卓问题上观点一致，怎能不敞开了骂董卓？估计一提到董卓，曾被董卓欺负过的杨彪就会气得浑身发抖。总之，东汉在职官员，官修《东观汉记》，写什么不写什么，如何美化或丑化，其实是件复杂的事。范晔在此基础上，个人出资写《后汉书》，又处于被贬官、郁郁不得志时期，既会受到史料的制约和影响，也会根据其个人写作目的进行二次加工和排列组合。再有，范晔生活时代的刘宋皇帝，是刘邦亲弟弟刘交的后代，在涉及刘氏和皇权问题上，范晔也不能不有所隐晦。综上，《后汉书》一定会存在史实不实的问题。 范晔写《后汉书》的目的，是“正一代得失”，就是记录评点东汉时每个牛人、每件大事的对错，以指导后人。从整体效果上，此书极大宣扬了忠孝仁义等正能量，树立了俭廉守操、德位匹配等价值观，目的毋容置疑达到了。但正是因为太想正得失，太想让“乱臣贼子惧”，所以这本书的内容有点像年底总结，好人坏事不多，坏人好事更少；好人都在光荣榜，坏人都在审判台。这就造成了历史人物脸谱化，每个人大体可以一目了然定性。谁都知道，现实生活中很难分辨和界定一个人的好坏、一件事情的对错，如此《后汉书》里记载的史实，难以让人完全相信。其实后人并不需要他来告诉谁对谁错，只是希望他记录一个真实的东汉。范晔可能同样面临史料不足的问题，所以《后汉书》没法做到。本书没有指责的意思，范晔能给后人留下这么一本书，已经很不错了，苛求完美实在不该。不过有句话说得好，人和人之间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故意没说什么。为防范风险故意没说的那部分，更重要。 涉及对董卓的记载，还有一本书，是陈寿写的《三国志》。陈寿出生在刘备的蜀汉，他倒是见过东汉末期的一些人。蜀汉灭亡后他归顺了西晋，在公元280年左右写完《三国志》。陈寿也是私人出资写书，加上他考据较为认真，所以真实性得到普遍赞誉。可为了追求真实，他把很多他认为不靠谱的历史记录都没选用，如此造成记录太过简单，史料不足，有点看不懂。再加上存在一些前后不同甚至相悖的记录，造成读者不知该以哪个说法为准。南朝皇帝让裴松之注释《三国志》，如此裴松之罗列填加了一些史料，真假让读者自己判断。 这就产生一个正史所记载的史实，是真是假的问题。有些人一口否认史书的真实性，认为看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没什么意义。 首先要肯定的是，即便是很一般的正史著作，关于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也是相当可信的。比如公元25年刘秀称帝；1908年光绪去世；赵构、秦桧杀害了岳飞；关羽杀掉颜良等等。这些事实，不能因为没见过就不承认。 对于史书中的记录，正确的史观，是史料和文物考据相结合，互相验证后才有选择相信，甚至需要动用大量现代的技术手段进行证实，从来没有简单接受孤证。故宫博物院和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曾用放射性同位素，对光绪皇帝的遗物进行检测，得出了其死于砒霜中毒的结论，从而推翻了《清史稿》中光绪“病亡”的记录。再比如复旦大学用基因检测的方法，证明了曹参与曹操没有血缘关系，进而推翻了《三国志》中的说法。 其次，不能否认，正史中肯定存在着诸多的夸张、曲笔、掩盖和吹捧，让人不由得质疑记载的真实性，甚至人为的恶意误导。比如，《后汉书》中记载，王莽通缉刘縯的价格，是十万金、食邑五万户，而《汉书》中记载的价格，仅万户、五千万钱。这就必然至少有一个是假的。因为这种存在，所以需要读史者仔细分析和辨别，否则，以假史为鉴，容易掉进坑里。除了事件本身的真伪，要小心的地方，还有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常见的逻辑是：因为张三做了A，造成了李四做了B，最后形成王五的结果C。这样的历史逻辑不胜枚举。比如，因为岳飞要迎回二圣，赵构就杀了岳飞，造成南宋苟安；因为马援对来探望自己的后辈梁松不够礼貌，刘秀的女婿梁松就寻机举报了马援，造成刘秀不让马援下葬等等。ABC都是历史事实，但是他们之间是否一定存在因果关系，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甚至更为重要的原因，确实可以质疑。只要不符合人之常情，都可以怀疑。能在一个政权里登上最高舞台的人，大部分不是简单人物，都是有较高理性的人。理性的人经过周密思考后，做出的决策和事情，一定存在着他自认为的合理性，以及别人未必知道的理由，所以史书作者所列的逻辑未必符合历史事实。 史书记载也是作者一家之言，最起码没有失败者的抗辩书，这就给后人留下了怀疑和探索的空间。用字母A代表原因事件，B代表结果事件，C代表影响事件，D代表事后评价，那么，你认为的历史可以是A1B1C1D1，他认可的历史可能是A2B5C4D7，都未必错。不变的是事实，可探讨分析的是逻辑关系。谁的观点更趋近于合理或真实，那谁的观点就更有价值，仅此而已。 简单梳理一下《后汉书》里描述的东汉灭亡的逻辑。曹魏等三国能代替东汉，是因为曹操、刘备、孙权创业以后形成的实力；曹操之所以要创业，是对董卓不满，随袁绍起兵；袁绍之所以起兵，是董卓夺权，抢了士大夫集团的奶酪；董卓之所以能夺权，原因在于董卓带兵进京；而董卓之所以进京，是外戚和豪族召他来杀光宦官；之所以要杀宦官，是宦官长期控制朝局且打压士大夫集团；宦官之所以能控制朝局，是宦官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和授权；之所以能得到皇帝的信任，是因为对皇帝产生威胁的外戚，在宦官的大力帮助下被铲除，皇权得以稳定。 有嚣张外戚的因，结出了宦官专权的果；有作恶宦官的因，又结出军阀董卓的果；有军阀董卓的因，又结出豪族袁绍起兵的果；有袁绍起兵的因，又结出曹魏代汉的果。按这个逻辑，是外戚专权造成东汉灭亡。这个逻辑当然存在问题，在另一朝代可以演绎成另外的结局，但是基本符合东汉的情况，东汉就是按这个逻辑走过来的。 但是这个逻辑有一个漏洞，就是董卓是如何起来的？历史为什么选择了董卓而不是别人？从董卓的经历看，他之所以能从平民到将军，有汉羌战争和黄巾起义提供的机遇。一方面因为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导致皇权逐步缩小；另一方面因为民族战争和农民起义，造成武将权力地位提升。经历了一降一升的过程后，终于通过豪族的契机找到了交点，如此东汉才断崖式衰落。所以东汉灭亡的逻辑不是单一的线索，而是至少两条线索的纠缠，比较复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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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宦官业绩光耀朝野 公元125年阴历11月初2。寒风刺骨。 不知何时开始，谁也没注意，一群宦官装束的人，聚集在洛阳皇宫的北宫崇德殿。他们面色凝重，神色紧张，行动谨慎。互相低声耳语一阵之后，忽然一起脱掉棉袍，露出单衣，然后纷纷撕掉自己的单衣袖子。接着，他们面对着墙上的画像，跪了下来，在三个人的带领下，开始磕头说话。 之后，风一样散去。 11月初4。京城和十六个郡国地震。夜。皇宫各宫门紧闭，门外一排排的士兵在寒风中挺立，岗哨明显多于平时。皇宫戒严，一片肃杀。 倏忽之间，那些个宦官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个个手提刀剑，急匆匆奔向崇德殿，略一集合之后，扑向章台门。 踹开章台门，只见四个年级大一些的宦官，正坐在屋里，围着火炉聊天。闯进来的人二话不说，举刀剑就剁。瞬间，三个大宦官就死在他们刀剑之下，剩下的一个，颓丧地坐在椅子上，体如筛糠。 那个筛糠的宦官，名叫李闰，是皇帝身边的中常侍。死去的三个宦官，分别叫江京、刘安、陈达，分别是中常侍、黄门令、钩盾令。中常侍，是级别最高的宦官，秩级比两千石，是皇帝最贴身的亲信。黄门令，是皇宫内中小宦官的总头子，秩级六百石。钩盾令，是皇宫里池苑景区的负责宦官，秩级也是六百石。 进来杀人的共十八个宦官。带头大哥叫孙程，仅仅是秩级比三百石的中黄门。他的副手有两个，一个叫王康，也是中黄门；另一个叫王国，是长乐宫丞（太后身边的宦官），秩级也是三百石。其余的，都是级别更低的小宦官。 这些小宦官，没有宣读圣旨的过程，直接杀了皇帝身边的大宦官，莫非要造反？ 没错，他们就是要造反。他们要干一件惊天大事：立皇帝。11月初2的聚会，史称“截衣立誓”。 作为奴才的宦官，想立皇帝，本就不那么让人能理解。十几个小宦官，敢立皇帝，谁信呢？莫非背后有人支持他们？ 没有任何大人物明确表态支持。事情机密，根本没几个人知道。他们这么干，靠的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立汉安帝的儿子、废太子刘保为皇帝。为此，孙程只是在四天前，和废太子刘保的对外发言人—谒者（官名）长兴取得了联系。刘保的手下，当然希望有人自愿拥立刘保称帝。于是，曾经任职于太子府的宦官王康，以及孙程的前同事王国等人，就联合了一些小宦官，直接动手。 他们的对手是谁呢？ 第一个，是汉安帝的老婆，太后阎姬，东汉帝国当时的实际控制人，掌管着皇帝的玉玺和符节；第二个，是阎姬的哥哥，车骑将军阎显；第三个，是阎姬的弟弟，卫尉阎景；第四个，是阎姬的弟弟，城门校尉阎耀；第五个，是阎姬的弟弟，执金吾阎晏；第六个，是虎贲中郎将，阎家人阎崇。第七到九个，是阎皇后身边的铁杆宦官，中常侍江京、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第十个，是中常侍李闰。 这些人，任何一个，都是孙程等人惹不起的。 当时的东汉，原皇帝驾崩、新皇帝未立，没有皇帝，太后阎姬是最高统治人。其兄阎显是当时级别最高的军官，他上边没设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同时他还是与“三公”级别相同的人，叫“同三司”。中二千石的卫尉阎景，掌管宫门卫士和宫中巡查，手下有2704名士兵。比二千石的城门校尉阎耀，掌管洛阳城十一个城门（洛阳共有十二个城门，其中平城门归卫尉管理），手下士兵至少上千人。中二千石的执金吾阎晏，负责城门和宫门之间的巡逻，以及武器库管理，手下有720名士兵。比二千石的虎贲中郎将阎崇，负责宫殿内的保卫，掌管1500名精锐铁甲武士。 东汉皇帝的安保分五个层次：从内往外，第一层由宦官负责，头头儿是黄门令，主要成员是中黄门。第二层是光禄勋领导的虎贲羽林军，包括虎贲中郎将、羽林左监（骑兵800人）、羽林右监（骑兵900人）、羽林中郎将（128人），合计3328人。第三层是卫尉，第四层是执金吾，第五层是城门校尉。还有一支皇帝亲军，即由北军中侯管理的北军五营，4781人。 也就是说，无论洛阳的城门（城门校尉），宫门（卫尉），还是殿门（虎贲中郎将），都有阎家人领兵。 以区区十八个残疾人，对抗手握重兵的阎家众将及四大宦官，孙程等人，莫非疯了？ 疯了也要干。因为他们看不惯阎家的做法，为了心中那一股不可遏制的正气。 事情的缘由，要从汉安帝在世时，他老婆阎姬说起。阎姬是汉安帝很宠爱的皇后，因为没生出儿子，总担心失宠后大权旁落，于是鸠杀了唯一皇子刘保的生母李氏。阎姬担心刘保长大后报复，就设计陷害刘保，致使刘保被废掉太子之位，在崇德殿闲住。 公元125年春，汉安帝带着阎姬、李闰、江京等人南下游玩， 3月初10于途中突然病逝，时年31岁。死前没留下任何遗言。阎姬秘不发丧，赶回京城后才对外宣告安帝驾崩。作为皇后，阎姬掌握了立新皇帝的权力。她不可能立刘保为皇帝，就另选了个宗室小孩儿当皇帝。 11岁的刘保被边缘化，阎姬还不允许刘保参加其亲爹汉安帝的葬礼。刘保在灵堂外孤独抽泣的声音，引来群臣和宦官的广泛同情。 阎姬成为东汉的实际控制人后，阎家人飞黄腾达，作威作福，搞得不得人心。阎家本以为好日子长着呢，没想到不到7个月，小皇帝于公元125年阴历10月底病死了。 小皇帝病死之前，宦官江京找到阎显，说你得赶紧准备新皇帝人选。于是阎姬等人一边派人飞马诏各诸侯王子进京，一边秘不发丧，紧闭宫门，派兵戒严。这就是开头所描述的情况。总之，阎姬就是不立没有过错的安帝亲儿子刘保。 孙程是宫里的宦官，较早知道了傀儡小皇帝驾崩的消息！经过串联密谋后，他们首先袭杀了江京等人，之后逼着有一定威望的李闰一块造反。李闰被迫同意。这样，就在崇德殿旁边的德阳殿，在宦官的拥戴下，刘保称帝，即汉顺帝。没有诏书，没有玉玺印绶，只有一群宦官。接着，李闰、王康等人簇拥着刘保的车驾到了南宫云台，召见尚书、仆射等群臣。孙程等留守在北宫，阻拦阎家势力。 刘保称帝，从程序上看根本不合法，但因为他是汉安帝唯一的儿子，身份摆在那里，群臣们都认可他，称帝也就成了。可是，如何面对阎氏集团的武装反击？ 面对刘保已经称帝的事实，阎姬选择了派兵绞杀刘保和诸宦官。可因为消息阻隔，正在北宫里的阎显和阎景，无法与其他阎家将领和具体办事的尚书们联系。无奈之下，卫尉阎景偷偷逃出北宫，纠集手下兵士进攻皇宫。孙程传刘保的命令，要尚书们抓捕阎景。尚书郭镇（六大官僚豪族之一郭躬的后代）带着虎贲军，与阎景在宫门相遇。郭镇拿着没有盖章的诏书要阎景伏法，阎景拒不奉诏，挥刀砍向郭镇。历史在阎景与郭镇一对一的PK中，适应了人心，阎景功夫不行，被抓。如此，阎家大势已去。次日，刘保取得玉玺，阎家兄弟全部被杀，阎姬被迁到离宫囚禁，家属流放日南郡（今越南）。 十八个小宦官，竟然把如此大事干成了。 这事何等的功劳！汉顺帝刘保怎能不发自肺腑地感谢这些为他玩命的宦官！ 孙程封侯，食邑万户；王康、王国各九千户，其余宦官也都各有封赏，共十九名宦官被封侯，史称“十九侯”。动手的十八个，封侯的十九个，差异是有个叫苗光的，参与了谋划，但未赶上动手，事成后王国把他名字加了上去。这件事后来被举报出来，汉顺帝也没当回事，还是保留了对苗光一千户的封赏。 孙程等十九名宦官，在危险中立汉顺帝的业绩，被后世严重低估。熟悉历史的人，比较一下赵高谋立胡亥、陈平立汉文帝、霍光立汉宣帝、吕端锁住王继恩立宋真宗为帝等等这些事，就能看出孙程的胆量和难度。孙程的功劳，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被当时士大夫称为“有伊尹、霍光一样的功勋，张良、陈平一样的谋划”。因为十九侯的突出业绩，提高了宦官在东汉的名声和地位，一边啪啪打士大夫的脸，一边为后世宦官树立了榜样。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宦官专权的时代，分别是东汉、唐、明。史书上宦官的名声大多不好，他们阴阳怪气、贪污纳贿、蒙蔽圣聪、祸国殃民。其实未必是宦官有多坏，也有撰写史书的文官集团，故意泼脏水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埋汰鄙视宦官，第一是因为宦官总是能赢得皇帝信任、抢文官集团的权力；第二，宦官的文化水平确实整体不高，心中缺少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一群文盲半文盲，依靠皇权欺负读了一辈子圣贤书的人，读书人能受得了才怪！可是，读圣贤书的人，未必一定在道德水平、胆量勇气、对皇帝忠诚度上高于宦官。从另一角度看，在科举实行以后，学霸基本当了官，可学渣想当官怎么办呢？除了黄巢、宋江、洪秀全这些造反的，想当官确实很难。从某种角度上讲，牺牲性爱和后代做宦官，是草根阶层能够崛起的最重要途径。这在科举制实行以前，靠门第和举荐才能当官的东汉，更是如此。 本书无意给宦官正名，只是以一颗不带感情色彩之心、公平公正对待宦官，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孙程这样的业绩，确实是很多士大夫做不出来的，最起码把史书上大书特书的霍光比了下去。 本书之所以从十九侯说起，是因为孙程这一功劳，对东汉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以后的宦官都在向他学习，造成了东汉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大，不可遏制地野蛮生长，与武将董卓的上位有很大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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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横蛮霸是事实，但是达不到暴虐的程度。感谢提出不同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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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上的暴虐魔王 陈寿在《三国志》里，说董卓是自有书本记载以来，最暴虐的人。范晔在《后汉书》里，说董卓罪恶滔天，得罪了天地人。证据包括弑君杀后、恃武立皇、荼毒百姓、火烧洛阳、淫乱后宫、杀害忠良、掘陵盗宝、制币私藏、贪污腐败，劫掠杀降。照史书的意思，酒池肉林的夏桀，挖比干心的纣王，论暴虐都比不上董卓。他简直就是一个混世魔王。 董卓最为暴虐残忍的记录，是在一次群臣恭送董卓出差的酒席宴上，众目睽睽之下，董卓下令诛杀上百北地俘虏，先砍手脚挖眼舌，后大锅烹 间无四肢而待煮者，在地上哀嚎抽搐翻滚之态，睹者无不胆战心惊屁滚尿流，董卓却饮酒自若。 就是这个暴虐的董卓，从一个农民，做到了臣子中最高的官位--太师，收罗了当时最美的女人--传说中的貂蝉，收拾了全国公认最能打的武将--皇甫嵩，修建了世界上最坚固的私宅--郿坞。做男人，董卓是任性满足的；做权臣，董卓是意气风发的。依史书描述，按世俗眼光，董卓是个阶段性成功人士，不白活一回。他既无家族上显赫的背景，也没宏伟的志向和高深的学问，更没有绝对的武力和士族的支持，却控制了东汉朝廷，而且一不小心还开创了武将夺权的先河，引领了中国七百多年的武将夺权史。不能不说，董卓是一个人中大神。 生活在西晋的陈寿和南朝的范晔，如果活在董卓执政的时代，董卓往他们俩面前一站，估计他俩就得吓尿裤子，哪里还敢骂董卓。那时候谁都怕董卓。比董卓还能打的皇甫嵩就曾当面对董卓说，“你要是滥用刑罚，全国人都怕你，不只是我一人。”董卓听后大笑。 土生土长的东汉人董卓，怎么就突然变异成为一个暴徒？他经过多次提拔，难道没有被考核过吗？他是一个一贯暴虐的人，还是做大后因为没有束缚而变得暴虐？或者本来就是一个伪装得很好的暴徒？值得探讨。 面对董卓，东汉朝野中饱读诗书的文豪大儒，立志报国的士族精英，迅速出现分化。有的出走反抗，有的寻机刺杀，有的潜伏待变，有的委曲求全，有的哀嚎求饶，有的助纣为虐，更多的人诺诺无声,老老实实做顺民。 熟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集团，外带着全国数千万百姓，为什么就弄不过一个只掌管几万兵马的董卓？看来，信奉仁义礼智信、倡导温良恭俭让、反对逞干戈的知识份子，只会对付听话的老实人，不会对付不按套路出牌、行为超出一般道德底线的人。在对付暴虐的问题上，办法尤其不多。孔子曾讲“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是以牙还牙没商量，冤冤相报别客气，可当魔头现世，一群儒学冠盖却拿不出以怨报怨的法子，只能一边曲意奉承，一边使点阴招。 因为对暴虐办法不多，所以中国历史上暴虐的人层出不穷。陈寿的话，给人以董卓是中国历史上最暴虐之人的错觉，其实只能说陈寿、范晔命短，没见过世面，不知后来出了多少比董卓更暴虐的人。不说孙皓、刘昱、高洋、符生、石虎、黄巢、张献忠这些称过天子的人，单单明朝一个赌徒出身、识字不多的太监魏忠贤，就搞得众多忠良惨遭迫害，之后“海内献媚”，大明朝上亿人四五年内，大多数官员除了溜须拍马愣是没招。中华文明的缺陷，由此可见。 面对暴虐，历史上不乏个别人以死相抗。比如，以十日不下雨就去死为赌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郑侠，在监狱里自己刮骨求生，坚持与严嵩死磕的杨继盛等等。东汉也不乏死磕外戚宦官的知识份子，三对“李杜”就是证明，还有不服梁冀、绝食七天而死的陈龟，七十多岁的陈蕃更是直接挥剑上阵砍杀宦官，死而无憾。可为什么没有人当面死磕董卓呢？袁绍曹操孙坚等人，起兵后确实磕过董卓一阵子，随着董卓迁都，也就放弃了。其他人不但没死磕，迁都长安时，朝廷里的官员基本跟着去了。明明是董卓绑架了皇帝，大臣们为什么还跟着绑匪走呢！董卓被王允、吕布刺杀后，董卓手下的将领李傕、郭汜在长安城下质问王允，“太师何罪被杀？”按理这正是王允义正言辞打击叛军心理的机会，可王允只是“穷蹙乃下”，就是窘迫局促地走下城楼。为什么不说呢？望族出身、能文能武、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充满正义的王允，怎么就被人问得哑口无言？ 莫非董卓没那么坏？ 细读董卓的历史，品品董卓的所作所为，即便和杀了吕伯奢一家、边让、崔琰、许攸、华佗、孔融、杨修等人的曹操比，董卓也未必更为暴虐，所以不禁对史书产生了一些怀疑，甚至对董卓产生些许同情，感觉他受了多年的误解。 《三国志》里的董卓，和《三国演义》里的董卓差不多，在这个问题上正史和野史同仇敌忾，所以不必纠结于历史知识。真正应该纠结的，是董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董卓到底有多坏？工作中遇到这种人该怎么办？ 本书所持的观点：第一董卓挺坏，但没有史书写得那么坏；第二，史书之所以把他写得那么坏，是士大夫阶层用董卓的坏，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那么，董卓到底是怎样的人？ 董卓，字仲颖。从这个名字上看，起名字的人还是有些文化，希望董老二能独立高超。最起码没给他起个重八或者五四（朱元璋父亲的名字）之类的名字。董卓的“颖”字和刘秀的“秀”字有点关系，如果“秀”是指不开花而结果的谷子麦穗，那么“颖”就是谷子麦穗上带尖的毛毛刺。把麦穗放进麻袋里，从麻袋钻出来的就是“颖”。 董卓出生在豫州颍川郡，今河南省禹州市。颍川7杰是刘秀创业的班底，后来更是大儒及官员辈出的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气氛都很好。在东汉，全国出干部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颍川，一个是汝南。颍川的历史名人有吕不韦、张良、晁错，东汉中后期有韩棱、郭躬、李膺、杜众、陈寔、荀彧、郭嘉、徐庶等等。董卓和弟弟董旻（min字叔颖）出生时，他们的父亲董君雅任颍川郡下属纶氏县的县尉。县尉是辅佐县令的一个官，相当于县公安局长，是东汉最小的官，再小就是吏了。史书上并没讲董君雅为什么能到颍川做官，从上一章讲述的历史脉络上看，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在第二次汉羌战争时，董君雅可能因军功得到任用；第二个就是邓骘采纳虞翊的政策，凉州子弟到内地任散官。董君雅所任不是散官，所以在两者兼而有之的情况下，有功劳是主要的。 县尉虽小，一般人还当不上。刘备参加剿灭黄巾军有功，才被任命为县尉。不久督邮奉命来考核那些因剿灭黄巾军有功而做官的人，看看是否有假冒军功或不合格的，刘备心理不安，就去拜访督邮。督邮不想见他，他就把督邮揍了一顿，辞职了。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讲，因为县尉级别低，干大事的人不太在意这个位子。董君雅不知什么原因什么时间离职回乡，董卓随父回到老家，在凉州长大，成为一位农民。 董卓的祖籍，在凉州陇西郡临洮县，即现在的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临洮后来出过更牛的人物，就是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东汉初年隗嚣占据凉州时，刘玄的更始政权里很多经学大家流落凉州，凉州颇有文化中心的地位。凉州与烧当羌、先零羌等少数民族杂居，经过汉羌多年战争，到董卓出生时，凉州文化中心的地位早已丧失，但并不能说是荒蛮之地。 史书记载，董君雅长子早丧，是四口之家。所谓的长子早丧，其实并不早，因为董卓的大哥董擢（zhuo）董孟高，是生了儿子董璜的，说明董老大死时至少应该有20岁了。凉州人董君雅，何时何因回到凉州？回到凉州又干了什么？他是怎么死的？董老大是怎么死的？这些事情，因为历史没有记载，不得而知。但是以董卓后来的显赫地位，当时的人是一定会扒出董卓祖宗八代来的，明知而不写，仅以一句“以微官为纶氏尉”带过，必有缘故。如果一定要猜测的话，最大的可能，是汉羌第二次战争结束后，公元133年，朝廷复设陇西郡南部都尉，之后的某一年，董君雅带领家人回到老家。 董卓的出生年月不详。按照“桓帝末为羽林郎”、死时他母亲九十多岁等记载，史学界推算他应该出生在公元132年左右，寿命约60岁。他出生时，正是汉顺帝恢复设置陇西郡南部都尉的前一年，阳嘉元年。这一年，汉桓帝刘志出生，宦官孙程病死。 董君雅任职县尉期间，级别二百石，年薪360石粮食，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8万人民币。不过县尉在征兵、缉捕、戍边、服役等方面，有很多油水可捞，董卓家里自然不穷。董君雅回到陇西郡以后，依然会是官员，级别不高但也穷不了，所以董卓自小肯定没有挨过饿，故长得人高马大，孔武有力。 现代心理学总是把成人的心理疾病，归咎于童年时期不良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但是从董卓童年和青少年经历，确实看不出他受到什么不良家庭环境影响，而且董卓读过书会写字，绝不是文盲大老粗，是再正常不过的孩子。 作为官员的儿子，董卓不可能不受家庭影响，最起码对官场上的一些事情，有耳闻目染。公元135年，汉顺帝任用岳父梁商为大将军，主持朝局。汉顺帝是个性格柔顺的人，梁商也是一个好好先生，面对136年爆发的第三次汉羌战争，东汉出现了力不从心的局面。前文说过，公元137年前，东汉人口、财政情况很好，社会稳定，直到138年因为汉羌战争，造成财政紧张，形势才逐步恶化。所以公元138年以前，也就是6岁以前的董卓，应该生活得不错。 在公元138年到143年，范晔列举的20位人才名单里，帅才虞翊，推士王龚、张皓，尚书令左雄，将军庞参，发明家张衡，名士崔瑗，豪族桓焉、张纲等9人陆续死去。公元141年梁商病死，梁商之子梁冀成为大将军，从此开始了18年的梁冀时代，此为外戚6代。公元144年汉顺帝驾崩，其两岁的儿子继位，半年后病死。之后是8岁的冲帝做了皇帝，一年后被梁冀毒死。再之后是立15岁的刘志为帝，是刘6-2代，史称汉桓帝。三年时间，连续四帝，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节奏，以及背后的斗争，和刘志同岁的董卓未必走心和全部领会，但也不会没有感觉。只不过那时他更关注的，可能是其父亲和大哥之死。 从时间上推测，公元152年前，即董卓20岁前，其父兄应该都已经死去。因为史书没有明确记载，猜测董君雅和董擢董老大的死因，总有赞誉或诋毁之嫌。从结束于公元145年的第三次汉羌战争角度看，141年征西将军马贤战死，144年护羌校尉赵冲战死，说明战斗非常激烈，如此情况下，作为本地壮丁，董家父子是难以躲开征召的。所以尉官董君雅和少壮小伙子董擢，战死的可能性最大。当然，这属于给董卓按一个烈士后代的头衔，是给他脸上贴金，很多人未必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是公元144年在180次地震中震死呢？也未可知。只不过史书给董卓定位为坏蛋，那么关于他的好事就不可能多说。按照这个逻辑，史书没说的事，是好事的概率相对就比较大，所以往好里推测比较靠谱。 综上，董卓有个幸福的童年，但少年时代父兄死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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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豪侠杀牛待客 董卓20岁成人前后，爱干一些行侠仗义的事，《三国志》里“好侠”的人很多，比如曹操、袁术、陶谦、王匡等等。董卓青年时代最典型的事，是他杀牛待客事件。《三国志》原文里是这样说的： 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 翻译过来是：董卓曾与羌族的一群酋长关系不错。后来他回家开荒种田，有一群酋长来投奔他，他领酋长们回家，把自己家的耕牛杀了，请客人们吃牛肉宴。酋长们非常感激，回去以后，凑了上千头杂畜，赠给董卓。 用现代人眼光看，这段话疑点很多，所以不琢磨，读史不容易读懂。 第一个疑点，二十来岁嘴上没毛的汉族人董卓，在民族矛盾和冲突很严重、连年作战缺乏信任的时代，他家没矿他爹去世，凭什么能与多个羌族的部落首领交好？如果父兄是与羌族人战斗而死，他为什么还要和羌人交朋友呢？二，酋长们为什么投奔他一个种田的农民？仅仅为了叙旧、吃喝一顿就走吗？三，惜字如金的《三国志》，有必要加“卓与俱还”这一句废话吗？四，董卓家里不穷，何必要杀牛待客？酋长们缺牛肉吃吗？五，即便再感谢，吃几头牛要用千只杂畜还人情吗？同样连年征战、需要凑才能达到千头的几个酋长，是傻呀还是活雷锋？明显不符合现实逻辑。六，董卓不出名时做的事，陈寿是怎么知道的？其中有没有夸张的成分？比如“千余”仅仅是董卓自我吹嘘，或者只是个虚数？第七，陈寿知道董卓小时候的事情，却不知或不说他父兄如何死的，岂不怪哉？第八，更为关键的是：杂畜，到底指哪种动物？ 要解释这些疑点，要做必要的交代。 史学界普遍认为：陈寿在写《三国志》时，对史实是经过认真考据、慎重筛选的，对资料进行了严格审核和剔除，同时不妄加评论。这使《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和可信度极高的特点。基于这个前提，陈寿不会因为董卓的自我吹嘘，就在《三国志》里不加分辨地采用“千头”的说法，一方面《三国志》的严谨性得到认可，道听途说的事搬进书本的概率太小；另一方面，那么多杂畜到来，在当地绝不是一件小事，十里八乡要传，董卓也要给官府一个说法，有所记载是很有可能的事。既然有所记载，千余头就不会是虚数，即便送礼的人没附清单，收礼的人也应该清点。只不过写准确数字对历史没有意义，简说而已。既然事儿是真的，那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这只能根据原文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推断。 第一，酋长们送来的杂畜到底是什么？古代的畜，就是六畜，是人类饲养的家畜和家禽，即马牛羊，鸡犬猪，包括驴骡骆驼，但不包括兔蛇猫、鸭鹅鸽等。东汉时期中国还没有普遍养家猫，证据就是成熟于东汉的十二生肖里，没有猫。杂畜，意思就是这六种都可能有。陈寿用“头”这个计量单位，很容易把读者引入到牛或猪身上。但是进一步思考，最不可能有猪和鸡，因为长距离运输太困难，得不偿失。其次，马的概率也很低，第一，因为价格高。西北的战马，当时至少2万钱一匹，价格高的时候，炒到200万钱一匹，绝对珍贵。第二，马是战略物资，战争年代，对于汉羌都是稀缺的。史书上记录，羌人曾给善待自己族群的东汉大将张奂送过20匹马，那已是相当重的礼物。一下子送给董卓上千匹马，绝无可能。最后，耕牛的概率也很小，因为西北产奶牛和牦牛，羌族的游牧部落不养耕牛，农耕部落自身多余的耕牛也极少。综上，从概率上分析，一群酋长聚敛起来的杂畜，应该以羊为主，可能掺杂着牧羊的狗，以及数量极少的马、驴、骡、骆驼和牦牛。我们假设全是羊，当时1头羊的价格在300-500钱之间，平均按400钱计算，一千头羊的价格，在40万钱左右。酋长们吃了几头耕牛（当时每头6000-8000钱），回报了40万钱的羊群，按10个酋长计算，人均感谢4万。如果酋长来的不止一次，答谢虽远远超过董卓的付出，但不算过分夸张，酋长们绝对够仗义，但并不是活雷锋。 第二，董卓杀耕牛是很大的事情吗？耕牛作为农耕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在历朝历代都是得到保护的。汉朝的法律明确规定：王法禁杀牛，犯禁杀者诛。刘秀年间，第五伦任会稽太守，就多次申明杀牛者死罪的政令，执行得很到位。这项制度并不因为汉羌战争就松懈，因为越是打仗，需要的军粮就越多，种田的劳动力越少，耕牛的地位就越重要。中国直到唐朝时期才废除杀牛偿命的规定，不过仍要坐牢。一直到1984年，中国政府《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的文件，才允许私养、自宰自售耕牛，绵延几千年的耕牛保护制度，这才彻底走进历史。所以，董卓随便杀牛待客，是冒着死罪的风险。 第三，酋长们到董卓这里是要干什么？如果是旅游或者走亲戚处朋友，用不着“从”这个词，用“诣”（拜访）字更恰当。“从”是投奔跟随的意思。酋长们来，最大的可能性是逃避东汉政府的抓捕，否则自己家里有牛羊等资产，投奔董卓这个农民干啥？既然来避难，不但酋长们要小心，董卓也要谨慎，但是董卓“与之俱还”，丝毫没有躲着官府，与酋长们拉开距离、嫌弃对方的意思。酋长们远来，不会只住一两天，董卓为了让大家吃好，父兄死后家里没那么富裕，只能杀耕牛以待客，这确实不容易做到，颇有要义气不要生活、有今天不想明天的意思，就差把心掏给酋长哥们了，绝对够仗义。人说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象董卓这样待人以诚、心胸宽阔的豪客，你说避难的酋长们能不感激他吗？ 第四，董卓为什么能与酋长们结交？董卓年轻时经常到羌族地区转悠，历史学界因此有一个猜测，说董卓的母亲是羌人。因无法考据，所以不多说。如果董君雅父子是对羌作战中阵亡，并不妨碍董卓与羌人结交。因为第一，羌人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各是各的部落，汉人统一叫他们羌人，羌人自己未必这么看。与A部落有仇恨不意味着不能与B部落打交道。第二，汉羌战争不仅仅是民族之间的战争，也包括地域之间的战争，整体的汉羌矛盾不影响个体的汉羌交往。当然，他去羌族地区，也可能有贩卖牛马、做生意、报仇等目的，你要说他是去撩骚羌族妇女也没道理反对。总之二十岁左右的年龄，就能在江湖中得到认可，董卓绝非普通人。可以大胆判断，董卓除了修养糙一些，在为人处世、谋略胆量、喝酒赌博、打架斗殴等诸多方面，绝对超一流，比张作霖可厉害多了，年纪轻轻就已经露出英雄或枭雄的潜质，这才是酋长们愿意与他结交，大老远跑到他这里避难的原因。可以这么假设，在当地人眼里，董卓的未来，要么是大官，要么是大财主，要么是大流氓，就看在什么环境下发展，总之绝非等闲人物。 陈寿用董卓杀耕牛待客这一个例子，表达了对董卓魄力、豪爽的赞赏，也为董卓未来能够拥兵自重和践踏皇权埋下了伏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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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董卓仕途之第一起 只有酋长们看好董卓，董卓想发迹并不容易。虽然史书上对董卓的评价很差，但也没有掩盖他的全部能力。 按史书的说法，董卓不仅臂力过人，还可以骑在飞奔的马上左右开弓射箭，很有本领。在战乱时代，就凭臂力过人和左右开弓这两条，如果运气不是特别差的话，在当地出名实在很EASY。怎么说呢？第一，那时候没有武术和枪炮，打架靠的就是力气。中国的武圣关羽，谁知道他的师父是谁？根本就没有师父。河北名将颜良，其实就是一个有把子力气的傻大个。关羽斩颜良，靠的也无非是突袭和一把子力气。第二，周侗传授岳飞的武艺，主要是射箭，射技在古代中外都是很高超的学问，“六艺”之一。董卓家乡附近出过的名人，就有凉州天水郡的李广，可以想象当地射箭的整体水平，董卓的射技绝对差不了。 以董卓的身体素质和家庭出身，他很快就被家乡陇西郡的太守征召，作了一个抓盗贼的掾吏。太守是一个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一把手。掾吏不是国家正式干部编制，是领导私人聘请的手下，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领导和掾吏（也叫掾或掾属）是主从关系，掾吏对领导负责，领导给他开工资，还负责提拔或推荐掾属做官。东汉有掾吏象对自己父亲一样，给领导守孝三年的。董卓做掾吏估计有三五年左右，之后他被凉州刺史聘用，率领士兵打羌人。刺史本是监督一个州里所有郡太守的官员，级别比太守低四级，但刺史是中央派出的干部，如果有战事，一个郡各自为战影响效果时，刺史可以管理调动本州各郡太守，所以战时刺史的实际权力比太守大。董卓和个别羌人交朋友，不影响他与羌人作战。那时候汉羌可以通婚，马超的母亲就是羌人。董卓正是在此期间，因“斩获千人”的战功，获得了护羌校尉段颎（jiong）的赏识。 讲到这里，要先介绍三个人。第一个叫皇甫规，字威明；第二个叫张奂，字然明；第三个叫段颎，字纪明。这三个人是在董卓的家乡凉州与少数民族作战的武将，全是凉州人，因为战绩突出、威望较高，被人称作“凉州三明”。皇甫规和张奂同龄，比董卓大28岁，军事上对少数民族采取剿抚结合政策，政治上不与宦官勾结；段颎出生日期不详，他主张种族灭绝羌人的政策，政治上依附宦官。皇甫规生前做过最高的职位是度辽将军，段颎两次做过“三公”之一的太尉，张奂最高干过九卿之一的太常。之所以介绍他们，是作为当地级别最高的武将，与本地的小伙子董卓之间，会产生将与兵之间的关系。 赏识董卓的段颎，就是上文提到的凉州三盏明灯之一，老资格的将军。历史虽然没有明确记载董卓受赏识的具体时间，但根据当时的战争状况以及段颎的经历，公元159年第四次汉羌战争爆发，八个羌族部落联合侵扰董卓的老家凉州陇西郡时，董卓已经是在段颎的领导下参加对羌作战。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汉羌战争，董卓很难纳入段颎的法眼。而有了汉羌战争，董卓想不脱颖而出都难。有段颎的提携，董卓进步就缺临门一脚了。 在老家跟随刺史和段颎对羌作战的董卓，追求肯定不会多么高尚。战斗过一段时间后，经段颎搭桥，汉桓帝末期，“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 秦汉时期，诗人辛延年写了一首乐府诗，取名《羽林郎》，脍炙人口，与“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的《陌上桑》齐名，这在一定程度上渲染了羽林郎的知名度。 全国羽林郎的总数不固定，大约是128人，专门负责皇帝寝宫保卫，重要和珍稀程度不亚于现在的天安门升旗手。羽林郎俸禄级别为比三百石。刘备靠与黄巾军玩命，得来的第一个官职安喜县尉俸禄级别才二百石，月薪30石，由此可见站岗放哨的羽林郎的社会地位！羽林郎不但属于国家正式编制，工资还高，不算3000钱的年终奖，月薪37石粮食，相当于两个中等农户十口之家一年的产粮。而且，羽林郎的直接领导是级别比二千石的羽林中郎将，可以直通皇帝。换句话说，如果羽林郎家里被人欺负，可以通过羽林中郎将，直接报告给皇帝。所以羽林郎官虽不大，但在地方是有影响的，当时绝对是很多西北年轻人向往的工作岗位。 要做羽林郎，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须有西北六郡户口。西北六郡，包括凉州的陇西郡、天水郡、安定郡、北地郡，并州的上郡和西河郡。这六个郡中，天水郡人口13万，其余5个郡人口合计13万，共约26万人。适合于做羽林郎的人口基数约4万。 第二须是良家子。汉代良家子是个特定阶层，他们需有一定资产，是遵循伦理纲常、从事正当职业的人。正当职业，是指医生、巫师、商人、手工业者以外的人，说白了，就是官吏、农民、军人三种职业的人或其子弟才配当羽林郎。 第三，须有实战经验且耐苦善战。这就要求当过兵，且立过功。 稀缺的指标、良好的待遇、严苛的条件，怎么就补到董卓这个农民身上？不由得让人怀疑，董卓家有什么关系吗？前文分析过董君雅，最多就是一个县公安局局长，没有多大的社会背景，所以董卓当羽林郎肯定和家族没关系。 董卓符合羽林郎的条件，但符合条件加有人推荐就能当上羽林郎吗？不行。单是没钱一条，肯定当不上羽林郎。因为公元161年，汉桓帝明文规定，虎贲、羽林，必须花钱买。皇帝公开卖官，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因为战争，皇帝缺钱；其二是岗位竞争太激烈；其三是皇帝不卖官，宦官和大臣也在卖，与其别人卖，不如皇帝自己卖。这样说来，无论董卓是在161年之前，还是之后，只要是得到了羽林郎这个职位，必然是花了钱的。换句话说，董卓做羽林郎，是花钱买官。这个事放在现在，绝不是光彩的事情，但对当时的武人来说，却与光彩关系不那么大，毕竟那时想当官就得花钱，能把钱花出去就不容易了。朝廷没给董卓树立正确的三观，大家伙又都如此，所以买官时董卓不但不会觉得有问题，反而会很主动和迫切。买官的资金，最大的可能，就是来自羌族豪帅赠送的千余杂畜。西汉末年的马援，就曾自己一个人，开荒加放牧，养了上万的杂畜，大发其财。 当了几年民兵、作战数百次的董卓，29岁才做到比三百石的羽林郎，进步并不快。靠家族关系当官的袁绍，20岁就是千石的县令；曹操，20岁就是三百石的洛阳北部尉。 董卓当然不能与豪族相比，能走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进入中央军的董卓，并未出现“锥立囊中其利必现”的情况，在战场和官场混了五六年。这段时间的董卓，史书记载基本空白。不过，能空白已经不错了，因为出事的人太多了。这就说到了宦官和文官之间的P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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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9年左右开始，士大夫和宦官的斗争持续了30年，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依法纠察阶段，第二阶段为刀兵相见阶段，第三阶段为宦官主政阶段，第四阶段为直接梭哈阶段。本章只说第一阶段。 汉桓帝依靠宦官铲除梁冀后，宦官的势力空前扩大。宦官以前是在皇帝和梁冀之间两头买好，渔翁得利，如今是直接上场，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子弟扑向全国。一朝得势，横行不法的事情自然就多起来。 事件1：第五种反转。第五种是汉明帝时期名臣第五伦的曾孙，他的对手是单超的侄子单匡。单匡时任济阴太守，贪赃枉法，可长期没人敢管。公元160年，第五种上任兖州刺史，刺史的职责就是监察太守，所以兖州济阴郡太守腐败的事，对第五种来说正管。因为刚来情况不熟，第五种就派手下的从事去调查。古人办案没那么复杂，从事直接抄了单匡的家，抄出赃款五六千万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从事就抓了单匡的宾客四十多人。单匡知道第五种不好惹，自己出逃并派出刺客。从事早有准备，刺客反被抓。第五种把刺客送进洛阳监狱，并上书弹劾单匡和单超。刺客在单超的运作下，越狱出逃。洛阳监狱相当于明朝的诏狱，由司隶校尉、河南尹、洛阳令共同掌管。当时的河南尹，正是杨震的儿子杨秉。犯人在杨秉管理的监狱里出逃，杨秉说不清了，被免官。由于单超的包庇，单匡得以逍遥法外，但是单超却不想放过第五种，就设计陷害了第五种，反倒把他发配到朔方郡。朔方太守是单超的外孙子，他磨好了刀等着第五种来。要不是第五种的门客像鲁智深在野猪林救林冲一样，第五种也就完了。逃走后第五种隐姓埋名好多年，经大赦后才出来，最后死在家里。贪污犯、杀人犯没事，经办的官员却受处分，这分明就是第二个张防。士大夫们的气愤可想而知。杨秉和第五种的经历，给士大夫集团上了一课。士大夫集团离开皇帝的支持，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足，开始找外援。 这件事的次年，董卓进京任羽林郎。从此以后的事情，董卓大体都会知道。 事件2：发生在皇甫规身上，时间是162年。皇甫规是“凉州三明”之一，出身将门世家，爷爷是度辽将军，父亲是郡都尉，他自己后来也做了度辽将军、大司农。 皇甫规在西北与羌族打仗获胜，按理应该封赏，可宦官徐璜和左悺向他要战后总结报告，他迟迟不给。不给的原因，一方面徐璜他们有勒索之意，另一方面，皇甫规不愿意向宦官汇报工作，嫌丢人。如此落了个“余寇不绝”的罪名，意思是没把敌人杀干净，因此下狱，接受劳动改造。 皇甫规之前也曾遭到宦官举报，说他是靠给羌人行贿，“贿降羌人”才换来的和平。他为这事专门给皇帝写过 ，解释过，说行贿得用钱，我自己家里没什么积蓄，公款都有账目，我拿什么钱来行贿呢？这样躲过一劫。可惜，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当初边境危机，国家缺乏人才，他主动请战。如今战事成功，没想到落得这么个下场，恢心失望至极，所以他才不愿解释，更不愿向宦官低头。他的家属说不行就送点钱吧，可他死活不同意，宁可去服刑。后来，有大臣和三百多个太学生为他求情，宦官也没饶了他。一直等到大赦，他才出狱。 顺便说一下，皇甫规事件，不是太学生参政的开始。公元153年时，冀州刺史朱穆，发现小宦官赵忠葬父的随葬品超越规格，就把赵父的尸体挖出来，并抓了赵家一些家属。因为这个事，桓帝下令逮捕朱穆，劳改。太学生、宗室刘陶联合一千多学生上书求情，朱穆这才被释放。这事发生在梁冀时代。东汉的太学生，最多时达到3万人，比王莽时代还夸张。这些人最愿意听当官的故事，热衷政治，经常请陈藩、王畅、李膺这些高官来演讲，互相启发吹捧，如此就形成了一股舆论力量。博士、太学生们的舆论力量，就是士大夫们的外援。 事件3：是陈藩、王畅、黄琬、刁韪（wei）朋党事件。 公元164年左右，陈蕃出任光禄勋，他和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同掌管选举官吏一事。陈藩，就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话的始作俑者，他当时说的话是，“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黄琬，是太尉黄琼的孙子。当时很多人对选官中的腐败有意见，民谣段子满天飞。陈藩和黄琬，都算有气节的人，不偏袒权贵，因此被宦官子弟诬陷举报。有人举报就得查呀！皇帝命令御史中丞王畅和侍御史刁韪来负责查办。可一个月过去毫无消息，皇帝追问调查结果，原来王畅和刁韪根本就没查。因为这件事，他们四人被定性为朋党，王畅被降职为议郎，陈蕃被免官，黄琬与刁韪被党锢，不准做官。选官中的贪污腐败不查，反而去查朋党，这不就是正事不干欲加之罪嘛？那他们是不是朋党呢？陈藩最早是太守王龚发现并启用的，曾做过王龚的掾属；陈藩上来以后，也曾举荐过王龚的儿子王畅，使免官的王畅得以“复为尚书”。刁韪是陈藩征辟的掾属，并推荐他为郎官。也就是说，王龚是陈藩的恩主，陈藩是王畅的恩主，还是刁韪的恩主。要说是朋党，一目了然肯定是，可当时就是这么个环境，想要株连的话，所有士大夫都能连上。让王畅查自己的恩人，肯定查不出来什么，只要查不出来，那就是包庇。那还查个屁呀！皇帝的命令，去一边的吧！他们连个信息都不回复，摆明了不把邪恶宦官和糊涂皇帝放在眼里。有本事你就处分呗！当不当官无所谓。 事件4：四人朋党事件的延伸，是164年黄琼送葬事件。黄琼是黄香的儿子，黄香是古代“二十四孝”里的人物，《三字经》里，“香九龄，能温席”，说的就是黄香，曾做过尚书令。良好的家庭背景、做过桓帝的老师，且和梁冀对着干，是黄琼得到士大夫和太学生认可拥戴的原因。黄琼的典型业绩，其一是拦着桓帝，减少对梁冀的封赏；其二是凡是梁冀推荐的人，无论贤愚，他一概不用。所以他经常被免官，几上几下做太尉。无论怎么样，71岁的梁冀死后，74岁的黄琼成为朝中资格最老、份量最重的大臣。可惜，他身体扛不住了。 眼看着自己不行了，这老爷子给皇帝写了封信，核心三件事：第一，为李固、杜乔，李云、杜众平反。第二，弹劾尚书周永。周永在梁冀时代，巴结攀附梁冀，本来有罪却升官；待梁冀被灭，他反过来揭发梁冀，大显其忠，继续升官，还被封侯。黄琼信里要求皇帝解决这个人。第三件事，是说宦官们不是好东西，梁冀在时，狼狈为奸，梁冀失势，他们揭发梁冀换取功劳，皇帝你可要擦亮眼睛啊！最后说，“夫谄谀所举，无高而不可升；阿党相抑，无深而不可沦。”就是说，宦官举荐的人，多高的位子都能上去；宦官打压的人，多深的坑都能推下去。 这位老先生的话，句句在理，可皇帝根本不听。在生命最后时刻，他虽然没有点大宦官的名字，但宦官们依然咬牙切齿地要收拾其孙子黄琬。黄琬因朋党罪名被禁锢20年，成为被党锢时间最长的人之一。 黄琼41岁出来当官，任职38年后， 79岁去世。葬礼在洛阳举行，四面八方有六七千名士和官员前来送葬，包括许多不愿出来做官的隐士。如此轰轰烈烈的场面，成为东汉六大景观之一。这分明就是一场对宦官的示威，宦官们的嫉恨可想而知。士大夫们同样气愤，老先生刚刚去世，就如此对待他的后人，士大夫又焉能忍下这口气？ 擦去泪水，继续战斗。 事件5：这次是由老资格大臣杨秉出手，对象是侯览的哥哥侯参。侯览是靠给桓帝行贿当上的中常侍，绝对坏种一个。侯参担任益州刺史期间，残暴贪婪，只要是当地的有钱人，他便以黑社会的罪名抄家，之后把财产据为己有。杨秉弹劾侯参成功，侯参被押解进京。侯参自知难逃一劫，自杀了，侯览被免职。当时担任京兆尹的袁逢，在驿站里见到了侯参的赃物，有三百多车金银和锦帛。 事件6：看到侯参倒台，群臣再接再厉，司隶校尉韩演（司徒韩棱的孙子、曾攀附梁冀），先是弹劾左悺的哥哥太仆左称，左悺和左称自杀。继续弹劾具瑗的哥哥，具瑗进监狱赎罪。 在皇帝看来，事情没有对错，只有利害。经过自己六年多的亲政，权力已经稳固，不再需要老病贪腐的“五侯”来帮助，所以也不愿再包庇。随着单超、唐衡、徐璜病死，左悺自杀，具瑗免职，到165年年末，“五侯”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可后续的宦官又补充上来。 事件7：公元165年，北海太守羊原群被免官。羊原群是个未暴露的贪官，因为免官回家时要把贪污的东西都带走，贪污的东西又太多，所以引起了河南尹李膺的注意。李膺搜集证据，揭露了羊原群的罪行。羊原群可不是吃素的，他背后有宦官撑腰，宦官有皇帝撑腰，于是，有人举报李膺。李膺反被免职，判入狱劳改。羊元群没事。 事件8：单超的一个弟弟是山阳太守，因犯法被抓，廷尉冯绲（gun）审讯后，判以死刑。单超虽死了，但是关系还在，宦官们四处匿名举报冯绲。收到举报信的，当然是汉恒帝。恒帝大怒，敢动我的人，马上把冯绲免职，和李膺一块儿服劳役去。 还有好些这样的事，包括刘祐没收中常侍苏康、管霸占据的良田林湖。总之这一回合，李膺等人在劳改所里可以组团斗地主了。 从第一节的8件事情上看，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大宦官们贪污索贿，宦官子弟贪赃枉法，士大夫们因历史正常原因形成宦官眼里的朋党。不过此时还都在法律框架内斗争，还比较克制。 第二，一般是士大夫们主动进攻，目标清一色对准了宦官。宦官被动防守，依靠皇帝的力量自保性反击。 第三，双方有胜有负，一切取决于皇帝。 李膺、冯绲、刘祐等因执法反被入狱，狱外在职的官员们很愤怒，多次向皇帝求情。桓帝某天高兴，就把李膺等人释放了。李膺出来后，不久被提拔任命为司隶校尉。基于对宦官的严重不满，加上皇帝不问是非曲直的打击和鼓励，士大夫们的出手越来越重，战斗升级为义气用事阶段。 事件9：被放出来的李膺，一肚子火没地方出，正巧遇上了辖区内张朔的案子。张朔是司隶部河内郡野王县县令，在位时以杀孕妇为乐。因为他是当时的小黄门张让的弟弟，没人敢惹。李膺一查张朔，张朔就害怕了，赶紧躲到张让家里。张让的房子很奢华，柱子都由好几根实木围成的空心柱群，还有暗门，躲在里边很舒服。张让本以为万无一失，不知怎么被李膺知道了内情，带着人，砸开暗门就把张朔拎了出来，没几天就处死了。张让到恒帝那里哭诉，恒帝就当面责问李膺，为何不经请示就杀人？李膺以孔子上任七天诛杀少正卯为例，引经据典，把皇帝忽悠得没一点脾气。皇帝还训斥了张让。 这个案例，立刻成为几万太学生学习的经典，“天下楷模李元礼”的大名从此传出来。李膺李元礼，成为太学生们的偶像。 随着宦官集团的做大，不少士人开始依附宦官，毕竟搭上宦官就能做官，已经做官的会提拔更快。比如和具瑗勾结在一起的司隶校尉李暠，太尉张颢、司徒樊陵、大鸿胪郭防、太仆曹陵、大司农冯方。也有巴结士大夫的宦官，因为这样会获得好名声。于是，相互之间就有了充分的信息沟通。士大夫集团憎恨攀附宦官的人，很快又发生了几件大事。 事件10：大宦官徐璜的侄子、下邳县令徐宣，看上了原汝南太守的女儿，于是带着人强抢回家，侮辱后射杀。下邳属于东海国，东海国相黄浮，立刻下令缉拿徐宣全家，严刑拷打，并在闹市斩杀了徐宣。宦官们又向皇帝哭诉，黄浮被捕入狱。 事件11：山阳太守翟超，派张俭做督邮，巡检防东县。督邮是全权代表太守监督指导地方工作的巡视员。张俭这次出差，生活轨迹从此改变。防东县是侯览的老家，侯览的老妈，正是防东县最大的黑社会头子，她强占民宅381所、民田118顷，用来建自家的豪宅。张俭把这些情况收集整理后，报给翟超。翟超几次报给皇帝，却都被侯览拦截，根本到不了皇帝手里。长久没有回信，张俭急了，索性杀了侯览的老妈，以及宾客宗族，毁了侯览在老家的豪宅，没收了全部财产。侯览当然不能善罢甘休，翟超被捕入狱。和黄浮一块，剃掉须发，接受劳改。 转眼来到166年。 事件12：宛县有一个富商，叫张汎，通过一个亲戚的关系，搭上了宦官。他经常给宦官送些自己公司的产品--雕刻的把玩件。一来二去，成了宦官的朋友，也就有了在当地为非作歹的胆子和案子。宛县归南阳郡管，帝乡的太守成缙很耿直，连这个富商，带家族宾客，一举抓了二百多人。案子还没结，朝廷下了大赦令，按理应该释放这些人，但是太守心里过不去，又担心放虎归山遭到报复，于是不顾大赦令，将这些人全部处死。 事件13：山西晋阳县一个叫赵津的，曾是皇帝身边的小黄门，在晋阳为非作歹，民愤极大。太原太守刘质派郡吏王允（即后来谋杀董卓的王允）缉拿赵津，同样没管大赦令的存在，直接捕杀。 事件14：河内郡有个叫张成的“大师”，善于看风水星象，与宦官交往密切，也给桓帝算过命。张成不知从哪听说皇帝最近要大赦天下，就让自己的儿子动手，杀了自己一直想杀的一个人。李膺立马抓了他儿子。可刚抓就遇到了大赦令，李膺也和太守们一样，照杀不误。 从这一阶段看，一方罪大恶极，一方不管不顾，都置皇帝和法律于度外。士大夫们核心就是一句话，皇帝你不是纵容宦官不管吗？好，我来管。某种程度上说，对宦官的憎恨和对皇帝的鄙视，促成了疯狂的报复，虽大快人心，但着实与法不符，尤其是杀富商全家、置大赦令于不顾。同时，也给宦官们留下了口实。 宦官们知道，所有这些事都是冲他们来的。在看到大赦后杀人这三件事后，他们发现了翻盘机会。侯览先是指使张汎的老婆和张成的弟子牢修上告，接着又直接找皇帝诉说。皇帝大怒，司隶、豫州40%-50%的人饿死这事还顾不过来，你们还闹？于是南阳太守成缙、太原太守刘质于166年9月被闹市斩首，暴尸街头。翟超、黄浮判处无期徒刑，“淹滞狱中”。李膺被捕入狱，求情的人也被投进监狱。 事情到这个程度，两大集团的矛盾已经难以调和。皇帝如此处理，士大夫们不能同意，舆论大哗，无数人上疏抗辩求情。皇帝不理。宦官们也不愿善罢甘休。张成的弟子牢修，在侯览的指使下，拼命实名举报。先举报李膺私养太学游子、结交各郡书生，结为朋党，诽谤祸乱朝廷；又举报名士范滂等人造谣结党。 宦官们根据李膺的狱中供词，牵连出二百多人，一大堆宿儒名人列入抓捕名单，包括杜密、范滂、陈寔等等。根据惯例，抓捕令要经三公签署后才能下发执行，可是太尉陈藩拒绝签字，说这些人都是国家栋梁，海内名士，即便有错，十辈子都应该宽恕，现在什么罪名都没有，怎么能随便就抓人。桓帝气得差点背过气去，立刻免了太尉陈蕃职务，直接通过宦官们办理，把范滂等人投进拘押宦官的北寺监狱。 李膺被捕后招认的二百多人里名单里，好多是宦官子弟，真的假的全凭李膺一张嘴。李大炮一开火，涉及到的宦官们就懵了，希望皇帝尽快大赦天下。 宦官王甫，主审范滂。范滂为人正直、有气节，被抓之时只是个太尉功曹，不是大官，但是名气非常大。面对王甫对他结党问题的拷问，他说，“孔子教育我们说，看到好人唯恐赶不上，见到恶人要赶紧远离。如果好人和好人在一起，朝廷就会越来越清明，这是施行善政的国家愿意看到的，我不明白这为什么是结党！”王甫又问，“你们互相提拔，相互推荐，和你们意见不合的，就被排斥，这还不是结党吗？”范滂长叹一声，说道，“古人做善事，是为了求多福，现在做善事，却身陷大牢。我死之后，希望能埋在首阳山侧，我上不负皇天，下不负伯夷、叔齐。”不再说话。 伯夷、叔齐和首阳山是一个典故。这兄弟俩个是商朝公子，素有贤名，为了推让王位，俩人逃离家乡。后来周灭商，这哥俩不食周黍，活活饿死，埋在首阳山下。范滂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自己要做个好人，向好人学习，却因为现实社会中与好人结交而犯罪，那还不如死了，到阴间去向好人伯夷、叔齐学习。 幸亏王甫有些文化，听懂了范滂话语中的含义，也禁不住露出怜悯的表情，并叫狱卒解除其刑具。 当时范滂身边还有一个同案犯，是范滂的老乡，袁5代的袁忠。 长期关押也不是办法，里里外外都着急，这时候，桓帝岳父窦武出面找了桓帝，为这些人说情。 经过李膺乱咬宦官害怕、范滂实言王甫动容、窦武出马再三求情后，经历近半年的监禁，167年6月，被抓的二百多人这才得以释放，但是不能再做官，名单保留在皇宫档案里，即为“第一次党锢”。 党人出狱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南阳、汝南等地来了上千辆车迎接英雄出狱，此成为东汉六大景观之一的“党人出狱”。聪明人范滂知道这不是好事，偷偷一个人，溜回了老家。 这一阶段终于结束了，一切都恢复到半年前，士大夫暂时取得了胜利。 除了第一次党锢的结果，其他的事情，董卓都应知道，因为他有段时间就在京城。董卓对这种眼花缭乱的斗争，刚来京城不久的他可能会不明就里，不过要说内心没想法，也不至于。士大夫集团多数是历代当官，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掌握天下读书人，所以社会整体舆论，一定是支持士大夫集团，反对皇帝搞大规模党锢。如此，皇权地位下降是必然。在这种氛围下，要董卓发自肺腑地爱皇帝爱东汉确实很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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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顺风顺水的董卓，万万没想到，在戊己校尉这个位置上，突然折了，被免职。这是董卓第一次摔跟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什么原因还不详。 陈寿为什么不写呢？陈寿之所以能写《三国志》，是他在晋朝时能看到魏蜀吴三国所有的资料，包括部分东汉的，理论上他不可能不知道董卓为什么被免。即便董卓进驻洛阳以后或从洛阳迁都长安时，有机会把诋毁他的资料销毁了，或者汉献帝从长安到许都时，路上皇家档案全部遗失了，可陈寿已知他被免，怎能不考据他因何被免？毕竟很多当事人的后代还在，比如荀彧的孙辈荀勖，就曾是陈寿的领导。这明明是坏人董卓的“污点”，他为什么除了一个“免”字，啥也不说？ 查阅史料发现，公元176年，因永昌太守曹鸾上书给皇帝，为党锢官员喊冤，汉灵帝大怒后下诏，所有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官位上的，全部免官不得任用。张奂，恰恰是被王寓诬陷为党人，才被免官退休。作为张奂曾经的故吏--司马董卓，肯定是因为受牵连而免官。之所以这样分析，道理有六：其一，东汉末期对西域的管理已经非常弱，在朝廷无心也无力管理西域的情况下，董卓所任的戊己校尉，维持已是业绩，出错的概率很低，所以因出错被免不太可能。其二，皇甫规反对朝廷的党锢政策，曾以推荐过张奂为由，向朝廷打报告，自愿归类于党人。可见汉灵帝，是把张奂当作党人看待的。只要张奂是党人，董卓作为张奂的故吏，不可能逃脱大清洗。其三，如果不是因为党锢大政策的原因，以段颎与宦官勾结的程度，董卓被免的可能性很小。其四，正是因为与党人有关联的原因被免，陈寿才不愿意相信或者明示董卓下岗的理由，这无疑是为坏人董卓加分。其五，时间上比较吻合。最后《后汉书·董卓》中说“坐事免”，意思是因为连坐的原因被免，而不是他自己犯了什么错。 那么为什么汉灵帝要如此严厉地处罚党人呢？要知道，公元176年汉灵帝已经19岁，基本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了。 原来，公元169年，张奂与尚书刘猛、刁韪等人推荐被免职的王畅、在监狱中的李膺为三公候选人，引起了宦官曹节的不满，曹节一直忌恨在心。 刘猛也是有案底的人。刘猛任尚书令时，手下有几个人，包括尚书左丞刘歆，右丞杜希，尚书郎桓彬，以及曹节的女婿、尚书郎冯方。豪族出身的桓彬当时与蔡邕齐名，他经常与刘歆和杜希喝酒聊天，就是没和冯方喝过酒。冯方老觉得他们背后嘀咕自己，非常不爽，就举报说桓彬、刘歆、杜希结党，是为酒党。皇帝让刘猛处理这件事。刘猛和桓彬等人友善，没当回事儿，就没处理。曹节大怒，弹劾刘猛，说他偏袒桓彬等人。最后的结果，刘猛被拘留十天，免职。桓彬被党锢，不能当官。 王畅和刁韪是164年就被定性为朋党之人。王畅又是太学生列名的“八俊”之一，当然是“顽固党人”。刁韪165年被太尉陈蕃推荐复起，和陈蕃的关系很铁，也是宦官们认定的“顽固党人”。张奂和刘猛、刁韪一道，推荐王畅和李膺，曹节肯定不爽。但是，总不能说张奂推荐了“党人”，他就是“党人”吧？张奂毕竟平定了“党人之乱”。只是因为张奂得罪了人。宦官背景的司隶校尉王寓，做通了所有相关人的工作，希望大家推荐自己进步，唯独张奂拒绝，因此王寓就诬陷了他。张奂退休，曹节仍不放手，死死压制他。仅此而已。 东汉到底有没有党人？狭义的党人没有，广义上的集团存在。这个集团，靠宗族、师徒、联姻、推荐、征辟等关系，形成了一个门生故吏遍布、亲属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比如杨彪是袁术的姑父；杨赐的妻子是桓家女儿；袁隗的女婿是太尉张延（张良之后）的侄子；袁隗的老婆是马融的女儿，马融的侄女婿是太常赵岐；蔡邕的母亲是袁滂的女儿；蔡邕的二女儿嫁给羊续的儿子羊衜（道），羊衜的前妻是孔融的女儿；桓焉有一个弟子是黄琼；黄琼的孙子是黄琬，黄琬的妻子是司空来艳的女儿；黄琬的姐夫是益州牧刘焉……。可以这么说，东汉名门望族之家都有婚姻关系。再加上东汉的官员，很多是祖孙五六代做太守级别以上的高官。累世高官下的家族势力，是草根出身的宦官、缺少基础的藩王转成的皇帝，非常反感恐惧和羡慕嫉妒恨的事情。因为恐惧，就要打击和拆散，这才是党锢之祸的根本原因。既然已经得罪了这些彼此联姻的集团，就不能松口，因为一旦这些关系网报复性反击，对宦官和皇帝的威胁实在要命。这也是汉灵帝和宦官们对党锢政策高度紧张和敏感的原因。176年曹鸾的上书，引起汉灵帝和宦官们的警觉，这才更狠地推行党锢政策。董卓，就是因为这次的党锢，被一撸到底。也就是说，张奂退休七年之后，因为八杆子打不着的曹鸾的 ，董卓受到了牵连。 从董卓对汉灵帝超出正常的怨恨态度上看（恨毒），董卓和汉灵帝之间肯定有无法解开的矛盾，是不是就有这次突然被免职的因素，历史没记录，但是可以想象，一个到达一定级别层次的武将，那么恨灵帝，肯定和他走背字的切身经历有关。皇帝支持的宦官，陷害了张奂影响了自己，董卓对宦官的老板--皇帝肯定是憎恨的。 没了工作的董卓，难免到欣赏自己的老领导段颎那里寻求帮助。可段颎早在三年前，就在太尉的位置上因病被免职了，现在的职位是颍川太守，在涉及党锢这一国策问题上已罩不住董卓。本质并不坏的段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董卓推荐给了司徒袁隗（kui,袁绍的叔父），做了司徒府的掾吏。一个在中央挂号的高级官员，竟委身做没有编制的随从，董卓当时的痛苦和无奈可想而知。换个角度想一想，能被司徒接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太尉司徒司空是朝廷三公，是除了不常设的相国、太师、太傅，以及大将军以外，最高级别的官员，绝对的万石级高官，且名义上都是名重朝野的道德楷模和经学大师。袁隗之所以接纳董卓，也是因为袁家政治态度模糊。袁家本来属于士大夫集团，但是靠家族中做宦官的袁赦的关系得以不倒，所以并不排斥与宦官勾结的段颎，表面上还是挽救党人张奂的故吏，一个行为两面买好，何乐而不为？ 董卓到袁府做掾的时间，历史未记载。袁隗做司徒的时间，是公元172-176年冬，所以可以断定是公元176年，更早不现实。有人说董卓到袁隗司徒府是在做羽林郎前后，不靠谱，那是袁隗还不是司徒，这也是史书一笔带过、记载不细造成的问题。 总之，董卓因第四次汉羌战争立了战功，靠符合条件，加段颎赏识，最主要是靠花钱，买了个羽林郎。做了五年左右羽林郎后，作为掾属追随张奂，打赢第四次汉羌战争，因战功被授郎中。又因平定窦武等功劳，及四项品格考核合格升为县令。依靠段颎的关系陆续升为比二千石的蜀国北部都尉和戊己校尉。在戊己校尉的职位上，受“党人”张奂的影响被免官。下岗后得段颎推荐，到司徒袁隗府做了随从。 董卓至此，还是一位没任何品行瑕滓、且受皇帝和宦官迫害的优秀中年军事将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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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再次做官，是在公元178-179年，“征拜并州刺史，河东太守”。由此推算，董卓在袁隗府上作掾，有2-3年时间。是时，董卓46-47岁，袁绍大约32-33岁，董卓和袁绍肯定相当熟悉。 从戊己校尉，到被免职为老百姓，托人给袁隗做随从，再到并州刺史兼河东太守，董卓做了一把过山车，俸禄级别由被处分前的比两千石，升为正式二千石，月薪由100石增加到120石，是全国105个郡级单位中，一个实实在在的一把手。 董卓是怎么起来的呢？除了袁隗的帮助，最主要的还是花钱买官。公元178年，汉灵帝公开卖官鬻爵。史书并没有明确说董卓买官，本书之所以这样认为，第一，如果不是朝廷卖官，董卓很难复出，毕竟党锢是到184年黄巾起义时才解禁，没有特殊机遇很难复起。第二，当时朝廷的官都是用来换钱的，董卓不可能不花钱就得到这么好的位置。史书记载，179年二任太尉的段颎、后来的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张温，这些当时响当当的人物，都是花了500万到1000万钱才当上三公。对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而言，花钱买官是丢人的丑事，中国铜臭一词，就出自崔烈的儿子崔钧对他买官行为的评价。第三，从时间上看也比较吻合。如果不是皇帝决定公开卖官，党人故吏身份的董卓，想买也买不到官职，那不是皇帝打自己嘴巴子吗？这也是董卓不能提前复出的原因。 那么董卓买的，是个什么样的官呢？要看懂古代的书籍，一定要知道当时的基础知识。举个简单例子，说一个官员从河东太守调到日南做太守，乍一看是平级调动，但里边的区别可大了。第一，河内距离首都洛阳120里，日南距离首都13400里（最远的郡），正常情况下到日南为官就等于发配。按当时的交通和气候状况以及野兽数量，能不能走到都两说。第二，河内郡人口七八十万，日南郡人口十万以下，经济水平相当于上海对宁夏。第三，到偏远地区做官，气候条件、饮食习惯、度田难度、升迁考核、朝里变动、家庭生活、子女教育，全是问题和麻烦。有些县令上任，第一个任务就是打虎，弄不好就被老虎咬死。东汉九江太守宋均、弘农太守刘昆，上任的第一个事，就是除虎害。所以读史不先了解基础知识，基本是走马观花，是重用还是惩罚都弄不明白。 为说明董卓的新职位，先介绍一下东汉的行政结构。 东汉的官，分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中央分行政、军事、监察三大块。行政表面是三公九卿制，实质是三公之一兼管尚书制；监察是司隶校尉和御史中丞制；军事比较复杂，不是简单的大将军制，随到随讲。 东汉除了董卓做过相国和太师等，属于特例以外，东汉中央官员中，最有权力的是外戚做的大将军。大将军不只是武将，多数时候军政都管，它是女主掌权的产物，一般由女主的父兄担任，系人为设在三公之上的岗位。本来三公里有大司马转变过来的太尉，负责军事，现在有了大将军，太尉就基本废了。太傅与大将军平级，是个没实权不常设的荣誉职位。权力核心掌握在尚书台，一把手叫尚书令。尚书台的办公地点设在皇宫内，是皇帝的秘书部，相当于内阁或军机处，是刘秀为限制三公、便于皇帝集权而强化的机构。东汉中后期，皇帝不怎么防范三公，所以经常指定某人领导尚书台。如果大将军录尚书事，那大将军就是军政百官之首；如果太傅录尚书事，那就相当于实职的丞相。比太傅略低的，是三公。三公也是名誉职位，但可以“录尚书事”，谁录，谁就是百官首领。三公之下是九卿。九卿之外，单独设立执金吾、太子太傅、大长秋（宦官）、太子少傅、将作大匠、城门校尉六个岗位，与九卿级别大概相同。 东汉有三个岗位，称“三独坐”，即在朝会时独坐一席的三个人：尚书令、司隶校尉、御史中丞。这三个岗位朝会时高于九卿，朝拜时低于九卿。御史中丞是管理刺史、负责监督监察的官。司隶校尉比较特殊，是首都所在的州--司隶校尉部的一把手。他不但可以检举、抓捕违法的中央百官，还有在司隶部内部的行政和军事职责。西汉时曾有1200人的武装部队（东汉数目不详），颇有明朝锦衣卫的意思。他既是中央官员，又是地方官员，地位特殊实权在握。时人称为“卧虎”，董卓称之“雄职”，级别比二千石。 中央官员里，既有大权又有实权的，是录尚书事的大将军、太傅或三公，尚书，以及“三独坐”。 东汉地方政权，分州、郡国、县、乡、亭等。 第一，东汉全国十三个州。很长时间，除首都洛阳所在的司隶校尉部以外，州不是一级组织，没有州长啊、州牧什么的，仅仅是个地理概念。黄巾起义时曾封皇甫嵩为冀州牧，不过是特殊时期的临时政策。直到公元188年（董卓进京的前一年），任命了州牧，州才是一级军政组织。第一批只试点性设置了州牧三个人，即益州牧刘焉、幽州牧刘虞、豫州牧黄琬。皇帝任命的第四个就是189年封董卓为并州牧。再以后就是李傕、郭汜、曹操操纵皇帝加封，以及袁绍、刘表等人相互推荐备案或自封的了。 第二，东汉大部分时间里，州刺史不是行政领导，只是中央外派到地方的监察考核之官，他不管人、财、事，也没有什么直属部门和人员班底，只负责监察郡太守或国相尽不尽职。由于他是皇帝派来的，那张嘴做糖不一定甜，做醋肯定酸，所以权力很大。如果皇帝授权刺史做一些事情，比如平叛，那时刺史权力就更大。州牧试点以后，刺史逐步实权化。 第三，地方政府核心是郡县制。 东汉的郡级单位有105个。郡的一把手叫太守，国的一把手叫国相。一个州刺史监督着十来个太守或国相，刺史级别只有六百石（月薪70石），太守和国相级别二千石（月薪120石），太守的级别比刺史高。刺史州牧化以后这种情况才改变，普通刺史升为二千石，九卿做刺史是中二千石。 第三，郡下面设县。一万户以上为大县，一把手叫县令；一万户以下为小县，一把手叫县长。东汉有1180个县级组织，包括国、县、邑、道。汉随秦制，国分郡级国和县级国，郡级国一般是被封为王的皇子的食邑，这里的国相是比二千石的俸禄秩级；县级国是列侯中的县侯，国相是县令或县长级。太后、公主食邑的县称为邑。国和邑表面的一把手是王侯或公主，实际只能享受税收，不管政务，真正的负责人是相。曹操当过济南国相（在今山东济南市章丘区），刘备当过平原国相（在今山东德州市平原县）。少数民族聚集的县，叫道。 董卓所做的并州刺史，已经不仅是中央派到地方的监察官员，因为军事需要，实质是并州地区的最高武官；太守也不是任命到地方的实职大员，而是级别和薪酬，这是卖官产生的扭曲，否则没有人愿意花钱去买打仗卖命的职位。在189年初，董卓给皇帝写的奏章上自述“掌戎十年”推算，从公元179年开始，董卓就是以军事工作为主。军事为主的十年，包括任职并州刺史期间。河东郡属于首都所在的司隶校尉部，今山西夏县，在洛阳西北200多公里，有战事但不多，所以对董卓而言只是拿薪酬，不管地方行政上的事。河东郡往西是三辅，三辅再往西往北就是凉州。三辅是对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的简称，泛指长安地区。河东郡当时盛产盐铁，经济发达，人口约50多万，属于全国人口排名中等靠前的大郡。综上，董卓属于被重用，名利兼收，且专业对口。 董卓上任不久，公元179年末，老领导段颎在监狱中自杀了，死因不太光彩，是与宦官王甫勾结，枉法陷害。这一事件，不但使董卓失去了一个靠山，更担心受到牵连。段颎之死，是因为与宦官走得太近。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公元168年窦武被杀以后，王甫和曹节派人暗杀了窦武的一个同伙--侍中刘脩。皇族刘脩有个亲弟弟叫刘郃，是大宦官程璜的女婿，后来做了司徒。公元179年，同是程璜女婿的永乐少府陈球，鼓动刘郃给刘脩报仇，方法是举荐酷吏阳球做司隶校尉。阳球属于看谁都不顺眼的牛人，早就放话要收拾王甫和曹节。当上司隶校尉以后，阳球与刘郃、陈球、尚书刘纳密谋，趁着王甫休假的机会，联合上奏疏给灵帝，列举王甫的罪恶，请求抓捕王甫一家、段颎，以及袁赦等人。汉灵帝比较信任刘郃，就同意了。这样，阳球逮捕了王甫及其养子王萌、王吉，还有段颎等人。在监狱里，阳球亲自持鞭，狠狠地抽打王甫。王萌说，“我父子落在你的手里，迟早一死，你就别让我父亲受苦了。”阳球回道，“你们父子罪大恶极，死也抵偿不了所犯的罪过，打还是轻的。”王萌道，“想当初你像奴才一样伺候我们父子，难道你忘记了吗？今天你怎么对我们，改天我们就是你的下场。”阳球听后，让人堵住王萌的嘴，抡起大棒子一顿狠揍。王家父子全部死于杖下。段颎自杀。 王甫死后，阳球把他尸体肢解，分成几块放在城门下，旁边立一块木牌子，上书“贼臣王甫”四个大字，让百姓参观。阳球准备再接再厉，继续收拾曹节等人。某天，恰好曹节参加一个葬礼回来，看见王甫的尸体和木牌，就说，“我们自己怎么咬都可以，怎么能让狗舔我们的血呢！”于是，召集所有的大宦官中常侍，一起向灵帝哭诉，诽谤阳球。灵帝一看曹节哭了，马上就按曹节的意思，把阳球从司隶校尉调整为卫尉，不让阳球继续查案。 阳球希望皇帝再宽限他一个月，之后再去上任，皇帝死活不许。阳球没办法，只好去上任，但没放弃追查曹节。曹节也没闲着，很快打听到刘郃、陈球、阳球密谋的事，就恩威并施，逼迫程璜。就这样程璜出卖了自己的女婿，把计划合盘托出。曹节马上以结党之名报告了灵帝，因此，刘郃、陈球、阳球、刘纳全部被处死。 段颎之死，本质还是士大夫集团与宦官之间的斗争。段颎入狱以后，董卓很是担心，如果段颎招出同伙，董卓应该落不下，他肯定给段颎行贿过，所以估计一段时间里，董卓是提心吊胆过日子。不过随着当事人死去，事情一个多月就过去了。董卓虚惊一场。 期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董卓给退休的老领导张奂送了一百匹好布料，可是张奂拒收。史书上说是因为张奂鄙视董卓。张奂拒绝董卓，可能有三个原因。其一，董卓与段颎关系不错，但张奂与段颎有矛盾，段颎掌权后还差点弄死张奂，张奂对董卓两头下注的行为略微有些不满。其二，快八十岁的张奂已无所欲求，儿子草圣张芝、亚圣张昶因书法而有出息，不缺钱，犯不着接受别人的接济！其三，官场太复杂，曹节还盯着他呢，指不定什么事就受到牵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断了交往安全。要说那时候张奂还能对董卓有所帮助，不太可能，毕竟张奂离开官场十年了，物是人非，没有多大影响力。董卓之所以给张奂送礼，无非是念着老感情。这本是董卓有情有义、张奂不愿沾事的表现，却被士大夫集团理解是张奂鄙视其人。这就很无聊了。张奂181年去世，享年77岁。同年曹节病死。 董卓做到两千石的太守，一般说来，仕途基本遇到了天花板，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公元184年，蓄谋已久的黄巾军突然大规模提前造反，又一个机遇到来。 黄巾军属于饥民起义。在宦官专权的情况下，东汉已经人心丧失，遇到灾荒，宦官子弟自然不愿意救济，于是流民成为暴民。面对烽火四起的黄巾军，中央军明显不足，刘秀撤销郡都尉的问题彻底暴露出来。朝廷只能一边收拢人心，组织部队救火，一边权力下放地方，由各郡组织剿灭。 黄巾起义爆发，前后十五年的党锢，这才解除。解除的理由，最重要的一条，是宦官吕强说的：如果不解除，士大夫与黄巾合作，刘汉必亡。灵帝怕了。 公元184年，汝南袁氏新兴力量袁绍，38岁，进入大将军何进府为掾。亳州曹氏家族的曹操，29岁，以骑都尉身份，参加剿灭黄巾的战争。鲁国孔融，31岁，当时是司徒杨赐的掾属，受杨赐的指派，拿着杨赐的名片，去祝贺何进升为大将军。门卫没有及时通报，孔融夺回名片，扬长而去。何进的门卫报告何进，何进要追杀孔融，被袁绍劝阻，何进于是征辟孔融进入大将军府。颍川阳翟郭嘉，14岁，正在读书。张良系后人张仲景，34岁，正在苦苦研究中医中药。张仲景家族二百多口，在未来的二十年里，三分之二死于瘟疫。桓5代代表人物桓典，给王甫的养子王吉守孝三年、又在司徒袁隗府里呆了一段时间，184年正在做御史，整天骑着马，查办各种案件。百姓一看他过来，都说，“行行且止，避骢马御史”。意思是说，路上堵车，走一会儿停一会儿，原来是避让桓御史的青骢马。现在有一句话，叫“且行且珍惜”，应该就是从这来的。桓典暗中与何进商量，要诛杀宦官。 借着黄巾起义的势头，董卓回到部队，被任命为东中郎将，去剿灭黄巾军。 董卓做东中郎将，不是买的，因为朝廷严重缺乏军事人才，是不得已才任用董卓。中郎将属于中央的武将，可以带领正规军和郡兵打仗，不同于地方武官。东汉军制，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高于九卿）、前后左右将军、度辽将军、杂号将军，之后是中郎将，中郎将属于军队中第七到八级。杂号将军是个统称，主要是临时设置的将军，比如马援干过的伏波将军。这些将军只有作战时才带领部队，无战事时并不掌管军队。因为东汉末年很多将军不设，所以中郎将的地位就算比较高了。 董卓的第一战，是打黄巾军张角部。之前与张角对垒的是大儒卢植，黄巾起义爆发后，他被赶鸭子上架，推荐出来指挥作战。可卢植因不给宦官监军行贿，被抓入狱。接替他的董卓在两个月后，同样“兵败抵罪”，被判“减死罪一等”，原则上是不交钱就发配。这是董卓的第二次跌落。 史书同样没给更多的解释。参考其他专家的分析，董卓带领的是骑兵部队，攻城是其弱项，两个月没打下张角据守的广宗县和张宝把守的曲阳县很正常。因为两个月未达到目标就降罪，汉灵帝处理人太随意。明显董卓也是因为没给宦官送钱，因为只要送钱，出事的概率就很小。总之董卓花钱买的官，又一次归零。 董卓被关押了四个多月。这四个月里，52岁的老董，心理变化肯定不小。董卓从羽林郎开始，历经比三百石、六百石、比二千石，到二千石的官员，在刀头舔血的日子中一步步地提升，固然有欣赏他的段颎、看重其能力的张奂以及袁隗的帮助提携，但主要还是靠在边疆站岗放哨、纵马挥刀、风餐露宿、老老实实掏腰包才取得这一切，可仅仅因为两个月没取得战果就被下狱，谁能不深刻地反思？ 我们不能用信仰或高大上的理想苛求那时候的董卓。在汉灵帝要求五千多个宫女平时必须穿开裆裤，以便随时满足自己性欲的大环境下，能全心全意为百姓考虑的人毕竟太少，让武夫董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太难，不现实。 窦武死后，士大夫集团已经无力与宦官集团抗衡，桓帝在士大夫集团与宦官势力之间搞平衡的局面，也变成了灵帝单一依靠宦官。如此，士大夫与宦官联姻已经常态化，比如太尉胡广与中常侍丁肃结为亲家，颍川大名士荀彧娶了宦官唐衡的养女等等。大权在握的宦官，无法无天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王甫的养子王吉任沛国相，五年残杀了一万多百姓；曹节的弟弟曹破石，担任越骑校尉，看中了部下漂亮的妻子，那妻子不从，被迫自杀。宦官的家属子弟，上到九卿，下到县长，遍布全国。汉灵帝时期的东汉，已经陷入了地狱般的黑暗。 那时候的宦官厉害到什么程度，看一看东汉六大景观之一的孟佗拜门，就全清楚了。宦官6代1号人物、中常侍张让，在曹节死后成为宦官主管，每天来求他办事的人排成大队，他家看门的伙计都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长安富豪孟佗，倾尽家资结交其门卫家奴，眼看破产时终于感动了家奴们。家奴们告诉他，老孟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孟佗就说，我只希望你们跪拜我一次足够了。家奴们觉得这太简单了，就同意了。某天孟佗来到张让府前求见张让，可上千辆车子在排队，于是他找到了张家的门卫。张让的家奴们一看老孟来了，都跑了过来，先按约定给孟佗跪拜行礼，之后抬着孟佗的车子，直接进了张让的府里。前边排队的人，看傻了眼，都想谁这么大面子有这待遇？争相巴结孟佗。孟佗把收来的礼物，分给张让一部分，尤其是把他准备的礼物送上，张让大喜，很快封孟佗为凉州刺史。 对比李膺、董卓和张让，真是令人唏嘘。 孟佗，就是三国里孟达的父亲。孟佗拜门时，董卓正在并州接受风吹日晒，他要见到张让的风光，该是如何的心态失衡！作为长安的富户，孟佗应该没少受当地官员的欺压，突然成了凉州的监察大员，不知那些郡太守们又是何等感想？宦官，已经具备点石成金的能力，能轻松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包括国家的命运。 孟佗给张让送的礼物，是蒲桃酒，就是现在的葡萄酒，把张让喝美了。苏轼为此还写了首诗，“将军百战竟不侯，伯郎一斛得凉州”。孟佗，字伯郎。 52岁以前的董卓，并无什么道德败坏和违法乱纪不听指挥的记录，一步一步走来并不容易。从董卓等武将的经历总结，要想做大官，或者维持平安，靠业绩没什么用，主要得靠钱和靠宦官，可伺候好宦官真是比打胜仗都难，得罪宦官之后被处分却是易如反掌。作为皇帝眼里的狗，武将的升降生死全凭皇帝的狗--宦官怎么说。皇甫规因为不给宦官徐璜左悺行贿，就被诬陷“贿降羌人”，虽取胜但因没有把敌人消灭干净而入狱；张奂因为不举荐宦官，被迫退休；段颎巴结依靠宦官，却被宦官的女婿联合酷吏给弄死；与张角作战的卢植，因为不给宦官监军行贿，就被判“减死罪一等”；与董卓一起打败羌人的尹端，在会稽太守职位上因“讨贼不利”下狱，要不是他的故吏朱俊花钱向宦官行贿肯定就被处死。再看看那些外戚、宦官，因为是皇帝的亲戚，就很快得到上亿的赏赐；因为是宦官，屁大点功劳就封侯，而且还四处惹事生非、贪污受贿、欺压百姓，甚至勾结黄巾。董卓肯定会反思，自己这么拼命到底是为什么？更深一步看，打了这么多年仗，国家是愈来愈乱，自己就象救火队员，可火是越扑越旺，自己的一生有什么意义？在董卓看来，汉灵帝这样的皇帝靠不住，外戚靠不住，宦官更是罪恶滔天，要想拯救汉朝或保存性命，只能靠自己。这次议罪对董卓来说，是他走向独立思考的开始，也是面临英雄还是枭雄的十字路口。这么分析不是没有依据，后面的战事说明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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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后的思想蜕变 黄巾起义历经九个月就大体被剿灭了。同年冬，羌族又闹起来了，这是第五次汉羌战争。这次闹事的羌汉联军头领是汉人韩遂，就是《三国演义》里，和马腾关系时好时坏的那个哥们儿。韩遂曾是政府的官员，因为既懂政策又乐善好施，口碑很好影响很大，被羌人骗进队伍，半推半就做了首领，类似于当地的黎元洪。当了首领就要带领大家致富，于是开始攻城陷地劫掠，率领数万骑兵进攻三辅，当然也就遇到了政府的反击。首先与韩遂作战的，是升了官做左车骑将军的皇甫嵩。皇甫嵩因为剿灭黄巾军有功，一时成为东汉的大救星，皇帝的主心骨，威震朝野，名驰宇内，类似于剿灭太平军的曾国藩，受封赏食邑8000户。皇甫嵩并不认为自己的进步跟宦官有什么关系，以为自己是靠真本事和强业绩才受赏，所以没把宦官当回事儿。在一次对黄巾军的作战中，皇甫嵩进入宦6代2号人物、中常侍赵忠的家乡冀州安平县（今衡水市安平县），发现赵忠老家的房子规格超标，于是举报给皇帝，因此得罪了赵大宦官。赵忠这个人特别爱盖房子，而且盖得是又大又高又结实。公元191年，十八路讨伐董卓的诸侯之一韩馥，让出冀州给袁绍以后，自己就住在冀州邺县（今河南安阳）赵忠的家里。196年汉灵帝从长安回到被大火烧掉的洛阳，没地方住，又是住在赵忠在洛阳被烧而不毁的房子里。也就是说，赵忠在家乡、省会、首都，都有豪宅。宦6代1号人物张让，在皇甫嵩封侯后，向皇甫嵩借5000万钱，其实就是要回扣，皇甫嵩当然不会给，因此也就得罪了张大宦官。张赵两个大宦官联手，以皇甫嵩对韩遂作战不利为名，轻松免了皇甫嵩的一切官职，食邑削减为2000户。宦官这么做有其行为逻辑，手里没钱怎么哄爱钱如命的皇帝高兴？30来岁的汉灵帝绝对是个糊涂蛋，信任宦官到把宦官当父母对待的程度，宦官怎么说他就怎么干，根本没把武将当人看，也不把国家或政权当回事。 接替皇甫嵩对抗韩遂的是司空张温。张温是三公之一，比董卓高出好几级。可张温打仗并不在行。这时候，在监狱里呆了四个多月的董卓，因大赦官复原职，做回中郎将。 这是董卓的第三次复起，沾了韩遂的光。 张温在《后汉书》里，连个传都没有，说明范晔根本没把他当盘菜。张温对羌作战，靠的是两个凉州手下，一个是由中郎将升为破虏将军（杂号将军）的董卓，另一个是荡寇将军周慎。董卓、周慎在扶风郡美阳县和韩遂形成了僵持。朝廷催促张温，张温催促董卓，董卓屡战不胜，选择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史书记载：公元185年11月的某个夜晚，一颗大流星照亮了韩遂的大营，驴嘶马叫，韩遂以为不祥，想撤。董卓听到消息，第二天一早就突然发起进攻，一举打跑了韩遂的部队。胜！ 韩遂退至甘肃中部的榆中县。张温以为韩遂跑了，一定溃不成军，于是将十万部队分成六路大军分别出击。董卓认为分兵后兵力不足，就劝阻张温。张温不听，周慎也跃跃欲试，这样周慎这一路成为进击的主力，三万人。不出董卓所料，周慎落入了韩遂的包围圈，被韩遂断了粮草后，被迫扔了辎重逃回。董卓这一路也是三万人，他事先估计到风险，于是留了四千人接应。董卓在甘肃天水郡望垣县北部陷入了包围，一面是河，三面是敌军，进击不得，而且没几天就断粮了。董卓狡诈，想出了一招，他派兵白天假装在河里捕鱼，暗中打了一个大坝，把河水拦住，然后过河撤了。撤了以后，打开大坝。羌军追过来，却被河水堵住，羌人也就放弃了追击。董卓全身而退。这一战应该是战术上的平局，但没达到战役目标，实际是败局。只是因为其余五路都损失更惨，董卓全身而退就显得难得可贵，所以董卓得以封乡侯，食邑1000户。 董卓因张温不听自己的建议、造成行动整体失败，而质疑张温的指挥能力，进而对张温不满。突围以后，张温叫他来开会汇报，董卓拖拖拉拉不到会，到了以后骂骂咧咧，态度很不好，没把张温放在眼里。 这是史书记载董卓不太听话的开始。 张温身边有两个大家熟悉的参军，一个是孙坚，一个是陶谦。孙坚看到董卓这么嚣张，建议张温以不听号令的罪名处死董卓。这是董卓第一次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面临被杀的危险。张温爱惜董卓的战斗能力，没有听从孙坚的话，而且还向朝廷上奏了董卓的功劳。搞得孙坚和陶谦对张温很不满。以上都是史书记载。 董卓出狱后第二次战役，就此结束。生活还得继续，战争还要到来。两年后的公元187年，王国、韩遂、马腾三股反政府武装联合再起十万大兵，气势汹汹进犯陈仓。陈仓隶属于司隶校尉部右扶风地区，是进入皇陵的要道。 朝廷再次起用左将军皇甫嵩和升为前将军的董卓两人平叛，皇甫嵩是主帅。在怎么打的问题上两人存在较大分歧。董卓的观点是“智者不后时，勇者不留决”，意思是不能错过时机，得尽快救援，万一陈仓失守就悔之晚矣。这时候皇甫嵩给董卓上了一课，说了一大堆兵法，什么“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等等，核心就是让陈仓守军先扛着，等到韩遂他们疲惫了，再去攻击不迟。 王国、韩遂这帮人攻了八十多天，硬是攻不下陈仓，不得已撤退了。看韩遂退走，皇甫嵩就要追击。这时候董卓又建议，“穷寇莫追”。皇甫嵩又继续给董卓上课，说，“你说得不对。我开始不进攻，是避敌锋芒；现在追击，是因为他们气势衰落，没什么斗志了，一群疲惫的家伙，哪里是什么穷寇？要不愿意去，你董卓就看家，我独自追杀”。这一战皇甫嵩的部队斩敌首万余，打得韩遂大败。《后汉书》上讲，“卓大惭恨，由是忌嵩”。问题是，董卓惭愧和嫉恨皇甫嵩，别人怎么能知道呢？ 从美阳流星至此，都是史书记载。啰啰嗦嗦重复史书所载的、董卓第三次复起后参加的四次战役，即美阳之战、望垣之退、陈仓之等、追击之闲，想要说明什么呢？范晔的目的无非想说明董卓打仗超过张温，不如皇甫嵩，可仔细琢磨，另有隐情。 首先看美阳之战。双方实力对比，是张温的十万，对韩遂的数万。韩遂的兵力，包括先零羌人、董卓老家陇西郡所属枹罕县和河关县的盗贼、北宫伯玉率领的湟中义从三部分，从凉州总人口46万左右推算，韩遂率领的数万人，最多也就两三万人。张温作为防守一方，兵力要分散些，但是集中五万兵力于美阳，不是难事，从人数上，是超出韩遂的“数万”一倍的。如此实力，董卓竟连续作战不利，却要靠流星取胜，不能不怀疑，董卓有消极进攻的想法。 董卓手下部队的核心成员，也有湟中义从；枹罕和河关，与临洮同属陇西郡，那些盗贼里，有没有董卓的熟人，想想董卓年轻时候，“尝游羌中”，与董卓交好的先零羌的酋长或其后代们，是否在韩遂的队伍中，也让人怀疑。 再深入分析，如果真有大流星，只划过韩遂大营、而不影响董卓大营的马匹，很是奇怪，除非有陨石落在韩遂大营。即便如此，看韩遂这方，在两军对垒的情况下，如果想撤走，不可能夜里亮着火把拆帐篷装车，只能悄悄地，有条不紊地安排后才能撤，这需要好几天。而且越是要撤，越要严密防范偷袭，这是用兵常识。如此情况下，董卓怎么知道韩遂要撤、并且能一击成功呢？董卓出击的时候，距离流星划过，仅大半个晚上的时间，最多只够韩遂开会布置撤退，并不会有实质的搬家行为，更不太可能给董卓以突袭的机会。从韩遂撤走之后张温派兵追击的结果看，韩遂撤退只是一个套，故意败给董卓，假装败逃实则后退设伏。 这一切都是猜测，没有证据。所以对美阳之战，董卓是否故意拖延和勾结，搁置一旁。 其次看望垣之退。 望垣县在今天的甘肃天水，天水郡紧挨着陇西郡，看这段一定要结合封面的地图。董卓率领2.6万人到这里来打先零羌，却被包围，突围不得，这不仅让人怀疑。第一，先零羌总共也没有多少人，2.6万人怎么会兵力不足？第二，这里离董卓的老家很近，他对这一块的地形应该非常清楚，怎么可能不考虑被包围的情况？第三，他本就是为作战而来，羌人部队就在眼前，又为何不打？第四，美阳之战是阴历11月份，追到望垣最慢也应该是在次年2月之前，大西北的冬天，河水却未冰冻，着实叫人怀疑。东汉的天气，不是平均气温下降1-2摄氏度吗？所以，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董卓根本就不想打，联合韩遂演戏，目的是保存实力。战后的骂骂咧咧，无非说你们不了解当时当地的情况，还不及时供给军粮，其实是演戏给张温看。 再看陈仓之等。皇甫嵩和董卓各带2万人，加上陈仓的守军，对抗韩遂的10万大军，明显兵力不足。可董卓却急火火建议要快打，难道董卓真的不懂兵法吗？能随口说出《黄石公·三略》里的原话，说董卓不懂兵法，太不令人信服。况且打了一辈子仗的董卓，不懂以少胜多是小概率事件，绝无可能。第二，陈仓的防守能力，董卓也不会不了解，即便韩遂攻下陈仓也没啥大不了，毕竟他们是来打劫皇陵的，不是来抢地盘的，占了陈仓最后也得退走。第三，皇甫嵩的战术也并不多么高深，让韩遂的汉羌骑兵去攻城，消耗后再打，是再正常不过的战术。可董卓偏偏出馊主意，这明显是给皇甫嵩挖坑，让皇甫嵩吃败仗。而这么做的目的，估计还是与韩遂有勾结。 最后看追击之闲。皇甫嵩的战术思路非常清晰，就等着韩遂疲惫退走再追杀，现在机会来了，董卓却劝皇甫嵩别追，这就太明显是在维护韩遂了。虽然没劝住皇甫嵩，最起码董卓自领这2万人不用参与追杀，这样韩遂的损失也会小很多。 另外，王国的老家，就在临洮县，他和董卓是地道老乡。 综上所分析，董卓这四场戏，说明了他要么是保存实力，要么是暗中与王国、韩遂有勾连，或者兼而有之。而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养寇自重。 董卓后来不在乎韩遂的威胁，执意迁都长安。到长安后和韩遂的关系很不错，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袁绍的关东集团。韩遂接受招安，也是在董卓死后一个多月的李傕、郭汜时期，说明董卓军团和韩遂军团没什么矛盾。之所以董卓时期不接受韩遂招安，是董卓可以用韩遂来打牌，便于随时吓唬汉献帝。董卓死后，李榷、郭汜势力不够，自然也就合在一块了。 那么，董卓为什么突然变的不那么忠于朝廷了呢？ 董卓思想变化的关键时期，还是在公元184年进剿黄巾军失败后，他在狱中的四个月期间，以及望垣之退和陈仓之等中间那两年。 首先，他对东汉整体形势有了更为清醒的判断，那就是东汉政权难以维系了，他发现了自己新的机会。皇帝、外戚、宦官，组团把这个国家搞得人心离散、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国家不久将大乱。185年一个叫阎忠的县令，就曾劝皇甫嵩反了东汉。后来潜伏在董卓手下的郑泰，也早就判断出“天下将乱”，进而“阴结豪杰”。由此可见，看出东汉衰亡迹象、并想趁势而起夺取天下的，不是一个两个。当时具备条件的，只有皇甫嵩和董卓。 其次，他对东汉朝廷没有感情，甚至有很多仇恨。他人生最关键两步，都是花钱买的官，任职也全在老少边穷和少数民族聚集区，干的全是又苦又累又凶险的活，还经常挨整。你是董卓能服气吗？ 不知疲倦的多次征战，可以证明，董卓也曾经是热血汉子。但是在董卓成长的路上，东汉政权没有给予他良好的榜样、足够的信任和温暖。皇帝胡闹、宦官胡搞加外戚胡弄给他的教训，段颎的悲剧结果和张奂的落寞余生给他的刺激，黄巾不停起义和羌人反复造反给他的冲击，面对国家日益衰落，本无大志的董卓不可能不日益失望。 而董卓，对羌人不一定没有感情。羌人爆发起义，起因不都是羌人的错，更多是汉人压迫的结果，来不来就“虽远必诛”的老大思想，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在董卓看来就是没事找抽。羌人作为被迫反抗的一方，会得到更多的同情。韩遂、边章、阎忠这些人，都同情羌人。 再次，东汉朝廷对凉州兵团的军粮供给和军饷发放，一定是不足和滞后甚至长期断绝的，这从董卓在189年初给皇帝写的奏章中能够明确看出，从东汉的税收日趋枯竭、汉灵帝极度贪财上也能推出这个结论。凉州兵团对朝廷的不满，已经压抑在心很长时间了。 最后，董卓在文化上，没有那些皇权至上犬儒思想。《后汉书》第一句话就说董卓“粗猛有谋”，粗，就是不考虑那么细致的事；猛，就是火气一上来，你行我就服你，你不行就滚一边去，战场上养成的实用主义作风，促成了董卓没有禁锢的思维；有谋，就是解决问题有办法，心里头道道多。这样的董卓，怎么可能对腐败得一塌糊涂又没有实力的东汉朝廷保持忠心呢？ 陈仓对敌时，董卓56岁了，表面看，董卓是靠战功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国家栋梁；是与羌族对抗保卫汉族政权的民族英雄；是哪里危险去哪里、到哪里都尽忠职守的好干部。当时的将军，论资历和业绩，也就皇甫嵩可以和他比肩了。可董卓的心理已经起了变化，他不愿意继续当朝廷的走狗，有了自己的想法--保存实力，养寇自重，寻机待变！ 皇帝就是皇帝，谁对他政权有威胁，他有一种本能的敏感。盛世防相，乱世防将，这对皇帝来说是本职专业。一些董卓不听指挥的话传到皇帝耳朵里以后，汉灵帝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公元189年，汉灵帝采取明升暗降小伎俩，调董卓来京师做九卿之一的少府，并且要求把兵权交给皇甫嵩。桓帝、灵帝对待张奂和段颎，就是这么做的，在正常情况下也是对边将一个较好的安置。可少府的职责主要是管理皇帝的生活，以及皇帝身边的宦官。让董卓干这个岗位，分明是让鲁智深去绣花，也不知道皇帝除了调他，是不是还要玩他。这一定是宦官出的主意，因为宦官们觉得这个岗位太好了，所以也以为董卓会满意。这极度刺激了董卓。董卓回信，不去，爱咋咋地！理由软中带硬：“我手下的湟中义从、秦胡士兵拦住我的车，说军饷没发足，赏赐也断了，致使妻子儿女挨饿，不让我走；羌人心肠恶毒、象恶狗一样盯着我们，我只能留下来宽慰他们。如果情况有变我再向朝廷汇报。”这时的董卓，已经不太在乎朝廷了，老子哪也不去，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这和武昌起义后上任的袁世凯是一个心态。心里鄙视朝廷，表面糊弄。 虚弱的东汉傻了眼。灵帝心里明白，确实也不能把董卓怎么样！东汉哪还有实力去和董卓叫板啊！董卓要是反了，那会比韩遂的危害大十倍。皇帝怂了。有些人就是这样，你尊敬他，他叽叽歪歪，以为自己如何如何，啪啪抽了两大嘴巴，老实得很呢。 看皇帝拿自己没办法，董卓的自信心提高了。 皇帝怎么着也得为自己的儿子清除威胁呀！于是，又一道命令，任命董卓为并州牧兼前将军，条件还是把兵权交给皇甫嵩。皇帝的妥协，使董卓更加鄙视朝廷，自信心又进一步提升。同时董卓也动心了，毕竟州牧是土皇帝，全国仅有三个，他是第四个，在那有稳定的军饷和兵源。见皇帝如此软弱，董卓提了一个条件，要带5000骑兵去并州。皇帝也只能无奈同意，只要把他调出凉州就好，皇帝怕的还是董卓和凉州羌人的勾结。皇甫嵩看董卓没把全部兵权交给自己，对董卓很不满。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劝皇甫嵩，借机处死这个敢不听皇帝命令、与皇帝讨价还价的董卓。这是董卓第二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人要杀他。皇甫嵩觉得没有皇帝的命令就杀死大将，不合法且有风险，就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请求武力制裁董卓。可汉灵帝已经无法回复意见了，他驾崩了。 董卓开拔，一边慢慢走，一边看形势变化。走到当过太守的河东郡时，驻扎下来。这时他接到了大将军何进的命令：进京，杀宦官。 董卓盼望的朝局变化，终于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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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手段枭雄本色 公元189年4月，汉灵帝死了。即位的新皇帝刘辩未成年，由其母亲何太后主事。何太后异母哥哥、大将军何进成为权臣第一。何大将军身边有一中年才俊、士族先锋、野心家、阴谋家，袁绍，时年43岁左右。 汉灵帝死时，东汉并存三股势力。第一是外戚集团，以大将军录尚书事何进为代表。何进虽说位高权重，但是毕竟做大将军才5年，家里只有一个弟弟还不团结，各地方没任何根基，底子单薄。第二是宦官集团，以中常侍张让、赵忠为代表。宦官势力经营多年，虽内部也有斗争，但总体上实力比较雄厚，在军队和地方都有大批子弟掌权。第三是士大夫集团，以袁绍的叔叔、太傅共录尚书事的袁隗为代表。宦官集团和士大夫集团的斗争在东汉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两次党锢之祸，出了数百条人命，压了15年的干部，士大夫集团虽完败，但并不甘心，寻机报仇。 宦官集团和士大夫集团的矛盾早已势同水火，不共戴天，宦官的后台灵帝一死，袁绍咬牙切齿定立杀尽宦官、一个不留的目标。宦官们没了合作多年的皇帝，心里没底，所以又着急又害怕，一直在寻找新的靠山，主要是巴结何太后和何进，陪着一肚子委屈和小心。当时的形势是：袁绍不停劝何进杀宦官，张让不停给何皇后磕头，可是何进与何皇后，与窦武与窦太后一样，迟迟达不成共识，于是袁绍建议何进，让边将开进首都洛阳，逼迫何太后下决心。 董卓进洛阳的头三天，洛阳正闹得一塌糊涂，比公元168年董卓随张奂回京时，窦武、陈藩与王甫、曹节的刀兵相见更惨烈，进入直接梭哈阶段。公元189年阳历9月，宦官先杀何进，之后是袁绍、袁术、董旻、吴匡（何进部下）杀干净宦官。外戚集团的何进、何苗被杀，宦官集团的张让、赵忠被杀。外戚和宦官集团一网打尽。 董卓本来是要到并州上任，但是停在距离洛阳200多公里的河东郡不走了。之所以不走了，是预计到朝廷里将会发生大的动乱。之所以有预见，是基于皇帝身体不好，活不了几天了，而皇帝一旦驾崩，立谁为帝是一个问题。无论立谁，士大夫和宦官的斗争马上就会爆发。这个判断，圈内人都能做出。接到何进要他进京的命令后，他留下2000兵马在河东郡，带3000骑兵快速进发。很快何进反悔，董卓被迫停在距离洛阳80公里的渑池。接着他接到袁绍要他”不要停”的密信，董卓继续前进。因朝廷的命令，又被迫驻扎在距离洛阳不到10公里的显阳苑夕阳亭。9月22日夜间，看见南宫火起，知道朝廷有变。知道有变的董卓并未急着动作，足有两天三夜的时间按兵不动。骑兵跑一二十公里路程进洛阳，用不了半个时辰，可董卓没动，明显他在观察分析期待渔翁之利。董卓在京城里不可能没有内线，他任羽林郎、郎中、司徒府掾等时间加在一起，他在京城呆了将近十年，不会没有朋友，给他报信的，除了他亲弟弟奉车都尉董旻，一定也有别人，不排除袁绍。 董卓没有进城，还有一种可能是进不去，大晚上的城门肯定是关闭了，董卓要是强攻，那分明就是造反，骑兵想攻也攻不进去，董卓不会那么鲁莽。由此可以判断，何进和袁绍，了解董卓的性格，只是让他来吓唬人，不会真让他来分杯羹。可是，皇帝在宦官的挟持下逃出了宫，这就给了董卓一个绝好的机会。 说一千道一万，如果不是宦官挟持皇帝出逃，历史根本不会给董卓机会。董卓整天在琢磨如何利用袁绍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机遇终于垂青了这个有准备的老头子，虽然准备不那么充分。 9月25日一大早，已经大致掌握宦官完败情况的董卓，带着3000骑兵赶到洛阳西门，听说皇帝到了北邙，于是赶到北邙山。他赶到北邙的时候，群臣们已经接上皇帝往回走。看见董卓兵来，大臣崔烈直面董卓呵斥，要求退兵避让。这时候的董卓表现强硬，他冲着崔烈吼道，“你们这些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致使国家动荡，皇帝都搞丢了！你们会治理国家吗？还有脸让我退开，你给我滚一边去，信不信我砍死你？”崔烈一看拦不住董卓，只好灰溜溜滚到了一旁，于是董卓面见皇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刘辩见到大军，吓得话都说不完整，倒是9岁的陈留王刘协，镇定清晰地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董卓因此喜欢上了刘协，抱在马上。董卓接上了皇帝，一路顺利进入洛阳城。如此，董卓就有了迎驾之功，气势上占了先声。就这样，借着袁家的势力和皇帝的危机，董卓进京。 当时进京的外将，不止董卓。比董卓早到的，还有原并州刺史、现任执金吾的丁原，东郡太守桥瑁（前太尉桥玄族子，袁绍派)，泰山郡太守王匡（曾是何进的掾，袁绍派）的手下鲍信，到并州募兵的张辽等。董卓进京后盔明甲亮，耀武扬威，引起了鲍信的警惕，鲍信建议袁绍，尽快处决董卓，否则后患无穷。这是董卓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三次有人要杀他。史书记载袁绍没敢动手。 只有3000骑兵的董卓，并不具备控制局势的绝对实力。简单一算便知。虎贲中郎将袁术，掌管1500名特种兵；羽林左右监，掌管1700名骑兵；执金吾丁原手下720人；羽林郎128人；丁原带来的并州兵至少1000人；桥鲍张三人新募3000人；卫尉统领南北宫守卫2704人；何进和袁绍袁术的家兵不止2000人；西园八校尉3000-4000人；北军五营4781人。光京城就至少2万军队。另外，皇甫嵩在扶风陈仓一带驻扎3.5万兵马（其中1.5万曾是董卓的手下）；盖勋（凉州籍官员）在长安驻扎1万兵马。 可是，京城驻扎2万余人的部队，因刚刚发生的政变，变得无所适从。大将军死了，新募之兵不知听谁的。受宦官和何进影响很深的西园军、北军五营，因大将军何进、车骑将军何苗、宦官都死了，也不知听谁的。群龙无首，人心惶惶，这时候最重要的是抓住皇帝，可是袁绍没有去迎接皇帝，而是在诛杀宦官伪诏任命的司隶校尉樊陵及河南尹许相。 袁绍还没从诛杀宦官集团的劳累和兴奋中调整过来。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一网打尽，剩下的只有他叔叔袁隗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多年夙愿实现，袁家的真正兴起只在旦夕之间。他太兴奋了。万万没有想到，曾经袁家故吏的董卓，一个强硬的黄雀，开始了他的创业。 董卓在体制内创业的班底，除了在洛阳有3000兵马，河东郡驻扎有2000兵马，陈仓有1.5万态度不明的前部下，剩下的优势就是紧紧抓住了皇帝。但是这个皇帝刘辩，以及何太后，跟董卓没一毛钱关系，从来都没见过面。况且大臣中的一把手袁隗，还是他曾经的老领导，董卓想要翻天，有难度。权力上，宦官和外戚覆灭后，士大夫集团不会允许其他势力与自己争权。政治上，以并州牧兼前将军的身份进京的董卓，只是一个边将，在朝廷里没有多少根基，京城的部队不会听他的。 所有的困难在董卓的眼里，那都不是事儿，很可能在进京的路上、出兵接皇帝之前，他就有了预案。别人看董卓是突然翻脸，在董卓看来只不过是突然提速，思想变化的过程早已完成。在勇气这一点上，董卓比张奂、张温强太多，一丝犹豫和恐惧都没有，紧紧抓住了历史机遇，也就创造了历史。高手过招，玩的就是心跳。 董卓的目标，借坐收渔翁之利之机，快刀斩乱麻，控制朝局。所以，一出手就是组合拳，而且是多管齐下。 第一招，恐吓。所谓恐吓，就是让凉州士兵半夜偷偷出城，大清早再堂而皇之地进城，造成凉州兵大规模进入洛阳的假象。这么来回搞了四五次。想想看，大清早铁骑四入，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而且好像人越来越多，洛阳老百姓，能不心惊肉跳嘛！京城当官为将的，能不胆颤心惊嘛！ 第二招，收买。董卓进京时的职位，是并州牧兼领前将军。董卓做过五年的并州刺史，对并州将士很熟悉，现在以并州牧的身份管理并州兵士名正言顺。丁原的新职位是持金吾，反而管不着并州将士。无论丁原想不想插手军事，董卓也不可能让他活着，在谁都没有准备、只有董卓心里明白的时候，处死丁原，无非是让谁去干的问题。做人没有底线的吕布，前脚认董卓为干爹，连理由都不找，后脚就杀了丁原，被封骑都尉。骑都尉对于朝廷来说，不是什么大官，但对刚从外地进京的一个小主簿吕布来说，以巡查监督羽林骑兵为职责，可以在皇城耀武扬威，以前想都不敢想。而且一下子级别比两千石，年薪1200石，还攀上了董卓和袁隗全国军政最高的两个领导，吕布刚开始都美出鼻涕泡了。京城里的并州兵一下子归了董卓。董卓做事非常准，全是对准七寸入手。当时全国能打的汉人部队，数凉州兵和并州兵。并州兵的七寸在吕布身上，拿下吕布，等于拿下了并州兵。 第三招，升官。董卓以并州牧管理朝廷的事，名不正言不顺。可要想当朝廷的大官，最起码得有空缺啊！这难不住董卓。《三国志》里说，董卓以久旱不雨为由，把司空刘弘免了，董卓做了三公之一的司空。《后汉书·孝灵帝纪八》记载：自六月雨，至于是月。也就是说，洛阳已经连下了两个多月的雨，直到9月25日早才停。理由虽然不成立，但是这个理由一下子就吓住了广大的官员：只要我董卓说没下雨就是没下雨，你这下了不算，我们凉州和并州没下。董卓进京是何进下令的，但是中间又以皇帝的命令阻止董卓进京，也就是说，董卓进京是违法行为。可这事因救驾之功没人再提。如果董卓想当官，总不能自己找皇帝直接要吧，谁在朝堂上提出来呢？如果提出来，太傅袁隗不同意可咋办？董卓敢杀了他吗？肯定不敢。外边还有老袁家一大堆门生故吏和上万士兵呢！《后汉书》里说是董卓暗示朝廷才得到的任命，可董卓暗示了谁却没说。这个事想都不用想，不需要暗示，是早就商定好的回报，是袁隗主动的行为。董卓进京，是袁家安排授意的结果，董卓此时还是袁家阵营里的一员，袁隗这样安排自然有袁隗的道理，这样董卓才能达到目的。 第四，清算。把皇宫搞得这么乱、皇帝都不安稳，谁的责任？总要个说法吧？责任当然在宦官集团，那么都谁顺从了宦官集团？北军五营和西园军，多数是洛阳官宦子弟构成。由于宦官专权多年，五营士兵里宦官子弟少不了，从大将军窦武诛灭宦官失败，到袁绍认为五营士兵很多听宦官的讲述可知。西园军本来就是宦官蹇硕控制的部队，里边的宦官子弟更少不了，冯方、曹操就是例子。宦官和袁术吴匡对抗、吴匡和何苗激战，哪些人站在宦官立场，一查便知，如此杀几个代表，再加上现在外戚和宦官都没了，稍微加压自然也就听董卓的了。董卓威名在外，就凭得到上千万赏赐自己一分没要这件事，就知道董卓待兵不薄，面对貌似强大的凉州兵团的威压，暂时无首的士兵自然愿意归附董卓。 如此情况下，除了鲍信带兵离开，京城的野战部队，基本被董卓控制（虎贲和羽郎未必）。 第五招，也是最最重要的一招，就是废立。废皇帝刘辩，立刘协为皇帝。何进被杀，是公元189年9月22日傍晚；董卓见到刘辩，是9月25日晨；立刘协为帝，是9月28日晨，旧历九月初一，甲戌日。也就是说，从见面到废立，董卓总共只准备了3天时间。一直手握大权的霍光，废昌邑王，还等了7天。董卓刚刚进京，就直接换了老板，果然是军人速度，霹雳手段。估计当时的朝臣都蒙登转向了！紧接着，9月30日，杀了刘辩的老妈何太后。那几天，真的是比电视连续剧还令人耳目一新、瞠目结舌、胆战心惊。 皇帝废立这么大的事，难道没有人反对吗？有。第一个就是袁绍。9月26日，皇帝回京次日，董卓征求袁绍的意见，袁绍未正面回答，只说要回去与叔叔商量。董卓说，“难道我的刀不锋利吗？”袁绍回复，“天下健者唯你一人吗？”，之后持剑作揖出了门，带上老婆孩子，直接离开洛阳，跑了。第二个反对的，是在9月27日朝会上，提出意见的尚书卢植。9月28日，董卓直接颁布何太后签发的文件，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们别人的意见，俺老董根本就不想听了。当时在场的，有袁隗、杨彪、黄琬、张温等等一大堆士大夫，没人反对。 顺利立了新皇帝，董卓有功，很快升太尉--相国。相国在整个四百年的汉代，萧何、曹参、吕产、董卓四人干过，曹操也只是丞相。太师，在整个东汉，只有董卓一人干过。 第六招，封官。 刘协当了皇帝以后，立刻要求从三公到黄门侍郎，每家出一个人为郎官，填补宦官留下的空缺。这条命令，大得官心。第一，大汉朝再也不用宦官了，以后就没有宦官祸害国家了；第二，一家一个郎官，意味着每家都有子弟可以当县令县长了，没工作的孩子有了前途。谁都知道，9岁孩子的命令，是董卓的意思，得感谢老董。 10月，朝廷任命名声很大的弘农杨氏家族首领杨彪为司空；把因党锢之祸闲呆了二十年、曾治理豫州政绩天下第一的黄琬任命为司徒；任命治理幽州业绩突出的幽州牧、皇族刘虞为大司马。大司马是名誉职位，刘虞在幽州也过不来。这三位，都是在当时名望极高的贵族。 提拔河南尹王允为九卿之一的太仆，让他管理全国畜牧业。 任命袁绍的“奔走之友”、敢于与宦官作斗争、多年四处躲藏的何颙为董卓自己府里的长史。任命周毖为吏部尚书，伍琼、郑泰为尚书。 征召大名士入朝做官。大儒荀爽任光禄卿；弹琴一流、旷代异才的大学问家蔡邕为侍中。不久黄琬、杨彪、荀爽为三公。 淘汰贪官污吏，由周毖、何颙、郑泰、伍琼、许靖负责。周毖，是董卓与韩遂对抗时，同事周慎的儿子。郑泰，是在《后汉书》里有传记，判断天下要乱并阴交豪杰的大款。许靖，就是评价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许劭的堂哥。 第七招，平反。给反抗宦官、在党锢之争中失败被杀的带头大哥窦武、陈藩平反。184年解除党禁，这两人却未平反，这个事压在士大夫集团的心坎上。给他们平反，不仅是给他们的后代带来更好的发展出路，也把压在士大夫心头上那块郁结的大石头搬开了，因为平反意味着对宦官的斗争没有错，既不是结党，更不是叛逆。平反的戏味很足，董卓带着杨彪、黄琬等人拿着刑具跪在大殿外，乞求皇帝同意，不同意就不起来，甚至要给自己上刑。皇帝能不听董卓的吗，当然同意。董卓为民请命的高大形象树立起来。 第八招，控制地方。任命一些有贤名但是受党锢之祸迫害的人到外地做官。董卓刚开始对何颙、周毖等人深信不疑，对他们推荐的人也一概重用，包括任命韩馥为冀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刘岱为兖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等。就连急火火跑了的袁绍，也被任命为渤海太守。而董卓自己的亲属和掾属，一个也没任用，最多是在部队内部调整。 一时间，士大夫们感觉一个英明之主忽然到来，一个盛世即将来临。这么多年，这样的人事安排，从皇帝到地方官，从平反到纳贤，不正是士大夫集团翘首以盼、士族百姓真心向往的吗？ 第九招，控制皇甫嵩和盖勋。董卓大权在握，但心里并不踏实，朱俊和卢植（都在平定黄巾起义中立有大功）当时已经在洛阳，不足为患，但是外边还有两个牛人，不得不防，那就是皇甫嵩和盖勋，他两人手里可有四五万将士呢。董卓以皇帝名义诏他俩进京。本来皇甫嵩可以不来，可以直接打出旗号反董卓，但是他一没有皇帝命令不敢干，二来董卓留在扶风的那些人马，也不一定听他的，有董卓这棵大树，犯得着和你皇甫嵩谋反吗！所以皇甫嵩选择了服从。盖勋真不想来，他找过皇甫嵩，要一块反董，但皇甫嵩不干，他孤掌难鸣。他们两个都老老实实进京。 所有这些事，董卓没花自己一分钱，就与士大夫集团交了心、结了盟，你说士大夫集团能不拥护他吗！等大家都拥护了他，才发现，在朝廷里，想不拥护也不行了，因为已经不具备反抗的实力了。 以上这些事，董卓只不过用了两三个月。 可是，公元190年3月，袁绍还是起兵了，他聚拢了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气势一时很大。正巧，黄巾军的余部“白波贼”在洛阳正北方、并州的西河郡起兵，攻破了河东郡，灾民涌入三辅。董卓派自己的女婿牛辅攻打白波军，失利。如果“白波贼”随着难民进入三辅，那么洛阳的东西南北都会遭到攻击，这时候董卓有些害怕了，想来想去，不能和老家凉州断了联系，于是，决定迁都长安。长安在东汉初年被赤眉军焚烧，作为都城条件不太好，杨彪和黄琬不同意迁都，周毖伍琼坚决反对，董卓快刀斩乱麻，杀了周毖和武琼，免了杨彪和黄琬，坚决迁都。刘秀、赵匡胤前思后想、瞻前顾后的事，董卓三下五去二，说搬就搬了，从决定到出发不到二个月。朱棣从决定倒迁都北京，准备了15年。董卓只准备了一个多月。对于不想搬的，一把大火把你家烧了，这下断了所有人的后路。搬迁很顺利。 不得不说，董卓上台以后，到迁都之前，所作所为，正是以前该做而未做的，也是士大夫集团想做而没做到的。董卓至此，没什么可以被指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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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立皇帝应不应该 上一章，部分读者会对董卓废立有一些如鲠在喉。董卓做了一系列的好事中，出来了一个不那么被认可的事情，就是废立皇帝。废，是废汉灵帝嫡长子刘辩；立，是立庶出的陈留王刘协，即后来的汉献帝。不认可的原因，一，是废立违反了圣人制定的嫡长子继位原则；二是刘辩没什么错误，属于无端被废；三是废立的目的是董卓为自己更长时间掌权，动机邪恶。 废立这个事说来实在太复杂，历史观和世界观不同的人，得出的结论也不同。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不能用现代标准来衡量，如果那样，几乎所有的历史都要重新评价了。要想站在历史的角度，就必须了解董卓之前的人，和其后不久的人，他们的废立原则。 董卓的问题，主要出在“废”上。废了刘辩以后，立的是汉灵帝剩下唯一的儿子，没有立第三人，所以立刘协没问题。不过废和立有相关性，如果立的好，废就显得不是啥大事；如果立的那个还不如被废的那个，不是错也是错，甚至是错上加错。因为历史对汉献帝评价不错，也说明立刘协没什么问题。所以本篇着重讲废刘辩的对错。 讲对错必须有标准，但是古人对“立”有标准，对“废”没有明确标准。“立”的标准是圣人所言，“废”的标准是参照历史上的案例。霍光废昌邑王刘贺，就是参考商朝伊尹废太甲的案例。 评价董卓废立的对错，先从汉灵帝的俩个儿子说起。 东汉中后期，皇帝没儿子或儿子早夭比较普遍，所以，汉灵帝的这两个儿子，一出生就受到朝野关注。汉灵帝长子刘辩，公元189年14岁，也有史书说17岁；小儿子刘协，当时9岁。 刘辩的生母姓何。何皇后的母亲，带着前夫的儿子朱苗改嫁到屠户何家，当时何家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叫何进。也就是说，何皇后姐妹出生在一个重组家庭。何皇后与何进是同父异母，与朱苗是同母异父。朱苗就是何苗，不过何进和何苗没有血缘关系。屠户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是因为古人吃肉算奢侈，历史上屠户中又出过聂政、专诸、樊哙这些名人，所以屠户的社会地位比一般农民要高一点，而且有些钱，类似于现在的奢侈品销售商，给人感觉比卖日用小百货的要高档。何进家在南阳宛县，是帝乡。帝乡和帝都是出宫女的地方，经常有宦官来此地选宫女。窦武被诛杀以后，宦官再也不愿意接受六大外戚家族出身的皇后，开始扩招。某年，家里主事的何进，通过南阳老乡、宦官郭胜的关系，花钱把妹妹送进了宫，目的当然是卖妹求荣。何妹妹长得高挑漂亮，公元176年生了皇子刘辩，何女士因此成为何贵人。东汉中后期皇子都难以成人，因此有将皇子放到民间抚养的习俗，刘辩就在一个道士家里长大。由于年少时缺乏管教，所以给人以不够端庄的感觉，史称“轻佻”。想想北宋皇帝徽宗赵佶就能有印象。 刘协是王美人所生。王美人出身于世代为官的士大夫家族，长相秀美，性格温和，各方面素质明显高于屠户家庭长大的何女士。 180年旧历12月，何女士晋升皇后，成为后宫一把手，很快把何进的另一个妹妹嫁给了大宦官张让的养子，这样就与宦官勾结在一起。为防止再有其他嫔妃生下皇子与刘辩争夺皇位，早在生了刘辩之后，她就开始利用宦官和宫女监视妃子，凡有妃子怀孕，就下手做掉。王美人不幸怀孕，担心被害而吃了打胎药，可孩子还是生了下来了。生下孩子后，何皇后愤恨不已，一碗毒药就把王美人送上了西天。这件事惊动了汉灵帝，案子很快告破，灵帝要废了何皇后。以张让为首的宦官们，一边苦苦求情一边大把捐钱，贪财的灵帝无耻地放过了何皇后。为防止刘协被害死，灵帝把小儿子托付给自己的亲妈董太后抚养，刘协就在皇宫长大。因为成长环境较好，刘协性格温和，举止端庄。 汉灵帝喜欢老二刘协，不喜欢老大刘辩，有心立刘协为太子。可刘辩是嫡长子，且其舅舅何进是多年的大将军，何苗是车骑将军，何家又与宦官相勾结，搞不好会弄得鸡飞狗跳，没正事儿的汉灵帝很为难。对长子不认可，他就扶持刘协。刘协这一派，有董太后、董太后的侄子骠骑将军董重、大元帅宦官蹇硕、以及部分宦官支持。为加强蹇硕的权力，灵帝还新成立西园军，交给蹇硕管理，同时赋予蹇硕管理全国军队的权利，包括何进的大将军。也就是说，刘辩有嫡长子优势、轻浮的劣势，何皇后、军队中第二人物何进、第四号人物何苗支持；刘协处于庶子劣势，但有品行端庄的优势，有灵帝中意，董太后、军队中第一号人物蹇硕、第三号人物董重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灵帝该立谁为太子呢？ 首先要看圣人定皇储的标准。 中国从秦到清，立皇帝或太子，一般标准就是《春秋.公羊传》所讲的：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首先立皇后生的嫡子，按年龄从大往小确定；如果没有嫡子，就按其他生了儿子的妃子的尊贵等级确定立谁。 如此，铁定应该立刘辩。如果灵帝不想立刘辩，就应该把何皇后废了，追封王美人为皇后，也是个话。既然他没废何皇后，那就应该刘辩继位。 可是，《春秋经》有三个解释版本，除了公羊传，还有左传和榖梁传。《左传》对于继承制的解释就有不同：有嫡长子则立，嫡长子去世，有弟则立弟弟，没有就选年龄大的其他皇子，年龄一样就看谁贤明，都差不多那就算卦决定。袁绍立继承人时，谋士沮授就按《左传》的标准劝说袁绍：年均以贤，德均则卜。如此，也不影响嫡长子刘辩的地位，但是，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一本书主张看谁的母亲级别高，另一本书主张看哪个皇子的年龄大，这两本书不同的意思表达，给后世留下了困惑和口实：既然圣人的标准都不统一，意味着圣人的话可听可不听，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关键是要了解圣人的本意。那么圣人的本意是什么呢？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第一，因为皇后往往是世家大族，立皇后生的嫡长子不但基因好，还能取得皇后家族的支持，利于政权稳定。第二，谁贤谁不贤，这个事说不太清楚，与其公说公有理，不如建立一个看得见的标准，省着内斗。全是有利于稳定。 由此可知，按圣人的意思，立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本意，即稳定原则；第二个是形式，即顺序原则。 中国历史实践中，顺序原则并未得到彻底执行。中国历史上有四百多位皇帝，嫡长子继承的大约占40%，其余60%原因多样，比如皇帝根本就无嫡子或无子。但是那40%的嫡长子也有诸多变通。比如继承刘秀皇位的刘庄，本来他并不是嫡长子，后来刘秀废了郭皇后，立阴丽华为皇后，又废了郭圣通生的太子刘强，刘庄才变成嫡长子。换句话说，皇帝想立谁为继承人，只要把谁的母亲立为皇后，或者把谁交给皇后抚养即可。汉明帝把贾贵人生的儿子刘炟交给马皇后抚养，刘炟就成为第一继承人，即汉章帝。汉章帝把梁贵人生的儿子交给窦皇后抚养，这个孩子就成了汉和帝。所以即便执行了嫡长制，也是变通之后才达到40%。 东汉第四位皇帝汉和帝去世后，邓绥邓太后就没有立其长子刘胜而是立了次子刘隆，原因是刘胜有痼疾。如果一定要立一个病秧子为皇帝，邓太后真是疯了。 西晋司马炎倒是坚决执行了嫡长制，把弱智的嫡长子司马衷（其哥早夭）立为皇帝，结果司马衷在位时发生了八王之乱，把国家搞崩溃了。这说明圣人确定的顺序标准，有时行不通，如果坚持这么干，很可能掉坑里。其实司马炎要不是被司马衷的老婆贾南风蒙蔽，也不会坚持嫡长子制而立司马衷为帝。谁都知道，嫡长子如果真不行，坚决不能立。 汉灵帝不可能不知道东汉的历史，可立谁都难以稳定，这很让灵帝苦恼。清官难断家务事，荒唐的灵帝把难题留给了后人，自己撒手归天，至死未立太子。灵帝死后，何皇后变成何太后，何太后监国摄政，自然她生的儿子刘辩称帝。忠心的大宦官大元帅蹇硕为完成灵帝遗愿，要诛杀何进，再立刘协为帝。密谋泄露反被何进所杀，何太后控制了朝局。何太后专权，引起了董太皇太后的反对，于是皇帝下诏，要把董太皇太后赶回封国，老太太抑郁而死。董重也被逼自杀。 大乱了一阵子，看似平静了。但是，给世人留下三个口实：其一，何太后曾经是杀人犯，这样的皇后合法吗？皇帝能给她留条性命就不错了，她的儿子怎么能继承皇位？况且，如此必然是外戚专权，东汉受外戚之苦历历在目，还要重演吗？其二，何太后对婆婆不孝敬，有违人伦和以孝治天下的传统，这样的女人不配监国摄政。第三，如果何太后不配当太后，那立刘辩就是错误。而刘协端庄有度，历经打胎而不掉，是不是真命天子啊？况且如果刘协继位，就没有外戚问题。何进在时，没人敢当面说出来，可是现在何进和何苗都死了。 董卓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其中的沟沟坎坎，所以他是带着自己的主观意识来的。在北邙董卓第一次见到了刘辩和刘协，验证了自己心中的印象。 董卓仅从历史恩怨和感官上认为刘协更合适，就急火火地废立，恐怕不是董卓的作风。因为废立是大事，董卓又刚刚进京，基础根本不牢，没必要冒大风险，更犯不着着急，稳定一下局面再出手毒死刘辩，更符合董卓的利益。那为什么董卓要急火火废立呢？从上一章看，董卓为结好士大夫集团，采取了一系列收买人心的人事安排，如果废立没得士大夫的支持，他真没必要搞那么大动静。之所以要急办，很可能是在很多士大夫的心里，支持和祈盼立刘协为帝。如果刘协为帝，就没有人追究何苗被杀的责任，否则一旦刘辩长大，很可能会清算舅舅何苗和姨公张让被杀的旧账。皇帝的嘴就是棉裤腰，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必须得提防。同时立刘协为帝，最大的受益人是士大夫集团，因为刘协是个小孩，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只要设辅政大臣，那必然是士大夫一统天下。是听何皇后那个歹毒的女人的，还是听袁隗、杨彪的，勿容置疑群臣更愿意选择后者。 这才是董卓废立时的生态，最起码是袁隗的想法。 要立必须先废。再看看古人废皇帝的案例。商朝伊尹的例子太早了，王莽走的基本是这个路子，所以引用他的案例不行。另外董卓的废，不是废了皇帝自己干，而是另立其他皇子。这与后世曹丕废了汉献帝，李世民废了老爹李渊，赵匡胤废了后周柴宗训，有本质的不同，所以参考历史上的废立，只能参考内部废立，不能参考王朝更替的废立。 董卓之前有代表性的内部废立事件有三个，从这三个事件中，可以总结出废的标准。 第一个是比董卓早九百年的祭仲的例子。春秋初期，公元前701年，郑庄公去世，权臣祭仲拥立郑庄公长子公子忽继位，为郑昭公。但是势力更强大的宋国不同意，抓了祭仲，要挟祭仲立宋国的女婿、郑国老二公子突，并向公子突要好处，不然就灭了祭仲和郑国。祭仲无奈只得废忽立突。祭仲废公子忽，是为了维持郑国存续，也有保全自身性命的因素。对于这次行为，历史评价不一。《公羊传》认为，祭仲是对的，因为他这样做使国家免受侵犯，又保全了公子忽的性命，应该表扬。《榖梁传》则认为祭仲贪生怕死，意思是批评祭仲没有坚决执行嫡长制。 《春秋》的不同解释版本，有不同的评判，又一次说明圣人的观点不统一。《公羊传》既坚持嫡长子制，也赞同祭仲的做法，实际是以国家利益为更高原则。圣人并不教条，在国家利益面前，嫡长制必须靠后。如果国家政权都不存在了，废和不废根本没差别！《榖梁传》评价祭仲贪生怕死也没毛病，那是站在评价祭仲个人的角度。如果站在郑国的角度，又假设祭仲宁死不屈，郑国被宋国打败后公子突上位，或许还会一边表扬祭仲是硬汉，一边骂祭仲为了自己的名节而不顾国家利益，是个不知孰轻孰重的糊涂蛋。 这个例子说明，并无过错的公子忽被废，遵循的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第二个例子，是吕后废孙子前少帝，周勃、陈平废后少帝、立汉文帝刘恒。 刘邦的老婆吕后，在儿子汉惠帝刘盈死后，立3岁的刘恭为皇帝，自己掌权。这孩子长到7岁，知道了自己母亲被吕后毒死的情况后，有一天就说了句真话，意思是自己长大了，要给母亲报仇。吕后听说后，果断以皇帝有病为由，在朝会上提出要废掉皇帝。大臣们有谁会为一个小孩子得罪当朝的太皇太后呢，都表示理解支持，于是就废杀了刘恭。太后主持、皇帝有病、群臣不反对，皇帝就被废了。真病假病，没人在意，原因不重要，大家没意见才重要。吕后另立刘盈的另一个小儿子为帝，即后少帝。 吕后废前少帝，在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只是走了一个过场。但是，即使是走过场，还是要经过程序，否则大家不买账岂不寒碜。 吕后去世，周勃、陈平他们铲除诸吕，之后废了后少帝。为什么要废呢？一个原因是后少帝的皇后是吕家人，继续让他当皇帝有隐患；第二个原因是听说刘盈的儿子都不是刘盈生的，是吕后为篡权而让宫女和吕家男人生的孩子；最主要的，是继续让他干，辅政的会是刘姓成年人，比如为铲除诸吕而起兵的刘盈的侄子刘襄、刘章，而刘襄的舅舅凶狠残暴，刘章的老婆还是吕家人。少帝是不是刘盈的孩子，没谁知道，为了证明，想让自己亲哥哥称帝的刘章，和刘氏宗族的宗正等人提供了口头证明材料，史书于是记载“刘盈无子”。史学界对此表示怀疑，反正司马迁认为，所谓刘盈无子，只不过是为废掉后少帝找的理由而已。但人家硬是证明了，而且结论有效。看来只要找个理由，证明立 是错的，且大家认可，就可以废了你，理由真伪、成立不成立并不重要。因此，除了程序原则和认可原则，纠错原则，也是皇帝被废的原则。 有人说要想废皇帝，什么标准理由都不重要，权力才最重要。权力足够大，推翻皇帝自己干也可以；权力较大，想废谁废谁；权力不够大，废哪个都有人说三道四。所以废皇帝的事，只是大自然的丛林法则。不服，就像袁绍那样闹呗！话虽这样说，事实也差不多，但是每人心里有杆秤，有没有道理，是对还是错，还是可以讨论的，这与能不能是两回事。 废了后少帝后，之所以立刘盈的弟弟刘恒，看重的两条：第一是刘恒的母亲薄家人丁不旺，刘恒只有一个舅舅薄昭，还比较老实，不会出现外戚专权的情况；第二是刘恒比较厚道谦恭。刘恒就是后来的汉文帝。由于汉文帝创下了“文景之治”上半段的太平盛世，当时和后世对他评价都很高，无疑给周勃陈平的废立又加了分，所以效果原则也是废立的原则之一。 第三个是西汉霍光废刘贺的例子。 汉武帝死后，儿子刘弗陵为皇帝。刘弗陵死后无子，霍光等人拥立18岁的昌邑王刘贺为帝。短短27天后，霍光主持，废除刘贺皇位。表面原因是昌邑王27天犯了一千多个错误，什么与宫里一个歌女睡觉啦，什么不封功臣只封近臣啦，什么下诏书向地方政府要贡品了等等。刘贺所作所为，是不是错误，按什么标准认定是错误，因为没给刘贺抗辩的机会，所以后世只能听霍光的。给刘贺机会刘贺也不敢抗辩，否则霍光立刻就能找出一万个错误，拖也能把他拖崩溃，杀他也就是一句话的事。18岁的刘贺能玩过老官僚大权臣霍光嘛！刘贺被废的根本原因是不懂人情世故，根本不依靠霍光这个大佬。当霍光以年老多病为名请假休息，目的是以退为进、试探刘贺的态度时，没想到刘贺竟善良地同意了，如此把他晾在了一边，这让霍光有子系中山狼之愤和大权旁落之险。观察了几天，找出了年轻皇帝的错误之后，霍光决定动手。先是私下与自己的亲信干将田延年和右将军张安世商量，沟通一致后，召集大臣们开会。会上霍光引用伊尹废除太甲的案例（他是在王莽之前，故可引用伊尹之例），以证明自己的这一举动，既有先例可循，又毫无私心。群臣当时都不说话。其实不说话就意味着反对或者不那么赞同。这个时候田延年按剑慷慨陈词，“谁不支持，我斩了他”。如此，谁敢反对？大家只能表示赞同。对于这个事不会没有反对的人，别个不说，刘贺从老家带来的两百多官员，包括汉宣帝时被任命为渤海太守的龚遂，肯定会反对，可连参会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也就团体失声。集体的意见报告了太后，也就是霍光的外孙女，一个仅十五岁、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小屁孩。小屁孩批准后，大兵包围皇宫，霍光亲自摘下刘贺玺绶，直接把他送回老家，皇帝变成了海昏侯。 因为霍光立的汉宣帝刘询政绩很突出，开创了“孝宣中兴”的局面，所以废刘贺显得很正义。要不是霍光果断废立，我们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如果霍光立的新皇帝还不如刘贺，恐怕历史又要说三道四了。 历史上对霍光的评价还不错。班固把他比作周公；司马光说他专权，但整体上是个忠臣；苏轼说在废立一事上，他有志向、有进取心、有作为、有担当、有气节。因废立而骂霍光“无道”的人，只有一个人，就是当时的酷吏严延年。不过可以理解，因为他是刘贺的老丈人。 综合以上三个案例说明，废皇帝，有五个标准或原则：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第二，是效果原则，即新皇帝比前皇帝更有利于国家稳定或发展；第三是纠错原则，原先的立错了，必须纠正。第四，程序原则，必须经过朝会，太后同意。第五，多数人没意见原则。至于理由，随便找。 霍光立了有业绩的好皇帝汉宣帝，就能证明霍光废皇帝没有错吗？如果霍光没错，意味着只要有人站出来，说他能立一个更好的皇帝，就可以废了在职皇帝，那天下岂不是大乱？这是一个历史无奈的话题。有谁能保证自己提名的皇帝将来就一定是最好皇帝呢？历史不容假设，只能看结果。一般说来，一旦立了一个皇帝，其余的被提名者很难在竞争失败后还能当皇帝，又怎么比较呢？除了汉宣帝刘询，真的在汉室宗亲里找不出比刘询更合适当皇帝的人，这也未必，可如果“更合适的人”真的当了皇帝，就一定比汉宣帝强，同样谁也不敢打保票。康熙立储，立的是四阿哥胤禛，可当时群臣选择的是贤王八阿哥胤禩，历史不允许八阿哥当皇帝以证明他更合适或不合适。清朝后来的咸丰帝，能力明显不如恭亲王奕訢，可奕訢没机会证明自己可以成为一代明主，所以不能说道光皇帝立错了下一任皇帝，即使这么说，也还是效果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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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为达到实质标准，都很注重前期的考察，考察的标准，往往是持重端庄、仁厚明理这些儒家推崇的品质。实践证明，以长不以贤的原则并不完美和管用。光武帝刘秀之所以废了前太子刘强，立刘庄为太子，不仅仅是因为刘庄的母亲是阴丽华，更是看重刘庄聪慧明理这一特点，这在刘庄一语点破度田事件中的猫腻和臧宫剿匪失利原因两件事中得到证明。度田事件，是刘秀稳定政权后推行的清产核资，清查全国土地和人口数量。但是南阳和洛阳的清查工作进行得很差，腐败丛生，刘秀不理解。12岁的刘庄说，南阳是帝乡，洛阳是帝都，这两个地方皇亲国戚多，地方官不敢深查，这才是数字不真实的原因。一语点破刘秀，刘秀对刘庄一下子就高看一眼。臧宫剿匪，是臧宫围攻原武城，久攻不下。刘庄就说，臧宫一点活口都不留，守城的人肯定死守，必然难打，只要围三缺一，就会有人出逃，如此派个亭长就能轻松搞定。15岁的刘庄有这个见识，刘秀当然很兴奋，当年就立他为太子。由此可见贤的重要。如果有人举隋炀帝的例子，来说贤与伪贤难以分辨，只不过是借口。当爹的不知道自己孩子长时间欺诈自己，只能说当爹的不称职。 跋扈将军梁冀毒死汉质帝以后，想立准妹夫刘志为皇帝，目的自然是亲上加亲后，继续揽权。太尉李固等大臣都不服，提出立年龄更长、血亲更近的清河王刘蒜为帝，在朝会上与梁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刘蒜的性格，端庄持重，严明有德，动止有度，得到大臣的倾心。可在外戚和宦官勾结下，还是立刘志为帝。刘志一生实质掌权8年，性格放荡，除了诛杀梁冀还不错以外，党锢之祸，纵容宦官、卖官鬻爵，坏事做得太多，是一个带着东汉走向深渊的皇帝。那么，历史怎么看待梁冀对刘志的立和李固对刘蒜的立呢？明显是认为梁冀立错了，应该立刘蒜。李固立的正确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性格上刘蒜更符合对皇帝品行的要求—贤，也因为这个品质，才容易达到实质标准中的国家政权稳定。梁冀的错立，主要是因为实践证明汉桓帝昏庸，是事后的结论。未当上皇帝的刘蒜，以当时的品德，战胜了当上皇帝后刘志的现实表现，是一个可能或理论的好皇帝，战胜了一个事实的坏皇帝。这种史观，是延用了实质标准和效果标准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汉桓帝能成为汉宣帝一样的明君，历史评价肯定改变。这难道有错吗？说你不行你不信，偏要干，最后结果如何？时间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历史上的著名帝王，汉武帝刘彻靠“金屋藏娇”当上太子、唐太祖李世民靠政变夺得皇位、赵光义靠“烛影斧声”兄终弟及、明成祖朱棣直接起兵造反称帝、康熙皇帝靠熬过天花取得皇位，按圣人的标准都不合法，但实践证明效果很好，国家稳定，发展壮大，比什么都重要，谁再说要是立谁谁谁为皇帝就更好，没有意义。 弄清楚废立的标准，再来看董卓的行为是否符合废的标准。 先看废的过程。 董卓9月25日看刘辩不顺眼后，急火火要废了他，不过他也知道废立是大事，所以第一个先征求士大夫一派的先锋袁绍的意见。因为袁绍的意见某种程度上代表其叔叔袁隗的意见，袁隗作为士大夫领袖，他的意见也就是士大夫群体的意见。同时，董卓可能认为，最应该支持废立的就是袁绍，因为不废刘辩，何太后继续当权，或者刘辩长大，以何苗之死算账，袁绍怎么说得清？再怎么说何苗是死于袁家发动的政变。 时间是26日。袁绍以与袁隗商量为借口拖延。这在董卓看来就是反对。其实袁绍反对和不满的，不是废立，而是董卓征求他意见时的态度，以及废立背后的野心。你一个家奴是想通过主持废立来掌握实权啊！此事的主持人应该是我袁绍，哪里轮得到董卓你这一介武夫和家奴提出来！武夫董卓不但不尊重袁绍，而且根本就没把袁绍放在眼里，明显开始不听从袁家招呼。袁绍掌权的愿望落空，所以袁绍只能离开。袁绍跑了，董卓少了一个反对者。 按《后汉书》记载，董卓27日召开了朝会，直接了当说废立之事，“依据伊尹、霍光故事，立刘协为皇帝，怎么样？”公卿以下没人说话。董卓又说，“当初霍光决定了，田延年提着宝剑，说有敢不从者，军法从事，今天也是这样”。董卓的行为，明显是参考前人的经历。开会的人沉默。大家是怕董卓吗？不排除，但是要说六七十岁的老头子都怕死，未必。大家会想，董卓提出来这事儿，背景是什么？谁在捣鬼？该不该废立？对自己有什么利弊？支持以后别人怎么看？反对以后没用怎么办？那里边的弯弯绕多了。只有卢植说，“当初昌邑王有错，才会被废，现在皇帝年轻，没什么过错，不能拿以前的事情相比。”董卓大怒，起身就走了。董卓这一举动很奇怪。如果废立是董卓个人的主意，遇到有人不同意，董卓按理应该解释一番，或者威胁一番，不至于脚底抹油。有一种可能，是董卓遵照士大夫集团中某些要人的意见才干废立的事，以为他们私底下早都沟通好了，他只不过是枪手，根本没想到士大夫集团内部会有人在会场上当面反对，颇有出力不讨好、被人当枪使的委曲感，这才一走了之。我提完了，你们自己沟通去吧。 《资治通鉴》记载，会后董卓把废立方案报给袁隗。为什么报给袁隗？废立不是董卓自己的意见吗？肯定不是，应该是根据袁隗的意见召开的会议，否则，董卓连召集会议的资格都没有。那个时候董卓不敢太过嚣张，他要是杀一个不该杀的重臣，局面马上就会失控。董卓受阻以后给袁隗汇报，有理由相信，废立之事，背后是袁隗的怂恿。汇报之后，袁隗表达的意见是“如议”，就是按大家的意见办吧！大家什么意见呢？董卓一票赞同，卢植一票反对，其他人没说话。没说话是默认还是无言地反对？说不上。袁隗自己什么意见？没说，听大家的。王夫之说袁隗尸位素餐，杀宦官他不出力，诏董卓进京他不阻止，废皇帝他说同意，就是一占着茅坑不拉屎、不知廉耻的废物。其实大可不必过于激愤，袁隗不给袁绍、董卓设置障碍，本身就是支持。支持但不能留下话柄，所以你就闯去吧。袁隗是官场大滑头，要说他心里没数，绝无可能。宦官专权那么长时间，一头猪都能磨砺成大学毕业，更别说袁家第5代子弟9人为高官，这些不能说没有袁隗布局的功劳。正是因为太明白，才躲在幕后怂恿，让侄子和掾属在前面闹腾，他保留回旋的余地。袁绍起兵后，袁隗跟着皇帝和董卓去长安，根本就不在乎舍身饲虎。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袁家能崛起。袁隗为什么要搞废立？最直接一句话，就是必须除掉何太后和刘辩，否则后患无穷。袁绍、袁术杀宦官可有旨意？杀何苗的凶手是谁指使？在袁隗府里杀了三公级别的高官樊陵、许相，依据什么？这摆明了就是造反。今天是功劳，明天就是死因。但是废帝杀后这种事，袁隗能干吗？不能，那不成了留下千古骂名的乱臣贼子了吗！多少年后曹操都不愿意干，更别说老滑头袁隗了。谁干合适？想都不用想，必是武夫董卓。袁隗很阴险，手腕很高明。 董卓没办法，废立这种事开弓没有回头箭，反正袁隗没阻拦，同意盖章了，他就只能往前走。次日，也就是9月28日，旧历九月初一又开朝会，董卓直接以何太后名义下诏，废立完成，没再给大家提意见的机会。群臣中说话的只有一个丁宫，他在朝会上说，“天祸汉室，丧乱弘多。昔祭仲废忽立突，《春秋》大（一说善）其权。今大臣量宜为社稷计，诚合天人，请称万岁。”就是说废立之事古已有之，没啥大不了的，无非被认为专权，请大家为国家考虑，赶紧给刘协跪下，称万岁吧！另一个袁隗，没说话，但是他上去解下了刘辩的玺绶，交给了刘协，用行动支持了董卓。董卓的诏书从哪里来的？录尚书事的袁隗如果坚决反对，连诏书都没人给董卓写，如果董卓敢逼迫袁隗，那他绝对是疯了。三五千人就敢抓捕太傅，袁术那虎贲中郎将是纸糊的吗？ 顺便说一下丁宫。《三国演义》中，有一个叫丁管的人，原型是不是丁宫有待商榷。他在朝会现场直接大骂董卓，被董卓当场处死，成为英雄好汉。所以说千万别把演义当成正史，因为以野史为鉴，会不得好死。正史里丁宫配合董卓所讲的话，被东晋袁闳记录在他写的《后汉纪》一书中，并评价丁宫“不是个人”，说在当时的场合，你可以不说话，但你为什么要附逆呢？你要是对皇帝有感情，最多拼了一死；你要是对皇帝没感情，大不了一声叹息！袁闳的观点代表了后世观点，可他怎么知道丁宫不是真心支持废掉刘辩呢？ 朝会开了，反对的只有一票；太后下旨同意，虽然是被逼的。何太后的被迫和霍光的外孙女无民事行为能力是一回事。虽然整个过程基本是董卓一人独角戏，但程序上齐全了。董卓在这个问题上，很可能被利用了。当然，他自己也是赞同废立的，只不过由他来操作，他没考虑那么严重后果，毕竟政治不是他的长项。 有人可能会说，就算刘辩不合格，但已经坐在金銮殿上了，你一个臣子凭什么说换就把皇帝给换了？不说天下乃人人之天下，不是一人之天下，也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不说前朝周勃、陈平、霍光干得，董卓凭什么干不得，只说一个问题，按照上文分析的标准和过程，董卓有没有错？ 第一个，看效果，是否有利于国家政权稳定。 首先来看十八路诸侯讨董卓，造成的关东大乱，是不是由于废立造成的。袁绍出走，完全是反董卓，导火线是废立，根本原因是铲除宦官和外戚的大功失效，十拿九稳的大权旁落。当袁绍认为自己家曾经的奴才董卓不再听话，并且自己有性命之忧时，他才决定出走起兵。假设不是废立，随便一个其他的事，只要董卓不把袁绍当回事，成为袁绍掌权的绊脚石，袁绍都会出走起兵。所以废立，不是袁绍起兵的根本原因，借口而已。 其次，董卓废立以后，半年时间里，全国并未形成群起攻之的局面，即便到酸枣会盟时，除了袁家三兄弟和董卓轻信后任命的四个地方官，也就几个袁绍的哥们故吏，再加上没什么实力却想浑水摸鱼的人起兵。和袁家没关系的，更是一个也没动。参与起兵的人，比如韩馥，也不是真心支持袁绍。其他人即便支持袁绍，也是因为反对董卓，而不是废立。如果董卓新立的不是汉灵帝的儿子，起兵还有些道理，现在还是刘氏天下，起兵并不充分。当董卓带剑上殿、迁都洛阳、纵兵抢掠、甚至诛杀袁隗的事情发生后，起兵的人才多了起来。换句话说，如果不废立，难道董卓架空刘辩，他们就不会起兵吗？还是会起兵。所以，废立与关东起兵关系并不大。 关东起兵，是豪族与军阀之间权争，并没有谁一定对错。此事在《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一章中会解释。 袁绍属于是劳苦功高却被劫走战果、对翻脸的执行董事极其不满却无可奈何、进而负气出走的公司高管。出走以后，先打出拯救刘辩旗号，后又想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帝，都是为与董卓对抗，稍带着不认可刘协。董卓死后，曹操接献帝到许都，袁绍也接受了刘协加封的大将军职位，所以他不是接受不了刘协，而是不接受董卓专权。 再次，看刘协对维护国家稳定和对汉朝统治所起的作用。汉献帝刘协的一生是凄苦和悲壮的，他是在手里没有好牌的情况下，靠看别人脸色，维持了东汉名义上31年的江山，实属不易。他利用自己皇帝的名号，在李傕、郭汜等残暴军人面前走钢丝，最后回到洛阳，历尽苦难。他虽年纪轻轻，却知道孰轻孰重，能够利用自身还是名义皇帝的资源，支持配合曹操统一北方，这也难能可贵。如果他要和曹操争权，比如象曹操的后代曹髦那样，宁死也要拿起宝剑冲向司马昭家，最后被杀，那曹操的罪过就大了，会把曹操统一的进程大大推迟。他虽是个傀儡，也与曹操进行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刘协初到许都不久，曹操要带兵出征，按规矩到皇帝那辞行。当曹操跪拜说完，突然从旁边上来几个卫士，用大戟卡住曹操的脖子，拖到大殿之外。曹操吓得差点尿了裤子，他还以为是汉献帝提前动手了。出来后才弄明白，这是一个正常送行的礼仪，只是提醒出征的三公不要起二心。经过这次事件，曹操吓得再也不敢去皇帝面前辞行了。可见汉献帝年纪不大，也会搞恩威并施。汉献帝也做过许多好事，比如亲自放粮杜绝官吏侵吞，免费给百姓治病等等，正是由于他的一些爱民的做法，又真正做到了没犯什么错误，得到了包括荀彧、孔融等士大夫的支持，东汉才得以苟延残喘，曹操也不好硬来。到曹操权倾朝野的危机关头，冷静的汉献帝直接说，你要认可我是大汉皇帝，就不要这么嚣张，你要不认，索性把我废了算了。话说到这个份上，当着满朝人的面，把曹操搞得灰头土脸，很尴尬。从对人性的把握这一条，汉献帝的胆量和智慧就不简单。《后汉书》并未把东汉的灭亡归咎于刘协，范晔的结论是：上天厌倦汉朝很久了，不能把这些苦难归罪于刘协，献帝是生不逢时。 可是，如果皇帝换成刘辩，又当如何？对于这个没有主意不学无术的孩子，虽不能假设，但在国家如此危难之时，指望他做到刘协的水平，谁相信呢？刘辩被毒死之前写了首诗，词写得不错，但后世史学家认为，那不是他写的，他没那水平。 第二个，刘辩被废有理由吗？董卓在废刘辩的诏书中，列举了刘辩很多不是，真假没法说，欲加之罪而已。刘辩没大错不假，可是一个什么也干不了的人能有错吗？一个不洗碗的人，没机会把碗摔破。换句话说，什么都干不了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这个错叫不用心不称职。一个不干而无错的人，和一个努力肯干但是有错的人，谁更应该当皇帝？肯定是后者。昌邑王刘贺就是努力工作而有错的人，刘贺能被废，刘辩为何不能废！所以卢植在这个问题上，不占理。如果卢植占理，他认为的理是：你董卓今天能废皇帝，明天你就能废了任何人。董卓真就是这么想的，如果你不行，就活该被废。可董卓想归想，做是未来的事，不能诛心！另外，灵帝看不上这个儿子，说他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荒唐不着调的灵帝都看不上这个儿子，看来刘辩确实不怎么靠谱。14岁的男子在古代可以当爹了，北邙之时，刘辩连自己刚刚经历过的事情都说不清，一看就是荒唐父亲和屠户母亲的基因起了作用，这样的人能当皇帝吗？大兵出身的董卓很是鄙视。如果没有比较和替代也就罢了，偏偏有刘协在旁边，更衬托出刘辩的不配。如果你是董卓，如果为汉朝江山考虑，是不是更希望刘协当皇帝。 况且历史先例里废皇帝，理由从来都不重要，甚至不需要，所以有没有不影响对错。 既然立刘辩不是灵帝真实的意思表达，既然何太后是杀人犯，既然杀人犯是靠与罪恶的宦官集团勾结才保住位置，既然宦官集团作为社会毒瘤已被清除，与宦官合谋的人也应该被清除。既然有人出头为王美人和董太皇太后报仇，既然刘辩不适合当皇帝，既然董卓有能力纠偏，那就纠正过来呗！ 第三个，看是否符合大家认可原则。朝臣反对废刘辩吗？朝中大臣，可以分五派：士大夫集团中灵帝派，士大夫集团中反对灵帝派，外戚派，宦官派，无所谓派。灵帝派，都会支持灵帝真心喜欢的刘协。反灵帝派，主要是受党锢之祸压制过的官员，比如黄琬、何颙等人，希望国家走向正常轨道，而走上正常轨道要依靠一个宽厚善政的国君，所以也会支持刘协。古代有一句话，叫“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意思是皇帝太重要，这可是全国人民的依靠啊！好点的皇帝有多重要，大家都心知肚明，都会支持刘协。刘协年轻不可怕，可以设辅政大臣嘛！ 外戚派和宦官派，多数不是什么正直之人，且因为失势和无主，怕惹事上身，在张奂、袁隗的故吏董卓和士大夫派强势的情况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反对。无所谓派就更不必说了，这些人是无用的多数。从袁隗、丁宫都不反对换皇帝可以看出来，看不起屠户出身的何皇后，及她生的儿子，是士大夫集团的共识。所以真的没几个人会反对废皇帝。《资治通鉴》记载，刘辩被废，“太后鲠泣，群臣含悲，莫敢言者”。其实还是那句话，卢植袁绍等群臣反对的，是董卓，而不是废立皇帝，是对人而不是对事，是对董卓掌权后威胁汉室江山，以及自身安全本能的担心。试想如果群臣可以选举投票，到底有几个能支持刘辩呢！后来迁都长安，大家都跟着去了，是跟着董卓吗？肯定不是，是跟着刘协。大家不认可刘协怎么会跟着他去呢？固然有怕死的因素，但为了换皇帝这事儿去死，值得吗？ 所以董卓废刘辩，五个原则或标准上，都没什么错误。 从圣人所定标准来说，嫡长子刘辩，毋容置疑应立为皇帝。可是从她母亲的所作所为来看，刘辩要是皇帝，其母何皇后必然当权，但是何皇后简直就是一个泼妇，距离圣人所说“贵”差得远，这样的女人掌权，东汉依旧在灾难中！再看刘辩，在东汉已经衰落不堪的情况下，一个轻佻没主意的皇帝，更不利于东汉持续和振作。所以董卓甘愿冒着恶名，也要废掉刘辩，一定有士大夫的舆论和人心基础。在董卓看来，那是一件有利于团结士大夫、大快人心的事。即便董卓有为自己考虑的诸多因素，比如要拥立之功、清除何进势力、减少外戚干政、便于长久专权等等，但客观上利于东汉政权的稳定和持续。 皇帝废立，本质上是政治斗争，未必一定用对错能够衡量，对错都是刘家天下董卓主政，好坏只不过是儒生的随意解释。老百姓关心的，是谁对自己更好一些。这和董卓的观点一样，自己掌权了，怎么就不能限制皇帝胡搞？怎么为大汉朝做点事情就错了呢？说废立有错，只不过迂腐的人拿圣人的含糊的观点矫情罢了。 废立这事要是放在五胡十六国和五代时期，根本就不算什么。晋朝时“八王之乱”，皇帝被劫持，刚开始大家还担心傻皇帝安全，后来就无所谓了，箭都射在皇帝身边的车上也没人当回事；宋朝“靖康之变”，徽钦二宗被掳掠到金国，南宋大多数人根本不管，另立一个皇帝赵构，日子该咋过咋过；明朝“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蒙古军队抓走，明朝官员更简单，再立一个皇帝而已。根本没象汉朝人那么纠结，过日子才是最重要的。 上文说过，不能拿后世的标准衡量历史事件，就说当时，东汉群臣对废立也没有感觉有多么大的问题，觉得有问题的，是借历史说现实的人。范晔生活的时代，刘裕托孤的大臣，就废了刘裕嫡长子刘义符的帝位，另立刘义隆为帝！ 总之，废立没什么问题，符合当时士族利益，甚至是袁隗等人怂恿支持董卓干的。董卓自己也想干，废掉一个不成器的皇帝，立一个聪明仁厚的皇帝，虽然有被当时和后世谩骂的风险，但是为了国家，不在乎身后名，勇敢地干了。 是不是还得感谢和敬佩董卓呢？像敬佩当年霍光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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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腐淫乱是不是真 记载的证据之一，是董卓动用民力修私家住宅郿坞。据《三国縯义》说，郿坞距离长安250里，动用民力25万，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长安，内盖宫室，仓库屯积20年粮食；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充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家属都住在内。董卓说：“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三国志》记载，董卓筑郿坞，与长安城一样高，储备了30年的谷子。《后汉书》记载，董卓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储备了30年的谷子。两者一样的地方是，都没说郿坞面积有多大，都说存的谷子一样多。两者的差别是，陈寿只说了高与长安城一样，范晔却说了高度和厚度，都是七丈。据考古研究的结论，汉朝的长安城墙高12米，厚12-16米。汉朝一丈是231厘米，七丈就是16.17米。明显的范晔比陈寿夸张了许多，至少有一个人数字造假。 2010年，陕西发现了古长安遗址到眉县的一条古道，2012年开始考古，据说发现了郿坞遗址，不过至今没有结论。古道大约260里长，不太完整，一段一段的，每段千八百米不同。至于疑似的郿坞古迹，长宽只有160米，占地面积才2.56万平方米，约38亩，也就3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根本和长安皇宫没法比。郿坞到底有多大，最为关键，但是任何一本书，都没说面积，只说城墙，要是不仔细读，真容易被史书蒙蔽，还以为郿坞和长安城一样大呢！按史书的逻辑，哪怕你盖一个只有2平米面积大的家，只要墙够高够厚，你就是腐败。这不是扯淡嘛！ 假设董卓想在眉县建设一个和长安一样面积的家，他能办到吗？根本不可能。第一，西汉在秦朝的基础上修建长安，先后历时90年。董卓从洛阳迁都长安，大臣们不同意的理由之一，是因为长安曾被赤眉军烧毁，再建长安消耗民力，时间也紧迫。建一个长安城都费劲，建两个，从烧砖到找木材，那可不是一年两年时间，而董卓总共执政也就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根本做不到。第二，董卓面临的对手，除了袁绍的关东集团，还有黄巾余部，可以说是一直不消停，巨大的军费开支，洛阳往西三辅等地税源根本无法支撑，造成董卓被迫超发货币。货币超发后，实物价格比货币价格长得还猛，所以想要盖两个长安，董卓没那么多民力，更没那么多钱。 第二，从逻辑上也不通。如果董卓能守住长安，长安就是他的家，再盖一个有何用？如果他连长安都守不住，再建十个郿坞也守不住。他想盖个牢固的家，无非是想在他失势后，有个可以安全养老的地方。可那地方和长安一样大，那不就是天子规模吗？哪个人做天子会同意？所以他要建，只可能是一个坚固些的小家。 第三，如果郿坞真的象长安那么坚固宏阔，应该比较难打。可董卓死后皇甫嵩带兵打董旻驻守的郿坞，史书没有任何难打的记录，直接灭了董卓一族。而李傕、郭汜打长安时，可是打了好几天也打不下来，要不是蜀兵偷开城门，还不知打到什么时候。由此可见郿坞肯定没多大。 不过，史书上确实也没有说郿坞的面积和周长，只说城墙的高度和厚度，所以郿坞没多大是常识，2.56万平米，38亩地，靠谱。 第四，看能否存30年粮食。假设郿坞里有美女少年800人，再加上卫士、家人、仆人等等，不下2000人，这么多人，吃30年的粮食，应该约5000万斤精米，存储面积需要多大？放到现在，直径10米的粮垛需要80个，再考虑通风、运输，面积至少1.5万平米。在没有钢筋混凝土的汉代，二层以上高楼很少，总共2.56万平米的郿坞，光存粮就占了1.5万平米。另外，2000人，平均每人住的地方占5平米，又是1万平米，哪里够用？再者，中国有句俗话，叫陈芝麻烂谷子，意思是指早已经过时的事情，说明芝麻和谷子存不了多长时间。古代粮食存储没有现代的技术，什么药剂熏蒸、薄膜密闭、低温法、低氧法、辐照法等，那怎么防鼠、防虫、防潮、防止粮食陈化变质呢？现代的谷子存储期，标准也就3年。董卓时代，存30年粮食，难道要每一两年倒腾一次吗？即便董卓愿意，他能保证每年都有吗？如果保证每年都有，他存那么多年的干什么？所以，陈寿和范晔在这个问题上，都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结论是，董卓盖了一个面积2.56万平米、城墙高12米的小碉堡，存了够几百人吃二三年的粮食而已。这能算腐败吗？不能。那为什么如此夸张地贬低董卓呢？ 董卓盖小郿坞这个事，倒可以说明一点，即董卓没想篡汉自立。如果他真想，篡汉成功，长安就是他的家，不成，没必要要家。他所说“事成”的“事”，是扫灭袁绍的关东集团。如果不成，与关东联军僵持着，他怕内部有人报复，所以找个乌龟壳躲起来，象张奂一样，老老实实养老而已。这与董卓儿子很小有关。史书记载了董卓大哥的儿子董璜，却没记载他有成年的儿子，原因是他曾经有个儿子，公元171年出生，与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同岁，但不知什么原因早已死去。另外《后汉书》还记载，董卓的“子孙虽在髫龀（tiao/chen七八岁），男皆封侯，女为邑君。”董卓六十来岁，儿孙才七八岁，考虑到自己未必能活多久，为了孩子的未来和安全，所以才盖了小郿坞，比较符合实际。 证据之二：是董卓被杀后，皇甫嵩从郿坞里搜出二三万斤金子，八九万斤白银，约合5.7亿钱，证明董卓贪污。数量来自于《后汉书》和《英雄记》。严谨的《三国志》并未采用这个数。一个被杀官员有多少合法和非法财产，是应该清点的，其中，多少是皇帝的赏赐（其实就是董卓自己赏赐给自己），多少是收缴上来的租税，多少是薪酬，多少是他弟弟或者别人的，按理应该分得清清楚楚。在墙倒众人推的情况下，历史用含糊的数据来指责人，不是科学的态度。这并不是说董卓清廉，清廉也得用数据说话。如果单纯从数量上说，不能证明董卓贪污，用一个例子就说明问题了。《史记·平准书》记载，“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就是说，卫青带兵出击匈奴两次，斩获首级十余万，两次获得汉武帝奖励共70万斤金。卫青及将士仅仅二次得到的奖励，就是董卓家存的几十倍，二三万金一定是董卓贪污的吗？不能是西北将士的财产临时放在郿坞的吗？况且，根据《汉书》记载，“按照惯例”，西汉皇帝娶妻，标准聘礼是黄金两万斤。公元23年，王莽娶杜陵史氏女为皇后，“聘 万斤”。皇帝娶个媳妇要二三万金，董卓家里有两三万金，确实不能说夸张。至于那个时候的金子是不是现在的纯度0.999再说，也可能是铜。有专家考据说汉代一年产的金子也就400斤，100年才四万斤金，董卓横行了两年多（189.9-192.5年)，就搜刮了两三万斤，不太靠谱。最多，他把汉灵帝和宦官攒的钱搬进自己家去了，可汉灵帝靠卖官和盘剥得到的钱，因为黄巾起义、西园军、五千宫女等的花销，也所剩不多。所以说董卓家有些钱，正常，说董卓有这么多钱，未必。 至于淫乱后宫，《三国志》有载--奸乱宫人公主，《后汉书》又夸张一下，“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至于是董卓亲自干的，还是纵兵所为，没说。因为史书没有说谁举报的，只管写不管证明，所以感觉上董卓想搞谁搞谁，谁敢举报谁死。连何太后和刘辩都被毒死，别人算什么！ 我们假设历史记载为真，那么，作案人是董卓，时间应该是189年9月25日到190年3月，地点是洛阳。190年3月以后洛阳整体搬迁到了长安，进入长安以后这些事就说不清了，董卓死后李傕、郭汜等人抢掠宫人属于常态，总之刘协带去的宫女一个都没回来。 公主，不仅包括住在皇宫里的皇帝的姐妹和女儿，也包括出嫁以后住在洛阳的公主。宫人，包括皇宫和王宫里的宫女。如果皇宫以外的公主和宫人，遭到迫害，应该是董卓纵兵所为。那时候洛阳城里的好地段都是宦官、王爷、高官的府邸，是所谓的豪门，他们是全国老百姓羡慕和憎恨的目标。当时只有董卓敢抢，只是这个账即便算在董卓头上，也并非大错。 对皇宫里的人，如果也这么干，那就是造反了。可皇宫里有公主吗？ 查相关史料，公元189年年纪不太老的公主有四位，汉桓帝的三个女儿和汉灵帝的一个女儿万年公主。桓帝的三个女儿，最小的至少35岁了，早就该嫁了人，所以被董卓在皇宫里欺负的概率很小。至于万年公主，历史记载更少，生死日期不详，母亲是谁也未记载。东汉尊崇的公主都加“长”字，她不是长公主，可知她母亲地位不高。176年何皇后生了皇子刘辩（有说是173年出生）后，为确保唯一皇子的地位，何大美人自己有了儿子就开始和宦官联手防范所有后宫女人的肚子，所以万年公主出生在176年之前是大概率事件，年龄应该大于刘辩。董卓进京时她至少14（或者17）岁了。根据《礼记》规定，男女婚配的标准是男20岁、女15岁。汉代的婚姻制度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罚她缴纳五倍的赋税。皇帝的女儿自然不会被罚款，但是作为全国表率，大于14（17）岁的万年公主还未出嫁，又是小概率事件。以此判断，如果董卓在后宫欺负万年公主，可能性不大。不能说董卓绝对没有这个行为，只是说有这个事情的概率不大，反而扣屎盆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如果董卓要淫乱后宫，总不会带着几千兵马去吧！虽然宦官死绝了，但还有郎官值班，董卓也不敢孤身一人去后宫，何进就是这么死的。而要带领有限的人进皇宫淫乱，如何能不被3328名虎贲羽林军所阻止？袁术逃走后的虎贲中郎将是孔融，他是反董派，岂能坐视不管！从董卓进京到191年7月，负责皇宫安全的卫尉分别是杨彪、杨彪的堂哥杨奇、张温，张温既当过董卓的领导，又和董卓不对付，多次怒怼董卓，怎么可能顺遂董卓奸淫之意！ 董卓之所以能毒死何太后，是何太后被废后不住在南北宫里，而是住在永安宫里，永安宫在北宫的东侧。而被废的刘辩，是不能住在皇宫里的，要毒死他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要说将近六十岁的董卓淫乱后宫，又没人敢管，除非所有人被这个魔王吓破了胆。要知道，董卓虽然有凉州兵做后盾，可他毕竟刚来到洛阳不久，武力基础并不牢固，几个士兵就能轻松拿下他。他这个时候因小失大，实在不象一个有胸襟的人所为。 谁听到公主或宫女的哭诉，又在哪里记载的呢？ 古人讲君辱臣死。董卓果真淫乱公主和宫人，哪个君受辱？不只是已死的汉灵帝，还包括汉献帝，那该死的臣子就不只是董卓了。感觉此事是外逃的袁绍、袁术造谣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只有他们不用担责任，还能起到中伤董卓的效果。否则，京城的官员即便明知，也没脸说出去。 不过，既然史书已经记载，不信又拿不出反例，所以只能当真。董卓这个老东西，可能真的干过与宫里女人苟且之事。可那又能怎么样呢？只能说董卓私德败坏，不敬皇室而已。 综上所述，董卓贪污腐败和淫乱后宫，这种事大家都愿意相信，用这种事来诋毁人也是屡试不爽，但是如果抱着严谨科学的态度，还是应该本着用证据和数据说话的原则，全面真实反映董卓的违法乱纪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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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杀抢掠难辞其咎 董卓所犯罪恶中，最大的一票，是著名的火烧洛阳事件。董卓火烧洛阳到底是多大的错？ 先看看洛阳到底烧到什么程度。《三国志》只说了一句“焚烧洛阳宫室。”靠谱的陈寿把范围局限在皇宫。与陈寿同时代的华峤所著《汉后书》里说，“烧洛阳城外百里，卓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更晚的《后汉书》记载，“尽徙洛阳人口数百万于长安，积尸盈路。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这种一个比一个夸张的记载，其实就是为了把董卓说得坏上加坏。东汉时河南尹人口总数最多时才101万左右，涉及21个县，包括洛阳、郑州、开封、荥阳、中牟等等，洛阳城内外不可能有百万人口？最多也就三四十万人。所以《后汉书》夸张甚至虚假的数字太多，把史书当小说写，范晔的责任心差点意思。 火烧洛阳是从公元190年5月1日开始，那时候刘协他们已经搬家走了。当时烧到什么程度，没有其他记载。公元191年旧历3-4月，孙坚取得阳人聚之战的胜利后进入洛阳，他是讨董集团里进入搬迁后洛阳的第一人。按《江表传》的记载，孙坚看到的情况是“京城空虚，数百里无烟火。”4月份董卓离开洛阳去了长安，代表朝廷驻扎在洛阳附近的是朱俊。朱俊感到洛阳已经没有驻守的基础，就到170公里外的中牟县驻扎。 他们两个都是反董派，不会隐瞒洛阳的实际情况，所以洛阳残破是事实，周围百里无人烟。 能不能把洛阳附近百里范围内是无人区，归咎于是董卓纵火造成的呢？客观分析，董卓肯定想带走洛阳周围所有人口，但是洛阳人也肯定不愿意搬家。废刘辩时一言不发、在迁都时坚决反对的杨彪、黄琬、周毖、伍琼等人的态度，就是证明。为了督促大家搬家，放火烧房子肯定是事实，董卓能干得出来。可是董卓的核心兵力，最多也就三四万人，加上归降的部队能凑十万人。为了对付关东兵团和黄巾军，要分头防守和出击。其中北路由牛辅防守袁绍、王匡，并对付白波军；中路由徐荣对付驻扎在酸枣县（今河南新乡延津县）的多路诸侯联军；南路由胡轸、吕布、华雄对付袁术和孙坚，战线长达上千里。如此一来，剩余的兵力也不多。原来在洛阳驻守的南北军、西园军、光禄勋卫尉执金吾所属部队，除了羽林郎，多数是长期居住在洛阳的子弟，同样不愿意搬家，他们怎么可能愿意帮助董卓烧毁自己的家园呢？董卓以区区西凉剩余的一两万人，要在上百里的范围内驱赶几十万人向一个方向搬迁，其难度相当之大。虽然洛阳城外有8关，但城外面积太大，逃跑的人会非常多，根本无法追查。如果不跑，路上吃什么啊！携带粮食很可能被董卓的大兵抢走，即便到了长安，现种粮食哪来得及？还不是个死？谁是家族的族长，都会给家族里留下血脉和机会。洛阳周围山区面积占45%，小皇帝一晚上就跑到了北邙山，要想逃跑不是没有地方。董卓想追杀也有心也是无力。所以可以推定，190年洛阳附近的人口，逃亡的会非常多。 董卓公布迁都命令时，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的职务是御史，应该一起西迁。司马防担心战乱，让长子司马朗带着家人返回家乡温县。但是司马朗被告发，被抓去见董卓。董卓对司马朗说：“你和我已去世的儿子同岁，为何要背叛？”司马朗先是吹捧了董卓，说他清除宦官，举荐贤士，是复兴社稷的大功臣。接着又说，随着兵灾战乱日渐严重，京城近郊的人民都抛弃房子田产，四处流亡躲窜。虽然您已在四方关口严控，又用重刑加以处罚，但不能阻止逃亡的风潮，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想回故乡的原因。董卓听完很满意，也说：“我也有这种感悟，你说的很有道理。” 《三国志》中这段记载，无疑可以证明，洛阳城郊逃亡的百姓很多，董卓很难阻止。 洛阳大火以后，董卓驻扎在洛阳毕圭苑，吕布回来挖皇帝陵，大半年时间之后，洛阳附近就是孙坚与董卓吕布战斗场所。试想，在十八路诸侯要打过来，洛阳外围马上成为战场的情况下，在董卓要求搬迁、他本人还未离开的情况下，在他离开以后无政府状态下，当地人跑的跑搬的搬，外地人不敢来，那个时候洛阳周围还能有农民吗？这才是孙坚和朱俊看到的“百里无人烟”的原因。 公元196年8月12日，刘协回到洛阳，首先住在赵忠的住宅里，说明赵忠的住宅还未完全烧毁。之后开始修缮皇宫，到9月18日杨安殿可以住人了。由此可以判断，烧是烧了，但并没那么严重，还是可以修复的。可是由于河南蝗灾和大旱严重，没有粮食，洛阳周围没有什么人，刘协的随从，尚书郎以下的官员都出去挖野菜，经常有人挖着挖着就饿死了。在各地郡守都拥兵自重，不管皇帝，朝廷难以维系的情况下，刘协万般无奈才投奔了主动巴结的曹操。 董卓烧了洛阳南北宫、宫庙、官府以及部分百姓房子，更甚至于烧了洛阳城里所有的房子，同时董卓的强制搬迁政策，以及战争，造成公元190年洛阳周围没有人烟，这才是历史事实。所以可以判断，董卓纵火的范围，基本限于洛阳城内，再大，不太可能。至于公元196年前因大旱蝗灾等原因造成的逃荒，又是另一回事，不能算作董卓的罪恶。 迁都对不对是政治问题，火烧洛阳是强制加野蛮搬迁，野蛮搬迁造成百姓流离失所，那才是董卓真正的罪恶。在承认其罪恶的前提下，第一要核实其罪恶的程度，不能因为其有罪就放大其罪；第二要论证这种罪恶达到何种暴虐的程度。 历史上很少有自愿搬迁的，所以强制搬迁、纵火焚烧、坚壁清野的事情非常多见。西汉每届皇帝都搞强制搬迁，刘邦时代搬迁的对象是六国的大族，包括齐国的田氏，楚国的芈氏熊氏等等。汉武帝刘彻时，符合“三选”条件的就得搬，即2000石以上官员、资产300万钱以上富户、地方豪强。直到汉宣帝时才停止。刘秀建立东汉后，赤眉军的头领樊崇放火烧了长安，离开长安时缺钱，把西汉9个帝王的陵墓掘开，翻了个底朝天，每个士兵都富得沟满壕平，不想打仗了，一门心思回山东老家享福。曹操放弃汉中时也迁走了当地所有的人。曹丕建都洛阳，要求一次性搬迁10万户到洛阳，经过大臣劝阻搬了5万户。1938年文夕大火也是为了对付日本人而搞坚壁清野，自己烧的长沙，只不过搞早搞错了而已，动机还是好的。像董卓这样简单粗暴搞搬迁，并不少见。当然，站在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董卓烧洛阳和项羽烧咸阳一样，更不应该。 第二，说说董卓的杀。 最暴虐的杀人事件，是第三章开头部分所述，董卓割舌挖眼断四肢，再上大锅烹煮百个降俘一事。杀人就杀人，可你董卓杀得那么残忍干什么？ 其实，董卓这是杀给大臣们看的。别以为我要离开皇宫去郿坞，你们就出幺蛾子，如果敢闹事，看看不得好死的下场！董卓的残忍不过是一场杀鸡骇猴的表演秀，与他本人是不是残忍有关但未必一定相关。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国几十多万士兵，未必就是白起个性残忍，只不过是形势使然。不过从董卓死后被点了天灯看，残忍这东西似乎一浪更比一浪强。董卓之前，吕后把戚夫人斩去手脚，薰聋双耳，挖掉双目，又以哑药将她毒哑，并抛入茅厕之中，称为“人彘”。宋朝刚建立时，赵匡胤的小舅子王继勋，在自己家里陆续杀了100多个仆人，并且，吃掉了。赵匡胤还有一个手下大将叫王彦升，他对付犯人的办法就一个：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抓住犯人后，立刻活生生揪下其耳朵，咯嘣咯嘣生吃。据说总共吃了一百多只。董卓和他们比起来，董卓真不算什么魔王！ 除了杀战俘降兵，董卓还上杀皇帝下害忠良。董卓前后都杀了谁呢？有记载的，包括刘辩、何皇后（及其母）、丁原、张温、袁隗、袁基、周毖、伍琼、何颙、赵谦、扰龙宗、颍川太守李旻及其好友张安李延、皇甫规的马夫人等16人，有名号的基本就这么多。我们逐个介绍一下。 最先杀的是何皇后。何皇后本就该死。董卓杀她，是为杜绝何太后临朝摄政，纯粹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这种事在历史上太多了，不能用对错判断，也与暴虐无关。 公元189年9月，袁绍出逃，次年阳历3月打出了讨董卓的大旗，袁绍是盟主。他一打旗不要紧，三类人必死。第一类，就是他们要救援的目标，废帝刘辩。刘辩已经被废，还在董卓手里。你们十八路不是要救刘辩出去嘛，我直接杀了刘辩，看你们还嚷什么嚷啊！所以只要袁绍起兵救刘辩，刘辩必死。刘辩死于190年3月。刘辩死于董卓之手，却源自袁绍起兵。当然这不是袁绍的错，好比绑匪撕票，不是警察的错。这也不是董卓的错，两个集团之间打架，哪里还会有好手？肯定怎么有利怎么来，也与暴虐无关。第二类，就是袁氏家族住在长安的人，也就是袁隗、袁基一家。董卓如果不杀袁隗，怕大家伙效法袁绍，也怕袁隗内应袁绍、袁术，所以袁隗一家必死。不过董卓杀袁隗确实欠考虑，毕竟袁隗做过他的主人，在自己落难时曾收留过自己，况且那么大年纪了。袁隗门生故吏很多，袁隗之死，使士大夫集团真正开始痛恨董卓，加速了全国反董卓的步伐。第三类，是向董卓推荐官员，且那些被推荐的官员加入十八路诸侯的人，即袁绍留在董卓身边的周毖、伍琼、何颙。周毖的叔叔周慎和董卓是老乡兼同事，董卓刚来时熟人不多，重用了周毖。可周毖是铁杆袁绍派，反对董卓干政，于是净出对袁绍有利的主意，尤其是推荐了一些与袁绍关系密切的人出任刺史和太守。这些刺史太守举旗反对董卓，董卓反应过来，正赶上周毖、伍琼来劝阻董卓迁都，董卓怒斥周毖说：“你们都说应当选拔任用品行高尚之士，我董卓听从你们的建议，不愿违背天下人心。而你们所推荐的这些人，上任之日，就掉头来攻击我。我董卓为何要重用你们这样忘恩负义之徒！”喝令将周毖、伍琼推出，在城外斩首。至于伍琼，历史上没弄清他和一个叫伍孚的越骑校尉是不是一个人，两人除了名不一样，籍贯、名字都一样。有一种说法伍孚是因为直接刺杀董卓未遂，而被杀的，这个说法不太可信。何颙下狱，死于狱中。荀攸和许靖逃走。 站在客观角度，以上三拨6个人的死，表明董卓已经不想和袁绍和解，彻底与士大夫集团撕破脸。但要说董卓一定是错的，只能说立场不同而已，在董卓看来，他们都是叛乱分子。 至于十八路诸侯其他的在京家属，董卓倒没有简单杀了。十八路之一的西河太守崔钧的父亲崔烈，入狱！董卓死后出狱。 再说李旻。李旻是十八路诸侯之一，曾与孙坚一同与董卓手下大将徐荣战场厮杀，战败后李旻、张安、从事李延被俘，被俘后被董卓烹杀，留下了“不求同生、但求同烹”的慷慨之语。战败被杀实属无奈，也怪不着董卓。 张温在平定西羌韩遂之乱时，曾经做过董卓的直接领导，因为军事安排问题被董卓鄙视和轻慢，张温却惜其才，不但没有杀董卓，反而上报了董卓的功劳。按理事后董卓应该感激张温并与张温交厚，可惜没有，原因不详。董卓迁都长安后，张温担任卫尉，这个负责巡逻保卫皇宫的官和董卓发生了矛盾，“素不善卓”，平时就总是冷嘲热讽董卓。“卓心怨之”。后来张温参与了谋杀董卓的团伙，也不知道董卓是发现了还是歪打正着，总之以张温和袁术勾结为由把张温杀了。董卓和张温之间的矛盾，是政治斗争中的敌我矛盾，张温之死，正常，可以被袁绍集团追认烈士，也可以被董卓集团认为是叛徒。 这里有一个立场问题。站在公正的角度，难道董卓不该被讨伐吗？问题是，谁也没站在人民或汉朝的角度。简单站在士大夫集团的角度，肯定不合适。 董卓进落阳不久，为了立威，逮住一个典型给杀了。怎么回事呢？有一个侍御史，叫扰龙宗，向董卓汇报工作，因为身上的宝剑没有解下来，就被董卓杀了。这个故事也是来证明董卓残暴的。因为无法查到相关规定，不知道御史见相国是不是应该解下佩剑，不解是不是该死！史书上说拢龙宗忘了解下佩剑，看来是应该解下来。可如果没解，董卓的卫士怎么能让他进去呢？卫士不应该也忘了。董卓一边努力稳定朝局，交好士大夫，一边因为佩剑这件小事杀侍御史，不符合董卓的利益，且没人劝阻，感觉不太符合情理。这个故事记载于《英雄记》，据其介绍扰龙宗是董卓来过来的西北人。《英雄记》里边的内容尚需考据，不太可信。即便真杀了扰龙宗，也可能事出有因。 在长安时，据说董卓非常喜欢养狗，并经常放狗咬人，司隶校尉赵谦把狗杀了。卓大怒曰，“我爱狗，别人呵斥它都不可以，况且你还把狗杀了！”于是把赵谦给杀了。这个故事出自《献帝纪》，明显是假的。第一，正史里根本没有董卓养狗和赵谦杀狗的记录。第二，据记载：车师国派到汉朝来的侍子，很得董卓喜爱，但是车师侍子经常犯法，就被赵谦杀了。董卓大怒，杀了经办官员了事，“而素敬惮谦，故不加罪。”赵谦杀了侍子也没什么事。董卓和王允死后，赵谦接替王允做了司徒。赵谦的叔叔赵典、弟弟赵温，都做过三公，这些都是在《后汉书》中有明确记载的。那狗的故事是谁编的呢？哎，不追究了，想想养兔子的梁冀，就知道这些不过是用来埋汰人罢了！ 《后汉书·列女传》和唐代书法评价的作品《书断》里，都介绍了一个故事。“凉州三明”之一的皇甫规，他的第二任妻子，据说是扶风马氏，草书写得很好，人长得也漂亮。皇甫规死时，她还很年轻。董卓当了相国，就想强娶马氏，聘礼送去好多，“马匹二十，奴婢钱帛充路”。马氏不从，一个人跑到洛阳，在董府门前跪下求见董卓，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当面表达拒绝。董卓威胁她说，我什么人拿不下，你一个女流想在我面前耍花腔，是嫌我的刀不够锋利吗？她见说不通，就大骂董卓是羌胡野种，被董卓手下鞭打而死。这又是董卓罄竹难书的一大血案。虽说两本书里都记载了，并非孤证，但是仍然不太可信。第一，《后汉书》说马氏擅长草书，《书断》里说她擅长隶书。草书的书圣是张芝，亚圣是张昶，这两人的父亲是张奂，而张奂和皇甫规都是“凉州三明”，并且关系非常亲密，皇甫规还推荐过张奂接替自己。以此分析，马夫人擅长草书可能性大一些。由此说明《书断》里记载的有些错漏。连马氏会写什么字体都能写错的书，能信吗？第二，扶风马氏，可不是一般的人家，出过伏波将军马援、汉明帝的老婆马皇后、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太尉马日磾，以及马腾和马超等名人，是东汉六大外戚家族之一，绝对的豪族。同在西北，董卓的部下姓马的绝不在少数，董卓要与扶风马家为敌吗？可能性很小，甚至于不敢。第三，皇甫规老家在今天的宁夏固原县附近，按《后汉书》里说，度辽将军皇甫规退休后回了老家固原县，那么他死后马夫人也应该在固原。固原离长安800多里，马夫人一个弱女子，如何在野兽横行的大西北跑800多里，去见董卓？奇迹。《后汉书》记载，冀州望都县、蒲阴县，并州晋阳县，出现过大狼群吃97人和围攻城门的事件，西北又是西北狼的故乡，野狼之多现在人不敢想象，正常的男人都不敢孤身出门，马氏这样的女子敢孤身出远门吗？或许她是带着人进长安，之后一个人去见董卓吧！董卓要强抢自己，她自己送上门去理论，董卓是什么人她不知道吗？或许她认为董卓是讲道理的人。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如果董卓很坏，正常人的思维应该是直接逃走。第四，皇甫规死时是公元174年，时年70岁，他的小老婆至少应该20岁，否则不可能写字写得那么好。董卓向其发聘礼是190年，那时马夫人至少也应该36岁左右了。东汉人口平均年龄22岁，将近60岁的老董要逼一个姿色过午的中年妇女和自己结婚，只是因为对方是皇甫规尚有姿色的小老婆，还会写毛笔字，想想实在不可思议。第五，皇甫家族在西北名声很大，威望比董卓要高，董卓这么欺负人家遗孀，不怕西北军队有不同声音嘛！况且皇甫嵩还活着，皇甫嵩的儿子跟董卓还是哥们，董卓这么干摆明了要与皇甫家过不去，有必要吗！董卓连皇甫嵩这样的对手都没杀，却杀一个小女子，不可理喻。最后，如果你是暴虐的董卓，犯得着娶马夫人那么麻烦吗？还送聘礼。如果董卓暴虐，不是显得多余吗，不如直接抓来侮辱了了事！不合常理的事情，多半是杜撰来埋汰董卓的。 另外，董卓还杀了丁原，以及何皇后的老妈，这些都是政治杀害，谈不上无辜，也无对错可言。 综上所述，史书上罄竹难书的董卓，一共杀了历史上有名号的人物16名，其中战争杀害3人，政治杀害10人，马夫人和扰宗龙2人存疑，赵谦纯粹是假的。也就是说，在董卓手里，枉死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略微比较可惜的只有张温，因史料缺乏，无法深入分析。对比曹操，杀了边让、崔琰、孔融、杨修、荀彧、许攸、吕伯奢一家、华佗等等，哪一个暴虐？比比看就知道了！相反，那些与董卓有矛盾而未被杀的人，放在曹操手里，估计早都杀了。可历史没说过曹操暴虐。 第三，说说董卓的抢。他纵兵把聚会的乡民无缘无故杀害，并把男子的脑袋挂在车上，女的带回来糟蹋。抢掠老百姓实在不应该，如果属实，这绝对是董卓的错。 抢掠洛阳贵室又是另一回事。那时候，洛阳城里除了皇宫，最高的建筑就是张让、赵忠等宦官的住宅。为了不让皇帝看见，宦官们还想方设法不让灵帝登高远望。《后汉书》讲，洛阳城中贵戚的府邸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实。其实所谓的贵室，主要是宦官以及豪族的家。宦官被诛灭以后，其家产成为无主财产，董卓纵兵抢掠且不用负责任，又如何能不抢？这些贪赃枉法巧取豪夺而来的财产，都是民脂民膏，董卓不抢，别人也会抢。史书并未记载董卓抢掠士大夫集团成员和皇室，那时候他还处于交好士大夫阶段，即便发生也是小概率事件。 第四，董卓的掠夺。代表行为是坏五铢钱而铸小钱，用通货膨胀的手段对人民进行掠夺。 用货币来掠夺百姓财富，在很多缺钱的朝代都是重要手段。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通行的货币是“秦半两钱”，重量是12铢，可吕后和汉武帝搞的半两钱只有8铢甚至4铢重。这样用同样多的铜，政府就可以造更多的钱，也就可以买百姓更多的粮食物资。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的是五铢钱，重量大约3.5-4克，从汉武帝中期（公元前118年）开始，历时长达500多年，是重量和与经济发展匹配的长寿钱。这个长寿钱，可以看作货币的标准。董卓和其之前的王莽、之后的刘备孙权，都废过五铢钱，另行制造货币。王莽用大泉五十，相当于2.5枚五铢钱，当50个五铢钱用，1：20；刘备发行直百五铢，即相当于1.6枚五铢钱，当100个五铢钱用，1：60；孙权比他还无耻，发行大泉五百，即相当于2枚五铢钱重量的1枚大泉五百，兑换500枚五铢钱，1：250，后来不解恨，公元228年又发行大泉一千、五千。大泉一千的重量相当于五铢钱的3.2枚，可以换1000枚五铢钱，1：310。董卓呢，用0.5-1克的小钱，当3.5-4克的五铢钱，满打满算1：8，且他仅仅干了不到两年时间，范围也仅限长安附近那块地儿。刘秀时代的五铢钱，平均3克，汉桓帝时期的五铢钱，平均4克。刘备、孙权这些人怎么搞，也不能说明董卓就不坏。董卓铸的钱，重量是刘秀的四分之一，却想当刘秀时期一个来用，你说董卓坏不坏？这个事情得好好证明一下。 关于董卓铸币，最谨慎的《三国志》记载：悉椎破铜人、钟虡（ju,挂钟的魔兽造型），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鑢。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大忽悠《后汉书》记载：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魔兽造型）、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 这两段文字是一个意思，为了准确完整一并列示。董卓铸的小钱，直径1.5厘米，上边没字（五铢钱上有“五铢”两个字），形状不统一，外延也不磨，使用起来不方便。圆形方孔钱，里边的空心边叫“好”，外边看得见的部分叫“肉”。关于这段话，得仔细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铜人是什么东西？《史记》上说，秦始皇收了六国兵器，造了十二个坐着的铜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二铜人”。西汉把这十二个铜人从咸阳搬到了长安。董卓破坏的是不是这十二个铜人，没有明确证据，但是以董卓实用主义的风格，留着的可能性不大，不如把摆设变成钱。 董卓用这些铜人能制成多少钱呢？铜人是中空的，古人没法称量，重量也只能是靠当时人估计。参考记载和铜的比重，大的铜人约8.7吨，小的3吨，按平均6吨计算。12个铜人，融化后一点也不损失，0.75克一枚铜钱，能造9.6亿钱。再加上钟虡铜廉铜马之类的，董卓铸钱，至少10亿以上。东汉中期一年的财政收入大约88亿钱。 第二个问题，小钱怎么流通？董卓在长安铸钱，为的是修建长安、郿坞和作战，那就需要买人工劳务、粮食、建筑材料、兵器、战马等等。如果他要抢，铸钱无用，可要买，那问题就来了。百姓都习惯于3-4克重的五铢钱，你拿平均0.75克的小钱，同等价格谁卖货给你？那董卓拿四枚当一枚使不就可以了吗？可四枚换一枚人家也不干，因为携带不方便，肉和好都不规则，外边也不磨。于是只能拿更多的小钱来换粮食，如此，物价飞涨。原来一石粮食100钱，现在1万钱甚至10万钱。一匹2万钱的西北战马，甚至卖到200万钱。物价的上涨幅度，远大于货币实际价值上涨幅度。 第三个问题，物价飞涨的原因和后果。物价飞涨的原因有三。第一是货币超发。现代经济学对货币需求量有个大体测算指标，一般与GDP、价格、货币流通速度等因素有关，在其他因素变化不大的情况下，董卓超发货币造成物价飞涨是必然。即便发行的是货真价实的五铢钱也是如此。这就相当于市场上只有一亿的货，但是大家手里却有十亿的钱，货品涨价是必然。第二个，货币自身的贬值，即原来3克变成现在0.75克，也叫1钱，以前1钱可以买3两盐，现在1钱只能买一两，必然贬值。第三，五铢变小钱之后，百姓对政府的信心丧失，政府信用下降。董卓一拿出小钱，大家就知道政府没钱了，在玩把戏。西汉时，汉文帝不禁止任何人制造货币，就是谁都可以造钱，只要市场认可，你能花得出去。当时造币造得最好的是“七国之乱”的带头大哥吴王刘濞，他依靠造币和盐业发财后，才敢和汉景帝叫板。汉武帝以后，政府禁止私造货币，但是屡禁不止，很多地方的人都有造币经验，这一点与现代人不太一样。董卓发行小钱，就证明政府实力和信用不足，那谁还敢用小钱，万一哪天你废了小钱，还不都砸手里。即便用，也是物价飞涨。物价飞涨，百姓仍不愿意或不敢用小钱，结果就是以货易货，如此更没人用小钱了。这就是《三国志》上所述的钱贱而物贵，钱流通不起来。农耕社会只要不交税，谁用钱都不多。所以董卓以掠夺百姓为目的铸钱，其效果甚微。 第四，董卓图什么？董卓第一个能获得的好处，就是半强买强卖。比如对修长安的土建人员，发小钱，你爱要不要，不要也不给别的钱。再比如给官员发工资，用小钱当五铢钱使。第二个，能用小钱换来一些物资和五铢钱。比如农民要买盐，当然愿意使用小钱，这样就必须换出粮食，或者直接换出五铢钱。第三个，希望对袁绍的关东集团占领区进行经济掠夺。可惜，因为交通断绝，花不出去。 综上，董卓发行小钱，是一招臭棋，不但掠夺不着多少财产，甚至造成更大的损失。他本意不善，但结果只是小害而已，百姓可能因此卖更高的粮价肉价。曹丕到了洛阳后，废了小钱，回归五铢钱。 结论：董卓烧杀抢掠中的错误，有三：第一，野蛮搬迁造成洛阳百姓死亡和流离失所；第二，纵兵抢掠宫女；第三，有一次抢劫残杀百姓的记录。其他的事情，没那么真实，后果也不那么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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