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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一眸成都三千年》，一部中国版的《耶路撒冷三千年》[第8页] |
| 作者:盗帅点蚊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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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保路运动起，清朝向衰亡 1825年9月27日，世界上第一条行驶蒸汽机车的铁路在英国通车营业。40年后的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英国商人杜兰德为了向中国人推广他们的铁路，在北京和平门和宣武门之间，建起一条约1里的展览性铁路——“德小铁路”。此物迅速在京城引起轰动，“以小汽车驰其上，迅疾如飞。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很快，清朝步军统领衙门以“扰乱民心，蛊惑视听”为由，勒令将其拆除。 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人为了改善从上海闸北至吴淞口之间的运输条件，以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为首的英国资本在未取得清廷允许的情况下修建了中国境内第一条营运铁路——吴淞铁路。但这条长约15公里的路线却引起了巨大争议。当时中国经历鸦片战争，全国上下对外国列强的“狼子野心”充满戒备，认为铁路只不过是洋人的“奇技淫巧”。清朝官员认为，在国内修筑铁路弊端有三：一为“助敌”，有利于洋人长驱直入，入侵我国国土；二为“伤民”，占用大量农田、拆迁民宅坟墓，破坏风水；三为“失业”，铁路修成后，沿线船夫、车夫等工人必将失去生计，转为流寇。于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第二年，清政府便花巨资从英国人手中回购了吴淞铁路。两江总督沈葆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拆毁，并将所有铁轨和器材运至台湾，最终成为一堆废铜烂铁。 光绪七年（1881年），为了解决开平煤矿的煤炭运输问题，在李鸿章的主导下，清政府在唐山至胥各庄之间修建一段约10公里的“唐胥铁路”。然而清廷的顽固保守派却以机车行驶时会震及皇帝陵园为由，开通之初，只能以骡马牵引，这条“马车铁路”随之成为当时世界的一大奇观。 光绪十四年（1888年），对铁路事业充满“死磕”精神的李鸿章以“孝敬”慈禧为名，自中海瀛秀园到北海的镜清斋修建了一条长约3华里的皇家专用铁路——紫光阁铁路（西苑铁路）。此后，慈禧每天便坐着这辆以太监们用红绸牵引的小火车，往返于仪銮殿和北海镜清斋之间，观赏着沿途风景。为了避免震及皇家驻地，虽然采用的是“人力火车”，但慈禧却切切实实地为“中国铁路”做了一回代言人。自此，大清国将不再为“是否”修建铁路而争论不休，进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如何”修建铁路的争论中去了。 1884~1885年，大清国经历中法战争，以及1894年的甲午战争惨败后，已深刻认识到大力发展铁路事业的重要性。甲午战争期间，中国的铁路总长不到500公里，而当时的美国铁路总长已达28万公里。于是，中国大地正式掀起了兴建铁路的热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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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大清来说，修建铁路的最大难题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钱的问题。修建铁路，尤其是跨省干线，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的英、美、德、俄等帝国列强对中国的铁路权（修筑权）觊觎已久，但对于国人来说，这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巨大经济利益的问题。此时的大清国由于背负着《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巨大债务，已经是“两袖清风”。于是中国铁路事业在发展初期，历经着商办、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以及借洋款、设洋股兴办等各种尝试。但清政府最终下定决心“毅然兴办”。1889年，清廷正式批准卢汉铁路（北京卢沟桥至汉口）建设，张之洞说：“筹办铁路，其最要以不外耗为本……何谓外耗？借洋款，用洋铁，必致坐受盘剥。”其中之意便是中国修建铁路应尽自己之力，避免“借洋款，用洋铁”。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国内的数条铁路干线被提上日程，国外列强开始攫取四川出省的唯一干线——川汉铁路的建筑权，四川各界人士对此极为不满，于是不断向清廷上书，呈请由川人筹资自办川汉铁路。同年夏天，新任川督锡良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向清廷力陈川汉铁路利害关系，奏准将川汉铁路交付民办。光绪二十九年冬（1904年1月），清廷同意在省会成都正式设立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公司地址设在岳府街。随后，川汉公司便开始筹集路股，并明确声明“官设公司，招集股，自保利权...... 如非中国人之股，公司概不承认”。 川汉铁路东起湖北汉口，经宜昌、夔州（今奉节）、重庆、永川、内江、资州抵达成都，全长1980公里，工程总费用预计在白银 5000万两以上。对僻处内陆、工商业还不发达的四川而言，筹集这笔巨款并非易事。以四川广安籍的蒲殿俊为首的四川留日学生唯恐列强趁机插手，组织300余人在东京集会，率先认股4万余两，并继续组织募捐30余万两。蒲殿俊还四处奔走呼号，积极宣传由国人自行筹资修筑铁路的积极意义，认为川汉铁路的成败，关系着整个中国的未来命运，并隔海上书说道：“向外国借款修路之事，断不可为。”通过蒲殿俊等人的积极努力，在锡良的奏请下，清廷终于同意将川汉铁路由官办改为官商合办。一时间，成都的大街小巷，酒肆茶馆，普通百姓都在竞相谈论着川路股票这个新鲜事物。商办铁路公司发行股票后，川人也纷纷参与认股，自办铁路在四川搞得热火朝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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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冬（1904年1月18日），据锡良奏报《川汉铁路集股章程》，其中规定了铁路股本来源为四类：认股之股；抽租之款；官本之款；公利之股。其中“抽租之款”（租股）是铁路资金的主要来源，主要从四川各地百姓所缴纳的租税中按照一定的比例提取。从实际操作来看，租股带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性质。租股的征集标准是川农的谷物产量的3%，凡实收租谷在50石（约为5000斤）以上者按30%提取。收取的谷物按照市价折合成等值银两，规定每股为50两银，凑足5两银的租股人发给小股票，凑足50两即发给正式股票。此外，租股还享受年息四厘（4%）的股息标准，这类似于今天的优先股，既带有一定的“保本保息”性质，又兼具普通股性质。 据宣统三年（1911年）川汉铁路总公司公布，股款实收账目统计迄至宣统二年（1910年）底，共收股银1198.3万两，其中租股约为928.81万两，约占到总额的76％。这说明了租股是川汉铁路资金的主要来源，广大租股股东（即拥有土地的川民）是它的社会基础。据说，当时大约有7000万的川民皆成了租股股东，覆盖了绝大部分四川人口。因此，租股股东广泛的涉及面，成为了影响后来保路运动历史走向的主要因素。 1908年，作为“立宪派”的蒲殿俊从日本回国，先在北京任法部主事。第二年，34岁的他被任命为新设的四川省咨议局议长。另一位四川南充籍立宪派人士罗纶被选为四川省咨议局副议长，四川奉节籍的留日学生邓孝可被选为四川咨议局文牍部主事。咨议局本为当时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而不得已做出准备“立宪”的摆设，并没有什么实权，但蒲殿俊、罗纶等人却十分积极，将咨议局工作做得风生水起。他们在成都租赁了一所宽大的房子作为办公室，还在大门左右挂起两块硕大的木牌，上面写着光绪皇帝对川汉铁路的圣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在此期间，他们先后创办了《蜀报》、《蜀风杂志》等刊物，以此作为咨议局的宣传喉舌。 然而，当川汉铁路公司的资金募集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时，广大中小股东们或许并不知道，他们的“股东权益”却在遭受着侵犯，并被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 此时的川汉铁路在筹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项目整体筹资缓慢。至宣统元年（1909年），已成立5年的川路公司只筹集到约700万两资金，离5000万两的最低目标相差甚远。而在这5年期间，川汉铁路四川境内路段却寸路未修。 其次，是费用损耗严重。资金筹集期间，铁路未修，项目并没有产生一分钱的实际收益，但公司每年却有巨额的固定费用支出，包括公司日常运营、早先股东的利息支付等。 再次，是监管缺失，资金被政府官员挪用。例如当时四川总督锡良前后几年共挪用路款300万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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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对外投资带来的巨大损失，也是导致川汉铁路后期演绎成社会事件的最主要因素。而这场投资风险，却与一位四川籍官员施典章有着重大关系。施典章，四川泸州人，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先后任庶吉士、湖广司主事、广州知府等职。广州作为沿海城市，地位虽然比不上当时的上海，但依然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阵地，这让施典章成为川籍官员中少数懂些洋务和经济的人物之一。当时的川汉铁路首任总理（总经理）也为四川籍官员乔树丹，曾任刑部郎中。清廷决定成立川汉铁路公司时，他便成为该公司的首任“总理”。川汉铁路公司分别在成都、宜昌和北京三处设立办事处，而乔树丹则负责坐镇北京。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施典章在乔树丹的引荐下，获得四川总督锡良的赏识，被任命为川汉铁路总公司的总收支（类似于今天的财务总监CFO）。 川汉铁路公司经过几年努力，终于筹集了近千万两的资金，这些都是“川人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破产，敲肌吸髓而来”（摘自《民立报》），但这些资金离川汉铁路建设所需的5000万两资金还相差甚远。此前，川汉公司为求“增值”，曾投资重庆铜元局进行铸币，由于所铸铜币质量低劣，无法流通，导致项目投资失败，让川路公司损失了180万两的“公利之股”。施典章上任后不久，痛定思痛，打算施展他的“财技”，为川汉公司的股本金寻求“增值”。于是施典章亲自坐镇，调拨了公司350万两资金，大约占当时余下股本金的一半，前往上海进行“资本运营”，以盘活川汉公司的股本金。 上海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开埠以来，商贾云集、华洋杂处，上海随之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国内最大的华洋互市的“自由贸易区”，这里高楼林立、商业繁荣，自然成为中外冒险家的乐园。20世纪初，随着大洋彼岸的企业家福特将汽车产业升级为流水线生产模式，形成了规模化优势，大大降低了汽车生产成本，使汽车迅速向每个普通家庭进行普及，汽车轮胎所需的橡胶也随之一跃成为了世人眼中的“新材料”宠儿。一些洋人冒险家看准这个机会，分分转行进入橡胶业，有的企业连橡胶树都没种下，便通过各种“包装”手段，开始在证券市场将股票卖给趋之若鹜的投资者们。仅1910年6月，一个月内就有30种新的橡胶股票在上海证券市场挂牌交易，吸纳的资金高达1350万两白银。 1910年，上海证券市场的橡胶股票正进入持续3年的超级大牛市，其中有一只叫兰格志的橡胶公司股票格外引人瞩目。兰格志的创办人是位名叫麦边（George McBain）的英国人，他此前曾在上海开设过一家并不太起眼的外资公司——麦边洋行，但知道的人并不多。麦边敏锐地看到橡胶机会后，通过一系列“策划运作”，兰格志橡胶公司很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在媒体的宣传加持下，迅速成为上海证券市场的“龙头股”，引领着大盘齐齐飙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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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格志股票的初始发行价为每股100两，但却迅速突破1000两大关：3月2日，1080两；3月18日，1300两；3月21日，1600两；3月29日，1675两……如此赚钱效应，世界上或许再也没有比这更能吸引人的生意了。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写道：“一旦有了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然而，上海的橡胶股票何止如此，短期内超过10倍的收益，足可以让任何一个人为之疯狂，施典章自然也不例外。 施典章揣着350万两川汉公司的资金，来到上海成立了办事处，自己亲自坐镇，负责“资本运营”事务。他将大部分钱存在了上海的钱庄和洋行，其中部分用于炒作橡胶股票，部分用于放贷。但不论怎样，资金最终基本都流向了股市。因为当时橡胶股票涨得热火朝天，许多人都通过钱庄获得贷款，将资金投入股市，甚至许多钱庄老板直接将存户的钱投入股市进行坐庄炒作。 按照当时川汉公司的风险防范要求，存放在上海的每一家钱庄的资金上限不得超过15万两。施典章将大部分资金分别存在了正元、兆康和谦余三家钱庄中，其中正元50万两、兆康38万两、谦余25.5万两，三家合计为113.5万两。然而，这三家钱庄背后的老板却指向了同一个人——陈逸卿。 当然，施典章也不忘“假公济私”，根据后来朝廷的审查报告：施典章与陈逸卿私下串通，通过“财务造假”，将公款50万两存入正元钱庄后取出10万两占为已有；兆康钱庄存入公款38万两，用同样方法取出10万两化公为私；此外，虚报兰格志股票价目，每股实售价为1500两，虚报为1750两，485股总共虚报12万多两，并将12两占为己有；施典章还串通陈逸卿担任买办的外资银行利华银行，为施典章出据虚假收据，将95万两作为施、陈二人私自放贷的本钱；施典章还将17万两公款私自转移至汇丰银行占为己有。总计起来，施典章共贪污挪用川汉公司的公款百万余两。 施典章将资金事务办妥后，幻想着不久之后将收获巨大利润，不仅能盘活川汉公司的股本金，为四川的父老乡亲们“造福”，同时也让自己获得巨大的名声和经济利益。 然而，施典章并不知道，“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句话放在任何时候都是行之有效的。随着大洋彼岸美国突然宣布“紧缩政策”，最先得到美国紧缩政策消息的外资银行立即收紧银根，加大力度从各大国内钱庄收回贷款。随着消息的扩散、后续入场资金的枯竭、场内资金的疯狂出逃和踩踏，上海的橡胶股票经历过短期的剧烈暴涨后，终于一泻千里，进入全面崩盘。伏尔泰曾说：“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众人的欲望和狂欢吹出来的泡沫，也终究成了埋葬每个人的墓志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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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鸡毛之后，上海的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几大钱庄相继破产倒闭，陈逸卿的三大钱庄也未能逃过此劫。这些钱庄皆是上海橡胶股票投机的主力。相关放贷人的资金、炒股者的资金基本打了水漂，川汉公司随之出现了巨额的财务窟窿。不仅如此，上海的大型钱庄、有着17家分行的源丰润在不久之后也因股灾的多米诺效应而受到牵连，于1910年10月8日突然倒闭。源丰润还涉及了朝廷的大量“委托理财”公款，包括应定期支付洋人的庚子赔款，结果共亏欠公私款项高达2000万两。 面对“金融风暴”带来的国家及民间巨额财产损失，1910年8月17日，陈逸卿被捕。清朝官员本想自己审理陈逸卿，但是陈逸卿是几家美资公司的买办。在英美列强的干预下，陈逸卿并没有被关进清廷的看守所，而是羁押在租界牢房内，并只能在租界接受审理。卷走自己血汗钱的陈逸卿不伏法，还接受列强“庇护”，这件事激怒了国内民众，大家纷纷斥责陈逸卿为“列强的走狗”、“妄为中国人”。最后，陈逸卿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服毒自杀。 1910年9月25日，朝廷一声下令，施典章也在上海被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所派的专案组抓获。28岁的摄政王载沣亲自批示，朝廷多个部门跟进调查此事。最终施典章贪污、挪用川汉公司巨额公款的事情开始浮出水面，调查结果让清廷大为震惊。 川汉公司的股本金巨亏，这铁路还能怎么修呢？ 宣统三年（1911年）4月7日，监察院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上奏了一篇重要的疏论，他列举了商办铁路的诸多弊端，认为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等地商办铁路自筹股金管理不善，尤其四川更为严重，“倒帐甚剧”。川汉铁路自商办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年，筹集资金不到所需款数的十分之一。有人估计，照此集资与建路速度，需要90~100年时间才能完成。用当时人们的话来说，如此下去，后路未修，前路已坏；前款不能满足逐年修路之用，后款不能覆盖股东付息之用，结果将是款尽路绝，民穷财困。 此外，石长信还提议将全国铁路区分为干路和枝路，横跨一省或数省且远达边省的为干路；一省之下，府县之间接入干路者为枝路。并奏请朝廷明确干路权收归国有，枝路权可划为民有。之所以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主要是因为民间资金有限，加上各省绅民狭隘的乡土观念，让铁路支线的股东无法进行全盘统筹考虑。当然，铁路的修建需要巨资，石长信建议，“创为租股名目，每亩带征”（按亩收取租股），以作为修路之资，并含蓄地表示可引进外资修建干路。 石长信上书几天之后，清廷便颁布了“干路国有”令。由此看来，石长信这篇奏折应是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理论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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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在前期川汉铁路改由商办的过程中，国外列强也在加紧以“借债筑路”为诱饵，迫使清廷将铁路收回官办，以便借此控制路权。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兼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后，曾与美、法、德银行财团订立了两湖境内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以厘金、盐捐为抵押，借款550万英镑修建湖南、湖北两省铁路。此事引起美、日、俄等国不满，并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参与分享铁路借款利益。宣统二年四月（1910年5月），英、德、法、美四国银行财团在巴黎达成协议，决定由四国借款600万英镑建造粤汉、川汉铁路，并参与分享铁路权益。清廷迫于列强压力，答应了这一要求。 宣统三年（1911年）5月9日，清廷任命号称“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的洋务派官员代表盛宣怀为邮传部大臣。刚刚上任的盛宣怀便开始宣布铁路干路收归国有。5月14日，湖南长沙万人集会，抗议铁路国有化，但盛宣怀对此无动于衷。四月二十四日（5月22日），清廷任命端方担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并专就川汉铁路正式下达谕旨：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并“自降旨之日起，所有川湘两省租股一律停止”。 邮传部根据朝廷旨意，按照粤、湘、鄂、川的实际情况，拟订出粤湘鄂川不同的处理办法。其中，粤路（广东）：每股先行返还六成，其余亏耗之四成，并准格外体恤，发给国家无利股票，路成获利之日，准在本路余利项下，分十年摊还；湘路（湖南）：商股照本返还，其余米捐租股等款，准其发给国家保利股票；鄂路（湖北）：商股一律照本金返还，其因路动用赈粜捐款，按照湖南米捐租股方法办理；川路（四川）：宜昌路段已用工料之款四百数十万两，准给国家保利股票，其现存七百余万两，愿否入股，或归本省兴办实业，再听其便。 从上述办法中可以看出，由于川汉铁路公司的股本金被挪用至上海炒股而至巨亏，其处理办法相比之下，对于股东来说极为不利。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曾说：中央财政的钱来自全国人民，政府没有权力动用它去弥补这个窟窿，意为朝廷拒绝为炒股损失的300万两埋单。 五月初一（5月28日），川汉铁路公司召集722位股东，举行临时股东大会商讨对策，大家一致反对川汉铁路国有，并请求延长征收“租股”期限，以便为上海炒股带来的损失由川人埋单。并请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将川汉股东们的意愿转奏朝廷，但并未获得朝廷同意。王人文为安定人心，以求平和解决此事，电请清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并用现金如数退还川路股款，但遭到清廷严旨斥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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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五日（6月11日），邮传部盛宣怀与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会衔发出“歌 电”，通告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川人定要政府归还现款，则朝廷不得不再借外债，并以川省财政收入作为抵押。6月13日，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借款合同”寄达成都。 朝廷决议和借款合同下来后，川汉铁路的处理办法已无周展余地，全省绅民愤怒不已。 罗纶亲自书写文章，对清廷决议逐条批驳，并联合2400余人请求王人文代奏朝廷。邓孝可发表文章《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痛骂“盛大臣卖国奴”。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川汉铁路公司召集股东数十人开会商议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无需再等待特别股东大会，决定在全省范围立即组织建立“保路同志会”，拼死以“破约保路”，并于第二天正式展开行动。 6月17日，两千余名川汉铁路的绅商股东们纷纷齐聚成都岳府街。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登场演说。罗纶登坛后，声泪俱下地说道：“乡亲们，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说话后便开始大哭，在场之人不无跟着嚎啕大哭。随后，罗纶举起拳头，大声怒吼道：“我们要团结起来，誓死反对，保证四川人民的利益！我们要成立一个临时的组织，为大家的利益抗争到底！从现在开始，只要政府不答应我们的请求，商人、工人、农民兄弟，还有广大学生们就团结起来，一起罢商、罢工、罢课，也不要缴纳租税！”台下群众听后纷纷表示同意。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会长蒲殿俊，副会长罗纶。同志会下分四个办事部门，分别为总务部、文书部、交际部、游说部。 大会临时动议全体到会人员体一起到总督衙门向王人文请愿，于是大家举着写着光绪帝谕令“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的两块木板，喊着“保路权，争路款”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向总督府进发。大家来到总督府后，王人文出来面见群众，表达了对大家的理解和同情，对于大家的意愿，他一定会据理力争。 6月17日，王人文将当天川民集会与请愿的情形以电文的形式如实向清廷进行了汇报。19日，王人文再奏朝廷，将当天千余人的集会情况再次上报，“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他同时上疏参劾盛宣怀丧路权、国权，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并请求将自己治以盛宣怀同等之罪。27日，他又把罗纶等2400余人签注批驳的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原件及公呈人全体姓名上奏，并自请处分。清廷对王人文的“表现”极为不满，下谕对其严加斥责，并将其进行革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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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同志会成立后，随即发布了《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并四处张贴进行宣传，并派会员到各地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全川各地纷纷响应，陆续成立保路分会和协会，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其他各地州、县、乡、镇、街、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达到数十万之众。 在此期间，向来主张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党员也加入了这场大型运动之中。6月，革命党人朱之洪受同盟会重庆支部的委派，以重庆股东会代表身份抵达成都，与同盟会员龙鸣剑、曹笃、方潮珍等人在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开会商议，决定借保路运动的大好形势，组织革命武装，以推翻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于是，同盟会员开始四处活动，开始了保路同志军的筹建。8月下旬，在同盟会员、华阳哥老会（袍哥）首领秦载赓的带动下，新津哥老会首领侯宝斋以筹办六十大寿为名，邀请四川哥老会的主要联络人100余人在新津秘密召开会议。经过商议，会议确定了后期统一行动方针，决定以革命党人影响力较大的川东南地区作为根据地，再进一步攻取成都的起义方针。同时选举侯宝斋、秦载赓为川南、川东起义领导人。9月，秦载赓、龙鸣剑在资中罗泉井主持召开会议，新津的侯宝斋、崇庆的孙 泽沛、崇宁的张达三、绵竹的侯国治等哥老会联络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将保路同志会改称“ 同志军”，在华阳、新津成立同志军总部。并确定秦载赓、侯宝斋分别主持川东和 川南起义，张达三、侯国治领导川西北起义。会议决定于9月中旬发动起事。 8月2日，清朝新任命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已到任成都。赵尔丰，字季和，1845年生，祖籍辽宁辽阳，盛京将军赵尔巽之弟。历任静乐、永济等县知县，并得到山西巡抚锡良赏识。1903年锡良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随之入川，负责川边藏区事务，曾用强硬手段压制当地土司，在川滇边地区成功实行改土归流。1907年锡良离任后，赵尔丰曾短暂代理四川总督。1908年2月，清廷任赵尔丰之兄赵尔巽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任驻藏大臣兼川边大臣，他利用武力成功镇压亲英的藏区武装，收复西藏。由于擅用武力，因此被世人称为“赵屠夫”。1911年4月，朝廷调任赵尔巽为东三省总督，赵尔丰被任命为四川总督，而他刚刚到任，面临的便是保路运动这个棘手的局面。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赵尔丰却将自己的性命葬送在了这场运动之中，他也成了清朝四川的末代总督。 8月4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到会代表600余人。大会选举颜楷、张澜分别任股东大会正、副会长，川督赵尔丰也亲自到会“训辞”。大会通过了争路办法的三大要则： 一是质问以盛宣怀为代表的邮传部，二是吁请赵尔丰代奏股东意愿，三是请求提回股东余款。此时的赵尔丰对川汉公司的股东仍持理解态度，他认为四川百姓的争路意愿是极其正常的利益述求，当场允诺将为股东向朝廷代奏此事。股东大会还讨论了盛宣怀收买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没收川路的问题，股东们一致通过决议，罢免李稷勋的职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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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赵尔丰按照承诺，向朝廷参劾盛宣怀，请求将盛宣怀查处。由于光绪和慈禧于1908年相继去世，光绪无子，由3岁的溥仪（即宣统帝）即位，而真正主政的是溥仪的父亲、光绪的异母弟、摄政王载沣。此时的载沣年仅29岁，或许由于太过年轻，在面对国家军政大事方面缺乏一定的政治经验和“弹性”，低估了四川绅民对保运运动的决心，因此在处理四川保路运动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强硬立场。8月24日，清廷拒绝了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罢免李稷勋职务的决议，并勒令赵尔丰利用强力手段“弹压”保路运动。 四川的绅商们知道清廷的态度后愤怒不已，通过临时股东大会，大家决定立即组织大规模罢市、罢课。当天下午，保路同志会召开群众大会，现场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前往总督府请愿。同志会负责人罗纶、邓孝可等人担心事态失控，答应先由他们与总督进行交涉。成都市民遵守了铁路股东大会的决议，各大街小巷陆续关闭市门、百业停歇、交易全无。 赵尔丰接到清廷“ 切实弹压”的谕令后，紧急召见川汉公司负责人、绅商及各街道同志会代表，软硬兼施，要求大家开市开课，但被现场的与会者拒绝。成都知府以及成都、华阳知县也到街上劝说商民开市，群众不予理睬。赵尔丰于是下令在各街口安排巡防军，荷枪实弹，严防部署，以震慑成都绅民；为防事态进一步扩散，同时暂停邮电局向外发报有关保路运动信息的电报。但是成都商民不为所动，各州县在省城读书的学生按照保路同志会的部署，陆续回乡报告和宣传成都的事情进展情况。 川汉公司和保路同志会负责人此时的政治态度是在“不反清”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合法”斗争，但眼看事态扩大，矛盾激化，似乎将超出“文明争路”范围，于是一方面继续通过川路股东大会揭露盛宣怀、端方“卖国收路”的违法行为，并请求赵尔丰代奏；另一方面则印发《四川保路同志会公启》，劝告人们勿在街头聚众、勿暴动、勿攻击教堂，不得侮辱官府官员，油、盐、柴、米等基本饮食照常售卖等，试图将这场斗争控制在预计轨道范围。为表示他们争路目的不是为了反清，还连夜印制光绪牌位，正中写上“德宗景皇帝之神位”，两边为当初光绪对川汉铁路的谕令“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并分发给全城居民，在各自家门口供奉。此外，还在市区各街道中心区域设上光绪的“皇位台”，上设香案，供上光绪帝的牌位；下面写着“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条幅。这种争路方式为广大居民所接受，也让清廷无法对绅民们委以“暴民”的口实而实行武力镇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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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再次通过会议决议，号召全省商农百姓不再上缴粮税，并声明川省不再担负政府的任何外债。赵尔丰立即将此事上奏朝廷，并与成都将军玉昆、副都统奎焕，以及各其他各部门重要官员联名向朝廷说明此事的严重后果：如果川民开始不纳粮税，每年两千数百万的岁入（财政收入）将无着落。而且四川的现状也会进一步影响周边贵州、云南、新疆、甘肃、西藏等西部诸省的形势，最终将动摇大清根基；大家一致希望朝廷顾全大局，罢免盛宣怀，修改借款合同，将川路问题交给咨政院议决。然而，以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清廷再次错估了形势，他们认为是赵尔丰为首的四川官员太过软弱，“姑息养奸”，不仅下谕对赵尔丰等人严厉斥责，要求强力弹压，而且决定另派端方从湖北宜昌带领新兵入川以查办此事。 当时的四川布政使尹良，是位置仅次于四川总督赵尔丰的二把手。保路运动之初，此人便对四川绅商没有好感，极力怂恿赵尔丰采用强力手段打压保路同志会。赵尔丰从川边回到成都后，尹良每次参加会议，总是故作神秘的爱与赵尔丰耳语，引起大家的不满，赵尔丰当面申斥多次，尹良仍不改旧习。尹良与端方本有姻亲关系，端方被朝廷委命入川督察川汉铁路之事后，曾多次私下给端方写密信，举报赵尔丰的错误，端方以此为把柄向朝廷弹劾赵尔丰。此事被赵尔丰得知后，大骂尹良无良。面对朝廷派端方入川，赵尔丰已严重感觉到朝廷对自己的不信任。为了重拾朝廷对自己的信任，保住自己的官位，赵尔丰对保路运动的立场开始发生转变，准备寻找机会采用强硬手段进行弹压。 此时，在革命党人和哥老会的“助力”下，成都局势已进一步恶化，同盟会员朱国琛、杨允公、刘长述（“戊戌六君子”刘光第之长子）等编印了题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于9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照例举行的特别股东大会时，散发给在场的会议代表。《商榷书》宣称中国正处在“ 危机四伏，一触即发”的危局之中，又揭露清政府“日以卖国为事.....夺路劫款转送外人，激动我七千万同胞幡然醒悟” ,号召川民只有撇开卖国政府，由民众团结起来，“一心一力，共图自保”。《商榷书》的目的是脱离清朝，让四川独立自保。自保的核心在训练国民军和制造军械，并通过支配赋税厘捐，实现财政独立，取得自保经费。《商榷书》中虽然没有明显的“暴动”、“革命”等激烈言词，但实际上是以“商榷”地方自保为名，鼓吹四川独立。《商榷书》的出现，是保路运动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保路运动的目的已由“文明争路”发展为“武力自保”、“四川自治”，这是当朝政府无法接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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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榷书》事件爆发后，赵尔丰认为此事已“隐含独立”倾向，立宪派的“背叛朝廷”、“图谋不轨”罪名已坐实，正愁找不到借口的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强力弹压，于是开始暗中调兵遣将，加强武力部署。9月7日，赵尔丰诡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通报，将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省咨议局、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首脑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颜楷、胡嵘、江三乘、叶秉成、王铭新等人召至督署开会议事。当代表们刚入督署大门，便被赵尔丰提前部署好的军警逮捕，赵尔丰企图以此让保路同志会造成群龙无首的局面。接着，赵尔丰下令搜查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堂和股东招待所，查封了《西顾报》、《启智画报》等宣传保路运动的报刊。 蒲殿俊、罗纶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开后，引起了成都全城的巨大震动，各路街坊口口相传，相约每户各出1人，大家举着光绪牌位和香烛，潮水般地涌进总督府请愿，督署门前一时哭声震天，大家强烈要求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人。面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赵尔丰对巡警卫队发出“拥挤上院，格杀勿论”的指令。他一方面指使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钟在督署附近联升巷空屋纵火，以便对保路同志会进行栽赃，为镇压群众制造口实；一方面让营务处总办田征葵命令卫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2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赵尔丰又派巡防军在各街口设立步哨，禁止居民行走，一时成都城内大乱，践踏群众无数。当天的事件便是保路运动中最著名的“九七成都血案”。 第二天，成都下着倾盆大雨，城外居民得知城内发生惨案，纷纷奔赴城下示哀请愿。田征葵命令防军开炮轰击，成都知府于宗潼见此情景大哭，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炮口阻止开炮，才避免了更大的灾难。赵尔丰还下令，对督署附近被枪杀的群众，三日内不准收尸。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发布全城戒严令，紧闭城门，各街口加强巡守，强逼商人开市，并封锁了连通外界的电报和交通，继续搜查逮捕保路同志会骨干、查封保路斗争相关的宣传报刊。 同盟会员曹笃和朱国琛等人为了尽快联结和发动全川绅民，用数百块木板制作成“水电报”，上面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锦江，这些木板顺流而下，把消息迅速传遍至川南、川东各地。 成都附近的保路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从四面八方围攻成都，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展开激战。附近各州县纷纷响应，陆续成立各地的保路同志军。数日之内，队伍便发展到20多万人，对成都形成合围之势。但是由于同志军的武器装备不足，又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守城的清军与同志军展开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但十几天未能攻下成都，于是同志军决定留下部分军力继续围攻和牵制成都守军，另外的人员则分散进入四川地方各州县，进一步组织和发展革命起义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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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见局势危急，于是急调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部的边军二十营等共约1万余人，从打箭炉（今康定）、泸定、建昌（今西昌）、越西等地日夜兼程，赶赴清溪（今汉源）集结，由傅华封节制指挥，准备长驱直入镇压同志军，以解成都之围。雅安及荥经县哥老会首领罗子舟、李永忠等人率领同志军自9月中旬开始，在大相岭成功阻击清军40多天，使清军救援成都的计划落空。 川南的自贡荣县在四川的革命群众基础最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曾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1000余人。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也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同时也将保路运动推向了高潮。 荣县独立后，赵尔丰派四川省清军统制朱庆澜率马步炮各营进剿新津同志军。新津的哥老会首领侯宝斋前期曾带领同志军围攻成都，9月14日率部回到新津。10月1日，侯宝斋带领同志军展开新津保卫战。12日新津被清军城破，侯宝斋突围至邛崃固驿镇古松庵。18日晚，侯宝斋被叛徒杨甫成杀害。 此外，继川西的同志军起义后，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占领城口县城以及大足县城。这时，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同清军作战。至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此时的端方正带领湖北新兵经宜昌赶赴四川。然而，由于湖北新军被外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昌军力空虚。10月10日，武昌革命党人借此机会发动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正式爆发。武昌革命军最终成功占据武汉三镇，并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随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面对全川及湖北的革命局势，此刻的成都城内，清军军心已开始动摇，城内新军中有不少同情和支持同志军的官兵。赵尔丰为防生变，急忙将新军调出成都，将成都防守换成更为信任的巡防军。但是，此时的清廷已成土崩瓦解之势，赵尔丰也成为瓮中之鳖，已无力消灭四川同志军，加之荣县独立、武昌起义、重庆蜀军政府成立，赵尔丰深感大势已去，于11月15日不得不将罗纶、蒲殿俊等11人释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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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七（11月27日），赵尔丰与立宪派达成协议，发表自治文告，将政权交给立宪派，并以蒲殿俊为都督，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当日，端方带领的新军进入四川资州（今内江资中）时，军队发生哗变，端方和其弟端锦被新军军官刘怡凤所杀。 此时的赵尔丰表面上交出了兵权，但巡防军内的大部分人仍是其旧有亲信。12月8日，新政权"大汉军政府"正副都督蒲殿俊、朱庆澜在东较场阅兵训话时，原受赵尔丰节制的巡防军即以索饷为名，突然举枪朝检阅台射击，骤然哗变。蒲殿俊、朱庆澜二人趁乱逃走。赵尔丰的旧部路广钟率其所属教练所巡警二千余人，持枪狂呼：“此时不变更待何时！”随即煽动其他巡防军警，参与叛乱，成都城内一时烧杀之声再次响起，局势极度混乱。 时任新政府军事部长的尹昌衡自乱军中突围而出，奔向凤凰山新军驻地，他迅速召集几百名新军，慷慨陈词道：“兄弟们，全川存亡，就在今日，只要大家团结一心，昌衡愿作先驱，个人生死，不足为惧！”众兵士深受感动，皆纷纷呼应，愿听指挥，入城一战。于是，尹昌衡率领新军，直奔成都城内，暴乱很快得到平息。 事后，经川汉铁路股东会副会长、保路同志会领导人张澜提名，尹昌衡被“公选”为大汉军政府的都督。尹昌衡就任后，认为必须彻底解决赵尔丰势力，才能让成都真正获得安定。他经过思索，决定采用“智取”。几天后，他单枪匹马拜访赵尔丰，假意与赵尔丰结盟，说服赵尔丰将三千巡防军名义上交由军政府接管。赵尔丰当即答应，亲自书写了一封书信给巡防军负责人，要求全部由新政府军接管。 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调集2000余人包围赵尔丰住处，将其抓捕，并立即押至皇城坝进行公审。尹昌衡当众斥责赵尔丰罪刑，随后令部下将赵尔丰、路广钟等人当场处决于皇城“明远楼”，并传首示众。 赵尔丰被杀后，引起居住在少城内旗人的恐慌。尹昌衡为安定旗人并促使旗兵缴械，公开表示：“昌衡处世，一本大公，五族共和，满汉一体，今后尚望同心同德，共建国是。”并以副都督家眷为人质，争得了旗人的信任，顺利收缴了旗兵枪械，成都的局势获得稳定。1912年4月17日，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成立“四川都督府”，尹昌衡任都督。 此次由保路运动引发的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导致了清政府的迅速灭亡。1912年2月12日，京城的养心殿内，隆裕太后及溥仪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将政权交给了袁世凯政府，历时276年的清朝统治至此结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时代也随之划上完整的句号。 孙中山先生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为了纪念1911年这段特殊的历史，以及四川保路运动中牺牲的烈士，川路总公司于1913年在成都市人民公园西北部树立了一座“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并屹立至今。 ——全稿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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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帅点蚊香 2020-12-30 21:35:06 第三节 总督丁宝桢，治川十余年 同治八年（1869年）七月，覆盖皖、苏、鲁、豫地区的“捻军”农民起义刚刚被清廷平定一年，在京城通往江南的京杭大运河上，一艘来自皇宫的太平船经过天津港后正沿江而下，徐徐向山东进发。船头挂着的龙凤大旗随风飘扬，旁边还插着一面旌旗，上面写着“奉旨钦差”和“采办龙袍”字样，旗下站着一位威风凛凛的年轻人，他便是25岁的当朝太监安德海。此时的安德海可谓意气风发，他因办事机灵...... ----------------------------- @王雁北 2021-01-04 13:47:58 这里的咸丰，应该是同治帝吧？ ----------------------------- 咸丰年号：1862年1月30日——1875年1月12日，同治是咸丰的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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