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乡村记事[第2页]

万年历购物网址日历小说 | 三峰软件天天财富小游戏视频推荐小游戏

TxT小说阅读器
↓小说语音阅读,小说下载↓

一键清除系统垃圾
↓轻轻一点,清除系统垃圾↓

图片批量下载器
↓批量下载图片,美女图库↓

图片自动播放器
↓图片自动播放,产品展示↓

首页日历2024 日历2025 日历2026 日历知识 | 每日头条视频推荐数码知识两性话题情感天地心理咨询旅游天地 | 明星娱乐电视剧职场天地体育娱乐

日历软件煮酒论史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春秋战国三国唐朝宋朝明朝清朝哲学厚黑学心理学 | 文库大全文库分类

电影票房娱乐圈娱乐弱智火研中华城市仙家六爻佛门风水钓鱼双色球戒色航空母舰网球乒乓球足球 nba 象棋体操

首页 -> 煮酒论史 -> 乡村记事 -> 正文阅读

[煮酒论史]乡村记事[第2页]

作者:春秋客2019

首页上一页[1] 本页[2] 下一页[3] 尾页[3]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车轮子（二）
    有一种双轮人力车的问世，与大规模的水系治理有直接关系。1963年的一场大洪水过后，一位伟人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最高指示。此后的十几年里，连续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挖河筑堤运动，就连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几年，这运动也没有停止。工地上为提高土料运输效率，一种双轮人拉小车，逐渐代替了以前的土篮子。
    这种小拉车，轮子的大小与小推车相同，是装了滚珠轴承的胶皮轮子；只是由一个轮子增加到两个，中间加了三尺多长的铁轴；车厢由木料做成，有五尺长、三尺来宽，两侧安装两块一尺多高的挡板，后面一块档板是活动的，装车以前安上，卸车时拿下来；两个车把，也叫车辕子，后端粗，构成车厢的骨架，能承重；前端细，手能握过来，便于驾驶；车把后面的横梁上拴绳套子，用来套在肩膀上拉。
    驾驶这小车，要站在两个车辕中间，两手握住车把，掌握平衡、控制方向；肩膀上套了绳子，便于用力向前拉。拉车时身体要向前扑，脚往后蹬；车越重，前扑的越厉害，遇到上坡或路面松软，要使出浑身的力气，身体几乎扑到地面。载货不重、路面平坦时，则很轻松：两个轮子着地，不必担心翻车，把车装的重心略偏后一些，两手按住车把，还能减轻一些自己身体的重力；遇到下坡，靠车的惯性，推着人一路小跑，脚尖着地，身体甚至能瞬时腾空，极为惬意。
    各生产队都按上级要求添置了几辆这种小拉车。轮子从供销社购买，车厢是生产队自己用木料制作。每年秋季过后，根据任务，派出一辆或两辆小车，每车两个小伙子，去几十里以外的挖河筑堤工地。小车上装满搭建工棚的木棍、草苫、苇席，还有被褥、铁锨、粮食等物件。在路上一个人拉车，另一个人高高地坐在上面；走十几里，拉车的与坐车的互换一下角色，继续走。
    小伙子们大都原意参加挖河筑堤的工程。出去后，每人每天给记12分工，风雨天都记，比在家挣得多；在工地上的小米干饭、白面卷子可以敞口吃，家里可以省下一个人的口粮。但工地的活也累，两个人拉着满满一车土，还总是走上坡路，只有空车时才下坡，一天要工作八个小时以上。前两、三天，人们都累的难受，早晨都从草铺上爬不起来；但几天过去，也就适应了。多数工程，都是吃住在野外，远离村庄，工地上是清一色的男人。每逢附近路上有女人走过，有民工远远看见，情不自禁的高声大吼，一时间，数人起，万人和；这成千上万饥渴男人的吼声，形成无比震撼的冲击波，在冬季的旷野上滚动。
    小拉车始于挖河工地，普及于农业生产的需要。生产队后期，为提高效率，秋季的庄稼不再运回村里，都改在地里分配，所有粮食、秸秆的运输，都由社员家庭承担了。最初使用的小推车，效率远不如小拉车高，小拉车装的多，走的平稳，连十几岁的孩子也能拉。尤其是装载庄稼秸秆，比畜力大车少装不了多少。造价也不很高，一百多块钱就能买一辆，比自行车还便宜。因此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社员家庭都陆续添置了小拉车，成为当时的主要运载工具。
    土地承包之后，农户家里养了牲口，一些个子矮小的毛驴也能套进这小拉车，替代了人力；再后来，有了专门套牲口的小车，车厢改为用铁管、铁皮焊制，尺寸也大了些，车轮子也加粗了，只是比传统的畜力大车要小些，便于从院门出入。再后来，农户有了小四轮拖拉机、三码车；还有用旧汽车底盘改制的翻斗车，装十五马力柴油机作动力，承担了村子里的土方运输工程。人力车便逐渐退出了生活。

    车轮子（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村里就有了自行车。那时的自行车主要是用来驮运货物的，并不是现在的代步工具。
    结构跟现在的自行车也有不同：首先是轮胎粗、辐条粗，连车轴都粗，车身长，比现在的普通车要长三分之一；其次是异常牢固，现在的车后架是两根立柱，它却有六根，并且都是用实芯铁棍制作，前面除了正常的一副车叉之外，又加了两副保险叉。这样的自行车自然就重了许多，力气小的人不容易搬得动它；再者就是脚蹬处的齿轮很小，走同样远的路，现在的自行车如果蹬两圈，它就要蹬上三圈，但也因此蹬轻一些。这种车子都没有牌子，因此不知道是什么厂家生产的，不知缘何而起，此地人管它叫“水管”车。
    村子东南角的几户人家，有作小买卖的传统。是他们最早买了这样的自行车，看机会捣腾些粮食、油料等。车憨人壮，极能载重，驮粮食能驮三百多斤。把粮食口袋捆在车上很需要技术，一般是两侧各竖着捆上一口袋，上面再横捆一口袋；装满粮食的口袋，直径大约有一尺二寸，高三尺。若没有人帮忙，要把车子放倒，把一个口袋也放倒在后架一侧，捆结实；然后把车子翻过来，在另一侧也照样捆好口袋，最后把车子立起来，在已经捆好的两个口袋上端再横上一个口袋。
    驮了这样重的货物，通常要走几十里或一百多里路。因为搞贩运的人少，各种物资大都存在区位差价，比如玉米，在当地买，两毛钱一斤，运出几十里，就能卖到两毛三或两毛五分钱一斤；一般搞贩运的人还要在粮食里掺些杂质，以增加重量；因此这样跑一趟，能赚到十来块钱。比在生产队挣工分强的多。但也不能每天都捣腾这个，还要在生产队隔三岔五的出工，不然，队长要有意见，乡亲们也不满意，甚至大队干部、下乡工作组还会出面干预。那时跑买卖，在本村有人管，出了门倒少有人干预，没有现在这么多大盖帽，因此没有被抓住罚款的危险。
    每年夏季，还能捣腾半大猪。社员家庭养猪，有的人家养两、三头小猪，等长成半大猪，需要喂饲料多了，卖一、两头，剩下的再育成肥猪出售。因此专门有人在街上吆喝着买半大猪。入户买这种猪，不过秤，按个头讲价，运到集上，却改成按斤卖；自家养的猪，不知道有多重，但捣腾猪的人都内行，站在猪圈边上看几眼，大体就能断定猪的重量。因此，捣腾猪赚钱主要靠眼力。把买好的猪要先运回家，养两天，等呈委大集，一早起来，把猪捆了，从猪嘴里塞进胶皮管子，往里灌加了盐的稀粥，把猪肚子灌得气球一般。据说猪食里加了盐，猪尿少，重量流失的慢。之后，用自行车驮运到呈委集的猪市卖了。如果运气好，一个猪也能赚到十几块钱
    用自行车驮运半大猪，要在车后架上平行横绑两根木棍，木棍中间结简单绳网，类似小担架；把猪的前、后蹄各用细绳绑了，平放在“担架”上，再用绳子捆住。在路上，猪虽然跑不了，但却如刚出水的鱼，摇头翘尾，怪叫挣扎不已，骑车人稍不留意，就会摔倒。村里有一个从北京回乡的男知青，后来娶了村里的媳妇，就一直没有回城。他看别人捣腾猪赚钱，也借了辆“水管”车，跟人搭伙出去买猪；回家的路上，那猪一直跟他捣蛋，不知摔了多少脚；过路上的一条垄沟，猪趁机乱蹦，连人带车倒在泥水里，弄了个落汤鸡。那时浇地，如果地块跟机井隔着道路，就在路面上用土堆起垄沟，直接跨道取水。因此每到浇地时节，村外的路上有极多正在流水的垄沟。回到家，小伙子放倒车子，拿出菜刀来磨，媳妇问话，也不回应，把刀磨快，上前就把猪头割了下来，从此绝了捣腾猪的念头。
    七十年代中期，人们日子稍宽余了，开始买自行车代步。多是在集上买旧车。也有买上海产“飞鸽”、“永久”牌子新车的。买新车一是花钱多，二是不容易买到。在县城买，要收自行车票，只有极少数在县里有门路的人家才能弄到这车票，也有托北京、天津的亲戚，在那里买了，从邮局托运回来。
    买回新车，要在车架子上裹牛皮纸，后架子缠布条，再用清漆涂了，以保护车架子上原来的瓷漆；从供销社买来“麻猴”，绑在前后车轴上，这东西是用两根细铁丝绞在一起，中间绞上红、黄、绿三色的麻丝，粗看象刷瓶子用的麻刷，绑在车轴上成彩色圆环，既好看，还自动清除车轴上的灰尘；还用布做套子，套在车座上，做车兜子绑在车的横梁上。把车从头到尾裹上一层“铠甲”，然后才能使用。
    有了自行车，也不是随意使用。只有走较远的路，或出席体面场合，才可以动用。在本村活动，或下地干活，极少有骑车的。有乡亲来借车，是最为难的事，临出门反复叮嘱，直到车子送回来，一颗心才放回肚子里。路上行驶的车子，或驮货物，或再驮一个人；若有人独自骑车，同路的乡邻都会搭便车，甚至有人不打招呼就悄悄从后面坐上去，骑车人感觉异样，回头一看，二人哈哈大笑。

    车轮子（四）
    双轮畜力大车的历史应该最早，在小拉车没有普及之前，它的作用还一直无可替代。
    最早的大车，用的是木轮，与前面说到的车木轮结构相同，只是尺寸略大，直径约有四尺。
    过去的木轮大车，车厢有两种，一种是大户人家专门用来载人的，与眼下的机器轿车用途相同，连名字也一样，名曰：“轿车”；机器轿车起源于西方，最初进入国内，国人给它取名字时，是否把祖宗留下的木轮轿车的名字，直接拿来用了？木轮轿车的车厢有多半人高，半封闭，拱顶，左右有窗，前后是门，门、窗上吊布帘。这种车在1947年本地“土地改革”之后，就很少使用了，现在只有在影视剧中偶尔看到。
    另一种车厢，主要是用来拉货物。没有车蓬，与现在胶轮大车的车厢相同；最初的胶轮大车，就是用的这种车厢，只是换了下边的轮子而已。种地拉庄稼、送粪主要靠它，出门运货也是它，还可以临时支上简易布蓬，作“轿车”载人。合作化以前，村里有脑筋活络的年轻人，用木轮大车，套两、三匹骡马，跑一百三十里外的保定府，专门运载客人。只是坐了这种车，走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车轮的颠簸，直接传入人体内，五脏六腑随之颤动；如果再跑快一点，那滋味简直无法忍受，因此当年有“坐马车不如坐牛车舒服”的说法。
    这种车使用最普遍，拥有量也最大。“土改”前，种地在十亩以上的农户，差不多就要有大车、牲口了；就是种地再少一些的，也会几户人家合伙养头牲口、买辆大车。合作化以后，这种大车的数量没有增加，到生产队时期，三、四十户的生产小队，大多拥有两辆大车。
    大车的木轮极窄，约二寸，为防止磨损，轮子外沿包铁铸的轮瓦。车轮走过的土路，会留下深深的辙印。那时的乡村大道上，都有两条平行的车辙，半尺来深，前不见头，后没有尾。大车上道，车轮自然入辙，如同火车行进在铁轨上一般，赶车人因此省心，大车轻易不会走偏。现在的影视历史剧中，木轮大车仿做了当年的模样，但车轮下边的路，却仍是今天的土路，少了这两道最具特色的车辙。
    六十年代中期，大车的木轮逐渐换成胶轮，大道上的车辙也就永远消失了。出远门，还可能会走上一截平坦的柏油路。常出门的车把式，经常讲述坐胶轮车走柏油路的感觉：“跟坐轿一般”。
    生产队两辆大车，一辆套骡马，一辆套耕牛。套骡马的大车承担出门、娶亲等体面差使，其余时间也拉庄稼送粪；牛车则专门从事田间运输。骡马大车的车把式是固定的，轻易不会换人，而牛车则没有固定的赶车人。驾驭骡马大车是生产队里最荣耀的差使，车把式大多见过些世面，衣着整齐，头脑活泛，嘴巴灵活。大车一般套两头骡马，一头驾辕，一头拉长套。早晨上工，把式一手扶车辕，一手牵了缰绳，嘴里发出指令：“哨！哨！”当地方言，“哨”是后退的意思；那脾气暴躁的骡子，乖乖的掉过屁股，退入车辕里。把式麻利的系好绳套，嘴里一声“嘚！”大车出动；然后纵身一跃，跨坐上车，清脆的甩一声大鞭，骡马脖子上的铜铃一阵脆响，大车远去。众人站在一旁看了，眼热的很。
    把式手里的大鞭，犹如军官手里的指挥刀，极神圣，轻易不许别人动。鞭杆由极有弹性的竹竿做成，七尺长，下端粗，上端细，下端装木把，上端系鞭稍，有似钓鱼的鱼竿；鞭稍是小手指粗的皮绳，却是上端粗，下端细，最梢头，是一截面条粗细皮条。这鞭子轻易不会抽在骡马身上，只是在它们头上轻轻挥动，传递把式的指令而已。当需要骡马使出力气，或上坡、或快跑时，嘴里只要发出“嘚！嘚！”的指令，手里大鞭用力甩一声脆响，那骡马立即精神亢奋，奋力向前。甩响鞭很需要技术，一般人甩不响；要用力把鞭稍甩出，让鞭稍与鞭杆成一直线，然后轻轻往回一带，鞭稍在空中挽一环形，随之一声“啪”的炸响。夜深人静之时，能传出数里远。有闺女出嫁，当送新人的大车进村，车把式就甩响大鞭，以此通知接亲的人家做好准备。
    1980年以后，土地承包到户，生产队解体，这种笨重的大车也就销声匿迹了。

    社员会（上）
    社员会是以普通人民公社社员作听众的会议。按参加的范围分，有生产小队的社员会，有大队的，还有全公社的，甚至有全县的社员会。先从最小的社员会讲起。
    生产小队组织的会不多，时间大多在冬、春农闲季节的晚上。其实每天上工集合，所有的人就都凑在了一起，队长想讲什么，就可以讲；社员们想说什么也尽可说。专门组织开会，一是上级有要求，比如贯彻什么精神，学习什么最新指示等；二是小队里有比较重大的事情需要安排，比如商量那块地种什么庄稼、公布年终决算，同时让亏款户交钱等等。
    在小队里开会舒服。天不冷的时候，大家随意散坐在队部的院子里；天冷了，挤在饲养员宿舍兼队部办公室的屋子里，屋里有土炕，来早的男人有机会半躺在上面。冬季饲养棚的土炕烧的很烫，烙着腰背，极舒坦，如果不关心会议内容，还可以闻着这里熟悉的怪味，听着嗡嗡的人声，酣然入梦。队长讲话，分不出一、二、三，有什么事情，开门见山；社员们有话要说，也尽可插话。商量种植计划，大家不大关心，只是几个上年纪的男人，发表些意见；每年种多少亩小麦、多少亩棉花，上级都有任务，小队里开会，是把任务落实到地块；当然，实际种的亩数也不一定完全跟任务吻合，差不多就行，也没有哪个上级领导来丈量。大家最关心年终决算，辛苦了一年，劳力多的户能分回多少钱，劳力少的户需要拿出多少钱，都事关每个人的利益。工分统计的出入、分粮食的人劳比例，经常是引发争吵的焦点。人们多是为自家的直接利益说话，如果疑心队长、会计家的帐目有问题，也只是背后嘀咕一番，没有人好意思当面提出来。
    有一种会特别有意思：“选贼”。库房夜里被盗了、场里的粮食被偷了，不向公安局报案，却发挥民主，开社员会让大家投票选小偷。人们都不会顺顺当当的写这个选票，队长反复动员，好话歹话说尽，还是没人写；只好拿出最后一招：谁写了选票谁回家；人们无奈，才陆续写了。好在是无记名投票，写什么别人都不一定知道，于是胡乱写上几个字交差；有心眼多的人，把自己写的票，故意让周围的人看了，以便万一选上了哪个人，有人证明与己无关；还有特别老实的人，万般无奈竟把自己的名字写上了。这样的选举自然不会有结果，失盗案也不了了之。只是平日里手脚不干净几个人，却要紧张几天，感到极大压力。
    大队里开会要多一些，几乎每个月都开一次。前一天晚上要开小队长参加的筹备会，大喇叭还要反复广播开会通知。第二天，大队部的院子里热闹起来，高杆上的大喇叭解下来，安放在窗台上；搬一张三屉桌放在办公室门口，桌子后面摆一条长凳，就是台；前面的地上，用白灰撒了白线，标出各小队的位置。支部书记早早坐在板凳上，吹着面前的话筒，“喂、喂”两声，开始招呼先到的人按位置坐好，督促还没到会的小队长，尽快带人前来。男人们大都空手而来，在本小队的位置上，脱下一只布鞋，垫在屁股底下坐了，卷旱烟抽起来；女人们则热闹许多，一手拎小板凳，一手拿需要纳的鞋底，坐在会场里，边纳鞋底，边悄悄的说些家长里短；孩子们满院子飞跑，还有的凑到台的桌子旁，研究支部书记说的话，怎么通过话筒、扩音器，传到大喇叭，变成那么大的声音。
    支部书记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识字不多，却很有口才，记忆力也好。坐在那里，一口气讲一、两个小时，中间还不用喝水。从美帝、苏修，讲到刘少奇、林彪，从本县本公社的走资派，讲到村里的四类分子，从地里的小麦、棉花，讲到社员家里的肥猪、母鸡。滔滔不绝的本地方言里，时常蹦出几个新名词。书记讲的情绪激昂，下面却是嗡嗡声一片，没有几个人认真听他讲话；一群孩子始终围在书记背后，还有两个胆子大的，悄悄坐在书记的板凳一头，竟成了台上的成员；书记不得不停下讲话，把孩子们赶走，可不一会儿，又陆续回来了。
    有工作组驻村的季节，工作组长也要讲上一通，尽管讲的比书记文雅，也还是没有人认真听。
    有时，会场中两个女人说小话说翻了脸，对骂起来。有那泼妇，双脚一跳老高，手拍着大腿，尖声叫骂，脏话如污水一般泼出来。会场一时大乱。双方男人各自喝骂自家的女人，大队、小队的干部们上前劝开，送出会场。人群逐渐平静下来，才继续开会。
    讲话的人过足了嘴瘾，宣布散会，众人散去。人们大都乐意开会，家里没有急事，都不肯耽误；在这里坐半天，歇歇身子，听些热闹，照样记四分工，比下地干活合算多了。

    社员会（下）
    公社召开的大会一年也就一、两次，大多是在冬季。会场设在村外的收割了庄稼的白地或越冬的麦田里。就着土坡搭三尺多高的台子，台口用木杆、苇席搭了牌楼，牌楼上方横着大幅红布会标：“某某某公社深入揭批某某某某誓师大会”，两侧贴红绿纸写的大字对联，一般左侧是“四海翻腾云水怒”，右侧是“五洲震荡风雷激”。台上前排摆一桌一椅，桌子上放着话筒；后排摆一溜桌椅。会场也是撒了白灰线，标出会场范围、各村的位置，前排插一溜木牌子，牌子上分别写着各大队的名字。会场两侧依次埋几根木桩，上面绑了大喇叭，喇叭里放着激昂的乐曲。
    各村的人先在会场外的路边集合，然后整队入场，在各自的牌子后面站好，大队、小队的干部们站在最前面。会场里吵吵嚷嚷，台上有人指令人们坐下，人们蹲一会儿，又陆续站了起来；按要求每人都要带小凳子，却极少有人带来。热闹一阵子，会场里站满了人，台子上的人也坐齐了，台上有人宣布开会。大喇叭分在了几处，发出的声音就由近及远依次传入耳朵，台上一声“开会了！”，到人们的耳朵就变成“开会了、开会了、会了…………”
    台上一个黑胖子坐在话筒后面讲话，有人说他是公社的主任。此人口舌不清，加上大喇叭捣乱，他的话，人们一句也听不清楚。讲一会儿，一个穿绿军上衣的年轻女子，提一竹皮暖壶上台倒水，先给讲话的黑胖子倒，之后给后排桌子上的人依次倒。台下人们的眼球立时跟着女子移动；有认识的人介绍，此女人是五房村的，是黑胖子主任在五房村下乡驻村时认识后，才安排到公社当电话员的，两人关系如何如何。一旁有人抬杠：“你怎么知道的这样清楚？”“她家跟我姥姥家是邻居，这事，五房村的人，哪个不清楚？”
    黑胖子讲完，依次上来几个年轻人，念手中的稿子，个个慷慨激昂，却一会儿就念完了。之后，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瘦子，据说是书记，坐到前面，喝着水，慢条斯理的讲起来。
    人们依旧听不清楚，却也不再关注台上，用力跺着冻疼了双脚，随意说笑。在这里开大会，说话极方便，不用压低嗓子，整个会场一片人声，台上的人毫无办法。还有人趁机到村里的供销社，买个铁锨头、锄柄什么的；有光棍汉到街上食堂，花一毛五分钱，买一个塞了熏肠的火烧解馋，在街上边走边吃，没有水，充沛的唾液就把火烧送进了肚子；妇女们更是成伙闲逛，随手买些日用品。街上比平日热闹了许多。
    人们估摸着散会时间，还要回到会场。因为来时队长就交代了，散会后再签到，凭签到表记工分。当然，小队的记工并不十分严格，只要你来参加会了，就是没签上到，也不一定真的不给记工。
    县里有了重大事情，还会开所谓“万人大会”，要全县的社员统统参加。到县城开会就辛苦多了，天不亮，大队的喇叭就开始叫，各小队也纷纷敲钟集合。人们摸黑吃了早饭，还要带上中午吃的，多是烙两张白面饼，炒两个鸡蛋，用手巾包了，带在身上。小队的大车都出动，上些年纪的人坐了，年轻人大多是徒步走，也有极少人骑自行车。
    离县城三十多里路，等走到，也差不多中午了。会场里人山人海，却是社员找不到干部，干部也找不到社员，人们在会场里乱挤一气，究竟开的什么会，会上讲的什么，竟没有人知道。
    只有一次人们还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某造反派在军队支持下，刚在全县掌了权，为震慑人心，召开全县社员参加的公判大会，还要处决犯人。犯人只有一个，是离刘庄不远的一个村子的人，因为给街坊在菜园里投毒，毒死了人，这次被处决了。人们走到县城，大街上已经戒严，根本进不去会场，只有挤在大街两侧，翘首望着会场方向。街旁电线杆子上有喇叭，喇叭里面播着会场实况。大街上十几丈远就有一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还有戴红袖标的人维持秩序，街两旁是挨挨挤挤的人群。时间不长，处决犯人的车队就徐徐的过来了，最前面是几辆绿色吉普车，拉着警报开道，后面一辆解放牌卡车，驾驶室上面架着机关枪，枪口朝前，满满一车全副武装的军人；随后是押解犯人的卡车，犯人被五花大绑，剃着光头，脖子上挂大白纸牌子，牌子上犯人的名字已经打上了红叉，犯人身后是一车持枪押解的军人；车后，又是一辆架机关枪、满载军人的卡车，再后面还有几辆大、小汽车跟随。车队过后，街两边的人群卷过来，拥挤在车队后面，要跟到刑场看热闹。好奇心差些的人，也就退到一旁，找地方吃干粮。随后结伙回家。
    到县城开一次会，每人记十二分工，补助二斤麦子。人们图新鲜，也为挣补助，大都愿意参加县里的大会，只是跑整整一天路，第二天双腿就抬不起来了。这样的会很少，十几年里也就开过两、三次。

    小学 (上)
    南刘庄小学设在一个旧四合院内。这四合院最初是一富户的住宅，1947年村里土改，原房子主人跑到城市定居，房子收归村集体，作了村里的小学校。后来不知为什么，拆去了四合院的大门、围墙，剩下彼此孤立的四栋房子，院子的四角都可自由出入。两间西屋作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三间北屋、三间南屋、两间东屋分别作了教室。作教室的屋子，都拆了屋里的隔扇墙，三间或两间打通作一间，顶头的一面墙上，挂木制的黑板；屋里架数排一丈多长、一尺多宽的厚木板作课桌，架木板的“桌腿”是土坯砌起来的台子，有二尺来高；每排课桌趴六、七个学生，坐的小板凳是从家里带来的。

    当时的小学分初小、高小两部分，南刘庄只有初小，一到四年级的学生在这里上学，五、六年级属于高小，要到中刘庄去上，中刘庄的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称为完小。但也有例外，比如1961年入学的一年级，南刘庄只有十几个学生，也合并到了中刘庄小学。好在名义是两个大队，实际上是一个自然村，学生们走路也远不了多少。

    每个年级有20到40名学生，编一个教学班，每个班配备一名老师，既教语文又教算术，承担了全部课程。文化大革命以前，老师都是学区派下来的，工资由政府开，但大队又划拨给学校二亩村边的耕地，以补贴老师的伙食。几名老师，吃饭要自己下手作，种地却多要大些的学生帮忙；还有当时没有电磨，村里人吃的米、面都是靠推石碾子、石磨加工出来，老师们碾米磨面的活自然也就由学生代劳了。好在学生们大都不愿意闷在教室里，每逢有种地、推碾子的活，都是争着去干。

    学生的入学年龄最小的也有七岁，大的十一、二岁，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留级很普遍，因此，同一个年级的学生，年龄相差六、七岁也是有的。班里男生明显多于女生，村里不少的女孩子从小就不上学。老师在学生中指定学生干部，一个班里有班长、副班长，每排课桌有桌长；学校还有少先队组织，全校算一个大队，设大队长一名，每个班算一个中队，设中队长一名，下面还有小队长。只有上到二年纪，表现较好的学生才能加入少先队，少先队员大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加入了少先队的学生，脖子上围红领巾，少先队的干部还戴臂章。臂章是豆腐块大小的白布，上面横着几条红道，大队长是三条红道，中队长两条，小队长一条。戴了臂章的少先队干部，在人前走过，极是神气。

    上一、二年级，学生每人书包装一块“石板”。这石板比书本略大，黑灰色，四边镶木框，用“石笔”在上面能写字，写完可以擦去，因此用来代替学习本。只是这东西极怕摔、碰，男生的石板多是破的。石笔在供销社可以买到，但也有男生自己动手，把摔碎的石板，用小锯锯成细条，作了石笔，比买的还好用。一般到三年级才开始用本子，除作文本必须买专用本子外，其他的“语文副本”、“算术副本”，都是从供销社买大张白纸或未漂白的灰黄色草纸，裁成32开，用针线缀成本子。买纸也有标准，必须有一面光，不湮色。用的笔，铅笔不多，有几毛钱买的钢笔，灌自治墨水；也有用圆珠笔芯的，大多没有笔身，有的在笔芯外面裹上几层废纸，以便捏住，有的干脆直接用了。书包是用洋布或粗布缝制而成，多是自己母亲的手艺；还有少数孩子连这样的书包也没有，只用一块包袱皮，把书、本等包起来，夹在胳肢窝下面。好在那时书、本都不多，薄薄的一沓，不论背在肩上，还是胳膊夹着，都不沉重。

    冬季，小学生们要上夜校。每人打一盏家长自制的小灯笼，里面是墨水瓶改制的煤油灯，罩了从供销社买的玻璃灯罩，也有用白纸糊灯罩的，为透亮，纸上还涂上棉籽油。到了教室里，大都摘了灯罩，放在课桌上照亮。一般晚上不讲新课，多是有老师看着上自习。

    到了三年级，添了写毛笔字的课程。每人发一本“法帖”，黑底白字，字是楷书，每个字有核桃大小。学生用薄白纸，复在法帖上面，用毛笔把下面的字摹写下来，名曰写“仿”。写的仿要交给老师，老师看后，在写的较好的字上，用红毛笔划一个圆圈。

    高中
    村里的初中才办了一年多，公社就开始办高中班。各村初中的学生都可以报名提前进入高中班，那些年纪大些，成绩好些的学生大都报了名，公社组织统一考试，最后大概有四十多名考进了高中班。刚开始，学校设在公社所在地村子里，是一所旧民房，第二年才搬进公社新盖的高中校舍。新校舍在村外，与粮站相邻，占地有十来亩，两排红砖红瓦的新房子，教室、办公室一应俱全，还有一个大操场。教室里有新课桌、新凳子、新木制黑板。最初的高中只有一个班，三名老师。第二年，又招了两个班，是各村的初中应届毕业生，免试升上来的；同时又调入了几个老师，这才成了有三个教学班的高中学校。当时的学制，是初中两年，高中两年。

    课程与初中相同，还是五门。只是教学远不如初中抓的紧，上课了，老师照本宣科的讲讲，不留作业，也不考试，学生们的学习全凭自觉；有几个浪荡学生，连竟学习本都没有。
    两名中年男老师，是从县城中学“发配”来的，两个人在文革前，一个教数学、一个教语文，据说教学水平都很高，因为前些年参加错了造反派，是后来掌权的造反派的对立面，才调到这所边远的公社中学，一个教体育，一个教音乐，课不多，两人也不大与人交往，整天在操场玩篮球，课间与学生们一起玩，学生们上课了，剩下两个人继续玩，很是逍遥。

    有一名数学老师就累多了。此人从外地刚调回原籍，与公社里管文教的副主任是亲戚，才安排到高中教书；据说他原来一直在南方一个林场当技术员，还是学林业专业的大学生；喜欢跟学生讲他上学时，学习成绩如何如何的好，在林场时他如何如何的能干。学生们大多不以为然，有几个调皮的，故意搜罗一些数学难题，写在纸条上，拿来“请教”于他，他也经常作不出来，憋一个大红脸；后来学聪明了，收到纸条不立即作，带回办公室慢慢琢磨着作出来，第二天再给学生看。恐怕还不知道学生们是在耍弄他。

    学生们都是走读，早饭、晚饭在家吃，带一顿干粮，中午在学校吃，冬天喝学校预备的开水，夏天大多喝凉水。中午吃干粮，多是一个村的学生凑在一起吃，轻易不跟别村的同学凑。因为村与村的生活水平有差别，学生们带的干粮也自然有不同档次：齐村大队的干部胆子大，分的自留地最多，社员家里粮食充裕，尤其是麦子收的多，学生大多带白面饼，里面还会卷上炒鸡蛋；南刘庄就差多了，学生大多带棒子面窝窝头，窝头眼里塞咸菜条，就是家里好一点的，也是白面饼里掺了白棒子面，炒鸡蛋里加了咸菜条，表面好看，吃在嘴里却变了味。

    学生们经常参加农业劳动。全公社十个大队，经常请高中的学生们帮助干活。这些十八、九岁的学生，已经是壮劳力了，干活还不知道耍滑，又不要报酬，因此很受生产队长们的欢迎。学生们在家吃过早饭，或骑自行车、或步行，带着工具，直接到参加劳动的大队集合，然后集体到某个小队的地里干活；中午吃自带的干粮，小队给送两桶菜汤；下午接着干活，天黑才各自回家。除此之外，每年三个假期：麦收时放半个月的麦假，学生们要回自己的生产队收割麦子；秋收时放一个半月的秋假，回队参加秋收种麦；只有春节放假，才没有多少活干。一年下来，干农业活的日子要比上课的日子还多。

    这高中有一条好处，就是不向学生收学杂费。其实不只高中，文革开始后，小学、初中也都不再向学生收学杂费。那时你只要想上学，家长肯让你上，一般就能如愿。当然不包括大学，1970年前后，全国的大学还都停着课。过了两年，大学恢复招生，但一个公社最多分到一、两个名额，名义上是由贫下中农推荐，其实都是公社的一、二把手说了算，一般农家子弟是轮不到的。

    瓜园

    有瓜把式的生产队，每年会拿出十来亩地种瓜。这一带村子，每村差不多就有这样一、两个瓜园。种瓜需要技术，尤其是种西瓜，手艺差些的把式就种不好，结的西瓜个小还不端正，因此有些瓜园，只种菜瓜、甜瓜，不敢种西瓜。那时瓜的品种比现在要多：甜瓜是当家品种，几乎任何一个瓜园都有甜瓜，甜瓜又有“白沙蜜”、“面葫芦”、“甜菜瓜”等种类。白沙蜜瓜型椭圆，半尺多长，墨绿色，有纵向浅沟，沟的颜色呈白色，瓜穰浅黄色，连穰带籽都可以吃，口感脆，浓甜，吃起来，从嘴直甜到心，吃上一个，嘴里甜味半日不去；熟透的面葫芦呈金黄色，正圆，茶碗口大小，也有纵沟，皮脆穰沙，吃急了会噎嗓子，虽不是很甜，但可以充饥，尤其适合牙齿不好的老年人吃，因此又称“老头乐”；甜菜瓜个头大，分量接近西瓜，椭圆，浅黄色，吃时需要掰开，几个人分食，口感脆、稍甜。菜瓜又称“小白菜瓜”，比西葫芦略小，白色，多汁，脆，不甜，多用来解渴，产量高，极便宜，一毛钱能买一堆。诸位对西瓜都熟悉，不再多述。

    瓜熟季节，小贩们或推车，或挑担，到瓜园来趸瓜，之后串街、赶集零售；也有不少附近村子的人，为图便宜，不惜跑路到瓜园买瓜，花一、两毛钱，就可以买上一篮子甜瓜、菜瓜，拿回家，一家人大吃一顿；在旺季，也有瓜一时卖不出去，便由生产队套大车，拉一车瓜到集上出售；总之都是当地销售，没有长途运往城市的。西瓜在当时还是希罕物，买一个西瓜要花几毛钱，除了招待客人、走亲戚作礼物，很少有人家舍得买个西瓜吃。有一个家境还不错的老人，得了不治之症，孩子们问他想吃点什么，曰：“西瓜”！

    种瓜收入高，十来亩瓜园，会有几百元的现金收入，当时足够买匹骡马，社员们还会分得一些瓜吃。分瓜与分粮食不同，并不集中时间统一分，而是在旺季滞销时节，队长决定，每人分若干斤甜瓜或菜瓜，将全队的社员名单交给瓜把式，在几天内，社员可随时到瓜园，由瓜把式照名单过称，把瓜分了，此时瓜把式权力极大，关系好的乡邻，可悄悄多给些，队长、会计等几个负责人，吃瓜更是随意，甚至可以在没人的时候，让孩子拿篮子去瓜园，瓜把式会给他满满摘上一篮子。

    瓜把式大多是两个人，一个上年纪有经验的老者，再配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两人从瓜出苗，就开始忙活，定苗、除草，西瓜还要整枝、压蔓。压蔓必须在晴天的中午，阳光把瓜蔓晒软了，才不容易折断。烈日下，光着脊梁，顶一个破草帽，蹲在地上，用瓜铲挖一小坑，把瓜蔓按进坑里，填上土，长长的西瓜蔓，每隔几尺就压一次；结了西瓜，立即把瓜蔓掐尖，之后，随时掐去侧枝。菜瓜下来最早，麦收过后就能上市，这时瓜园要24小时看守，之后甜瓜、西瓜相继成熟，更需时刻警惕，防止偷瓜。两个瓜把式轮流回家吃饭，晚上都睡在瓜园的窝棚里。

    瓜园窝棚搭的极有特色，位置设在瓜园正中；用四根盖房的檩条，斜着埋在地上，两个檩条上端绑在一起，成三角型，两个三角形架起一个横梁，搭成尖顶架子，架子上面盖两扇可活动的顶棚，顶棚是草苫子固定在细木棍框子上，平日用棍子把顶棚支起来，上遮烈日，下通凉风；变天了，拿去棍子，合下顶棚，遮住风雨。离地三尺高，架睡觉的铺板，躲去地面的潮湿，通风凉爽，还利于坐高望远，及时发现偷瓜者。这窝棚与热带地区的高脚楼很有几分相似。

    偷瓜的事情经常发生，当地称偷瓜为“爬瓜”。不用“偷”字，除形容偷瓜时需爬在地上的姿势之外，还表示区别于一般的偷盗。爬瓜多是半大小伙子们所为，有恶作剧的成分，并不太隐讳，爬瓜成功，第二天就可人前炫耀，还会送一些瓜给关系密切的乡邻。爬瓜必须在月黑夜，多是几个人结伴而行，由有经验者指挥，众人一致行动；先伏在瓜园边上，观察看瓜人的动静；夜黑时看远处目标，必须低下身子，让目标呈现在天幕的背景上，方能看出大概。过一会儿，再投一两个土块，试试看瓜人睡着没有，之后，悄悄进园，下手摘瓜，黑灯瞎火，短不了摘了生瓜，胆大者，甚至用手指轻弹西瓜，听响声判断成熟否，若有运气，看见划有十字的西瓜，是瓜园留的种瓜，肯定好吃无疑。有大度的看瓜人，听见了动静，也不出窝棚，说声：“摘几个吃就算了！”众人闻声大惊，一哄而散。

    脱坯烧窑（上）

    脱坯，即由人工把黏土合成的泥，装进模子，制成土坯。土坯入窑烧制，即成砖；二十多年前的北方农村，人们盖房砌墙，表皮用砖，里子直接使用土坯，这种二合一的屋墙，既少花钱又抗风雨且保温；院子的围墙则统统用土坯砌成，两面抹上掺了麦秸的黄泥，隔几年，黄泥被雨冲刷了，再抹上一层；盘土炕，也是用土坯，睡几年，下面的烟道糊住了，拆了重盘，拆下被烟熏成漆黑色的炕坯，是极好的肥料。如今土坯都被砖替代了，砖窑上的制坯，也早已改用机器，因此脱坯这种工艺基本失传，且取消黏土砖的呼声日益高涨，土坯的最后消失，看来也为时不会太远了。

    早期的传统砖窑，烧制青砖。是在野地里，选土质适合拓坯地方建窑。用砖砌一大圆桶，高六、七米，直径四、五米，上口略小，四周培厚土，成巨大的空心圆台。窑壁上留两个小门，用来装坯出砖，最下面留烧火的火道。砖窑最初是私人经营，合作化以后收归集体，后来成了大队的副业摊子。在窑上脱坯的人员要求技术精湛，所以相对固定，不仅有本村人，还有几个附近村子的人。按脱坯数量开工钱，每1000块土坯大约一块五，每年春天的惊蛰节气过后，开始上班，工作两个半月，到雨季停工，等到秋天的白露节，天高气爽，又开始工作，到上冻之前停工。制出的坯，晒干码成架，用草苫子盖好，供砖窑陆续使用。上一季制出来的坯，一般能接续使用到下一季。

    烧窑的伙计有七八个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领头，一年四季在窑上劳作。烧窑的人大都迷信，在当时极左的政治气氛下，仍然在开火前，老师傅在窑口偷偷摆上供品，点上香，虔诚的磕三个头，嘴里嘟哝着祷告一番。大队干部们佯作不知，任其所为。拜神的程序过后，开始烧火。先烧大火，伙计们替换着连续填煤，窑里的火烧的呼呼作响，连烧四、五天，温度烧上去了，改为小火慢烧，保持温度即可，再烧几天，窑内的土坯统统红透，止火。在窑顶上用土做水池，加水，让水汽慢慢渗入窑内，把砖的红色蒸成青色。再晾数天，即可出窑。

    脱坯有精制、粗制之分，烧砖用的土坯需要精制，其他用途的则可以粗制。脱精制土坯，首先要平整场地，场地设在砖窑周围，用铁锨、铁扒等工具粗平，再用一破铁锅扣在地上，栓绳子拉着在场地内转圈，凸出的地方被锅沿刮平，要连刮数遍，使其平整如镜。第二道工序是备土料，有些黏性的黄土最好，用小车推来，倒在场地一头，堆成长条，整出四周高中间凹的水槽；之后在水槽里灌水，务必把土料浇透；洇透水的土料最少要放置一夜，第二天才可以使用。

    天不亮脱坯人就开始摔泥，用专用铁铲把泥铲起，用力摔在一旁，要连续摔两、三遍，方可摔熟。一次只可摔出三、四百块坯的泥，脱完了再摔，防止时间久了，水分流失过多，泥块发硬。把泥摔好，开始脱坯，用三条腿的专用板凳，把一头的独腿插进泥堆，以利于稳定；脱坯的木模——当地人称“斗子”，（斗子上有三个槽，一次可脱三块坯），用水事先泡透，里面沾上砂土，放置在板凳上；用半月型铁片，从泥堆上连续挖下三块泥，然后双手把泥块滚三下，使其成为三角形，右手托起泥块，用力摔在斗子的一个槽里，务必使槽的四角都灌满，三块泥都装好了，用特制弓子的铁丝弦，在斗子的上口平割一遍，把多余的泥块割下来；然后两手端起斗子，走出数丈，在场地上摆正，猛然扣下，使斗子轻磕地面，让里面的土坯脱落下来，慢慢提起斗子，走回去，斗子里面再滚上砂土，至此，一个周期完成。脱在地上的土坯，要间距均匀，一行行排列整齐。

    一般在午饭之前，每个人要脱出1000多块坯，下午只整形、码架，整形是先用斗子后背的平面，把摊在地上尚可塑的坯平压一遍，然后把坯在地上竖起来，用一小木板逐个三面拍过，使其个个周正，没有毛边。经过半天的日晒、风吹，土坯基本定型，开始拾起来，码成长条形坯架，坯与坯之间，架与架之间，都要留出间隙，以利通风。然后准备第二天的泥，有专人用小车推土，送到场地，把井水打上来，流到土堆旁的水坑；脱坯人只需就近打水把土料洇上。下午不再脱坯。

    一天的活做完，脱坯人大多已是筋疲力尽，吃过晚饭，早早入睡。在农村的各种活计里，脱坯最累，因此窑上的伙食也最好，在粮食紧缺的年代，脱坯人也可以敞开肚皮，一天吃三顿白面，还不收伙食费。在窑上脱坯，是村里的小伙子们都羡慕的活计，可惜，一般手笨的人做不来，有的人脱了半辈子坯，也脱不出能入窑的精品，只能脱垒围墙、盘炕的粗坯。

    脱坯烧窑（中）
    从1964年开始，冀中平原的农村，开始了一个盖房高潮。前几年，大都是翻盖旧房子，拆旧房的材料，凡能用的统统用上，实在不够了，缺什么再购置一些。一般垒基础、房檐及“卧垒”时用旧砖，仅“戳斗”用新砖，这样，花几十块钱，买两千块青砖就够盖三间房了，远处看来还跟新房差不多。当地传统的夹皮墙，外皮包砖，要卧垒一层，竖垒一层，为的是跟里墙的土坯结合紧密。竖垒的这层名曰：“戳斗”，用砖不多，却很显眼。翻盖旧房毕竟有限，一批小伙子到了婚龄，需要大批新房，砖的需求量大增。传统的青砖窑，建设投资大，烧起来费人工，还产量低，因此价格高。一种烧红砖的简易小窑应运而生。

    这种窑，都是农户自烧自用，没有专门经营此业的。在村边的麦场里，拉来土料，请人帮忙脱坯，然后紧挨坯垛垒小窑烧砖。小窑为圆柱型，上下一般粗，跟电影里日本人的炮楼相似。名曰“窑”，其实没有窑，就是把晒干的土坯一层层码起来，最外圈的一层砌密实一些，表面再抹上麦秸泥即可。窑的大小随意，不管烧三万块或五万块砖，都是垒成一个窑。垒窑需要请有经验的师傅指导，最初要从外村请师傅，烧过几次，有心计的人就掌握了要领，再以后，本村也就有了烧窑的师傅。

    传统青砖窑，是把坯装满后，从火道填煤烧火；红砖小窑是在码坯时，把煤同时装进去，烧小红窑的技术关键在于装煤。一般每块砖需装二、三两煤，码一层坯，撒一层煤，下边几层要多撒，往上逐层递减。根据坯的数量，大体确定窑的直径，逐层码上去，把所有的坯全部码完为止。一般需要二、三十个乡亲帮忙，有人用小推车把坯运到窑前，几个人蹲在上面码，码满一层，众人用荆条筐背来碎煤，撒在坯上，师傅在旁指挥，并记着筐数，每层大体撒若干筐。几万块坯，一天码完，最后外层抹上泥，就开始点火。在窑下边一侧的地上掏洞，在洞里点火，先用柴禾引着干柴，用干柴烧上几个小时，直到把窑里的煤引燃为止。此时便大功告成。以后十来天，只需窑主人每天来看看，发现外层的泥有了干裂缝，用泥补上即可。最后，窑里的煤燃烧完毕，土坯就成了砖，过若干时日，晾凉了，找方便时候再拆窑出砖。出窑时把砖分类，靠近外层的砖火候小，但不变形，名曰：“面砖”，用来垒房的中、上层；窑中心部位火候大，砖有变形，但极坚硬，耐腐蚀，用来垒下层基础。有装煤量过大的，中间部分的砖块会烧结成一砣，这部分砖就作废了。

    帮忙装窑的乡亲，要管三顿饭，预备些旱烟末、一毛前的烟卷；指挥烧窑的师傅，若是外村人，要格外招待，一到现场，先给一盒两毛五分钱的“佳宾”烟装在兜里，午饭、晚饭有酒有菜，还有人陪着在屋里吃。后来请本村的师傅，就不同了，要跟众人一桌吃饭。点着火的当晚，众人已经散去，主人才再备一桌酒饭，犒劳一下师傅。当地有讲究：“一个棚里不能待两样的客人”。本村人都是来帮忙的，不论师傅还是壮工，招待上要一视同仁。

    烧红砖窑用精制坯。脱坯也是请人帮忙，大多是原来大队青砖窑上干过活的技术人，也有后来逐渐练出来的新秀，这些技术人需要烧窑主人逐个到家去请；走动紧的乡邻们则自动前来帮忙，做些粗活。一般做粗活的人比技术人还多，因此，脱坯人不再干摔泥、码架等粗活，专职脱坯。脱坯用的板凳、弓子、挖泥的铁片，大都是脱坯人自带，斗子则由主人花钱租来。不等天亮，做粗活的乡邻先来，潲水、摔泥、准备砂土等等；太阳出来了，技术人才来，此时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只管下手脱坯。一砣摔好的泥，过上一会儿，稍嫌硬了，喊来做粗活的，再摔一遍。脱坯人很是神气。

    有做粗活的年轻人，找机会换下脱坯人，悄悄脱几斗子坯，练练手艺，后来不少的脱坯技术人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其实脱坯并不复杂，把泥块装进斗子，再扣出来就是坯，但未经训练的人，很难做到质量好、速度快。脱坯的动作简单、重复，但每个动作都要做到最简捷、最省力、最到位，因此都有要领，只有按照要领做了，才有好的效果。有如士兵的队列动作，看似简单，实则每一个细节，都是经验的总结，凝聚了前人的心血，因此是最科学的。

    前来帮忙脱坯的，不论技术人还是做粗活的，都是管吃饭、管抽烟，招待标准一致。但比起盖房、装窑等，脱坯的饭食要好很多，都是吃白面，最多在白面里掺些白棒子面；要面子的主人，午饭、晚饭还有少许腥荤。最大的不同是每天吃四顿饭，除正常的三顿饭之外，傍晌午还有一顿加餐，名曰：“巳时包子”，种类多为素馅儿包子，也有伴以炸油条的，用大笸箩装了，送到脱坯的场地，众人简单洗手，狼吞虎咽的吃几个，喝几口开水。

    烧一窑砖，盖三、四间房用不完，剩下的砖卖了，就够脱坯、买煤、烧窑的花销了，净赚一座房子的砖用。村里有日子宽余的人家，盖房为了省事，不再烧窑，托人到窑主家说合，就近买了。

    脱坯烧窑（下）
    盖加皮墙的房子，砌墙用的土坯比砖还多，盖房之前，即使不自家烧窑制砖，也必要请人帮忙脱坯，这是必不可少的事项。

    这种砌里墙的坯粗糙一些也能用，但用量大，制作起来同样不省事，事先的筹备诸事一样也不能少，提前十几天就开始准备：把小麦用水淘过，在大笸箩里晾一夜，让麦粒充分滋润，再送到生产队的电磨房里磨了，磨白玉米面简单一些，用簸箕簸去杂质，装进口袋即可上磨；脱坯的“斗子”，要到邻村租用，事先与出租人定好需用的数量、使用的日期、租金价格等等，脱坯的前一日，出租人便给送到家来，用完后送回，再按使用的天数结帐；铁铲、板凳等工具，要一家一家串着借来；找队长、会计等人商量各种细节。当时惯例，社员家不论红白事、盖房、脱坯等，都是由本队的队长、会计等管事，管事的到时接手其事，事主却就成了甩手掌柜，诸事尽可不问，只管低头干活。?????

    脱粗制坯，技术要求不高，脱坯人的手艺大可凑合，手脚利落的小伙子们，略经锻炼，差不多都可任其事。不少年轻人趁此机会练手，手巧者，脱一段时日的此等粗坯，就可脱烧砖用的精制坯了。

    盖房请人脱坯，虽然花钱不多，但却是一项不小的工程，主人家操心费力不说，欠下乡亲们的人情亦是一种“债务”，尤其是没有成年男人的家庭，别人家有事帮不上忙，自己求人也难张其口。应运而生，又一种制坯技术、运作模式逐渐被一些人家采用，即雇人打坯，按件付钱。

    把黏土直接填入模具，用石夯砸实，除去模具，就是可搬动的土坯，当地人称这种坯为“碡（zhou三声）坯”。这种坯比烧砖用的坯大一倍不止，其结构密实，表皮光滑，因此极耐雨水冲刷。早年村里的土坯房子多用此物，外面不需抹泥保护，住几十年也不会倒塌。后来不再盖土坯房子，这种坯也就多年没人制作了。其实用碡坯砌墙里子，不如制砖的土坯好用，因为碡坯比砖厚的多，为跟砌墙皮的砖合层，需要瓦匠有极高的技巧。但一些人家为了省事，不得已才用。

    雇人打碡坯极简单，不需主人家准备什么，也不需提供帮手，打坯人包干做活。多为五到十几人结成松散的一帮，每年春、秋两季做活，按打坯数量收钱。有准备打坯的人家，只要找到其中一位，讲好价钱，定好所需数量、完工时间即可，其他人员，由接活人自行组织，跟据活的大小，时间是否充裕，人员可多可少。场地由主人提供，多为村边的自家自留地，就地挖土使用，过后再平整了继续种庄稼。

    打坯人自带工具，一早进入场地，相互拉开适当距离，开始工作。先铲去地表层干土，取用下面略湿润的土料，土料只要能手攥成团，手上不留水渍最合适。地面铺一块坚硬光滑木板作底，摆上模具，插上锁销，即可装土。土要装的高出模具很多，先用双脚踩实，然后以石夯捶打，把土捶打的与模具齐平，表面光滑即可。技术熟练者，每块坯只捶打六下，一下也不肯多打，少打一下也不成。石夯有二、三十斤重，圆台状，底面极光滑，上装尺半高的十字木把。之后，卸去模具，双手小心托起新坯，码在架上。坯架为开口的环形，直径六、七尺，环绕在打坯人周围，每层坯的个数、坯架的层数都是算好的，一天下来，码成一架，三百三十四块，三天打满三架，正好一千块坯。

    打坯人在自家吃早饭，午饭自带干粮，主人家送来开水，就地吃了，抽支烟，继续干活，下午不论早晚，一架坯打满即收工。最后完工，与主人一起数坯架，算工钱。当时的价格，大约每打一千块坯五、六块钱，一个活做下来，每人能分得十几块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主人家虽比求人脱坯多花些钱，但省心省力，也算各得其所。这在当时是新鲜事，人们习惯了有事求乡亲们帮忙，花钱雇人干活是旧社会事情。其实，互助也是一种人情往来，既是“往来”，就要有来有往，当然不一定是你今天给我半斤，明天我必须还你五两，但欠下的人情账总是需要还的，并且，你也应该具备还账的能力。有强壮男人的家庭求人，是人情往来；孤儿寡母的家庭求人，是求人怜悯，个中滋味大不一样。

    坯架要在场地晾晒一些时日，等使用时再往回运。尚没有高杆庄稼的地里，立了一大片圆圆的碡坯架，远远看去，也是一道风景。只是摆放久了，多成为下地干活人的拉撒之所。

    农户盘炕、垒墙等零用土坯，大多自己下手脱。拉来土料，或在麦场，或在自家院子，借来工具，挑水洇土，摔泥脱坯，没有成年男人的家庭，妇女孩子一齐下手，也能勉成其事，省了麻烦乡邻。尽管手艺有好有差，但好歹自用，都能凑合过去。打碡坯的模具不易借到，且技术不好掌握，因此，自家零用，很少有打碡坯的。

    当地“赤脚医生”这个称谓，来源于官方，大概是以为农村医生也同农民一样赤脚下田，不脱离农业劳动。但这种称谓在北方农村并不准确，且不说北方农民下地干活也大多穿鞋（不然容易扎脚），就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也不再参加农业劳动，因此大多鞋袜整齐，脸白发黑，于普通农民形象相去甚远。赤脚医生也是挣工分，却是挣大队工分，一年记360个整工，年底由大队会计开个条子，拿回生产小队参加分配。挣大队工分的还有大队的干部、民办教师、电工等，各小队实际负担的人数不可能平衡，年终大队以现金找补，大队有两个副业摊子，收入还不错。

    大队的卫生室有三个人，两女一男。一个年轻姑娘司药，其兄是大队的副书记，本人小学毕业，在县城上了两个月的卫生学校，回来就在卫生室上班。另一名妇女是娶来的新媳妇，丈夫退伍军人，在大队当支部委员；娘家是邻村，其父在村里当书记，本人在娘家就当赤脚医生，到了南刘庄自然继续干本行。没想到的是，新媳妇的到来，竟成了村里女人们的福音。新媳妇在卫生学校学的是妇科，尤其熟练新法接生。在此之前，村里的女人们生孩子，是就近请个上年纪的妇女帮忙，人称“老娘婆”。老娘婆们用的方法是自己生孩子学来的，手法各异，有一点相同的是都不讲究卫生。也有生过两个孩子的妇女，再分娩竟不用请人，自己就料理了。大队有了专门接生的医生，再有妇女分娩，自然是请她帮忙了。新媳妇不用每天到卫生室上班，只在家收拾些家务，凡有人找，直接到她家，倒也方便。

    怀孕七、八个月的时候，新媳妇就给孕妇检查胎位，自然没有仪器帮助，只是用听诊器放在孕妇肚皮上听听，再用手在孕妇的肚皮上探摸一番。发现胎位不正的，在临产前几天，让孕妇跪在炕上，高高的撅起臀部，要一直撅上一、两个小时，据说这种姿势可以矫正胎位；之后再检查、再撅；也有实在矫正不过来的，便力劝孕妇到县医院分娩。如此一来，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临分娩，孕妇有了感觉，家属跑去喊新媳妇一声，不论白天黑夜，新媳妇二话不说，拿起器械就走。到家先令家属烧半锅开水，把接生器械水煮消毒。庄稼人的屋子里，大多不讲究卫生，甚至有极邋遢的人家，那屋子里的气味令人难以忍受，新媳妇平日里尽管整洁，此时却是全神贯注在孕妇身上，眉头也不见皱一下。孕妇大多疼痛难忍，第一次分娩者不免高声惨叫，还有的高叫着丈夫的名字痛骂，令人啼笑皆非。说来也怪，只要新媳妇一到，孕妇便见到救星一般，立时安静许多，新媳妇趁机讲解些生孩子知识，让孕妇明白，生孩子如同瓜熟蒂落，不必太紧张。也有一时半会儿生不出来的，新媳妇要在旁守候，或者先回家，过一会儿再回来，为接生一个孩子，折腾一个整夜的事也是有的。孩子生下来，新媳妇先剪断脐带，用酒精擦过，用纱布包扎，掏净婴儿口、鼻中的污物，擦拭全身后包起来。有婴儿出生后不哭、不动，这现象名曰“假死”，新媳妇便提起婴儿双脚，令其头朝下，轻拍其背，拍一会儿，婴儿便可哭出生来。

    在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村里出生的孩子，多数是由新媳妇的双手，接到了这个世界。当然，后来的新媳妇已经是育有两个孩子的中年妇女，更是备受村民尊重的医生了。

    卫生室另一名男性，是给村民看病多年之后，才“转正”为赤脚医生的。其人是祖传中医外科，兼看内科，他父亲看中医外科有些名气，方圆十几里，有人长了久治不愈的疮，多来找他。根据疮所在身体的部位，他都能叫上名字来，如长在脖颈处的叫“脖后续”。长在脊背正中的叫“搭背疮”等等。治疗起来却大同小异，等疮熟透之后，用小刀猛然戳破，挤出脓血，用布条粘上黑色或黄色药面，塞进疮口，然后剪块破布，摊上膏药，糊在疮口上。不打消炎针，不清理疮口，所用器物也不消毒，令现代头脑之人实在看不下去。但如此隔几天换一次药，过十天半月，竟大多能神奇般痊愈。

    传到他这代，治疮的病人就很少了，他便以看内科为主，又读了些西医的书籍，给人看病多用听诊器、体温计，所用药品，中、西皆有，无非是庆大霉素、安痛定、牛黄解毒丸之类，或内服，或打针；极少有人输液，当时只有得了危重大病，住进医院的病人才会输液。遇有慢性病病人，他偶尔也为病人把脉。让病人伸出手腕，放在枕头上，他闭了眼睛，以右手三指，按住病人的“寸、关、尺”，过一会儿，令病人换一只手，再按；之后睁开眼镜，给病人说些脉沉脉滑之类术语，听者大多茫然。然后开副中药方字，他家里的中药橱子尚在，里面也还有些中草药，给病人一味一味的抓了，用草纸包成大包，令病人拿回家，熬成极苦的药汤喝了。他给人看病拿药，只收药费，价格与大队卫生室相同，一般是几毛钱，最多也就一块挂零。

    土地改革时，他家定为富农成分，他自然是富农子弟。看病用药事关贫下中农的生命健康，大队干部们没有胆量让他当赤脚医生。但乡亲们倒无有顾忌，有了病照样找他，连大队干部的家人得了病，也只有找他。他也不分冬夏、昼夜，有求必应，且极耐心随和，对病情有问必答。看完病，遇到饭时，主人挽留，他也不客套，坐上炕端碗便吃，不挑饭食好歹；主人倒上酒他也喝，没有酒，也能过去；因此极得人缘。

    他为人看病很耽误功夫，少有时间下地劳动，所挣工分极少，时间久了，不少人为他抱不平。他也寻机向支部书记提出当赤脚医生的要求；大队开支委会研究，无人反对，亦无人赞成，支书无奈，请示了公社领导，最后还是网开一面，终于给了他赤脚医生的名分，他也就挣上了大队工分。

    护秋团

    每到秋季庄稼成熟，中午、傍晚的收工时间，通往地里的三个村口，便都设了卡子。大队成立的“护秋团”，两三个人一组，分别在村口站岗。收工回家的人们，到了这里，都要放下背上的柴草筐，接受搜查。站岗的人，把手伸进筐里，探摸一番，然后才放行，一般不搜身上。人们下地，都会背一个荆条筐，干活的间隙或收工之后，拾些柴草，也有人顺手掰几穗玉米棒子，挖几块山药，藏在柴草里带回家。这种搜查看似一视同仁，实则也有区别，对名声不好的几个人，搜查的分外仔细，发现筐里有偷的粮食，立即把筐扣下，撤岗后再拿到大队部，一般把筐和“脏物”没收了事，也不再给别的处罚；对一般人多是略摸一摸，没有大量的夹带就放行；甚至也有摸到筐里的“异物”，搜查人与被搜查人相视一笑，也就放过去了。即便如此，凡柴草筐里略有夹带的人，到了这地方，哪个不胆战心惊？只有搜查人的手从筐里抽出来，示意放行时，才赶忙背筐回家，恐怕到了家，心里还“打鼓”呢。这种麦、秋季节的收工搜查制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吃集体食堂的时候开始，直到七十年代初，粮食充裕之后结束，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

    护秋团只在麦、秋两季临时组织，麦收时间短，有十天半月就结束了，任务也不重；秋季时间长，一般要两三个月，活也极不好做。大队一名副职分管，民兵连长具体负责，下面有三、两个青年团、民兵连的干部协助。大队副职是挣长期大队工分，不论干不干工作一年都是挣360个大队工，因此对护秋团的工作不大介入，任由几个部门干部折腾；部门干部要在小队参加劳动，只有作工作耽误了下地，才由大队开工分补助，因此平日里没工作还要找些工作，参加护秋团，正好躲开了收秋、收麦这极苦极累的体力劳动；护秋团的其他成员都是临时抽上来的游手好闲之徒，有十来个人。从事此等事业之人，大多是能放得下情面，不怕得罪人的“二百五”，村里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因此，每年的护秋团成员总是这几个人，少有变动。只是干的年头久了，也都慢慢长了心眼，得机会，也会卖个人情。这些人白天一般在家睡觉，中午、傍晚在村口站岗设卡，夜间也分组，按分派的线路各自下地巡逻。

    在粮食最紧缺的几年，偷庄稼的事极为普遍，人们并不以为耻，甚至还会人前炫耀。但这偷也有基本“原则”：尽量不偷自己生产队的庄稼，自留地的庄稼尤其不能偷。其实偷起来极容易，诺大的田地里，只要躲过大队干部、护秋团的眼睛即可，无需什么花样，普通社员彼此不用顾忌，甚至可以互相照应。关键是如何往家带，为此人们绞尽了脑汁，因此夹带的方法五花八门：妇女、孩子，多是在白天，拾柴拔草时顺手偷些，裹在柴草里，过卡搜查，也轻易探摸不到，但这样藏的数量极有限，若偷的数量较大，装在柴草下面的筐头里，就要等到天晚了，护秋团撤岗吃饭时再回家；也有人把玉米棒子在腰带上插一圈，外面穿褂子遮住，那时人们的腰部都瘦，只比脖子略粗一些，插上一圈棒子，竟不十分明显，如今人们腆了大肚子的形体，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上些年纪的妇女有扎裤腿的习惯，饿肚子的那两年里，甚至有人弄两块山药或玉米棒子装在裤腿里，混过搜查。

    在夜间下地偷的，多是成年男人，有独来独往的，也有搭帮结伙的；有少数妇女做此营生，但只会几个人搭帮，不敢单独行动。多是把庄稼用布口袋装了，或用大包袱包了扛回家，收获比白天的夹带要多的多；但被抓住了，处罚自然也重的多。有弄到大队，拳头、巴掌打一顿的，也有开大会吆喝或大喇叭广播一番的，那时还没有罚款的处罚措施，更没有送派出所拘留之说。

    护秋团要对付如此众多的“贼”，也实在为难，除了在村口设卡搜查，偶尔碰上几个倒霉者外，夜间的巡逻也收效甚微，这瞎眼的猫哪里就会碰上死耗子？不过时间久了，也会找出一些办法，比如，夜间下地偷的人毕竟是少数，护秋团也大体知道是那些人，夜间直接躲在这些人的家门附近，等他扛着口袋回来了，顺势拿住，此法名曰“守株待兔”。这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智斗勇，能被抓住的偷庄稼者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大部分人还是能够得手。护秋团的人毕竟都是本村人，与乡亲们低头不见抬头见，不少的时候也会挣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一两个脑袋彻底不开窍的人，玩真格的，当然被乡亲们恨的咬牙切齿。

    护秋团里的人也需要吃粮食，肚子饿了也不好受，他的家人跟大伙一样，也会寻机偷些庄稼。人们最愿意与护秋团的家人搭伙偷，他们毕竟有些照应，安全了许多。就是护秋团的成员，也难免有监守自盗的事，他们偷起来要比别人方便多了，夜间巡逻的机会，一个组里的两三个人只要串通好了，偷起来无不得手。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尽管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闹腾起来，但此地的农业生产却受影响较小，相反的是，由于生产队的管理逐渐步入正规，旱地改水浇地，化肥、农药等新技术的普及，打下的粮食基本够吃了。这时，偷庄稼的现象才逐渐减少，由人人是“贼”的普遍偷盗，变为极个别人的“嗜好”。护秋团的工作，也由紧张到逐年轻松；最后，“护秋团”这个怪胎终于寿终正寝。

    村里的电工看起来很神气。村里有两名电工，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一条牛皮腰带扎在衣服外面，腰带上挂一牛皮袋子，袋子分为四个格，格子里分别插着钳子、改锥、刀子等专用工具，很象军官腰里的武装带；脚上穿高腰绿胶鞋，这也是电工专用的绝缘鞋，在一双双泥脚上的家做布鞋衬映下，也很醒目。电工平日事情不多，每天到各处随意转转，与干活的人们说几句闲话，跟嫂子、婶子们开几句玩笑，甚是悠闲。有哪里的电路出了故障，人们要找电工，便到大队部的大喇叭里广播：“某某某！某某某！听到广播到大队来！听到广播到大队来！”这两个电工的名字三天两头要在喇叭里出现，比大队干部的名字出现频率还高，竟成了村里的名人。

    电工平时尽可浪荡，可一旦有了活，却大多是急活、累活，如冬季冻断了电线，夏天大风刮倒了电杆，都必须紧急抢修。冬季的电线遇冷收缩，便紧了许多，若再挂上霜结了冰，增加了重量，便极易拉断；地里电杆多为杨、柳木杆，埋上没几年根部便腐朽。地里的电杆大约换过几种，第一代是刚办电时上级供应的松木杆，尚耐腐蚀，只是数量不多；第二代是在用电浇地高潮的几年使用的，新刨的杨、柳树，砍去枝杈便埋在地里成了电杆，树都是大队的，不用花钱，不少的电杆埋在地里，当年还发芽抽枝呢；第三代是大队副业摊自制的水泥杆，里面的钢筋都是用的废铁丝、废钢丝绳，遇了大风便容易折断；最后才是买的机制水泥杆从此一劳永逸。村内由于有房屋、树木，一开始办电，就用的十几米高的机制水泥杆，因此省去了更换、维修的麻烦。

    凡紧急抢修，小活要尽量一气干完，干完了再收工吃饭；大些的工程，如更换变压器、新架电线等，也是能两天做完的活不做三天，且多是高空作业，酷暑严寒皆得忍受，就抢修这几天来说，其辛苦并不亚于田间的劳动。一旦抢修电路，必得全村停电，晚上用不上电灯还是小事，电磨停时间长了，便有米面断顿的人家，所以要尽量缩短干活时间；就电工本身说，这活早晚也是他俩做，无可推托，索性把活一气做完了，再痛痛快快的歇着。

    还有冬季的夜间，变压器突然掉了闸，磨房的工人便到家来喊电工，此时要从热被窝里爬出来，拿上手电筒、绝缘杆，到村边的变压器处，换接保险丝，摸到哪都是冰凉，手指冻的生疼，不一会儿手就冻僵了。等修好，合上电闸，全村灯火瞬时亮起来，磨房的电磨响起来，心里又有了几分成就感。

    村里有人要装电灯，自己买了电料，再跟电工说好，电工便找时间来施工。在满是灰尘的梁、檩上打眼，固定电线、开关，登着梯子，仰着脖子，忙活半天，也是累的浑身酸痛。干完了，抽一只主人特备的烟卷，喝几口晾在大碗里的开水；没有人家招待酒、饭。还短不了有哪家的电线出了毛病，也要找电工修理，因此电工这工作还很得人缘。

    村里在1965年就通了电，但只有村外的两眼机井，村内的大队部、电磨房使用；再往后，才是紧邻电线的人家接上电灯。家家通电的高潮是在1970年以后，街上有热心人挑头操持，各受益者每户出三、两块钱，买了电线，大队有替换下来的旧电杆、瓷瓶之类，要来用上；请来电工，街上的男人都出动，挖坑埋电杆，爬杆子架电线，妇女孩子们出来看热闹，满街筒子人大呼小叫，竟也是一场盛事。一条街通了电，晚上这条街上的人家窗户都亮了，其他的各条街也纷纷效仿，不到两年的时间，村里差不多就家家用上了电灯。

    没有人装电度表，电费按电灯瓦数收。一般家庭仅在睡觉的屋子装一盏电灯，把电线留长一些，便于临时拉动；在隔山门口钉一钉子，平时把电灯挂在钉子上，一盏灯两间屋同时用。灯泡多是15瓦，25瓦的便极少，更没有再大的灯泡了。即便如此，刚安上电灯的人家，还是感到亮堂无比，到了晚上，总要找些活做，不然会辜负了明亮的电灯。

    每到月初，供电站的老宋便来村里抄电表，收上月的电费。此人四十多岁，好喝两口小酒，因此，他每次来都要招待一顿酒饭，村里没有饭馆，都是在电工家里招待，从四里以外的公社食堂买来酒肉，炒两个热菜，烙几张白面饼，两个电工陪着吃喝，有时分管电工的村干部也参加。老宋也不在乎酒菜的好赖，每次都要喝的短了舌头，歪歪扭扭的骑自行车而去。招待归招待，电费还得照单拿，一个月的电费一般三、四百元。不过跟供电站搞好了关系，可以少给村里停一些电，那时停电还极为频繁。

    电工也要每个月收村里的电费。村里两个磨房都装有电度表，按表字计费，抄表之后，当场算帐收钱，一般没有拖欠；社员家庭的电灯是包干收费，15瓦灯泡每月收三毛钱，25瓦收五毛，两个电工一般在晚上串家入户，就这几毛钱，有的人家要跑两三趟才能要出来，全村要跑几个晚上才能大体收齐。还有个别人家，偷偷换上大瓦数的灯泡，因此电工还要检查偷电，晚上在街上转转，看哪家窗户格外亮，便进去看看，不过都是乡里乡亲，也有很难拉下脸来说什么；后来便想了办法：弄一白纸条，盖上电工组的公章，把灯口灯泡封在一起。尽管如此，也不能完全杜绝偷电，但毕竟只有极少数人家做此勾当。

    几个大队干部、两个电工的家庭都免费用电，且都是用的大瓦数灯泡，因此每月的电费都略有亏损；还有来人的招待费用，电工的一些经费，都是从电费里开支。电费出了窟窿，总得想办法填补，私人用电户挤不出油水，好在大队部用电没有装电表，可以让大队里多出一些电费，大队会计也不大计较，因为他家也不拿电费；还有在春夏季节，生产队用电浇地，没有电表，按小时收费，也可以多收一些。所有亏空，最后都得由用电的集体这些冤大头弥补。

    电工也是挣大队工分，每年开三百个工，要比大队干部少六十个。即使如此，这也是令人羡慕的工作。

    人们做饭以烧柴禾为主，每年的秋季，大都要备足一年的燃料。实在不够烧了，第二年夏天才花钱买煤，在院子里拉风箱烧铁炉子做饭，这就很不合算了。庄稼的秸秆，生产队要先留足适合喂牲口的，如谷秸、麦秸、山药蔓等，还有用玉米秸凑合的；剩下牲口不吃的高梁秸、棉花秸等才分给社员做燃料，数量远远不够，因此，一到秋季，拾柴禾就成了人们的一件大事。成年人出工下地要抽空拾柴禾，上学的孩子们放了秋假，主要活计就是拾柴禾。

    拾柴禾最常用的工具是“耙子”，有钢丝耙子、竹耙子两种，钢丝耙子是用二尺长的木条做骨架，骨架上打一排小眼，间隔约一寸五，穿上一排黄豆粗的钢丝，每根钢丝长约二尺，另一头弯成小钩，骨架正中装上长木把。使用时以小钩着地，人双手握住木把，在收割完庄稼的地里拉着走，地上枯草、碎叶，便被钩子搂起来，串在铁丝耙齿上，越积越多，直到密密实实地串满整个耙子。还有一种极大的钢丝耙子，足有四尺多宽，要拴了绳子，套在肩膀上才能拉动，多是成年人使用这种大耙子，据说在合作化以前，这种大耙子是套牲口拉的；被这种耙子拉过的地块，光秃秃的几乎寸草不留。竹耙子是用几十根细竹蔑子做耙齿，用柳条将其编结成一排，另一头火烤弯勾，竹耙子一般比钢丝耙子的耙齿要密一些，多用来搂树叶、柴禾碎末之类。竹耙子和小号的钢丝耙子都能在集上买到，一般买回家，自己再下手装上木把。

    孩子们每天吃完饭，三五个人一伙，背着筐，拉了耙子，直奔前一天已经选好的目标地块。耙子在路上也是拉着走，路上散落的零星柴禾也被搂了起来。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干净，仅剩些许碎叶、杂草，把筐放在地中间，便拉了耙子满地转，耙子上的柴草满了，回到筐前卸下来，然后再拉。孩子们大都边拾柴禾边玩耍，逮蚂蚱、捉蝈蝈，偶尔碰上一条蛇，叫来伙伴，几个人一起捉住斗弄。蛇最怕烟袋油，孩子们跑到附近干活的人群，找抽旱烟袋的人，用细柴草从烟袋杆里捅出黑褐色的烟袋油，拿回来，抹在蛇的嘴里，只需抹一点点，蛇便浑身摆动、颤抖，不久便会死去；此时还可以解救，采来一种叫“燕子尾（读作以）”的野菜，其梗折断后流出白色浓汁，将浓汁抹在蛇的嘴里，一会儿功夫便可解了烟袋油的毒性。孩子们一旦玩起来就忘了干活，一看天晚，拾的柴禾还不多，怕回家挨骂，便到附近铺满秸秆的地里，抱回一大抱半干的秸秆，折短了，裹在搂的碎柴草里。

    秸秆都是在地里分给社员，各自运回家，因此丢落甚少，拾柴禾的人又极多，地里大多光秃秃的。孩子们找到能拾到柴禾的地块很不容易。有人便生找巧之心，把还铺在地里的秸秆，替人家堆成堆，再把剩在地上的碎秸、叶子搂起来，这当然不能让人家看到。

    把碎柴草装筐也需要技术：用手拢出一堆柴草，略加理顺，用双膝跪在上面，压成一砣，去掉两边虚接的柴草，然后双手抱起来，放在筐上；之后再整理一砣，再装，直到把拾来的柴禾全部装完，用筐绳勒紧，系上活扣。装得好的柴草筐，要四边整齐、方正、密实，背着走在路上，柴草不能掉落。

    霜降之后，就可以搂树叶了。路边、河旁有很多柳树、杨树，树上的叶子黄了，不等落下，孩子们便开始行动。先爬上树，用木杆子抽打树枝，让叶子落下来，等落满厚厚一层，再下来，用竹耙子搂成堆，装在大包袱里，用筐背回家。

    实在搂不到了柴禾了，还可以拾残留在地里的庄稼茬，多是在翻耕过的地里搜寻，看到某处露出些许细跟，下面必是一棵残茬，用二齿小镐刨出来，敲打干净泥土，聚少成多。早些年还可以刨谷茬，谷茬细短，也不大好烧，多留在地里，成为孩子们的“宝物”；后来有心计的队长，把谷茬用犁耕下来，按垄分给本队的社员，各家把分到名下地段的谷茬敲打干净，运回家。拾柴禾的孩子们又少了一项资源。

    拾柴禾还可以找一些“巧”，往家运却是实实在在的力气活，一筐半干的柴禾要有三四十斤重，十来岁的孩子背起来极为吃力，要跪在地上，把筐背好，再慢慢爬起来，身子要弯成九十度，把柴禾筐驮在背上，远远看去，只看到柴堆下面两条快速迈动的小腿，竟似柴堆在自己走动。走上一里多路，就要放下筐歇息一下，等挨到家，咕咚一声把筐扔在地上，人也瘫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有家长看天晚了，拾柴的孩子还没有回来，寻路接应一下，边走边呼唤；路上的孩子听到父母的叫声，便有了救星一般。只是同伴中无人接应的孩子，除了继续沉重的负担之外，又多了一份不如人的委屈。

    拾回家的柴禾，先摊开晒干，然后垛起来，院子大的人家，垛在院子里，院子小的则垛在自家墙外，孩子们每走过自己拾回来的柴垛，便很有几分成就感。

    拾山药

    生产队里收割庄稼，丢落较多。在物资紧缺的年代，地里产出来的东西，也都及其珍贵，人们把落在地里的粮食、柴禾再拾回家，便成为极普遍的事情。拾麦穗、拾谷穗、拾高梁、拾棒子、拾花生、拾棉花、拾山药等等，总之，收割落下了什么，人们就拾什么。拾的手段也无不所用其极，真正做到了颗粒归仓。其中以拾山药手法最多，最有代表性，因此，只将拾山药叙述如下。

    种植山药，是用牲口拉犁起埂，在埂上栽培，山药的块茎生长于地下，很难刨干净，也因此给拾山药留下极大的空间。山药地一旦刨完，生产队便集中所有牲口，拉犁杖翻耕。一套犁杖后面跟一个人，专门拣翻耕出来的山药，拣的山药集中起来，用大车拉回场院，再分给社员，一般二三十亩山药地，可拾回一大车山药。如此拾过第一遍山药地，人们还要用铁锨再细翻一遍，拣拾剩下的山药，这次便是个体行动，谁拾了各自背回家。

    拾山药要想事半功倍，只有抢在生产队翻耕之前拾第一遍，这需要碰运气，但首先要信息灵通，大凡那块山药地刨完了，都有人特别留意，第二天就要早早前去。几个在一起睡觉的半大孩子，窗纸刚发白，便有一个突然惊醒，招呼几个伙伴起床；说来也怪，这些睡着了跟死过去一样的孩子们，若是父母叫他起床，喊三五遍不一定能叫醒，此时同伴轻轻叫一声，便骨碌一下爬起来，穿衣叠被，拿上已经准备好的铁锨、荆条筐，几个人结伙去了。

    到了前一天刨完的山药地头，那里已经聚集多人，都是背筐拿锨来拾山药的。只是生产队已经派人在山药地看着，不让人们进地，要等队里翻耕拾过一遍再放开。等着的人群自然不肯散去，等看地人稍稍离开，立即进地，抢着挖几铁锨，拾上几块山药；看地人赶过来了，再退出，如此反复。拾山药的人群越聚越多，地的两头都站满了人，地头大都有五、六百米长，且秋季多雾，看地人只顾看管这头，那头的人们却拥进了地，抢拾起来；等看地人发现了跑过去，这头的人们也乘势一拥而进，瞬时，地里人山人海，低头猛翻。看地人喊哑了嗓子也无济于事，见大势已去，只得作罢。甚至趁机加入到拾山药的人群，也拾了起来。此举在当地名曰“哄了”，即哄抢之意。据说在更早的时候，村里的贫民们也经常“哄了”财主收割不及的庄稼，因为此举是众人自发所为，并无组织者，无论是被“哄”的主人，还是官府，都无可奈何。抢拾未翻耕的山药地，大多只顺山药埂翻挖，不到一个时辰，几十亩山药地就被翻挖殆尽。人们实在找不到“处女地”了，才意犹未尽的背筐回家，大多满载而归。

    拾山药者多为外队的人们，本队社员一般不会抢拾自己队里的山药。有精明的队长，或事先多派人看地，或临时带人支援，拾山药者便不能得逞。

    双方在地头僵持一会儿，拾山药者只得慢慢散去，自然不肯回家，在附近找块已经翻耕过头遍的山药地，再翻挖第二遍，这自然就从容多了。这地里已经分不出哪里是埂哪里是沟，只得盲目翻挖，一般要一次翻挖两埂两沟的宽度，这样总会有两个埂在里面；把铁锨垂直入土，尽量挖的深一些，超过犁杖翻的深度，只有如此，才略有所获；并且不论山药根、山药拐子（山药块茎与蔓连接的部位），统统拾进筐里。挖时间长了，也会偶尔听到“咔嚓”声，一块大山药被铁锨一切两截，留在地下的半截，露出白色圆面，极为醒目，拾山药者瞬时欣喜过望，甚至会拿起山药向同伴炫耀一番，再放回筐里。这样挖上半天，手快的也能拾满筐头。

    还有一些有心人，若夜间下过雨，也是早早起来，背筐在翻过的山药地里转。被浮土遮住的山药，让雨水冲刷出来，此时尽落此等人的筐中。此种拾山药的方式，有一个很特别的名称：“拣洋落（音涝）”，大意是说，不费力气，白拣东西。? 也有拾山药者，舍不得卖死力气，转半天拾不到多少，路过还有没刨的山药地，悄悄进地挖上几棵，这自然比拾快多了，几铁锨就挖满了筐头。这偷的山药块大、整齐，要放在筐头底下，上面再盖上拾来的零碎山药，以遮人眼目。

    在吃不饱的几年，拾回家的山药，要先分拣，略好的人吃，剩下的再喂猪；粮食稍多之后，即全部喂猪。洗净入锅熘熟，用手攥烂成泥，再拌上粗料，倒在猪食盆里，那猪也分不出这是拾来的山药，照样吃着香甜。也有拾的山药太多，一时喂不完，便提到房顶，摊开晒干。此地的住房，都是平顶，每到秋季，屋顶就成了人们的“场院”，花生、芝麻、切成片的春山药等统统提到屋顶晒干；玉米棒子则一直码在屋顶，到冬闲了再吊下来脱粒，有浪荡人家，竟会一直放到第二年春天。晒干的小山药，用电磨磨成面粉，再掺了粗料喂猪。

    逮鱼

    文化大革命以前，村南的小白河里还有水，水极清澈，流的很缓，最深处不过齐腰，一般处也就没膝；到了冬季，河面上结厚厚的一层冰。河里有鱼，夏、秋季节，人们蹲在水边，吐一口唾沫在水面，马上就有一群小白条游过来争抢，岸上的人影略一晃动，鱼儿又马上散的无影无踪。

    夏天的小河是男孩子们的乐园，中午放学，一放下书包，便飞跑的河边，脱掉身上仅有的小裤衩，纵身跳进河水，尽情玩耍。耍够了，年岁大些的孩子便开始摸鱼。弯着腰，下巴紧贴着水面，两只胳膊张开，手心轻贴水底，慢慢向中间聚拢，聚到一处，再分开，再聚拢，脚下逐渐前移。靠近岸边的水草下面，往往是鱼儿藏匿的地方。突然，感觉手下有小东西蠕动，猛然按住，欢叫一声拿出水面，手中或是一条小鲫瓜，或是小白条，用细柳条串上，叼在嘴里，弯下腰继续摸。那小鱼还在柳条上不断的挣扎，偶尔鱼尾会扇在人的脸上，却是难得的享受。用柳条串鱼，事先把柳条的皮、叶从一端锊下一截，不锊到头，留作一个疙瘩，以便托住串上的鱼；串鱼要从鳃里穿入，从嘴里穿出，摸到一条，串上一条，多了便成一串。有兄弟几个一起摸鱼的，最小的弟弟则拿柳条跟在后面，哪个哥哥摸到了，趟过去，把柳条递给哥哥，等把鱼串好，再接过来提着。

    直到太阳偏了，村里传来娘的呼唤，孩子们才上岸，穿衣回家。娘会把小鱼洗净，个大些的还要去掉肠肚，放盐腌上，等下顿饭时，柴火锅里放油，把小鱼煎了，用薄薄的高梁面饼卷上一、两条，全家每人吃上一块；油热鱼鲜，刚出锅的煎小鱼，外焦里嫩，嚼在嘴里脆香无比。就是那煎鱼的香味，也会飘到街上，行人不由得要抽动几下鼻孔。

    比摸鱼略“专业”一些的是用叉网叉鱼。叉网结构极简单，用两根四尺长木棍，顶端钻孔以铁轴穿在一块；两根木棍可开合，中间绑上扇型的棉线网，网与轴之间，有一横棍作支杆。使用时，把两根木棍展成九十度角，使网充分张开，用支杆固定住；一手攥在轴的上方，另一只手握住支杆，让网的前端抵住水底，后端露出水面，慢慢前行。待发现有鱼在网里跃动，猛然端出水面，出水的鱼儿在网里一蹦老高，把鱼抓住，扔到岸上，一般岸上有专人跟着拣鱼。

    使用叉网逮鱼的一般是年岁大些的孩子，甚至有成年人。运气好的话，一个中午，能收获一、二斤杂鱼，偶尔还能逮住条半斤以上的鲤鱼，这便是意外之喜了。有一年的夏天，竟有人逮住了一条十七斤五两重的大鲤鱼，这是十几年时间里绝无仅有的一次。据说，是用叉网扣住的，水浅鱼大，鱼在水中露出半截脊背，那人看见，轻轻过去，用叉网猛然扣上，随后整个身子扑在鱼上，双手抠住鱼鳃，连鱼带网一起抱上岸来，那鱼到了岸上还跳跃不止，人却躺在一旁，累的动不了了。

    手段最绝、收获最大的是“淘鱼”，即把水淘尽再抓鱼。先在小河里筑两条泥埂，截出数丈长的一段，一侧还要筑起一条导流渠，让上游的河水流下去，这才不至于把上端的泥埂憋开。然后用脸盆舀起截住的河水，一盆一盆的淘到下游河段。水少了，紧贴下端的泥埂，挖一小坑，让水流进坑里再淘，坑外还要用铁丝筛子截住，防止鱼游进坑里。直到水尽，大大小小的鲫瓜、白条、鲤鱼、鲇鱼，纷纷挣扎跳跃，或躺在泥上张口喘气，这是淘鱼人最高兴的时刻，提桶拿盆，大呼小叫的下手抓鱼。有人说，这水尽抓鱼时比吃鱼还过瘾。

    淘鱼要三四个人搭伙，人少了弄不成。曾有人淘到天晚，坑内的水还没有淘尽，只得放弃；那泥埂坚持不到第二天，夜间便会被水流冲垮。也有这边正在忙活，不留意上端的泥埂突然冲垮了，前功尽弃。因此淘鱼人要轮换淘水，还要专人看护泥埂，一刻不敢松懈。也因此，淘鱼被列为“四大累”之一。（当地流行俗语四大累的慌：“拔麦子、扣坯，刨棒子、淘鱼”。几个人忙活一天，一般会收获七八斤鱼，运气好甚至能收获十几斤。

    扔旋网捕鱼技术要求极高，要扔的远，撒的圆，还要根据地势、水流，选择撒网的处所，因此一般人不会使用。村里只有三、五个男人精于此道，且都是些游手好闲的主儿。他们不大到小河里扔网，据说是因为小河里水草多，不方便作业，其实是不屑这小打小闹。听说哪个地方出了鱼，便带上渔网等器具，或是到南边十几里远的滹沱河，或是到北边二十里外的潴龙河，甚至出去一百里到白洋淀，一连出去几天、十几天，捕了鱼就地卖给小贩，并不带回家来。据他们回来讲，在河边煮鱼吃极有特色：就地架锅，锅里加河水，把刚网上来的大鲤鱼撒在锅里，鱼在锅里游着，就盖上锅烧火，听那鱼在锅里折腾，直到无声息。最后煮熟，加盐，吃鱼喝汤，鲜美无比。此种做法，名曰“河（读作活）水煮活鱼”。只是一般人没有机会享受此美味。

    如厕

    写下这个题目，感觉似乎不雅。笔者寡闻，尚未见过以此等事单独成篇的文章，但想这吃、喝、拉、撒、睡，乃人每天必不可少之功课，吃、喝、睡三项或短缺一两天，人尚能坚持，这拉、撒之事却是万万不能拖延，只因此事作起来极简单、容易，且无多大成本，多以为是小事不足挂齿，只有内急迫切，眼前无条件解决之时，方知道这乃天大之事。若把当年此地如厕风情逸事整理成文，也很有意思。

    这一带村子，家家院子里有一个厕所，一家人共用。极少有男女分设厕所的，更没有设在屋里的。厕所多设在院子的一角，尽量远离住房，是用一人高的碎砖墙或土坯墙围起来，没有顶棚，进出的位置只留一豁口，不装门扇；里面设粪池，粪池多与相邻的猪圈相通，人拉了粪便立时作了猪食。这厕所虽然简陋，但半开放式结构使其通风极佳，因此少有异味，只是雨天如厕尚需撑把伞或披一块油布。家中只有一个厕所，且无门户可封闭，关系复杂一些的大家庭，如厕就要想些办法互相回避，一般是如厕之前，先暗自盘点一下家庭成员，确认里面无人时再去。即使如此，也有大意的时候，需再加一层“保险”，走到厕所近处，故意咳嗽一声，里面若有人，也便咳嗽作答，若厕所里外的人是夫妻、或父子、或母女等关系，里面的人也可直接答话，来人便返回去稍等。有些人的办法更绝，如厕时顺便将腰带搭在厕所门口，外面的人一目了然，自然不会产生尴尬。当时人们大多穿捻腰裤子，腰带不能穿在裤腰上，解开活扣，腰带会自然脱落，因此蹲下方便时，尚需把腰带挂在脖子上，因此说搭在门口为“顺便”。

    大概自古以来就没有使用手纸的习惯，当然也无纸可用。在大便之前，需准备一小截高梁秸秆，从中间劈开，当地方言称此物为：“葛档劈管”，如厕后用其棱角刮擦；仔细一些的人家，会准备出若干这样的葛档劈管，插在厕所内侧的墙缝里，随时取用，便极方便了。也有孩子顺手拾块砖头、瓦片凑合的，甚至有孩子撅起屁股在墙角一蹭了事。

    极幼小的孩子拉撒，妇人坐在炕沿，端着孩子双腿，就近拉撒在炕下的黄土地面上，之后叫来家养的笨狗，让狗帮助清理，很是便利。略大一点的孩子，蹲在院里拉撒，那狗就等在一旁伺候，有的狗甚至帮助小主人连屁股舔了。当地有一俗语，把溜须拍马行为称作“溜沟子，舔屁股”，大概源于此。

    街上也有不少公共厕所，都是附近人家所建，为乡邻及过路人提供方便，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收集粪便。约定俗成，都是男人使用街上的厕所，女人从不使用；女人走在街上内急了，就近找个人家，借用人家里的厕所，若看见家中有女人，打一声招呼，若不方便，连招呼也尽可不打；男人有使用公厕的特权，却一般不能使用别人的家庭厕所，到别人家串门者，内急了也要到街上找地方方便；公社的干部们夜间抓赌，若发现哪家门前有多处小便的痕迹，便大体断定这家是赌局了；夜间局中赌徒，不到实在憋不住时不肯出来方便，又不能使用人家里厕所，一出大门口便放开了闸门，哪还来得及找公厕？

    下地干活，野外没有厕所，地里庄稼起来时节还方便，在青纱帐里略一背脸即可拉撒；冬春季节，千里平原一览无余，这就要寻找沟坎坑丘等隐蔽处所，多要跑远路以解内急。好在是集体劳动，拉撒时间也不扣工分，甚至有女人，干活干烦了，几个人搭伴去远处方便，借以消磨时间，队长也不好干涉。尽管如此，总有来不及找到隐蔽处所的时候，看看近处没人，也就仓促解决了。路上行人，短不了看到不远处有人便溺。这也有讲究，男人若发现有女人便溺，只装作看不到，仰首过去即可，不能扭头看；男人便溺时发现有女人走过来，只需低头继续方便，切忌东张西望，那女人自是佯作不见了。野外拉撒，替代手纸之物大为丰富，夏秋季节，庄稼叶子、柴草等物伸手即得，冬春季节，土坷拉遍地皆是，且都是未经加工的无污染绿色物品。

    当时，粪便是极宝贵的肥料，上些年纪的男人，早晨大多有上路拾粪的习惯，就是平时下地、出门走路也都要背粪筐，拿粪叉，路上有牲口、猪狗等粪便随时拣起来。还特意搜寻背旮旯处，拣拾人的粪便，有性急的拾粪人，看见有人蹲在前边方便，故意停下脚步等着，却是令人尴尬之极。还有下作男人，不惜跑远路，把粪便排泄到自家的自留地里，一棵玉米下面便溺一次，按顺序一棵一棵拉下去，当作了追肥。后来被人发现了，当作笑话传讲出去。

    尽管解决便溺的方式如此原始落后，村人对城里人的如厕却大不以为然，有从北京走亲戚回来的人讲：北京人家里没有厕所，内急了要跑胡同里的公厕；要大便还得排队等候，尤其令人难以容忍；且城市人拉屎慢，蹲在那里看书、看报、抽烟，面对扑鼻恶臭尚悠然自得；外面等候之人憋的跺脚，但等他进去了，也照样掏出书报细读起来。言下之意，大城市的如厕，远不如这乡下方便。

这张照片够珍贵

    刘爷庙

    出村南过小河，再走几十丈有一土丘，人们称之为“刘爷庙疙瘩”，是刘爷庙的遗址。土丘高丈余，长宽约二十丈，上面生满杂草，草下遍布碎砖瓦砾。土丘的南端，有一碎砖砌的小龛，坐南朝北，一人多高，长宽约四尺，龛内摆有六、七寸大的两个陶制神像，像前有陶制小香炉。这砖龛大概就是刘爷庙的余脉了。

    据上年纪的人讲，刘爷庙被毁之前香火极盛，方圆几十里的善男信女都来进香，尤其是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五，是传统的刘爷庙会，庙里庙外人山人海，人们施舍的洋布，整匹的披在刘爷的塑像上；像前放一大笸箩作功德箱，人们大把大把的往笸箩里扔铜子、洋钱；院内大香炉里堆起的香把子有一人多高，冒出浓浓的香烟，遇有南风，整个刘庄村里都能闻到这烧香的气味。庙里还有几十亩好地的庙产，租给村里的贫户耕种。庙里的和尚坐收布施、地租，日子过得很是富足。土改时，贫民团把庙里的一老一小两个和尚赶出去，将庙拆毁，砖瓦木料平分了，庙里的地也分给了原来的佃户。不久老和尚就死了，小和尚名叫老苗，在刘庄落了户，一直没有娶妻，后来也死了。据说，主持拆庙的贫民团长，不久便得了一场大病，从此卧床不起；凡参加拆庙人，过后无不腰痛、腿疼。众人悄悄议论，以为是刘爷显灵，在惩罚这班人。

    据传说，刘爷庙里供奉的刘爷，并非神仙、佛祖，乃是很早很早以前本村的一位刘姓中医，医术高明，尤其擅长妇科，且医德高尚，来求医问药者无不悉心诊治，遇有家贫者还施舍草药，因此声名远播，救人无数。死后，人们为其建庙祭祀。后有家人久病不愈者，来像前许愿。据说极为灵验，许过愿的病人大多可痊愈，因此香火日渐兴盛，人们也就以为刘爷成了神仙了。

    刘爷庙被拆毁之后，有虔诚者，就地捡碎砖砌起了一个小小的砖龛，请人用砖雕了刘爷夫妇的小像，供于龛内。再有烧香许愿者，就在龛前烧香跪拜一番了事，但这毕竟是少有的现象了。刘爷庙疙瘩便成了孩子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挖野菜打猪草，在草丛里逮蚂蚱，翻砖头捉蟋蟀，偶尔还会拣到枚生锈的铜钱；还会探头于龛内，研究一番神秘的小砖人、小香炉。遇有来烧香磕头的老妇人，孩子们便围一圈看热闹，之后也学了样子，在龛前磕头。

    文化大革命前的某一年，农历三月十五的晚上，明亮的月光之下，刘爷庙疙瘩忽然热闹起来，男女老少纷纷聚于此处，有在砖龛前烧香跪拜的，有在一旁看热闹的；通往邻村的几条大路上，还有人群陆续奔向这里，甚至有人走几步跪下磕一个头，再走几步再磕头，竟如此一直从几里外磕了来；连邻村卖糖葫芦的老汉也赶来叫卖。村里的姑娘、小伙子们分别结伙前来，年轻人大多不信鬼神，都是来凑热闹的，也有人暗地里搜寻着自己心仪的异性，一旦离近发现了，小伙子会高声说话，姑娘则借机会大笑，故意引起对方注意而已；肚子里有些文采之人，仰头看着天上皎洁的月亮，不顾身边的众人，独自念念有词，竟是诗兴大发了。

    这时，有几个推自行车的男人，随着村支书来了，支书边走边喊：散了吧！散了吧！有人认出来，几个推自行车的人是公社里的干部。一行人直奔砖龛处，赶走了正在烧香磕头的老妇人，周围看热闹的人群却不肯散去，只见有一个公社干部，掏出腰里的手枪，朝砖龛里“啪、啪、啪”连开几枪，人们这才纷纷避开，干部们趁机动员人们回家，人群只得慢慢散了。

    事后，人们也不知道这场盛会是何人组织的，也不知道何人给公社通报了消息。只是再没人敢公开到这里烧香磕头。

    文化大革命开始，先是破“四旧”，批斗“牛鬼蛇神”。公社来了干部，带着村里的民兵，把砖龛彻底拆平，神像也不知下落了。再后来，村民盖房取土，纷纷就近挖这刘爷庙疙瘩，几年时间，竟把这土丘挖平了，附近的生产队，趁机把这块地方划分给社员作自留地，这里就种上了庄稼。再以后的孩子们，就不知道这里曾有过一座刘爷庙了。

    当兵



    每年的秋末冬初，就开始了征兵。民兵连长给全村的小伙子们开个会，讲些当兵保家卫国的意义，每个适龄青年应征入伍是神圣义务云云。接着开始报名，凡家庭成分好的、年龄适合的小伙子们大多都报了。同时，街上到处贴了红绿标语，早晨、晚上大喇叭反复广播，内容跟开会讲的也差不多。人们弄不明白，明明是打破脑袋都争不上的事情，还下这么大力气宣传、动员作什么？

    几天后，所有报了名的人都集中到公社，参加“目测”。平日里有几分森严的公社大院，一时间热闹起来，院里院外到处是人，各村的民兵连长都带了人来，村支书也有跟来的。小伙子们以村为单位排好队，公社的武装部长逐村检测，先检查身高，部长拿一截量好尺寸的竹竿，长度是160厘米，这是征兵对身高的最低要求；在队列最后边个子矮的几个人身边戳一戳，身高达不到竹竿高度的几个人当即就从队伍里淘汰出去；之后，随着部长的口令，一排人蹲下、站起，抬腿、举手，反复作几次这动作，然后齐步走，围着部长转几圈，目测程序就算结束了。民兵连长留下，小伙子们解散回家。等十几个村子的人都目测完了，武装部长把每村的连长单独叫进办公室，村支书来了的也同时进去，商量确定到县里参加体检的名单，一般每村要确定二十到三十人上站体检，这个人数是分配的征兵任务的十倍。

    民兵连长一回到家，家里早是一屋子人等着呢，连长拿出确定的名单，给人们传看了，名单上没有名字的人顿时撒了气。连长连忙解释，名单是公社定的，肯定是目测没有过关，好在明年还有机会呢。

    到县里参加体检这一天，天还没有亮，村里的大喇叭就开始广播，叫参加体检的人马上起来吃饭，准备集合出发。小伙子们平日爱睡懒觉，今天却是醒的格外早，喇叭一响，马上穿衣。前一天就接到了通知，已经有精神准备了。娘也早起来了，已经做熟了早饭，胡乱扒拉两口，便匆匆赶到大队集合。早些年，是用两、三辆生产队的大车送去县城，后来村里自行车多了，就改为各自骑自行车，多是两个人骑一辆车。

    到了县城，这里一片热闹，街上满是参加体检的人群，街两旁贴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里播送着欢快的乐曲。进了县武装部大院，这里更是挤满了人，民兵连长先找到本公社的武装部长，部长给他一沓体检表，凡参加体检的每人填一张，连长便都代劳了；把表交上去，部长让他带人在院子的一角等着，叫到哪个哪个再进屋。

    过一会儿，一个穿白大褂的姑娘拿着一张纸条出来，脆声叫着一连串的名字，一次大概叫十来个，被叫到的人便跟着姑娘走到一间屋子门口，这里也有一堆人挤着，门口一侧贴着一块红纸，上写“视听”两个大字，姑娘也让人们在门口等着，叫到谁谁再进屋。屋里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逐个让人看视力表，极小声音说话让人用耳朵辨别，之后在表上填写几笔。视听检验完，就是血压、五官、内科等几个科目，每个科目一间屋，都有一个姑娘负责叫人，被叫到的人一关一关走下来，中间没被叫到的就是被淘汰下来了。

    最后一关是外科。这是一间大屋子，门口挂着棉门帘，地上铺着苇席，屋子一角还烧着一个煤球炉子，屋子里热烘烘的。这屋子有四五个医生，每次叫进去的人也最多，有七八个人。进屋先让脱光衣裳，小伙子们还不习惯当着这么多人脱衣裳呢，在医生催促下，扭捏一番也就脱了。刚刚发育成熟身子大都健壮，只是多日不曾洗澡，身上的黑皴哪个也不少。先量身高、称体重，体重最低标准是60公斤，略差一点，说几句好话也就凑合过去了，只是体检表上还得填60公斤；身高就严格多了，差一、二厘米就要淘汰，说什么也没用。然后站成一排，听医生口令，反复作蹲下、起来、跳跃等动作；之后，分别检查每一个人，从头顶到脚心，每一处都仔细查看，连最隐秘处都翻开看过；这些医生也不容易，多脏的部位也得用手摆弄一番，腋窝还要用鼻子凑近闻一下。有检验完出来的人对连长说：“比集上买牲口还看的仔细”。

    屋子里一般还有几个穿军装的，据说是接兵部队来的人。这几个人也在一旁巡视，发现有身体特别棒的，等医生检查完，悄悄叫到一旁，略问一些情况，把名字记在小本上，准备把这个人要走。每年来接兵的部队都有几个，哪个部队都想把最好的兵员要了，这是提前物色对象呢。

    等一个村子的人都检查完了，民兵连长便带人们到大食堂吃饭。每人一碗素烩饼，不够吃的再要。体检中间被淘汰下来的人垂头丧气，哪里还吃得下饭？其他人也大多忐忑不安，只有某个被接兵部队记上名字的人格外兴奋，他们能当兵的希望就大多了。

    几天以后，体检合格的名单就发到了公社武装部，部长把民兵连长叫去，二人先把名单研究一番，有不准备让去的人，在这个环节就把名字去掉，剩人少一些，最后定兵的工作便好做一些，回去一并说是体检不合格即可。

    连长拿回名单和一沓子表格，体检当时未被淘汰的人早都来等候了，知道了结果，自然是有人高兴有人沮丧。上了名单的人，每人领回一张表，有自己填写的，也有求人填的。这表俗称“草表”，是根据以后装入新兵档案的《公民应征入伍政治审查表》仿制油印的，上面先是姓名、性别、年龄、家庭成分等个人资料，下面一栏填家庭主要成员，再下面是主要社会关系。填写时要把姑、姨、舅，及姑夫、姨夫、舅母等亲属的政治状况统统填上。民兵连长把填好的表收上来，便开始安排人“外调”。先检查表中有外地亲属的，分别写信给其所在单位，请求单位出具证明材料，证明其人及家庭的政治历史状况，这叫“函调”，因信件来回邮寄需要时间较长，所以要尽早寄出。在当地的亲戚就派人直接去，让所在大队出具证明信，内容与函调相同，若不是本公社的，证明书上还要加盖所在公社的大印，繁琐之极。出去搞外调的都是政治可靠的人，还得有一定文化，一般都是村民兵连、青年团的干部们担当此任。

    外调期间，接兵部队还会来人，由民兵连长陪着，在体检合格的人家中走访，分别与本人、家长座谈。青年及家长必恭必敬，千方百计的留来人吃饭，但多不会如愿。此时民兵连长也成了村里最红火的人，来家里求情的人不断，走在街上，身边总会拥簇着几个年轻人，连家里、自留地的活也有人帮忙做了。

    等外调完毕，把材料整理齐全，报到公社武装部。部长先征求了接兵部队的意见，然后跟村里的民兵连长、支部书记商量确定初步人选。一般一个村子只能分到两、三个名额，体检合格的人多，只能通过政审这个环节再淘汰一批人，只要亲属中家庭成分、政治历史稍有瑕疵者自然就成为淘汰对象。当然与村干部关系密切的人，或托人找了武装部长的人，也会有所照顾；部队看中的人也要尽量满足。武装部长此时要充分顾及到各方面的关系，稍有疏忽，就会与部队或村干部发生争执。

    被初步确定上的人，便填写正式的政审表，多是请写字端正的人帮忙，把原来草表上的内容再重新填写一遍。把表交上去之后就是等待，多有沉不住气的人，三天两头跑公社或找连长打探消息，直到入伍通知书发到手里，一块石头才算落地。也有人填了正式表没有接到入伍通知书，这意味着没希望了，比早些时候被淘汰下来更觉失落；也有不甘心的人，找公社武装部长、找接兵部队，啼哭哀求，竟也有因此如愿的。

    接到入伍通知书就算正式的解放军战士了，全家自是一片喜气，本人要走亲戚、会朋友，与他们一一告别，亲戚朋友则要招待顿送行饭。有了未婚妻的，未婚妻会整天跟在身边，但单独相处的时间却不会很多。走的前一天晚上，大队要把新兵们请到一起，大队干部们都陪着吃一顿酒饭，席间说些勉励的话。临走这几天，是新兵们有生以来最得意的几天，大都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让没有当成兵的年轻人很是眼热。再往后几年，改为新兵先换上军装，再在家住几天，穿上了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尽管肥大不可体，但毕竟比穿平日的破旧衣裳精神了许多，更增添了气氛。

    走的这天，大队要组织送行。叫来小学里的学生，站在街两旁，敲锣打鼓，高呼欢送的口号；大队的干部们，新兵的亲戚朋友们都来送行，新兵胸前带上大红花，在众人的注视下，坐上自行车走了。民兵连长、新兵的父兄，要骑自行车一直送到县里。新兵这一走，可能意味着他就终身脱离了这贫穷的村子，走上了充满希望的人生之路。欢快的人群中，新兵的母亲却在偷偷的抹眼泪，从未离开过身边的孩子这一走，似摘走了心肝一般；那未婚妻的心情更复杂，未婚夫这一走，既有了夫贵妻荣的希望，也给以后的婚姻增加了极大的变数。

    @现实与虚无 2019-12-15 15:53:08
    早上吹哨子干活，晚上大家去写工分。
    那个时候感觉挺快活的。
    -------------------------
    我们这里是敲钟集合上工。下面这篇专门讲敲钟。

    生产队的钟声



    人们结束了一个来月过年的忙乱、喜庆，又恢复了上工、下工、吃饭、睡觉的单调生活。

    生产队的钟声每天有规律的响起来了。正月里活计不忙，钟声也显得懒散。队长安排出工，主要是让人们多混几个工分。大队干部、民办教师、电工等是长期工，每天一个整工，逢年过节也一天不少的挣，让在小队参加劳动的人们实在眼红，因此农闲时也要尽量多出工。

    村里十个生产队，每队都有自己的“钟”，到上工时间，各个小队长先后敲钟集合。敲钟是小队长的职责，也是他的权力，一般情况下，队里的其他干部，包括副队长都不会擅自敲钟。村里人居住的比较密集，附近各个小队的钟声都能听到，每到集合时间，各处的钟声此起彼伏，人们不用细听，也能分辨出哪是自己队里钟声。

    单说“钟”的种类就五花八门。八队是从供销社花钱买回来的铸铁钟，高高吊在树上，样子气派、声音洪亮。八队的队长三墩，队长当的硬气，管理很严，上工钟只敲两遍，接着就派活下地，再有来晚者就让其回家歇半天，就是干了活也不给记工分；最初也曾碰上混横刁蛮之人，因此与三墩吵闹，那三墩却是不怕，要打要骂奉陪到底；三墩家弟兄四五个，个个是愣头青，要打架一起上，队里还真没有哪个敢跟三墩来真的。被三墩停了工的、扣了工分的大多只是暗地里咒骂而已。不过一年过去，人们一口袋一口袋的粮食往家分，工值从两毛多长到五毛多，大家才从心里服了气。三墩敲钟也极潇洒：钟锤上拴了长绳，绳头挽一套子，三墩只用食指、中指两个指头勾住绳套，不紧不慢一下接一下的敲，那钟声显得底气十足，把敲钟人的自信、权威传播向半个村子。别的小队就差多了，是随意找个废铁轮子或破犁铧子，用铁丝吊在一人高的枣树叉上，队长拿一截铁棍敲击，各位队长敲出的声音尽管有清脆有沉闷、有舒缓有急骤，但无论哪个队钟声与八队比起来都显得寒酸多了。

    集合的事由不同，钟声也有很大区别。除八队外，各队平日上工集合，钟声也象例行公事，只有敲过两、三遍，人们才懒洋洋的往队部走；早晨的集合时间更长，年轻人懒在被窝里，任凭那钟声催促，就是不肯起来，就是上年纪的人，也是先在家干一阵活，才去集合。五队的队长母狗堂也爱睡早晨觉，当上了队长，无奈要起早敲钟，他对因做家务集合来晚的人，要批评几句，对睡懒觉来晚的年轻人却不忍责备，大有同病相怜之意。有人利用他这个弱点，一旦来晚了，边走边揉眼睛，作刚睡醒状，因此躲过一场批评。

    麦收时节，场上晒满了麦子，午后，西北的天边涌上来一股黑云，一时天空黑暗，狂风大作，各小队的钟声几乎同时响起，钟声急骤，持续不歇，犹如警报一般，全村空气顿时紧张！此时的敲钟人不一定是队长，任何一个离钟近的人都可以敲，也必须敲。听到这告急的钟声，无论男女老幼，放下手中的活计，或从午休的炕上爬起来，纷纷跑向各自队里的麦场，连一贯撒懒耍滑的人此时也积极了，不用人指挥，人们拿起叉耙扫帚，奋力把摊在场上的麦子收起来，垛成大堆，盖上苇席，勒上绳子，压上木头、砖块。常常是还没弄好，大雨点子就落下来了，没有人躲雨，没有人披雨具，只是尽快把到嘴麦子保护起来。此举名曰：“抢场”，也只有在这个时刻，人们才表现出空前的协力同心。

    开工第一天



    村里的惯例，每年过了正月十五才正式开工。

    正月十六吃罢早饭，生产队响起久违的钟声，人们陆续来到队部，来早的挤在热炕上，烙着屁股或脊背，来晚的或蹲或站在地上，也有蹲在屋外的墙根晒太阳的，人们有一搭无一搭的说着闲话，虽说队里多日不集合了，但人们也差不多天天见面，此时见面并没有多少新鲜。这一天上午照例是开会，人来的差不多了，队长开始讲话，无非是说些今年在哪块地准备种什么庄稼之类，人们照样嗡嗡的说小话，没有几个人认真听队长讲。队长也讲不了几句，就宣布散会，这本来就是个例行公事的会，没有多少实际内容，只是这个会后，一年的农活就开始了。散会后天还早，几个年轻人不走，开始在热炕上打扑克。

    开活的第一件事就是捣腾粪。有年前从队部大猪圈里起出来的粪，是沤制的柴草，堆在猪圈边上；有每天从牲口棚清理出来的牲口粪便，也堆成一大堆。饲养员每天都要在牲口棚垫上一层黄土，名曰：“上垫脚”，让牲口把粪便排泄在上面，第二天连土带粪便一块用小车推出来，再换上新土；也有撒懒的饲养员，三五天才换一次黄土，只是这样一来，牲口棚就脏成了猪圈，牲口受罪，饲养棚的气味也更难闻了。粪堆外面冻结了一层，小伙子们抡三齿镐刨开，每刨下一层，持镐人便闪在一旁喘粗气，由妇女或上年纪的人用铁锨铲起来另堆在一旁，有冻结的大块便用铁锨拍碎；或装上小推车推到另一处，把分散的几堆粪集中到一大堆。刨下来的粪清理完了，铲粪人也闪在一旁等着，持镐人又过来刨，如此交替进行。抡镐刨粪费力气，刨上两个回合，便有年轻人主动上来替换。歇了一个年节，人们的体力明显下降了，三齿镐抡不了几下，便心跳加快、呼吸急促，需要三、两天之后，身体才能重新适应。干捣粪的活没法量化，多干少干全凭个人自觉，干活实在的人就多干一些，惯于撒懒耍滑的就少干一些，反正此时的活计不忙，干多的人也累不到哪里去，青年男女们还边干活便说笑打闹，叽叽呱呱很是热闹。

    捣腾粪堆叫作“倒粪”，目的加快粪肥的腐熟。是把压实的粪堆捣腾喧了，增加其中的氧气，庄稼人大多不懂这原理，只是凭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做这些事。反正倒过几天的粪堆有明显的效果，一旦刨开，里面的热气就腾腾的冒出来，那粪竟是热的，里面的柴草也沤烂了，变的极轻。

    两辆大车开始往地里送粪，去年入冬时秋耕过的白地还冻得梆硬，此时送粪地里好走，牲口拉轻很多。歇了一冬天的骡马牵出来，憋的浑身是劲，又尥蹶子又打响鼻，往大车辕里套它，那是极不情愿，在车把式呵斥下，勉强被塞在车辕里，车把式麻利的系好一系列复杂的套绳，把它牢牢的套在车辕里，再套上拉长套的骡子。这几天车把式要特别小心，骡马一上路极容易惊车。正月里经常听到街上有人高喊：惊车了！惊车了！街上的人赶紧闪到一边，靠墙根站住，看着惊了的大车轰隆隆的跑过去。若有老人孩子闪的慢一些，就有被大车挂倒或碾住的危险。那时乡下还没有别的车祸，只有这牲口惊车。车把式开始拼命勒住缰绳，最后实在拉不住了，也就撒了手，任凭大车飞跑出去。骡马拉着大车跑出村子，在野外的大道上一路狂奔，最后跑乏了，实在跑不动了，自己停下来，此时一车粪也就颠撒的剩不多了，车把式呼呼喘着粗气赶上来，勒住缰绳狠抽一顿鞭子，然后整理好跑松了的绳套，再赶回队部，重新装车。只有过三五天，骡马那多余的精力消耗了，思想上也认了可，才老老实实的把这苦役一直服下去。

。

    老麻增

    老麻增是第五生产小队唯一的五保户，原名叫刘增祥，孤身一人，连家族近支都没有。只因长了满脸的大麻子，且上了年纪，人们都背后称他为“老麻增”，当面还是按乡亲辈分叫他“增叔”、“增爷”，也有小孩子们恶作剧，当面喊他“老麻增”，惹得他怒目而视，面露凶光，小孩子们便继续喊着跑了。“刘增祥”的名字只是写在会计的账本里，生活中极少有人叫起。

    此人大个子，腰杆笔直，一张四方大麻脸上泛着红润，这在当时村里的古稀老人中间是极少见的。平日总是沉着脸、耷拉的眼皮，偶尔抬眼看人，一双三角眼里会露出几分傲气，甚至有几分凶煞气。只有跟队长说话时，却是哈着腰，低了头，一副讨好的眼神在队长脸上扫来扫去，队长说一句，他答应一声，卑恭之极。他还经常暗地里找队长打小报告，说谁谁偷拿了队里的柴草，谁谁说了队长什么坏话。队长虽然一任接一任的换，哪一任队长都不讨厌他，生活上对他照顾的也很周到。

    老麻增从集体食堂解散之后就不下地参加劳动了，口粮、柴禾等按中等标准分给他，还派人给他送到家里；棉衣、被褥是队里派上年纪的妇女为他拆洗，上级拨下来的救济衣被，也首先分发给他。早些时候，他借住别人家的闲房，与房东同院而居，是队长替他找的，不需拿房租。只是他跟房东处不好关系，总闹些别扭，房东暗地里找队长，要求让老麻增搬走。这样接连换了两三家的房子，后来队长考虑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便谋划在队部院子里，挨着库房为他专门盖一间房子。砌墙用刨坟刨出来的旧砖，队里的二把刀木匠，用刨坟的棺材板打了门窗，跟大队书记请示之后，砍了河边几棵柳树作檩条，诸项物料齐备，派了几个劳力，和泥砌砖，两天功夫一间平房就盖成了。

    文革初期，村里曾开展过平坟运动，把耕地里的坟头统统平了，有些年代久远的坟头还进行了发掘，只是这农民的坟里不会有什么财宝文物，最多找到几枚铜钱而已。生产队只把砌砖套的旧砖拉回来，垒了大猪圈，或盖了库房，也有把尚未腐烂的柏木棺材板做个牲口槽、补了大车架子。给老麻增盖房，顺便也用了这等材料。

    老麻增搬到队部居住，生活就更方便了，只需分些口粮，柴禾不用再分，随用随抱就行。队部院子里总堆着用来作饲草、积肥的玉米秸，他可以随意烧，他的小土炕在冬天总是烧的烫烫的。队部的西边就是打麦场，麦、秋季节，庄稼上了场，早、午、晚时间，场上干活的人回家吃饭，队长让他就近看会儿场，他也极负责任，拿一张马扎坐在场边，轰赶前来觅食鸡鸭，就连玩耍的孩子们，他也不许进场。直到别人吃过饭回来上工，他才回屋做饭。自从老麻增搬到队部居住，这里就多了一双“眼睛”，他在夜间听到院里略有动静，便会喊一声：“谁呀？”甚至会出来看看。这一来，饲养员、管库员等再想捣点鬼就极不方便了。这个结果是连队长事先也没有想到的，大家很是满意。老麻增却由此成了几个人的眼中钉，只是有队长宠着，别人也奈何不了他，他本人反倒觉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活得越发有劲了。

    平日里老麻增与别人少有来往，只跟几个半大孩子下下象棋，讲些闲话。那时人们还很少有下象棋的，是老麻增教会了这几个孩子，不想“青出于蓝胜于蓝”，没多久有孩子的棋艺便超过了他，常把他“将死”。老麻增下棋也极为认真，常为悔棋跟孩子们争的面红耳赤，甚至不欢而散，但过不了几天便又聚到一处。他走棋也很有特点，有了机会吃对方一个“子”，是把自己的棋子“啪”的一声狠狠砸在对方棋子上，声音传出多远，脸上是一副极解恨的神气。老麻增偶尔会给孩子们讲些过去东北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心惊肉跳，但只有他自己高兴了，愿意讲的时候才讲，若孩子们央求他讲，却是越央求他越不讲。他曾讲有人逛妓院，事先用一层层破布把下体包上，装作有严重性病的样子，吓的窑姐不敢与其成交，由此敲诈出几个钱来；还讲如何刽子手如何用刀砍人，砍人之前，别人要故意找茬让他着些气恼，只有负了气，到时才能下得了手；有一次一连砍几个人，最后没了力气，那刀竟夹在人脖子上拔不下来。他都是用第三人称讲这些故事，说他也是听来的，但讲的多了，人们也多会想联想到他本人的经历。

    据上年纪的人讲，是在麻增几岁的时候，他父亲带着一家人下了关东，临解放，已经五十来岁的麻增才回到村里，还带回来一个年轻女人，这女人油头粉面，走路水蛇腰，说话嗓子沙哑，外路口音。他对村里人说，父母已经过世，弟、妹都留在了关东，他因思乡心切才带着老婆回来了。此时只有上年纪的人才记得村里曾有过这一家人，大致还能回忆其麻增小时候的模样。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出去几十年，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乡亲们痛快的接纳了他们。二人是两手空空回来的，正赶上了村里的土地改革，定为贫农成分，分到了几亩耕地，还有些浮财。只是夫妻二人对种地不大精通，又不肯下死力气，打下的粮食勉强果腹而已。幸好不久就合作化了，把地入了社，麻增参加集体劳动，女人整天呆在家里，什么活也不做，只会在脸上涂脂抹粉，始终也没给麻增生育一男半女。这女人没有闯过1960年的大饥荒，病死了，麻增央人用一副门板抬到坟地，坟坑里是两个半截大瓮，麻增亲自抱着遗体塞进大瓮入殓，嘴里嘟哝着：“老伴儿，对不起了，进去吧！”

    人们每问起麻增在东北的经历，他总是含糊其词，开始说种地，后来又说当兵，究竟干了些什么，无人能说清楚；就是他带回来的女人，看着也不象良家妇女，有人猜测，他在东北不是当“国军”就是当土匪，反正不是干的正经营生，回来的时间正是东北的解放之际，说不定是逃回来的。老麻增虽说话做事得罪了一些人，但毕竟跟谁也没有深仇大恨，大队、小队的干部们对老麻增印象都不错，村里人憨厚，事不关己，也无人细究，只是背后议论议论罢了。在对个人政治历史极为敏感的年代，老麻增竟一直安安稳稳的生活下来，年老体衰之后，还被定为五保户，由生产队养了起来，也算一个特例。

    老麻增一直活到八十多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才悄然死去，得以善终。

老麻增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人物，值得玩味。

    睡觉

    睡觉就其内容而言，并无多少新奇，但由于当年生活的艰难，还有生产活动的特殊需要，人们在睡觉上也多有不合“常规”。

    当地流行一明两暗的住宅结构，正房一般只三间，其中有两间卧室。大多是三代或两代人的家庭，那时候还没有推行计划生育，一家有五、六个孩子极平常，七、八个孩子的也尽有，房子普遍不够住。夫妻俩与年龄小些的孩子睡一间屋，大了的男孩子或女孩子另睡一间，或与爷爷奶奶共睡一间，多有年龄大了的孩子在家里安排不出卧室，需要在街坊邻居家串门睡觉。好在人们的邻里关系都处的很好，去串门睡觉的人无需歉意，接收的家庭大都心甘乐意。都是找年龄差不多的同性玩伴同炕而睡，土炕面积大，五、六个人睡在一条炕上也不会太挤，孩子们喜欢热闹，常有几家的孩子凑到一家睡觉。若几个男孩子到一家睡，这家的女孩子就要出去到别家找住处，如此一来，几个家庭的孩子凑在一起，“合并同类项”，解决了几家的住房困难，还因此几户人家如同一家一般，其乐融融。孩子们大多要等长大了，家里盖了新房，男孩子说上了媳妇，临结婚才搬回家住，女孩子也要等找上婆家，到出嫁才回家。

    一铺大炕，铺一张苇席，苇席下面有一层滑秸，孩子们就在光席上铺被褥睡觉。铺时间久了的苇席，被蹭的极光滑，夏天甚至有人不铺褥子，光身躺在席上，很是干爽，只是第二天早晨起来，脊背上会印满苇席的花纹。人多了要横排着睡，头枕炕沿，脚蹬南墙，一个挨一个。早晨起来把被缛卷成卷摆在脚头，晚上倒开就又是“被窝”，很是便利。睡觉的人少，也可以顺着睡，两人并排，一条炕能睡两排四个人。男孩子独处时大多老实，几个人凑在一块就要调皮捣蛋了，睡前打逗笑闹，声震屋顶，直到另一间屋的大人喊话制止，这里才静下来睡觉；夜间有人起来撒尿，回来叫醒他人，“走，扒瓜去！”其他人顿时来了精神，拿上口袋，悄悄出门，直奔瓜园。女孩子们文静，不似男孩子淘气，但几个人在一块也总是唧唧喳喳说个没完，有些不肯与母亲说起的心思，与小姐妹们却尽可吐露心曲。年龄略大些，就开始在灯下学做针线活，纳鞋底，缀花鞋垫，都带到睡觉的地方，睡前几个人凑在灯下做一会儿。这些针线活大都是做给自己家里人穿的，一般不给外人做。有小伙子看上了哪个姑娘，以求她缀个花鞋垫为名，进行试探，若姑娘答应给做了，就表明有了几分意思。

    开学的几个月，孩子们晚上要带着书包过去，大炕上放饭桌，几个孩子围在四周，桌子中间一盏煤油灯，写完作业再睡觉；放了麦假、秋假，晚上会把柴筐、耙子带到睡觉的人家，第二天早早起来，几个伙伴一同下地拾柴火。孩子们每天只在自己家里吃三顿饭，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远远不如跟小伙伴们在一起的时间长。姑娘们大了，多会嫁出村去，从此再难见面，只有每年的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初一，回娘家上坟烧纸，才彼此相见了，那才叫亲热！有说不完的话。小伙子们长大了也可能各奔东西，尽管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更深沉，彼此的社会地位也有了差别，但这种儿时结下的情义也多会保持一生。

    麦收季节，麦子上了场，夜间需要看守，小伙子们就要到场里睡觉。此时天气干热，在场上随便铺上一抱碾过的麦秸，再铺上被褥便可睡。碾去籽粒的麦秸，叫“滑秸”，浅黄色，有香味，极适合铺着睡觉；不仅村里家家用来铺炕，就连当年县城机关、工厂的宿舍里，也多有用来铺床的，是用旧包装布缝成床板大小的口袋，把滑秸装进去，拍平后铺床上，其弹性不亚于现在的席梦思垫子，还极保暖，冬天睡在上面，越睡越暖和；缺点是床面总弄不平整，欠些美观，年轻姑娘们宁可身子受些委屈，也不肯铺它。

    ? 看场不需队长安排，谁愿意来都可以。此地的房子墙厚窗小，极保温却欠通风，夏季白天屋里阴凉，但到夜晚，屋里的热气久久不能散去，在场里睡觉比在屋里凉爽的多，睡一个晚上还可以挣一分工，因此，队里没结婚的小伙子们差不多都会来，整个场上横七竖八睡满了人。这真正是天当房地当床，劳累一天的身子仰面躺在厚厚的麦秸上，望着满天繁星，新麦秸的香味阵阵扑入鼻孔，偶尔一丝凉风拂过面颊，那真叫惬意！有平时谈的来的人，特意睡的近一些，临睡海阔天空的扯上一通，扯兴奋了，没了睡意，竟一直说到夜深。此时已是鼾声四起，各处放屁、磨牙、说梦话的声音尽有，哪个胆大的窃贼还敢来这里偷盗？

    妇女、孩子们也不肯闷在屋子里，吃过晚饭，擦洗过身子，在自家院子里铺上麦秸打成的苫子，上面再铺褥子，大人孩子都躺在上面，仰面看着天上一条从东北到西南的星带，这是传说中的“天河”，天河左边有一颗极亮的星，是“织女”，右边有排成一线三颗星，是“牛郎”，远处还有排成棱型的四颗小星，是织女的“织布梭”，女人有一搭没一搭的摇着芭蕉叶扇子，给孩子们讲着不知讲了多少遍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孩子们看着听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到半夜，院里有了轻露水，屋里的热气也散了，女人抱起小的孩子，喊起大的孩子，再搬回屋里睡。那半大孩子如何能叫醒？迷迷糊糊的被大人拉进屋里，到第二天早晨睡醒了，竟不知道怎样进屋的。也有人家的孩子，无论如何叫不起来，会在院子里一直睡到天明。

    天刚亮，远近的鸡鸣狗吠、人声嘈杂，早早就把麦场上、院子里睡觉的人们吵醒了，在室外睡不成早晨觉。场上的小伙子们穿衣起来，把被露水打潮的被褥搭在肩上，先送回家，晾在院子里的晒衣铁丝上，然后再去集合上工。

    麦子脱粒扬场完毕，公粮送到了粮站，籽种入了库房，口粮分到的社员家里，场上光了，不需要看守了，但一些人仍每天晚上来这里睡觉，只图这里的凉爽、这里的热闹。一直到下了透雨，地面湿了，露水重了，人们无奈才搬回屋里睡。

那时村子里浓浓的人情味，怀念至今。

    男婚女嫁



    刚刚度过了一九六零年前后的大饥荒，冀中平原上的人们勉强吃饱了肚子，因此那时的婚礼极简单。女方叫“送闺女”，找三、两个略见过世面的男女做代表，用生产队的大车，套上畜棚里最体面的骡马，把闺女送到男家。大车临时打扫一下，铺上被褥，用竹糜子和蓝布支起简易车顶棚。

    男方准备两桌八盘八碗的大席，亲朋、乡邻等一群人在家等候，听到村口有了鞭子响，赶紧跑到大门口迎候。一般婚礼都在早晨天不亮的时候进行，对方车来了看不见，只能听。女方的赶车人到村口就先甩鞭子，弄些响动通知男方。新人进门，拜了天地，男女分别入席，男席有男陪客，女席有女陪客，席间说些套话，但注意力还是在吃上，有吃一席饱一集（五天）之说。

    酒足饭饱，女方代表打道回家，男方的陪客边送边说，吃的不好回去说好啊，这个“吃”是广义的，包括了吃喝招待等婚礼细节。女方来人应着，很好很好。他们回去要马上跟女方父母汇报婚礼情况，一般只说好话，不说坏话，即使有些不满意的地方也不会说出来。过一天小两口回门，一场婚礼就结束了。

    女儿不愁嫁，儿子找媳妇却有大困难。是当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例不平衡？不是。这批人出生的年代，别说选择性别，就是要不要孩子都不由人。1945年以后，这一带一直是解放区，没再发生战争，年轻夫妻，除了吃饭、干活就是睡觉，睡觉就会生出孩子。一般十八、九岁结婚开始生，一直生到女人断经，两年一胎，总要生十几胎，只是那时候的孩子夭亡的比例很大，但一对夫妻成活五、六个孩子极为平常，成活十来个也是有的。这批人长大了，需要男婚女嫁了，出息一些的女儿，想方设法找城里的男人，女儿找上了城市的婆家，是全家人的体面；差一点的也要在集镇找婆家。闺女们“飞”了一部分，小伙子找媳妇当然就困难了。

    男女恋爱好象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有不正经男女才会如此。青年男女整天在一起参加集体劳动，却没有公开谈恋爱的，眉目传情、打情骂俏的大概有，但很少有实质性发展。就是有某对男女，从秘密相好发展到恋情败露，女方父兄以为是奇耻大辱，纠集亲朋找到男方家里，见人打人，见家什砸家什，当然男方家人听见风声早就躲了，所砸家什也无非是锅碗盆瓢，值不了几个钱，但结果却是棒打鸳鸯两离分。只有极为坚定的男女，一气下了关东，过若干年，抱一个孩子领一个孩子回来，孩子在母亲调教之下，见了母亲的父兄，叫着“姥爷”、“舅舅”，开始不应，叫不了三次，便扭扭捏捏的答应了，从此亲戚终究是亲戚了。

    如此氛围下，一个男人看上了一个女人，托媒人说合有可能成功，但自己过去求爱，十有八九会碰钉子。没有些胆量的女子，是不敢偷吃禁果的；更有酸文假醋的女子，为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正派，竟将追求者做了牺牲品。有一个略识几个字的小伙子，借了姑娘的小说，还书的时候在书里夹了一个求爱的纸条，几天没有回音，小伙子找机会问姑娘，结果姑娘翻了脸，抡起手中的铁锨就打。当然不是真打，若真打，一锨下去小伙子不死也伤，现在只是用铁锨平“拍”肉厚的部位，抡的圆，拍的响，却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出来。小伙子见势不妙，撒腿就跑，姑娘还举着铁锨追了一程。这件事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小伙子很长时间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恋爱是盲目的，讲的是投缘分；经媒人说合，是理智的选择，选择就要有比较，比较就要看条件，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房子。为每个儿子盖上一套房子，成为对父母的最大考验。一个家庭有几个儿子，就要盖几处房子，等盖齐了房子再找媳妇，往往儿子的年龄就太大了。头脑活泛一些的父母，托媒人说媳妇，先承诺把现有的房子给了大儿子，等大儿子结了婚，再操持给二儿子盖房找媳妇。这样就变通成盖一套房子找一个媳妇，比一总盖齐了再找媳妇难度就小多了。不过这样做也有风险，前面的儿子娶了媳妇以后，下面的房子也有盖不成的，盖不成怎么办？只有翻脸不认帐，撕毁原来的承诺，由此招来长期的家庭混战。

    不少的兄长成了弟弟们婚姻的奠基人、牺牲者。帮助父母盖房子耽误了时光，婚龄已过，更是求婚无门，因此村里留下了百十条光棍。实行责任制以后，日子活泛了，陆续来了一批外地女人（就不说是哪地方的人了），这些光棍略花几个钱，总算找上了媳妇。这批光棍还因祸得福，找的都是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媳妇，让条件好结婚早的那些人很是不平了一阵子。

当年的光棍，这个生产队最后剩下七八个，始终未能娶妻。如今有几个已经过世。

    男婚女嫁之一
    说亲相亲

    当时的氛围使得男女自由恋爱较少，更少有成婚的，婚姻主要靠中间人穿针引线促成。

    中间人大体有两类：一是半职业媒人。这媒人多是嘴馋手懒之辈，靠耍嘴皮子说媒拉纤，挣些外快。说成一个媒也不是很容易，虽说大都是邻村，三、五里的路程，但当时自行车很少，电话更没有，这媒人多为半老的女人，（因此又称媒婆）有裹小脚的，也有曾经裹过小脚解放后又放开的“解放足”，走路不很方便，就是有自行车也不会骑。为说成一桩婚事跑几个来回是必须的，其中自有很多艰辛。说成了，男方或委托方要谢媒人，但给钱的不多，一般也就两件布料、二斤点心或几斤猪肉，这在当时已经是很有分量的谢礼了。还有跑说的过程之中，婚礼之中，几顿酒饭是少不了的。既有些许利益在里面，这媒人促成婚姻的劲头就大了些，两头介绍时，尽量不讲对方的不足，尽力夸大对方的长项，说些假话也是常有的。若有不堪的男方急于找媳妇，许下重礼，媒婆更使出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帮着男方骗得媳妇，发一注小财。因此这媒婆的口碑一般不是很好。只有急于给儿子找媳妇，病急乱投医，才求这类媒人，女方也是因为某种原因急于找婆家，无奈才依靠这媒婆。

    二是亲朋好友介绍。一个热心的姑娘嫁到邻村，认识了丈夫的一批伙伴，顺便就把自己在娘家的女友陆续介绍过来。有邻家新娶了媳妇，就有急迫的父母的找上门去，求人家新媳妇帮忙，为自己的儿子介绍对象；一群小伙子围着新娘跑前跑后，开玩笑、献殷勤，恐怕也有几分引起新娘子关注，为自己介绍对象的意思在内。新郎自己有了媳妇，也多有不忘旧日伙伴，为其介绍对象也成为洞房内的话题之一；一般新媳妇的婆家人也乐意促成好事，多帮忙说好话。这新媳妇说媒，男方是丈夫从小的玩伴，女方多为自己的闺中密友，对双方的家庭境况、个人的脾气禀性自然了解极深，介绍的也就深入多了；再者都是朋友，这新媳妇既是媒人又是保人，介绍的成功率就高多了。

    有人给女儿说媒，做父母的自然重视，听了对方的情况，若有意，再和女儿商量；若是由女儿的伙伴介绍，则女儿多已知道情况，或女儿早已有意，商量起来更容易。为姑娘选择婆家，首先要看对方的家庭成分，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的子孙一般是要排除的，因为一但进入了四类分子家庭，平日受外人歧视，将来子女上学、当兵、找工作就都彻底没有了希望，甚至娘家的侄子、外甥入党、入团、当兵等政审时都会受影响，贫下中农家庭是首选（当时农村家庭成份分为六个等级：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雇农。在华北平原是1947年共产党在此地建立政权实行土地改革时划定的，当时的农村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就是地主、富农家的闺女找婆家，也要尽力找家庭成分好的小伙子，只有在万般无奈之下才会找门当户对的。经济条件倒排在了其次，那时农村家庭的财产差别不大，都是挣同样的公分，个人能力少有机会表现，似乎也没有明显差别，只要结婚后有小两口自己的住房，小伙子在村里有些人缘，事情就成了大半。只是每个儿子都有一套住房人家很少，多由男方父母作出承诺，在已有的住房中，指定一套归这个儿子。一般独子家庭住房宽裕，很多独子因此早早娶上了媳妇。一家人统一了意见，就可以给媒人回话，商量下一步见面的事。

    也有对介绍人说的情况不完全相信，还要通过别的渠道打听、证实的；也有父母由介绍人陪同，直接到男方家里考察的。男方接待对方父母的考察自然异常重视，提前打扫卫生，家中缺少的暖水壶、水杯、桌凳甚至炕上的被褥等物，借了街坊的临时摆一摆；一家人换上最好的衣裳，实在没有体面衣裳的，也有借别人的临时穿一穿。这跟当下官场接待上级倒很有一比，只是少了吃喝招待，对方大多只在屋内屋外仔细察看一番，询问一些情况即打道回府。

    那时有一奇怪现象，就是托人说媳妇也大多找外村的姑娘，在本村找的较少。其实一个村子里的婚龄男女就有几百个，大家又彼此知根知底，人们择偶的标准大多很一般，符合标准的大有人在，人们却大多舍近求远。后来有人分析原因，归结为人们每天在一起打交道，怕碰钉子之后彼此尴尬、怕众人背后议论，自己丢面子。连找媳妇都困难了，还要勉强维持一点点矜持。也的确，人们对死乞白赖托人说媳妇者多不以为然，冷嘲热讽也是有的，有人求爱碰了钉子，会当笑话讲，尽管这些议论人的人自己也在打着光棍。打光棍的人多了，彼此是个安慰，有人想跳出这个圈子，会招来嫉妒。

    男女本人直接见面，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双方自然要事先打扮一番，借衣裳、借鞋帽、借自行车是常事。当然也有极少数人故意穿了日常的补丁衣服，以显示其真实、纯朴，反倒引起对方好感，当然这是个例。见面地点多在介绍人家里，双方还有由伙伴陪同，帮助把关审查的。只是旁人在屋内略坐一会儿，便找借口离开，剩下两个当事人自己交谈。若交谈时间较长，事情就有了成意；若女方看不中对方，几句话说不来起身离去，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当地人把此程序谓之“谈话”，但小伙多木呐，姑娘多羞涩，只是问些简单问题，对方也是极简单回答，都是没话找话罢了，少有深入交谈的。且对夸夸其谈者多不认同，以为“不实在”，若言多语失，以为“荒腔走板”，是在淘汰之列。其实必须知道的情况媒人大多已经介绍过了，“谈话”的主要目的还是彼此看看对方的外貌。就是外貌，衣裳、发型、肤色能差多少？只是身材、五官略有区别罢了。说也奇怪，本村青年男女整日在一起，对彼此的相貌熟视无睹，儿时嘴唇上拖黄鼻涕、脖颈结黑皴的影子却难以挥去；这初次见面的异性，眼前是青春的面孔、略整齐的衣装，自有几分吸引；彼此的不太了解，又有了几分神秘，多了几分想象，因此多有一见钟情的。

    见面之后，回去跟父母汇报，一家人商量之后，父母把结论告诉介绍人，再由介绍人转告对方。在这个环节，男女本人的意见起主要作用，尤其是姑娘本人的意见，父母已经在前一个环节把了关，这时就多把权力下放给了当事人。

    @西望长安2019 2019-12-20 10:47:44
    虽然我是四川的，但我们以前和楼主讲的差不多。
    我也来凑热闹。
    我二爸年轻时，是退伍军人，治保主任，党员，初中生，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算是个知识分子了。现在想来也是很帅气的一个人。
    给他介绍朋友的人，很多，但是他挑剔的很，谈了好几个，老是不成。他也老大不小了。
    关键是他还有个弟弟，即我幺爸。
    我们这边的老风俗，老二没有结婚或者正式谈恋爱，老三也不能谈。得一个一个按顺序来。
    二爸......
    -----------------------------
    我们这里也有同样的风俗。不过事紧从权，比如1970年代，弟兄众多，找媳妇很难，哥哥在家务农，找媳妇一时无望，弟弟或当兵，或在县城当了工人，找上了对象，自然就登记结婚，不会有人非议，未婚哥哥一般也不会反对。我故事里讲的这个生产队，就有几个家庭，哥哥终身未能娶妻，但后面的弟弟们后来相继成家生子。一般未婚哥哥们的晚年，也多由弟弟及其子女赡养。

    男婚女嫁之二定亲



    双方都同意之后，其实主要是女方同意，男方不会耽搁，马上操持“换四色礼”，也就是定亲。男方准备的四色礼品有，两件衣料、一斤半毛线、一条纱巾、两双袜子。衣料是商店卖的棉布，细分还有平纹、斜纹、条绒等，颜色非灰即蓝，后来大多升级为的确良、的卡等。根据经济状况，这四色礼的品种可略有调整，但必须凑足四样。也有为省事改为“包干”的，即拿出可买这四样实物并略有富裕的钱，直接给了女方，一般是百八十块钱。女方也要象征性的买四样礼品送给男方，钢笔、日记本、鞋帽等小东西。礼物买齐之后由介绍人转交对方，也有男方为热闹、显气派，把女方父母、媒人请到家来吃顿饭，无非是猪肉饺子或白面饼炒鸡蛋，当场把礼品交换了。换过四色礼，这门亲事就算正式确定下来了，在人们心目中，其意义不亚于到公社办的结婚登记，以后若有一方反悔，名曰“罢亲”，是要很费一番周折的，提出反悔方还要付出一定的钱物补偿对方。

    定亲之后不会立即结婚。会等到当年春节，至少要等到入冬，婚礼在冬季举行，为的是冬季清闲，不耽误农活，再者，为婚宴准备的鱼肉等容易保存。有订婚后等不到冬季就马上结婚的，乡邻会暗地里猜测，女方是不是有了什么“迫不及待”的事情？具体日子要请懂些风水的人给暗中查查皇历，男方初定，由媒人征求女方意见再最后确定。有几个日子不用查皇历，每年的腊月二十四到二十九，每家的灶王爷在腊月二十三已经上天了，新灶王爷要腊月三十才贴上，这期间举办婚礼名曰“偷娶”，没有人监视的这几天，天天都是好日子。如果腊月里黄道吉日少，这几天娶亲的就特别多。男方娶媳妇，大多要杀头猪，家养的肥猪到腊月才能长到一百二十斤以上，达到如此重量才可以宰杀；婚礼过后，总会剩下一些豆腐、肉、白面馒头等物，一家人即可用来过年，又省下了置办年货的一笔费用。也有定亲之后当年不结婚，等来年冬季再办的，这一是当年冬季定的婚，来不及准备，或是当事人还不到结婚年龄，公社不给登记等等。一般男方都不乐意等隔年，定亲之后过春节，要给未婚媳妇五块或十块钱的年礼，未婚女婿还要拿礼物到岳父家拜年，多了一层挑费。

    从订婚到结婚这段日子，双方有什么大的事情，如老人重病、去世，盖房子等，会通知对方，名曰“动新亲”。对方要按例参与，前去探视、帮忙，并准备礼品相送。也有岳家，在麦收、秋收把未婚女婿叫来，帮着收拾自留地里的庄稼，尽力使用这不花钱还不欠人情的“苦力”。本来此地传统，女婿是贵客，在岳家地位极尊，尽可好吃好喝，还不干活，但此时小伙子找媳妇极为困难，“供求关系”变了，地位自然也变了，到岳家干力气活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小伙子到未婚岳家干活也满积极，哪个不愿意在未婚妻面前有所表现？给岳家留下了好印象，还利于以后顺利成婚。没有壮年男人的女方家庭，一但订婚，小伙子就成了岳家的顶梁柱，未婚妻看他干活下死力气，未免心疼，但人前还要作出心安理得的样子，只有丈母娘早把这未婚婿看成了眼珠子，准备最好的吃食，担心累着、热着、冻着，极力照应。这母亲说的、做的正是女儿心里想的。

    婚礼之前要到公社办登记手续。先是分别找自己大队的会计，开了结婚证明信，再约好时间一起到公社。如果男女不属一个公社，去哪个都可以，倒也方便。到了公社，不找民政助理，却找公社秘书。这秘书多为老油条，别人都下乡了，一个人在办公室值班，未免无聊，来了对结婚登记的男女，正好找些乐子。故意问些极刁钻的问题，扯半天闲篇，又说抽屉的钥匙主任拿走了，手续今天办不了，看一对年轻的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懊丧之极的时候，才咧嘴一笑，慢慢拿出钥匙，开抽屉办手续。办起来却极简单，验看双方的证明信，无非是年龄、未婚等，自然不会有问题，找出一个大本子登记了，填好结婚证，再盖上公社的大印就完了，那时不需要贴照片。最后要收两角钱的工本费，新郎极豪爽的掏出一元或两元的票子扔在桌上，也不要找零钱，剩下的让秘书等买糖吃。

    两人拿了结婚证，却没有意识到关系有了什么变化，人前背后仍是规规矩矩，没有亲昵动作，连热乎话也少有。只有等到举办婚礼、入了洞房，才成为真正的夫妻。

    男婚女嫁之三筹备婚礼

    婚事定下来，就开始按部就班的筹备婚礼事项。

    男方首先选定婚房，是在现有的住房里选一间略整齐的，当年盖的房子不能作婚房，有风俗“新人不住新房”，若与父母同住一房，要选西间屋，东屋为上房，由老人住。之后，偷空把选定的房间进行沙抹，是用细沙掺黄土和泥，把四壁抹一遍，略干，再用抹子压光；后来改为用白灰水刷一遍；再后来改抹白灰膏。屋顶也略作处理，用细铁丝挨檩条横竖结成粗格，铁丝格上平铺白纸，遮住漆黑的檩条、椽子、苇箔；有讲究的人家，还会糊炕箱，即把土炕的三周糊上二尺高的花纸。多少年烟熏火燎的黑屋子，经这一番整治，还真让人进屋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婚礼前半个月，淘麦子磨白面、磨细白棒子面；把养一年的肥猪宰了，分割成大块存放；逮两只自养的公鸡也宰了；再做一包豆腐。窖里的白菜、自制的粉条足够，随用随取。整个婚礼的吃食、送女方“催妆”就都齐备了。

    女方的准备略简单，主要是女儿的“陪送”，吃饭桌子，梳头盒子，墙上挂的“靠山镜”，还有暖壶、茶碗、鸡毛掸子等小物件。还要有大粒海盐、发起的面团（酵母），分别装在小碗里，两颗连根的大葱、挂面等，分别有寓意。家境略好些的，要给女儿打三尺的躺柜，这样就很体面了。

    靠山镜是1970年代姑娘出嫁时较时尚的嫁妆之一，是一面宽二尺、高三尺的大镜子，左右各一副玻璃彩镜的对联，多是毛泽东诗词中摘的句子，上面还有彩镜横批，玻璃四周都镶彩色木框。这四件配为一组，大都挂在婚房内迎门正中的墙上。此地人称屋内的四壁为“墙山”，靠“山”镜因此得名。靠山镜在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里可以买到。



    说也可怜，女孩子多早早辍学，几岁就帮母亲带弟妹，十来岁就做家务、做针线、拾柴拔草，十四五岁就到生产队劳动挣公分，比男孩子还要苦累几分，到二十四五岁结婚，整整为娘家劳作十大几年，最后只有随身穿的四季衣裳属于自己，且多已破旧。只是家家如此，人人如此，大家便以为是天经地义。甚至有母亲或早亡、或有病、或智力不足，头大的女儿早早就担当了全家的内务，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协助父亲撑起这个家。结婚之后，这角色仍难放弃，到了婆家还时时惦记娘家的弟妹，偷偷照顾一二。

    定了婚期，男女就有了期盼的日子。年岁已经不小，但对男女之事多懵懂。或儿时对父母之间的事情略有感觉，或从泼妇骂街的口中得知一些枝叶，终是不甚了了，于是想象那男女的洞房诸事，感觉神秘之极，自然是急于体验。看家人开始预备婚礼诸事，当事人更是期盼益切。熬过一个漫长的冬夜，早晨醒来，没睁眼就意识到离婚期又近了一天。人们计时不以午夜零点为始，却以天明起床为新的一天，当事人有哪个不暗中扳手指计算时日？那拌着甜蜜的惶恐、躁动的熬煎，令今人难以体会。

    相反，看那些婚龄已过，婚姻仍渺茫的兄长们，还在积极协助父母，为弟弟操持婚事，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当然他本人也有自足方式，当夜间躺在土炕上辗转反侧，焦躁的难以入眠时候，偷偷的靠手指排遣一番，便以为尝到了男人的最美境界。

    到1980年前后，仅这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队，三十岁以上的光棍汉就留下二、三十个。改革开放之后，陆续来了一批外省妇女，咬牙花上几千块钱，就可以娶上一个比本人小十几岁的女人，坚持不住的光棍大多靠此遂了心愿。但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仍剩下七八个光棍未找上女人，其时年龄多已过半百，如今有三个已经过世，终身不知女人身子为何物。

    说也奇怪，这个生产队几十条光棍汉，整日参加集体劳动，与女人相处，也说话逗闹，也相互帮助，但至今没有发生一起性侵犯的事情。细想这不得不归功于彼时彼地的文化氛围，男女之间尽可逗闹，却决不可越界，男人或稍有越界，女人便可能翻脸。无论男女，说话办事略显风骚，众人便以为放荡，会远离；有介绍对象的，对方打听到一点此类风声，便是大忌，多会“一票否决”。

    村东头的另一个小队曾发生一件大事，一傻光棍反无顾忌，把邻居家的弱智女子睡了，女子家人纠集亲朋十几人，拿棍棒打上光棍家里，光棍一家早早躲了，只把坛坛罐罐砸个稀烂；傻光棍惊吓之余上吊自杀了，光棍家人又把死尸抬到女子家中，见女子家人也躲了，便把死尸囚在屋内，门口用砖头砌了，女子一家人也只好另找房子居住。日子一久，竟臭了一条街。这臭味给人印象深刻，一直警示着村中男女，万万不可越界。

    异性之间说话，性是禁区，同性之间闲聊，也极少有以性为话题；报纸、收音机的内容更是与性绝缘；流传的小说中虽略有些极表象的恋爱描写，光棍中却少有读小说者。这未婚人周围几乎是无性的世界，也帮他们耐住了时时的躁动。

电脑不能登录了，帖子也发不了了。

    男婚女嫁之五八盘八碗大席及灰骡子



    吃过午饭，厨子开始准备婚礼上最高档的席面，就是第二天早上招待女方来宾的大席，男席女席各一个，整个婚礼也仅此两个大席。每个大席的标准是八盘八碗共十六个菜，只是冬季办事，蔬菜品种只有白菜、萝卜、胡萝卜、大葱等耐储存的几种，要做出十六种菜肴，还真难为了这厨子。好在吃席的人中，多是奔鱼肉而来，不大关注蔬菜，因此蔬菜类菜肴只是凑数，只要鱼肉量大味美就是上等大席。

    八碗菜的工艺都是上锅蒸制，这天下午或晚上要全部准备好。当家菜是“大东坡”、“小东坡”两碗猪肉，是三寸见方带皮肥瘦肉，白肉膘要一寸多厚，肥瘦相连，先下水锅煮至七分熟，捞出晾凉，在油锅把肉皮炸出酱色，改刀，都是从肉皮处下刀，一块切成七分见方小块，另一块切成大片，但都不能切透，从肉皮这面看，或方或条，底下瘦肉处仍连在一处，整方肉不能散，把肉分别装在两个碗内，要肉皮朝下；半斤多重的鲤鱼，剖洗后过油装碗；猪肉末加豆腐加馒头渣加生鸡蛋，做成丸子，也油炸，捞出装碗；糯米煮七分熟，先碗底放两枚大枣、两小勺红糖，再把米饭捞在上面；炸豆腐，煮鸡块等也装碗，总之凑足八样。统统装进笼屉上大锅，用葱姜蒜末加盐、加花椒大料水、加酱汁等兑成汤，分别浇到除糯米饭之外的七个碗中。第二天送亲大车到来之前，就灶膛架干柴火，先大火再小火，蒸至烂熟，开席时，分别倒扣在另一碗里，淋上香油即可上桌。

    大东坡、小东坡倒扣过来成了肉皮朝上，酱红色的大肉颤颤巍巍，下面虽然相连，但只需用筷子轻轻一拨，即可分离，挟一块吃在嘴里，入口即化，满嘴浓香，那味道数年难忘；糯米饭不浇汁不淋香油，只要倒扣过来即可，雪白的米饭坨上顶着红糖染成的红盖子，还有两颗红枣，入口又糯又甜，好看好吃，有不喜欢吃肉的孩子尤其爱吃这道菜。

    说也奇怪，整年见不到腥荤的孩子们，还有不少不吃肉的，是那肠胃从未接触过这类东西，尚未发育出此类消化功能？过年全家吃猪肉馅饺子，还要单给不吃肉的孩子捏素白菜馅的，或分锅煮，或在饺子上捏上花边以区别。只是年纪大了，饭桌上肉也多了，小时少吃的肉要补回来，因此见肉倒没命了。这是题外话。

    八个盘菜略简单，分几凉几热。几个凉菜无非是煮熟的猪耳朵、猪口条、猪肝猪肚猪肉灌肠而已，切成条或片分别装盘，临上桌再撒葱花，淋醋、酱汁、香油；几个热菜是备好原料，第二天临上桌现炒，猪肉炒大葱、猪肉炒胡萝卜丝、炒青豆等，几乎都离不开猪肉。只是整整一大桌菜肴，不见绿色蔬菜。青豆，青灰色，比黄豆粒略大，冬季室温低，很难发芽，但用水泡发后粒大色艳，多用在冬季的席面上替代黄豆芽。

    除送嫁妆、招待男方抬催妆人之外，女方的婚礼准备略简单，两男两女四名送亲人早就约定好了，都是近亲、好友中见过些世面的人；婚礼头一天，需要再叮嘱一下出发时辰，如果送亲人有外村的，这天就要到，夜里住在女方家中。送亲的大车也是早就与队长说好，跟车把式定了日子的，车把式为吃这顿大席，也少不了扳手指计日子，决不会忘了。这天，车把式把大车仔细清扫一番，扎上蓝布车棚，把鞭子、绳套等都检查一遍，嘱咐饲养员把灰骡子提前喂饱。

    这灰骡子值得写一笔。

    灰骡子1950年前后出生，原来是一农户自家繁养的，入社时归了集体。灰骡子身材不算威猛，却也匀称，砖灰色，白肚皮，模样很是清秀；草料好歹都吃，轻易不生病，极易喂养；性情极温顺，就是孩子们上前抚摸，也不踢不咬。在生产队拉车耕地几十年，从没有出过大的事故，深得全队人喜爱。队里的牲口换了无数，只是这灰骡子舍不得卖掉。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队里的牲口也死了不少，灰骡子瘦的皮包骨头，照样作苦工，但终于挺了过来。

    套送亲大车，离不开灰骡子，就是有别的骡马也只能拉长套，驾辕还非灰骡子莫属。灰骡子性情温顺，不会惊车；拉大车的年头多了，上坡拉劲、下坡稳住，遇坑绕过，不需指挥；那道路走一遍就能记住，赶车人省心省力，坐车人也感觉安全。但即使温顺，太不平了也会偶有反抗。原来送亲到了男家，卸车之后多把灰骡子系在街旁的树上，一行人只顾进屋吃喝。灰骡子不岔，竟会用嘴巴解开缰绳的绳扣。等送亲诸人吃饱喝足出来套车，发现没了灰骡子，各处寻找没踪影，无奈，只得用男方队里的骡马拉了大车回来。进饲养棚才发现灰骡子早在自家的槽头吃草料呢。这种事情陆续发生过几次，一时传为笑谈。以后再有送亲的差使，对灰骡子便不敢怠慢，卸车之后交给男方的人，嘱咐牵到彼方饲养棚喂好，灰骡子也再没开过小差。前后二十几年，队里大几十名闺女几乎都是这灰骡子送出去的。

    后来队里的骡马多了，灰骡子却老了，干不动重活了，人们继续养着它，那时草料也充裕了。灰骡子比队里很多年轻人岁数都大，不少人说它是功臣。1981年初，分地包干前夕，灰骡子渐渐不吃草料，最后死了。

    在那肉类及其珍贵的年月，人们却不忍心把灰骡子剥皮吃肉，一大群人用大车把它拉到地里，挖深坑，盖草席，埋了。

    与人们朝夕相处、共同劳作近三十年的灰骡子走了，一个时代也结束了。

    男婚女嫁之六送亲拜天地



    送亲拜天地

    原来此地婚俗是娶亲，即男方组织迎亲队伍，前往女家迎娶新娘。只是日本侵华时期，日本人在离刘庄五里的五坊村修了炮楼，并经常过来骚扰，人心惶惶。有年轻女人的人家更是提心吊胆，姑娘年龄略大，父母便急于把她嫁出去，一旦定下亲事，不肯耽搁，便马上成亲。仓促之中，省去诸种繁文缛节，只用一辆大车，悄悄把女儿拉了，送到男方，就算成了亲。一时这种送亲方式普遍流行，几年过去便成了风俗。后来日本人投降，生活安定下来，逐渐又恢复了原来的迎娶。1958年以前的几年，街上偶尔会有迎亲的队伍走过，两名炮手执“三眼炮”，边走边放，震耳欲聋，满街硝烟；新郎骑马，新娘坐轿，吹吹打打，满街筒子的人看热闹，成为一时胜景。只是1958年之后，人们饿肚子了，没了闹排场钱物，也没了闹排场的心情。便又拾起了抗战时期的送亲。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大破“四旧”，即使人们生活略富裕了，却没有了恢复热闹传统的自由，这送亲的方式便一直沿用到1980年前后。其实这种简单方式很得部分男家的欢迎，会省下一大笔开销。破四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运动内容之一，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送亲出发的时辰是与男方商量过的，因为有“到男家的时辰越早，以后日子越红火”的说法，送亲大车一般都在天不明就要到达男家，路程略远的，还要更早些出发。只是村里人家多没有钟表，平时起床是听鸡叫，鸡叫三遍之后天就明了。鸡叫头遍，在冬季应该是五点左右，如果五点之前计时辰，只有看“三星姆”。这三星姆是夜空中排列极整齐明亮的三颗星星，容易找到，在冬至时节，夜间三星姆位置与白天太阳的位置大体相当，刚入夜，三星姆从东方升起，黎明在西方落下。

    看三星姆西斜了，车把式把车套好，赶到女家门前。送亲诸人都已到了，新娘子也梳洗完毕，有人提马灯照亮，拿出褥子铺在大车上，女送客拥新娘上车，都坐在车厢内，拿一床棉被盖住脚；男送客多坐在车前车尾，一群亲友围着大车，继续叮嘱。待车把式甩一声响鞭，送亲大车便出发了，众人直看着大车在夜色中消逝。那作父母的若有所失，母亲免不了要抬起手掌擦拭一番眼角。

    男家却是一派喜气热闹，屋内屋外灯火通明，人声喧哗。新人到了，先入席，女送客随新娘在女陪客招呼下，进婚房上炕，围桌盘腿坐下，新娘坐正中的上座，两送客挨坐两旁；陪客在炕下来回照应。这女席上还有若干近支亲属，是准备参加“拜天地”拿拜钱的女客中，辈份略高，或有些身份的中老年妇女，也上炕坐了。请她们上桌是主人家对她们的尊重，也是对她们出钱参加婚礼的招待答谢，在婚礼中吃大席是最高的待遇。一时饭菜上桌，女席没有酒水，众人招呼一声，舞动手中竹筷，大吃起来。只有坐在正座的新娘，已是昏昏然，在众人照应下，略吃一两口菜，连滋味也未必吃得出来。

    男席在另一间屋，两个男送客及车把式上炕坐了；几位陪客围坐，为来客倒水点烟，极力照应。众人喝酒吃肉，边找些闲话说着，陪客的多有队长在座，便说些本队情况，庄稼收成、年终分红之类，当然是自己得意的地方。送客倒也关注，送来的闺女成了这个队里的人，以后的日子如何，与这个小队搞得好不好直接关联。这男席人不多，酒肉足够，大家彼此客气，吃的轻松。

    女席不喝酒，闲话也少，菜少人多，吃饭自然快了许多。待来客放下了筷子，别人再吃一会儿也就罢了。那屋男席还在吃喝着，这边就开始张罗着拜天地了。男送客的差使很潇洒，只管吃喝，不参加拜天地，也没有多少其他事项。

    拜天地是在屋外。正房东间屋的窗户与屋门口正中间，距地面四尺高的位置，即供奉天地的所在。早年间盖的房子，有在墙上这个位置砌一神龛，内有香炉之类。虔诚的人家，在逢年过节或初一十五便烧香磕头。但人们多为吃喝所累，对此并不重视，共产党掌权后，移风易俗，人们更不把这天地当作回事，后来盖的房子就没有了这东西。只是婚礼上还得用一用它，人们便用一红纸条竖贴在这个位置，上写“天地之神位”；下面放高脚桌，桌上摆香炉、蜡烛、几色供品；没有香炉的用一装满粮食的饭碗替代；桌前地上铺席子，席子上再铺褥子，新郎、新娘就在此对着“神位”磕头行礼。

    此时，天地前燃香点腊，婆婆与女送客分站在桌子左右，新娘、新郎并列站在席前，拿拜钱的女亲们围在身后，再后面是满院子挨挨挤挤看热闹的人群。一中年妇人高声说道：“给你爹娘磕头！”，一对新人跪下磕头，婆婆泰然受了，并不给钱；妇人接着说，给你大姑磕头！又磕。站在身后的大姑大声说道“小子两块，媳妇儿两块”！递给婆婆两块钱，再给女送客两块，这二人代新郎新娘收了。之后是伯母、婶子、舅母、姨、姐、嫂等男方亲戚，按血缘、长幼，先近后远、先长后幼的顺序依次行礼，众人把准备好的拜钱分别交到婆婆与送客手里，有些亲戚，把拜钱只给新娘，不给新郎，这也能讲的过去。

    在1970年代给拜钱的标准，多者不会超过每人五块，少者不低于一块。最后，女送客收到的拜钱当众点数，一般也就几十块钱，男方亲戚多的婚礼，也有过一百的。回去立即交给新娘的母亲，母亲多有再转手给了闺女。

    这拜天地的礼仪设计的极有深意，名义是拜天地，实际是拜亲戚。新娘在这里一一拜见了婆家诸位亲戚，众亲戚也送上了见面礼，从此便算认了亲，以后就不必再逐家拜见，省去了很多劳动，婚礼又显得异常热闹。

    男婚女嫁之七娘家亲戚的礼物

    送走了女方送亲的大车，太阳已经老高了，所有人等开始吃饭，半夜就起身忙活的人们，早已是饿得前心贴后心了。拿了拜钱的近支亲属，除已经赴了大席的之外，余者在屋里炕桌上吃；其他人在院子里放矮脚饭桌，围蹲在桌旁吃。屋内屋外桌上饭菜都一样，都是白面馒头熬杂烩菜，人们也顾不了天气寒冷，一个个吃得热气腾腾。

    吃饭的人群里有来帮忙的乡邻，有送了贺礼、贺词的亲友，但多是既帮忙又送礼二者兼而有之的。一般看热闹的街坊大多悄悄走了，回自己家吃饭，有嘴馋的孩子不能抵御美食诱惑，，挤在人群里吃碗杂烩菜，也不会有人计较。

    吃饭的人大多是街坊，彼此熟悉，但也有一些外村的生面孔。生面孔或单围一桌，或与大家插在一起吃，这还需要单独叙述。

    新媳妇娘家的近支亲属，包括叔、伯、姑、姨、舅等，要各备一份礼品，在送亲大车之后，分别差人送到婆家。这礼品多是两样食材，有一对肘子或两条鲤鱼、一二斤粉条等，装在竹篮里，附着一张红纸礼单，上写某村某亲属送贺礼若干，一个人用胳膊挎了送来。来人不需单独招待，只与帮忙的人等一起蹲在院子里吃白面馒头杂烩菜，走时再给两毛或三毛的喜钱红包。即使如此，挎篮送礼也是美差，多是亲戚自家的半大男孩，舍不得另找外人。

    据说在早年间，这礼品是用食摞抬了来的。食摞有五层，每层不能空，因此要备五样礼品。这些送礼的亲戚，之前与男家多不相识，送礼的意义大概是就此认亲，也或有几分为出嫁的闺女撑门面的成分；但礼品送到，出嫁的闺女一般不会亲自过目，娘家更无从知晓详情。因此这礼品多是点到为止，不会很重。后来生活艰难，这礼品就更轻了，以至与盛礼品的巨大食摞不相称，就逐渐把食摞变通为竹篮，礼品只要两种以上即可交代过去。变通之后，婆家也很乐意，抬食摞要两个人，挎竹篮只需一个，这里省去了一半的招待。

    吃饭的人群逐渐散去，外村的亲戚也一一送走，当天的婚礼就算结束了。

    按俗理，新媳妇前三天要盘腿坐在炕上，不做家务，吃饭也有人给做熟端来。对于整日劳作少有空闲的新媳妇来说，本是好事情，但滋味却未必好受。活动惯了的双手双脚一时无所事事，那双腿长时间盘起来坐着也不大舒坦；加上情绪紧张，饭吃不下多少，为少跑厕所，水也要少喝，几天后回到娘家，因此病倒也是有的。到后来，有人不管这一套，照样下地溜达，看地下脏了拿笤帚扫扫，看桌子脏了也擦擦，到饭时，也与婆婆、小姑抢着做饭、刷碗，如此一来，反得婆家人赞许。这样的人家多了，就成了时尚，慢慢形成新的风俗。

    婚礼结束了，看新媳妇的人群却骆绎不绝，周围几个生产小队的人，差不多都要来看看。大姑娘、小媳妇来了要跟新媳妇说上几句话，小伙子们却要尽情耍逗一番。有一拨小伙子专好此道，整天泡在新媳妇身边，斗嘴说笑，甚至动手动脚，新媳妇不高兴也不能翻脸，最多不吭气，躲避一番罢了。此地风俗是逗大不逗小，只有比新郎辈份小的弟、侄、孙等可以逗，但又有娶亲“三天之内无大小”的说法，又给喜欢此道的人开了一个口子。看逗得实在出格了，婆婆出来委婉的说几句，众人不大理会，只有家里有大姑子、小姑子的，护在新嫂子周围，面红耳赤的与众人争吵，人们也多不会认真计较，却不得不收敛一些。

    其实这逗媳妇也是有区别的。在德高望众的人家，人们略有分寸，多是动嘴不动手，说笑几句而已；有为人不堪、平日就是大伙耍笑目标的人，早早娶来媳妇，甚至有赖汉娶来了“花枝”，那些还没娶上媳妇人多有不岔，便会穷尽手段，恶斗一番。据说在周围某村，曾有逗新媳妇的，把新媳妇压在身下，上面一个个人继续压上来，谓之“压摞摞”，新媳妇竟被压死。压在最上面的两个人，还被法院判了刑。

    到了夜间，还有人“听房”。在困难时期，饿肚子的人多无此心思，进入1970年代，人们渐渐肚内有了食，身上有了衣，此风才渐长。当时院子多没有围墙或大门，听房人夜间出入很是方便。不过，娶亲多在十冬腊月，众人在窗外站不了一会儿，那双脚就冻麻了。屋内土炕上的一对新人，久盼之后终于等到了人生最美的一刻，只是彼此陌生，且不懂要领，新娘多羞涩多被动，新郎多急迫多慌乱，一时难尽如人意，终草草成事，就是闹出笑话也是有的。结婚多少年之后，就这人伦大事，也因多禁锢、少交流、无教材，仍是形式简单，机械重复，仅完成人生作业而已，始终难以进步完美，却也与勉强温饱的物质生活相称。

    男婚女嫁之八回门分家

    婚后第二天上午，新媳妇与丈夫“回门”。自然是套男方队里的大车，车上除新娘、新郎、车把式之外，还要有一男孩，名曰“压车”。

    娘家也要准备一桌八盘八碗的大席，找几个有些身份的男人陪客。回门的闺女不入席，到家即与母亲躲在一旁说些悄悄话，母亲早已准备闺女平日最爱的吃食，填补一下这两天肚内的亏空。平日的小姐妹，及街坊邻居的女人们都来看望，人多不能细问，只是察言观色，看新婚的闺女“欢喜”不“欢喜”，只要欢喜，即是对夫家满意、婚事圆满，大家也就放心。

    这“回门”却是新郎不好过的一“关”。女家门前早就聚集了一群半大男孩，见新郎下车即一拥而上，扯住新郎，先搜遍全身，若无收获，便脱鞋摘帽，甚至扒去外衣，拿去藏了，要钱来赎。新郎多有准备，早把预备的喜钱交给新娘，新娘到家交给母亲，母亲再跟恶作剧的孩子们谈判，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拿钱一件一件的赎回衣帽。刚打发走一拨，又来一拨，没完没了，新郎准备的钱不够了，岳母还要赔上一些。一时热闹非凡。新郎穿了岳家临时准备的衣帽入席，席间尚有一拨一拨的男孩闯入撕扯。新郎无心吃喝，略坐一坐，找借口下炕出去，看人不备，出门便一溜烟狼狈逃走了。

    新郎一走，家里也就安定下来，来客只剩下车把式和压车的孩子，与陪客一道从容吃喝，酒足饭饱之后，便套车又拉了新媳妇回来。这压车的孩子也是美差，饱吃一顿大席，临走还会得到一包点心。其实这婚礼之中，不论男方女方，凡参与帮忙者，多是美差，不费多少力气，饱餐腥荤之外，还会偶得一点外快，与盖房、脱坯帮忙的劳苦有天壤之别。

    回门之后一两天，娘家还要套车来人看望闺女；过后再派车来接闺女回家。有图简便者，便“连看带叫”，即看望闺女之日，顺便接了回去。到此，一场婚事才算圆满收尾。

    婚后的闺女多继续住在娘家。因户口尚在娘家的生产队，参加劳动、分口粮也只能在这里，只要户口不动，就继续是这里的人。婆家多是大家庭，丈夫兄弟姐妹甚多，在一起生活也多有不便，因此结婚之后在娘家继续生活一两年的不在少数。但一年之中有些日子是必须到婆家的，如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还有麦收、秋收农忙之时。名曰“守清明”、“守端午”等。还有口诀帮助记忆，如：“吃过腊八粥，到婆家溜”、“清明到，婆家叫”等，新婚夫妻，也只有借此团聚几天。

    农历正月十五，必须住在娘家，早些年间，还要把新婚的丈夫接来同住，名曰“躲灯住九”。农历正月十五为灯节，新婚的男子这天不能看见自己家里的灯火。只是几经移风易俗运动，再者新女婿地位已经不高，岳家日子又多紧巴，大多省去了这程序。人们也多不以为意，只有少数认老理的男家，正月十五这天，仍要新婚的儿子到邻居家串门睡觉，躲避自家灯火。有时听上岁数的男人讲，当年十几岁就当了新郎，在岳家躲灯住九，如何滋润，岳母伺候着吃喝，小舅子们陪着拉鞭放炮，说者啧啧自得，听者羡慕之极，只恨自己晚生了几十年。

    在男家为结了婚的儿子准备好独立的住房以后，新媳妇才开始把户口迁过来，一般要赶在每年的麦收之前把户口办好，以便及时分上口粮。一般作父母的都想的明白，只要新媳妇户口迁来了，就置办一套生活用具，马上把结婚的儿子分出去单独过，其余的儿子、女儿与父母继续在一起生活。以后结婚一个，分出去一个。这也是已婚儿子、媳妇的心愿，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迁来了户口，分了家，新媳妇就不再回娘家常住，与丈夫一心一意过起了小日子。生产队的账本上便多了一个新户头。

    也有的父母，两房、三房的儿媳娶进来了，还不愿意分家，想过一过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瘾。这多是日子过得比较富裕，父亲在外面有些身份，在家里有些权威的家庭。只是时间久了，孙子孙女生出来，大家庭里有若干个小家庭，生产队里所有的弊端，家里也便有了，生产队里没有的矛盾，家里也有了。一家人心不齐，消极怠工，自留地里的庄稼明显不如别人家的，生活上泼洒浪费也多了；还有不尽的勾心斗角、矛盾纠纷。最后，儿子、媳妇为急于享受自己当家作主的自由，媳妇撕破面皮公开发难，儿子暗中支持；几房媳妇几个儿子竟形成统一战线，共同对付专制的父母。几番鸡飞狗跳的吵闹之后，丢尽了面子的父母，伤心之极，最后只有长叹一声，把家分了。

    植树



    地里的机耕路旁，两行毛白杨长的郁郁葱葱；小白河的河边也长满茂密的柳树。人们在地里干活累了，可以坐在地头的树荫下，让凉风吹去身上的热汗，那滋味比如今坐在屋里吹空调，还惬意十分。这些树大都是由村里的青年专业队栽植的，时间是在1970年前后的几年。一开春，封冻的大地刚刚解冻，村里就组织起青年植树专业队，以青年团的活跃分子为主，男男女女二十来人，团书记是队长。此时地里还没有多少干活的人群，这帮年轻人就迎着寒风工作了，身上穿的还是过冬的棉衣，小伙子们戴有两个帽耳的棉帽或蓝劳动布单帽，姑娘们围红红绿绿的纱巾。春季风沙大，在野外干半天活，身上、头上会落下一层沙尘，收工了，要摘下头上的帽子、纱巾，用来抽打身上的棉衣，弹掉了尘土的布料才恢复了本来的颜色。栽柳树的工艺不复杂。三五个人负责“制作”树苗，原来河道旁有稀稀落落的柳树，从树上砍下树杈，选取鸡蛋粗细的枝条，截成一尺半长的段，在一头砍出斜尖。这便是树苗，当地人称：“柳树栽子”。其余的人，拿铁锨，拿铁锤，在河边的斜坡上，把柳木栽子砸进土里，在上面培两铁锨土，用脚踩实，一棵树这就栽成了。在河边栽树，不用分行，把株距大体掌握在三四米便可，栽过去的地方看不见树苗，只有不太显眼的小土堆，星罗棋布的留在那里。过两个月，土堆下便长出一簇细嫩的柳条，如果雨水充沛，柳条当年就能长到半人高。第二年春天，每簇留下两三棵枝条，其余的用镰刀砍下来；再过一年就长成了小树，每簇只拣粗壮的留下一棵；三五年过去，河边便成了密密的小柳树林。栽杨树就费事多了。首先育苗，村南的刘爷庙疙瘩已经被人们取土挖成了坑，平整出二亩大的一片作苗圃；买来大拇指粗的杨树苗，截成一尺长的段，在苗圃里开沟，把小树段密密的扦插在沟里，之后浇水；出牙后还要追肥、继续浇水。两年后树苗就可以移栽了。在路边栽树，行要直，株距要均匀。机耕路是在1965年修的，在公社的工作组督促下，把全村的耕地划成了大方，间隔500米修一条机耕路，路宽且直。路边是二尺来深的沟，树就栽到沟里。先在沟里挖坑，每两步远挖一个，先在一头栽上一棵较大的树苗，然后一个人站在另一头用眼标齐，每竖起一棵树苗，那人用手势指挥或左移或右移，最后找准位置固定，其他人填土，踩实。等一条路栽完了，借用附近的机井，在沟里灌水，这是最后一道工序。如此栽下的杨树，几乎都能成活。小树栽下后，大队安排两个老汉专门看管。这是两个极负责任的老人，年轻时就在村里当民兵、当护秋团，上了年纪，跑不动了，安排了这个养老的差使，也算是人尽其用。小树长到鸡蛋粗时最不好看管，常有人偷偷砍下来作农具的木把，看树人也有办法：在好好的树干上，砍上两刀，留下疤瘌，这就没人再偷了，但长大长粗之后，却并无大碍。大队几乎不用花钱，只是多出几个大队工分，对各小队的生产也没有多大影响，却成就了一项极好的事业。在专业队里劳动，比在生产队干活并不轻松，但这里有政治活动的意义，如果表现积极，以后或入党，或参军、或挤进大队的哪个摊子挣长期大队工分，这也是一个台阶。因此村里的年轻人多愿意参加专业队。并且各队的青年男女集在一起劳动，没有了父母监视的眼睛，说笑打逗更自由。几年下来，路旁河边的小树栽满了，栽树的人群里竟也同时成就了几对夫妻，如今他们的孩子都长成大人了，这也该算成果之一吧。

    春耕播种



    此地传统的种植模式是两年三熟，多数的农作物在春季播种，当年成熟，因此有春种秋收之说。后来有了机井，旱地变成水浇地，生产队的管理也逐步完善，种地逐渐由粗放到精细，小麦、晚玉米种的多了，高梁、谷子等传统作物被挤到了边角的零散地块。种植小麦玉米，一年可收获两季，产量自然高很多，且小麦是细粮，比高梁谷子等粗粮好吃的多。春季的农活，除小麦浇水追肥之外，以整地播种为最重要。种旱地时，送粪、整地是一开春最先进行的工作。越冬的白地大多在入冬前已经秋耕过，若上年雨水大，冬季多雪，翻耕起来的土坷拉经一冻一化，自然化解为极小的颗粒，春天要早早打钯（整地的俗称）出来，以涵水保墒，等节气到了再播种。干旱年头，地里的土坷拉有人脑袋大小，一个挨一个，且坚硬无比，这就只有等下雨了。冀中平原多春旱，有“春雨贵如油”之说。一旦老天爷开恩，在万人的期盼中下过一场勉强“解渴”的雨，田野里顿时热闹起来，所有能干活的人、牲口统统集中到白地里，所有的钯、盖都用上，继以铁耙、铁锨等物，突击打钯。若节气已到或已过，整地后立即播种，此举名曰“抢墒种地”。后来有了机井，多是在播种前若干天，先把地洇过，晾到最佳时机，再翻耕、打钯，这就从容多了。牲口拉的犁杖结构简单，一弓形铁条与斜粗木把交叉相连，铁条的一端挂牲口的套绳，木把由把式扶持着掌控平衡，弓形下方与木把交接处装犁铧。拉犁耕地极费力气，一般需要套两头牲口，两套牲口连在一块需要一种特殊器具，名曰“二牛杆”，是一截三尺来长的粗木棍，中间装铁钩挂在犁杖上，两端又各有一铁环来挂牲口的套绳；有意思的是中间的铁钩并不都在正中，有的略偏一些，以适应两头力气不一样大的牲口，看来我们的先人早就懂得力矩平衡原理。连一头牲口都拉不动的犁杖，竟也有时用人拉，只是“套”人比套牲口简单，每人一根绳子即可，十几条绳子直接拴在犁杖上，省去了N牛杆。耕地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平耕，装正三角型的犁铧，只把板结的土松动一下；二是翻耕，是在犁铧上再斜装一弯铁板，与犁铧共同组成一个抛物面，使犁起来土翻扣过来，可把地表的粗粪、柴草翻到下面。一般程序是先平耕，略打钯，撒上底肥，翻耕，再细细打钯，播种。平耕的主要目的是使土壤松散，减少形成坷拉，早年种地粗放，也有时减去这一环节，直接翻耕。打钯地的农具主要有两种，一曰“钯”，四尺长、二尺宽的厚木框，框上栽满铁齿；二曰“盖”，与钯大体相同的木框，中间镶满荆条。整地是先钯、后盖，钯地时，半尺多长的铁齿深入到土层，主要是为了拌碎或明或暗的坷拉，把式驾牲口拉着在地里来回走即可。盖地是要继续破碎表层的坷拉，使表层土密实一些，减少水分蒸发。盖地时，把式要蹬在盖上增加重量，两只手各牵一条绳子，用来驾驭前面的牲口，同时也帮助身体保持平衡。蹬盖保持身体平衡不太容易，初学者短不了从盖上掉下来；有经验的把式，两腿叉开蹬在盖上，随着牲口的前行，身体左右晃动，两条腿有节奏的轮换承重，使脚下的盖均匀摇摆，盖过的地表留下波浪形的花纹，远远看去，极是漂亮。生产队的牲口不够用，多有用人替代牲口拉钯、拉盖的。一般七、八个人拉一个，每人背一条绳子，走在喧土里，步步蹬劲，500米长的地头，拉一个来回就腿肚子发酸，就要坐下歇口气，实实在在体验到了牲口的苦楚。不过苦活之中也有美差，蹬盖即是。悠哉游哉的蹬在盖上，看着前面出着死力的人群，也享受一把分工不同带来的优越感。只是蹬盖并没有固定人选，多为轮换，也有照顾年老体弱者的，还有大家为省些力气，推举体重轻的半大孩子的。牲口拉盖，把式必须站立在盖上，以加大视野，指挥牲口前行的方向，人拉的盖却可以蹲在上面。尽管蹲在盖上，飞起的尘土会直扑口鼻，但容易保持身体平衡，因此没有经验的人也就可以蹬盖了。



    播种的时间，人们是依据祖辈流传下来的农谚来决定，“清明高梁谷雨谷，立夏芝麻小满薯”、“谷雨前后，种瓜点豆”、“枣芽发，种棉花”等等，当地种植的庄稼几乎都有了。播种用的器具曰“耧”，木制，下有两只铁脚，用来开沟；上面有耧斗，用来装籽种；前面有两根粗木把，四尺来长，用来套牲口或人；后有两个把手，用来掌握平衡。播种俗称“耩地”，若套牲口，还需要两个人，前面一个人牵牲口前行，曰“旁耧”；后面一人握住把手，控制深度、下种速度，曰“拿耧”。上工、收工的路上，二人也有固定分工，旁耧者牵牲口驮装籽种的口袋，拿耧者抗着耧。春季土壤水分蒸发快，播种后还需要碾压保墒。碾压也有专用工具，曰“砘子”，是两个直径一尺宽二寸的石头辊子，中间有木轴相连，两个辊子间距与耧两个铁脚的间距相同，也就是播种的行距。砘子是用一个人拴绳子拉，紧跟在耩地的耧后面。拉砘子的活不算累也不轻松，不需技术，只要人不格外拉偏了，两个石头辊子自然顺着播种留下的沟走，人们戏称：“傻小子拉砘子，谁学会了是谁的”。播种棉花比较复杂。种子要事先用水浸透、催芽，面籽表面有一层短绒毛，为了光滑，播种前要滚上沙土。播棉花用特制的耧，骨架与普通耧相同，盛种子的耧斗换成大漏斗，播种时，在漏斗两侧各走一人，挎筐装棉子，用手抓一把棉子边走边均匀的洒落在漏斗里，棉子随即顺管道落入铁脚开的沟里；此人撒完一把，另一人立马接上继续撒，二人轮流接力。耧的两个铁脚间距略大，因为棉花需要较宽的行距。棉子头重脚轻顶土力小，因此播种要浅，籽种上面的覆土不能超过两厘米，同时要求土壤湿润、地温稍高。旱地种植棉花，很难具备播种的墒情。棉花播种后却最怕“卸耧雨”，在出苗前遇较大的雨，土壤板结，棉苗就很难拱出来了。需要用二齿小挠钩松土，帮助出苗，但效果也不是很好。拉耧的活，也多有以人代替牲口的；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才有了拖拉机拉的播种机，把人和牲口才逐步解放出来。如今，人工耩地已经很难见到了。在春季，只有把所有的白地都播上了种，人们才能松一口气。种子播在了地里，同时也播下了希望，人们开始生活在期盼之中，期盼着庄稼一天天长大，期盼着秋季的丰收。农民的精神生活最充实。

首页上一页[1] 本页[2] 下一页[3] 尾页[3]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煮酒论史最新文章

上一篇文章查看所有文章

加:2021-07-16 12:37:38 更:2021-07-16 12:46:10

娱乐生活: 电影票房娱乐圈娱乐弱智火研中华城市印度仙家六爻佛门风水古钱币交流专用钓鱼双色球航空母舰网球乒乓球中国女排足球 nba 中超跑步象棋体操戒色上海男科 80后
足球: 曼城利物浦队托特纳姆热刺皇家马德里尤文图斯罗马拉齐奥米兰里昂巴黎圣日尔曼曼联

网站联系: qq:121756557 email:121756557@qq.com 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