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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长篇连载：日本老兵回忆录--森金千秋《华中战记》[第2页] |
| 作者:bandu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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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古佛寺的旅团部 我们在鸦鹊岭的临时驻地迎来三月，长期驻扎的传言、作战计划调整的传言传得沸沸扬扬，连中队长都不知道何时才会出击。 在扬子组建，然后跑到鸦鹊岭集结，感觉完全是浪费时间和体力，或许我们只是配合南面湘桂作战而进行佯动的吧，让扬子、汉口方面的数千人部队到当阳集结，造成向西威胁重庆的架势，一方面让敌人混淆日军的作战方向，一方面还能起到防谍的效果。 在此期间，我和佐藤兵长接到命令，搭乘联络车前往当阳的旅团部执行任务。旅团部位于当阳东四公里、沮漳河畔的古佛寺，靠近飞机场的一端，好像也是临时的。 古佛寺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有来历，确实，当阳西面有玉泉寺、北面有白扬寺等古刹，其中玉泉寺是弘法大师的修行道场，是座非常有名的寺院，不过这两座寺庙我都无缘参拜。古佛寺却是除了山顶的古塔外，未见楼阁。 我被派到了兽医部，兽医部有十几个人，包括部长藤原节吕兽医大尉、塚本技术曹长，我和佐佐木、高桥一等兵担任书记，清水一等兵和移驻沙市后加入的明神上等兵负责传令，木原兵长、浜田上等兵、箱崎一等兵等辎重兵负责照看马匹。另外，我和清水、明神三人还是勤务兵。 我在古佛寺待了近一个月，北靠巴山、南面丘陵，沮漳河畔犹如桃源仙境，烂漫的桃花、杏花带来了春色，心情还不错。兵团长野地嘉平少将是健兵策的积极推行者，部队全体每日早中晚三次都要半裸上身做体操，除此之外兽医部便没有太多的事务了，与中队相比，这边的待遇还高一些，星期六可以休半天，星期天还允许去当阳转转。 当阳是第39师团部所在地，常驻部队和非战斗人员都很多，加上联络人员和路过的部队，这里显得相当繁忙，星期天涌来外出的士兵，这里又变得异常热闹，部队小卖部、会馆、饭店、慰安所等娱乐设施挤满了人，为部队服务的姑娘大多来自汉口，也有一部分是当地人。这些姑娘也会唱当时部队里流行的《勘太郎月夜歌》，一些日语不错的姑娘唱得还很好听呢，这首歌抒发了士兵们的望乡之情，似乎也能表达姑娘们的“乡愁”。 移驻沙市的前一天，旅团部搞了一场猎兔子的消遣活动。我们利用兔子怕水的习性，准备将它们往沮漳河里赶，然后由次级副官福势大尉用猎枪了结。福势大尉是特志出身的军官，枪法很准。旅团部的一百多人在高级副官桐野光繁中佐的指挥下，手持木棍和竹棒在沮漳河西面的草原展开，一边叫喊一边前进。受惊的兔子在草丛中乱窜，但是兔子熟悉地形，并不愿向河水方向奔逃，反而从人缝中突破包围。我们改为用棍棒击打，弄到下午两三点，倒是打了不少兔子。当天的晚饭自然有了独特的风味，只是旅团部人太多，兔子肉根本不够170人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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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再到沙市 4月1日，悟兵团长野地少将向隶属各部下达了命令： 悟作命第五号 独立步兵第5旅团命令 4月1日九点 古佛寺 一、第11军主力已开始湘桂作战，现正在沙市周边展开，镜兵团（译注：第13师团）将作为军重要一翼进入湖南； 二、我兵团将在镜兵团转进之前，接管其警备地域； 三、各独立步兵大队定于4月5日从现集结地出发，并在以下时间之前抵达移驻地点： 第207大队 4月6日紫金岭 第208大队 4月10日沙市 第209大队 4月9日弥陀市 第210大队 4月11日闸口 四、通讯队原地待命； 五、详细命令听候高级副官指示； 六、本职在三里港。 命令很清晰，我们要接管第13师团的警备区域，旅团部要移驻沙市了。 旅团部于4月6日就到了沙市，而第13师团要到四月下旬才出发，因此我们和第13师团部一起在打包厂办公。 移驻沙市、弥陀市、闸口的各大队也临时和镜兵团的部队一起驻扎，为了防谍，旅团也改称“镜”，部队相应地改名为镜6100、镜6101、镜6102部队。师团部所在的打包厂位于扬子江北岸，是法国人的一幢四层楼，第13师团忙着销毁一些过期的文件、做出发前的准备，看起来异常忙碌。 这次作战，第11军麾下10个师团36万人要进攻湖南、广西、贵州，规模颇大，从动员人数、作战距离（1500公里）、作战时间（半年）看是日本陆军建军以来最大规模的行动。第13师团和第3师团是本次作战的中间力量。从4月20日左右起，与第39师团交接完警备区域的荆北各部队、与悟兵团交接完毕的江南各部陆续抵达沙市。 我一直都待在警备兵团，没有参加过大作战，只能在打包厂四楼看着下面的忙忙碌碌。每天师团长及幕僚或骑兵或乘车前来师团部，正门的卫兵则立正、吹响喇叭，一系列繁复的敬礼，这里有兵团长、参谋长、作战、情报、后方参谋、各部长、高级、次级副官、各部军官，都是朝来晚去，所以卫兵都是高度紧张，不敢有丝毫大意。这也算是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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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特色吧。 第13师团是在仙台组建的部队，作战顽强，日中战争初期第一个进入徐州，宜昌作战也作为代表第一个入城，是中国派遣军中的中间力量。 正值雨季，我在楼上目送着高举军旗的长蛇纵队离开烟雨朦胧的江岸向南而去。 小城位于长江东岸，主路是南北向的中山路，过了南端的打包厂便是郊外，北面则是坡度平缓的丘陵。中山路上基本没有超过三层的建筑，不少房屋因战乱而化为废墟，完好的建筑都被日军占据。沙市有五万人，人口密度还是比较大的，当时中山路东侧、运河以南的地段是最繁华的。 沙市周边是湖北省的“粮仓”，第11军一半的粮秣调配自此，水产品也很丰富，因此襄西地区驻军的配给还是相当不错的。 驻扎在沙市却不归属兵团指挥的部队有海军沙市队、宪兵沙市队、航空情报部队和特务机关。 第13师团离开后，旅团部从打包厂搬到了中山公园边上的小学校。这是所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有几栋红色屋顶的19世纪风格的两层小楼，与中山公园的绿荫相调和，十分漂亮。这里原是第13师团的工兵队驻地，规模和环境也很适合旅团部。打包厂楼房高大，又有大锅炉，在那段时期已经很容易成为美军空袭的目标了。不像甲种师团，我们只有步兵，没有高射炮部队，所以转移到树林茂密的公园边上也是自然而然的措施了。 沙市有电灯，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对于三年来只靠昏暗的蜡烛、油灯来照明的我们来说，却有一种回到文明世界的感觉。电力来自打包厂的柴油发电机，供给所有军事设施和中山路一段及一部分中国商店使用。电灯让沙市具有了城市的魅力。 这里还能看到许多美丽的姑娘，她们经常出现在扬子江边和运河的洗涤处、公园街角，至少能让我们这些士兵饱饱眼福。 应城、当阳和沙市不能比，这里到处都是军人会馆、小饭店、酒馆、咖啡店、慰安所，虽然不少日本商人也随第13师团离去了，不过仍有一些商人留了下来。 移驻沙市后，唯一没有变化的就只有一天三次的半裸上身的体操了，古佛寺那时天寒地冻，而这时天气回暖、花草盛开，做操的心情还是很不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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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空袭 5月27日湘桂作战开始，作为前期的牵制，我们旅团奉命进攻江南地区。旅团部于5月18日离开沙市，在弥陀市设立了战斗司令所。第209大队进攻了斑竹当的中国军队，6月8日才后撤。第208大队于5月23日从沙市出发，渡过扬子江，进至梅子关，6月6日返回。第210大队于5月27日从闸口出发，攻击了公安县城，6月4日撤回。 这次行动中，随旅团部出击的兽医部木原兵长骑马向第209大队传令时中弹战死了。我和木原虽然交往时间不长，但因为是同乡，关系还不错，曾经一起喝过酒唱过《勘太郎月夜歌》，他是三原市人，应该是有家室的吧。 倒是包括我在内的兽医部的几个书记并没有接到出击命令。 六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天气炎热。 哨所的卫兵突然发出了“空袭”的警示声。东面长湖方面飞来了两架美国中型轰炸机，直扑旅团部。旅团部五月份刚刚搬离打包厂，看来中国军队还是掌握了我们的情况，第一次空袭的目标就选择了这里。 飞机的轰鸣像刺耳的三弦声直冲耳膜，根据此前的指示和演习，我们本应下楼跑去公园，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看到两架飞机先后投下了黑色的炸弹，然后呼啸着从头上飞过。一秒、两秒……心跳似乎停止了，不过旅团部内并没有出现异样。 爆炸声在旅团部后面响起，我们终于松下了那口气。塚本曹长背着医药箱跑了出去，还好炸弹没造成什么损失，只有两匹驮马受到点擦伤。看来轰炸机的技术还不关啊，可能驾驶飞机的不是美国人，而是经验缺乏的国府军吧。 七月，我们遭到了第二次空袭。 中山公园的东面是连通长湖的运河，公园与长湖之间还有一处湖泊，也是公园的一部分，楼台小桥俱全，是沙市的有名景点。夏天，这里还是旅团部官兵的“游泳池”。白天，一些中国小孩子也会到这里来戏水。 “飞机！飞机！”一个眼尖的小孩仰着头喊了起来，果然一架B24从西面飞过我们的头顶，然后又从东面飞了回来。要是战斗机的话，说不定会来扫射，轰炸机可不会随便浪费炸弹，所以我们也不惊慌，静静地泡在水里看着飞机的动向。飞机在一千米高度上扔下了黑色的物体，目标似乎是位于中山路三层楼房的第208大队部。B24采取了正面通过、返回投弹的战法，不过，这次的炸弹也没有命中目标，而是落到了江里。 “中国的飞机大，有五个头，日本的飞机小，只有一个头。”这帮小孩经常在旅团部周围玩耍，和日本兵嬉戏，看到自己国家的飞机前来轰炸似乎还挺高兴的，看来“爱国心”这种东西在哪都一样啊。虽然日本飞机只有一个头，但也都去了南方参加湘桂作战，眼下沙市一架日本飞机也看不到。 我对战争不感兴趣，只想着快些熬到复员，执行勤务只要不出错就行了，也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待我。日本绝对防御圈中的塞班岛已经沦入美军手中，南方军的英帕尔作战也彻底失败了，这个时候，旅团部里不少略有点文化的士兵开始预言日本要战败了。那些不知世界潮流、不理解社会走向的自命清高的政治家、将军们犹如井底之蛙，他们自己也应该知道胜利的成算并不大，感觉他们就像那些不懂世事的中国小孩一样。 第三次空袭是在七月底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两架P40出现在杂沓的中山路上空，飞机俯冲到只有一百米高度的地方，好像是为了吓唬地面上人群，盘旋了几圈后，飞机擦着屋檐开始扫射，一时石板路上弹片、石块横飞。大队部屋顶上的重机枪开始回击，不过和飞机轰鸣声、机炮声相比，重机枪就像是小烟花。描着白星的黑色P40如同魔鬼，目标明显是道路上的日本兵，我们贴墙躲避，趁着飞机拉升之际拼命向远离道路的地方跑去，一直跑到了扬子江边，两架P40则仍旧在中山路一带盘旋俯冲扫射。不过当天的空袭中只有几名中国人遭难，日本兵中却没人受伤。 三次空袭都未给日军造成什么损失，可能这里也没什么有价值的目标，此后直到45年2月11日纪元节，沙市上空再也没有出现过中国飞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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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沙市夜曲 昭和19年（1944年）盛夏，复员的梦破碎了，日本也离获胜越来越远。 日本士兵中《沙市夜曲》是很受欢迎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之前的第13师团流传下来的曲子，作曲者柴山猛夫现在则是我的亲密笔友，作词者田代知多卫则下落不明。不光是士兵之间，军人会馆、酒馆的服务员也喜欢唱，之所以能成为风靡沙市的流行曲，恐怕与倾诉哀愁的优美旋律不无关系吧，相比雄壮的军歌，士兵们似乎更喜爱哀怨的曲调，他们总是在闲暇的时间哼唱此曲。酒馆的小包间里、会馆的广场上，士兵与姑娘们的合唱听起来非常悦耳，此时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界限就显得很模糊了，大家似乎对哀伤的青春产生了共鸣。 《沙市夜曲》 柴山猛夫曲 田代知多卫词 是什么让梦如此无情， 伫立在令人眷恋的码头， 遥望烟雾缭绕的魔王庙， 遥遥远远，遥遥远远，星星一颗。 春风恋上了涟漪， 水草在灯火中荡漾， 明天能回到弥陀市吗？ 沙市的港，沙市的港，泊船一艘。 流水照映着黑发， 抱起那可爱的姑娘， 折下芳香的花枝， 至少那天，至少那天，我还记得。 （注：1971年1月16日东京12频道播出的电视节目《战友、军歌》中播送了此曲，此后还出版了唱片。） 当时还有一首《腊包尔小调》比较流行，算是取代古佛寺时期《勘太郎月夜歌》的歌曲。 到了1944年8月，连深入大陆的沙市都通过电波、报刊获悉了南方军败战连连的消息——英帕尔作战失败、马里亚纳群岛失守、提尼安岛守备队全灭……，部队里已经感到战争的前途一片黯淡了。当听到有些军官放出“目前这个时期不考虑安排复员，大家做好当八年兵的准备”的话时，我们也并不觉得惊讶了。想到战局如此严峻，还要在战场上熬四五年，士兵们的心情自然很沉重，兵营内、场馆里都充满了灰暗的气氛。 《腊包尔小调》虽然听起来旋律轻快，但内里却饱含着哀愁。本来，为了激发普通民众和意志、鼓舞部队的士气，都会传唱类似《战友》这样的歌曲，顶多在里面穿插一些抒发战争遗恨、期待和平生活的词句。而现在流行的歌曲却没有了鼓舞，只有厌战望乡之念。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歌曲似乎也打动了中国姑娘的心。 军队是青春的监狱，而在战场上，姑娘们的青春更比日本士兵悲哀。普通士兵对此无力抗争，在这不知明日的战地中，只能寄托于酒精和姑娘，军人会馆、酒馆里经常聚集着浑身臭汗、狂喝烂饮的士兵，屋子里充斥着高粱酒的酒味和杂沓的喧嚣，只要一有人哼唱《腊包尔小调》，其他人就会用酒瓶和杯碗敲击桌子高声伴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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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慰安妇吕美英 沙市慰安所有个日本名字叫“英子”的姑娘。她看上去很忧郁，不太穿中国常见的蓝色衣服，而是偏爱黑色。夏天，无袖的薄衣更加衬托出她的雪白肌肤和苗条身材，她的身上看不到别的慰安妇那种玩弄世间的轻佻，显得特别有气质、有教养。 眉清目秀的她算是个美人了，不过她看起来架子很大，一般士兵都避而远之。我是她来沙市慰安所后最初的客人，所以和她的关系还比较亲密，算是一种缘分吧。她还带着五十岁左右的母亲，她的母亲和她很像，想来以前应该家境不错的，估计因为战乱而没落的吧。 我去慰安所的那天，她母亲跑来和我打招呼，还端了杯老酒给我，这是在其它地方慰安所所没有碰到过的事情，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了。她说她叫吕美英，22岁，从很远的地方来，哥哥是国府军中尉，已经战死了。 我和她聊过荆沙一带的有关三国、李白的话题，也谈到过战争前景黯淡的事。不过总觉得她的态度不像普通的慰安妇，也许有其它目的，或许她和国府军有串通吧。 我倒是没有要告发的打算，战争的走势已经很清晰，日军正在疲于应付，附近城镇本就混入了中国间谍，揭发她一个人对战局的推移毫无影响。 我和她交往也就一个多月，发生过几次关系。九月下旬，我结束了旅团部的勤务，返回了位于十里铺的中队部。十二月，我奉命到大队部担任命令受领任务，再度回到沙市，不过她却消失了影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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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十里铺 九月下旬，时隔半年之久，我回到了十里铺。 荒木中队后来（45年1月）移驻到了沙市，在此之前一直屯驻在十里铺。十里铺西通当阳、宜昌，北连荆门，南接荆州、沙市，是一处位于十字路口的要冲。 警备队只有我们一个中队的兵力，作为军用车辆的中转地，辎重部队在这里设立了联络站。这里经常有部队通过，所以也设立了慰安所和几间饭馆。中队营房位于十字路口往荆门方向500米的山丘上，是第13师团此前搭建的木板房，占地面积很大，各种设施齐全。后港设有岗哨，驻扎藤本小队，北方五公里的老街另设分哨，安排了尾田军曹等15人。属于指挥班的我被安排做了服装主任，负责管理接手的沙洋镇货物厂分厂的三间仓库，同时也要承担扫荡、公路修补等勤务。凉爽的秋日令十里铺的日子还算好过。 因为地处道路中转站，警备队经常接到护送车辆去沙洋镇的申请，一般都会派出三到五个人跟车警卫。担任押运警卫可以在沙洋镇住一晚，颇有吸引力。 我和指挥班的矢野三吉上等兵、第1小队的内田一等兵等人曾去过一次沙洋镇的野战医院，正好碰上在电影院举办的部队演艺大会，矢野和内田都擅长演唱，就插了进去，还得到了一箱“旭光”香烟（30包）的奖品。我们在镇上尽情游玩，顺便在部队小卖部把香烟转卖给了其他士兵。旭光是高级香烟，属于额外配给品，本部一周也就发两包，所以很受欢迎，一包能卖500円，价格相当于普通士兵一个月薪水的十倍。 沙洋镇至十里铺有60公里，道路南面的长湖盘踞着新四军和土匪，有赵益芝部，有共产党游击队，所以五人押运车辆其实还是蛮危险的。 临近十一月的一个冬日，指挥班的金子上等兵在从沙洋镇返回的途中遭到游击队袭击而失踪。金子是平安中学毕业的僧侣，中队急切的打探着他的下落。按照军法，72小时内持枪归队可不予追究，超过时间，无论什么理由，都将按临阵脱逃或擅离战场罪移交军事法庭并予以重处。这项规定导致了不少悲剧。最后中队把金子上等兵未归队这件事按士兵失踪事件逐级上报到了旅团部。这属于重大事件，中队内部是无法处理的。 沙洋镇至后港间30公里中，高桥至后港的25公里是日军警备的空白地带，这里山坡起伏，地形复杂，游击队的袭击便发生在其中一处丘陵上。正在爬坡的日军卡车遭到了埋伏在稜线上的游击队向的齐射。车上满载着运往沙市的军用物资，连司机在内只有五个日本兵，想要突破一百多人的包围圈除非奇迹出现了。由于速度提不上来，卡车开到离游击队60米的地方引擎中弹，停了下来。金子等五人下车应战，不知什么时候，另外四人消失在了斜面的另一头，金子的应战变成了掩护四人后撤。那四人跑回车队报告：金子上等兵被似乎是新四军的中国人抓走了。根据后来搜集到的情报，确实有一名日本兵被新四军用马带走了，目的地不明。 此后，新四军蒙上了金子的眼睛，押运着战利品走了很长一段路，大概半夜时分到达了一个荒凉的寒村，把他严密地看管起来后，很晚才弄了点简单的饭食给他。第二天早上，游击队押着他继续赶路，中间休息时，金子看到了好像是长湖的水平线，他判断是在从长湖东面向南行进。傍晚时分，游击队抵达了一个大村落，从队员们的对话中可以知道他们“到家了”。 游击队长把金子带到一间屋里，一位四十多岁的营长摸样的人通过翻译审问了金子，金子则老实作答。当听说要把他送去后方时，金子就打算找机会逃跑了。他感到“后方”当指延安，去了那里他恐怕就回不去日本了，虽然现在逃回去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但情况特殊，总有从轻发落的机会。 金子受到的待遇还不错，不过没几天还是得了肠炎，一个晚上要出去解几次手。终于有一次他利用解手之际跑出了村外，借助天上的星星，他向长湖摸去，跑了一个多小时，身后似乎也无人追赶，他打算沿长湖东岸北上，先找到大路，由于天色太黑且过于疲劳，他在芦苇丛中发现的一艘小船上睡了一觉。一早，一艘渔舟从旁经过，金子连忙招呼，终于在60多岁渔夫的帮助下回到了后港。 回到中队，听取了事件经过的中队向上申请建议从轻发落，最后经旅团长野地少将首肯免于处分，反而是弃他而去的四名辎重队士兵被关了禁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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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风台一星期 在十里铺驻扎了两个月，十二月，我以命令受领者的身份前往大队部，再度来到沙市。在那期间，我参加过一次为期一周的扫荡马山附近的行动，这是我调到悟兵团近一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执行出击任务。此前在第92大队担任命令受领任务时是不参与大队行动的，第208大队却不是这个风格，在大队部执勤的人也经常得跟随大队长一起行动。 大雁送头上飞过，湖北进入了冬天。冬天的扬子江江滩显露，江面变窄，江水呈现出淡淡的柠檬色。春夏丰水期，黄色浊流拍击岸边的声音气势惊人，而冬季枯水期却像冬眠一样寂寥，大地也被枯竭之色所覆盖。 野地少将为了让官兵保持昂扬的士气，以加强训练为名义，于12月上旬命令各大队发起作战行动。 江南的第209、第210大队奉命渡过米积河并进至松滋河以东，攻击当面之中国军队，与五月份配合湘桂作战的半个月佯动是同一区域，那次作战出动的第208大队，本次的作战性质自然也不同上次，这次只要到达目的地便可以撤回驻地了。如同日后的越战，日军虽可按地图到达目的地，却无法维持占领，这种深陷泥潭的消耗战一点也看不到前景。 我所属的第208大队奉命扫荡马山、川心店一带的中国军队，12月22日开始行动。马山一带只有土匪，这次出动只是为了展示日军的实力，任务很容易达成，行动时间为一周，行动区域包括桥家湾、川心店、李家场、马山，这期间，大队部设在风台。 风台位于沮漳河西侧的一处盆地，四面都是丘陵，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穿过村庄，大约有百户人家。村子东西两头各有一个天然的池塘，炊事和洗涤用水都取自这里。大队部握有一个小队的预备队和通信队。出动当天第5中队在马上附近的草埠遭遇了小规模战斗，其它时候风台都未听到枪声。马上附近的战斗中，中国军队占据了有利地形、依托既设阵地顽强抵抗，造成了两名日军阵亡。 命令受领班每日下午三点在盐原大队长处集合，记录大队长边看地图边发出的指令，此外便是值夜班，与在沙市差不多，除了要和队部的人一起炊事外，并无什么不便。村子还算富裕，鸡、猪、蔬菜都不缺，经理室会统一购买分发给各部。 命令受领班占据的房屋是风台最大的一户人家，床、桌子等家具都很漂亮，客厅里还摆着书架，我和绫园兵长（鹿儿岛人，小学教师）两人在书架上找到一本春宫书，看得还挺带劲。这里交通闭塞，电灯、报刊、学校、邮局全无，也没有收音机、电影等娱乐设施，这种书算是他们的“精神食粮”了吧。 村子里一开始只有老人和病人，其他人似乎都躲了出去。因为队部驻扎进来后并未发生抢掠行为，村民渐渐都回来了，看来日军烧杀抢掠的行为是“出了名”的啊。 里屋回来了一位穿着黑色衣服的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女性，长得有点像云梦时期的叶夫人，她对日本兵很警戒，当然也成为了命令受领班的话题。一天下午两点多，我到村外的一个台坡上散步，正好碰到她洗衣服回来，她见到我吓了一跳，手上的笸箩掉落到地上，衣服堆里露出了一个油纸包，是把手枪。我安慰面色苍白的她不要惊慌，并捡起手枪交还给她，告诫她不要被别人发现，她很感激，和我聊了一会。她说她叫王淑贞，丈夫是国府军的军官，我则告诉她战争快结束了，她和丈夫就快团圆了。 这次作战预定时间是一周，29日回到原驻地。27日下午三点命令发出，28日上午九点开拔返回沙市。 我这两年似乎有点桃花运，和不少姑娘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不过最后总是突然分别。本想在离开前再和王淑贞见上一面，但是村里却看不见人影了，他们似乎害怕日军临走之际会采取些什么手段吧。 出发没多久，我发现装有命令文件的挎包遗忘在了屋里，绫园兵长陪我回到村口，我独自前往大屋取挎包。此时，村民们已经返回了村子，一些人甚至拿着菜刀对我表露出了敌意，好在王淑贞突然出现为了解了围，还把挎包带给了我，在她的帮助下我得以安然地出了村子和绫园兵长汇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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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再见沙市 说起桃花运，我还记得沙市的一位叫张庆兰的女子。 1月末，第5中队接替了十里铺的警备，我们中队撤回到沙市大队部，我和张庆兰第一次相遇是在2月的一个下午。 枯水期的扬子江边有大片裸露的江滩，成了绝好的洗涤场，天好的时候，那里会聚集不少洗衣服的女人。那天，作为服装主任，我正带着中队的几个士兵在江边洗涤仓库里的脏衣服，突然一件蓝色的衣服漂了过来，随后一位脸色有点苍白、楚楚动人的姑娘也跑了过来，卫生兵出口上等兵追出一段距离把衣服捞起来并交给了我。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时没想到后来还会和她相遇呢。 过了几天，我独自到华人街散步。当时部队有规定，日本兵不得进入华人街，不过我为了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还是要去走走的，虽说是禁止，但有人引领或带着袖章是可以踏入的，华人街就在警备队边上，要进去太容易了，所谓规定也是名存实亡的。 路过一家酒庄，我看到店里挂着好些书法，便进去观摩。一位50多岁的老板从里屋出来和我攀谈起来，这些书法都出自他的手，我们谈起书法里的唐诗、谈起李白、谈起地理典故，还涉及到了日军里的教育情况，我告诉他部队里有一名专攻东亚史的学士兵，能懂唐诗，我的许多知识都来自于他，老板听了十分惊叹。闲谈之间，一位姑娘端了茶水出来，居然就是上次江边洗衣服时碰到的姑娘。从老板的谈话中得知，姑娘叫张庆兰，22岁，已经嫁了出去，因为得了结核病暂时住在娘家。 老板叫恒崇仁，庆兰是他的独生女儿，我就这样和恒氏父女成了朋友，我们的话题也从文学、历史涉及到了国际情势和战争，不过关于战争的话题都是我单方面的判断，他虽很感兴趣，但却并不多言。出口上等兵也跟我去过几次，给姑娘注射了维他命补充些营养，希望帮助她恢复身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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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下旬，我所在中队纳入了第39师团的指挥之下并赶往了北方200公里之外的襄阳地区。 这次行动是为了配合进攻老河口米国飞机场而牵制第5战区的行动，第39师团抽出了4个大队，加上调来的4个大队，共计8个大队4000人，目的是深入国军地域、展开进攻。 我又作为留守人员与相田准尉等20人留在了沙市，在中队出击期间，自由时间更多了，去恒氏家里也更勤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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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上旬，第39师团在襄阳地区完成作战任务，回到警备区域后方的荆门地区集结。我所属的第1小队也没有返回沙市，而是在荆州集结，似乎是准备随第39师团再次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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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第11军军部依然要确保襄西地区，为了接替第39师团，自然又是从其他地方抽调转调兵了，第132师团由此诞生，第1小队留守人员也被分配了五个名额，我便是其中之一。 和我关系不佳的相田准尉已经接替了回国的饭野准尉负责人事，我就这样又成了转调兵，出口卫生兵也和我一起。我和出口临行前最后拜访了一次恒氏，随后便告别了沙市，前往新战场——西北40公里的紫金岭。 （第八章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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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败战（1945年4月） 65. 终战前后 我们最后在华中前线宜都县紫金岭迎来终战，45年9月后撤到天门县集结，在那里缴械投降。 调去满州的第39师团长期在襄西地区警备，42年10月又从第13师团接手了宜昌、当阳、荆门地区，兵力却只有第13师团的一半，在华中西部最前线抵抗了数十倍国府军的多次反攻。 在第11军于1944年5月发动的湘桂作战中第39师团并未出动，其原因是没有合适的部队来接手宜昌、当阳地区的警备，中国派遣军握有这么多部队，现在也捉襟见肘了，为此不少警备地域只得放弃。 由于形势告急，为了补强薄弱的苏满边境防御，大本营只能临时抱佛脚要求中国派遣军调出四个师团派往满州。当时中国派遣军的主要力量都归在第11军指挥下，湘桂作战后，战线延伸到了湖南和广西，而填补空缺的第34军麾下全是独立混成旅团，能调动的师团只有第39师团一个。冈村宁次大将为了响应大本营的要求，决定从麾下27个师团中抽调包括第39师团在内的兵力送往满州。 不过，宜昌、当阳是武汉防卫的重要据点，因此第39师团留下了近三分之一的兵员作为新编成的第132师团的基干。我转去的第602大队有大量广岛、山口、岛根出身的士兵，让人产生了时隔四年之久回到家乡部队的错觉。 新师团基本由转调兵组成，相当于丙种师团，连炮都很少，如果遭遇中国军队的反攻，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离开沙市的时候就已经做好战死紫金岭的准备了。从整个战局形势看，这个判断并不算夸张。 第39师团最早据说是准备开赴上海方面，作为抗击美军登陆中国大陆的核心力量的，后来考虑到美军登陆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调往了满州。相比之下，第132师团算是“幸运”部队了，12000官兵所日夜担心的中国军队总反攻直到终战也没有发生。 关于这点，当时的相关干部分析认为，第11军因湘桂作战而远征南方，展开在湖南和广西的铁路沿线，宜昌、当阳正面的国府军第5、第6战区中相当数量的部队因此被调动了，加上遭受第11军的打击，他们一时无力向湖北日军发动攻击。 我觉得上述理由只是一方面，第132师团明显比第39师团差很多，只有人数相当，国府军之所以未采取攻击手段恐怕另有原因。 第132师团在当阳组建是在45年4月，当时第39师团主力正在襄阳方面行动，之后，第39师团将当阳、宜昌、荆门地区交接给第132师团，5月中旬开始转移，最初集结在应城、皂市一带，并针对美军登陆展开训练，6月初还进行了反M4坦克战术演习，上旬接到转调满州的命令，北上路线是走京汉铁路。 京汉铁路经过44年5月的打通大陆线作战得以全线通畅，第39师团一旦北上，盘踞在沿线西侧随县、泌阳、老河口、南阳一带的国府军第5战区部队便有了腹背受敌的危险，这也是国府军无法发动反攻的原因之一吧。 孝感的第39炮兵连队本来准备用货运列车运出，但直到终战也没等到货车，连队就这样和担任护卫的一个步兵中队驻扎在了当地。由于该野炮连队没有安排警备任务，所以可以随时调动支援第132师团，它的存在也是国府军不敢轻举妄动的因素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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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派遣军在八年时间里进行过55次大型作战（出动两个以上师团）和无数小规模的战斗和扫荡，却仍奈何不了中国军队，最终以45年6月芷江作战的失败而收场。 截止45年8月15日，中国派遣军尚拥有27个师团、34个独立混成旅团共105万兵力，因此派遣军高层并不认为大局已经失败，他们判读战争并未发展到不可挽回的阶段，仍抱有扭转战局的希望。在他们看来，派遣军占领着广大的土地，现地粮食供应不成问题，各部队的野战仓库中存有支撑一年的食品，味噌、酱油、酒、面粉、糖等物资也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车辆所需的汽油除了一部分储备外，还可以通过蒸馏高粱酒得到的90%纯度的酒精予以替代。 在这种井底之蛙的见解下，派遣军高层认为再过一两年便能彻底击溃国府军和共产党部队，他们其实完全把战斗和战争混为一谈了，他们忽视了日本已经丧失了支撑战争的经济能力这点，虽然他们很有“自信”，但仍存在着致命的硬伤——弹药问题。 对于派遣军来说，即便解决了粮食问题，如果缺乏弹药，这百万部队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在弹药补给并不充分的条件下发动了陆军史上最大规模的作战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了，光靠从对手那缴获的弹药显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第132师团与第39师团进行交接时，储备的弹药只够一次会战的量，即支撑师团进行一周的行动。连最前沿部队都是这种状况，后方部队的情况就更加糟糕了。 派遣军高层另一个想法恐怕是为了“面子”吧，最后倒是在蒋 “以德报怨”的呼吁下得以维护了一些“面子”。也许是重庆方面担心中国派遣军会抗拒命令继续战斗吧，“宽大的政策”足以打消冈村大将的顾虑，也是为了减少自身的不必要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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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左右，士兵们在当阳野战邮局存钱时听说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但我们一直等到30日才接到大队部的正式通报。参阅中国派遣军相关部队的战史，大多数都是在17、18两天接到通知的，最晚的也不超过20日，从我们部队的状况看颇有些奇怪。1970年我拜访前旅团长尾浦银次郎氏时曾问过这个问题，他回忆说，第97旅团18日从师团部接到通报后便立即向麾下四个大队（第599至602）下发了停战指示和诏书，他认为可能是大队长故意拖延不报的吧。 大队长原大尉是陆士官学校第54期出身的青年军官，正处于晋升少佐的关头，无条件投降的事实打碎了这个美梦，估计他很不甘心吧。这种现象在当时日军中其实很普遍。 30日正午，机枪中队整列进行了“奉诏”仪式，虽然大家都知道内容，但广田中队长依然狂妄地冲叫嚣：“日本大本营（未说政府）于8月15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但是！中国派遣军并没有败，战争还没有结束！你们别尽想着活着回国！”和原实大尉一样，广田仪一中队长也是不甘心的。 作为粗制滥造时代出身于干部候补生的军官，广田这个中队长除了在部下面前端架子，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才能。这个行事草率的人之后还生出很多事情来。 广田是五月初出任机枪中队长的，前任钟筑孝男中尉因本土防卫而回国，这三个月里140名士兵收尽了他的罪，与钟筑中尉相比，此人的品性实在是太低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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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中旬，参加完襄樊作战后接到转调命令的高妻兵长等五人前来紫金岭报到。一般部队对于全副武装长途跋涉而来的报到者都会安排他们先休息，而广田却让他们执行当夜的分哨。我当时在指挥班，对此感到相当的莫名其妙，让疲惫的士兵值夜可以很容易出纰漏的呀。这种人都可以当军官，可见日本军队从道德上就已经“破产”了。 这期间，大队征召了部分中国苦力，在大队部西北的山丘上构筑坑道和地下要塞，以应对国府军可能发动的双十节反攻。为此大队专门组织了伐木队前往半月山方面作业，机枪中队也抽调了仲井曹长等30人参加行动。一次伐木队遭到土匪袭击，松冈一等兵战死，一周后，仲井曹长带着松冈的遗骨归队，广田却不出面迎接，即便仲井曹长在院子里拼命请求他也不理。小队、分队奉命执行任务返回时，留守人员都会列队迎接，中队长会说些“辛苦”之类慰问的话，也算是一种惯例了，而这次曹长还携带着战友的遗骨，如此荒谬的作为只能说明他的精神有问题！自那以后，广田在队内完全丧失了威信，成了士兵们的谈资，但他却不思反省，仍靠蛮横来维持他的权威。 凑巧的是第5中队从沙市转调了一名叫作本的曹长，也是个爱滥用暴力的家伙，在中队长的默许下，搞得队里怨声载道。 长期的战争中积累的不良风气逐渐显露出了弊端，现在日军不仅要面对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反攻，还要应对内部的崩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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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国府军进驻 在这种状况下，9月3日，紫金岭发生了进驻的国府军与日军的武力冲突。 “不许中国兵跨入岗哨线！”“就这么干！”大队上上下下将这些怨气发在了中国军队身上。当国府军先遣队准备进入时，第5中队的守兵立即与之发生了冲突。第5中队则在大队部的指使下紧急集合前往西分哨支援，作本曹长带着40人率先疯狂地冲了出去，结果他战死在了阵前，也算是完成了他“武士精神”的夙愿吧。在第5中队的激烈抵抗下，国府军先遣队最终退出了岗哨线，第5中队则付出了作本曹长和另两名士兵的代价。 9月5日，国府军后续部队赶到，但原大队长坚持不让他们跨入岗哨线，还让副官高木丰中尉组织了“敢死队”，也许是胜利者的大度吧，他们并未强行进入，避开了冲突。 日军就这样全副武装地前往天门县集结，接受事先协定的国府军解除武装。当时有些中国地方武装为了获得日军的武器，不顾中央政府的协定，妄图强制解除日军武装，由此各地都发生了不少摩擦，但真正出现交火的只有紫金岭的第602大队。原大队长的狂妄和某些中队长的轻率导致战争结束后还让三名官兵和一些国府军士兵付出生命，实在是令人遗憾。 9月10日的撤离日期变更到了15日，国府军鉴于师团未完成运输准备同意了延期五天的请求。而这五天对我来说却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也算是上天眷顾吧。 9月15日下午六点，第602大队1400人全副武装在队部集合。分布在江口、董市、云池、土门垭的四个中队都将驻地交给了国府军回到紫金岭，大队自四月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员集中。第1至5、机枪、步炮共7个中队，加上大队部、通讯班，队伍整齐，装备完全，点名、报告有条不紊，看上去完全不像战败撤退。 七点，天色已黑，随着大队长一声“出发”的简单号令，队伍告别驻扎了五个月的紫金岭向东而去，大家对这里并没有什么“惜别之情”，反而有种“接近回家”的心情。 虽然日本战败，但能够活着回国令人高兴，唯一糟糕的是我的身体状况。五六月间，我因肋膜炎休息了约一个月，一直没有痊愈，低烧不断，而中队长却不是那种能体谅人的人，连志愿服役的冲绳出身的高良少尉也嫌我是个累赘。盛夏七月中我硬撑着参加了扫荡石子岭的行动，病情又加重了。九月我又染上了疟疾，还出现了黄疸。当时当阳的野战医院已经遣散了住院的伤患，我只能在闷热的营房里休息，并在40度的高烧中迎来了出发那天。在出口、石田卫生兵的照顾下，我趟在院子里的柳荫下，到下午三点左右感觉好了一点，能在出口的搀扶下站立片刻，那时我感到深深的无奈和绝望。临近出发时，广田中队长还装模作样的巡视了一番，看到我的样子虽未发话，但一脸鄙视，令我十分懊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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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船队运送 大队在后港东面的村庄住了一昼夜，18日抵达沙洋镇，傍晚开始下起了雨。大队在旧军事驻地里进行了大休整。 沙洋镇正在进行将物资送往岳口镇（天门县）的作业。这支庞大的船队此前曾协助第39师团将物资从塘港运送到汉口，此次运送则是第132师团棚桥会计大尉安排的，计划将之前从当阳运来沙洋镇的三千吨粮食被服转运至天门。在部队一万多人收容于天门的七个月里，这批物资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39师团转去满洲后，后续师团将当阳、宜昌、荆门野战仓库的被服、粮草、酒、味噌、盐、烟草、日用品等物资集中管理起来，本打算作为12000人的长期给养，突然宣布战败使得这批物资将被国府军接收，师团长果断地利用手中的车辆，赶在协议生效之前把被服和食品转移到了沙洋镇。 战后，当时师团的经理部长佐伯武光会计少佐写信给我，介绍了事情的经过： 冒昧去信见谅，我也曾是后续师团的一员，看了8月10日（1968年）您在读卖新闻上的《昨日之敌今日之友》一文，深有感触。 我从后续师团组建起便负责经理部。对那段时期的回忆中，诚如您文中所言，天门的俘虏生活确实令人愉悦，真该佩服和感谢中国人的“以德报怨”啊，相比我们的前任，我们真是幸运，那些在苏联待过的人真是可怜了。 因为职务的关系，当时我对师团获得的消息十分了解，我想补充一些内容，也希望藉此能与战友们再会。 后续师团的定员为14000人（终战时实际为12000人），收容在天门时，包括编外的汽车队在内有10000人多一点，安全回到国内的为10000人不到，期间未出现逃跑者，只有一部分人因伤病而死去。 师团长和旅团长在收容期间作为战犯嫌疑人被带走，其后师团长死于狱中，两位旅团长先后被关押在中国和东京巢鸭并出庭受审，河村少将（第98旅团长）几年前刚去世，梶浦少将（第97旅团长）现在住在京都。师团长柳川中将本是预备役，命运真是不济，与第132师团共同消亡了。 关于物资运送，我们只有一天时间，最早我们向中国方面申请的是两到三天，交涉过程实际上很困难，在一天里要安排这么多物资运出也很吃力。师团长给了我们基本方针和一些必要的细节方面的指示，那时他还有别的顾虑，那就是少数官兵可能不愿回国的问题，作为战败者，不少人把“残留”视作一种途径，师团长当然是希望能全部回国。经理部的工作还是很出色的，回国后大阪的友人曾问我那个正月我们吃了什么，当听说我们能吃到年糕时十分惊诧，他说他们只有炒豆吃，还拉了肚子。年糕一事还多亏棚桥君的精心策划呢。 由于受运输能力限制，加上当时霍乱流行，我们对选择那些物资也是费尽了心机，最后确定了三千吨食品和被服的方案。物资运到天门后，中国方面又提出了移交的要求，我们一方面加紧交涉，一方面尽快将物资分配给各个部队。中国方面一个副师长曾便装到过沙洋镇了解我们的情况，所以对物资数量比较有数，好在中国方面非常宽容，大部分物资都分发了下去。食品方面我们是要向他们汇报的，中国方面要求对米、盐定额配给，还要求上缴一部分给他们。不过正月时期他们对配给并未严格限制，我们得以和民间交换了一些制作年糕的原料。 以上这些不管是好是坏，只是想把当时的情况留存下来，有些情况可能你还不了解，我不希望这些淹没在岁月中，也算是对战死者们的一种祭奠吧。 确如佐伯少佐所言，历经两百公里水路的物资大部分分配到了各大队，保障了一万多人七个月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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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霍乱 大队从沙洋镇出发后，沿汉水西岸至潜江的道路南下。此前驻扎在朱家埠时，经常沿此河北上，而今却是南下，感觉眼前的风景变得有些“异样”了。 从朱家埠到宜城一带是一片荒原，成片的狗尾草摇曳其中，树林中隐约可见白墙大宅，普通人家的小茅屋则散落在池塘遍布的湿地里。 这次行军中，中队里出现了牺牲者。当时正值霍乱流行时期，在沙洋镇休整时就从大队通报和传言中获悉其它大队发生了数人因霍乱而死去的情况，只是没想到我们中队里也出现了这样的病例。这次行军的顺序是宜昌的第97旅团第599至602大队、荆门的第98旅团第603至606大队，物资船队出发后，队伍实际上是沿着河岸守卫着船队行进的，我们第602大队正好处于队列的中间位置。先头两个大队的感染率很高，特别是第600大队，抵达天门时有十名士兵因此而病故。我们大队因病而亡的是机枪中队的大石隆一等兵。 九月下旬的湖北仍然十分炎热，每个人都走得口干舌燥，像以往行军那样，士兵们见到水后便迫不及待地跑去“畅饮”，与山间的清溪不同，这次沿途则是汉水流域的湿地，池沼的水质其实不适合直接饮用，因此不少人出现了痢疾和便血，其中大石一等兵不幸感染了霍乱。大家喝的都是一样的水，我的身体最虚弱，却没有染病，真是幸运啊。 霍乱的病情发展十分迅猛，高烧和痢疾使得大石一等兵眼见着衰弱了下去，一开始只是步履蹒跚，我们便让他在马上休养，然而小休的时候，他像变了个人一样，眼窝凹陷、皮肤干燥，才21岁的他看上去一下子老了十岁。我们都没有见过这种病，所以根本没想到是霍乱，我们只会用水壶喂点水给他，也没想到有被传染的危险。他自己也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躺在草地上还冲着边上的战友微笑。广田中队长看过之后，指示高尾军曹给他注射药物，让他“安乐死去”。其实还有两天便到天门了，我觉得这个处置并不恰当。 即便是在作战的紧急情况下，中队长如此决定一个人的生命也是很草率的吧，而且他意识还很清醒，如此处置太缺少人情味了。战争已经结束，中队即使拖个半天一天照顾一下他或郑重地与他告别，并无不妥吧。这个无情的中队长还像封建时代一样把士兵当牛马看待，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我依然对此耿耿于怀。 大石一等兵出身于高知县，43年的兵，在西田曹长、植村久夫、西川政春、古山义弘、山野义一等四国出身的战友的安慰下，他安静地走了。地点位于旧口县沙洋镇南方十数公里、汉水西岸的草地中，死亡时间9月21日下午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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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盗匪袭扰 大石死去那天，也是中队的厄运之日。当晚宿营时，我们又碰上了麻烦。 汉水河畔的湿地不适合耕种，所以当地比较贫穷，村庄也都是茅屋且十分分散，大队宿营地的范围也就很大了。又逢雨天，站岗的哨兵也都在屋檐下避雨，拴在树下的马群自然就远离了哨兵的视线，战败、撤退、接近天门使得大家都很放松。 半夜时分，营地北面突然响起了步枪的射击声，虽然战争已经终结，久经战场的部队动作依然很迅速，几分钟时间便集合完毕了。 “哨兵！什么情况？”今村介军曹操着熊本腔问道。 “敌人已经逃走，少了几匹马。” “混蛋！怎么能让马也逃走呢！是土匪干的吗？”高良少尉和岩田少尉满脸不快，命令检点马匹，结果发现少了六匹中国马。队伍随即分成两队，一队搜寻响枪的北方，一队搜寻马匹逃去的南面。天气不佳，而且这些马到了天门也要交给国府军，所以我们也就装模作样地走了一圈便返回了。 满载物资的船队景象壮观，肯定令新四军和盗贼们垂涎，但船上的轻机枪、岸边随行的部队使他们无机可乘，最终只能利用雨夜伺机从宿营地身上打些主意。 大队在灌头大市的渡口，靠十几艘小船过到了东岸，前后花了一个小时不到，然后继续沿河岸南下。东岸的景象变了一幅样子，到处是长满莲花的水塘，也不知是天然的还是人工造就的藕田。 下午五点，大队抵达了最后的宿营地——张戴港镇。这里也是池塘密布，还有片葱郁的山丘，宛若中国画中的明媚水乡。湖北南部气候温润，甘蔗林如竹林般包围着村庄，房屋都有白墙，看起来应该挺富裕的。池塘与莲花、甘蔗与树林、房屋与倒影，再加上一座石拱桥，真像是童话世界。 以前也曾见过类似极富诗情画意的水乡，而今伫立在池畔，却有种回到家乡的感觉。登上数十级台阶，是一座堪比寺庙大小的大宅，我们中队便在此宿营了。日军一般宿营时都会物色深宅大院，长期的占领让我们养成了这种习惯，反正主人也不敢反抗。 中队用香烟、火柴等日用品与主人交换了一些砂糖，然后舒适地休息起来。因为靠近岳口镇和天门，村民们经常与日军接触，对我们倒也不怎么害怕，也许憎恶我们的村民都躲起来不愿露面吧。 天门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在等着我们呢？真想在这美丽的水乡等待回国之日啊。行军途中，我们对此谈论了许多。有人认为日本目前缺乏船只，只能从别的国家租借，而且应该会优先运送南方军，我们可能要等待五年时间。当然也有乐观的论调，租借船只给日本是联合国对日占领政策的一环，战争结束后不可能把这么多士兵留在别国的。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向了天门。 （第九章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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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天门收容所（1945年9月） 71. 国府军管理下 昭和13年（1938年）10月，日军通过汉口攻略作战占领了天门，经过长期的占领，具有反抗精神的人都去了延安和重庆，剩下的居民似乎已经习惯了被占领的生活。 最早天门属于第13师团的警备地，40年6月宜昌作战后，第13师团去了襄西，这里由第4师团接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4师团调去了南方军，我所属的第58师团于42年2月接过了警备任务，44年4月第58师团参加湘桂作战去了湖南，这里又由从满州调来的独立混成第85旅团接管。我们抵达天门的时候，该旅团已转移到了其它地区，收容管理我们的则是黄少将指挥的国府军预备第4师。 预备第4师隶属于襄阳的第77军，该军曾长期在荆北正面与日军对峙，算是老对手了。所谓不打不相识，第132师团长柳川中将曾是黄少将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时的教官，也因为这层关系，我们在天门的七个月期间受到了宽大的待遇。 在孝感迎来终战的第39师团炮兵第39连队和第233连队第9中队由国府军第37师（师长吉星文）解除武装并收容管理，第37师在当阳正面与第39师团曾频繁交战，该师的管理也很宽大。45年10月20日，吉师长和从应城前来巡视的何军长还在师部款待了佐野芳藏大佐。 天门位于汉宜公路上，在皂市南面20公里，县城规模与繁荣程度与应城相当，悬河流经其南，向东注入刀?湖并连通汉水，水流量虽然不大，却碧水清清，和水乡相般配。沿岸村庄白墙黑瓦，景色与张戴港镇项媲美，第97旅团的四个大队和汽车队便被收容在这里，我们第602大队位于最下游的柳林口。第132师团部被安排在县内原日军驻地（前日军大队部），第98旅团的四个大队则被收容在汉水边的岳口镇一带。 柳林口位于悬河西岸，地如其名，河边有一片柳树林，村庄便坐落其间，绿水倒影，风景如画。七个月收容期间，悬河是我们生活用水的来源，也是散步和发呆的场所，真有点“母亲河”的感觉。 因为和中国人共同居住了七个月，不得不提及中国的房屋构造。地主的大宅基本都安置在县城里，因靠近天门，柳林口也是如此，这里见不到典型的大宅，所以没有那种可以容纳一整个中队的宅院。一般民宅呈“匚”形，开口处是前门，中心是天井或院子，房间大约10平米一间。地主的大宅分前中后三进，相对独立，主人居住在里院，中院为家族其他成员，前院两侧则是仆人，此外还有挂着字画、匾额的厅堂。 战争中警备队会占据尽可能大的宅院，甚至赶走主人并随意改造，但现在作为囚犯，只能随处栖身了，草褥上撑起帐篷，然后大伙裹上毛毯挤在一起，屋子里还要用帐篷封堵间隙以防蚊虫，炊事则与主人家共用厨房。 中国人上厕所使用马桶，每天早上就要拎到河边刷洗，洗澡也不是很方便。我们不得不在离住处50米的田里挖了个五六平米的大坑，搭了个简易厕所来解决“大问题”，只是下雨天和寒夜里有点受罪。 伙食每天只有一餐，满满一饭盒杂烩粥。做饭和吃饭是最快乐的时间了，由于不需劳动也没什么运动，所以倒也没有饿肚子的感觉，健康状况似乎并未受到影响。 河堤柳树下搭建了浴场，摆了几个汽油桶。洗澡时，会在周围用柳条围个遮挡，还要安排些人看着，以免被居民撞见。每天的洗浴也是保障卫生的手段之一，只是国府军只配给我们炊事用柴，烧洗澡水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到树林里捡柴火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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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抵达天门的第一件事便是以大队为单位接受国府军的缴械。 拴在堤岸树林里的马匹，既不方便喂养，也容易打扰居民，所以大队的十几匹马最先交接给了预备第4师，有个照料马匹的士兵似乎很舍不得，隔了一个月还专门到县城里领了草料再跑去郊外的马场探望呢。 马匹之后则是武器弹药，解除武装并未采取排队逐一放下武器那种“屈辱”的形式，而是集中移交。失去了武器，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微妙”，赤手空拳的一千日本兵变成了毫无力量的团伙，真切体会到了败战之囚的感受。 国府军接收专员还要求大队在上报清单中少报数量，包括步枪、手枪、子弹、望远镜、服装等，在此要求下，大部分大队都少报了50至100支步枪及相应的弹药，似乎这些漏报枪支都流入了黑市商人手中，黑钱有一部分还用于了我们的收容补助呢。据说配合漏报的大队不时能吃到干饭，而我们不肯配合的第602大队就一直只能喝杂烩粥了。 记不得是哪天了，国府军临时还给大队200支步枪和一些弹药。日本战败似乎只是日军与国府军之间达成了和平，中国国内的内战并未结束，40万中共部队正快速进入华北和满州，特别是苏军将原关东军的部分武器装备交给了他们，这令国府军相当担忧，华中则有相当数量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的行动也非常活跃。此外，各地土匪成群，日军解体后治安有恶化的趋势，影响了国内情势的稳定。被收容的日军一旦遭到新四军或土匪的袭击，可能还会出现国际问题，影响国府军和政府的形象，所以只能返还部分装备让俘虏们自保吧。这是一个复杂的中国内政问题。每个中队分到了20支步枪，我们觉得已经足够了，这样就不用担心匪盗袭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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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抓鱼 解除武装后，我们依然过着集体生活，除了例行的早晚两次点名，无所事事，日子十分单调，到河里游泳成为最大的消遣活动，但到了十月，这项活动也不能进行了。 有一天，一些人想着改善伙食，便拿着蚊帐跑去河里抓鱼，又是驱赶，又是筑坝，结果却连一条小鱼也没抓到。不死心的他们又转向了田边的一个50平米见方的池塘，然而仍是一无所获，那个池塘里根本就没有鱼！ 他们抓鱼的时候，我和几个人则在河堤上看热闹。“这么浅的地方哪来的鱼啊？要被当地人笑掉大牙了！”参军四五年的老兵和下士官们都有经验，知道他们抓不到鱼，而我所想到的则是士兵们对待那些袖手旁观的中队干部们的态度。 自战败以来，老兵和下士官对那些仍希望保持军官特权的干部渐生不满，越来越多的人对所谓的“中队命令”拒不服从，我也是其中之一。而那些干部似乎很不能理解我们回归平民的心理，甚至把我当“叛逆主谋”看待。 在他们眼里，日军是天皇的军队，天皇是神，上级的命令就是“朕的命令”，所以军官就是天皇的代理人，就具有“代神行事”的权力，他们对此还深信不疑。某些粗鄙低能的军官自以为是，总是把下级当奴隶对待，毫无人情。而战败后，天皇走下神坛，部队里的“人情味”开始复苏，其它中队的情况虽不清楚，至少我们中队的干部已渐渐失去了“权威”。 广田中队长此时已经是大尉了，距他晋升中尉仅仅过去了七个月，速度惊人。 44年9月16日，因勇胜山作战有功，第34军司令佐野忠义中将嘉奖了第207大队（菅道教中佐，紫金岭）。那天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于下午两点从宜都附近偷渡到了日军守备队侧面的白洋一带，人数大约一千，本打算打日军个措手不及，不料反被日军包围，战斗到傍晚退了回去。日军的战果为确认遗体521具、俘虏226人，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11挺……自己只损失了14人，而且作战中新兵和下士官候补者表现十分踊跃。 广田当时还是少尉，负责第207大队的情报，白洋警备队从前一天便注意到了扬子江对岸有大量舢板集结、人员活动频繁，于是上报大队部，提醒中国军队有可能渡江攻击。但广田认为那只有民间活动，压住未报。结果中国军队真的偷袭而来，而战斗结果却是日军占优，最终还获得了嘉奖，在军中盛行的官僚主义、机会主义风气下，一批人获得提拔，包括后来转调到第602大队的高木丰文副官、矢野步炮中队长和广田等人，到了45年8月15日，这些人又都破格晋升为了大尉。 军官们犯了错就拿士兵的生命来填补，而有了好处便被他们独吞。第602大队中就有不少参加过勇胜山战斗的第207大队士兵，这些下士官和士兵中没有一个人因此战而获得嘉奖，总之，好处军官们占，处罚士兵们背，皇军已经彻底“变味”了。 “中队命令”在士兵中渐渐失去了号召力，不参加行动的人越来越多，心有不甘的中队干部通过小队长将不听话人的名单报告了大队部， 希望靠上面来施压约束，但不管他们怎么折腾，这个数字有增无减。 收容当初，部队以没有训练、勤务为由，将一日两餐改为了一日一餐，每顿则是两合米做的一饭盒杂烩粥，除了蔬菜和盐，没有任何副食品。为了减少体力消耗，大队要求我们白天尽可能在屋子里待着。我们过了几天只吃杂烩粥的日子，终究有点受不了，当了俘虏的前两个月，我们还发了一半的薪水，给的是中国法币，后来不知为什么就不发了，我们便用这些钱和多余的被服等物和当地人交换鸡蛋和豆腐，补充营养。 机枪中队在村子的北头，和大队部相距不到一公里，但我在收容期间一次也没去过那里，写作此书的时候，通过和战友的书信交流才得知那时大队部居然开设了小卖部，出售荞麦面和乌冬面，真是没有想到。 另外，据高尾军医（现为长崎山道医院院长）的信中回忆，那时大队医务室十分忙碌，求医的中国人络绎不绝。因为连县城都没有开设医院，所以村民看个病很困难，正好大队有军医，他们便前来寻求帮助，诊金基本是拿大米、高粱酒、鸡和鸡蛋支付，算是中国特有的方式吧，由此医务室里堆满了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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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刘少将巡视 一天，中队部所在的王家，来了一名国府军军官，据说是这家的长子，胜利后回家省亲。他身穿草绿色军装，并不和我们日军接触，可能是国府军有规定吧。 他的父亲王先生介绍说他儿子是上尉，不过我们并未看见肩章，也不知真假。国府军的中尉上尉大多都只念过小学或私塾，所以看起来也不像是假的，王先生说儿子在村里念完小学没多久就参了军，现在算衣锦还乡了。 本来应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不过王上尉却身染梅毒，而且十天后还要举行婚礼。不得已，王上尉找到了我们中队的山野卫生兵，让他帮助注射不知哪弄来的洒尔佛散。 新娘来自悬河对岸的村子，渡口在我们住处上游约一公里，所以我们都跑到河堤上看着迎亲的队列敲锣打鼓地穿过田间小路前往王家。婚宴十分隆重，专门从天门请了大厨，预备第4师来了两三名国府军将校，我们大队长和中队长也接到了邀请。婚礼一周之后，王上尉便抛下新娘回部队去了。 七个月的收容期可以分为两阶段——45年12月前的天门阶段和46年4月前离开天门后阶段，在天门收容期间队伍里还保留着不少部队特色。 大队以维持部队纪律和士气为目标，创办了棒球队和演出班，另外为归国后回归社会做准备，又开设了农业讲座和英语班。期间组织了大队棒球比赛和旅团运动会，12月又分别组织了大队演出和旅团演出。 过了正月，部队里传出了四月份将离开天门回国的消息，大家忙着做起了准备，这些活动于是便停止了。 最初部队为了应对长期收容生活，组织了垦荒作业。悬河对岸靠东北方一带是一片草地，经过开垦很快便有了摸样，粪便收集起来用船运过去，成了天然的肥料，只是虽有古川、小林两位农业技师指导，不知为何发芽率却很低。那段时期又正值“叛逆”，大家也都不听从指挥了，那片地也就此荒芜了。 之后，棒球队成立，球、手套、球棒等用具都是自己制作，还在营房后面的田里开辟了一个球场。本以为会组织比赛，结果却只是随便消遣消遣而已。不过，这块球场倒是发挥了意外的作用。 11月的一天，国民政府的管理所长刘少将要来大队巡视。管理所和预备第4师师部、第77军军部都在应城。 在大队长的号令下，我们全体人员在球场上列队接受视察，为了体现日军的“脸面”，前一天我们还进行了预演，当天的集合时间也提前了一个小时。 上午十点，刘少将一行到来，刘少将骑着接收的日本军马，后面大约有十人随行。离我们大概还有50米时，一名年青军官用日语喊道：“602大队你们辛苦了，刘少将前来看望大家！” 刘少将40岁上下，身材短小，仪表堂堂。他先登上检阅台，接受了我们的敬礼，巡视之后再度登台，在之前的年青军官的翻译下，发表训辞，大意如下： “日本帝国主义自日清战争以来不断侵略中国，这次的中日战争从1931年满州事变算起持续了15年，中国国土遭到践踏，无数中国士兵和无辜民众惨遭屠戮。但是正义的中国终究战胜了不义的日本，日本帝国主义已于45年8月15日向中国和联合国无条件投降了。我们的蒋介石 本着以德报怨的精神，发布了有待日军战俘和日侨的指示。蒋 希望藉此实现‘东亚一家’、中日睦邻友好的远大理想。也希望各位能渡过战败带来的困难状况，回国后能致力于和平和复兴，东亚的繁荣离不开日本的努力。你们很快就能回国，希望你们注意身体，耐心等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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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演出 刘少将的“你们很快就能回国”这句话虽是套话，但还是给了我们希望。“四月份将离开天门回国”的传言似乎变得近在眼前了。刘少将的巡视像一份“大礼”让全队上下欢欣鼓舞起来。 刘少将巡视后的没多久，旅团长梶浦少将带着旅团军乐队来到我们大队，举行了一场露天音乐会。这是整个部队里唯一一支军乐队，当然并非正式编制，而是由喜爱音乐的梶浦少将亲自策划，于45年5月在宜昌的旅团部组建，成员都来自旅团部，一共10个人，乐器包括小号、小提琴、吉他、手风琴和鼓，勤务之余合作练习，演奏水平还算说得过去。军乐队成立后到过不少大队演出，来我们大队还是第一次。 演出地选在一处高一点的河堤上，周围村里的中国人也来了许多，演奏的曲目有爱尔兰姑娘、初雪、那个雨天的午后、湖畔之夜、港口香颂、中国的夜、上海姑娘、腊包尔小调、勘太郎月夜歌等当时流行的歌曲，还有一首旅团创作的《天门夜曲》，歌曲的创作者叫南岛荣，入伍前在日剧歌舞团工作，后来成了梶浦少将的勤务兵。这首歌曲和《沙市夜曲》一样，旋律优美，曲调哀愁。 棒球活动没推广下去，演出活动倒是深受欢迎，各个中队都组织起了演出班并自筹服装和道具。 驻扎紫金岭时期我曾在钟筑中队长的支持下组织过机枪中队的演出班，由伊东、平原、片桐上等兵演了出喜剧，还在大队获过奖。这次依然是老班底，编了出《神崎与吾郎东去》的小剧。大队汇演安排在了12月8日，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这个日子。最后是第2中队的剧目获得了代表大队前往旅团演出的资格。 旅团演出大会安排在12月14日，气氛十分热烈。会场设在天门现场外、以前的旅团野战仓库广场，从我们这渡过悬河，再向北走两公里便到了。 演出结束后，在悬河渡口发生了一起溺水事故。 那天早上，中队安排了几个留守人员后，便像小学生出游一样前往会场了，因为是一天一餐制，我们都是空着肚子去看演出的。上午十点，梶浦旅团长、师团部和预备第4师的嘉宾到场，演出开始。热闹的演出在欢声笑语中持续到天黑，士兵们终于着急地要回去喝杂烩粥了。 早上还挺有纪律的士兵在饥饿和寒风下失去了理性，20多个人争先恐后地挤上了那艘只能运载几个人的渡船，中国船老大无法阻止，只能摇摇晃晃地划出去，但没多远便一下子翻掉了。 附近的船只前往救援，到了对岸发现少了七八个人，由于渡河杂乱无章，各中队只能在昏黑的河边上紧急点名，到七点多种，也是事故发生后半个多小时，终于确认了木村曹长等七人失踪。 到九点多，在当地渔民的帮助下，七个人的遗体都被打捞了上来。这几个人死在归国前夕，真是不幸啊。而且身为战俘，连个葬礼都没有举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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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最后的正月 吞噬了七名战友的悬河一如往日，为住民和我们提供生活用水，我们的生活依旧以它为中心——洗漱、散步。悬河要是在日本一定会成为游览胜地，旅团部就把多余的被服卖掉以换购必要的物资，还弄了条漂亮的小艇，每天在大队部与柳林口之间游荡，看得我们十分羡慕。 悬河水量充沛，盛产鲤鱼和鲫鱼，这里的渔民分撒网捕鱼和鸬鹚捕鱼两类，我们这一带经常出现一个30多岁的鸬鹚捕鱼人，他溯河而上，划一条双体渔船，七八只鸬鹚停在中间的木架上。黑色羽毛在碧水中沉浮，捕鱼人取鱼放鸟，情景着实别致有趣。 对岸的草地没有一户人家，成了村里放牛的牧场，牧童放牛也算是中国独有的风景吧。 旅团演出大会后，大家就开始准备着过正月了，这应该是在中国过的最后一个正月了，对此我们也都很期待。 收容地是个寒村，既没有报纸杂志，也没有电灯、汽车和邮局。战争期间，我们在最前线也能看到一些日本报刊，还有军部刊行的简报和小报，还能收寄信件，自离开紫金岭后，我们和文字就基本绝缘了。 打发日子的唯一手段就是到河边散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河边的柳树下坐上半天，呆呆地望着流水，睡觉和吃饭也无乐趣可言，吃腻了只有点咸味的杂烩粥，我们都像儿时那样期盼着正月的到来。身为俘虏，等待正月期间其实也是无事可做。 离我们大队六公里的西面是第98旅团第606大队的栖身处，他们的情况和我们就不同。第602大队拘泥于维护日军的“威严”，严禁士兵帮农，而第606大队的士兵似乎自由意识浓厚，他们积极参加劳作，为回国后融入社会而做准备。所以当我们最初在散步时看到正在劳动的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 日本人过正月是少不了年糕的，眼下该怎么办呢？从刘少将巡视致辞中我们都认为四月份差不多就可以回国，所以部队决定从保有的粮食中拨出一些大米用于制作年糕。考虑到当地居民中仍有不少人吃不上大米，如果日本俘虏公然吃年糕的话，恐怕影响不好，经过经理部长佐伯的策划和交涉，我们用粳米交换了当地的糯米，另外又动用了一部分之前储蓄的法币购买正月用品。终于有了点过节的样子了，准备的物品包括年糕数块、高粱酒0.5升、猪肉、鱼、豆腐、藕、蔬菜、麻油等，比我们想象得要丰富。 一天，冲野幸则伍长、水筑义盛炊事班长、西谷精三军曹在院子召集前往队部领取正月用品和去往村里借打年糕用具的人，大家都十分踊跃。“这是我们在中国过的最后一个正月了吧！”“明年就可以到大阪赏花了！”“啊呀，想想都要掉眼泪啊。” 我的思绪也飘到了东京，A子现在怎么样了呢？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只有14岁，还是女校一年级的学生，41年4月来到战地后，通信一直断断续续，来回 的间隔都在三个月以上，现在她已经20岁了，战争真的持续了好久啊！44年7月塞班岛失守、东京连日遭到美军轰炸，我在沙市从军报中获悉此事后非常为她担心，我收到的最后 是在45年1月，之后便再无音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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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早春谱 我们在寂寥中挨到了二月。一月底，旅团部确认将在四月份归国，所以将保管在队部的军装、被单、帆布等物分发到了各中队。队里于是组织了裁缝班，将帆布改成背包、用上衣的灯芯绒衬里做些背心，小队里有位叫青田芳夫的士兵，原来在岛根县做裁缝，在他的指导下，大家忙得热火朝天。 早春三月，柳枝吐出了绿芽。悬河上渔夫和鸬鹚的身影又出现了。 大队在回国前增加了伙食供应，每天加了一餐，帮助我们恢复身体，同时我们还增加了行军训练，以应对后面的至孝感的80公里路。 四月上旬，我们行军训练前往岳口镇，顺便把枪支交还国府军，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携带枪支的行军。岳口镇驻扎有预备第4师的一个团以及第98旅团部和第603大队，本来我们的枪支是应该通过第97旅团上缴的，国府军在这里给我们行了方便。 镇上有数量众多的国府军士兵，军官也很多，望着和身穿蓝色旗袍女子漫步河边的军官们，我们心里着实羡慕，从去年四月离开沙市后，我们就没见过城里女人，她们真美啊。我不由地想起了沙市的张庆兰、应城的王秀珍、云梦的左富仙、叶夫人……她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湖北千里平原已是春意盎然、满目青翠，想到五年前我们看着长江沿岸的桃花和梨花踏上中国大陆，桃梨依旧，而今却是为我们送行，败军之将就要离开这片古战场了。这里葬送了多少年轻生命、多少青春啊？ 这期间，中国政府一直在追究战争责任者的罪行。梶浦旅团长、柳川师团长据说被传唤去了武汉，各地也在揭发日军中的罪犯，战败的余波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吧。 高高在上的师团长旅团长的被捕，对我们下级士兵来说可能意味着离归期越来越近了吧，因此我们反而十分开心。 终于有一天，大队部下发了一周的携带口粮，通知翌日出发。当天原实大队长还检阅了队伍。 队伍的装束则是各式各样，每个人都把能带的东西全部背上了，尤其是被服和食品，看上去都很沉重的样子，大队长边笑边说道：“日本国内衣物食品都很短缺，大家加油扛回去啊！” 当然也有轻装的人，比如我。我对沾染着战争气味的东西毫不留恋，防寒外套等多余的冬装都被我换成钱用于补充营养了。双色夹克送给了中国主人，作为承蒙照顾的薄礼。 “去告别一下河堤吧，算是天门最后的记忆了。”酒井丰军曹喊道，“最后一次散步了！”“约个姑娘吧！” 下午收拾完毕，我们几个要好的同伴一起漫步河边，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去年溺水身亡的七个人的坟堆边，“葬身在大陆真可怜啊！”桑田茂军曹感叹道，他是38年入伍的老兵，39年10月来到中国，目睹了众多的战友离去，所以感慨颇深。“最后祭奠一下吧。”在平原武一上等兵的招呼下，我们摘了些花枝拜访在坟上，与他们道别。 （第十章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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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诀别（1946年4月） 77. 恸哭 1946年4月25日，我们告别了居住七个月的柳林口，前往孝感搭乘火车。 在这个悬河边的平和水乡生活了七个月，日子单调而漫长，犹如战争期间的一两年。一天只有一顿杂烩粥、没有酒、没有女人，好似出家的和尚，虽然并未感到痛苦和束缚，但战败的现实让我们不得不接受这种生活，等待回国的日子让人既期盼又焦急。 一月底，我们便做好了四月份回国的准备，到了四月却迟迟不见归国令，好不容易熬到命令到来，却又有疑心会有变化，心里一直惴惴不安。 24日吃完晚饭，准备好第二天的饭盒，我们便进入了“最后一觉”。第二天早上只要稍事收拾就可以出发了，所谓收拾不过是卷好毯子、打扫屋子院子，最后把蚊帐、帐篷、多余的粮食、炊事用具、洗浴用品全部留给主人而已。 25日早上迎来了“诀别”之日，天空万里无云。 住处收拾完毕，我们又把浴场清理了一下，算是“善始善终”吧。然后我们前往渡口，渡口和对岸之间拉了几道绳索，渡船顺绳而过，以防此前的翻船事故再现。 上午九点在东岸集合完毕，大队沿大路前往师团集结地天门。众多的村民跑出来为我们送行，“再见”声不绝于耳。 那天，还发生了一场“生离死别”的悲剧。 第600大队的田中兵长在长期帮农中与一户人家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主人也很喜欢他，希望他能留下来，还打算把18岁的独生女儿嫁给他。临近出发时，田中十分矛盾，便找中队长寻求意见。中队长则搬出了柳川师团长的训示：“不反对有人想留下来帮助中国重建家园，但建议这些人还是先返回日本，看清形势后再做决定。” 确实，中国的政治形势尚不稳定，其后的国共内战也印证了师团长的判断，正源于此，第132师团中几乎没人留下来。 田中兵长也在众人的劝说下决定先回国，但直到临别那天才向那家主人说出决定。那家人苦口婆心地跟着队伍劝说了八公里，最后也只能“惜别”了，那个场面甚是悲怆。 田中兵长回到日本后，一方面因为占领下的管制，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的内战，加上之后中日之间的断交，他再也没有回去悬河。那家人和他的命运便这样被历史所左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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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免费旅行” 位于京汉线上的孝感挤满了日本兵。我们第602大队在一所小学里集合，排队等候乘车，但具体乘车日期却还不明确。 等了三天，4月30日，我们终于上了车。 京汉线的汉口至信阳段长期为日军占领，信阳往北至郑州则是在44年5月的大陆打通作战中才落入日军手中，因此眼下只有一趟货车往返于信阳至郑州间。国民政府运输部指示每趟列车必须运送2000人，至郑州的400公里路程里，平均时速只有30公里，补水时一停就是半天，晚上还不运行，所以路上要开两天。 长蛇般的敞篷货车于30日一早开出了孝感，大家都坐在背包上，行军的艰苦已经抛在了脑后。晴朗的天气下，乘坐货车也不觉得难受，就算是一趟“免费旅行”吧。 三个小时后，列车经过了广水与信阳间的险要之地——武胜关峡谷，这里东面是大别山山系、西面是桐柏山脉支脉，也是湖北与河南的分水岭。几名国府军铁路警备兵站在东面的山崖上，看到我们列车经过还朝我们扔了石块，搞得我们担心了半天，估计是他们在发泄对日本兵的憎恨吧。 出武胜关，列车驶入河南平原，眼前的风景完全变了一副样子，湖北省虽也是平原，但山和丘陵众多，这里却是一望无际的平坦大地，列车沿桐柏山麓北上了数小时，东面的绿色地平线一点变化也没有。 过了信阳，列车在不知名的车站停车加水了两三次，一停就是一两个小时，我们则正好吃饭、解手，许多人在附近的草地、麦田里转悠，似乎在感受大地的味道。 列车在春色中抵达距离郑州150公里的漯河停车过夜。我们在东面的湖边宿营，晚春的景象令我们对故乡的期待越来越强烈了。 5月1日，列车继续在绿野中北上，洛阳一带曾是三国志英雄们的舞台，我们在曹操曾经的都城许昌补水休息，很可惜不能到城里去观摩一眼。 下午三点，列车抵达郑州。郑州是京汉线与陇海线的中转站，我们在此停留了两天，等待从徐州返回的列车。郑州也是河南省省会，历经了1700年的盛衰，位于郊外的车站虽然灰有点大，不过暖风新绿之下心情还是很舒畅的。 5月3日，列车沿陇海线一路奔向徐州，黑瓦屋顶的村落散落在绿色绒缎中，充满着中国风情。火野苇平的以徐州会战为背景的小说《麦子与部队》中描述的就是这片麦田吧。抵达徐州已是日落之后，久违的电灯光亮似乎是在为我们指明方向。因为仍是停车过夜，晚饭后我和桑田茂、平原武一等人到徐州城里转了一圈。我们遇见了兜售大福饼和鸡蛋糕的小孩，似乎出自残留的日本人之手，然而我们身无分文，只有流口水的份。 5月4日一早，列车向南驶上了津浦线，在宿县、固镇、蚌埠停车期间，围上来众多兜售物品的小孩，他们不像大人们那样怕日本兵。蚌埠在《麦子与部队》中有所提及，也是徐州至浦口间最大的车站，停车时间很长，小孩们向日本兵兜售花生、煮鸡蛋、香烟，向中国旅客则推销馒头、高粱酒和烧鸡。 傍晚时分，列车通过滁县、乌衣，入夜驶抵津浦线的终点——浦口。到上海的总行程是1600公里，我们已经穿越了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走完了四分之三的路程，望着对岸的南京，我们感到离故乡又近一步了。 5月5日，我们期待中的摆渡船迟迟没有出现。各大队于是凑了些钱上下打点，终于在第二天早上来到了南京郊外，我们在原日军货物厂滞留了三天，期间从留守的经理人员那领取了口粮和炊事燃料。自出发以来，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国府军士兵，他们中许多人跑来想向我们买衣服，只是我们哪有多余的衣服可卖呢，而且即便卖给他们，我们要法币又有什么用处呢？ 5月9日，铅云密布，早上有些寒冷，列车向目的地——上海——驶去。沪宁线沿途不像陇海线和津浦线那样尽是一成不变的平原，景致变化丰富，给人以新鲜的印象，还能看到道路、电线杆和汽车，不愧是大都市沿线啊。 到苏州站时，列车临时停车，几名全副武装的国府军士兵登上列车，从货车车厢里往站台上扔了几个帆布背包，然后把我们放行了，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仿佛美国西部电影的情景。后来听说，运送日军的列车大多都在遭到过沿途车站的“劫掠”，我们的损失算是轻的了。 自天门出发以来，经过15天的行程，我们终于来到了上海北站，此时天上下起了小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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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吴淞集中营 我们的宿营地是原被日军改成兵站宿舍的市政厅，离北站不远。四层的大楼有点中国城门的外形，孤独地矗立在广场中，附近的房屋都已毁于当初的战火，日本投降后这里被改成了遣返中转站。在转往吴淞集中营前，我们被安置在四楼。 大楼里挤满了等待遣返的日本兵，五月的梅雨下个不停，除了远处几幢大楼也看不到上海市区，好在这里有水有电，大家的心情都还平稳。不像天门，五月的上海依旧有些寒冷，睡在冰冷水泥地的毛毯上，夜里经常被冻醒。 五月中旬，我们大队转移到乘船地——吴淞集中营，天气也终于放晴了。 吴淞位于扬子江口，顺黄浦江而上便进入上海，算是东海门户了，本以为类似于东京和横浜的关系，应该是个规模不小的港口城镇，没想到只是一个普通的寒村，仅有的码头和港湾设施才看得出这里是个港口，相距不过十余公里，完全和上海这个大都市不相称。 地处扬子江和黄浦江交汇点的吴淞，靠海的一方都是湿地滩涂。集中营周围也布满着大大小小、芦苇丛生的水塘和池沼。因为禁止外出，十天里我们只能看着池塘和芦苇度日。日本就在海的彼方，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早日回家的那天。 吴淞的星空异常美丽，仰卧在草地上，望着满天繁星，感到自己就像是大海里的一条鱼。我记得集中营日军警备大队刊行的小报上还有人发表了有关星星的感想呢。 等待的十天并不难熬，这里能看到报纸，星期六还放映露天电影。临近出发之际，大队把统一保管的法币交由一名代表，跑到外面去买了许多高级香烟。 等待期间曾听说屯驻上海的美军部长莱沃中校要来视察集中营，我们忙着除草、打扫，结果不知何故最后什么也没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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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登船 终于迎来了登船之日——1946年5月28日。 每人配给了三升白米、若干食盐、30盒三炮台香烟以及集中营分发的衣物，打包完毕，我们在广场上接受例行的海关检查，然后迫不及待地“奔赴”码头。 此时距离从天门出发约一个月、距离战败那天过去了近十个月了，感觉真的好漫长啊，归国的梦想就要成为现实了。 穿过国府军士兵把守的哨门，巨大的黑色运输登陆舰出现在眼前。高木丰文副官兴奋地高声发出了最后的大队号令：“开始登船！”大队部首先领头登上舷梯，紧接着第602大队按建制顺序跟进，对于经历了漫长的十个月磨难的我们来说，登船行动真是顺利得不能再顺利了。 我们此前非常担心海关还出什么问题，因为从集中营的小报上登载过一条消息，一名士兵被查出隐匿了一双银筷子，结果累及整个大队被罚以一个月的重体力劳役，我们真担心大队一千多人里会出现这样的“害群之马”，当海关检查员做出“OK”手势的一瞬间，我们的心才最后落地。 不可思议的是本来还在交头接耳的声音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暗藏欢喜，安静下来。船上的喇叭向我们招呼道：“复员士兵们，你们辛苦啦！” 在甲板上解散后，我的的心情似乎并不那么激动，倒是和五年前派往大陆的那次登船差不多，两次上船都是“身不由己”，都是被别人的意志所“驱使”，这就是身为士兵者的“命”吧。 日本船员的说话声让我意识到我们已回归社会，成为一个普通人了，当时心里真是思绪感慨万千啊。我遥望这故乡的方向，眼角不禁湿润起来。 “苦难的日子终于结束啦！”田原胜伍长带着浓重的口音打破了沉默，大伙开始七嘴八舌起来，田村丰兵长恳切地说道：“回国后真的要好好感谢感谢中国人啊！”河野实兵长则附和道：“我们不能再麻烦中国兵‘照顾’啦！” “家里女人还等着我们呢！”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甲板上响起了阵阵哄笑。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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