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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崛起之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世今生[第3页]

作者:鲁热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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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回到波斯坦宫。此时正是旅游旺季,皇帝中断旅行返回,而王宫显贵们大部分在外渡假,一时来不及返回柏林,因此宽阔的大厅显得空空荡荡,没有了往日的喧嚣热闹。
    威廉二世看了奥匈的照会。他此时已经从丧失朋友的悲愤中冷静下来,面对照会开始犹豫起来。奥匈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惩罚小霸塞尔维亚,哪怕开战也在所不惜,这实在太冒险了。
    威廉二世明白,俄国绝不会赞同自己的小弟被别人痛扁,从而危及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俄国背后,又站着法国。
    犹豫一番之后,威廉二世回复了奥匈特使奥约斯伯爵。德皇说,这样的照会很有可能引起欧洲大战。事关重大,自己不能不经与帝国首相贝特曼商量,就对照会做明确的答复。
    贝特曼首相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商量的结果是什么,自然不言而喻。威廉二世看着一脸失望的奥约斯伯爵,可能是因为内心有愧,觉得需要解释一下。德皇开始离题万里,大说起历史典故来。
    特使静静地听着威廉二世的长篇大论,一句话也没说。等到就餐快要完毕的时候,特使仿佛是有意无意地说,裴迪南大公生前十分崇拜威廉二世。
    威廉二世一听到斐迪南大公,就像胸口挨了一枪,突然目瞪口呆。德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空空荡荡的大厅内顿时鸦雀无声,冷场了好久。
    在欧洲,甚至在德国,威廉二世都很不受人待见。只有斐迪南大公,是自己唯一能说得上话的好朋友,现在这个朋友死了,这让威廉二世感到无穷的孤独。
    其实,德国不也是这样吗?全世界都是她的敌人,唯一能指望做朋友的,也只有奥匈了,要是再失去这个朋友,德国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
    眼看会晤就快结束,冲动之下的德皇终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告诉特使,自己本来应该首先听取贝特曼首相的意见,可是现在,自己一点儿也不用怀疑,首相肯定会赞同自己的意见。那就是,针对塞尔维亚的惩罚行动应该马上进行,不能拖延。至于俄国,它目前还没有对战争做好准备,动武之前肯定会三思而行。
    万一不幸俄国与奥匈发生战争,德国将站在维也纳一边。
    威廉二世的这一番表态,顿时就让贝特曼首相成了摆设。
    德皇冲动地说罢,立即又授权奥匈帝国大使,把自己的意见发给维也纳,作为对约瑟夫皇帝的正式答复。
    波兹坦宫里空空荡荡,一个大臣都没有。德皇一个人代表德国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承诺,这个承诺不仅将一个蒸蒸日上的大国国运,与一个正在分崩离析的古老帝国绑在了一起,也将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送走奥匈客人,威廉二世这才想起来,好像自己忘了什么流程。这事还要分别召集手下进宫讨论讨论。
    不巧的是,此时正值7月旅游旺季,大部分内阁成员们都在外地旅游渡假。贝特曼首相还在赶来柏林的路上,外交大臣雅阁正在瑞士度蜜月,参谋总长小毛奇、海军大臣提尔皮斯都在外地渡假,只能派代表参加。
    因此,这样的讨论很要命。一个事关几千万人性命的决定,竟然没有首相,没有外交大臣,没有总参谋长,没有海军大臣!皇帝的自以为是,酿成了多大的一场悲剧!
    讨论进行得干脆明瞭。这些首相外相的代表、总参谋长的代表、海军大臣的代表,本来就不具备与皇帝讨论、争执的资格与勇气。大家知道皇帝已经下定了决心,现在招自己来讨论,无非就是走走过场,来个锦上添花而已。
    于是众人议论纷纷,献计献策,说俄国尽管一向来在巴尔干蠢蠢欲动,可是这次情况不同,奥匈占有了舆论制高点,它是个受害者,就有报复的权利,奥匈是正义的。沙皇不会为了一个恐怖主义遍地的国家,而冒险与德奥开战。退一步思考,即使沙俄真的有心搅局,也会因为自己行动迟缓,国内又有一大堆矛盾,“心有余而力不足”,暂时也不会有太大的动作。
    结论出来了,那就是: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出手,将会是(只能是)又一场巴尔干战争!
    倾听着手下的热烈言词,威廉二世兴至极高,对当前形势做出了总结。他认为因了斐迪南大公被剌事件,哪怕是发生了战争,也属于可控范围,能够尽量的地区化,不闯大乱子。
    皇帝要他们那些正在渡假的上司放心,不用急着赶回柏林。
    于是大家又对皇帝的英明预见表达了拥护之情。
    对于与德皇的这次会谈,德国海军上将冯 卡佩勒有着这样的记录:“皇帝不相信会爆发一场大战。沙皇不会把自己跟暗杀者联系在一起。此外,俄国和法国都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皇帝没有提到英国。”(注 丘吉尔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4 P53)
    战争大臣法金汉是众多大臣里难得地留在柏林的人,他也被德皇招到波兹坦宫。德皇将奥匈的信和备忘录读给他听,问他有什么意见。法金汉大致得出的印象是,奥匈别看嘴上说得气冲斗牛,一个劲儿地说要采取行动来制止塞尔维亚的阴谋,可是并没有明说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因此,法金汉不认为奥匈说的那些话是认真的,维也纳似乎并没有下定决心。
    不过,法金汉还是觉得不太放心。他问威廉二世,德国是不是应该做好军事上的应对措施,以防备万一时态突然恶化,列强插手时德国措手不及呢?
    威廉二世简单地回复他三个字:不需要。

    德皇答复了奥匈特使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6日,贝特曼首相匆匆赶回了柏林。由于外交大臣还在外地渡假,代表外交部的是外交次官齐默曼。威廉二世立即宣召贝特曼和齐默曼,他们一起再次约见了奥匈特使和奥匈驻德国大使,正式表明了德国的立场。
    贝特曼首相对于皇帝的主张没有提出丝毫的修正。那么,贝特曼首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德意志帝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出身于银行世家,读书时学习法律,跟德皇威廉二世是读书时就认识的老朋友。他是个标准的公务员,身材高大,循规蹈矩,人送外号“蚯蚓”。
    就这一个外号,我们就可以想见他和“铁血宰相”俾斯麦不会是一路人。
    贝特曼是个和平主义者,在巴尔干战争的时候,为了躲避奥匈的开战请求,他干脆躲了起来。
    此时的贝特曼首相,正处于一种不受人待见的尴尬境地之中,这尴尬境地,来源于皇帝和首相的权利之争。
    此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立法权归于帝国议会和联邦议会,其中帝国议会由普选产生,除了批准预算、偶尔修改一下法规草案,实际的权力比较小。联邦议会则由帝国境内各邦国委派的代表组成,掌握着大部分权力。
    还在俾斯麦做宰相的时候,他经过与邦国代表们的讨价还价,为帝国设立了有利于普鲁士王国的宪法。普鲁士有着帝国境内占多数的土地和人口,因此它可以通过票数控制联邦议会,进而控制整个帝国。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宪法是强势的俾斯麦一手创建的,因此在俾斯麦执政的时候,他一直致力于扩大帝国首相的权力,帝国皇帝被架空了,成了一个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按照帝国宪法,皇帝的所有命令,只有首相副署了才能生效,以确保德意志不会变成一个专制帝国。可是这样一来,俾斯麦就变成了太上皇,只要皇帝的意见不符合他的心意,他就可以不予副署,让它不能通过。
    当然了,这正符合俾斯麦时期的实际情况。当时的皇帝威廉一世,早就将俾斯麦当成了德国的救星,对他自然是万分信任。有俾斯麦在议会独当一面,皇帝乐得万事不管,一切只听首相的。有一次俾斯麦威胁说要辞职,皇帝还吓得哭了。

    威廉二世登基之后,一切都变了。他对这种二元政体非常不满。他赶走了俾斯麦以后,一直致力于缩小首相的权力,想把首相变成皇帝的幕僚。由此,皇帝就跟首相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皇帝跟首相矛盾最典型的是每日电讯门事件。
    英王即位后分别在1904年和1907年签订了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为了打破英法俄包围圈,德皇在07年11月访问英国,没有任何效果。这让他非常失落。回国前他来到一座英国海边城堡渡假,与城堡主人相处甚欢。这城堡主人乃是一名英军上校,名字叫沃特利。沃特利想让一位记者朋友采访德皇,德皇拒绝了。然后德皇觉得有必要解释自己为什么拒绝采访,就找了几次机会,向沃特利一五一十地表述了他对英国的不满。
    威廉说,你们这些英国人,真是疯了。你们就像3月份的(发情)野兔,竟然与法俄签订协议。法俄在布尔战争期间都建议我一起干涉你们,但是我拒绝了,我还好心把这事通报给你们。德国人尤其是中下层人民都不喜欢英国人,只有我在竭力维护你们的利益。我发展舰队也不是为了对付你们,而是为了在太平洋上对付“黄祸”。
    “黄祸”此处指日本。
    因为是私人会谈,威廉的谈话里粗话连篇,完全登不了大雅之堂,只是一个郁闷之极的人对一个朋友的牢骚和倾诉。不过沃特利将它们全部记录了下来。
    威廉在英国的疗养逾期好久,12月10日才返回柏林。为了对沃特利表示感谢,他邀请沃特利参加在1908年9月举办的一次军事演习。沃特利后来欣然前往。
    威廉在和沃特利聊天时突然想到自己曾拒绝采访,于是关照说可以将自己的见解发表在英国媒体,然后复述了一遍自己和英国的爱恨情仇。沃特利真诚地希望英德两家和好,于是他找来《每日电讯报》,以采访的形式将德皇讲话完整复述下来,交给德皇审核。
    德皇想到首相的审核权,就将草稿交给了首相比洛的侄儿,要他交给比洛首相审核修改。他此前对德国外交部非常不满,刚严辞斥责过外交部,因此叮嘱比洛,说这份草稿要比洛亲自审核修改,千万不要让外交部审核。
    比洛此时正在乡村渡假,他懒得多费脑筋,就不顾皇帝的嘱托,将草稿转交给了外交大臣。谁知外交大臣刚好也在渡假,又将草稿转给外交次官。
    此时外交部刚被德皇痛骂过,外交次官刚就职没多久,心里觉得没底,就把草稿又转给了一名外交部的政治顾问。
    一个过于强势的领导,必然会造成一帮只知道推卸责任的手下。
    就这样,这份事关英德关系的重大记录,兜兜转转到了一位无权无势的顾问手里。顾问看到皇帝的手稿大吃一惊,不过此刻他心里也在七上八下,因此不敢修改皇帝的谈话内容。他将自己的任务理解成为只能修改显而易见的事实错误,不能修改陛下对大局的意见。
    这个理解也很自然。在顾问看来,外交路线、政治框架那些国家大事,当然轮不到自己一个小小的顾问做出判断,一切都有外交大臣和首相顶着。
    顾问将草稿中的历史错误做了修改,然后一级一级传了上去。首相比洛收到后没做任何修改,就漫不经心地将采访记录给了《每日电讯报》。
    《每日电讯报》将文章一发表,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威廉二世的本意,是想跟英国人解释一番,可是不知道是英国人有意搅事,还是威廉二世本来就辞不达意,总之是这文章效果很不好,同时把英国、法国,俄国和日本人统通得罪了一遍。
    这就是1908年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每日电讯门事件。尤其严重的是,这个每日电讯门事件,不仅惹恼了友邦,更是在帝国内部引发了一场汹涌的声讨。
    吊诡的是,正当威廉二世因事件而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时候,首相比洛却劝说皇帝出去旅游,然后在议会发表声明。
    比洛首相解释了一番皇帝的讲话,又指出讲话中的不足之处。然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比洛说,自己并没有看到过这份用词不当的皇帝谈话,如果看到的话,他本来是可以立即阻止它发表的。可是不管怎么说,现在事情发生了,也算是自己的失职。
    比洛说本来打算辞职,可是现在时局艰难,继续为国家和皇帝服务是自己的责任。他保证皇帝以后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皇帝再也不会满嘴跑火车了。否则哪怕自己辞职了,他的继任者也很难承担这一历史重任。
    首相的声明表面上似乎在承担责任,但明眼人一看就品出了火上加油的滋味。对此,帝国议会十分恼怒,召开紧急会议,对威廉二世做出指控,指责他绕开首相胡言乱语,违反了立宪原则。
    就这么一件事,差点让威廉二世退位。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觉得奇怪。帝国议会又不是曹丕,怎敢如此大逆不道,逼一个皇帝退位呢?
    那是因为我们眼里的皇帝,跟西方的皇帝有很大的不同。在古罗马帝国时代,皇帝最初是人们选出来的,皇帝这个概念,更多是来自人们真心诚意的拥戴,来自道义上的权威。哪怕后来的皇帝将皇位变成了世袭,可是从法理上说,皇帝也有被议会赶下台的可能。
    再说每日电讯门事件。可悲的是,后来承担后果的到底不是皇帝威廉二世,承担后果的是首相比洛。他被迫宣布辞职,而他的辞职暂时缓解了帝权与相权的矛盾。不过请注意,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暂时二字而已。
    皇帝和首相的矛盾,从此变得更加深刻更加复杂。
    在比洛的推荐下,银行世家出身的贝特曼出任首相。比起比洛来,贝特曼首相更加不够强势,因此贝特曼被人称为软体动物“蚯蚓”。可悲的是,威廉二世对首相仍然不满意,认为他对任何事情都要指手画脚。他曾经这样评价贝特曼:“他总是给我上课,假装什么都知道。”(注 一战秘史 梅尔 著 P33)
    其实,威廉二世的评价并不公道。在这场皇帝和首相之间的权利的游戏中,皇帝是进攻的一方。在威廉二世的强势下,德国的首相从俾斯麦到比洛再到贝特曼,权力是越来越弱,越来越变成了聋子的耳朵,只有听课的份。

    再说回波兹坦宫。此时,贝特曼因为自己的妻子刚过世,还沉浸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当他赶回柏林,看到了自己不愿看到的既成事实。在昨天跟奥地利人的会面以及后来的御前会议上,皇帝两次越过自己表达了态度。
    此时首相如果表示反对,就变成了公然与皇帝作对,看来唯一能做的,只能是随波逐流。
    无奈之下,贝特曼只好认了命。他以首相的身份告诉奥地利人,奥地利“可以肯定地指望德国作为一个盟友和友邦做它的后盾。”
    首相的附和让威廉二世很受用。不过他知道,作为老大帝国的奥匈,做起任何事情来都要慢半拍。因此,在会见即将结束的时候,他除了表示德国的支持,再次强调,奥地利如果想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就应该尽快行动。因为此时刺杀事件刚过去,国际舆论还在同情奥匈,奥匈如果尽快采取报复行动,人们还会理解认可的。
    另外俄国还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正好可以抓紧时间速战速决。否则,一旦庞大的俄国熊反应过来,一切可都晚了!
    德皇乐观地预测,哪怕奥匈对塞尔维亚开战,战争也将很快结束。“一切都会在一周内结束。俄国毫无准备,沙皇不会参战。法国没有重型火炮。”
    奥匈特使连声诺诺。有了德国如此明确的保证,无疑等于拿到了通往胜利的通行证。他朝着德皇神态威严地鞠了一个躬,欢天喜地告辞。
    皇帝和首相送走客人,又遇到一个难题。此时德皇还正处在休假期,可是既然已经对奥匈做出了承诺,那么自己也离战争更近了一步,皇帝这时候离开首都似乎不太好。德皇打算中止旅行,贝特曼劝阻了他,首相说他的旅行已经世人皆知,如果突然中断,那些害怕德国的国家恐怕会更加害怕,进而恶化局势。因此,陛下应该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外出旅行,这样才能缓和局势。
    所以古人说,大国不可小觑。大国花花肠子多,“示形”是大国常用的手法呢!
    德皇拿不定主意,又去问参谋总长小毛奇。小毛奇也赞同贝特曼首相的意见,说目前局势尚未恶化,陛下应该继续出去避暑。
    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赫尔穆斯?冯?毛奇,人称小毛奇。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叔叔,那就是普法战争时的德军领导老毛奇。小毛奇出身高贵,身材高大魁梧,可怪的是他整天苦着张脸,沉默寡言。1906年,威廉二世想让他接参谋总长施利芬的班,小毛奇一开始并没有感激涕零,反而想逃避。小毛奇说自己一向来胆小谨慎,恐怕不是干大事的料。
    可是皇帝很看重小毛奇的家族声望,想用“毛奇”这个姓氏吓唬一下法国人,坚持要毛奇担当这个重任。
    于是小毛奇提条件说,陛下要我担任参谋总长,那您必须承诺以后不再对军队指手画脚,您只要安安心心做个名义领导就行了。否则我不答应做这个参谋总长。
    小毛奇胆敢对皇帝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大逆不道。要知道威廉二世的最大爱好,正是对任何事情都要指手画脚,以显示皇帝的无所不能。
    不过威廉二世还是违心接受了小毛奇的这个条件。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小毛奇曾经做过自己的皇家侍从,正是自己信得过的人。在欧洲的贵族圈,“侍从”可不是我们所以为的普通奴才。侍从往往相当于副手、养子、潜在的继承人。哪怕在扑克牌里,他也只比皇后低一个等级。
    小毛奇的独特个性让皇帝印象深刻,于是他把小毛奇称作“小凯撒”。
    这要是在中国,一个大臣要是被皇帝叫做“小秦皇汉武”,肯定只有夷灭九族的份。所幸小毛奇遇到的不是中国皇帝。威廉二世把小毛奇称作凯撒,只是为了表示亲近而给他的昵称。
    没想到的是,以后这个凯撒真的发威,让皇帝的美好意愿成了泡影。更没想到的是,到了战争后期,又一帮军中凯撒架空了自己,让自己成了汉献帝。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

    再说威廉二世。他问完小毛奇,又征询了好几个人。犹豫了好大一番之后,皇帝总算下定了决心。他想,既然已经给奥匈吃了一颗定心丸,近期应该不太会有麻烦。因为作了好多次暗杀受害者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估计不太会支持恐怖分子。退一步说,哪怕沙皇真心想干涉,但沙俄这个庞然大物也太笨拙,预热起来都要好多天。如果奥地利行动够快,俄国估计也会跟前几次一样,只有眼巴巴看着目瞪口呆的份。
    就这样,德皇一边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前景忧心忡忡,一边又继续出发旅游去了。
    20世纪初叶的欧洲,正是电报事业飞速发展的时段。可是,海上通信需要在陆地上广设基站,这样才能让海上的船舶能接收到信号。在陆上的基站没有能完全覆盖海洋之前,海上通讯应该说仍然非常的滞后、不便。
    因此可以说,此时的德皇,根本没有像有的教科书里说的那样,执意想要策动一场世界大战。他只想让奥匈乘着俄罗斯不愿意或者来不及干预,尽快惩罚塞尔维亚。至于怎么惩罚,那是奥匈自己的事情,德国没必要干涉。
    德国只要口头上表态支持就能做个顺水人情,而用不着冒战争扩大的风险,这当然是个赚钱的买卖。德皇压根没想到后来会引发大战,否则他就不会明知有大战的风险而出去做海上旅游了。
    威廉二世没想到的是,这两个星期的海上旅游,让他自己彻底失去了对于时局的掌控。等他察觉情况不妙急忙赶回德国,很多关键的事情都已经为时太晚了。
    尤其让他没能想到的是,就在他犹豫着出去旅游的时候,他认为不会有激烈反映的俄罗斯,却早就在背后磨刀霍霍。早在1911年,沙皇就宣称:“毫无疑问,再过五六年,我们将面临一场战争。”
    1914年春天,当沙皇的典礼官问沙皇,应该怎么安排春夏的旅游活动时,尼古拉二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今年我要留在国内。因为我们要打仗了!”
    第19章 鬼胎暗结

    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历史学者对于德俄两个老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为什么会对同一事件做出差距如此之大的判断,一直争论不休。但是,对于德国崛起中的操之过切和威廉二世在一旦崛起之后的盲目自大、自以为是,争论各方却几乎少有异词。当然,如何把这些争论上升到理论层面,是一个很枯燥的哲学命题,也不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初衷。笔者之所以选择这桩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的人类大浩劫,是因为这场浩劫留给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实在太深刻,太具有现实意义了。
    还是把目光转回到柏林和维也纳吧。
    前文已经述及,1914年7月6日,贝特曼首相在接受皇帝召见后,立即给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发了一个电报。现在我们还得接着把电报的事说说透。
    电报的全文是这样的:“就塞尔维亚而言,皇帝陛下当然不能干预奥匈与该国的争执,因为那不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不过,佛朗兹 约瑟夫皇帝可以放心,皇帝陛下将忠诚地站在奥匈一边,正如他的同盟和他的长久友谊所要求的义务那样。”(注,详见《世界现代史资料汇编》 上辑 011 )
    这个电报虽然也充满了外交风味,但承诺在奥匈与塞尔维亚的冲突中站在奥匈一边,却是明白无误,不会有一点点的岐义。
    促使德国承诺支持奥匈的,说透了是基于两个判断:第一,俄国厌恶恐怖主义,不会干涉;第二,哪怕俄国有心干涉,如果奥匈行动够快,俄国也来不及做出反应。
    换句话说吧,德国支持奥匈的初衷,只是想把塞尔维亚问题“地区化”,并没有想到要跟俄国翻脸。
    有人认为,这样的判断很可能与德皇威廉二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私交有关。是不是这样难以求证,但两个皇帝很早就认识,而且彼此影响还不错却也人所共知。曲里拐弯的掰扯起来,两个人还真的有点血缘关系。
    当然,血缘碰到政治(利益),那是肯定头破血流。这样的例子太多。
    仅仅因为德皇讲了这句“别怕,我支持你!”,就轻而易举地让德国被奥匈捆上了战车。而一桩本来不该发生的偶然事件,也将一颗小火苗变成了一场大火,将美丽富饶的欧洲烧成了一地的灰烬。
    丘吉尔把它称作“一张空头支票”。奥匈得到这张空白支票,可以在任何时候,填写任意的金额,而不用担心德国反对。
    还要讲一句的是,在“皇帝陛下将站在奥匈一边”这句前面,草稿上本来还写着“在一切情形下”这样几个字,精明的贝特曼审视了一番草稿之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删掉了。(注,详见《世界现代史资料汇编》 上辑 011 )
    现在,我们又不得不讲讲一个很值得反思的现象了。那是关于德国的。德国虽然自身很厉害,可是大概因为它地处四战之地、政治上又很孤立的缘故吧,(或者可能干脆就是为了凑个人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找的做为同盟者的小兄弟都不咋地。这些小伙伴要么是正在走下坡路的国家,要么就是些只会帮倒忙的非主流。
    本来对于这些不着边际的小伙伴,最好的相处方法就是敬而远之。可是德国却总是出人意料,总是将这些受气包似的弱小伙伴,当成灵魂伴侣一般,关爱有加,矢志不渝。这样的小伙伴在二战的时候是意大利,在一战的时候就是奥匈帝国。
    勿容置疑,奥匈帝国曾经是普鲁士的带头大哥。可是时过境造,现在的奥匈,早已经日薄西山,是个不堪扶持的家伙。它的军队是一盘散沙,因为兵士中的民族众多,指挥官和士兵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语言,战斗力很差,一战中成了德军的累赘。二战中的意大利也如出一辙,墨索里尼几十万军队,连个游击队也对付不了,就是墨索里尼本人的安全,也得指望从德国调来的卫队。
    当然了,这些还都是后话,现在战争还没有打响,奥匈帝国看起来块头还很大,当然还是个值得拉拢的伙伴。
    康拉德立刻觐见奥皇,报告来自德国的喜讯。老皇帝用怀疑的目光瞪着康拉德,问:“你对德国有把握吗?”
    康拉德回复了德国的空头支票,皇帝一时哑然,过了半天,他喃喃地说:“现在我们不能回头了。将要有一场可怕的战争。”
    再说维也纳。贝希托尔德获得了德国的承诺,顿时信心满满,在7月7日召开了帝国大臣会议。此时暗杀事件已经过去了九天。
    参会的人除了康拉德、贝希托尔德、蒂萨之外,还有奥地利首相史哥特,联合财政大臣别林斯基,战争大臣克罗巴廷将军。这几个帝国最有权势的老人,将在会议上讨论对塞尔维亚问题的解决方案。
    贝希托尔德首先讲话。他说:“与德国的商谈产生了非常满意的效果。威廉皇帝和贝特曼首相都做出保证,一旦我们和塞尔维亚发生军事冲突,德国就给予无条件的支持……”
    如果对照德皇和贝特曼的表态,可以发现这个“无条件的支持”,已经是借题发挥,略微超出了德国的本意。外交大臣继续说:“他(德国)十分清楚,与塞尔维亚作战,俄国可能也会参与进来。”
    当然了,俄国的态度需要考虑。可是,此前在1909年和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奥地利都曾对塞尔维亚进行过军事动员,而俄国没有相应动员,最后退缩了。现在,有了德国的保证,奥地利的腰杆更硬了,不再惧怕俄国的恐吓。
    外交大臣接着又说:“俄国的政策,就是想把巴尔干国家联合起来,以对抗奥匈帝国。奥国必须考虑到,面对这样一种政策,奥国将来的处境只会越来越坏。奥国如果目前只是消极隐忍的话,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就会认为奥国日益衰弱,因而增加两个邻邦的气焰。 总之,奥国必须走在敌人前面,通过与塞尔维亚的最后清算,根除它们那种日益嚣张的运动,否则将来就不可能消除。 ”(注,详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下册 191)
    贝希托尔德刚说完,康拉德站起身,慷慨激昂地开始了演说。将军说:帝国面临着两种出路,要么各民族一心对外,要么帝国分崩离析,各民族分裂成很多小国家。现在由于塞尔维亚的罪恶活动,这种矛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我们不能拖延。我们再也不能泰然接受敌人的侮辱和挑衅,被打了耳光还要送上另一面让人打。
    这次不是与自称“可怜的小塞尔维亚”进行的骑士决斗,也不是因为暗杀而采取的报复。这涉及到一个古老帝国的荣誉!
    君主国必须勇敢地拔出宝剑,对准塞尔维亚!
    康拉德说得自己都被感动了。这个曾经光芒万丈的古老帝国,议员们在帝国议会里互相扔鞋子,以分裂帝国为乐。无休无止的争吵,不作为,尸位素餐,将帝国推向了万丈深渊。
    康拉德说完愤愤坐下,虎视眈眈地逼视着会场上的其他人。这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个个世受皇恩,全都是金字塔顶端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今天做出的选择,将决定这个古老帝国的命运!
    首先表态的是帝国财政大臣别林斯基。
    财政大臣面临着两难选择。他是个斯拉夫人,兼任着波黑的最高行政长官。此人生性温和,对塞尔维亚也没有像别人那么切齿痛恨。
    可是要命的是,塞尔维亚当局向奥地利发出的刺杀警告,正是向他发出,而被他忽视的。暗杀发生后,有不少人怀疑他是对皇储的被杀负有间接责任的人,社会舆论对他非常不利。
    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免得自己沦为爱国者眼中的替罪羊,别林斯基不得不表现出非常强硬的立场。他表示自己坚决支持外交大臣和总参谋长,坚决主张对塞尔维亚动武。
    接下来闸明立场的是战争大臣克罗巴廷将军。将军是一位老人。他之所以能够当上战争大臣,是因为当时军中没人愿意担任这个注定要吃力不讨好的职务。克罗巴廷将军看中了大臣丰厚的退休金,才勉强同意担当此任。
    正因为纯属混日子,克罗巴廷将军在任何事情上都是随大流,从来也不愿意提出与多数人不同的意见。
    可惜的是,匈牙利喜欢在任何事情上抬杠,否决他人提出的任何议案,早已得罪了这位战争大臣。克罗巴廷将军深知蒂萨首相的立场,现在眼看着会场中气氛热烈,马上决定改弦易辙,从一位只想安安静静混到退休的老好人,变成一位逢匈必反的好斗将军。
    根据“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这一斗争策略,克罗巴廷表态赞成对塞尔维亚动武。
    接下来是奥地利首相史哥特。当时奥地利的议会早已被解散,处于休会状态,史哥特这位奥地利首相完全就是个光杆司令,因此他的存在感很低,也只能随大流。
    史哥特首相眼看大家都赞成动武,于是也表态赞成。

    原先持和平主张的匈牙利首相蒂萨,顿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是个不愿随波逐流的人,可是眼看现在众口一词,他也觉得有些底气不足,无法反驳外交大臣的塞尔维亚有罪论。首相小心地抛出了自己的建议,说应该给塞尔维亚发出一系列照会,迫使它接受并改正错误。如果塞尔维亚同意了,那么奥匈就取得了一次辉煌的外交胜利,军事行动就没必要了。只有在这些照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而军事行动是这次危机最坏的结果。(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下 P189)
    贝希托尔德对蒂萨的主张给予了强烈的反驳。外交大臣说,过去奥匈与塞尔维亚的纠纷,大多以奥匈的外交胜利结束,可是并没有实质上改善局势,塞尔维亚反而闹得越来越凶,严重威胁到了君主国的国家安全。
    这次塞尔维亚杀害了皇储,那就是对咱公然宣战。君主国要是再想跟强盗讲道理,而不是勇敢应战的话,它继续存在的合法性都将是个大问题。没办法,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连外交大臣都反对使用外交手段了,只能说是历史的不幸。
    克罗巴廷将军立即附和说:“外交胜利对我们毫无意义。谁会在乎外交舞会上的成果?我们会被全欧洲耻笑,我们会变成懦夫的代名词!”
    可是蒂萨首相还在坚持,首相说,虽然德国表示支持奥匈,可是采不采取军事行动,那是奥匈的事,与德国无关。从长远看,奥匈需要时间来孤立塞尔维亚,至于德国,它的出生率比法国高,更需要时间取得对法国的绝对优势。
    因此,首相继续坚持说,现在还是应当采用外交手段解决这场冲突,而且,奥匈对塞尔维亚的照会,不能严厉得让塞尔维亚无法接受。否则将面临欧洲大战的可怕灾难。
    应该承认,蒂萨首相是在重要会议上,第一个公开发出必须警惕发生欧洲大战灾难的政治家。他的反战当然有着为他匈牙利本民族担忧谋画的小九九,但同2000万人的生命相比,这样的小九九又算得了什么?
    蒂萨首相的看法,再次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反对,大家纷纷叫嚷着说:“外交胜利即使狠狠侮辱了塞尔维亚,也毫无价值。必须开出塞尔维亚无法接受的条件,以便通过军事行动解决问题。”(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下 P190)
    蒂萨眼看自己越来越孤立,再不退缩的话就显得胡搅蛮缠了,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蒂萨说,哪怕真的采取军事行动,也不应该以消灭塞尔维亚为目的,塞国的后台老板不会眼睁睁看着它的小弟挨打,而自己作为匈牙利首相,永远也不会同意帝国吞并塞尔维亚的哪怕是一部分领土!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蒂萨虽然在节节抵抗,此时他的表态已经出现了明显松动。可是在别的与会者眼里,此人平时强势惯了,现在面临大是大非的问题,还是那么蛮横无理。
    蒂萨的冥顽不化又一次遭遇了众怒。一系列的历史旧账仿佛电影一样,腾现在人们的眼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蒂萨首相所代表的匈牙利,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的心目中,并不是那么美好。“朝三暮四”是奥地利皇室对于匈牙利统治者最基本的一个评价。1866年,哈布斯堡在普奥战争中失败,匈牙利就乘机进行勒索,逼迫奥地利通过了《奥匈协定》,将奥地利帝国改造成了二元的奥匈帝国。
    匈牙利是个农业国,只承担了二元帝国30%的公共开支,享受的权利却与承担了70%公共开支的其他地区一样多。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引起了其它民族的普遍不满。
    举个例子说罢,巴尔干半岛上的克罗地亚一向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可在《奥匈协定》中,克罗地亚却被划入匈牙利王国,处处遭受匈牙利人的冷眼。这使得克罗地亚人掀起了南斯拉夫运动,主张从奥匈帝国中独立出来,与塞尔维亚王国一同组建南斯拉夫。
    捷克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捷克古称波希米亚,是神圣罗马帝国的7大选帝候之一。匈牙利地位的抬升,让昔日享有7大选帝侯荣耀的捷克,感受到了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对待,也开始心生不满,主张将奥匈帝国变成一个三元帝国,让自己也享受与匈牙利一样的权利。
    治下产生这样的民族矛盾,让谁碰到都会焦头烂额,考验统治者的心胸与智慧。斐迪南大公在世执政的时候,主张给斯拉夫人更大的权力,就像美国那样,建立一个“大奥地利合众国”。大公的度量曾经得到不少人的称赞,但大公这种企图废掉匈牙利特权的主张,自然被匈牙利利用特权否决了,斐迪南大公从此与匈牙利产生了重大分歧。
    于是,在帝国内部,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匈牙利一边享受着特权,一边专事抬杠,只要它认为是有利于德意志人和其它民族的议案,哪怕议案并没有损害到自己的特权,它也要予以否决。这些日积月累的陈年旧账,使得帝国的大佬阁员,早就对匈牙利怒气冲冲,认为匈牙利人无非就是为反对而反对的搅局者。因此,会议上看到蒂萨如此强横,新仇旧恨也就一齐涌上了心头。

    因为回复有字数限制,在这里写几点感想,并与上海老教授商榷:
    战争是人世间最残暴、最不人道的人类行动。除了自卫战争,一切战争都是不义的。两千年多年前的孙子,尚且认为“其下攻城”。人世间矛盾无处不在,要解决这些矛盾,除了暴力、战争,人类应该有更好的的方式。
    再说一战。如果因为一战、二战发生了就认为它们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事后诸葛亮,陷入了“存在即合理”的怪圈。既然一战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一战的参战各方又都是有罪的,那么参战各方怎么样才能无罪?难道肉食者的宿命决定了他们面对危机的时候,不得不选择犯罪?难道一个大国要崛起就注定要全世界血流成河,而没有其它更人道的办法?
    面对一战这场人祸,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反思,而不是仅仅只有控诉。反思的目的,是希望这样的人祸不再重演。如果只剩下控诉,全都是别人的错,那么我们就会一厢情愿地认为战争与我们无关,或者战争非常遥远。
    我们只知道控诉而不反思,我们的心中就只会留下仇恨。而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仇恨,正是一战初期这么多老百姓甘做炮灰,争先恐后奔赴战场的原因。
    对比一战时期,现代战争的破坏力早已今非昔比,而人类的道德水准却没有多大进步。如果因为世界格局的改变,再次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我不知道人类的未来在哪里,也可能是没有未来,谁都无法幸免。
    再说威廉二世。他是历史上公认的大嘴,他说的那些话,就像他说过自己的血是“该死的英国血”,如果认为他如此痛恨自己的英国血而要给自己换血,那也是不客观的。他那些危言耸听的说辞,主要是为了对外恫吓,对内唤起民族主义情绪,不幸的是他没有预见到后面出现了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最后终于刹不住车而玩火自焚。
    正如某位名人所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战后胜利者为了推卸责任,威廉二世所有的话都被敌人抓住了把柄,将他塑造成了最大的背锅侠。可是丘吉尔、普恩加莱、尼古拉二世,他们之中谁没有说过类似的好战言语,做出过冒险举动?他们全都是罪魁祸首,如果认为主要是德国将世界拖入一战,我觉得是不恰当的。
    在本人看来,这些好战的大话、危险的恫吓,比起玩火自焚这种无奈的结果,更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正是出于反思而不仅仅是控诉的目的,本文尝试着从各国的立场出发,从它们似是而非的、貌似正确的理由和苦衷里,探讨一场危机为什么会处理不当,变成了一场人类浩劫。几个国家的起起落落,将大家一起了拖入深渊。而渺小如蝼蚁的我们,如果不幸遇到类似的浩劫,很可能不会比一战初期那些兴高采烈的民众,做得更冷静、更成熟。
    大家觉得,蒂萨将如此大好的机会弃之不顾,完全是出于私心。蒂萨之所以反对与塞尔维亚开战,是他考虑到如果战争胜利,会有更多斯拉夫人加入奥匈,从而撼动匈牙利在帝国内部本来就不合理的特权。这种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国家利益的做法,正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行为!
    事关爱国与卖国,话题变得愈加沉重,大家把塞尔维亚放在了一边,纷纷翻起陈年老账,申讨起匈牙利和蒂萨。
    蒂萨看到堂堂内阁大臣会议,竟然变成了自己的批斗会,也生气了。他威胁着说:“我坚决反对任何将塞尔维亚领土并入奥匈的企图。如果真要这么做,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可能会爆发内战!”
    康拉德将军立即站起身,逼视着蒂萨,怒吼着说:“那么,我们的军队在惩罚了塞尔维亚人之后,回来就要修理匈牙利人了!”
    眼看外侮未平却要同室操戈,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不得不出来打圆场。他明白,虽然蒂萨在会议中成了孤家寡人,可是此人代表了匈牙利。在一个二元帝国,其他所有人的意见加起来,也就是跟他旗鼓相当。没有蒂萨的同意,帝国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贝希托尔德说,既然蒂萨首相反对侵吞塞尔维亚的任何领土,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变通一下,把它的领土分一些给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呢?反正这些邻国都在觊觎着周围的领土,认为自己得到的太少了。这样不仅能削弱塞尔维亚,还让它以后有可能朝着文明的方向发展,变成奥匈的卫星国。这样的方案应该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吧?
    贝希托尔德说得自信满满,仿佛塞尔维亚已经成了砧板上的鱼肉,就干等着奥匈帝国去切割。
    大臣们纷纷表示同意,可是蒂萨仍旧表示不同意。
    又僵持了好一会,蒂萨才做出了新的补充。蒂萨说,既然双方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还是请皇帝来定夺吧!他说自己将给皇帝写信,详细阐述自己的意见。但是在皇帝做出决定之前,帝国大臣会议不能向皇帝提出任何议案!
    大臣会议也只能如此,谁让匈牙利是二元帝国的一半呢?
    然而问题又出来了,蒂萨写信需要一天时间,而且皇帝又在深山里疗养,一来二去的也需要时间。在急骤发展的形势面前,谁都知道往往时间就决定了胜负。可是碰到这么一个一根筋的蒂萨,内阁会议又实在无可奈何。它只能眼巴地看着时光流逝,等待蒂萨和皇帝交流的结果。
    第二天,蒂萨果然给皇帝写了信,警告说:“以常理推测,攻击塞尔维亚将导致俄国干预,从而引发世界大战……这会让我们的前景非常不妙。”
    蒂萨接着又说:“如果我们挑起战争,很可能不得不在很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相反,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充分利用外交行动,就会相对改善我们的力量,从而把垮台推迟到以后。”(注 丘吉尔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4 P57)
    蒂萨的这句惊悚的“把垮台推迟到以后”,实在太有先见之明了。后来的局势发展完全印证了他的预测。奥匈在战争中苦苦支撑了四年,最终果然轰然倒坍,分裂成了好多个小国家……
    当然,这又是后话了。我们还得按照时序往下说。
    就在蒂萨苦思冥想给奥皇写这封信的时候,德国眼见奥匈好久没有动静,忍不住了。德国大使又跑外交部催问贝希托尔德,说惩罚塞尔维亚的行动,进展如何了呀?
    贝希托尔德只好为难地告诉大使,尚无结论,因为蒂萨首相不同意!
    德国大使很生气。怎么能因了一个匈牙利首相不同意,就让整个计划泡汤了?他坦诚地告诉外交大臣,如果奥匈失去了这么好的机会,将让德国感到非常失望!
    大使说完,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外交部。

    第11章 难产的最后通谍

    1914年7月10日,多头受气的贝希托尔德,去觐见正在山里疗养的皇帝。他明知蒂萨不同意,可还是起草了一份塞尔维亚无法接受的最后通牒,想去奥皇那里碰碰运气。
    皇帝收到德国的空头支票之后,本来已经觉得不能回头,没办法只能开打了。不料,突然他又收到了蒂萨的信。首相的信又让他郁闷彷徨起来。
    蒂萨的来信又让皇帝犹豫了,开始倾向起蒂萨的意见来。说实在话,作为一个统治帝国半个多世纪的老皇帝,他毕竟有点底气不足,明白这个虚胖帝国的斤两。更何况,皇帝已经是一个84岁的老人了呀!
    他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奥匈帝国继续存在下去,不至于在自己的手上四分五裂。而蒂萨所代表的匈牙利,正是让这个二元帝国得以继续存在的最重要的一环。
    皇帝望了一眼外交大臣,和稀泥地说,你和蒂萨的意见都很好。能否再想想,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折衷的办法,既对塞尔维亚表达坚决的态度,又能以和为贵,让它能够接受呢?
    贝希托尔德见皇帝这么说,只好再次重申自己的意见,说这份最后通牒的精髓,正是要让塞尔维亚无法接受。然后,他就打起了蒂萨的小报告,说蒂萨的抬杠,让自己的工作很难进展下去。
    俗话说的好,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人的犯罪,蒂萨首相企图以绅士态度对待一个不绅士的泼皮无赖,那是行不通的,一点也不利于帝国的重大利益!
    外交大臣阐述自己和各位内阁大臣的原则立场时,皇帝一直没精打采地垂着眼皮,后来更声响好大的打了一个哈欠。贝希托尔德只好怏怏告辞,他知道自己再说下去,皇帝也许就真的要睡着了。
    正在贝希托尔德无可奈何,不知道该怎么说服皇帝和蒂萨的时候,一个天大的机会突然从九天云霄降了下来,粉碎了国内和平派的最后抵抗。
    那是19114年7月10晚上9点,奥匈驻贝尔格莱德公使馆里,突然来了一个神秘人物。此人叫做哈特维希,是俄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公使。
    哈特维希正是巴尔干联盟的倡导者,在奥匈心目中,哈特维希是塞尔维亚的太上皇,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的疯狂举动,一多半是由此人幕后策划的。
    在斐迪南大公遇刺后,世界各地的国王难免感到兔死狐悲,就连仇恨奥匈的塞尔维亚政府,也举行了悼念仪式。各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馆也纷纷降半旗致哀。虽然这样的举动也免不了含有作秀的成份,但台面上应该做的事,到底也是在做了。
    可是,塞尔维亚政府为斐迪南大公设祭的的那一天,哈特维希却借口要去打桥牌,拒绝参加塞尔维亚政府的悼念仪式,他的使馆也没有降半旗。这种说法有多靠谱已经说不清楚了,但奥地利新闻界言之凿凿却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让奥皇痛心疾首的“无后”传说,据说也出自哈特维希之口。因此,无论从那一个层面,哈特维希都是奥匈帝国的“不受欢迎者”。
    然而,这样一个“不受欢迎者”,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来到了奥匈驻塞尔维亚的公使馆!更让人感到意料的是,这位哈特维希公使的偷偷来访,竟然是来表达善意!
    哈特维希首先向吉斯尔做出解释,他说,在贝尔格莱德全城悼念斐迪南大公的时候,俄罗斯使馆其实也是降了半旗的,可是真不幸,那天风太大,旗帜竟然被风卷了起来缩成一团,从外面看上去,似乎是没降半旗。因此,公使说,这绝对是场误会,是奥匈新闻界捕风捉影,忽悠了不明真相的群众。
    至于外界传得沸沸扬扬的桥牌会,哈特维希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公使说,那是很早以前就预订好的,自己作为堂堂公使,实在不能自食其言,只能忍痛不参加悼念仪式,而去参加了桥牌会。不过,哈特维希诅咒发誓说,自己绝对没有说过哈布斯堡要绝后这样的混帐话,那都是唯恐天下不乱者有意发出的谣言!
    哈特维希的解释是否属实,现在已经不可能知道真相了,可是新闻界为了取悦观众,一向来喜欢无中生有,进而恶化局势,却也是司空见惯的事。
    哈特维希说明了一通之后,郑重地向吉斯尔公使说,虽然现在说这些话可能已经为时太晚,但是,对于斐迪南大公的遇刺,我还是要正式向贵国表示沉痛的哀悼!
    听了哈特维希一番解释,吉斯尔公使大喜。公使曾经是一名好战的将军,一直在恐惧塞尔维亚对帝国的危害。可是一旦奥地利真的开始磨刀霍霍,吉斯尔又为可怕的局势发展愁肠百结。军人当然具有好战的本色,但是军人比平常人更加明白,战争要喝血!战争要吃人!
    敌方的幕后大老板突然屈尊前来表达善意,让吉斯尔公使大喜过望。虽然暗杀已经过去了好多天,可是,这样的善意怎么说也不算晚啊!毫无疑问,和平有希望了!
    激动之下,吉斯尔公使拿出一瓶珍藏多年的好酒,连声说要为和平干一杯!
    哈特维希欣然从命。可是两人刚干完一口,意外发生了。刚才还风度翩翩的哈特维希突然脸色苍白,只翻了几个白眼就跌倒在沙发上!
    吉斯尔顿时吓得目瞪口呆。那时候还是1914年,医学还没有如今发达,几分钟后,9点20分,哈特维希就因为心脏病发作施救不及而突然去世。

    一名俄国公使,塞尔维亚的太上皇,突然死在了奥匈帝国的公使馆。消息很快就被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侦悉,顿时间就在欧洲大地上掀起了翻天巨浪!
    塞尔维亚的报纸一向来认为,就新闻而言,宣传就是首要的目的,真实性倒在其次。为了让群众时刻保持旺盛的斗志,任何有关奥匈的负面消息,塞尔维亚的大报小报,总是能够连篇累牍、总是能够加油添醋,将奥匈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
    现在出了这么一桩狗血事件,当然更是不能错过。塞尔维亚大小报纸立刻展开宣传攻势,阴谋论铺天盖地,说奥地利人为了镇压巴尔干人民的解放事业,用红毛药酒毒死了哈特维希。
    还有的报纸更加言之凿凿,说奥匈公使吉斯尔痛恨友邦俄罗斯,特意从欧洲运来一座电椅,电死了哈特维希,让俄罗斯人少一个是一个。
    贝尔格莱德愤怒了。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举行了大规示威模游行。人们包围了奥匈公使馆,齐声怒吼,抗议奥匈的这一桩恐怖罪行。
    可是这还不够。有的报导干脆火上浇油地爆料说,暗杀斐迪南大公的杀手普林西普其实是一位匈牙利伯爵。也就是说,奥匈帝国的皇储,竟然是他们自己人杀的,真正的幕后指使者,很可能正是匈牙利首相蒂萨!

    大家都知道,斐迪南大公个性古板偏执,在维也纳不受人待见。他想触动匈牙利人的特权,他的和平主张招来主战派的不满,他想把参谋总长撤职。因此,从理论上说,匈牙利人和主战派,确实可能有杀害斐迪南的图谋。而且据说躲过查布里诺炸弹的时候,斐迪南大公曾经大吼着说:“赶快把他绞死,否则维也纳会奖励他勋章!”
    当然了,斐迪南大公是不是吼过这句话,要打很大一个问号。但是整个暗杀过程如此地不可思议,简直就像是在开玩笑,这让真相显得更加扑朔迷离。直到暗杀过去几十年之后,欧洲大地上还有阴谋论爱好者在怀疑,杀害斐迪南大公的主谋不止黑手会。是奥匈内部有人故意的不作为,才促成了斐迪南大公被暗杀。
    俄国公使在奥国公使馆猝死,使得奥地利欲哭无泪。本来自己明明是个受害者,世界舆论也偏向于自己这一边,怎么突然之间,自己也成了恐怖主义的嫌犯呢?
    更加欲哭无泪的是蒂萨。在帝国内阁里,他形单影只,触犯了众怒。他说要找到塞尔维亚参与暗杀的证据,结果有刺客招供了;他说怕俄国干涉,结果引来了德国的空头支票;在急躁的盟友德国眼里,他专事抬杠,成了奥匈办事拖拉的替罪羊。
    现在,塞尔维亚的反奥地利情绪越来越重,就连自己所代表的匈牙利,也突然成了杀害斐迪南的嫌犯。
    与此相对应,奥匈帝国境内的反塞尔维亚情绪也越来越严重。大家众口一词,说再不严惩那个巴尔干小霸,君主国就要脸面丢尽,咱们爱国群众,再也不想跟君主国这个胆小弱国为伍!
    大家都知道,斐迪南大公与匈牙利人的矛盾由来已久。作为军队领导,大公曾想增加军队拨款,被匈牙利人否决了;他想在军队里统一语言,用德语操练,匈牙利人反对;他想增加匈牙利境内斯拉夫人的权力,更是触动了匈牙利人的奶酪,现在周围的那些汹汹舆论,突然把蒂萨推上了风口浪尖。
    蒂萨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再也顶不住了。他明白,自己再这么抬杠下去,不仅跟刺杀事件越来越脱不了干系,更可怕的是,在群情激昂的公共舆论里,自己很快就要沦为阴谋家、卖国贼了!

    感谢楼上各位的大力支持和鼓励!
    我们正在经历历史。在历史的大起大落面前,小人物的命运甚至不如一粒尘埃,让人感到深深的和失落。不过,幸亏有了积极向上的声音,世界才不至于泯灭了希望,相信一切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经常看到人们说,网站没落了。某音某手才是正当红的新梅体。可是在那里转了一圈又觉得,一个连文字都没时间仔细阅读的群体,很多人必然太过感性而不会非常理智,而理智正是这个喧嚣嘈杂的、正在历史之中的世界最难能可贵的品质。
    7月12日,贝希托尔德趁热打铁,再次召开了内阁会议。在内阁会议上,外交大臣在通报最近情况之外,又提交了一份帝国驻柏林大使提交的报告。报告里,德国人告诉他说:
    德国确信,俄国对于战争还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绝不要预先肯定,在塞尔维亚和我们交战时,俄国会拿起武器去援助它;即使俄罗斯敢这么做,它在军事上也没有准备妥当……英国目前最不希望战争,根本不肯为塞尔维亚,或者归根到底为俄罗斯火中取栗。(注,详见《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 下 》338页)
    此时的德国,威廉二世正在公海上旅游,贝特曼首相也不在柏林,外交上的当家人物是外交大臣雅阁。
    按照皇上原先的设想,奥匈这次针对塞尔维亚的惩罚行动,既然预测到俄国还没有充分的准备,那么奥匈行动的精髓就是应该够快,在各方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给对手凶狠的一击,这是针对塞尔维亚的特别军事行动。
    谁知雅阁等了好多天,没见奥匈有任何举动。他当然弄不清楚奥匈内部竟然如此曲折,眼看着奥匈办事如此拖拉,就忍不住一再催促。就连年迈的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契尔斯基,对奥地利的拖拉风格也很不耐烦。他将奥地利形容成一个“所有关节都吱吱作响的国家”。
    德国人没有料到,他们的一再催促变成了自己的催命符,正在慢慢地把自己绑上奥匈的战车。
    再说蒂萨首相。眼看自己将成为众矢之的,被逼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让步。他表示同意对塞尔维亚采取强硬态度。
    不过,作为一名以抬杠为业、办事古板的首相,蒂萨认为还是应该继续抬抬杠,以彰显匈牙利的存在。于是他抠起了字眼,说最后通牒这名称太严厉,让人一看就想起了战争,从而让奥匈在世界舆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蒂萨坚持说,奥匈应该事先留有余地,免得一做出行动就让欧洲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在发出最后通牒以前,它应该先发出一份照会,如果塞尔维亚不能迷途知返,再发出最后通牒。
    外交大臣贝当然明白,蒂萨首相实际上是“投降”了,同意对塞尔维亚采取强硬态度,在关键问题上已经达到了与内阁的完全一致。至于首相提出不要用“最后通牒”这种刺眼的抬头,应该属于微枝末节。为了顾全蒂萨的面子,贝希托尔德愉快地答应了蒂萨的要求,把“最后通谍”改成“有时间限制的照会”。
    首相是个讲体面的绅士。虽然在关键问题上他已经做出了让步,但外交大臣在技术层面上听从了自己的意见,也应该算是给了自己一个台阶。这么着一想,首相也就满意地离开了维也纳。
    首相没有想到的是,天性懒散的外交大臣,实在懒得劳心费神地去写多余的照会,懒得再花上宝贵的时间去跟敌人讨价还价。因此,他虽然答应了蒂萨首相重新起草照会的要求,但最终起草出来的照会,名称是改了,内容却依然全是最后通牒。

    1914年7月13日,也就是斐迪南大公遇剌15日之后,调查刺杀事件的奥匈外交法律顾问维斯奈尔,从萨拉热窝给外交大臣发出了正式报告。
    维斯奈尔博士是在7月11日才被派往萨拉热窝进行调查的。要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查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贝希托尔德的本意可能只是让他走走过场,不料想博士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他经过没日没夜的加班,终于在外交大臣的指定日期赶出了报告。
    报告中说:“被告人的陈述毫无疑问表明,被告人在贝尔格莱德就决定要采取这一暴行,这一暴行在准备阶段就得到了塞尔维亚官员的支持。他们还获得了炸弹、手枪和氰化物。毫无疑问普林西普等在塞尔维亚海关的帮助下入境。”
    可是,作为一名最重视呈堂证供的法律界人士,手头上的证据又这么少,维斯奈尔不敢直接下什么结论,只是严谨地说道:“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塞尔维亚政府的部长直接下达了刺杀的命令,或是参加了准备工作,或是提供了武器。”
    维斯奈尔最后说,帝国可以对塞尔维亚提出几点要求,以惩罚暴行,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下 P195)
    从报告上可以看出,对于暗杀事件,维斯奈尔认为,塞尔维亚政府应该是监管不力,但是不能承担主要责任。
    可是维斯奈尔的结论刚做出,就受到了其它势力的干扰。这干扰来自波黑总督波提奥瑞克。
    前文已经述及,斐迪南大公曾经说过,他打算撤下康拉德将军,换上波提奥瑞克。现在大公被刺杀了,波提奥瑞克自然就成了康拉德将军的眼中钉。为了自保,波提奥瑞克只好表现得比康拉德还要激进好战。
    波提奥瑞克时刻关注着调查进展。作为事发地的地头蛇,他一再企图干扰维斯奈尔的调查,希望调查做出塞尔维亚是暗杀主谋的结论。谁知维斯奈尔博士如此不知好歹,提出了如此保守的报告。情急之下,波提奥瑞克赶紧给康拉德写信,说:"塞尔维亚的陆军军官参与了这桩罪行。当然了,陆军不是政府,可是在塞尔维亚这么小的国家,要说政府不知道陆军在干什么,这是不可能的。”
    波提奥瑞克坚决地声称,如果帝国再不采取果断行动,自己就辞职不干。

    球又被踢到了外交大臣。
    贝希托尔德收到维斯奈尔博士的调查报告与波提奥瑞克的来信之后,思索再三,觉得还是波提奥瑞克说的更有道理。塞尔维亚政府一再声称暗杀与自己无关,可是证据显示,它的情报部门有人参与了暗杀。
    当然,此时塞尔维亚情报部门头头“神牛”还没有浮出水面。可是很明显,这事肯定有幕后主使。这就相当于摩萨德暗杀了一名王储,以色列宣称这只是摩萨德青年的瞎胡闹,与以色列无关一样,谁都不会相信。
    此时的贝希托尔德,虽然觉得调查报告支支吾吾,可是既然自己早就有了惩罚塞尔维亚的预设立场,报告自然也只是走走过场,它的结论是啥无关紧要,可是它的内容却是非常重要,它能让自己的这场特别军事行动,存在着更多的理由。
    裁剪黏贴是贝希托尔德的强项,他将调查报告有选择地掐头去尾,巧妙地将民众对刺杀事件的仇恨引向了塞尔维亚政府。报告内容一部分列入了最后通牒的正文,剩下的列入附件。
    7月14日,贝希托尔德将一切准备就绪,就通知蒂萨说调查有了重大进展,要求与蒂萨会面。
    说来也有趣,奥匈帝国的决策层在维也纳,可是蒂萨首相的办公室却远在布达佩斯,因此在贝希托尔德与蒂萨的交锋中,贝希托尔德有主场优势,蒂萨倒像是奉诏而来。
    蒂萨眼巴巴赶到外交部,贝希托尔把维斯奈尔博士的报告、外交人员的报告、波提奥瑞克的决心书、来自柏林的催促电报一起,一股脑儿扔给了蒂萨。
    望着一脸焦虑的首相,他警告说,“如果再拖延,军事手段就没有用了!”“德国人不会理解,我们居然有人忽视这次可以痛击对方的机会。”
    蒂萨看着一大堆材料,心理防线崩溃了。匈牙利虽然爱唱反调,可是现在这事儿很明显,它不仅仅是奥地利的事情,而是整个帝国的事情了,就连盟国也牵涉了进来。他知道德国的份量,也担心再拖下去将使军队人心涣散,使帝国失去惩罚塞尔维亚的机会,更会让自己背上卖国贼的骂名。
    这个让人头疼又无可奈何的首相,现在成了病猫。外交大臣看了非常解气。他干脆理直气壮地告诉蒂萨,自己并没有做什么最后通牒之前的外交照会,因为这样的拖延,不仅纯粹是浪费时间,更是对敌人的纵容。自己手头上开始在做的,只有最后通牒。
    无奈之下,蒂萨彻底投降了。他再次做出让步,同意只发出一次照会,这份照会不仅要措辞强硬等于最后通牒,还要给对方规定最短48小时的答复期限。

    现在,贝希托尔德已攻克了蒂萨这道难关,各位内阁大佬全都站在了主战派一边,接下来直接发通牒就可以了,然后就该是军队的事儿了。可是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外交部拿出最后通牒的草稿,竟然还需要整整5天。
    原来,此时正是休假期。奥地利作为一个老牌欧洲国家,休假概念早已在人们心中雷打不动,任何事情都要为休假让路,等到人们休假回来以后再说。
    军营里空空如也,士兵们都回家种田去了,军官也大多在外出度假。这时候想凑足人手是很困难的。
    更奇怪的是,原先嚷嚷得最凶的军队首脑康拉德,这时候也抛开军队,到外面度假去了。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拖了过去,奥匈军队没有任何动作。
    17日,代理康拉德的助理参谋总长好不容易凑足了人手,终于向贝希托尔德报告了,“我将留驻在此,准备发动攻击。我们准备好了!”
    19日是个礼拜天,按照上帝的旨意,任何人都不能工作,只能做礼拜。贝希托尔德早已等得不耐烦,一接到军队回复,也顾不了做礼拜了,再次召集了内阁会议。
    如此正式的会议,却在贝希托尔德家中召开,说是为了保密。上午十点,偷偷摸摸的各部大臣们全部到达,开始讨论最后通牒的草案。
    在会上,蒂萨再次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自己虽然赞同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并在迫不得已时动武,但是奥匈可不能学习以侵占邻国领土为乐的沙俄。作为一个文明帝国,奥匈应该向世界表明自己的和平意愿。它应该发表一个声明,说这次行动只是为了惩罚塞尔维亚,奥匈不会并吞塞尔维亚的任何领土。
    蒂萨的意见,再次受到各位大佬的一致反对。在他们看来,塞尔维亚作为一个非正义的刁蛮小国,被削弱本来就是天经地义,如果奥匈替天行道却什么也没捞到,那这场特别军事行动还有什么意义,民众怎么会支持这种劳民伤财的亏本买卖?
    经过一整天讨论,蒂萨终于放弃抵抗,和平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大家一致同意,奥匈应向世界宣布,它并没有吞并塞尔维亚领土的意图,但并不排除边境上的小调整,包括为其它国家而削减塞尔维亚的领土,或是奥匈临时占领某块土地。
    这样一来又遇到了难题。因为这样的申明,肯定是要在开战时才能做出,否则最后通牒就变成了欲盖弥彰的把戏。后来奥匈在开战后做了这个申明,可是此时已经太晚,兵慌马乱之中,谁也没功夫再去理会这个声明了。
    奥匈对塞尔维亚的10项最后通牒,主要包括不准发表反奥文章、查封反奥组织、不准在学校开展反奥教育、严惩萨拉热窝事件相关人员、奥匈参与事件调查等等。满脑子可悲的大国自尊,使得最后通牒里充斥着侮辱性的词语,让人一看就会认为这是故意挑衅。
    此时距离斐迪南大公遇刺过去了整整三周,人们已经慢慢将他淡忘了。更要命的是,因为贝希托尔德刻意追求保密,人们并不太清楚塞尔维亚政府对暗杀事件负有多大责任。现在奥匈突然毫无来由地对一个小国政府发出这么一份狂妄的最后通牒,顿时让它从一个苦主变成了一个凶狠霸道的逼债人。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过后评论说,这份最后通牒是“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对他国发出之最可怕的文件”。

    @鲁热上尉 2022-06-29 08:32:54
    现在,贝希托尔德已攻克了蒂萨这道难关,各位内阁大佬全都站在了主战派一边,接下来直接发通牒就可以了,然后就该是军队的事儿了。可是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外交部拿出最后通牒的草稿,竟然还需要整整5天。
    原来,此时正是休假期。奥地利作为一个老牌欧洲国家,休假概念早已在人们心中雷打不动,任何事情都要为休假让路,等到人们休假回来以后再说。
    军营里空空如也,士兵们都回家种田去了,军官也大多在外出度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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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老教授2017 2022-06-29 20:40:59
    关键是德国而不是奥匈,德国一开始就要求奥匈对塞尔维亚采取尽可能强硬的立场,这份最后通牒也是在德国要求和参与下写成的,正如德国人所说的,其中的措辞和内容完全排除了对方接受的可能性。所以问题不在于休假,而在于德国对战争的准备尚未完成,如寄存于英法美各国的黄金尚未收回,军工厂也还没有立刻转入战时生产等等。可见你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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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您所觉得的事实,或者您所认为的历史定论,都是前苏联学者的论调吧?为什么前苏联学者的说法就一定是真理呢?毕竟苏联20多年前就已经崩溃了。
    第11章 各有各的盘算

    现在万事俱备,直接发通牒就可以了。可是这时候又出现了新的状况。天性懒散的贝希托尔德,脑袋一拍又想出一个拖延的理由。他说,现在还不能发,发出时间应该是23日的下午。
    原来,维也纳正在开会的时候,俄国人背后的靠山、法国的总统和总理,正在茫茫大海上奔向俄国,即将在第二天的7月20日抵达。如果他们在访俄期间得知了最后通牒,法俄必然会凑在一起做出应对方案。
    因此,最好的办法是乘法国人离开俄国,在海上沟通不便的时候,奥匈才突然出手,提出最后通牒。那时候俄国人联系不上法国人,必然是六神无主,不敢独自对奥匈做出快速应对。而等到俄国人联系上法国人的时候,大局已定,俄法两国只能干瞪眼。
    可惜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呀,贝希托尔德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他没想到的是,后来俄国人果然联系不上法国人,可是法国驻俄罗斯大使帕雷奥洛格,却是个坚定的好战分子,在和他的总统总理联系不上的时候,正好他可以代表法国擅作主张,怂恿俄国做出冒险举动。
    一直忙到晚上,最后通牒总算大功告成。贝希托尔德叫来邮差,让他们秘密送给驻各国的使节。其中给吉斯尔的密函,命令他在7月23日下午5点递交给帕西奇,其他大使和公使,则命令在7月24日递交,并要他们告知,奥匈已经在23日将通牒递交给了塞尔维亚。有一份控诉塞尔维亚的“文件汇编”,将稍晚在准备妥当后送达。
    奇怪的是,贝希托尔德做得如此滴水不漏,连送达的时间点都考虑到了,唯独却忘了正在疗养的老皇帝。本来,最后通牒事关对外战争,这可是要皇帝批准的。
    其实,皇帝早就知道内阁将在19日开会讨论最后通牒。可是19日一整天过去了,也没有人向他汇报情况。皇帝急了,就在20日发电报给贝希托尔德,问昨天对最后通牒的讨论,到底怎么样了?
    皇帝发问的时候,内阁会议早就在一天前做出了决议,信使们也正带着内阁给驻各国使节的密函,在路上狂奔。可是贝希托尔德却欺骗皇帝说,最后通牒昨天还没写完,现在刚刚完成,自己将先派一名信使,把最后通牒文本立刻送交皇上,然后将在21日亲自觐见。
    要是在以前,欺君可是要砍头的。老牌外交大臣应该非常明白这一点。
    那么,贝希托尔德为什么要冒着欺君的巨大风险,不向皇帝及时汇报这么一桩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呢?历史学界对此曾经有过许多揣测,但比较容易得到认可的揣测认为,很可能是贝希托尔德担心皇帝面临可怕的战争,又开始犹豫起来。所以他尽量拖延让老皇帝知晓的时间。这样,万一皇帝想要干预,各国使领馆早已接到了通牒的文本,或者干脆都已经送给了各个当事国政府,就可以造成骑虎难下的局面。
    这个揣测是不是可靠就不去评判了吧,但皇帝看到最后通牒以后,果然表态说:“俄国不会接受。这等于要打一场大战!”
    皇帝想提出自己的疑虑,可是转念一想,反正明天贝希托尔德要来了,还是当面跟他说比较好。
    于是皇帝又眼巴巴地等了一天。
    21日,皇帝终于等来了贝希托尔德。不知道因为已成了既成事实来不及修补,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皇帝最终听天由命,批准了最后通牒。

    贝希托尔德搞定了皇帝,接下来要应付的,当然是盟友德国。
    原来,为了能够让惩罚行动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以便让列强来不及干预,贝希托尔德决意隐瞒一切,就连对德国也要保密。
    迄今为止,我们的叙事视角,基本上集中在奥匈的宫庭和巴尔干。这会,我们该把目光投向邻近的几个大国了。正如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预测,如果大国不掺合(或者来不及掺合),哈布斯堡与贝尔格莱德之间,充其量也就是一场区域性的战争,一场意在阻止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崛起的特别军事行动。
    当然,这只能是贝希托尔德们的一厢情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几个大国都处在如何如何崛起如何如何称霸的兴头上,“家门口”出了大事,岂有可以不闻不问的道理?
    所以接下来必须要讲几个邻近的大国,讲讲他们如何各怀鬼胎。不过出于叙事的方便,我们把首先要讲的,选定德国吧!
    此时威廉二世和贝特曼都不在柏林,一时群龙无首,外交上的大当家是外交大臣冯?雅阁。
    雅阁是个不太要事情,一心只想混日子的公务员。做了外交官以后,大国间的合纵连横把他累得身心俱疲,由此隐隐约约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似乎有一场大祸即将发生。他在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时不愿意立在危墙之下,竭力想逃脱这个职务,可惜事与愿违,最后还是做了外交大臣。他绝望地说:“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我被任命了。”
    俗话说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自从威廉二世给奥匈开了空头支票以后,雅阁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行着这张支票,表现得比奥匈还要积极。
    这么做也是有理由的。雅阁知道,这个事情时间拖得越久,列强介入的可能性就越大,将问题只限制在地区内解决的可能性就越小,拖延时间正是最大的风险。因此他一再催促奥匈赶紧行动。
    后来眼看奥匈一直没动静,雅阁隐隐地觉得,奥匈很可能在酝酿一个大动作,开始焦虑起来。他明白,德国给了那张空头支票,就是将自己和奥匈这艘古老破旧的巨轮捆绑在了一起。万一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话,德国很可能完全措手不及,进而被旧轮船拉着,沉入深不可测的深渊。
    1914年7月17日,雅阁给驻德国维也纳大使发电报,说奥匈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标?我们心中要有个概念。他急于想知道,奥匈打算在这张空白支票上填写多大的金额,
    前文述及,此时的奥匈已经决心动武,可是,贝希托尔德担心德国要是介入,会干扰自己惩罚塞尔维亚的步骤,让自己缩手缩脚。于是对于德国大使的频频询问,奥匈外交部一律装聋作哑。
    随着德国的频频催问,雅阁就像挤牙膏似的,慢慢知道了奥匈的意图,可是他所了解的也只是大致上的纲要。正因为维也纳的回复总是语焉不详,雅阁才在20日继续催问,说:“为了布置舆论,事先知道真相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仅要知道照会的内容,而且要知道公布的日期和时刻。电复。”
    贝希托尔德收到电报时,在他家里召开的内阁会议已经结束,内阁已取得了一致意见。可是贝希托尔德仍旧打定主意,对雅阁的询问不予理睬。
    眼见维也纳不吭声,雅图更急了。他找到维也纳大使,再次向大使重申立场,说奥匈不用担心,德国当然会全力支持奥匈。不过正因为这样,德国必须要知道,奥地利到底打算怎样惩罚塞尔维亚,它要把德国引向哪里?
    大使此时也一脸迷茫。他刚收到最后通牒的文本,按照原计划,要到24日才把最后通牒的文本送交德国,而那时候已经是给塞尔维亚发通牒的第二天了。
    贝希托尔德这种坑队友的态度,连奥匈自己驻德国的大使都看不下去了,他觉得这样欺瞒自己的队友加靠山,实在没办法给出交代。
    回到官邸,大使立即给维也纳发去电报,转达德国外交大臣雅阁的意见,然后迫切地要求说,“我认为绝对有必要,在通知别国之前,以最机密的方式马上通知德国。”
    这个电报,贝希托尔德22日下午收到了。获知德国承诺要全力支持而不会阻挠自己,外交大臣心里有底了。他终于同意将最后通牒文本交给雅阁过目。
    在晚上,雅阁总算等来了大使。他通读了一遍最后通牒,觉得非常吃惊。他对奥匈大使说,这份通牒实在是太严厉过分了!他埋怨说为啥这么晚才看到这份通牒,以至于自己差点来不及表达意见。
    没料到奥匈大使说:外交大臣阁下,您说的没错。现在想表达您的意见,确实已经太晚了。最后通牒已经在贝尔格莱德,明天就该送到帕西奇手上了!
    德国另外一个重要人物贝特曼看到最后通牒的时间,比外交大臣还要晚。贝特曼同样觉得,奥匈的通牒太严厉了,塞尔维亚无法全盘接受。
    让人悲哀的是,虽然贝特曼和雅阁都发出了抱怨,都认为奥匈的最后通牒太过严厉,可是自己前面早就开了空头支票,现在眼看它立刻就要成为既成现实,做什么补救措施都来不及了,也就只好顺其自然,任由奥匈一味蛮干下去,而没有进行强有力的干涉。
    这实际上就是纵容。他们将尝到这种纵容必将产生的苦果。

    英国获知最后通谍有点黑色幽默。而创造了这幽默桥段的,恰恰就是那个严谨老道自以为是的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
    保密工作做得天衣无缝让外交大臣感到很受用。你看,一向来对奥匈指手画脚的德国,也被奥匈蒙在鼓里!从今往后,德国又将回到奥匈小弟弟的位置上去,只能乖乖地跟着奥匈的指挥棒转。这样一场巨大的外交胜利,该使人产生多么巨大的成就感!
    得意洋洋之余,贝希托尔德给朋友打了一个电话,情不自禁就将事情泄露给了朋友。
    他没有料到这位朋友跟英国人有一腿,一挂断电话,就向英国外交部透露了这个重大的事件。
    于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人物浮出了水面,他就是英国外交大臣格雷。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是个出身高贵的辉格党人,为人处世散漫,喜欢夸夸奇谈,做事华而不实。他在读书的时候因为太喜欢板球,连凑学位的学分都差点不够,差点因为懒惰而被赶出学校。后来格雷不得不换了专业,这才勉强混了一张文凭。
    格雷从事外交工作以后,最喜欢的活动也不是他的外交工作,而是——钓鱼。另外他还喜欢玩鸟、观赏鸭子。
    这么一位公子哥儿,如果让他像达尔文那样去研究大自然,说不定还能有所成就,或者,至少也不会惹出什么大坏事。可惜历史不容假设,英布战争时,格雷坚决站在了主战派一边而被人看中,后来担任了英国外交大臣。
    让人惊讶的是,官居外交大臣的格雷,竟然不懂半门外语。
    巧的是,当时的法国驻英大使康邦,也是不懂半门外语。在康邦看来,不说外语充分表明了法兰西的文化自信,何况法语是世界上最标准、最通用的外交语言,因此自己这个驻外大使,没必要学习任何外语。每当有外事活动的时候,他就让自己高高在上地装着凡尔赛,让翻译围着自己转。
    可以说,在世界正处于毁灭边缘的时候,这些个维系着和平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却个个是毫无担当的纨绔子弟。这样对一切都漫不经心的冷漠的人,却掌握了几千万人的生杀大权,只能说是历史的不幸。
    现在,线人的报告让格雷摸到了奥匈的底牌。一番思虑之后,他就打定了主意准备钓鱼。他约见奥匈大使,询问奥匈对暗杀问题的进展。
    大使早就收到了通知,就忽悠格雷说,目前还在调查,不过请相信,奥匈是爱好和平的,届时一定会提出皆大欢喜的方案。
    格雷说了番客气话。他装成什么也不知道,这样以后在真相大白的时候,就能装出一副大惊的样子,为英国赢得优势。
    奥匈大使还真为自己的表演沾沾自喜。他立即给维也纳汇报说:“他(格雷)一如既往地冷静客观,出于友好,对我们不无同情之意。”

    第12章 轮到宪兵出场了

    有关俄国在巴尔干危机中的表现,我们的叙述到现在为止还一直隐隐绰绰。俄国是“欧洲宪兵”,是欧洲旧秩序坚定的维护者,这样的隐隐绰绰,显然不会是真正的存在。不过不要着急,欧洲宪兵马上就要登场了。
    其实,就在贝希托尔德为最后通谍保密严实而自以为得计的时候,欧洲外交界私下里已经把这个通谍传播得沸沸扬扬。小道消息有鼻子有眼,很快就翻山越岺传到了彼得堡。
    最先接触这个机密的是俄罗斯外交大臣谢尔盖?萨索诺夫。
    7月18日,外交大臣谢尔盖?萨索诺夫,在经过了几天的渡假之后返回外交部,为迎接即将来访的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做准备。
    前面说过,奥匈和德国一再对塞尔维亚着急上火,恨不得马上动手惩罚,可是还没动手,却又对塞尔维亚背后一个巨大的影子深感不安。那个巨大的影子,就是俄罗斯和它组织的巴尔干同盟,这个萨索诺夫,正是巴尔干同盟的资助者和倡导者。
    一听到萨索诺夫这个名字,奥匈和奥斯曼土耳其想必就很头疼。当然了,对此人头疼的还有晚清政府和袁世凯。正是这个萨索诺夫,打着“支持蒙古人民自治”的旗号,胁迫袁世凯答应外蒙自治,并最终引发了段褀瑞派徐树铮率领一个师北洋兵平定了蒙古的叛乱。后来外蒙在二战后被独立。当然了这是后话,带上一句也就是了。
    总之萨索诺夫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角色。
    萨索诺夫出生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俄罗斯家庭,中等身材,长着不算太密的络腮胡子,一张圆圆的大众脸,目光祥和,丝毫看不出惊人之处。他在伦敦和梵蒂冈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一直干到了46岁,仍旧默默无闻。
    在贵族豪门遍地的俄罗斯,萨索诺夫这样的普通公务员,只能算是草根。本来,他的必然归宿应该是安安静静地扎根基层,在主任科员的位置上混到退休。
    可是,这样一个体制内排名末位的屌丝,却突然在1906年受到了深不可测的命运的垂青,从此平步青云,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人物。
    原来,萨索诺夫虽然不算豪门,却有个厉害无比的连襟,这连襟是罗曼诺夫王朝末期的权相,大名鼎鼎的彼得?斯托雷平。
    如果你不知道斯托雷平是谁,那么这句话你肯定听说过这句话:“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最初发明这句豪言壮语的并不是普大帝,正是这位斯托雷平。
    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遭遇失败后,国内爆发了一场起义。风雨飘摇中,扑灭地方起义的斯托雷平被沙皇看中,从一个省长连升三级,被任命为首相。就连作为首相连襟的萨索诺夫,也跟着鸡犬升天,没多久就当上了沙皇俄国的外交大臣。
    斯托雷平对民众大开杀戒,将起义镇压了下去。他在三年里将3000多人送上绞刑架,人们把绞刑架称作“斯托雷平的领带”。
    如果仅仅是条领带,那么斯托雷平就应该简单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奇怪的是,历史对斯托雷平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很多人对他称颂不已,其中就包括普大帝。
    造成这种撕裂的原因,那是因为斯托雷平后来进行的改革,史称斯托雷平改革。

    斯托雷平是一名传统的俄罗斯庄园贵族,深知农村的痼疾。
    前面说过,俄罗斯向来被认为是个贫困野蛮的化外之地。为了改变这个困境,三百多年前的彼得大帝时,俄罗斯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改革,以后的几百年里几乎未中断过。
    可惜这个国家侵略成性,经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一有了力气又开始折腾邻国,于是几百年的时间里,它的国际国内时战时和,一直处在动荡之中。动荡的局势,使得它的任何改革都缺乏一个稳定的基本面,于是虽然尝试不断,可是改革总是经常胎死腹中,经常不是被战乱中断,就是因为大人物被刺杀而被中断。
    斯托雷平掌权后提出了新思路。他认为,前面这些改革之所以不太成功,正是因为封建专制的根深蒂固。前面那些从自上而下进行的变革,越到了下面遇到的阻力也就越大。
    俄罗斯是个保留了农奴制残余的农业大国,农奴制的毒瘤早就渗透到了它的每一个毛孔里,每个村庄就是俄罗斯的毛孔,要想救国,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自下而上,把顽疾从根子里刨掉。
    于是斯托雷平一边对民众大开杀戒以稳定局势,一边在俄罗斯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他鼓励农民退出村庄的束缚,鼓励开荒,将土地变成农民真正的私产。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是一场消除农奴制残余的有效尝试,堪称俄罗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对土地的渴望,转瞬间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可是,俄罗斯虽然地广人稀,那些好一点的地盘,早就被大地主跑马圈地占领完了,开发潜力并不大。幸亏俄罗斯开疆拓土厉害,无数从别人手里抢来的土地等着被俄罗斯人开发,这其中最大的一块,就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西伯利亚大多天寒地冻,又是不毛之地,最要命的是交通极为不便。可是一项宏伟工程的建成,一举扭转了这个困局。
    这项宏伟工程,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
    西伯利亚大铁路是在日俄战争前期赶工完成的,它虽然未能挽回俄罗斯的败局,可是祸兮福所依,它一旦建成,随着斯托雷平吹响的改革号角,大铁路变成了无数俄罗斯贫民的梦想之路。数百万农民变卖了所有家当,他们拖家带口,义无反顾地奔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在广袤的大地上伐木开矿,开荒种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淘金热潮。
    每天,无数的列车,搭载着对开发东部充满憧憬的男女老少,满载着东部所需要的物资,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穿梭不停。在他们对面,同样是接连不断的火车,满载着东方取之不尽的矿产、煤炭和木材,轰隆轰隆运向欧洲。
    围绕着西伯利亚铁路,无数的城市、乡村,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那些自古以来荒无人烟的地区,突然就像大铁路建成之后的美国西部,人口激增之后需求大增,成了俄罗斯经济最闪耀的亮点。
    死气沉沉的俄罗斯经济,在远东繁荣的提振之下,短短几年之内满血复活。

    尝到了甜头的俄国,顿时明白了“要致富,先修路”这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在斯托雷平和沙皇的大力推动下,无数条铁路在四面八方延伸开来,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基建高潮。到了1913年,俄罗斯新增的铁路,是1860年的44倍。
    帝国的其它边境地区,比如黑海和高加索附近地区,大多也是从邻国手中抢来的,那里虽然也算是无主之地,可是自然环境比起西伯利亚还算是优越许多,于是那里也引来了无数的俄罗斯移民,使得这些不毛之地也空前繁荣了起来,俄罗斯人在那里渐渐立定了脚跟,改变了当地原有的民族成分。
    俄罗斯的物产极其丰富,以前之所以贫困不堪,除了因为皇权和大小贵族对百姓敲骨吸髓的掠夺,还有个制约因素是因为交通不便。
    现在农民获得了些许喘息的机会,加上交通问题一解决,顿时造就了无数富农。俄罗斯经济就此咸鱼翻身,并就此促进了工业发展。外国资本家抢着在俄国投资建厂,无数根烟囱拔地而起,向天空喷吐着无数条工业化的浓雾;地下,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工厂,为资本家提供着大量充沛而廉价的劳动力。
    俄罗斯的各大城市开始人满为患,人口成倍增加。房东将住房改造成一个个小鸽子笼出租,可是就连这样的群租,也往往是一房难求。在地下室里,挤满了到城里来讨生活的工人。
    斯托雷平后来被刺杀而死,可是此时俄罗斯经济已进入了一个势不可挡的上升周期,并没有因为一个掌权人物的去世而停滞下来。
    据统计,1913年,俄罗斯的生铁产量是1860年的14倍,煤炭产量是1860年的120倍。从1855年到1913年,俄罗斯人口从7300万增加到了1.68亿,足足增加了一倍还多,人口增长率更是吓人,达到了50%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俄罗斯的工农业各项增长指数远超其它列强,农产品出口额在世界上稳居前二。
    如果不看总量,而是从增量上看,俄罗斯甚至超过了德国,成为列强之中人口和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最有希望的国家。
    这个眼看着因为战败而濒临灭亡的帝国,因为一次改革,突然之间后发制人,进入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时代。
    老百姓就像沙漠里顽强的小草籽,稍微得到一点雨露,就能焕发出勃勃生机。斯托雷平的改革充分说明,对于小老百姓来说,哪怕统治者曾经是个臭名昭著的凶人,只要统治者过后不再折腾,给予老百姓一丁点希望,一丁点休养生息的机会,那就是老百姓之大福,国家自身也就能强盛起来,而不是光靠什么攻城略地,虽远必诛。

    可惜的是,靠着平定民众而起家的斯托雷平,因为自己的立场局限,不敢自我否定,让自己的改革走向更深的层次。
    在他看来,那些深入改革的呼声,并不适应落后的俄罗斯。如果自己一味顺从,那必然会触及国之根本,从而造成天下大乱。
    俗话说“仓廪足而知礼节”,现在俄罗斯这么穷,改革不能着急,只能是温和的改良,从经济入手慢慢来。
    斯托雷平的这种态度,让他同时得罪了激进派和保守派。在议会里,反对他的声音不绝于耳,以致于他与议会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斯托雷平自以为是国家栋梁,越来越自说自话,渐渐地他不仅看不起议会,就连沙皇也不看在眼里了。这一来沙皇生气了,在斯托雷平再次提出一项土地改革的议案时,沙皇否决了这项议案。斯托雷平一怒之下挂冠而去。
    斯托雷平的辞职,却吓坏了皇太后。她强迫沙皇改变初衷,挽留这个“唯一能拯救俄罗斯的人”。沙皇这时候还根基不深,于是不得不流着眼泪,给斯托雷平写了一封长长的道歉信,恳求首相回来继续土地改革,以拯救祖国,拯救皇权。
    1911年,斯托雷平被刺身亡。沙皇跪在临终的斯托雷平面前,心情之绝望就像不小心杀了儿子的伊凡雷帝。他一边流着泪,一边连声说:“请原谅我!请原谅我!”
    沙皇陛下是个性情中人,可是他内心柔弱,动不动爱哭。沙皇的这个特点,被一旁的萨索诺夫牢牢地看在眼里,以后它将成为这个大臣击败沙皇的法宝。
    再回到沙俄外交部。萨索诺夫刚一上班,办公厅主任席林就告诉他,意大利驻俄国大使向自己透露,奥匈可能对塞尔维亚采取突然行动,因此俄国最好现在就向奥匈发出警告,让它不敢轻举妄动。
    意大利本来是德奥的同盟国,可是它为啥胳膊肘外拐,向俄国人泄密呢?那是因为意大利与奥匈之间,因为领土问题有着固有矛盾。
    俾斯麦讽刺意大利“胃口很好,牙齿很差”,虽然有点刻薄,却恰到好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尽帮倒忙。一战期间,奥匈军队战斗力很差,几乎屡战屡败,连塞尔维亚都打不过,可是奥匈军队对阵起意大利来却非常神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可见意大利军队的“牙齿”确实不那么坚硬,它被人们称作“穷光蛋帝国主义”。
    然而意大利的“胃口”却极好,它对波黑早有觊觎之心。波黑山区向外,沿着亚德里亚海有一片狭长的海滩,意大利把它叫做达尔马提亚。这个地方在中世纪曾经归属威尼斯。虽然它现在归了奥匈的克罗地亚,可是意大利认为,既然达尔马提亚历史上曾经归属过威尼斯,就应该是意大利领土。顺着这片海滩,一直到向东的波黑,意大利自然也有权力分一杯羹。意大利就此对奥匈产生了不满。
    1909年沙皇访问意大利,两国就这件事偷偷地签署了在巴尔干地区反对奥匈的协议。可是过不多久,意大利又与奥匈签署协议,说在签署与巴尔干有关的协议时,应告诉对方。
    对于意大利的翻手云雨,德奥一直蒙在鼓里。
    萨索诺夫接到意大利人的告密,立刻约见奥匈大使查巴利。查巴利也是前段时间在渡假,最近才突然回到俄国。
    萨索诺夫劈头就向查巴利说了好一番话,他暗带威胁地说:“个人的罪行要整个民族负责,这是不公平的。俄国对于任何想屈辱塞尔维亚的企图,是不会不关心的。俄国不能容许奥地利对塞尔维亚进行语言或军事上的威胁。总之,俄国的政策是和平的,但是绝不是被动的!”
    查巴利并不惊慌,因为他早已获知了外交部的指令。外交部指示他说,对于有关塞尔维亚的问题,一定要说得四平八稳,不能让外界产生局势即将恶化的疑虑,以便奥匈采取突然行动。
    查巴利摆出一副和平天使的模样,公事公办地忽悠萨索诺夫说:“我国不能再容忍塞尔维亚的恐怖活动。目前我国政府正在对萨拉热窝事件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会提出对塞尔维亚的具体要求,我深信,塞尔维亚会接受我国提出的要求。我国无意加深与塞尔维亚的对立。”
    前文已经述及,萨索诺夫的连襟斯托雷平首相,也是被刺杀身亡的。因此在萨索诺夫的内心深处,对于受害者奥匈的心情,大概也是感同身受。
    萨索诺夫觉得已经表明了俄国的态度,听到查巴利这么说,也就放心了,查巴利离开后,他立即告诉办公厅主任席琳,没有必要威胁奥匈,因为奥地利大使告诉他,奥地利是爱好和平的。
    就在席琳要转身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萨索诺夫又加了一句,形容奥匈“它如同羔羊一般的温和。”
    此时因为巴尔干的利益冲突,俄国与奥匈的关系已经形同水火,作为外交大臣的萨索诺夫,怎么可能真的认为奥匈如同羔羊?可以确定,从内心深处说,萨索诺夫压根就没有相信查巴利的忽悠。
    不过,此时还有一桩更重要、更迫切的事情在等着萨索诺夫,那就是法国总统和总理的来访。法国贵客可是俄国的大债主、大靠山,他们的到访万万马虎不得。
    因此萨索诺夫不得不将奥匈的事情先放在一边,专心应对两位法国财神的来访。
    第13章 法国也不甘寂寞

    正在俄国人和奥地利人都在望穿秋水的时候,一支法国舰队,正在暗礁密布、航道狭窄的波罗的海上匆忙赶路,日夜兼程地赶赴俄国。这支舰队保卫着一艘巨大的巡洋舰,巡洋舰名字叫做“法兰西号”,它里面的乘客,正是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和总理维维安。
    又一个世界大战的关键人物出场了。他就是法国总统普恩加莱。
    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出生于洛林的律师世家。他的家乡在普法战争的时候成了战场,后来又被割让给了德国,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写作的背景就是这个地方。
    被赶出故土使得普恩加莱对德国有着深仇大恨。
    普恩加莱后来去巴黎大学学了法律,毕业后成了一名律师。一家军火工业巨头聘请他担任法律顾问,他借此机会在大富豪当中广积人脉,为自己从政以后的资本支持,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普恩加莱是个外省人,政治立场不左不右,本来,这样的人在巴黎应该是很不起眼。巴黎人民爱冲动,只有耸人听闻的东西才能抓住他们的眼球。可是怪的是,普恩加莱在巴黎混得风生水起,最后成了强硬派的领军人物。
    原来,作为洛林人,普恩加莱一有机会就呼吁要对德国开战,说要收回被德国侵占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他的主张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一时吸粉无数。
    那么,法国群众为什么对德国如此仇恨呢?这一切,又是说来话长。

    中世纪时期的德意志,还只是个地理概念。在它境内,到处是互不统属的小诸侯国。一盘散沙的德意志,成了强邻法国的出气筒,经常稍有不从就被揍得鼻青脸肿。
    德意志地区的老大,正是哈布斯堡王朝。随着新教势力的崛起,哈布斯堡顾此失彼,老大地位岌岌可危。终于,在1618年,波希米亚(今捷克)的新教徒发动起义,将哈布斯堡的钦差扔出了窗外,史称“掷出窗外事件”。
    “掷出窗外事件”引发了欧洲各国30年的混战。丹麦、瑞典、英国、荷兰等新教徒居多的国家,纷纷加入了对哈布斯堡的围殴。哈布斯堡力战群雄,眼看即将获胜,法国加入了战团。
    法国是个天主教国家,国王路易十三还是哈布斯堡的女婿,可是讽刺的是,法国却加入了反天主教的阵营。在它看来,一个分裂的德意志,正符合法国的国家利益。
    作为主战场,德意志地区损失了一大半人口,最后哈布斯堡架不住敌方人多,不得不告饶求和。
    胜利了的法国,此时的国王换了个比路易十三更难对付的角色,那就是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路易十四挥一挥手,原先听命于哈布斯堡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被收进了法国囊中。这块地方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发源地,哈布斯堡正是从这里开始开支散叶,为自己赚了好大一份家产。哈布斯堡皇帝的一堆名号中,其中的一项就是“洛林大公”。
    占领了这块老巢,堪称是对哈布斯堡的最致命一击。从此,曾经称雄世界的哈布斯堡王朝开始了漫漫下跌之路,时间不多不少正好三百年,在1918年轰然崩溃。
    不过路易十四有个难题。阿尔萨斯洛林和德意志一样,里面到处是诸侯领地,虽然大家公认哈布斯堡是共主,可也不是全都听皇帝的。自古以来,土地、私权就是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力,这跟中国的“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不太一样。由于里面到处是诸侯领地,法国要是全占了的话,就几乎要得罪整个德意志。
    于是路易十四就跟大家说好了,大地区名义上归法国波旁王朝管辖,包括阿尔萨斯首府斯特拉斯堡;至于里面那些零零碎碎的小飞地,就仍旧归原来的德意志诸侯吧!
    谁知没过多久,法国大革命来了。法国借口阿尔萨斯派人参加了庆祝革命的同盟节,将阿尔萨斯洛林完全并入法国。
    这样一来,法国招来了世仇。被夺走领地的德意志诸侯找哈布斯堡皇帝哭诉,要求皇帝主持公道。皇帝非常恼怒,就一边收容叛逃过来的法国贵族,一边厉兵秣马,宣称要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
    后来法国大革命愈演愈烈,推翻了哈布斯堡的女婿路易十六。奥地利再也忍不住了,它和普鲁士组成联军,开始了漫长的反法战争。

    战争中拿破仑横空出世,他多次大败反法同盟,不仅断了奥地利收回阿尔萨斯的念想,更是将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传遍了欧洲。可这样一来,又一个祸根出现了。
    因为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唤起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让德意志这个原先四分五裂的地区,出现了民族认同感。现在不仅哈布斯堡觉得冤屈,就连普通德意志人也突然发现,被法国人夺走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那里大部分人说的是德语,自然应该是德意志的领土。
    找那个以前老是欺负自己的家伙算账,把那些被法国人统治的日耳曼同胞解放出来,渐渐成了德意志爱国民众最大的愿望。
    这个愿望的实现人来了,不过他不是哈布斯堡,而是后来居上的普鲁士。普鲁士此时正致力于德意志的统一,它被德国人称作“民族解放战争”。
    普鲁士在战争中发展壮大,最终打败了哈布斯堡王朝,统一了大部分德意志,一个强大的德国崛起了。
    此时有人向威廉一世建议,咱们不可沽名学霸王,干脆把奥地利一块儿解放算了。可是俾斯麦坚决不同意。
    原来,作为天主教的保护人,哈布斯堡自古以来就保护着一大帮非德意志人。如果将奥地利统一进来,必然不得不将那些非德意志人一起拉进德国,从而为这个号称德意志民族的国家带来一大堆民族矛盾。
    高举着“民族解放”大旗的俾斯麦,可不愿意去趟这浑水。
    何况,当时的德意志也不是铁板一块,它的北部是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宗教上来说大致属于新教地区,南部则属于天主教范围,老大一向来是哈布斯堡王朝。信仰天主教的南部人民,很不情愿接受新教徒的领导。新生的帝国很不稳定。
    另一方面,如日中天的普鲁士就像一个逐渐成长的壮汉,虽然东征西讨拿到不少好处,可一想到以前受到的欺负,还是觉得满心怒火,拳头忍不住痒痒。
    怎么样才能让他既发挥出多余的精力,又能稳固新的土地,让帝国江山永保呢?机会很快来了。
    1866年,西班牙爆发了革命。波旁王朝的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逃亡巴黎。后来女王眼看复辟无望,就在1870年宣布退位,王位空了出来。
    西班牙临时政府于是打算从外面请一位王族来做西班牙国王,临时政府看中的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从家族来说,这位亲王还是威廉一世的堂兄。
    在西班牙人看来,皇冠在哈布斯堡和波旁家族之间争来抢去,现在轮到了霍亨索伦家族,正印证了那句“皇帝轮流做”,本来也无可厚非。谁知西班牙的建议惹恼了一位大人物,他就是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
    这位拿破仑三世,正是那位让欧洲闻名丧胆的拿破仑的侄子,同时又是拿破仑前妻约瑟芬的外孙。约瑟芬嫁给拿破仑时前面已经有了一双子女,后来约瑟芬的女儿嫁给了拿破仑的弟弟,诞生了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三世虽然出身高贵,却是位不安分可是又志大才疏的皇帝。他一心只想着恢复他叔叔的辉煌,却又毫无智商,做事冲动,没有他叔叔的魄力和洞察力。
    此人原先是个总统,眼看快要大选时,因为怕被选下台,急忙发动政变,在刺刀的保护下延长了总统任期。后来任期又快到了,他又觉得总统还是不过瘾,干脆封自己做了皇帝。
    拿破仑三世不仅在全球各地煽风点火,更是将波旁王朝统治了好几百年的西班牙,理直气壮地当成了法国的后花园。
    本来,眼看隔壁的受气包变成了强大的对手,接连打败了丹麦和奥地利,拿破仑三世就在生气窝火,现在看到普鲁士居然要西扩,觊觎自古以来的法国后花园,这可怎么得了!
    利奥波德亲王眼看法国皇帝怒了,急忙知趣地表态,拒绝了西班牙要自己做国王的邀请。
    利奥波德亲王如此高风亮节,简直就像欧洲的伯夷叔齐。那么,这事儿本来也就该过去了。可是余怒未息的拿破仑三世不肯罢休,他亲自写了一封给威廉一世的讨伐密信,命令法国驻普鲁士大使将电报带给正在休假的德皇。
    在信里,拿破仑三世逼着德皇做出承诺,保证从此永不觊觎西班牙!
    @江山雨梦 2022-07-09 21:35:46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应该谈关于战术方面的任何问题。关键要谈战略方面。英,法,俄三国协约就是一个极高明的战略。德奥意三国同盟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英,法俄就可以从东西两个方面向德奥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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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支持。我尽量只讲事情,德国该采取什么战略,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认为德国有一点值得反思,那就是过于迷信丛林法则,而且将它大声嚷嚷出来,“以前你们都是强盗,现在我强大了,凭什么我就不能做强盗?”这就引起了别人的恐慌,毕竟多数人是倾向于维持现状的。作为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跟美国那样自称中立,闷声发财也就是了,何必要到处吹牛,惹别人警惕呢?与多数国家为敌,注定是要失败的。可悲的是,开战前威廉二世居然还在吹牛,说什么“尽管我们的敌人是全世界,我们也能战斗到底!”
    威廉一世看到密函也怒了,就打算拒绝法国的无礼要求。不过眼看着法国气势汹汹,一副要开打的架势,他对能否斗得过拿破仑三世也是心里没底,于是就给法国写了一封回信,希望能缓和一下法国的怒火。
    此时威廉一世已是普鲁士的汉献帝,他写的任何信,都要得到宰相俾斯麦的审核批准。他就将自己的回信和法皇的密函一起,转给了在柏林的俾斯麦首相。
    俾斯麦看到来信,突然脑洞大开,想出了一个转移矛盾的绝好办法。
    那就是引诱法国开战,从法国手里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地区。
    如果德国夺回那个地区,不仅让德国边界有了孚日山区的保障,让法国在地理上处于劣势,以后只剩下被动挨打的份儿,更妙的是,这样还能让那些心怀不轨的南部天主教教徒们,突然面临到来自莱茵河对岸的压力,进而不敢轻举妄动。
    俾斯麦意识到,解放那些阿尔萨斯洛林的德意志同胞,肯定就能极大地遂了帝国那些爱国民众的心愿,让他们更坚定了民族自信心,进而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大旗下。
    与法国开战,将是利于德国长治久安的妙计!
    于是俾斯麦在威廉一世的信上大改特改,把它改成了痛骂拿破仑三世的讨伐檄文,还说让值日副官传谕法国大使,国王陛下跟大使没什么好谈的了。
    第二天7月14日,正好是法国国庆日。法德两国的报纸上突然连篇累牍地报道了威廉一世对法国的回复。
    拿破仑三世得知德国专挑国庆日对自己如此出言不逊,而且还让一个卑微的副官来传喻自己的大使,大怒之下上了当。他立刻向普鲁士宣战,还亲自率部队御驾亲征。这就是普法战争。
    普法战争的结果,崛起的普鲁士打败了老牌的法国,威廉一世不仅俘虏了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元帅,还在凡尔赛宫加冕称帝,索取了巨额赔款后才心满意足地撤了军,并顺手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夺回,并进了德国的疆域。
    在威廉一世看来,将自古以来就属于日耳曼的失地收回囊中,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谁知这一光荣举动,却为后来的一战埋下了伏笔,因此也就是为霍亨索伦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法国被如此粗暴对待,彻底伤害了它的大国自尊心。从此法国将德国认作了死敌。
    法国人经过好多年的思想洗礼,“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法兰西”这一概念,早就深入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德国人这么粗暴地夺走阿尔萨斯洛林,法国人形容,“就像把孩子从母亲怀抱里夺走”。
    至于阿尔萨斯洛林人,人们虽然大多说德语,可是他们受了上百年自由思想的熏陶,在他们内心中,封建皇帝早就是坏蛋的代名词,现在要他们接受一个皇帝的治理,自然是深恶痛绝。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德国制造麻烦,反对法国割让,要求重回法国的怀抱。
    法国迟早要发动一场战争,将她的孩子夺回来。
    俾斯麦也明白法国必然要报复,可是他对德国自信满满,认为德国能够永远强过法国,能够坦然应对法国的任何报复。
    此时的德国,正在蒸蒸日上的发展之中,不仅它的GDP完虐法国,就连人口也让法国望尘莫及。1880-1910年期间,德国人口增长了43% ,一战前,德国人口更是高达5000万,而且还在不断增长,完全碾压法国的4000万人口。
    在国际上,外交老手俾斯麦更是合纵连横,让法国找不到任何机会。他努力地将俄罗斯和奥地利这两对冤家凑合在了一起,法国被彻底孤立了。
    俾斯麦没想到的是,天下大势变幻莫测,德国不可能永远幸运下去,永远压着法国一头。他刚下台,德国在俄奥两国之间的走钢丝政策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德国被迫选边站队,在1890年通知俄国,不再续签《再保险条约》。
    法国立刻发现自己的机会来了,她开始努力地拉拢俄罗斯。而法国拉拢俄罗斯最有力的武器,是她的金融资本。
    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有着在当时全球数一数二的金融资本,而这正是俄罗斯所缺少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其实,在当时法俄两国的心目中,要论思想观念,对方都是比歪瓜劣枣还要逊的角色。在法国看来,俄国是欧洲最野蛮的国家,沙皇正是《马赛曲》里要对付的坏蛋;在俄国看来,法国是欧洲不稳定的根源。
    不过两国都是被德国孤立,深感形势危急。为了国家安全,也顾不了这么多了。1891年,俄法两国忍着各自心中的厌恶,签订了俄法协议。
    这样一来,欧洲的格局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大互相对立的集团——同盟国和协约国现出了雏形。
    至于阿尔萨斯洛林,一战后法国将它夺回,可没过多久希特勒又将它们并入了德国,这场拉锯战直到二战结束才尘埃落定,最后归了法国。
    两次战败的惨痛教训终于让德国认识到,在领土问题上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必然会带来更大的隐患。1990年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宣布彻底放弃奥德尼斯河以东所有被划归邻国的领土,以此取得了邻居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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