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古蜀史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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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古蜀史说[第23页]

作者:cdnwpu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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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老师提供的专业资料，两位老师皆是博学鸿儒，真是惶恐之至！

    褒斜古道的由来
    姒平向姬奭一揖曰：“吾国居山之阳，贵国居山之阴，彼此往来不利，古道水陆艰辛，北上时日绵长，若行义举，兵贵神速也。北之褒国有褒水斜水谷地，可贯贵国，然山高水险，飞禽折翅，走兽断足，人力不逮，为之奈何？”
    姬奭曰：“吾曾入斜水，知其难也，然则非不可越，褒水之畔，可以舟代步。”
    柏毓抚须曰：“褒水湍也，不利军行也。何不聚两国之力，以通褒水斜水？吾地自南而北，贵国自北而南，中汇于褒斜之接也，何如？”
    姬奭快速的思量着开通褒斜古道的利弊：若褒斜道通，周氏越华山（秦岭）入古蜀地，乃至更往南之地，有利于南北往来，见古蜀地也有意通褒斜之道，且褒斜道最难之处的褒水古蜀地已自领，斜水道的开辟并不是很难。不论从哪个层面来看，都是利大于弊。两相权衡之后，何不成人之美，姬奭遂朗笑曰：“吾国亦有此意，待回禀吾公父，当行便利。”
    蜀地众人皆是颔首朗笑。姬奭盟古蜀地，成！开褒斜古道，成！
    姬奭也接盟蜀的这个契机，与先贤柏皇之后的柏族结下了不解之缘，柏族也从姬奭了解了许多中原大势，愈发觉得古蜀地当奋发图强迎头赶上，柏族之后与姬奭（召公）之后也有些许交集，见后文表述。
    自周国和蜀国结盟后，褒斜古道的重开就拉开了序幕。约公元前1070年开凿一直到公元前1050年左右，前后历经近20年，褒斜古道通，中间修筑了歇脚驿站和临时石屋以作休憩和物资周转之用。古蜀国与褒国自汉中褒谷口入，沿褒水自南向北，周国与微国自眉县斜谷口入，沿斜水自北向南，汇合于太白县城。褒谷上游嘴口近20公里处水流平缓，红岩河以下至褒城之间，山谷狭窄，群峰错落，此为褒斜栈道的险峻之地。蜀褒之开山工取羌人筑飞栈之法，绝壁处采用积薪烧岩开凿缺口筑石栈、木栈，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表。褒斜古道的开辟在很大程度体现了古蜀人欲与中土加强联系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褒斜古道雏经秦、汉两朝及后世不断的修缮和改进，才有今日留下的褒斜道的痕迹，去过褒斜道的朋友对其险峻会有直观的体会。
    谓曰：飞栈入云连碧天，笮桥掩映绕林间。青石木栈匍匐进，褒斜之巅隐谪仙。

    阿普笃慕的抉择


    约公元前1098年，阿普笃慕（和姬昌差不多年纪）出生于朱提，其身长丈余，面阔有髯，浓眉大眼，身形魁伟。其为支格阿鲁直系后裔，自小聪颖多智且勇武果敢。
    约公元前1080年，成年后的笃慕在其父撮朱笃（族长）的要求下，去拜谷楷戛赶实、勺两家举办的古彝上古时期的招亲大会，也叫“赛歌会”，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与实、勺两家（部落）结烟亲盟。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长得体健貌端，能文能武的青年才俊都是最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最后实、勺两家的3女蚩以武吐、能以咪都、尼以咪哺都看上了阿普笃慕。问题来了，前文说过古彝各部族和氏族为了各自利益需要的结盟特点，其中很重要的形式就是“烟亲盟”。此时其他几个部落（武僰系后支）的青年才俊也看上了实、勺两家的3女，更多的因素还是出于部落结盟以增强各自实力的需要。换句话说，其他的武僰系分支为了争取实、勺两家，也是想尽了折子，撮朱笃部落自然也是极尽拉拢只能，最后实、勺两家夹在两大势力之间，不得已才弄出一个“公开”的“招亲大会”。
    现在显然不是讲“自由恋爱”“自由选择”的时候，本来对撮朱笃部落就有些排斥的其他武僰支系，信奉的是“佳缘天成？不。而是强者劫之！”
    心有不甘的其他武僰支系后来纠结众多部落向撮朱笃部落发起了攻击，激战昼夜后，撮朱笃部落抵挡不住，不得已向实、勺两家求援。可能本来就倾心于撮朱笃部落的实、勺两家经过思量慎重，决定和阿普笃慕联合，三方组织部落联军，与来势汹汹的武僰支系部落展开激战。你攻我守的打了几天几夜，互有胜负，战局僵持不下。武僰系恼怒归恼怒，但见事不可为，也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在撮朱笃部落出让了些许地盘和利益后，双方各自罢兵。这次争斗为后来西南地区的格局变动埋下了伏笔，且看下文分解。
    阿普笃慕后与蚩以武吐、能以咪都、尼以咪哺育有多子，其中六子表现突出，分别是笃慕阿切、笃慕阿考、笃慕阿热、笃慕阿卧、笃慕阿克、笃慕阿齐，这就是古彝历史上响当当的六祖。

    二更
    前文说到古蜀与周氏姬奭达成结盟一事，没过多久，古蜀杜氏就南下联系古彝昭曲部（撮朱笃部落）北上一起行伐殷之举，但当时古彝昭曲部远离中原，对中原之势不甚了解，撮朱笃觉得北上成都平原和伐殷对部族的发展没什么实质性帮助，他对自己的祖地（朱提）是充满了眷恋之情，于是婉拒了古蜀杜氏的初次邀请。日月变换斗转星移，远古时的生活没多少新意，除了偶尔的部族之争外，唯有的新意就是老天爷的脸色是不是又要变了，撮朱笃要遇到难事儿了。
    约公元前1072年，年年发大水的若水（金沙江与雅砻江交汇处）水势比往年来的更猛了一些，可谓百年不遇，滔天洪水席卷朱提曲靖大部，农田大面积被毁坏，牲畜四散流失，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次生灾害不断。阿普笃慕跟随族人迁徙到云南东川区的乌蒙山一带（彝史称洛邑山）高处躲避洪灾。根据以往的经验，洪灾隔十几二十年就是有的，躲一躲就过去了，没曾想一到若水汛期，连发大水，撮朱笃部落不得已在山上呆了好几年，高地取水不易，不利农耕灌溉，仅靠放牧为生，生存甚是艰辛，恢复低地农耕时日漫长，族人受挫严重，终日唉声叹息。此时撮朱笃部落的族人全靠和古蜀地的铜及手工制品商贸往来以获取生活必需品，如此又度过艰辛的十余年。
    公元前1055年左右，老族长撮朱笃已年迈，其力渐衰，阿普笃慕被推举为古彝昭曲部的大族长。此时北面的古蜀地在一边开辟着褒道，一边厉兵秣马准备北出秦岭，但古蜀杜氏忧及实力不济，不得已再次前来朱提动员。此时的阿普笃慕部落处在十字路口上，笃慕久思不能决，不得不召集各系族长商议时下当如何抉择。此时笃慕小儿子阿齐也都十五六岁了，算得成年，于是也都旁听了此次大会。
    笃慕端坐堂首，待诸位族长到齐，望向右侧的老族长（撮朱笃），道：“阿爹，天神不恤，吾地维艰，今北地宗族前来相邀，如何是好？”
    撮朱笃叹了口气，曰：“天神怒，吾辈有过。祖地得来不易也！”意思很明显，撮朱笃要固守祖地，其余族长闻言，一个个跟霜打的茄子似的，皆是不语！
    此时笃慕的三子阿热如其父般身形高大且勇武果敢，因为和古蜀杜氏有商贸往来，时有来往于两地，对蜀地了解颇多，视野宽阔。见得其祖和各族长灰心丧气，出言曰：“祖地不可废，待天神怒息，可重回租地，继先祖之志。今之选或往东，或转西，或向北，往东为先祖故地，崇山峻岭沟壑险阻，拓之不易；往西亦是如此；吾闻吾见，北地平原，易耕种畜牧，况我宗族久居北地，此等前去也有照应，何不往北？”

    撮朱笃闻言厉声曰：“竖子，休要妄言。北地或有战事，吾族岂能涉险！”见老祖发怒，阿热当即哑火，立马告罪，求救似的望着其父笃慕。
    笃慕呵呵一笑，曰：“阿爹所言甚是，北地或临战事。据我所知，此战乃聚天下正义之师，以伐无道，非北地一力所能为也。若我族北上，居可食之地以累族之巨力。抑或天赐良机也未可知也！”
    撮朱笃斜望着笃慕，曰：“可有计较？”
    笃慕应之曰：“阿爹，取食之地乃保族之本，此为重！北地或临战事，我族血性男儿，去留从心！若功成，取赀财赚人力，重建祖地不有望乎！若败，我族远离中土，何忧之有也？”
    撮朱笃闻之久久不语，悠悠叹息曰：“吾老矣，或去或留，一切抉于族长。”说完，拍了拍佝偻的背，颤颤巍巍的出了门。
    笃慕和众族长起身恭送老族长，笃慕于堂上来回踱步，眉头深锁。好半晌后，笃慕以征询的语气问道：“北上？”
    众族长你看我我看你，欲言又止，终究没有说话，然后又都齐刷刷望着笃慕。
    笃慕埋头沉思片刻，随即狠狠一拍椅子，站起身来，虎目圆睁道：“北上！”
    次年，极具胆略和远见卓识的阿普笃慕经过艰难权衡与抉择后，把祖地收拾停当，老族长撮朱笃留守祖地，笃慕即带着大部族人跟随古蜀杜氏一同北上成都平原。古蜀杜氏有了阿普笃慕的加入，势力更上一层楼，在古蜀地的话语权明显更大了，精明能干的阿普笃慕后来也成为古蜀杜氏领导层的主要成员，其子阿热性格豪爽后入军旅，几年后成为千夫长。
    不仅如此，阿热和他几个兄弟还南下串联了武僰支系和其他濮族，在昌意滇黔后裔的帮扶下，最终带了一千多濮族男儿北上一同入中原共伐殷商，是为牧誓八国中的“濮”，此濮非国，乃西南地区濮族的统称。

非常感谢朋友们和老师梦的支持，在此有个不情之请，望贴里的老师们以后提供专业资料的时候尽量的做一下分析和讲解，照顾一下贴里的其他朋友，咱们目的是探讨和推究，要是资料太过艰深，真的跟不上的。拜谢拜谢啦！

    武王出师不利
    公元前1048年左右，西伯侯姬昌崩，临终之前特意嘱咐姬发反殷筹备事宜。武王姬发不辱父命，南下北上串联反商联盟，通过安插在殷商内部的谍使如胶鬲传回来的讯息不断调整着东征时间和集结进度。如《左传》昭公四年曰：「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昭公十一年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史料表明，帝辛大军征伐东夷耗资巨盛，俘获的大批俘虏来不及消化，反商联盟举旗的时间等的就是帝辛自顾不暇的这个节骨眼。在文王姬昌的丧制期间，姬发便陆续派出使者往各路诸侯告知共举义旗时间地点，最终将聚集地点定在河南洛阳孟津，史称“孟津之誓”，也称“孟津之会”，选在这个地方也是为了与中东部和东南部的部落和小国汇合。
    但武王伐纣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史记·周本纪》载曰：“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这个记述倒还平淡无奇，但《古本竹书》又载曰：“（帝纣）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在姬发出征之前，有个小插曲对西伯侯姬昌崩逝的时间或有参考，《史记·伯夷列传》载：“及至，西伯卒，武王正兴兵伐纣，二人（即伯夷和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手下欲去，太公止，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后来武王克商，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饿将死，作歌。”这就是孤竹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故事的由来，此处有两个重点，也算得武王姬发二罪：
    一罪：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在上古时期，丧葬制度是极其严格的，根据社会阶层属性不同，丧制的规制、流程和时间长短不一，参照《礼记》中《檀弓》上下、《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等等的记载，可看出对丧葬的处理在上古时期是极为隆重和需要慎重对待的。丧葬期间是绝对不允许动干戈的，但周武王在服丧期间大兴干戈，这才有了孤竹叩马而谏，认为周武王有不孝之罪；
    二罪：以臣弑君，可谓仁乎？这一点没有疑问，周氏确实是殷商之臣，犯上作乱，称不上“仁”。若想想当初商汤不也是“有夏氏”的附属部落（算得臣）以下犯上吗？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算不上罪，但在上古时期还是有道义上的掣肘。不过，周氏是去找殷商复仇的，商王前困死其祖季历，后又囚其父姬昌，二者已经结下生死仇怨，武王但凡有复仇的底气和契机，又岂能错过。
    由此可见，武王姬发在出征的时间段很可能是在给文王姬昌守丧期间，这个时间段一般是三年（舜辟三年，禹辟三年……），也就是说姬昌的崩逝时间大概在公元前1046~1048年之间。关于这点还有一些资料可以印证，在武王出征前，伐纣总负责人吕尚（姜子牙）是卜了一卦又一卦，如《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唯太公彊之劝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太公卜卦要么是为未知前途占卜，要么就是为了给文王丧葬期间找到合适的出兵理由。但前有孤竹叩马，后有龟兆不吉，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意味着此次出师可能不利，所以“群公尽惧”。关键人物还是太公：唯太公彊之劝武王，一个“唯”字看出了当时出师时反对意见甚多，一个“彊”字看出了姜子牙的坚持，武王当然也不是善茬，也有可能机会难得，最后力排众议“遂行”。
    很多人都疑惑，武王伐纣不是盟了八百诸侯吗？为什么《尚书·牧誓》中只记载了八个国家（或部落），奇怪乎？是因为这八个国家实力最强，非也！而是因为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这八个国家（部落）是一开始就随武王从西岐出发，一路过关斩将，从西打到东。“九国联军”在到达孟津的时候，甚至还有许多部落（诸侯）在观望，迟迟不动身抑或姗姗来迟，可见《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後至者斩！”一句“后至者斩”就可以看出当时与中东部诸部落盟誓的情形可能不太乐观。“八百诸侯”架不住曾经的盟誓，倒也派了些人来，最后好多小国（部落）好多都只派了几十人意思意思，超过百人的都不多，“孟津之会”可以想象是个什么状态！ “孟津之会”远不是原来以为的“八百诸侯”积极响应的热情，群情激愤去讨伐殷商。这一点其实还有许多其他资料可以作证，此处就不一一例举了。

    此处关于文王崩逝的时间和武王伐纣的时间做一下说明，
    《史记周本纪》记载:"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饹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前前后后算下来，文王崩逝到武王跟帝纣决战于牧野前后经历了约有11年的时间。
    《竹书》：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新唐书·历志》
    案：此唐代一行《历议》所引，‘庚寅’二字为一行推算所得，非《纪年》原文。唐兰先生云：‘唐代一行根据《尚书·武成》的月日，用他的“大衍历”来推算，认为伐纣应该是庚寅。’
    《尚书·泰誓书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
    另外有关武王伐纣的相关记载是利簋铭文的4行33字：“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以上所有的史料中唯有一个时间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利簋铭文中的“甲子朝”，周以后所有的天文学家，历史学家都是以这个时间作为推算的基点来测算的武王伐纣的时间，最后夏商周工程推定为公元前1046年，这也是本文才行的时间。其实不论是《纪年》还是《史记》对公元前841年都没有明确的时间记载，都是大概的年月和事件。束晳、臣瓒版的《纪年》的时间其实也不太能采信。现在我们看到的《史记》是经过无数次的修正和辑正过的（包括时间）。
    此处做的说明是我对文王崩逝时间的推算是基于在上古时期祭制，礼制的基本就是国制国体，是所有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祭制和礼制后来有个耳熟能详的的名字叫“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有伯夷叩马而谏和“孤竹饿死首阳山”这个流传千古的故事，我也不能推算文王的崩逝之年为公元前1046~前1048年。这样的分析和考校仅供朋友们参鉴。

情况之二，假如《史记伯夷列传》记载：“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这一段为太史公司马迁的杜撰，那我的推算的文王崩逝时间则不成立，可采信公元前1046年加11年，既公元前1056年（有1年是叠加）为文王崩逝时间。这10年的时间差对古蜀史的演化并不能起到多大实质性的影响，以上所言所究供朋友们和老师们参鉴！

再次拜谢朋友们和老师们的指点和支持！既然开了贴，就尽力去做，能做到什么程度不好说，当全力以赴，尽力而为！

    昨晚与朋友们老师们讨论了西伯姬昌的卒年问题，夜不能寐，苦思良久，经过把有关资料拢归梳理后，有了一个发现和初步结论，发出来供朋友们和老师们参鉴！
    西伯之死
    将有关史料典籍按照时间的可信度按顺序讨论如下：
    1 青铜簋利铭文的4行33字：“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这是最早的有时间指针出现的青铜器皿，时间最可靠，但有个疑惑，这里的“甲子”究竟是用作记年，还是用作记日？根据《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干支记载推测，大多数用作的是记日而非记年，所以此处的“甲子”是记年还是记日，暂且先放一放！
    2 《尚书?泰誓书序》载：“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
    ------------这里的“戊午”显然是用于记日的。“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这里的“惟十有一年”是指的周氏起事后十一年，武王开始伐殷，还是武王即位十一年后才伐殷，这个值得考究，暂放！
    3 《竹书》载：“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新唐书?历志》案：此唐代一行《历议》所引，‘庚寅’二字为一行推算所得，非《纪年》原文。唐兰先生云：‘唐代一行根据《尚书?武成》的月日，用他的“大衍历”来推算，认为伐纣应该是庚寅。’ ------------可见《竹书》原文应是：“十一年，周始伐商。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这个“十一年”和《尚书?泰誓书序》应是同一个意思，还是不能决这个“十一年”是不是武王即位后的十一年，还是暂放！
    4 《史记?周本纪》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
    ------------这里可以明确的是：这些征伐都是西伯姬昌在世，并主导的，前后共计六年。有一个关键事件是伐崇侯虎，姬昌时代的崇侯虎不是武丁时期的重臣崇侯虎，这个崇侯虎乃帝辛时代戍边的商臣，也是有崇氏的后裔，爵位为侯，名为虎，大概位于陕西户县，此时的崇侯虎有双重任务，一则戍边，二则监督周氏（监军），西昌姬昌就是他给送进大牢的。
    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第七年西伯姬昌崩逝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
    ------------此处的“九年”，由上文所述应理解为周氏事征伐（起事）算起的第九年，而非武王即位后的第九年，究竟应不用管如此，且往下看！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饹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
    ------------这里的“十一年”，应该是承自上面的第九年后伐殷，在孟津“居二年”所算。
    5 结合《史记伯夷列传》记载：“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伯夷和叔齐是因为西伯姬昌礼贤下士谦逊有礼而千里迢迢从孤竹国（今考证为唐山滦南）到西岐（陕西岐山县）投奔西伯姬昌的。文王姬昌崩逝未满三年丧期，于是叩马谏武王。
    如上分析，暂采信夏商周工程推定的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正式起兵伐纣的时间，由此大致可以推算出，公元前1046年加一到三年就是西伯姬昌的卒年，即1046+1~3=1047~1049年，即姬昌的卒年可能是公元前1048年，或前1049年。史书上记载的周氏正式起事的时间大致为1049+6+3（或2）=1055年，其中6年为西伯姬昌主持的清扫障碍行动，2或3年为姬发守丧时间。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脉络，自季历因困而死后，周氏就已经起了要复仇的心，但是慑于殷商之势，西伯姬昌只有缓而图之，一边兴仁礼合诸侯，一边充当着殷商西边“牧师”之责，默默的发展己身实力。殷商自然也不可能完全相信周氏，于是派遣“崇侯”监督周氏的一举一动，于是就有了崇侯的谗言把西伯姬昌给送进了“羑里”，在里面卜了七年的卦，虽然没有算出周氏的未来却也留下了流传千古的“文王八卦”。帝辛虽然借着周氏送来的珠宝美女这个“台阶”下来了，依旧对周氏充满戒心，于是另外一个“质子”去了朝歌，他就是西伯姬昌的长子伯邑考（以嫡长子做质）。中国历史上这种以“为官”做质的行为很可能从夏朝就开始了，并一直延续到了战国后期，前后时间近2000年，有一个大家都熟知的“质子”案例，曰赵政。
    后来还是与吕尚的“偶遇”强化了姬昌起事的决心，因为殷商的强大，在吕尚的周密谋划下，周氏为了起事也是做足了准备，分了三条线，曰：两暗一明。
    两暗为：间谍战和盟诸侯，间谍战也分明暗，明为伯邑考，暗为胶鬲。
    盟诸侯，自不必论
    一明为：接着“牧师”之职行清扫前进障碍之便，于是有了姬昌在近古稀之年开启了清扫障碍的行动曰：“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六次征伐，前后历时六年，作丰邑，把前线往东推进近150公里，将丰邑作为反殷前指。伐了崇侯虎，就相当于毁了殷商的眼线，帝辛再蠢也不可能不知道周氏寓意何为，于是有了帝辛对西伯侯长子伯邑考质问和软禁，此时的帝辛还未起杀机，因为此时的帝辛大军尚在征伐东夷，无力回师，只能软禁。
    周氏暗暗起事后的第七年，西伯姬昌崩逝。为什么说暗自起事？因为此时周氏对外宣传的口号依旧是为商王除逆伐不顺。西伯姬昌崩逝，嫡长子伯邑考被商王软禁不放归，无法回西岐继承王位，起事遭遇了重大挫折，此时的周氏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境地，先王崩逝，嫡长子不能继位，伯邑考之子史逸尚且年幼，父在怎么可能立子？第二顺位的姬发如果继位也是不合礼制的，周氏极有可能面临国制不全的状态。此时还是吕尚稳住了阵脚，支持姬发暂替伯邑考带领西伯位以稳定大局。接下来是为西伯姬昌举行丧葬和守丧的环节，丧制一般都是三年。
    在头两年，周氏一直向商王协商进贡，试图用珠宝美女换回伯邑考，伯邑考换回去了，又拿谁做质？伯邑考的幼子史逸？帝辛还得当保姆，他傻？帝辛此时绝无可能把伯邑考给放回去，放也得等征伐东夷尘埃落定之后考虑的事。周氏无奈，只有加快盟诸侯的进度，这时就是上文叙述的重点，牧誓中的“八国”是最先响应周氏号召的，其他东部和东南部诸侯都还是准备先隔岸观火，视事态发展再做决定的。
    真正让姬发和吕尚正式起事反商的根本原因是，帝辛得知征伐东夷之事大局已定，商军必胜的情况下，重新掌握主动权的帝辛向周氏发出通牒，让他们到朝歌诉罪，解释一下伐“伐崇侯作丰邑”。周氏此时算是被动到了极致，此时手上的主力只有嫡系不到万人，还不够殷商塞牙缝的，其他盟誓的诸侯都迟迟不给回复，在周氏面临最困难最糟糕的局面下，牧誓中的“八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一起赶到了西岐跟着周武王一起起事。帝辛怎么可能没有眼线（斥候），很快纣王就明白了周氏的打算，于是怒杀伯邑考（剁成肉酱），今人知道的伯邑考形象大都来自《封神演义》，其实伯邑考为周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要不是西伯爵位第一继承人伯邑考去做“质子”，帝辛根本不可能放姬昌，帝辛什么珠宝美女没见过，会看上周氏的三瓜两枣？
    姬昌丧制未满三年，盛怒三次方的姬发当即决定发兵伐殷复仇，于是才有了伯夷叔齐叩马谏武王，盛怒三次方的姬发怎么可能听得进去，要不是吕尚拦着说不定把伯夷叔齐给杀了祭旗，这才有了伯夷叔齐宁可饿死首阳山也不吃周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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