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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古蜀史说[第39页] |
作者:cdnwpu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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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时间交作业! 接上文,关于“共和行政”叙述和大众认知更多的还是来自《史记?周本纪》,但自《竹书》、清华简《系年》出来后,《史记》之说便是受到了质疑。因为语焉不详,记载不多,于是便有了许多考证,考据,辨析之类的探究,历朝历代参与的人员不计其数。这般推测大约从公元前500年就开始了,直至今时今日依旧无有定论。本文无力正本清源,只是探究某种可能,一家之见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还望多多谅解! 咱们先将有关“共和行政”的历史相关记录和评析按大致的成书时间先后做一番梳理: 1 清华简《系年》(楚肃王时代,成书约公元前380年至前370年),载:“至于厉王,厉王大虐于周,卿李(士)、诸正、万民弗刃(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宋〈宗〉”; 2《左传?召公二十六年》(成书约公元前350年)载:“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 3《国语?周语》(成书时间有争议,略晚于《左传》,大约在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后由汉 刘歆重新辑录):“厉王虐, 国人谤王。邵公告日: 民不堪命矣。主怒, 得衔巫歹使盈诱者, 以告, 则杀之。国人莫敢言, 道路以目。… … 三年, 乃流王朴食。… 〔厉王子〕宣王在邵公之宫下国人围之。… 【邵公」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 4《汲冢纪年》(成书约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296年)载:“共伯和干王位”;《汲冢纪年》的受众群还是很广的,如西晋司马彪《庄子注》、南北朝 郦道元《水经注》、北宋 苏辙《古史》、南宋 罗泌《路史》、明末清初 顾炎武《日知录》、清乾隆 梁玉绳《史记志疑》等大体持《汲冢》所说。《古本竹书纪年》(清嘉庆 朱右曾 辑证)又载:“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 5《庄子?让王》(成书可能在公元前298~286年间)载:“故许由娱于颖阳,而共伯得志乎丘首;” 6《吕氏春秋?开春论》(成书公元前239年到公元前237年)载:“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请]矣。” 7《史记?周本纪》(约成书于公元前90年)载:“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而共和行政焉”。 8《汉书?古今人表》(东汉班固 成书公元105年,“八表”由班昭补写)列共伯和为中上等,其历史地位次于厉宣时期的执政大臣芮良夫、召伯虎等人,大体与祭公谋父、虢文公相若,属正面肯定的历史人物。《汉书? 古今人表》载: “ 共伯〔和〕”,位居中上,评价不可谓不高 。 9唐 房玄龄主持修编的《晋书?束晳传》言及《汲冢纪年》称:“(幽)[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这算是官方对《史记》的一种否定和质疑。 10 唐 司马贞《史记索隐》载:“共,国;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和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 11唐 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鲁连子》(疑似鲁仲连 《汉书?艺文志》收录)云:“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 等等等等…………………………………………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汲冢纪年》于宋时散佚,但唐时还有完整版,唐朝知名大家如颜师古、孔颖达等都认同有“共伯”与“共伯和”这样的观点,基本不支持“共和”这样说法,这也算是对《史记》的又一否定。直到今时今日也是有许多专家学者坚持说历史上共伯【和】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更偏向于《竹书》所载,对《史记》记录的“周公召公共和执政”持保留态度。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局面呢?上文又说到,因为这段历史隐晦不清,有许多难言之隐,不便明述! |
周五把作业交了!敬请师友们指正! 探历史隐秘揭历史伤疤,哪壶不开提哪壶便是本文要做的,若有冒犯之处,请直言批评指正! 本文认为若要探析历史事件的相对真实,当以历史背景为依托,以社会制度为框架,以文献器物为佐证,同时结合彼时的历史发展规律、人文形态、经济水平和地缘环境等要素进行多维度分析。咱们首先把被历史界定为“搞专利”不顾民众死活贪财好利的周厉王说一说,看看历史上的“周厉王”究竟是什么样? 要说周厉王,得先把周朝前任的诸王和他们做的事梳理一下,因为这样可以明晰周厉王上台时接的是什么“摊子”,如下: 周文王,姬昌,明德慎罚,勤于政事,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文王贤明是事实,真实的文王其实特别能打,至少比武王姬发能打; 周武王,姬发,因他毕其功于一役结束了有商,而后也是任贤用能,算得英明神武,可惜早逝; 周成王,姬诵,西周的“刘禅”,不计前嫌,励精图治,平三监营成周,宅中国封诸侯,制礼乐强统治,一代贤王; 周康王,姬钊,平定东夷,北征略地,西伐鬼方,文治武功,推行成王政策,促成“成康之治”,天下安定,刑措不用,一代明王; 周昭王,姬瑕,欲承祖业开疆拓土,威东夷伐荆楚(应是荆蛮之地,非楚国)。最后一次南征,丧六师命陨汉水,博得“弘鲁昭王,广批荆楚,唯狩南行”之评语,《逸周书?谥法解》曰:“昭德有劳曰昭,容仪恭美听昭,圣闻周达曰昭”。若就姬瑕的功业来评断,谥为“昭”可能是不太恰当的; 周穆王,姬满,征犬戎、伐徐戎、作甫刑《吕刑》。性格豪放喜游乐结交,姬满是一个天生的外交家,算不得一个合格的帝王,因为穆天子潇洒的云游四方耗费了大量的财富。窃以为《左传》对其的评语是中肯的,“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 周恭(共)王,姬繄扈,因私而灭密国,为了增加财收和表示赏罚分明,陆续将王土分封给诸侯和大夫,周室可支配的天地渐少。又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收,实行土地私有化改革,国家收缴税金。这项重大的改革,短期有利于财税增收,但长远是不利的! 周懿王,姬囏,周朝政治腐败,国势衰落,生性懦弱的姬囏面对西戎进攻,迁都犬丘,此举可是大大的丧失了周氏的王威,迎来了其叔父姬辟方的严重不满,《逸周书?谥法解》曰“温柔圣善曰懿”,就姬囏的功业来评断,这样的谥号确实是比较客气的; 周孝王,姬辟方,因其侄姬囏的懦弱无能,丧了周氏王威,姬辟方严重违背“嫡长子继承”的祖制,但王威不振,形势紧迫,危难之时重振朝纲,征犬戎,肃宫纪,和诸侯,封非子(秦),《逸周书?谥法解》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协时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若严格按照西周体制祖制来说,姬辟方是有大逆不道,篡权乱政之罪的,就算他稳定西周有功,“孝”的谥号可能是不合的; 周夷王,姬燮,姬囏之子。蜀吕献玉,保持友好。干齐国之政,烹杀齐哀公立齐胡公,由此引发诸侯强烈不满。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周夷王之世,楚熊渠封三子为王,向周氏王威正式发出挑战,异姓诸侯不朝不贡渐渐增多,且互相攻伐,周王室不能制,王道微缺,《逸周书?谥法解》曰:“克杀秉政曰夷,安心好静曰夷”,给姬燮这样的谥号是相对合理客观的; 周厉王,姬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继任了王位,政治腐败,国势衰落,诸侯不朝,王道微缺……。换做你我来接这样的盘,面对如此困境该怎么办?像懿王一样,明哲保身能躲就躲?像穆王一样,不管不顾云游天下?像夷王一样,罔顾事实强行支撑?此时对周王制还有更致命的伤害,周恭王姬繄扈搞“土地私有化”的弊端经过这么些年的发酵终于是显露了出来,直接表现就是诸侯越来越富有实力越来越强,反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周王室越来越穷困王制越来越弱。这样的实力剪刀差面前王道微缺是必然的,“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诸侯招不来,也是必然的。 姬胡应该怎么办?身在其位的姬胡没有附加选项,重振王室树立王威是他唯一的选择。那凭什么重振?凭王命?凭册命?凭礼制?……没有用的,唯有想方设法提升周王室的硬实力,其中财力便是硬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此时姬胡不缺“礼制”之约,不缺“王道”之命,不缺“共主”之仪,唯缺这些“王道形式”的“实力财力”支撑。很显然,姬胡也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任用被大夫芮良夫批评为“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来进行改革,以盈王室。本文认为荣夷公可能是“背锅侠”,因为荣夷公在夷王时期是伯爵,称荣伯(见《宰兽簋》铭文),因其投厉王所好所求,于是被提升为“公爵”,任司徒专司财政管理。此时的冢宰可能是召公,而司徒可能是周公,也就是说荣伯把周公给挤下课了。 可惜的是,荣夷公之能大概相当于制定“削藩策”的晁错,而不及执行“推恩令”的主父偃,所以他这个“背锅侠”当得其实也不冤。 |
这一段时间杂事着实太多,更新或有延迟,还请师友们多多理解,谢谢! 交作业! 如何压缩财政以“节流”不确定姬胡是否有想到,但与民争利的“开源”倒是想到和做到了。贡赋里的田赋、贡税等尚可称为“刚性”收入,不交的诸侯可以按规制强制收缴,“徭役”可以强制安排,但“山泽之赋”、“关市之赋”这些“赋”的随意性就大了。在上古时期,山泽面积远远多于耕地面积,山泽里面的产出可能比田地里面的产出更为丰盛,况且新开的山泽是否按要求严格上报也未可知,如果各地诸侯有“自留地”,这些“自留地”可就是 “营业外收入”。试想,不管是畿内同姓诸侯还是畿外异姓诸侯真正好的收益不是来自田地而是来自山林湖泽的产出及货殖商贾的贩买,如果有人要从中“截胡”这些收益,这些诸侯们是什么反应?很明显,“荣夷公们”发现了这样的情况,他或他们或许跟“晁错”一样对周王室忠心耿耿替王分忧,也或许有着个人私心,于是提出了将“山泽之赋”和“关市之赋”的“赋”去掉,直接由王室、王都接管山泽和关市。 这样的操作已经不是不让“中间商”赚差价而是谋图直接把“中间商”抹除掉。这种不给人留活路的反社会行为,必然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阶层的抗议反对。 有如史学界公认的“共和行政”的宣王时期“重盨”铭文载:“粤邦人、正人、师氏人有罪有故(辜),乃倗即女,乃由宕,卑(俾)复虐逐氒君氒师,乃乍余一人咎。”铭文说的很含蓄,说是上级不作为只图享乐,有什么事都让下属去处理,也许下属能力有限,处理纠纷欠妥当不公正。久而久之,越来越愤怒的邦人、正人、师氏人把怒火对准了周厉王姬胡,便是“乃乍余一人咎”之内涵。不仅如此,国人不可抑制的愤怒还牵连了新立的“前宣王”,召公为了保护太子姬静,用“狸猫换太子”的方法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让国人杀死了,以致芮良夫感慨道:“天降丧乱,灭我立王”,载于《诗?大雅?桑柔》。此处不仅要发问,“前宣王”都被杀死了,那14年后的“后宣王”姬静应该来一个怎样的操作和解释才能让其以周室正统嫡长子的身份继承大统呢? 本文斗胆妄言召公“狸猫换太子”的做法是子虚乌有的,没有道理的,这样的说法除了《国语?周语》和参考《国语》的《史记》外,再无其他文献典籍有载! 那这段历史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才算合理呢?以下是我个人关于“共伯【和】干政”的推究,参考资料除了以上列举的文献,还有《诗经》、郭沫若等前辈的考证,及部分铭文记载,如“重盨”铭、师兑簋、 师晨簋、师俞簋、谏簋和井人钟等。 公元前880年,周夷王姬燮崩,留下如上文所述的“基本盘”。接盘的姬胡为了重振周室重树王威,不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为口号,急于改变周室与诸侯之间的“实力剪刀差”,搞开源不节流的“山泽关市专营”以充盈财政。为了尽快达成目标,他不允许被砸了锅碗瓢盆的“国人”擅议朝政,否则抓起来问罪、坐牢甚至杀头,这样简单粗暴的高压做法无疑会激起公愤,召(邵)公正是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才“骤谏”周厉王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疏于思考和抉择的姬胡为了掌控话语权竟然找来“卫巫”充当耳目,以监听监视。谁敢乱议朝政就抓起来问罪杀头,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表面上噤若寒蝉的“道路以目”,实则暗流涌动的“危机四伏”。 这里的“国人”不是最底层的平民或奴隶而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国都之人”、周朝中层管理者的“邦人”、守卫京师的正规军“师氏人”,由此可以看出真正反对姬胡和荣夷公做法的是当时有着相当社会地位的公卿诸侯。如此离心离德的蛮横做法也直接让同姓诸侯的召公、周公、蔡公等站到了姬胡的对立面,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显然“国人”选择了比较激进的做法“暴动”。 公元前842年,国都内发生了以公卿诸侯为首的,基于旧制框架范围内的暴力示威。注意,此时发生的是“暴动”,不是改朝换代的“起义”,更不是改天换日的“革命”。重点在于 “动”和“革”的区别,前者的诉求是维持既得利益希望得到公平对待,后者的诉求是推倒重来重建格局,两种行为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 姬胡从公元前878年继王位到公元前842年被驱逐,正儿八经的当了三十六年的王,如果说姬胡一味的胡作非为杀戮无辜而没有一定的“文治武功”,怎么可能当这么久?可见姬胡在某些方面还是符合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表现。另外本文认为公元前841年到公元前828年,这段时间是“共伯和干政”,但“王”仍旧是姬胡,只是有名无实罢了!姬胡已经被后人做了公判,本文不再衍生叙述,在此,我们做个假设,仅仅是假设。如果周厉王不这么激进不急于改变现状,而采取稳健的长期的措施会不会好一点?比如先稳住镐京和丰京的朝政,拉拢一荣俱荣一损既损的同姓诸侯站稳阵脚;修订九贡九赋以掌田地、山泽和关市之赋以充盈财政;同时尽量压缩或优化“刚性”支出以减民之负;从国都到畿内诸侯,由内及外的实行改制,将原畿内诸侯朝内任官与封地效力和实力挂钩;将畿内侯在封地内的“无限权力”降级为“有限权力”,将一方之主慢慢降级为一方大员;建立专门的服务于周王的稽查部门,用于监视和掌控畿内外诸侯的行为,防止结党营私;在实力上实质性压倒畿内外众多诸侯后,慢慢进行中央集权,实行权力集中,行政集中,财政集中,话语集中;在财力上对畿内诸侯形成绝对的优势后,加强宗周六师和成周八师的建制和掌控,为下一步震慑畿外侯及降服异族做准备;对东夷,南夷,西戎的滋扰和不服,先示威,不逊者进行惩戒性惩罚;对屡屡滋扰者出尔反尔者进行无限制攻击,灭其首,迁其族,化其地(妇好伐西羌就这样干过),上古时期,内彰威仪外服天下,打胜仗永远都是巩固王权最有利的方式。对内,强化王道威仪和全局掌控力,上行下效攻守一致;对外,稳一方攻一方,攻一处守一处,步步为营稳中求进………。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彼时的社会条件、人文条件,行为习俗或许不能支持,甚至不能允许这样的措施。当社会的认知能力和约定俗成还没发展到那一步的时候,任何超前的理念和做法结局只有一个,便是崩塌,正如超现实主义的“王莽新政”。 本文以为姬胡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彼时历史行为阶段性认知的,不过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定义,于是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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