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古蜀史说[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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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古蜀史说[第38页]

作者:cdnwpu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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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个班，交作业！不足之处，望师友们不吝指正！拜谢敬上！
    此时古蜀地的经济结构和货币体系又是怎样的呢？
    古蜀地虽说人口比起以前增加不少，但仍旧是人少地多，而且蜀地并未形成中原的“王权制”，而是“长老制”，文中称“议会制”。古蜀地的“议会制”不是指今日的民主选举和意志表达，而是平原社会构成由各大氏族和平原周边的部落游群融入混合而成的一种体现，各“长老”代表的仅仅是各自氏族而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力集中。古蜀地除了在鱼凫时期形成了短期的权力相对集中的“神王制”外，直到现在依旧没有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王权制”。古蜀地的社会架构以“长老制”为最高决策层，“食官制”为日常处理的行政单位，社会经济组成形式是以土地为主，货殖辅之，土地是取食之源，货殖是立足之本。此时整个的西南地区，货殖商贸行为完全没有社会等级和高低贵贱之分，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的延续和继承，谁要是有好的技艺，好的产品，善于经营吃苦耐劳，那就容易后来居上，在古蜀地获得立足地和发言权，比如被流放到湔山后来又回到平原的鱼凫氏后裔。自公元前1100年左右从湔山下到平原的鱼凫氏后裔，虽然曾经的王族贵族也是大族，但此时在平原上并没多少话语权，他们回到平原后没有默默的垦荒种地，而是效仿先祖东出南下货殖商贸。
    “西南丝绸之路”走的最多的是古蜀古彝一支，鱼凫氏后裔走的则是沿着东边的“僰道”东出南下，往东到得荆越一带，南下南中抵达交趾一带。相比先祖白翰，鱼凫后裔把商道之路走得更远更宽，同时也带去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从柏氏到鱼凫的几百年间，有不少古蜀先民沿着西南丝绸之路和南亚河流支系到得今越南北部一带，他们选择的落脚地点跟蚕丛先祖洪苗选三星堆一样，也选在了红河流域冲击平原的台地上。到得此地的古蜀先民与南亚地区的部落游群慢慢融合衍化，有了后来越南神话传说中的“文郎国”（实为部落联盟），其区域大致范围为今越南北部，广西西部，云贵南部。此国真正成规模在南亚有影响力的时间是蜀王时期，它与后来的开明王朝也是有些渊源，但二者关系并不是很密切，此处暂略过不表！
    最原始的商贸行为是“以物易物”，这种方式受很多因素的局限，如地域，人员，需求等等。随着地域的扩大，参与的人员增多，需求变得复杂而多样，简单的“以物易物”就会限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时就需要“中间媒介”充当“一般等价物”。任何一种经济选择的诞生都是长时间经济活动和需求的客观产物。前文有叙述到，为了促使平原与西羌的货物交换，出现蚕丛氏出布匹柏氏出粮食“背书”的“贝币”，以此作为货物交换的“中间媒介”。后来还因为货物的丰富，商贸行为的多样，还开发出了更大价值的“铜贝”，但是数量不多。《鱼凫卷》有提到“海贝”与“铜贝”的大致换算方法，本文认为其结算方式可能是“五五进位制”，五贝为手，五手为苗，五苗为索。此后平原上以贝币作为货币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直到现在古蜀地货殖商贸的进一步繁盛，交换的种类更多，货物的数量更大，涉及的范围更宽，人员更为复杂，交易更为频繁，货币的单一越来越不适合古蜀地的发展。加之南北之间相隔千山万水来往困难，每次往来需时都是几个月抑或更长，货物的量一般也是极大的，需要携带的贝币数量也就相应的多了。渐渐的，携带和保管数量庞大的贝币成了具体的问题，清算和结算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古蜀地社会结构比较复杂，人员组成也复杂，各自遵从的易货原则和结算方式也有差别，此时在平原及周边结算大多采用的是“五五进位制”，但南中地区采用的则是“四五进位制”，一贝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南北两地间结算方式的差异存在换算的障碍，原来货物少人员少的时候尚不是问题，但随着货物数量的增大和种类增多，问题自然就出来了。南北如此，西东亦是如此，古蜀地和巴荆一带的结算也是存在着很具体的障碍，因为换算方式的不明确，古蜀地到巴荆一带换精盐就吃了不小的亏。
    古蜀地货殖商贸的清算结算方式和货币体系的改革渐渐成为了重要而紧急的事项，问题切切实实的摆在了蜀主吉卡和各族老们面前。
    周夷王八年，秋起，蜀主吉卡、各位族老和食官们经过数次讨论商议，根据古蜀地主要商贸对象、货物来源地和货殖区域选定了古蜀的“称量货币”：牙币。“牙币”便是象牙，并将“贝币”和“牙币”之间进行了价值换算和重量等价。此处不禁要发问，三星堆用那么多青铜，青铜技术这么成熟，为什么不用青铜（金）作为“称量货币”？上文叙述过两点原因，一则此时的古蜀人一直认为是青铜器把前朝“鱼凫王”拖垮的罪魁祸首，引来了“瘟商”，使用青铜没有民众意愿基础；二则现在古蜀地也弄不来大量的青铜，因为平原周边还没有发现铜矿山，南中的铜矿山被其他古彝家支控制着获取极为不易。即使勉强用了青铜，也会带来很多潜在的不确定因素。象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是力量和身份的象征，都是有价物品，完全有资格作为 “称量货币”，不仅如此，“牙币”后来还成为了蜀王、蜀帝时期的“储备货币”，暂略过不表。
    “牙币”的使用和完善（蜀王时期）催生了古蜀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金融体系和表达方式，见后文详述！
    公元前872年，一生清静无为的古蜀吉卡让位于其子古蜀卡普。虽说古蜀吉卡无有袭营拔寨攻城略地这样的“丰功伟绩”，但实实在在的推动了古蜀地与南中、巴荆之间的经贸发展，促进了南中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商贾不断的入驻成都平原。
    又七年，冬，卒于西邑，后魂归祖地。

    @影武者9528 2020-05-27 16:59:57
    楼主大作，初看玄妄，细看却是极有逻辑，绝不是凭空臆想。我本就是四川彭州人，彭州与三星堆仅有10公里。对于古蜀历史、三星堆以及彭州自身的来源颇感兴趣，但很多疑问一直找不到答案，身为彭人却说不清自己的历史。楼主的观点给我很大的启发，有了一些初步的脉络。
    大元一统志讲彭州是古彭国。我一直奇怪，为什么蜀地会突然出现一个彭国，与周边土著部族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夏亡入蜀论给了我一个答案。夏人入蜀，组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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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武老师好，谢谢您的提问，你的提问我归纳为三个：
    一：大彭国的由来？
    二：夏朝有没有文字？
    三：三星堆有没有可能跟夏人有关系？
    下面我们一个个试着探讨分析一下

    问题一：大彭国的由来
    现在有关大彭国的所在地有诸多说法，如江苏彭城——古徐大彭国（《彭城志》载）、四川彭州——古蜀大彭国（《彭县县志》、《大元一统志》、《蜀中广记》、《读史方舆纪要》等等载）、四川阆中县——古蜀（阆中彭城）大彭国（《阆中县志》、《汉志》载）、河南原阳县——古豫大彭国（何光岳考证）、湖北房县——古鄂大彭国（引何光岳先生的考证）、甘肃庆阳——古甘大彭国（孔安国的考证）等等，众说纷纭。我个人的见解是：大彭国应该是大禹或夏启所封的夏氏之后，最早的封地应该在江淮一带，即江苏的彭城，后来成为了两淮流域的有着极强势力的一方诸侯。夏为商汤所灭后，在两淮流域的大彭国在盘庚之前并未受到殷商的影响，继续做强做大。直到武丁时期，定都安阳，殷商开始快速崛起，不断对四处用兵，妇好伐羌后商势力如日中天。可能在此时期，殷商为了获其两淮的战略资源，比如铜矿，对两淮用兵，如《竹书》所载的伐各种夷。商王武丁在位时，由武丁率王师出兵征讨，商武丁四十五年灭大彭国，武丁五十年灭豕韦国。
    从此后彭国后裔就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毕竟彭人是大户人家的出身，虎死不倒威从没服过殷商，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和骄傲。从流传的彭国传说画个大致路径，可看出大致是从江淮沿着江河一路逆流而上的，最后入巴蜀的阆中和彭州两地，保留着夏人的传统，但说这股力量能成为成都平原的主宰力量是比较牵强的，如果说他们融入了古蜀地，成为了古蜀地众多支系中的一支可能更为合理。

    二：夏朝有没有文字？
    我个人认为夏朝的前期难说有成熟的文字，但一定有文字雏形，夏朝中后期应该已经出现了可以独立表达的文字，这些文字不是夏朝的独创，可能是“远古五帝时期”便是有了图符或者文符一类的，夏朝不过是在国家形态更为集中的基础上将文符发扬光大，革新为了原始文字。
    这些原始文字早期受限于工具和载体，开始的载体大概率是陶器和木竹，不太可能是骨甲，因为那时最坚硬的工具当是石头，那时的青铜技术和认知得到的铜器，其硬度要在骨甲上面刻字是很勉强的。但随着铜锡铅合金的认知，青铜冶炼工艺的提升，夏朝中后期，刻字工具硬度的渐渐提高，这样便有了在骨甲上面做记录的工具，载体骨甲保存的时间显然比易碎的陶器和易腐坏的木竹更长。
    时至今日，出土的甲骨文有十几万片，或许还更多，破译的只是一小部分。这些出土的甲骨几乎都是集中在殷墟和周边出土的，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彼时的古人认知和创新能力来看，文字的演化和成熟需要的时间都是以百年或许更长时间来计量。据《竹书》记载，夏氏不断的迁都换地方有好几个，殷商前前后后换都邑也换了七八次。盘庚定都安邑（安阳）后到武丁时期不过短短百年，骨甲文的数量怎么可能一下子大爆发！！！这完全不符合历史发展逻辑，有且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至少在盘庚之前中原地区就已经有了大量甲骨文存在。
    最最关键的是，武丁时期，能独立表达意思的单体文字都有了，而且非常成熟。我文中有叙述，文字的演化过程是图画-图符-文符-文字（复合）-文字（单体），成熟的单体文字要出现，前面几个阶段积累的时间绝对不可能少于三百年，抑或更长。
    所以我个人推测，在夏朝的前中期当有陶文和竹简文，中后期便有了骨甲文，殷商前期是搜集和继承了夏朝的骨甲文，殷商中后期进一步发扬完善，才有了留给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甲骨文。
    那十几万片甲骨里面，说不得就有夏朝时期的骨甲，只是还没破译没发现罢了。在殷商时期，他们并不称前朝为“夏”，而是“西邑”代指。夏商时期不太可能有朝代的观念，多是以占有地盘和势力范围来统称，比如殷商称王畿以外的多是什么“方”“国”之类的。

    问题三：三星堆有没有可能跟夏人有关系？
    我个人倾向于，三星堆有着夏氏后裔的贡献，在文中我也做了相应的假设和推究。但我个人不采信三星堆是夏氏后裔主导的产物，也不采信大铜立人是大禹的说法。此时颠沛流离的夏氏后裔也好，彭人也罢，从长江中下游上来到古蜀地。我们假设他们来的时候古蜀地根本没几个人，他们来了之后就成为了成都平原上人数最多的，实力最强的，然后用他们的武力让古蜀地的先民屈服。
    问题来了，如果平原上都是游离的部落游群，夏氏后裔他们要把这些部落游群归拢为己用，得花多少时间？
    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后，又能归拢多少人？就算他们归拢到足够多的人，能够制青铜器了，三星堆那海量的青铜矿石从哪里来？如果是买来，得花多少物资去换？他们有那么多物资吗？没有物资又去抢吗？到哪里去抢？..........
    所以本文认为，夏人到了古蜀地后保留了夏朝的习俗，不仅如此，还融入了古蜀地，为古蜀地的青铜技术，手工器物等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后彻底融入了古蜀地。
    彭州地区可能是蜀王时期，蜀王给夏氏族人的封地，夏氏后裔还有另外最大的封地在广元一带，后文我会详细叙述到，届时还请诸位老师验证！

    加班，交作业！
    古蜀卡普篇
    周厉王七年，古蜀卡普，吉卡长子，其身长一丈五寸，额宽嘴阔，大眼阔耳，高鼻隆起，面紫有髯，三十五岁继任蜀主。此时的古蜀地耕地面积已经覆盖整个成都平原中西部，东南部也逐渐漏出雏形。平原上水系支流逐渐疏通，人口数量增长迅速，行业也逐渐细化，货殖商贾极其兴盛。古蜀地呈现欣欣向荣之时，中原之地可不安生了。周夷王姬燮之时，周王室渐微，诸侯或不朝，或相互侵伐，周厉王姬胡为拱王庭不断收缩经济大权搞国家垄断，以致民怨沸腾时有叛逆之举，周王室是“予室翘翘，风雨所飘摇”。古蜀地北上的商旅从褒国和氐人之地获悉到周王室微诸侯不朝的消息带回了蜀地。卡普获悉此情况后立即召集各大族长前来议事殿商议对策，以备不虞。
    周厉王八年，西邑议事殿，唯见五级石阶，拾阶而上，朱漆殿门，宽大厚重，巍峨神像，矗立门侧，环抱立柱，耸于门前，撑拱高擎，飞檐穿出，额枋雕花，台门立挺。入得殿内，由右及左，立柱四排，下立土台，上及穹顶，中距宽阔，两侧窄狭，北侧三阶，是为堂首，堂首以下，左右设坐，殿内敞阔，阳光通透，庄严肃穆。卡普端坐于堂首，各大族长依次落座，各食官分左右两列站定。卡普环视四周后，直言曰：“今周王室微，各诸侯相侵互伐，其制乱矣。我地虽远于中土，然与周氏世为邦交，往来如斯。当今之势，诸位可有议策？”
    众人闻言不语，片刻后柏氏族长柏博起身，向卡普拱手曰：“主上，据老朽所悉，周王势微有二:一则，昭穆之后周王文武羸弱，难束诸侯，二则诸侯势大，不奉王令者众，各相侵无休止矣，势也！我地远于周国，且有群岭为屏，北面增驻以防，固东驻以应僚僰之患，后西拓南下。”
    朝议和开会一样，有人开了话头就容易开启话匣。夏氏族长姒不害接曰：“周氏势微，诸侯相侵，利也。周室无暇南顾，诸侯自戕不暇。先祖曾言往南，此南下之时也。”
    姜氏族长姜儺起坐，向卡普拱手曰：“我族虽长居西地，但与此地融之久矣，西地与此地已难分西东。北无暇，西无忧，今宜先固北地扩东地，后西进南下”
    蚕丛氏族长冉庚颔首以示认同，曰：“我族与西地往来时日长矣，习俗几无异也，西进可图。”
    杜老杜歆抚须曰：“然也，固北地之驻以观防，东之巴地尚不足惧。然楚称王与周相伐，慎交之，僰棘之防不宜偏废，东之据点当固。吾地与南中货殖时久，当充之！”
    卡普侧头问司马，曰：“司马以为如何？”
    司马应曰：“回主上，固北防，强东驻，增西卫，图南下”
    卡普沉思半晌，曰：“善”，忽然若有所思，特地点了箭鱼氏族长柳奎的名，问道：“柳老对我地货殖商贾，可有见解？”
    箭鱼氏族长柳奎起坐向卡普拱手一揖曰：“我地起于修水，兴于商贾，通南北贯西东。今人力又增，货殖渐盛，山道四出，是时远图也！时下可水路旱路同进，水路东出巴荆之地，旱路西进南下。山道为经，群落为纬，修山道固邑落，促商贾贩货殖。”
    卡普闻言，轻轻颔首曰：“善”
    “槽工何在？”
    “嘚”
    “西地南中，货殖之状几何？”
    槽工赍出列拱手一揖，曰：“回主上，吾地与南中货殖往来已愈千载，尤以布匹、藤编、铜石、砂金、五谷为最，后增药材，木材，器用之具、竹器、饰物等。臣下以为若欲南下，当扶黔中、滇水以为前沿。西地与我地易物之时亦久矣，两地难分彼此，以毛皮、玉石、藤编、药材、牲肉为最。欲西拓，姜老，冉老最是熟稔。”
    卡普听后略作沉吟，颔首曰：“望姜老、冉老审而推之！”
    姜儺和冉庚起身拱手曰：“定不负主上之望！”
    西进不忧，可南下怎么办？卡普想到此处，深深一叹曰：“南中之势也乱，拓之恐难矣！”然后征询似的看着柏老，问道：“柏老以为，当如何作计？”
    柏博抚须曰：“昔周王封嫡支以拱王庭平天下。我地可效之，何不扶族裔宗亲为西进南下之前沿？”
    诸老闻言频频颔首，交头接耳的谈了半晌，遂起身拱手，齐曰：“当扶族裔宗亲以为西进南下之前沿。”
    卡普闻言沉默半晌后，起身肃然曰：“中土时变，我地当进。着姜部冉部联西地，以促两地之融，着司马固北防强东驻增军，以护东出南下山道，倾力扶南中宗亲，以为南拓前沿。”
    “嘚”
    至周厉王二十年，黔中及滇水古彝支系在古蜀地的赀财、乃至武力的扶持下，前后十几年不断融合周边小部落，部族由小及大，愈发兴盛。

    交作业！这一段有着较多个人的推测和见解做不得数，仅做师友们参考！
    随着南中的药材源源不断的进入古蜀地，平原上药材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药材也从食材中独立出来专门用于治病，原来兼职药师的巫傩和专职的药师（官方）慢慢区分开来。原来的天人说、神灵说逐渐倾向五行说，药材的选取和运用也渐渐融入了五行说，并由此形成了原始的五行医学理论。古蜀地药学的发展可以说完全是靠试吃、试错一点点积累而来，可惜的是古蜀地没有系统的文字来叙述和表达，但积累的制药用药之法却是异常丰富的。药材药理的探究累积和天相星体的琢磨渲染为后来古蜀的方术如炼丹、炼药、占卜、预言等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巫士的形成和繁盛提供了土壤。此时王庭的巫是祭师、药师，民间的巫则是方士、游士，民间的术士是身兼数职，即是“预言凶吉”的方士，又是“观山测地”的相师，更是“悬壶济世”的赤脚医师等等。经过几百上千年，又或许更长时间的孕育和成长，西南巫术界形成了北有古蜀方术，南有滇黔蛊术的局面，客观的说，现在看来糊弄人的“巫士”应该是上古时期的知识和文化的积累者和传承者，没有他们过去的“无知”哪来我们今天的“有知”。不仅如此，这些民间巫士也给上古神话传说的塑造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要不然我们可能连神话传说的时代都要质疑！
    前文有叙述柏氏为了给古蜀留传承和记录，一直在文字方面努力创作，那时已然有了如木石图画和刻符之类的“古蜀图符”，限于古蜀地历史条件的制约，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文字的产生更多在于知识增量的积累、阶级分化的加剧和社会管理的需要，此时的古蜀地不太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一种工具或事物能否产生往往取决于它被需要的程度，文字相对于三星堆时代的古蜀地而言，确实是不太需要的。因为彼时平原上的社会结构、经济秩序、行为习俗、语言交流等经过上千年的磨合融洽，各氏族部落间已经找到了相处的最佳方式。三星堆时代的古蜀地不能产生成熟文字大致有四个原因：一则，彼时的古蜀地没有强权机构的领导，文字创生没有支撑；二则，古蜀地的知识增量积累不如夏商周，文字创生没有基础；三则，古蜀地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的限制，文字创生没有动力；四则，古蜀地的延续传承的方式是意识形态和物象形态，文字创生不是必需。
    如此说来，古蜀地是不是就没有文字了呢？答：三星堆时代成熟的单体“文字”是没有的，但表意、指事、象形的“古蜀图符”却是有了的。经过蜀主时代二百余年的酝酿，这些“古蜀图符”慢慢的成型，其演化路线走的便是“陶文”一系。远古时期，陶文是陶工用来标记和记录的“会意”图符或文符。陶文是一种标记符号，一个概念想法，一种表达方式，其表达的往往是一件事或一类事，本文以为若用今天的思维逐字解读陶文是不合适的。另外，掌握陶文的陶工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相对较低的，也就是说今日的陶文器物所展示的可能不是当时社会的文明全貌。出现陶文并不一定就指当时只有陶文，或许还有更完善的表达方式和载体，如骨甲、竹简、毛皮、织物等，只是陶工接触不到罢了。文字和天文历法都是远古知识的核心层次，能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的一定是社会的管理阶层，而不是被管理阶层，所以成熟的文字传承是比较单线的。回过头来看，“夏社”覆灭后，夏人南下西进进入平原慢慢发展成为了一个大氏族，这里面当有夏氏贵族也有夏氏平民，他们带来了相应的习俗文化、工匠技艺，或许有文字或文符，比如陶文。此后，一直无有进展的“古蜀图符”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的朝着 “古蜀文符”的方向发展。本文以为，成熟的甲骨文是承自远古的“陶文”或“刻画符号”的，“古蜀文符”亦是如此，只是走得步子更慢，进步演化更难，适用范围更窄。
    此处不禁要发问，说三星堆时代有“古蜀图符”有什么证据吗？三星堆想找出像殷墟里面那么丰盛的甲骨文，可能没有希望的，主要是“古蜀图符”的成熟度和载体的局限，此时记载“古蜀图符”的载体多是玉器、陶器，毛皮，织物，石壁等。为什么不用骨甲？本来图符就少还不成体系，没有合适的工具，也没有社会管理的强烈需要，所以几无采用。本文认为三星堆时代的图符或文符是有的，博物馆那七个符号是有特殊意义的一种叙述，除此以外，应该有其他的图符或文符，数量可能不如甲骨文那么多，但一定有的。尚未发掘的三号坑可能会有图符或文符，即使有，其成熟度而言不会超过已出土的那七个符号，倒是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可能有“古蜀图符”的进化版，期待金沙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另外“西南丝绸之路”上，可能也有“古蜀图符”的蛛丝马迹。这说了半天也没有拿出强有力的证据，确实如此，此时还真拿不出古蜀文字的铁证来，再过几十年，等上面四个不利因素慢慢开始变化，“古蜀图符”的演变有了内外的推动力后开始慢慢朝着“古蜀文符”方向发展和完善，一直到蜀王时代中后期“古蜀文字”才渐渐成型，且看后文叙述。

    交作业！不周之处，还请师友多多指正！
    周厉王十七年，姬胡为了重振周室，强化王威，想尽办法重揽经济大权，此举搞得受封的贵族和大氏族怨声载道，一时风起云涌。此时的古蜀地也在进行着祭祀制度的大变革，重制祭祀标准、祭祀形式和祭祀规程等等。关于古蜀地祭祀前文也有相应的描述，蚕丛时期祭祖祭天祭神的形式相对单一，规格也不高，器物用度也简单粗糙；在柏氏时代，祭祀开始程式化，有了相应的规制，也有了用藤编木艺制作简易的先人形象用作物象祭祀，受限于工具，石人像倒也有但是少；到得鱼凫时期，古蜀地经过几百年的各种积累，部落游群慢慢增多，人口也就多了，为了加强平原南北之治，于是强化了祭祀形式，经过艰难的抉择用更加精美的青铜制品来代替原来的藤编木艺和石人像。随着神王制的诞生，祭祀规格越来越高，祭祀流程越来越繁杂，于是便产生了三星堆的青铜器物。因为青铜器物的制作消耗了太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古蜀地的生产经济活动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是一度疲敝凋零，更为不幸的是，还引来了四处找铜料来源的殷商。此后古蜀地便沦为了殷商铜料的廉价供应商，被盘剥达百年之久，古蜀经济更是一蹶不振。即使助周伐商复了仇解了恨，驱了瘟除了丧，却也无法改变古蜀经济百业困顿人员凋零的现状。
    经过蜀主杜勖到蜀主卡普近二百年的休养生息，古蜀地才慢慢恢复生机，人口慢慢复苏，百业渐渐振兴。鱼凫神王时的大手笔祭祀规格，现在的蜀主怕是承担不起了，一则没有民众基础，二则各大族铁定不会同意，三则铜矿山不在古彝家支控制之内，要想大规模获取铜矿，成本太高。鉴于如此种种，此时的祭祀用度和器物开始小型化、轻量化，祭祀规制开始程序化，最最重要的蜀主时代起，慢慢出现了用“人尸”来替代原来的“木尸”、“石尸”和“铜尸”。所谓“人尸”，也可简称“尸”，此“尸”非彼“屍”，它并不是冷冰冰的尸体而是穿戴整齐带着面具或画着彩绘代替先人先贤受祭的人，之所以“人尸”代“物尸”，是因为后人祭祀时印象比较直观。“尸”在祭祀中的地位是极高的，这决定了能担此角色的必定是国内或族内德高望重的人，一般人根本没有资格。文献典籍里关于“尸”的记载有很多，如殷墟卜辞中记载有“延尸”（《合集》383等）、“立尸”（《合集》5516）、“饮尸册祝”（见于《粹》第519条）、“祝于尸”（《甲》2695）、“献尸牛”（《合集》1520）等；如：《诗?小雅?楚茨》载：“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鼓锺送尸，神保聿归。”又如《仪礼?士虞礼》载：“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从尸。”再如《礼记?礼器》载：“周坐尸，诏侑武力，其礼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种种典籍文献记载都有“尸”，我们可以确信在上古祭祀礼仪中必有“尸”。若《仪礼》所载理合，那夏时有“立尸”，商周有“坐尸”，然则古蜀地很早便是有了“木尸”和“石尸”这样的物象，在神王时代还升级成为了造型精美的“铜尸”，三星堆里的青铜大立人像和铜头像（上铜下木）便是“立尸”（物象）的最直接体现。
    祭祀时，古蜀的“尸”的言行举止头饰服装等要求很严格，站姿、站位、站相等都有细致的规定，在祭祀的整个流程中，不苟言笑庄严肃穆；不若周“尸”在接受祭祀时会相互交流甚至彼此劝酒，正如曾子所言：“周礼其犹醵与？”自蜀主时代起的“国祭”，声势浩大，壁音沉沉铃音袅袅，仆从兢兢浩浩荡荡，萨玛萨帕着面具或彩绘，手操蛇执魂幡，衣黑裳脚着屐，跳傩舞吟祭诗，“尸”着面首高居上位，依次站立，蜀主和族老按尊卑高下，执璋跣足，拱手肃立。“国祭”后，便是大氏族或部落内部的“族祭”，这规格就小的多了，规制也更低，祭祀没有“尸”但有“木主”，类似三星堆的铜头像，只是材料是木头的。有条件的庶民家里，“木主”是没有的但有先人“牌位”，这个牌位没有名字是因为庶民一般都没有名字，只是画了一些简易的记录符号，此“牌位”便是后来西南官话里“先人板板”最初的雏形。最底层的平民无名无氏，从出生的身不由己到临死的不明所以，整个生命过程几无存在感，死后裹个席挖个坑就算下葬了，也就是“不封不树”。见《周易?系辞下》载：“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後丗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厚衣葬之中野还算是好的，上古时代不论中原还是古蜀地，以草席或篾席裹着下葬的比比皆是，衣服是留给活人穿的。《礼记?檀弓上》载：“古者墓而不坟”，指挖坑掩埋没有起坟；《周礼?春官?宗伯》载：“以爵等为封丘之度，与其树数”；《吕氏春秋?孟冬记》载：“营丘拢之大小，高卑，薄厚之度，贵贱之等级”，这是王公贵族才有的待遇，庶民能做到挖坑掩埋不被野狗叼走就算不错。
    本文认为“尸”着面具或彩绘代先人受祭这样的做法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慢慢的演变成为后来戏曲扮相的理念基础，仅提一笔略过不表。
    周厉王三十年，古蜀地北上南下西进东出，货殖商贾农耕渔猎，除了偶发的大水让古蜀先人困惑不已外，地动（地震）让古蜀人祭祀更加虔诚外，古蜀地慢慢的变得更加从容和淡定。蜀地人口慢慢增加至六至七万户近三十五万人，人丁兴旺商业繁盛，呈欣欣向荣之像，但此时的中原不太好过，周厉王姬胡之行“乱国不止”，民众道目以视，这是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的节奏！
    周厉王三十五年，古蜀卡普让位于其子古蜀谱尼。二年后，夏末，卡普崩于西邑，魂归祖地。同年，周厉王姬胡终究是为其蛮横施为付出了代价，被流放了。共伯“和”为众人所举，代为摄政！千古悬案“共伯和行政”究竟是什么情况，是我们想象中的民主共和吗？后文我们试着探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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