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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古蜀史说[第41页] |
作者:cdnwpu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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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作业! 话头转回来,公元前842年,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姬胡见势不妙撒腿就跑,连王子静都没来得及带上,朝东北一路逃亡到了距离丰镐400公里左右的“彘”(考证为山西霍县),《竹书》载:“十二年,王亡奔彘”,一个“亡”字足以看出此时姬胡出逃时的狼狈。 关于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的历史文献记载: 《国语?周语》:“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很明显,《国语》里有着美化和渲染邵公的做法,为什么会这样见下文。 《史记》:“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此处用了两个“太子”的说法,显然融于了汉时称呼,也添加了司马迁个人见解“太子竟得脱”。 《古本竹书纪年》:“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竹书》的记载就比较简单明了了,围王宫,杀新王,没曾想杀错了。《竹书》有个很明显的特征,一点都没有要美化修饰的想法,用词一般都比较狠厉,或者说比较务实。 《诗经?桑柔》:“天降丧乱,灭我立王”,相传是大夫芮良夫写的,关于此诗作者我个人持保留态度。不过这里说的确实是这件事。“天降丧乱”指的就是国人暴动,“灭我立王”应该是(欲)灭我立王指的是愤怒的国人想推翻我们新立的王。“灭”不是“消灭”“覆灭”,而是跟对待姬胡一样,是想推翻或驱赶,“我”是卿事寮的代称,“立王”毫无疑问就是指(前)宣王姬静。 有关这件事的记载主要是这些文献资料,从中也大致可以看出此事演化的路径,但其中还是有许多细节值得推敲。姬胡亡彘后,邵公是不是真的立了“前宣王”姬静?国人真的是围王宫要杀新王吗?邵公是刻意用其子代“前宣王”受死?“前宣王”姬静不管真死还是假死,十四年后该怎么操作才能重新继任王位?还有一个灵魂拷问,姬静在公元前842年真的是幼子吗?……… 以下是我个人关于此事的一些粗浅看法,以供参鉴! 先解说以下灵魂拷问,姬静在公元前842年真的是幼子吗?窃以为不是的,我们暂采信《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时间划分,那公元前842年的周厉王姬胡年龄应该在55~62岁之间,按照西周嫡长子继任制来看姬静当是嫡长子,那姬静此时怎么可能是十来岁的幼子?算上断代的时间误差,此时姬静应该也到了或者接近弱冠之年,仅从年龄上来看,姬静是有资格继任新王的。窃以为幼子之说是站不住脚的,除了《国语》和《史记》持幼子说外,《系年》、《纪年》和《左传》均无记载。 把姬静是不是幼子先放一下,且看此时愤怒的国人和以邵公为首的卿事寮究竟面临怎样一个局面! 在姬胡出奔于“彘”后不久,以邵公为首的卿事寮集团出于“国不可一日无君”的传统思维和惯性做法,先是陈述姬胡乱政以昭告天下安慰民心,而后便是拥立姬胡之子姬静为新王。从姬胡出逃到姬静立王之间的“不久”前后可能在三月到半年内,在这个时间段内民众愤怒的情绪显然还未平抚。刚撵走一个又立一个,什么意思?还想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新王会不会还是不给我们留活路?那些王公贵族公卿大夫不能相信,绝对不能相信!!!……不行,不行,推翻,统统推翻,于是愤怒的国人再次围攻王宫,要推翻新王。邵公见情势紧急,赶紧将姬静藏匿起来,围堵王宫没找到正主的国人气势汹汹的到邵公府邸,让邵公给个交代。 这里发生了一个误伤事件,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国人”误把邵公之子当成了周王姬静,为什么会出现误伤?难道说这些国人连新王都不知道?是的,此时大多数国人真不知道新王是谁,因为姬静完完全全是“卿事寮”集团刚内部拥立起来稳朝纲续大统的,其他人还来不及知道,由此才出现了“以召公之子代新王受过”的误伤事件。 也正是这次误伤促成了后来的以“共伯(龢)和”为首的“太史寮”与以召公为首的“卿事寮”的闭门谈判。 公元前841年的某月某日,经历过误伤事件后不再那么愤怒的国人“有组织有秩序”的来到邵公府邸,为什么去邵公府邸而不去王庭?因为他们要谈的好些内容不宜在王庭讨论。“国人”领头人便是被异姓诸侯推举出来的 “师龢父”,“龢”同“和”,所以也叫“师和父”。“师龢父”是否姬姓不得而知,其以畿内诸侯的身份从“趣马”一直做到“司马”(师氏),在周室王庭内也算是有资历有地位,加之其为人谦和德行兼备,于是成了众多畿外(异姓)诸侯的谈判代表。以邵公、周公为首的姬姓诸侯协同其他的公卿大夫虽然对姬胡所作所为言辞激烈,因为是共生关系是要与周王室共存亡的,这些人也是主持周王朝朝政的“卿事寮”重要成员。 激烈的谈判即将开始............................. |
这段时间忙于生计,更新有些慢,还请师友们不要见怪!今日更新 接上文 这有组织有秩序来到召公府邸的这乌泱泱一大片人,可不是闲杂人等,都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有远道而来的各路诸侯,有奔走疾呼的公卿大夫和公族宰夫,有邦人和正人,如民科系统的司徒:山虞/泽虞,场人,牧人,九陂,廪人等;司马:亚旅,走亚,大行,大左,走马,戍卫,旗人,弓矢,射人等;司空:掌舍,掌次,刍人;司寇:司约、司刺,掌囚、掌戮等;司士;王科系统的:宰(善夫,寺人,小臣,小子,小夫,守宫,御正,百工,虎臣,底渔、司王宥、司鼓钟等)及公族(册命礼中的“右”者,大多为姬姓,比如伯邑考的后裔,他们的地位都很高);神科系统的:太宗(属宗庙之事);太史(史尹、右史、御史、中史、省史、书史、纟要史)、太祝(五邑祝,九嫠li祝)、太士(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太卜(计有卜等)。这里面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京师的戍卫,隶属司马的师氏,亚旅,扈(賁)人,其中有个分量可轻可重的师龢(和)父,见下文。 来的人数着实不少,召公府邸虽大,想必也不太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进去,更不用说上次不分青红皂白的把召公之子给误伤了。吵吵嚷嚷半天,最后按各自诉求和立场大致分了三派,保王一派、倒王一派,中立一派。 保王一派大都是姬姓本家和以服务王室的公卿大夫,有召公(伯),其可能是厉王时期的武公;周定公,曾被卿士荣伯取代过;益(毕)公,厉王时期的执政大臣,因不同意厉王革典专利之行,后来被荣夷公取代。注意,此荣夷公就是前面取代周公的荣伯,因为他无条件支持厉王姬胡的革典专利,最后升了一阶,替代益(毕)公执政;虢季子白,虢文公(卿士,陕县),芮伯良夫(大夫),晋靖侯(晋国,身体不好,闭门谈判后回到晋地不久就卧床不起了),扬父(司工),倗父(宰),尹(做册内史),程伯休夫(宣王时任司马),秦仲(宣王时任西陲大夫),颂,兮甲,南仲,史尹等等。 倒王一派大多是正人,师氏和异性诸侯,如井伯,井叔向父禹,甫侯,齐武公,鲁真公,蔡武侯,师兑,卫牧,善父山等言辞激烈的声讨姬胡之过。 持中立态度的大多是异性诸侯,如宋僖公子举,虞公,陈幽公妫宁,杞题公姒浪,齐武公姜寿,其父吕山齐献公的上位获得过姬胡的支持,姜寿是支持周王室的,嫁女周宣王;鲁真公姬濞,明面态度是支持周氏正统,但对姬胡所为也是反对的;蔡武侯(蔡国),卫釐侯,卫国,和鲁真公差不多的态度,等等;就从如上力量对比来看,支持周氏正统的占绝大多数,这些人因为姬胡修改册命制度而义愤填膺,因此保王一派保的是周氏正统和惯例做法,而不是姬胡,同样,倒王一派,倒的对象也是姬胡而不是倒周氏正统。为什么姬胡这么遭人恨?因为历史书上记载的是姬胡与民争利,搞专利。非也,前文也做了简要叙述姬胡所作所为的出发点,但姬胡的作为除了专利这种小儿科之外,真正让公卿大夫比较憎恨的是,姬胡开始革旧制,改册命,收土地,征赋税,强王权等等,仅仅一条册命制度的改革就触动了公卿大夫的根本利益。厉王时期改变的册命制度在成康成型,穆恭定型,因为册命直接决定了公卿大夫的赏赐、采邑、为官等福利待遇。文献上记载说西周是诸侯入朝为官,但铭文上几无体现,西周的王官多为姬姓公族和畿内侯担任,畿外侯很少有到王室任职的,是姬胡改变了这个情况。 姬胡并没有在暴动中崩逝,而是亡奔了,召公将王子姬静隐匿了起来,可能在,也可能不在召公府邸。倒王一派因为保王一派私立新王,情绪激动以致冲突中误伤召公之子,但其目的当不是要打杀周王子,应是要召公为其“今王未去又立新王”的做法给个交待。如果倒王一派目的是去打杀周王子,这次事件的性质就不是“暴动”这么简单,而应该是“造反”或“革命”。 所以这次“闭门会议”更多的是针对姬胡革典专利的行为和对保王一派私立新王的声讨。 因聚集的人数太多,三派各自派出自己认为可信的代表入了召公府邸进行商讨,也可以说是谈判。进得府邸,大多数人都是心慌慌,这算什么?大逆不道吗?以下犯上吗?都不是,此时的西周的君王还不是高高在上,君权也还不是说一不二。真正慌的原因是“天下共主”的盟誓和“原始约定”的约束,上古时期背弃盟誓和约定不论在精神层面还是生存层面,造成的后果都是相当严重的,类似于三星堆鱼凫神王时代通过各种规格的祭祀,直接从精神和行为来约束甚至控制古蜀先民……… |
昨天发的内容被抽楼了,不知道哪里犯了忌讳。那分段发一下试试。 重新交作业! 不过已经闹成这样,唯有硬着头皮往下走一步看一步。召公府邸内院,大家各自找地方,坐的坐,站的站,吹得吹胡子,瞪的瞪眼,每个人好像看对方都不顺眼。 毕竟是召公府邸,主事人还得是召公(伯),待众人情绪稍安,召公出声曰:“王上缺位,我等私议于此,此举僭越,罪莫大焉!无奈我王不古,国乱家祸,民怨沸腾,国不堪乱也。聚众以议,为国之大事计,望诸位进言。” 忧国忧民的芮伯良夫性子也是急,召公语落,立马铿锵接曰:“今王职寇,任夷公专事掘利,谏面不可,然覆背以詈。良言则对诤言如醉,言道既塞反予来赫,昔日纳言形同虚设,不用其良我辈惟哀。今王出奔,新王又灭,丧乱既现,天不我将,靡有旅力,以感穹苍?” 益(毕)公,叹息一声,曰:“民心鹤唳,凄凄切切,欲言不能,何以畏忌?阻塞之川,其患也大!” 虢文公叹声曰:“今王丧制,不遵旧律,不敬神灵。皇天弗佑,国中迷乱,我辈维哀!” 善父闻之愤愤然,怒曰:“昔尧舜天下为公,禹公梳河济民,先祖苦心营周。今王无道,下犹胜之,中饱私囊,秉事不公,裁事无理。维鹈在梁,不濡其翼,朝之君子,不称其服!尸位素餐者,众矣!” 井伯见状出声曰:“民之讹言惟恐之将,良言自口莠言亦口。王上之行,戾厉如斯!星火燎扬抱薪以添,如若不纠华厦将倾!桀纣之祸,岂可忘乎?” 井伯言出,倒王一派立马就沸腾了起来,眼见情绪又要起来,周公赶紧接言道:“昔坟典之训,索丘之道,河图之囊。天道伦常,王制纲常,岂可乱乎!” 蔡武侯一听,又是护王的说辞,心里愤然,遂昂声曰:“天道有纲而王道无常。今王革除旧制不遵古序,上行下效噬利无度,蓬蒿跻身粟稷遮阴,彼其之子其害也大!” 师兑闻言叹息,曰:“王事赳赳,戎车催驾,四牡业业,戍边无居。日夜监戒,雪消芽绿,彼其之子,不与我戍。靡室靡家,归路何迟,王命凿凿,岂知我哀!哎!” 卫牧闻言,也感叹道:“王事靡盬跣足披笠,夙夜在公维见参昴。难种黍稷父母何食?” ……… |
接更 顿时牢骚之言不决,齐武公姜寿遂出声道:“小子休语,为君戍边,与君分忧乃臣下之职也!王制纲常不可乱,国人之口亦不可塞。王之纳言,骤谏之臣,皆份内事,何必妄语!今王无道,亡奔于外,新王不立,国何不国?” 此时身体抱恙的晋靖侯本来没打算来参与这个事儿,但此事算得上是当时的滔天大事,不参加是不行的。于是乎也就拖着有病之躯来了,既然来了好歹得发个言,听齐武公说完,于是颤巍巍的起身曰:“昔后稷稼穑丰实粮仓,公刘笃信匪居匪康,古公亶父迁都驻岐,维此王季其德靡悔,文王贤德笃于周国。至于武王,夙灭孽商,成康昭穆,宗成之盛。恭懿孝夷,扬周中国。今王失德,丧乱既至,国中靡乱,以有横祸。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南蛮西戎,东夷北狄,恐窃国也!” 晋靖侯如此说完,吵吵嚷嚷的内院一下子安静了,从当时历史背景来看,广义上周王室势力所及范围都算的是利益共同体。为了自身利益“暴乱”一下发泄发泄情绪表达表达诉求倒是可以,若一国无君纲纪混乱,长此以往国之不国,若为环伺外族趁势侵扰,麻烦就大了。 卫釐侯(卫武公卫和之父)暗自摇头叹息曰:“鱼靡水不活,国无君不立,今日之状,为之奈何?” 安静了好一会儿,召公再次出声曰:“汝问责于我,伤我之子,我无怼也!夫事君者,怨而不怒,况事王者。汝不事新王,国之无君,其害大也!” 一时间议论纷纷,无所适从。 鲁真公抚须顿首曰:“嗟乎!当竞择贤人,以训四方。有觉德行,万国则顺。敬慎威仪,赏罚明刑。温恭之人,维德之基。顺命之行,辅国之政。昔周公辅政,平三监灭武庚,终启成康之治也!今王亡奔,国体不立,当辅政为要!” “辅政?”王位缺失,怎么辅?迎回来?开玩笑,怎么迎?谁愿意?姬胡也不可能让其他人来辅。要不跟王上再好好谈谈?要能谈,就不会闹这么一出了。立新王?今王未逝,怎立新王?于礼制不合,国人也不依!“辅政”该怎么辅?怎么操作?辅的对象都不好确定,行不通啊!要不“摄政”?今王虽然亡奔,但就礼法上而言,姬胡仍旧是最合法最正宗的王,没有王给予授权,“摄政”就意味着僭越,僭越就意味着谋反,这个罪名可不小。从这个层面来看,内院里没有哪个愿意来“摄政”。此时,放眼整个中国,没有哪个公卿、诸侯,大家、氏族有资格有实力取代得了周王室,没有,一个都没有。 “领政”如何?举目四望,还有比召公,周公,益(毕)公这些老牌公卿更合适的吗?合适倒是合适,但倒王一派没一个同意的。国家没有核心领导层,各科之间就没法配合,国家机器也没法有效运转,这可是天大的事。最后在众人合议之下,以召公周公为首的姬姓公卿做出了让步,在众人你来我往讨价还价下,推举了一个自始至终都没怎么发言的“师龢父”来“领政”。很明显,“师龢父”是顶炮的,根本不是“师龢父”主动谋划要来“干政”,“师龢父”虽然也对姬胡的革典专利有异议,但是顶炮这事谁愿意做?“师龢父”又不傻,于是拒绝的很干脆。 谈判陷入了一个僵局,保王一派有“领政”资格的选手其实很多,但不论是倒王一派,还是中立一派不约而同的都保持沉默,理由很简单,如果他们又立新王,己身利益就很难保证。那选倒王一派,这里面可选的人也是不多,这些人虽然态度很积极,无奈资历不够根基太弱,影响力有限,恐怕压不住阵脚。保王的不行,倒王的不行,那选中立的吧!没曾想中立一派倒是干脆,整齐划一的集体弃权!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趟趟浑水可以,要承担如此大的风险,怎么可能!!! …………………… |
交作业!这段时间更新有些仓促,如果哪里考量不周请师友们多多指正! 什么情况?动静弄得这么大,到节骨眼全都蔫儿了!事已至此,不得不再次进入拉锯战………拉锯战的最终结果还是把老好人“师龢父”给推了出来!可怜的师龢父!!!默哀三分钟!!!此处不禁要发问,仅仅是师氏的“师龢父”怎么可能有资格资历来“领政”呢? 这里简要的介绍一下何谓“师氏”。师氏的解释:《书?顾命》载:“师氏、虎臣。”《周礼?地官?司徒》:“师氏,中大夫。”西周武官,掌守王门,亦领兵征战。《诗?大雅?云汉》载:“趣马师氏,膳夫左右。”简而言之,师氏很大可能是西周教导国子武备技能的教官,类似于军官学校的长官,而“师龢父”极可能是教官之长,类似于军校校长,其官阶可能不如司马(类似六部里的兵部尚书),但是实权派也有足够的王室影响力,正如黄埔军校的蒋校长。从御敌护国的角度来看,由师龢父“领政”还是比较合适的。 也不知道这样的会议也好,争论也罢前前后后讨论了多久,或许很多很多次,最后好歹拿出了个大致章程。 章程的第一条就是:承认今王还是姬胡,并试着与其沟通,如果姬胡愿意改弦更张,重新遵从旧制和原来的册命制度,收回成命还利于民,大家一起迎回今王以重振朝纲。姬胡绝对的是一个硬茬,也可以说他固执己见,前前后后14年,姬胡从未认为其做法有问题,从不妥协,且大肆声讨臣下的犯上之举。此处我们假设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姬胡不是被动亡奔,而是主动弃位。从铭文记载可知,姬胡执政三十多年可是积累了不少文治武功,周地征伐过不少地方,也被不少势力侵扰过。在一国无主,协调无度,号令难从的情况下,若再有异族侵扰,如猃狁,戍卫、宗周六师该如何调度御敌?换个角度来看,姬胡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试图从被动转为主动。根据多方考证,姬胡亡奔的地方“彘”(山西霍县),离京师(西安)也不过四百公里,这是绝对的畿内范围,远吗?如果“国人”真要覆灭姬胡,其实费不了多少劲儿,遑论姬胡亡彘后,安安生生的活了14年。从铭文记载的时间推算,姬胡之寿应不低于七十七岁,这样的年龄在上古时期绝对是高寿,不可疑吗? 章程第二条:执政两条线,民科以卿事寮为主,主事为召公和周公,王科和神科以太史寮为主,主事的是师龢父。 注意,这里的二号人物哪里去了?二号人物是谁?答:王子姬静。在这次闭门会议达成共识之后没多久,召公就把姬静护送到了成周,顺势而为的姬静也就安安静静的呆在成周学习理政和治政,不断丰富自己的羽翼,在召公周公的辅助下拉拢姬姓宗亲,将原本快要分崩离析的周室重新团结在一起。不仅如此,和其父姬胡的暗中联系也从未断绝。从后来姬静的执政理念和做法来看,几乎就是姬胡革典做法的升级版!也因为如此操作,《国语》《史记》记录“千亩之战”出现了两个时间的不一致,一个是宣王二十六年,一个是宣王三十九年,中间大致缺了一个“共和行政”的十四年。另外“千亩之战”其实宣王并没有败,而是不胜,确切的说是“兴师动众,劳而无功”。 其他的暂不论,且说“师龢父”主事太史寮后,直接接管了做册做命的内史系统,全权负责了册命之事,这才有了《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的:记载的“诸侯释位,以间朝政”,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情况出现,但这样的做法是很混乱的,所以宣王即位后,才有了“效官”的做法,一则是继承了其父厉王的思想,二则也是将混乱的“诸侯间王政”给整顿了一下。 |
共伯和领政的14年,大致的历史贡献如下: 谥号的变化 “共和行政”之前,从几代周王的谥号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都是“美称”,几无“恶谥”,这其实是王科系统和神科系统扬美抑恶的内部操作,带有很强的偏向性;不过自姬胡以后“恶谥”或“普谥”似乎便是多了起来,不是后来的周王行为有多恶,而是随着周氏衰微,评价体系理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关于“生称”和“死谥”,本文仍旧以为都是“死谥”,“生称”似不合上古规制。本文以为殷商之前“社会评价体系”应该还未成型,华夏之“社会评价体系”当始于西周,其源头便是“谥号”。随着公卿士族的言论自由兴起,不仅评述帝王功过,也评价公卿士人德行举止,评价机制由此愈发完善,后兴盛于春秋战国(自荐制),系统于两汉(举察制和征辟制),固化于魏晋(九品中正制),败毁于两晋(门阀制),勃发于隋唐(科举制),终结于民国(考选制),漫长的评价体系和选拔机制就这样绵延到了今时今日; 史官制度的变化 周宣王时期起,随着政治制度的慢慢变迁和文化方向的修正,尤其是内史寮(史官)地位的提高;随着社会的演变,帝王“谥号”不是只言“美”而弃“恶”,而是能相对公平客观的评价其功过,史官有了更大的中立空间和独立著述,这就是后世之史官能“秉笔直书、不避强御”的勇气和底气所在。然而,随着王权的强化和权力的集中,“秉笔直书”渐渐成为了后世史学家的一种理想和奢望,历史的时代色彩和主观意愿便是慢慢多了起来; 秘书制度的变化:秘书制度源自史官制度,根据史官历史表现和王室亲近程度开始慢慢分化,逐渐形成了以服务王室乃至公卿宗室的文官秘书;不得不说,脱胎于史官的“秘书”因为更靠近权力中枢,其在后来的社会功用乃至影响力显然大了许多! |
社会气质的变化:“共和行政”这十四年算是上古时期社会风气渐渐转向的分水岭,之前还是“诸侯参政,公卿议政,君王纳言”这样原始民主的做法,经过姬胡的一番强权操作算是动了社会言论自由的根基。“共和行政”算是上古自由言论的回光返照,然大势不可阻挡,自宣王上台后,废除“籍田礼”,“效官”等行为皆是在强王权轻民权。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莫不是在从事和践行姬胡未竟的事业,战国时期,诸侯之行犹有过之。上古自由言论的终结者毫无疑问是始皇嬴政,“焚书坑儒”便是秦王朝强化皇权和话语权最真实的体现,此后华夏文明的底板和架构大致就定型了,尤其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便是渐渐固化,咱略过不表。 文艺风格的变化:在“共伯领政”之前,《国风》采风而得的数量并不多,之后,反应民间欢乐疾苦的现实主义民歌民谣更多的进入了《诗经》的行列,甚至后来居上超越《雅》《颂》,成为数量最多的类型,如《诗经?国风》《周南》《召南》等。本文以为《诗经》记载的“诗”应该是唱诵的民谣,这样的民谣经采风入得宫廷后,经乐师的编排便是有了乐调,再用各种器乐演奏也就流传了下来,器乐如商之磬、铃、钲、铙、镈等,周之铃、鼓、管、钟等。 古蜀地区自鱼凫神王时代起,也是慢慢形成了古蜀版的“诗”,不过此“诗”非彼“诗”。古蜀的“诗”是用比喻、夸张、拟人、排比等修辞方法的格言警句。这些格言警句不像“诗经民谣”的曲调那般丰富多彩,但却促生了西南地区普遍适用的“习惯法”,这些格言警句后来演变成古羌族的律法格言和彝族的尔比尔吉,此处暂略过不表。 |
谢谢驻马君和明月君的提醒,确实又掉了一楼,怎么回事?我那里面完全没有什么敏感词汇吧!怎么又掉楼了呢! 补发4086楼! 此处有个疑问,师龢父怎么就成了文献典籍中的“共伯和”?就目前铭文记载而言,并没有称“师龢父”为“共伯和”的,据郭沫若老前辈对“师簋”、“元年师兑簋”、“三年师兑簋”的考证,其铭文里面有“伯和父”,于是郭老先生就把“师龢父”释义为了“共伯和”,此说后来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本文也采信这种说法,遗憾的是所有铭文里面根本就没有“共”这个字。 那“共”字是什么来的?从甲骨文的演变来看,“共”字是出自“公”字,“公”字甲骨文本意是:受人喜爱和尊崇,而“共”则在“公”的基础上多出了双手为捧的状态,意为:受到众人的喜欢和尊崇。为免冗长,此处就不张贴“公”和“共”的甲骨文了。结合上文的分析,默默无闻的“师龢父”是被多方商讨权衡给一致推举出来的,此举显然是为“共”,伯为其“爵位”,“龢”同“和”,则是其本名。姬胡缺位的这14年周朝当处在王位空缺,诸侯公卿相互牵制,多方制衡的一个状态。 插播一下,此时神科系统的小宗伯便是史鱼,即鱼凫分支“弓鱼氏”的后裔,这次“暴动”他们明哲保身从未参与。前文有叙述到姬奭南下盟蜀国时带了不少随从,其中就有弓鱼氏族人。弓鱼氏沿着黑水“嘉陵江”上游(黑水)经过氐人(蚕丛之裔)所在区域陇西陕南。因难以融入氐人区,后在周文王姬昌的贤德感召下,北上陈仓雍城一带,后来留居了下来并得到了周氏的善待。在姬昌决定南下盟蜀的时候,也曾征询过弓鱼氏的意见,姬奭带着弓鱼氏做为随从也算翻译,一起南下蜀地。由于弓鱼国在周氏盟蜀国起到的巨大作用,武王伐纣功成后获封“伯”爵位。弓鱼氏因熟悉祭祀形态、流程和用度,历代皆在周朝为官,是为小宗伯,其主要负责周室的祭祀礼仪和用度管理。弓鱼国(氏)逐渐凋零衰弱是平王东迁以后,此处略过不表。 本文认为共伯和当是领政,说不上摄政,《清华简》的“共伯和立”的叙述是比较客观的,《竹书》的用词和叙述符合其一贯风格,不过“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这样的说辞也还是说得过去,而且《竹书》之纪年(或许是后世编修)依然是以周厉王为准的。《周语》、《左传》、《史记》之叙述过于理想化,此处暂不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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